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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21章
1968
每次我去那里（华盛顿），都感到您在那里的位置非常独特，无论是采访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采访政要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我都有这种感觉。实际上我感到您的名气在每个人眼里总是那么大——也许更令人赞叹的是，在每个阶段都是那么大。在这个似乎只注重新奇的世界上，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
——1968年3月，玛利昂·登霍夫对基辛格说的话
不可能组合在一起。
——理查德·尼克松，1978年
1968年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的“大灾之年”。在越南农历新年发起的新年攻势（尽管对美国军事策划者来说不可怕，但在电视观众看起来却很可怕）打响第一炮，接下来又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越共19名工兵闯入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杀害了5名美国士兵。一连数周，顺化遍地都是血腥巷战。埃迪·亚当斯拍下一名越南共和国警官冷酷地处死被俘越南民主共和国军官阮文敛的场面，从中可以看出反击战的残酷。暴力事件似乎从电视屏幕中蔓延到美国本土。4月4日，詹姆斯·厄尔·雷杀害马丁·路德·金，当时这位民权领袖正站在孟菲斯一家酒店房间的阳台上。两个月后，罗伯特·肯尼迪穿过洛杉矶国宾大饭店厨房时，遭到巴勒斯坦移民瑟翰·比沙拉·瑟翰枪击，身负重伤。一个名叫瓦莱丽·索拉纳斯的精神错乱的极端女权主义作家甚至要谋害安迪·沃霍尔。
学生抗议席卷美国各地高校，最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然后蔓延到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到12月，反战“静坐罢课”热已波及哈佛大学。在奥兰治堡，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两名黑人学生参加反对种族隔离游行，被警察开枪打死。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外面的街头巷尾，警察和青年国际党（雅皮士）、美国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以及结束越战全国协调委员会等组织领导的抗议者之间展开激战。马丁·路德·金被害后，一些非裔美国青年责备这是政府阴谋，上街游行，引发新的种族骚乱。在加州的奥克兰和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黑豹党及其他黑人军事组织与警察发生枪战。
国外，转眼之间天下大乱。尽管新年攻势已结束，越共及其盟友越南民主共和国伤亡惨重，但美军和越南共和国军队却纪律涣散，掀起一场屠杀平民的狂潮。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第二次暴乱。8月，一支苏联领导的大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推翻杜布切克的修正主义政府。伊拉克、巴拿马和马里也发生政变。即便是宁静的英国也出现喋血预兆：（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棍击伦敦德里街头的天主教游行队伍；伊诺克·鲍威尔预言，英国前殖民地移民涌入将引起种族暴乱。虽然鲍威尔引用了《埃涅阿斯纪》（“我似乎看见‘台伯河被鲜血染红，翻着血红的泡沫’”），他的演讲却是有感于美国种族骚乱的经历而发。世界各地美式和平的说法听起来都很矛盾。美国大使在危地马拉市街上遭枪杀。朝鲜部队强行登上美军的“普韦布洛号”并占领了军舰。美军核潜艇“天蝎号”在亚速尔群岛沉没。即便是天空也不太平。1968年11月，泛美281号航班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被人武装劫持，由此掀起劫机狂潮。1961—1967年美国飞机劫机事件仅7起，1968—1971年飙升至71起。几乎所有飞机都被要求掉转机头飞往古巴，结果“送我去哈瓦那”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句流行语。
难怪林登·约翰逊担心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自尽。难怪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看来，1968年是一片“模糊”。他后来回忆道，“我筋疲力尽了”，每天就靠“阿司匹林、苏格兰威士忌和4包云雀牌香烟”度日。他对儿子说：“那年发生的事记不太清了。”不过，他儿子这代人正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祸根。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正好20多岁，这样的人在北美尤其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到鼎盛期，15岁到24岁年龄层的人占到总人口的19%。然而，也不只是美国青年人上街游行。在波恩、巴黎、罗马、斯德哥尔摩和联邦德国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这一现象已不仅限于西方民主国家。墨西哥城和牙买加金斯顿也出现学生骚乱。独裁国家如西班牙、巴西等也出现抗议活动。而且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同样出现学生抗议，1月和3月是华沙，7月是贝尔格莱德，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对正在寻找下手目标的激进学生来说，迫切需要对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亨利·基辛格还是中心副主任）采取直接行动，仅仅是静坐罢工不能解决问题。1968年10月，马克思主义十一月行动委员会针对神学街6号这座“帝国主义建筑”发起了一场持久的、愈演愈烈的运动。翌年9月，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二三十名成员，即后来组成地下气象台的一群人袭击了中心，强行驱逐里面的工作人员，致使一人身上被划出了一道伤口，缝了7针。看看这帮人散发的一页纸传单，可以大致回望当时的情景：
把持国际事务中心的人是雇佣杀手。他们就知道为政府写报告出主意，想方设法让少数美国人富得流油，让大多数美国人穷得要死。你也许以为这些恶棍会赶赴越南作战，你看他们多喜欢越战啊！但是这群猪精明着呢！他们更喜欢待在哈佛，让罗克斯伯里的黑人和多尔切斯特以及牙买加平原的白人工薪家庭的孩子去送死。
另一个类似的宣传册指责中心尽出一些“牺牲世界大多数人利益、维护美国国际权力的点子”。国际事务中心是“大学串通美国政府在国外搞经济渗透、剥削被压迫者的一个尤为明显的例子”。
国际事务中心办公室屡遭攻击，尤其是1970年4月，一间间办公室被砸毁，同年10月14日，一枚炸弹在三楼爆炸。1972年4月，有人抗议“美国对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种族屠杀战争”，办公楼再次被洗劫。
1968年，基辛格完全有理由到华盛顿任职。在他这位曾经的纳粹德国少年眼里，这些自命为新左派的人似曾相识，令人忧心忡忡。1968年3月出了一本有关纳粹纽伦堡集会的书，基辛格写过一篇书评，明确谈到这种相似之处：
有这么一种危险，现代群体社会满足不了个体的情感需要。在事事都精打细算的官僚体制国家，通常没有丝毫残余的忠诚。但是，一旦所有正常的忠诚途径被堵死，归属感可能会以一些基本的方式爆发出来。所以，一开始纳粹党特别能吸引学生这个感到自己的需要越来越得不到现代社会满足的群体，绝不是偶然的。所幸纽伦堡党派集会已成过去。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警告。
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不久，基辛格为纳尔逊·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演讲稿，阐述这一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基辛格的历史想象力绝非仅限于外交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奉为圭臬，而他的理想主义却是从根本上摒弃唯物主义。他写道，青年动乱问题是“高度工业化、严重官僚化的社会”的一种病态。这种现象尽管在最发达的社会尤为突出，但在世界各地也都存在。
一个问题是世界变化太快，这是前所未有的。处处都在摧毁人们熟悉的模式，但没有新的整合模式取而代之。现代社会崇尚特殊化。工业过程是建立在个体功能精细化的基础之上的。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注重具体的东西，而我们问题的复杂性却表明当下需要的是一些一般性原则。个体的日常生活和他的道德、心理需要脱节……
对个人的敬畏感往往遭到大规模现代生活的威胁。我们的年轻人以为行政机构在高效运行。但是这种表面看起来自动化的运作显然对个体的需要、创造性及其关心的问题造成了挤压。它们满足了效率上的需求，但没有解决个人忠诚方面的需求……真正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似乎阻碍个体发展的环境下，如何赋予生活意义。
问题的答案不是给现代病开出的良方：发展和就业。正如基辛格所言，“当代的不安，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不安”，一定程度上是在“反抗生活的空虚，因为空虚的生活只知道‘实际’问题和物质利益，缺乏更深层次的目标……当代人的焦虑至少证明，人不能仅靠经济而活；人除了物质上的幸福，还需要生活的质量和目标”。这位理想主义者非常鄙视愿意支持河内和哈瓦那的年轻人的那种假理想主义，几乎也同样鄙视同辈物质主义者落于俗套的权宜之计。
2
然而，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时至今日，1968年发生的一件最糟糕的事跟上面这些事毫无关系。那就是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
有人把尼克松的崛起妖魔化了，他们认为基辛格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一开始是记者西摩·赫什，后来有不少人接二连三地撰文声称，基辛格使用阴谋诡计，将5月开始的巴黎美越正式和平谈判的秘密和重要情报泄露出去，以帮助尼克松赢得1968年总统选举。据赫什称，洛克菲勒第三次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失败后，基辛格主动请缨为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活动效力。据赫什说，1968年9月10日，基辛格打电话给尼克松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说他“有办法联系”参加越南和谈的政府部门的朋友[1]。然后他向尼克松“传递情报”，背叛了丹尼尔·戴维森和约翰·内格罗蓬特等和他一起参与越南和谈的人员。实际上，9月17日，他前往巴黎就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谈判情况。基辛格很清楚自己在泄露机密，所以向艾伦传递情报时打的是投币电话，有时还说德语。为掩盖行踪，他同时给以前哈佛大学的同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他以前在腊斯克领导的政策规划办公室干过，现在是汉弗莱总统竞选班子的成员）提供洛克菲勒手上能证明尼克松有罪的“该死的文件”，他对布热津斯基说：“你瞧，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特别讨厌尼克松。”
报道说，基辛格是上了双保险：无论是尼克松当选，还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汉弗莱当选，他都有指望当上国家安全顾问，因为他也曾为汉弗莱效力。其实，也正因如此，基辛格才给戴维森安排了一份白宫的工作。不过，他帮尼克松帮得更多。9月26日，他对艾伦说：“越南问题马上就有大动作了。”几天后他又说：“很有可能约翰逊会在10月中旬前后下令停止轰炸。”10月12日，他报告说“很有可能政府会在10月23日前采取行动”，而且还“不能仅看表面”。10月31日，就在约翰逊下令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前12小时，基辛格对艾伦说，他有“重要情报”，即哈里曼和他的副手、国防部前副部长赛勒斯·万斯“开了香槟”，庆祝与河内做成了一笔交易。据我们所知，这一情报对尼克松简直太重要了，因为尼克松听过H.R.“鲍勃”·霍尔德曼（他后来的参谋长）和约翰·米切尔（未来的司法部部长）的情况汇报。尼克松知恩图报，于是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
赫什的说法已经成为经典。沃尔特·艾萨克森说得比较委婉，但依然认定基辛格“通风报信讨好”尼克松。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说得更离谱，说基辛格是“现任政府的告密者”，尼克松再把他给的情报通报给越南共和国政府，由此“破坏了巴黎和平谈判”。尼克松所谓的欺骗有两方面，一是基辛格泄密，一是陈香梅在尼克松和越南共和国驻法国大使裴艳之间充当信使。最近，尼克松阴谋里基辛格是同谋的说法又有了新证据，举证人是肯·休斯。
很显然，尼克松急于知道巴黎谈判的进展。比较有争议的是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说法。他说：“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对国家安全事务构成严重的甚至有可能是非法的干扰。”然而，有一种看法牢不可破，尼克松“通过在政治中打和平牌而赢得了1968年竞选”。一项对该年度竞选所做的研究表明，“共和党行动推迟了1968年的扩大谈判，有助于阻止民主党获胜，而如果民主党获胜，1969年就会出现和解”。安东尼·萨默斯称，鼓动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相信跟尼克松政府做交易更划算的是尼克松，实际上恳请阮文绍抵制和谈的也是尼克松。
下文将看到，有一点很值得怀疑：如果尼克松重新信仰贵格会，失去获胜意志，取消最后两个月的竞选活动，阮文绍总统就会采取不一样的行动。而且，还有一点也似乎同样令人生疑：即便阮文绍决定不抵制1968年和谈，即便休伯特·汉弗莱当选总统，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样会妥协，接受和解。目前来看，倒是赫什–希钦斯的说法需要我们审视一番。
基辛格密谋向尼克松泄密的说法有两个明显漏洞。首先，像基辛格以前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这样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员也不忍忽视一点，赫什根本“不能证明是基辛格先生把巴黎和谈的秘密透露给尼克松阵营的人”。威廉·邦迪（他到20世纪90年代已不再是基辛格的朋友了）同样怀疑基辛格在9月18日到20日访问巴黎期间会得到“内部情报”。下文会谈到，没有任何文件证据证明基辛格设法弄到了巴黎和谈的机密情报，当时这种情报都会自由披露给媒体。
下面我们再谈赫什–希钦斯说法的第二个漏洞。这种说法几乎完全依据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一些人的访谈或言论，而这些人显然是想把基辛格说成坏人。比如说丹尼尔·戴维森，1968年基辛格的确请戴维森到政府部门任职，但此人没有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后来戴维森到华尔街当了一名律师，事业上小有所成，不过任职政府部门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这件事的关键证人理查德·艾伦后来接受赫什采访，更不可能说基辛格的好话。那是2002年，赫什对艾伦做了一次比较长的访谈，访谈中艾伦声称，“我推荐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因为我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企图，尽管有人常说我有企图……我丝毫没有这种想法。我想回帕洛阿尔托”，他是位于该市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许是这么回事吧，不过尼克松任命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他也接受了，但有个条件：由总统任命，不是由基辛格任命。这种安排他不是很乐意。
马上……我感到自己几乎到处受挫。我的备忘录明明是写给总统的，但亨利在安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时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写材料给总统，别人写的备忘录却落的是他的名字……后来，亨利又安排一帮人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工作，这帮人说好听点儿是尼克松的批评者，说得不好听都是尼克松的仇人，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这里的二号人物，生活在敌意的海洋里。
艾伦的工作是充当“倾听者”，接待希望游说总统的底层人士，但他的报告“从未送达”总统那里，都被基辛格“拦截”了。他在政府里干了不到一年，1969年12月，因为在美军秘密基地问题上和同事产生严重分歧而离职了。
艾伦后来投靠罗纳德·里根，他很喜欢里根处理冷战的方法——“打赢”而不是“打完”。艾伦是两党制的当前危险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不论是对基辛格这个人还是基辛格继续推行缓和的做法他都竭力批评。（“基辛格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无所知。他了解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也了解越南，但了解得不多。”）1981年，艾伦被里根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算是报仇雪恨了。然而，第二年他就被迫辞职：有人指控他拿了一名日本记者的钱，安排这名记者采访第一夫人。约翰·F.莱曼也是两朝重臣，为尼克松和里根都效过力。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基辛格与艾伦的龙虎之争看得分外明白。他后来回忆基辛格是这么排挤这位多余的副手的：把艾伦安排到行政办公大楼的一间偌大的办公室里，远离西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办公室，然后把亚历山大·黑格安排进来做他手下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基辛格打赢了官场之战，却与艾伦终生结怨。
赫什–希钦斯公案的第二大证人是尼克松本人。两位作者从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谴责尼克松是骗子，然而两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认为尼克松是可靠的权威，经常引用他的话。关键的文本是尼克松备忘录[2]。尼克松谈到1968年事件时，实际上承认“力劝”他让基辛格当外交政策顾问的是洛克菲勒，不是基辛格自己。他还写道，基辛格“在竞选中给我们提建议时谨小慎微。如果他的确了解谈判内情，也没有向我们透露”。不错，基辛格费尽周折“保守自己的秘密”，这一点尼克松很佩服。不过，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职位还不知道花落谁家，何况，基辛格还多次批评过这个自己做顾问来服务的人。这个时候两边都疑神疑鬼。尼克松问自己一个体现他狡猾个性的问题：“如果约翰逊的人知道基辛格向我通风报信，因而告诉他一些虚假消息，怎么办？”他还表明他和他的竞选小组设法多方探听巴黎和谈情报，其中包括联系参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迪安·腊斯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以及10月20日找到“约翰逊核心领导层的某个人”（显然不是基辛格）。此人非常准确地报告，总统计划在电视黄金时段宣布和河内达成协议，“帮助休伯特·汉弗莱顺利参加竞选”。
其实，巴黎发生的事毫无秘密可言。基辛格走的是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这条暗线，而1968年巴黎和谈是公开进行的，媒体云集，名副其实。尼克松回忆，到10月中旬，“盛传巴黎要出大事”。依然秘而未宣的是华盛顿、河内和西贡三方各自的决策进程，这方面的消息基辛格知道的也不比一般记者多。尼克松回忆录明确表示，约翰逊10月31日要发表停止轰炸公告的关键密报也不是基辛格提供的，而是政府的一个内奸提供的。基辛格也根本没有怂恿越南共和国政府做出被邀时不参加谈判的决定。尼克松的讲述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基辛格不止一次“警告尼克松，不要发表任何在谈判中可能留下话柄的声明，我对谈判可一无所知”。由此可知，基辛格不过是帮助本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使其免遭不测，下文将说明，基辛格有充分理由担心约翰逊会攻其不备。或许尼克松的话根本不可信，但是赫什和希钦斯希望我们相信，两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尼克松的说法跟他们对基辛格的主要指控是矛盾的。
如果说指控基辛格不是好人的证据既不可靠又子虚乌有，那么这项指控本身的逻辑也有问题。如果基辛格真的很急于在1968年大选后在政府谋一份差事，那么他把越南谈判的敏感信息泄露给理查德·尼克松（谁也不能保证他必胜）就一定能心想事成吗？另一条更明显的路当然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共和党呼声最高的候选人，设法打造自己熟悉外交政策、能力强、值得信赖的声名。毕竟这些才是总统希望国家安全顾问具备的素质。不错，他渴望找份政府部门的差事，20世纪60年代为此白费了大量时间。不错，哈佛大学已经沦为喧闹之地，他完全有理由出走。而且这样也不错，他深以为自己最有资格接替沃尔特·罗斯托，成为下任国家安全顾问。但是他从不采取理智的方法谋求这一职位。事实上，1968年年初他对自己的职业前景表现得非常淡漠，居然再次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要知道洛克菲勒已经两战两败，哪里还有可能阻止尼克松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呢？
3
洛克菲勒喜欢“转租”他的顾问。初步决定不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以后，他让基辛格和竞选小组成员去帮最有希望打败尼克松的人。这个人就是乔治·罗姆尼，在所有共和党州长中洛克菲勒最喜欢的就是他。据罗姆尼在密歇根州的一位生意合伙人比尔·塞德曼回忆，基辛格被洛克菲勒派去给罗姆尼介绍越南问题，因为这位共和党公认的候选人对此有疑问。这并没有丝毫作用。1967年8月底，罗姆尼接受底特律一家电台访谈表示，他1965年11月访问越南时，“美国军方发言人给他做了一次最彻底的洗脑”。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也正因如此他在竞选时遭到重创。罗姆尼并未知难而退，但他的支持率从此一蹶不振。
任何真正有志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的人显然必须对越南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还必须跟4年前有所不同。尽管洛克菲勒嘴上说不参加竞选，但显然也已经在确定自己的立场。罗姆尼的自贬式的访谈节目播出9天后，基辛格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模拟访谈稿，期待“洛克菲勒呼吁采取对越新政策”。尽管这档节目从未播出，但这份文件对约翰逊政府政策挑战的幅度之大可谓非同凡响。基辛格建议洛克菲勒这样说，问题在于：
在一个最终看政治和心理因素的环境里，我们却运用常规作战方法。越南问题不可能通过采取任何单纯的军事方法解决。普通越南农民的不安心理首先是游击队造成的。“搜索并歼灭”行动成本太高，美国兵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也不留下来保护当地居民，保障他们的安全。应该替换成“清除并守住”行动，设法给那部分我们军队可以保护的人口尽可能长久的安全感。
在这样一个国家，只提供经济援助也不够，因为“它缺乏政治合法性观念，即在合法程序和有效行政基础上接受政府职权”。在这种环境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若不建立政治机构”只会“乱上加乱”。怎么办？单边撤军显然“不可思议”，但要美国大获全胜也似乎“无法实现”：“因此，我们的道路就在两极之间——有限地使用武力，妥协式地解决问题。”基辛格写道：“很难相信同样的军事用药再多一点儿就能奇迹般地药到病除，因为这两年军事打击规模一直在升级，却不见形势好转。”他的结论是：
美国应该专门轰炸通往越南共和国的道路，明确表示如果河内限制其渗透活动，我们就减少轰炸……
除了轰炸，设法采取其他途径削减越南民主共和国供给……
高度重视在农村发展政治稳定概念并予以实施……
全力争取以谈判方式实现和平……详细阐述我们在……越南共和国的未来状态，以及美国在越南共和国的驻军、民族解放阵线的作用等问题上到底要达到何种目的。
或许这份未发表的文件最突出的一点是，基辛格主张不仅对越政策有缺陷，而且政策研究和实施的方法也有问题：
我们指挥越战的机构根本无法胜任……遇到压力就崩溃。除了总统，没有核心部门协调不同部门的行动，但总统无暇面面俱到，只能处理重大决定。因此，各部门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或计划。于是，我们想谈判，有时却被军事升级给打乱，我们的外交行动偶尔带有一种焦虑感，最终达不到效果。
因此，他提出一个关键性建议，进行制度改革，旨在建立“一个把各种行动联系起来的核心部门”。因为“我们的外交、军事和经济行动应该是一盘棋”。这盘棋应该包括对莫斯科和北京采取更聪明的政策。
4年前，基辛格劝洛克菲勒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但洛克菲勒不听。1967年他再次失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推测性报道，引用了基辛格拒绝被引用的话（“一个做顾问的人不应该说他帮人分析的事”），洛克菲勒马上发表声明否认他在（据《时代周刊》说）“转而采取一个比较温和的立场”。然而，这件事还没完，这不仅是罗姆尼和洛克菲勒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共和党呼声最高的候选人要解决的问题。
理查德·尼克松没有完全放弃政治去当律师。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他虽然不再当政，却依然在写政治方面的文章，谈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实际上，1965年，基辛格还代表洛克菲勒写信感谢尼克松寄来至少三份越南问题声明（我们怀疑洛克菲勒没读过）。后来，1966年选举日，洛克菲勒在等候是否能再次连任纽约州州长的消息时，突然收到尼克松的一封非同寻常的来函，用洛克菲勒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位“真心大盟友”的来函。尼克松声称，尽管局势“迫切需要采取新的行动，约翰逊政府却没有提出一条新思路，令人深感沮丧”。
我想说的是我看民主党出不了新的领导人，因为第一，他们党内出现了分裂，第二，约翰逊完全不能从理想主义角度规划政策。就共和党而言，众议院和参议院那些人似乎都提不出新点子。我的建议很离谱，也许成不了气候，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兴奋、很有趣：如果我们俩能像过去那样坐下来，在外交领域提供一些急需的领导力该多好！
尼克松写这封信的动机暂且不论，后来两人并没有见面。但是，尼克松居然有这种想法，这说明约翰逊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误为共和党重新布局创造了机遇。
从表面上看，洛克菲勒和尼克松还是竞争对手。1967年11月底，基辛格重新进入工作状态，因为洛克菲勒准备再次挑战尼克松，冲击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他再次晚一步参加竞选，再次希望在共和党大会上被指定为共和党候选人。还是那些单调乏味的苦差：回复支持者和怪人的来信、阅读演讲稿、煞费苦心地安排专家在早餐和午餐时间做情况通报。专家很多，包括伯纳德·布罗迪、麦乔治·邦迪、斯坦利·霍夫曼、赫尔曼·卡恩、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以及年轻的约瑟夫·奈，更不要说法国左派新星弗朗索瓦·密特朗。然而，表象背后，洛克菲勒和尼克松在联手。很多时候是越南问题将两人联系到一起，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尽管不是直接作用），就是基辛格。
竞选期间，基辛格一直在逐步瓦解洛克菲勒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即保卫越南共和国的政策原则上是正确的。实际上，批评总统是冒失的，因为只有总统才能完全掌控军事和外交事务）。一次阿瑟·施莱辛格和基辛格在世纪俱乐部吃午饭，基辛格宽慰他说，“纳尔逊的看法跟我的一样”：
基辛格说得非常明确，他反对战争进一步升级，怀疑政府对谈判的态度。这年冬天他无意中深陷河内和平计划，为此和约翰逊见过几面；经过接触，基辛格深信林登·约翰逊对谈判的抵制已近乎某种疯狂的程度。亨利认为，谁当总统都比约翰逊强。
后来施莱辛格应邀与洛克菲勒面谈，证实了这一点，感到很开心。“尽管纳尔逊没有表明对越南问题的立场……对话大多时候都在回避这个话题，但这次谈话有一点心照不宣，那就是他跟我和亨利都认为，当前的政策和约翰逊政府的幻想都是徒劳”。
此前两个月还举行过一次更重要的会议。1967年12月10日，克莱尔·布思·卢斯决定安排基辛格和尼克松见面，邀请他们到第五大道933号自己雅致的寓所参加圣诞节前的鸡尾酒会。（她后来回忆）基辛格到的比较早，“又不大会聊天，当时的‘客观环境’（这是基辛格常用的一个字眼）表明他想赶紧脱身”。他正要走，尼克松来了。他们谈了“不到5分钟”，没谈政治，谈的是基辛格的著述，尤其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前文提到，该书出版时尼克松读过，很欣赏）。这是1968年12月25日前两人唯一一次见面。至于两人是否也谈到尼克松的著述，特别是他刚刚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没有记录。基辛格没有读过这篇文章，或者不理解文章的意义是不可想象的。
《越战之后的亚洲》发表于1967年10月，读过的人不少，引用的人更多，他们认为文章预示着1971年到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要对中国开放。文章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尼克松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是一种重大“威胁”，越战之后，美国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控制这一威胁。尼克松写道：“本世纪最后的30多年，造成最大的对峙威胁、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是亚洲，不是欧洲或拉丁美洲。”“美国对越南问题的承诺是印尼转变的关键因素……也让北京无暇顾及其他潜在目标，例如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据尼克松所说，他打的比方不是很恰当，“跟中国打交道，就像设法处理我国更具爆发性的少数族群问题一样。两种情况下都要遏制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力量，两种情况下都要对非法因素进行抑制，两种情况下都要启用对话通道，两种情况下都要制止进攻，同时开展教育”。不错，尼克松写过这些名言，“我们绝不能将中国永远遗弃在世界大家庭之外，让它心存幻想，心怀仇恨，威胁邻国。地球很小，中国这10亿可能大有作为的人民绝不能生活在愤怒与孤独之中”。不错，他谈到“莫斯科、北京和西方这三股力量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势力”。但尼克松的建议不是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不应该“急于认可中国，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给中国提供贸易优惠”，而是要“说服中国必须改变”，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安置其他一些国家，并做它们强大的后盾。这就意味着逐步建设亚太理事会，亚太理事会现已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然还有越南共和国和老挝。除了马来西亚，其余国家及地区都和美国建立了军事关系。
亚太理事会沉没了，沉没得无影无踪。但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尼克松的观点很高明、很敏锐。如他所言，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反映了“西方胜利的新篇章”，“……关于西方技术、西方组织的承诺在东方兑现了”。亚洲这些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发现、运用了美国经济成功的经验”。美国最终越战失败其实并不很紧要，其关键原因也就在这里（尽管尼克松并未说明原因何在）。共产党在中国、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起了政权，越南共和国、柬埔寨和老挝的局势尚不明朗，但其他地方已经不再是共产党的地盘。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发展，盛况空前，因为有了西方科技，东方的职场传统如虎添翼，于是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基辛格虽然很固执，反对唯物论，但也不能无视尼克松引用的统计数据。经济快速增长也许不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但是他们的父母记得1945年整个地区是多么悲惨和贫困，在他们眼里，经济发展比生活贫困要好得多。尼克松是对的：这可是亚洲方面的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美国执着于越南问题，结果对此竟视而不见。
然而，基辛格和尼克松能走到一起有两个原因，重新思考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只是其中之一，可以说这个原因不是那么重要。另一个原因是，两人都认为约翰逊政府在东南亚一败涂地，不过是反映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外交政策制定机器一贯处于出故障的状态。1968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在貌似陷入僵局的巴黎谈判上，基辛格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个问题在他1965年访问越南之前听汇报时就初步显现了，后来越来越明显。华盛顿主要部门和机构间交流不畅的问题也发生在越南共和国的政治中。还有一次，约翰逊政府日薄西山时，基辛格参加了一个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会议，会场一片混乱，极为恐怖。1968年1月，基辛格为洛克菲勒撰写了一份非常棒的文件，试图从技术专家的角度说明问题。他认为，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政府机器接收、吸收或提取有关数据的能力，二是将可用信息与当前问题、更重要的是与长远规划联系起来的能力。”信息超载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以前政府大多苦于信息不足。”
美国政府现在不堪重负……高层决策者可用的信息太多，在危急时刻简直难以应付。至于规划，理论上是要严格按信息办事，实际上高层决策者是以行动为导向，缺乏相关标准，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国家决策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不等危机出现并剥夺考虑的空间，就先让决策者自然而然地接触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基辛格确定了三方面的需要。第一，他认为，“如果高层决策者能不断听取汇报，了解哪些是可能的动荡地区，就能在整体概念框架内应对危机局势。现在用于决定我们处境的时间就可用来决定我们希望的目的地。这么办我们就能避免同时遭遇许多危机。目标可以影响技术，但不能让技术影响目标”。第二，“这个系统……应该可以显示潜在的动荡地区有哪些，即便它们的问题没有迫在眉睫。另外一个几乎和搜集信息、监控问题地区同等重要的问题是，能够‘实时’，即在实际可能的时间内向高层决策者汇报，汇报的方式要便于他们吸收信息”。第三，决策者“应能得到一系列的行动选择……简要说明针对可预见的情况能采用哪些主要办法，并且评估每种办法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内外后果”。基辛格指出，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在编程、储存、提取和图表方面加大投入。所幸实现这四种功能的“硬件技术”现在都有了。
我们现在可以在一条2 400英尺的磁带上储存美国每个人的好几百条信息……第三代计算机现在只要几纳秒（一纳秒等于10亿分之一秒）就能完成基本的计算……实验时间共享系统现已表明巨型数字计算机的多重存储能力很强，可以在位于世界各地的执行站和运营站进行信息输入和输出处理……要不了多久，彩色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就能用于计算机输出。
现代读者自然会佩服基辛格这么具有先见之明，佩服他这么早就对用磁带存储数据感兴趣。但他更关心的是数据分析，不是数据存储。当时缺少的是一种概念框架，有了这种概念框架，他建议的信息提取系统和显示系统就能真正用上了。哪些与高层外交政策决定相关的信息能真的输入？所有信息系统的“核心原则”，即无用输入和无用输出原则，怎样才能执行？显然，需要进行试验性研究。（他建议拿柏林、塞浦路斯和海地做试验。）不过，很难想象这种做法不会改进“个人记忆、立场文件档案、临时小组讨论等的现行体系”。
20世纪60年代毕竟不仅是嬉皮士的年代，也是计算机处理能力勃兴的年代。4年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以下简称“IBM”）首推System/360，首次将多台兼容计算机联网。IBM公司纽约总部的计算机已经能够处理美国航空公司的订票业务和“阿波罗计划”的前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双子星座”计划的“SABRE”系统。到1968年，IBM System/4Pi已经是B–52轰炸机上的标配，其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能大大提高程序设计能力。也许你感到很奇怪：通过博士论文“恢复了”一个被遗忘的手书外交公文世界的基辛格竟然这么早就提倡外交政策计算机化。但是他的观点恰恰是官僚机构、打字机和电报三管齐下造成的信息流通过剩，反倒扼杀了梅特涅那种战略思维。
当然，基辛格没那么天真，不会真以为信息技术可以解决美国政府所有的问题。1968年春，基辛格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研讨会上提交一篇论文，题目是“官僚机构与政策制定”，描述了一个补充性观点，认为必须转化决策的体制性结构。他在文章开头说道，“不存在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东西”，只存在“产生了某个结果的一系列行动”，“可能原本没计划生产”这个结果，有了这个结果之后，国内外的研究所和情报机构就设法证明它的合理性和连贯性……其实它根本没有这个性、那个性的。政府部门中“依然保有思考能力的最高层”，“是官僚体制的中层，即助理国务卿和他身边的顾问……再往上，日常的行政机器运作消耗了人们大部分的精力”。基辛格认为，官僚体制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体制，比任何总统或国务卿都强大得多。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说过（尤其是阿瑟·施莱辛格），但有几点是基辛格的首创。第一，“决定只有作为一个行政问题出现的时候才会得以形成”。因此，“我看不存在越南政策这回事，只存在涉及越南的各个机构的一系列项目。情况可能是这样，这些项目是否协调，就看实施机构之间是否有矛盾”。有两个对立机构，一边一个，系统才能运行；如果是一个很专注的、没有对手的小组织做，就做不好。第二，不可能存在规划，因为谁都没时间规划。（“规划需要猜想未来和假设的情况。他们整日忙于现实，不愿意考虑理论问题。”）第三，决策者苦于一种“先天性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不具备手下顾问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要在“寻求行政共识”中求得保护。通常是那些具有表演天赋的情报通报官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有些决策者会把关键问题拿出来在小组中决定，或聘请外面的专家讨论决定。然而，谈到外交政策，始终有一种诱惑是不做决定，只等谈判开始后看“对方提什么条件”。
因此，在外交行动初期，我方立场非常强硬、坚定，不过一旦指定了谈判者，情况很快就变了，因为谈判者会充当对方的发言人。他不用担心整个局面。他担心的是谈判成功与否，只要认真考虑对方要说的话，谈判就会成功。
前文说过，基辛格在这方面有些亲身体验。然而，对此他断言，“如果你没有目标，只是看什么可以协商，你其实是在鼓励对方采取非常极端的立场”。因此，他认为，“新总统上任，如果希望改变某些领域的现状，在开始的4个月就必须动手。他…… 必须下相当大的力气整治官僚机构，表示他希望向新方向发展，他必须相当冷酷地表明自己会说到做到”。基辛格明确表示，新总统应该下大力气整治国务院。
基辛格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专门探讨艾森豪威尔高度程式化地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何得失，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约翰逊进行对比，肯尼迪是想用一种充满活力和重要智识性的活动取代国家安全委员会，而约翰逊的模式既有“肯尼迪那种混乱且缺少智力兴奋的感觉，又有某种附加的对总统的恐惧感”——更不用说约翰逊自身“强迫性的隐秘”。诚然，艾森豪威尔领导的体制制定的政策也（或听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但那也还是比1968年的强。基辛格建议，理想的体制是“一个由麦乔治·邦迪那种素质的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是类似于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做的那样，即要设立某种判断成败的标准”。
最后一点，基辛格认为越战表明判断国家利益的标准有问题，因为“大多数传统的均势标准根本用不上”。
所有均势思想都与领土控制有关。你可以根据哪个国家改变了它效忠的对象来判断是否存在平衡。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期，领土控制也许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有充分理由抵制所谓的侵略。撇开我一直不认可的认为越战是中国煽动的这个判断是对还是错，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无论中共在越南得到多少领土，或者在东南亚得到多少领土，在实力增强方面，都无法与它得到核武器对世界形势造成的影响相比。我们判断一些问题时有标准，判断另一些时却没有标准。
不幸的是，最不可能做出这种判断的人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当前管理社会最典型的政治领导人有坚强的意志、很强的能力，足以当选总统，但一旦上任却对他将要做的事却没有伟大的设想”。因此出现一种“怪现象”，即“有些人决定首先竞选高官，然后四处争夺一些知识分子来告诉自己应该持什么立场”——这种现象基辛格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哈佛大学采取了一项新的重大举措，在新建的政治研究所成立了1968—1969总统过渡期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有法学院的菲利普·E.阿里达[3]、基辛格、艾泰克防务公司的弗兰克·林赛，以及曾因出版一部研究美国1917年前孤立主义的书而获奖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小组的运作模式是邀请专家到哈佛大学做讲座，并向他们请教相关问题。1968年春季学期做讲座的有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所以运转得好，很多人都说是他的功劳）、麦乔治·邦迪、李奇微将军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秋季学期是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亚当·亚尔莫林斯基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尽管基辛格春末因忙于洛克菲勒的竞选活动而“退出”了，“后来还是加入我们讲座嘉宾行列”，林赛对一个人这么解释。1968年所有研究小组的报告都送到一个人手上，此人与基辛格于20年前在赫脱委员会共事时就认识。这个人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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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为官之道，能很好地说明基辛格及其同事有关美国从政之道的言论全都是错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有助于识别尼克松选基辛格当国家安全顾问的真实动机。其次，说明在1968年要快速简单地结束越战没有丝毫可能性。
要阐明赫什–希钦斯指责基辛格案的历史意义（两位作者对尼克松的指责也是如此），必须要说明：（1）1968年越南和谈的可能性比1967年高得多；（2）如果不是基辛格和尼克松采取了行动，越南和谈就大功告成了。表面上看，1968年越南和谈成功在望。越南民主共和国新年攻势没能一举获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到巴黎开展和谈。不过有三个问题。其一，即便是去巴黎谈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没放弃大获全胜的希望。他们甚至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打仗，事实上他们把和谈视为跟美国打心理战的新阵线。其二，约翰逊政府也并未彻底改变做法。一会儿强硬派抛出这个说法，一会儿温和派又丢出那个说法，弄得约翰逊摇摆不定，他还是很希望停止轰炸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所回报，他们故意拖延，约翰逊就恨不得“把他们脑袋炸开花”。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越南共和国一旦发现美国出卖他们，便有充分理由破坏和谈。说他们完全依赖尼克松找到这种出卖的证据（在这个方面尼克松完全依赖基辛格）无疑是不可信的。西贡政权岌岌可危。裴艳在巴黎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了解事情的进展，那里的渠道比通过尼克松竞选活动打探消息好得多。纵然裴艳一无所获，也依然很容易猜测会出什么事。尼克松对于西贡最大的意义，不是他能提供什么情报，而是他将当上美国总统。只要他有希望打败汉弗莱，越南共和国就无需急急忙忙去谈判，因为很显然，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会比约翰逊出手更狠。如果汉弗莱获胜，越南共和国的前景便没那么光明，但也不会明显比约翰逊当总统时黯淡多少。
约翰逊没有和谈成功不是尼克松的原因，他是自食其果，因为他没能动摇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的决心。基辛格在那篇讲官僚机构的文章中说过，麦克纳马拉这个“神童中的神童”失手了。他充分意识到委托别人做一项大型的、涉及47卷的国防部内部文件的“越战背景”研究是一个多么大的失误：那些文件后来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泄露给《纽约时报》，就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该研究完成之前，麦克纳马拉就深信该适时停止增加美国作战部队，该停止轰炸，该提高越南共和国参与军事行动的比重，因而也就加大了其伤亡比重。他这个国防部部长没当好，关键在于他没能说服任何其他要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致和他作对，不听他的；总统也不听他的。尽管约翰逊让腊斯克把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传给他的6个心腹顾问看，但约翰逊连一个字的回复都没有给，更别说转达那些消极的评论了。总统认为，这个阶段停止轰炸，或者是规定美国部队的上限，会“在河内、在国内被理解为意志软弱的标志”。他还不由分说地宣布麦克纳马拉将出任世界银行行长，还是一贯地含糊其辞，也不说具体时间。
越战期间美方出现过无数次的情报工作失误，美军惊讶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新年攻势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也存在战略失误，表现之一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和惠勒将军要求增兵206 000人。他们占了国防部部长的上风，现在又来占总统的上风，如果总统不肯增兵，那就是总统的责任，战争输了与他们无关。约翰逊现在似乎身陷绝境。有一点必须强调，大学校园里胡作非为的嬉皮士和雅皮士根本代表不了美国普通民众：这个时代美国能上大学的人数只略高于全国人口的3%。1968年3月，也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新年攻势之后，洛克菲勒找人做了一项调查，去调查任何美国政治家要放弃越南共和国的困难程度。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24%赞成“放弃勉强打胜仗，近期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近乎相同比例的人（25%）支持“逐步扩大和加强我们的军事行动”，而28%的人“支持全力猛攻，希望快速打赢越战，即便中国和苏联有可能参战也在所不惜”。共和党似乎比民主党强硬，不过49%的民主党人依然支持两种升级方案。令人震惊的是，20多岁的人中有59%支持战争升级。大部分接受调查的人说，跟一年前相比现在更趋向于战争升级。只有非裔美国人强烈支持和谈，足足有45%的人支持完全“撤出”。但是关键的还是民意测验最后的几个问题。“从美国开始在越南打仗直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你认为美国出兵越南是错误的吗？”将近一半的人回答：是的。近乎3/4的人说希望战争结束，但不是要美国争出输赢，而是以“妥协和谈”的方式。参与洛克菲勒这项民意调查的工作人员正确推测，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支持战争升级，“不是因为全国上下杀气腾腾，而是因为升级是尽快结束战争的一种方式”。然而，有一个方案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已不再相信，那就是威斯特摩兰将军请求的那种进一步升级。
基辛格对洛克菲勒的建议依然如故：明确表示一种新的得民心的立场。他预测，新年攻势加大了“7月以前”实行和谈的可能性，因为越共攻势受挫，伤亡惨重。河内将从谈判中受益，“尤其是和谈同时出现停火，甚或敌对行动减少”，因此和谈之后，西贡政府很难重新占领农村。洛克菲勒应该借机“单边做出战略上的某些改变”，向选民解释他会怎样“通过谈判解决越战问题”，从而“逐步体面地结束战争”。然而洛克菲勒还是犹犹豫豫。3月19日，《时代周刊》报道他的顾问们在越战问题上“分歧很大”，加文和贾维茨支持“适度的温和派”立场，不同于尼克松，也有别于罗伯特·肯尼迪。与此同时，尼克松即将采取基辛格建议的那种行动。
尼克松无须行动。约翰逊已经决定采取上一年说过的那种过激行动。不顺心的事接二连三。其一，是新任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递交的报告拒绝军队再次增兵的要求。其二，欧洲银行将储备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引发大众抢购。其三，威斯特摩兰将军警告越共马上会对平民再次发起攻势。总统显然不胜其烦，上电视发表讲话，公布三件事：在北纬20度以北地区停止轰炸，诱使河内开始和谈；任命埃夫里尔·哈里曼为代表，尽快开展谈判；他本人退出总统竞选。
这个决定谁也想不通。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看来，这再次证明“美国一定碰到了巨大困难”，这种想法让他们在新年攻势失败后得到了些许慰藉。决定同意初步会谈很简单。黎笋认为约翰逊提出退选，如果断然拒绝和谈，有损河内在国际上的形象，但无须在和谈上下大力气；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主张在美国无条件停止一切轰炸之后再开始和谈。由于这时已启动代号为“基利”的另一项秘密行动，请意大利做调解人，所以这次主要是将已经秘密进行的活动公之于众。越南共和国领导人阮文绍、阮高祺非常害怕形势急转直下，美国很快撤军。如果他们知道美方计划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代表提出多少难以接受的条件，恐怕就会比较心安了。正如腊斯克所言，“我们希望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意停火，接受越南共和国政权参加和谈，商谈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共同撤军问题，尊重非军事化地区，停止攻打越南共和国城市，释放美国战俘，遵守1962年签署的《老挝协议》”。他后来承认，这么说“有点儿天真”。单就和谈地点达成一致就花了好几周：日内瓦、维也纳、新德里、雅加达、仰光，这些选择都被河内一一拒绝。最后，腊斯克提议巴黎。对方同意了，于是哈里曼准备坐飞机去巴黎，赛勒斯·万斯随行。不过，那些去年在巴黎努力促成和谈但最终失败的人士并没有被遗忘。哈里曼给基辛格写信道：“我要告诉你，我认为你付出的所有辛劳为我们现在可能开展的商谈奠定了坚实基础，特致深切谢意。”
选择1968年5月在巴黎进行和谈，尤其是和一个共产党政权进行和谈，可谓糟糕至极。3月，巴黎市郊已开始出现学生暴乱，事发于巴黎第十大学丑陋的混凝土校园，学校就男生能否进入女生宿舍展开了一场可笑的讨论。5月，动乱蔓延到巴黎大学，也就是市中心。5月5日晚，扔石头的学生和手挥警棍的警察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发生冲突，街上到处可见被掀翻的小汽车和被砸烂的公共汽车。5月13日，学生和工会联合举行大罢工，巴黎似乎即将爆发真正的法国大革命。真是太不凑巧，那天正是越战和谈的头一天。巴黎大学和共和国广场到处红旗招展，河内代表团一定感到特别惬意。所幸，从首次和谈的会场——克莱贝尔大街大华酒店，驱车至主战场足足要15分钟。然而，这种氛围根本不利于和谈。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把当时法国的氛围与15世纪那种衰落的中世纪氛围相提并论。戴高乐将军连招呼也不打，就仓皇越过边境，逃往德国巴登–巴登，召集部下。一时间人们仿佛觉得，哈里曼和万斯飞抵巴黎之日，正是法国内战风云初起之时。
不难预测，和谈一无所获。还是老一套。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哈里曼得到授意，表示停止轰炸可以，但必须有回报。实际上是重新上演了基辛格与马文保那种没有会晤的会晤，最后是美方提出强制性的两阶段建议，双方唇枪舌剑地争论了一番。5月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第二轮新年攻势（持续到8月17日，然后第三轮开始，9月30日结束），双方却开始商谈减少军事行动，怎么看都滑稽可笑。如今我们知道，河内领导人根本不是真心打算和美国达成协议，实际上不过是把谈判看作“绿地毯上的战争”，不到最后战场上伤亡惨重的地步，他们不会认为美军停止轰炸是一种有价值的让步。裴艳满腹狐疑地关注着这场谈判游戏，“深信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结果”。于是他忙于接受记者采访，百无聊赖，也只好跟媒体谈话。6月23日，基辛格在前往波恩途中探望了哈里曼。很奇怪，这次访问欧洲，基辛格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谈话记录，也许是遗失了或者毁了，或者也许没有什么值得记录。
华盛顿也还是老样子。约翰逊苦于和谈没有进展，又往强硬派立场上靠拢，开始考虑加强轰炸。万斯和克利福德表示反对。温和派中原来就有人希望苏联能给予某种帮助，但希望落空，这次又有人寄希望于苏联。罗斯托采取报复手段，想切断国防部和巴黎之间的电缆交通线。克利福德反戈一击，无凭无据地声称有“苗头”预示巴黎和谈有进展，对这种无耻谎言，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者春水和何文楼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6月26日，万斯设法与何文楼在郊区的一座安全的屋子里秘密会晤。毫无作用。7月过半，媒体抱怨和谈的公开会议“是两个人的独角戏，而不是谈话”，或者说是“两个聋人的对话”。用《新共和》记者的话说，“双方像两个做爱不成但依然有爱欲的情人一样——尽管表面上没有做出成效，也还是心照不宣地坚持下去”。与此同时，约翰逊、克利福德、罗斯托和腊斯克等人漫无目的地跑到火奴鲁鲁会见阮文绍，此行也不足以让他们认清西贡根本无意接受一个不利的条约。哈里曼老是希望约翰逊完全停止轰炸，但在白宫谁都不吃这一套，因为苏联红军的坦克正在布拉格街道上耀武扬威。8月19日，约翰逊在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年会上咆哮道：“我们不能停止轰炸，否则他们的大屠杀只会愈演愈烈。”罗斯托敦促他考虑“轰炸柬埔寨……轰炸河内–海防，用水雷轰炸海防……对非军事化地区以北区域发起地面攻击”。
7月17日，仿佛是要给哈里曼打气，基辛格给他寄了一份自己新出的有关俾斯麦的文章。那年夏天，两人在巴黎至少吃过一顿午餐，但是因为基辛格后来很晚才写感谢信，无法得知他们吃饭是在哪一天。8月9日，哈里曼得知尼克松赢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基辛格准备从党派政治的旋涡中抽身，开玩笑地写道，“既往不咎，欢迎归队”。但是，除了表示下次（9月17日前后），来巴黎时再一起吃午饭，基辛格没有跟哈里曼或巴黎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联系。即便他知道哈里曼、万斯14日和15日（那时越南民主共和国终于答应让越南共和国参加巴黎和谈）与春水和关键人物黎德寿的私密谈话，但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段时间，基辛格得到的美国外交官方面的唯一实质性信息是亨利·卡伯特·洛奇提供的，他还是那句老话，让越共加盟越南政府就好比“把狐狸放进鸡窝”。不过洛奇是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给基辛格写信的。他和基辛格一样，现在都是越南和谈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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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对巴黎和谈不感兴趣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很明显他没有受邀参加。第二，南希·马金尼斯现已回美国。第三，从1968年4月到8月，基辛格的主要精力都花在准备洛克菲勒第三次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上。
4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洛克菲勒“聘用”埃米·休斯为办公室主任，聘奥斯卡·吕布豪森、经济学家理查德·内森和基辛格负责外事。换句话说，如果罗姆尼不能坚持到底（看起来有这个可能），他就参加竞选。基辛格愤愤不平，对取笑过他的克雷默说，“我的地位完全是老样子，一个外部顾问，干多干少自己说了算”。事到如今也的确如此。《时代周刊》报道洛克菲勒将要发表一个温和的对越演讲，演讲稿由休斯起草，于是基辛格决定他要亲自起草。洛克菲勒又畏首畏尾，发表了一个城市危机方面的演讲，讲得很枯燥，休斯·莫罗称之为“自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以来最大的一枚原子弹”。4月30日，距约翰逊总统让他“放弃腼腆姿态、做一个积极的候选人”（哪怕就是不让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一个星期，洛克菲勒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迅速赢下马萨诸塞州的初选。第二天，他发表题为“建立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演讲，一听就知道是基辛格那一套。他认为越南危机是世界普遍性危机的一部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的核实力和经济实力都在相对下滑，二是共产党的世界在分裂，三是大家有一种意识越来越强烈，“世界上最大的分歧不是东西分歧，而是南北分歧、贫富分歧”。在这种环境下，现在该“冷静评估”越战。军事上，美国“使用的是胜利取决于领土控制的准则”。但是敌人在越南的目标“不是攫取土地而是扰乱政府秩序”。“我们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无限度的升级和……僵局，暴力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越南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日益“美国化”。政治上也没做好：绥靖行动根本没让越南农民得到足够的安全感。“由此看来”，洛克菲勒声明，“大多数美国人民理智地得出一个结论，即不可能纯粹地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一点昭然若揭”。不用说，接下来的一长串建议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或惊人之谈。不过演讲结束时用了几句花哨的话，尼克松一定认为是对自己的肯定。
至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我们援助这个泱泱大国，鼓舞它自我孤立，但我们一无所获，什么都证明不了。其实，我们应该鼓励联系和交流，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这会极大地影响我们与共产党世界关系的未来走向。因为在美中苏这个微妙的三角格局中，我们可以最终改善与两国的关系——同时我们可以考验两者的和平意志。
竞选之路自有其酸楚。对一个不到一年前还在巴黎蒙帕纳斯街道上行色匆匆、偷偷为越南和谈奔走的人而言，“候选人唱名”（由马萨诸塞州青年世界事务委员会组织，5月29日在波士顿拉丁学校进行）不可能是件很开心的事。然而，打青年牌是洛克菲勒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博比·肯尼迪遇害以后，大量肯尼迪的支持者，包括马丁·路德·金的父亲也转而支持他。基辛格热情地投入竞选活动中。基辛格意识到他的候选人应该再添一把火，于是暗中出招拉选票，建议采用一个“新的受欢迎的标签，跟‘新政’‘让美国再行动起来’‘大社会’等类似”。这个“标签”不仅要表达“信赖或诚实”（这是针对尼克松，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不可信，不够诚实），而且要表达“一种新的公平政治（这是针对民主党的不良记录）”。基辛格明白选举政治不是他的强项（“其他人无疑在这方面比我强”），但他仍然抛出“公平社会”的口号，这实质上是杜鲁门的“公平政治”和约翰逊的“大社会”的混合。他还建议制作一个“大众广告”，“一上来可以引用桑塔亚纳那句话：忽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哈佛大学哲学家的话被写进共和党政治口号，这一定是头一回。
也许大家都不会惊奇，基辛格主要还是负责起草洛克菲勒外交政策演讲稿。6月15日，他又起草了一份重要演讲稿，题目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政府组织”，阐述改进华盛顿决策过程的具体建议。他认为应该在总统执行办公室下设一个新的国际政策与项目办公室，接手死气沉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长期规划、协调和项目评估方面的工作。还应该仿照美国情报评审理事会建立一个新的美国安全评审理事会，“保证让战略指导战术，而不是让战术指导战略”。同时，他还在原有演讲稿主题的基础上详细设计了洛克菲勒外交政策平台。基辛格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情况出现变化，必须清楚了解5点：
1.我们不应当充当世界警察。只有国际上真正出现和平威胁、美国利益受到直接牵连的时候，美国才应挺身而出。
2.我们必须根据精心确定的重点仔细衡量和分配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承诺不能是无限制的、单边的、不可终止的。
3.即便是投入小股部队之前，我们也必须面对行动引起的一切深远影响——我们在越战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做出为某件事寻找正当理由的承诺。
4.我们必须坚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地方资源，坚持支持盟友而不是取而代之。
5.我们必须尽可能通过联合国实行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在遭遇极大威胁的时候，美国才应进行单边干预。
至于越战（上面五点就是在隐晦地反对越战），美国现在必须“实现体面的和平”，奉行“任何愿意遵守民主进程的组织应可自由参加越南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应“尽快消除越战中的美国因素”。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项目的很多内容后来都变成尼克松政府的政策。不过，有必要强调一点，即便在这个时候，基辛格还是死心塌地地效忠洛克菲勒，而不是尼克松，而且两位候选人依然是迥然不同的。有一个少见的例子（可能是与人合作吧）[4]，基辛格居然参与拟定了《外交经济政策》，这份演讲稿明确谈到国外对美元信心下降的问题，提出一些明显不是尼克松式的建议。洛克菲勒发表演讲时应该这样说：“有一点我们怎么说都不为过，那就是我们能否解决好国内财政和社会问题，将决定我们能否担任自由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因为国内、国际因素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造成国际收支差额问题的根源”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大家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元管制现象逐步发展”。他列举的具体解决办法有“减少公共开支、所得税至少增加10%的附加费、评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责任，避免进一步的控制和限制”。“采取这些基本措施以后，我们就能避免一些极端的不利行为，例如控制工资和物价、直接补贴出口以及美元贬值”。
除此之外，洛克菲勒还将建议征收欧式增值税，“一方面收缴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减少出口税、增加进口税”。演讲稿还同意当时一个时髦的提法，将用美元做世界储备货币改为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虽然改用特别提款权的理由不是很充分（美国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净收益将在未来几十年变得越发明显），洛克菲勒外交经济政策的其他内容跟尼克松上任后的滞胀、保护主义、价格垄断等混乱现象相比还是要有利得多。
显然，在特别提款权上是没有人投票的，也没有大会代表支持，提高所得税的境遇更是如此。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越南问题上。在1968年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7月13日，共和党大会开过之后才两个星期，洛克菲勒揭开了他四步计划的神秘面纱，他要“6个月左右”结束越战；前面提到，这也是4年来基辛格与其他顾问之间断断续续互相倾轧的结果。第一步是美军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共同后撤”，在两军之间插入“一支中立的、主要由亚洲国家部队组成的国际部队”作为缓冲来推进停火。一旦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撤回自己的领土，美国也开始撤军，“表示说话算话”。第二步，美国撤走“主要部队”，只留少量部队驻守基地，同时一支规模扩大的国际部队将进驻越南人口稠密地区。民族解放阵线如果放弃武力就能参政。第三步，在国际观察团监控下进行自由选举，美国撤走最后的部队。第四步，越南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直接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之后国际部队撤走。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很快指出，这项计划的缺陷显而易见，根本没有提到美国对越南的空袭何时停止。然而，计划公布之后，批评得最凶的竟然是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说这是“迄今为止主战派想掩盖自己行踪的最精致的把戏”。这种说法让基辛格很痛心。但是摩根索，这个自1956年起就一直批评美国印度支那政策的人，这个付出沉痛代价、1965年被免除了国防部顾问职务的人，就是不依不饶：
你们俩（即洛克菲勒和基辛格）公开支持越战，用你们很高的威望支持越战。你们俩现在意识到了，其他所有人几乎也都意识到了，越战是打不赢的，必须结束。但如果要维护原来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无法结束的。
越南共和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谁来统治，是共产党还是它的对手？你们俩都认为西贡政府是越南共和国合法政府，吃了外国侵略的亏，受了国内颠覆的苦……但是，越共自然不会打算在谈判桌上拱手交出在战场上能够保卫的东西，那就是对越南共和国大部分领土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摩根索像很多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评论者一样，急于大声嚷道：“我早就有言在先！”基辛格像很多不是那么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一样，急于选择性地记事。“我从未公开支持越战”，1968年11月他回敬道，这时他已经忘了与迈克尔·富特和塔里克·阿里的辩论以及他在《展望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1963年以前，那是因为我了解得不够多，因为我比较相信官方声明。吴庭艳被暗杀以后我认为越南局势无可救药。1965年我首次访问越南，深感我们所做的事无药可救。于是我决定从政府内部入手设法结束战争。这个决定对不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没有成效。
基辛格补充说，他现在的看法和摩根索的“差别不是很大”——“尽管实际上因为国际反响太强烈，我可能会拖延一下”。这种辩解摩根索是不会接受的，尽管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从他自己的角度他是怎么看待越战的，当然不是通过他就此发表的公开声明，他的说法是准确的。然而，最令人瞩目的一点是，两人在这个冷战时期唯一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上竟然分歧这么大。不仅仅是摩根索在公开场合大肆批评[5]，而基辛格同时在权力中心内部下手。摩根索说得对，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能够察觉越南共和国政权错在哪里，为什么北京和河内虽然有旧恨，却因为美国政策又走到一起，为什么弱不禁风的游击队居然打败了系统分析和B–52轰炸机。基辛格一开始就弄错了，错就错在他是理想主义者，一度真心以为越南共和国的自决权值得用美国人的性命去换。
6
8月不是去迈阿密的最佳时节。1968年8月5日，星期一，共和党全国大会开幕，气温有近30摄氏度，空气又闷又潮，“就像床垫一样”令人窒息，一位资深记者这么回忆说。小威廉·巴克利毫不奇怪基辛格要和他见面。这位《国家评论》编辑（他因为主持电视节目《火线》现在已闻名全国）知道基辛格是为洛克菲勒卖力。实际上，同年春天三人见过一次面，洛克菲勒大讲特讲自己在成立联合国时发挥的作用。这次见面谈的事更重要。基辛格解释道：“即便洛克菲勒被大会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要是右翼有很多人倒戈，他也不可能竞选获胜。”基辛格认为，“巴克利的责任就是要向美国保守派说明，如果洛克菲勒当选总统，不是民主党候选人当总统，美国会发展得更好”。
世界上有理想主义，也有天真。巴克利谙熟美国内政，知道什么是理想主义，什么是天真：
我挖苦他说，这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尼克松会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我对他说如果尼克松突然从地球上消失，获得提名的会是里根，不是洛克菲勒。我还跟他说，尼克松告诉我，准确地说是我认为，即便尼克松站出来支持洛克菲勒，大会也不会接受他，只有一个人可能影响这种提名，那就是巴里·戈德华特，而戈德华特无意于此。无论如何，尼克松已经稳操胜券。基辛格告诉我话不要说得那么满，但……我知道……他的临时行动……要么是走形式，要么（这一点可能性更大）证明他向来都不懂美国政治。
巴克利是对的，迈阿密大会开完，洛克菲勒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就在4年前，他在旧金山大会上发言，戈德华特的支持者还起过哄。4年过去了，共和党的保守骨干对洛克菲勒的看法没有丝毫变化，认为他不过是个养尊处优、喜欢强势政府的风流男子。白修德倒是对洛克菲勒有恻隐之心，但他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大势已去。第一轮投票尼克松即获得提名，票数是692票，洛克菲勒277票，右翼新宠、加州州长里根182票。有人问他失败的原因，洛克菲勒酸溜溜地回答：“你见过共和党大会是怎么开的吗？”其实，1968年迈阿密大会和1964年旧金山大会正好相反。在戈德华特获得提名的混乱之后，共和党的忠实分子希望见到“一个作风谨慎、性格沉静、能当上总统的人”。而“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样的人”。
然而，在一个方面基辛格和洛克菲勒的作用也很有意义。在越战问题上，尼克松一直很谨慎，不表态。他们俩不一样，胸有成竹——显然越战问题将成为选举中的关键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一旦巴黎和谈在竞选日之前出现新的契机。也许基辛格对美国内政了无头绪，但他是共和党越南问题的智囊，这一点尼克松心中有数。跟基辛格相比，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是小巫见大巫。共和党大会召开之时，艾伦预测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成真；与此同时，媒体还在嘲笑他为尼克松起草的一份轻率的声明，那是在一架美国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迫降后写的，里面用了“飞翔的普韦布洛”这个说法（暗指1967年1月朝鲜截获的美国海军的“普韦布洛”号）。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对艾伦活灵活现地叙述他和基辛格在迈阿密的隐秘会晤打个问号。自然，在大会开始前的周末，党纲中关于越战的条款草案都进行过讨论。很可能艾伦希望不要让记者撞见他和基辛格交谈，他们正观望尼克松和洛克菲勒会不会做一笔像1960年《第五大道协议》那样的交易呢！两人见面被《芝加哥太阳报》记者罗伯特·诺瓦克发现，想逃之夭夭，结果又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往事，不可不信。（诺瓦克不认识基辛格，肖尔不认识艾伦——艾伦装作基辛格的学生，结果两人安然脱身。）但其实艾伦不是主事者，而且再怎么说《纽约时报》已经得知此事。越南问题条款是基辛格等人周末在洛克菲勒的“指挥部”、枫丹白露酒店1083号房激烈商讨的结果。洛克菲勒一方有基辛格、奥尔顿·马歇尔（洛克菲勒的另一位助手）、纽约州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和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彼得·弗里林海森；另一方有尼克松的支持者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古德温·托尔和埃弗雷特·德克森议员。德克森是纲领起草委员会主席，但洛克菲勒一派认为他们起草的初稿太强硬，难以接受。争执不下，最后各退一步，主张共和党要“实施越南和解计划”，而这一计划“既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解，也不是伪装放弃美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是在自决原则基础上实施的一项积极的、对各方公正公平的和解计划”。这跟8月末在芝加哥大会上通过的民主党大纲的对应条款形成鲜明对比。民主党的条款授权汉弗莱“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所有轰炸”，“只要这一行动不危及我野战部队成员的生命”。
对基辛格来说，尼克松获胜他心里很难受，大会上的妥协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他离开迈阿密，心里不是滋味，他对纽约电台主持人卡斯帕·西特伦说：“我不是共和党人。我认为自己是独立人士。我深信洛克菲勒是此时唯一能将全国团结起来的候选人。”他说，他“非常怀疑”尼克松。他跟奥斯卡·吕布豪森和埃米·休斯说的话也差不多。他对休斯说：“这个人当然是个祸害。现在共和党就是个祸害。幸运的是，他不可能当选，否则全国都完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看法还跟1960年时一样，那年他甚至不愿意回答尼克松提出的有关国家安全最佳组织的问题：“那个人不适合当总统。”上文说过，这方面基辛格跟剑桥和曼哈顿的常规看法不谋而合：尼克松根本没什么信誉可言。因此，他8月15日写给哈里曼的信似应从字面上理解：“我再也不想和共和党政治打交道了。这个党无药可救，不适宜执政。”他在巴黎对丹尼尔·戴维森说的基本上也是这番话。他说：“一周我有6天支持汉弗莱，但第七天我认为两个人都不行。”有人说这不过是障眼法，想掩饰他暗中打算为尼克松效力，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相反，迈阿密大会之后，基辛格第一个直觉就是想投奔休伯特·汉弗莱。毕竟，他以前的两位关系好、观点一点也不温和的同事塞缪尔·亨廷顿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已经在汉弗莱竞选小组里了。夏末，基辛格带着两个孩子到马撒葡萄园岛看望亨廷顿，谈到洛克菲勒文件中一些有损尼克松形象的报道（他留了副本）。他对布热津斯基说：“你瞧，我这么多年都很讨厌尼克松。”基辛格主动提出帮助民主党候选人的话显然让对方知道了。汉弗莱在竞选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亨利·基辛格应该到白宫工作。萨姆·亨廷顿也是……那帮波士顿人很聪明。我明白为什么约翰·肯尼迪用他们。”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从赫什等人处得知基辛格在向尼克松竞选小组示好。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准确。是艾伦邀请基辛格“到尼克松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工作”，基辛格拒绝了。据艾伦说，他最多只能“私下提建议……不会公开提”，他说，“如果我在幕后工作，可以给你更多的帮助”。吃午饭时基辛格对巴克利说，他认为他有几个想法，“尼克松在构思外交政策竞选稿时会感兴趣”，但是这件事做起来要“很谨慎，因为他刚离开洛克菲勒解散的竞选小组，不希望让人以为他是在求职”。巴克利把话传给作为尼克松竞选活动新总部的皮埃尔酒店的弗兰克·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又把基辛格的名字报给约翰·米切尔。巴克利补充道：“毫无疑问尼克松对他想转告的建议毫无兴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证据是尼克松主动向洛克菲勒提出捐弃前嫌，也没明说是什么事，于是8月20日基辛格给洛克菲勒写了封信。基辛格同意“最近两周无事发生的话，能够改变大家认为这位候选人适合当总统的看法”。但是，洛克菲勒不得不反思基辛格跟他说过的话：“所有温和的共和党人，包括支持你的大多数人，同意候选人名单。”其次，“下任总统可能很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一个有希望的候选人能把美国团结起来，或者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危机在未来4年有可能不断升级——国内混乱，国外矛盾加剧”。
在此条件下，洛克菲勒的当务之急必须是“保护”好自己这份“国有资产”，因为“你在整个公众生活中代表着一个宏大的、仁爱的、有远见的项目”。当然，他不应只是甘当“尼克松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不应“表现出一副暴躁失败者的姿态而让人说三道四”。洛克菲勒应该要求尼克松“放弃瑟蒙德参议员和南方战略（为了在南方拉选票，尼克松接受种族隔离主义者瑟蒙德的建议，提名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为副总统）”，否则就不支持他吗？基辛格不建议这么做。这么做洛克菲勒就进了政治死胡同。于是，他“强烈建议洛克菲勒不要让尼克松抢占先机”，应该说明自己“准备大力声援”他和他的手下为之做出“重大贡献”的“纲领”。基辛格在说明信中补充道：“随信所附备忘录虽有别于在下之见解，然仍深以为然。”如果基辛格决定帮助尼克松参加竞选，基辛格将随时施以援手。他最后说道：“不用说我和你的看法很相似。”我们应该在这封信的基础上理解基辛格后来在尼克松竞选活动中的所作所为。他和洛克菲勒决定耐着性子支持尼克松，因为他们已经对共和党的纲领进行了重大改造，他们相信这个纲领，用基辛格的话说，相信“只有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才能实施这一纲领”。他们可能甚至开始考虑，如果尼克松击败汉弗莱当选总统，洛克菲勒可以接受到内阁任职。
基辛格手头没有留下任何材料[6]记录他9月的巴黎之行、证明他从巴黎发回情报说“约翰逊很可能会在10月中旬前后下令停止轰炸”。下面这段引文出自霍尔德曼9月17日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只提到“一位高级外交人士与我们暗中保持联系，有办法打听巴黎和谈及其他情报”。
我们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约翰逊很可能会在10月中旬前后下令停止轰炸。因此，巴黎将出现一派外交忙乱景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给人感觉意义重大。
他还认为林登·约翰逊有可能采取行动，在选举之前实施在牧场上和洛克菲勒讨论过的那个项目。在欧洲地区，苏联正力推约翰逊实施某个有助于提升苏联世界形象的项目，我们这位外交人士认为约翰逊会就范。该项目事关中东局势和裁军……
我们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约翰逊有强烈的冲动去做这种事，他一定会做。他认为这也许与乔治·鲍尔辞职有关，鲍尔辞职可能就是让约翰逊有机会亲自出面在联合国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这位人士的确认为反对停止轰炸具有实际意义，但他也的确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件事有可能发生——我们可能想期待它发生，一旦发生我们自然希望自己能做好准备。
他非常怀疑尼克松和阿格纽实际上是否会召开情况通报会，两人应该召开一个这样的会。（他同时认为汉弗莱没有听取足够的情况通报，尽管鲍尔有很多情报要向他通报。）
他说苏联当前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比以前灵活得多，他们急于传播自己愿意采取裁军行动的消息。
我们这位人士极为担心约翰逊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希望约翰逊在选举前采取一些行动。
霍尔德曼的消息源肯定是基辛格，米切尔可能是中间人。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情报没有一条是哈里曼巴黎和谈代表团成员泄露的。这正是基辛格擅长的那种分析，比尼克松从艾伦或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情报还准确。正如后来基辛格提醒霍尔德曼时所说，“我没有参加和谈……我不过是看到了哈里曼得到的指令”——可能是指约翰逊下达给大使的指令，再加上他对停止轰炸的一些推论，具体内容基辛格没有透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尼克松知道约翰逊在谋划10月使出奇招，为了避免被打个措手不及，尼克松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外部各种信息渠道，基辛格只是其中一条渠道而已。
可以说尼克松不应该与巴黎和谈中的越南共和国代表裴艳联系，他们7月12日在纽约见过面。借由精力过人但手法不够巧妙的“悍女”陈香梅[7]两边传话，对于这种做法或许要存疑。自然，尼克松希望西贡知道他的立场比汉弗莱还强硬。不过这一点读《纽约时报》的人都能看出来。很难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裴艳发给西贡的电报中发现了什么罪证甚或令人惊异之处。而且，让尼克松了解和谈最新进展的还有中情局前局长约翰·麦科恩、德克森参议员、迪安·腊斯克，甚至还包括林登·约翰逊本人，因为他10月16日给三位候选人都打过电话。有件事是明摆着的，尼克松几乎能得到所有情报——至少约翰逊16日宣布越战出现突破，他并没有过多地依赖基辛格从巴黎方面得到的见解。
从某些方面来看，没有内部情报，事态的发展也可以预料。首先，汉弗莱转向左派，提出“为了和平可以适当冒险”，只要“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无论是通过行动还是通过言语，能证明共产党愿意恢复非军事区”，美国就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到10月他已开始谈到“分阶段地减少”在越南共和国的“美军”，同样还是基本上在单边条件下。的确，约翰逊对汉弗莱参加竞选感到很矛盾。然而，由于汉弗莱开始占据上风，约翰逊对民主党的忠心又开始发挥作用了，更不用说他有一股想拿内政跟外交政策事务一搏的冲动。同时，可以预测的是，汉弗莱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得民心，因之，阮文绍和阮高祺也越来越焦虑，而华盛顿方面对两人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他们二人做出让步助其竞选成功。不好预料的是河内会有何进展。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决定同意哈里曼的“我方你方”方案——如果美方停止轰炸，越南共和国（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就能参加三方和谈，这一行为颇具深意，反映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战场上和苏联供给上都吃紧。但是这真的预示着和平降临吗？
发起政治进攻的是总统，尼克松是守方。这一点在白宫尽人皆知，听听10月22日人们在午餐时的调侃就一清二楚：
总统：尼克松会问我这是不是像把狐狸扔进鸡窝？（笑声）
国防部部长克利福德：感觉如果越南共和国参加和谈，阮文绍会占大便宜。
总统：实际上让民族解放阵线一起参加和谈，我们都会接受。
国务卿腊斯克：有点儿像让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参加内阁会议。
国防部部长克利福德：还是看起来利远远大于弊。
总统：事实上是这么回事。
国务卿腊斯克：情感上不是这么回事。
沃尔特·罗斯托：越南共和国怕我们在和谈会上戏弄他们——把他们逼上绝路，把他们塞进联合政府。
这种更衣室玩笑的口吻很能说明问题。4天后，尼克松自然使用了卑鄙的手段，那时他暗示约翰逊“最后一刻使用了充满恶意的方法……挽回汉弗莱的候选人身份”。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约翰逊就是这么干的。而且，约翰逊认为授权联邦调查局监视、窃听陈香梅没什么要紧。另一点同样很明显，越南民主共和国让步不过是个噱头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弃吞并越南共和国、剿灭越南共和国非共产党分子的目标。如果尼克松袖手旁观，就能达成永久和平协议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即使阮文绍没有得到陈香梅从尼克松阵营传来的密报，他也会在和谈中设法阻挠。如果《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记者贝弗利·迪普说阮文绍决定等待尼克松当选的报道，事态就会有所改变吗？可能也不会。华尔街上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尼克松“就是要让总统心慌意乱，煽动西贡提高要求，让河内知道他当政后‘什么条件都接受，从而‘把屎盆子扣在前任头上’”。阮高祺对美国驻越南共和国新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是这么说的：“尽管美国希望停止轰炸是为了给汉弗莱副总统拉选票，但如果越南共和国政府不同时参加和谈也没戏，总不能为了成就一个人而毁灭另一个人吧。”
10月31日晚，约翰逊对美国公众发表电视讲话，讲话内容正是大部分选民希望听到的内容：美国将立即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会谈在竞选结束的第二天启动，西贡可“自由参加”。同一天，在约翰逊的电视讲话播出之前，阮文绍对邦克明确表示，他不会依计行事；11月2日，越南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大会上发布了同样的大胆信息，全场掌声雷动。美国国防部部长承认西贡“不愿行动”至少有5点动机。国务卿认为“阮文绍有足够理由怀疑河内参加巴黎和谈的目的”。国务卿也有充分理由怀疑约翰逊。阮文绍不必借由斯皮罗·阿格纽或约翰·米切尔告诉陈香梅，再由她告诉裴艳，最后由裴艳告诉他本人要“坚持住”。11月2日，约翰逊指责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是“卖国”
也说不过去。听听两人11月3日的通话会令人感到很滑稽：
尼克松：天哪，我绝不会怂恿河内——我是说怂恿西贡不参加和谈……
约翰逊：这样啊，我跟你说我怎么看，我看这么干没用——对竞选没什么影响。
尼克松：我认为不会有影响。
约翰逊：……我认为不会有人多投你一票。
尼克松：是啊，管他呢，等着看热闹吧（笑声）。
约翰逊：谢谢你，迪克。
尼克松：回见。
有人说如果约翰逊透露他知道陈香梅在活动，公众会对尼克松弄虚作假表示强烈反感，这样汉弗莱就有可能当选总统。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这恰恰说明约翰逊同时也在弄虚作假。正如腊斯克所言，“我们天天都收到这种情报，有些对美国政治人物的影响很糟糕。我们的观点一向是，就这种消息来源而言，公众没有‘知情权’。搜集这种情报纯粹是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即便是消息捅出去，也为时已晚，对竞选没有重大影响”。陈香梅后来可怜兮兮地表示：“政治是非常残酷的游戏。”尼克松一竞选成功几乎就与她断绝往来。1969年1月《波士顿环球报》披露真相，谁也不当回事。后来白宫旧话重提，意思是说尼克松手上有证据，证明约翰逊“利用停止轰炸达到政治目的”，以此敲他的竹杠。后来水门事件败露，而且看来尼克松要深陷险境，尼克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曝光约翰逊“1968年窃听我们”的证据。
7
坏人相争，尼克松胜出。但是他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获胜不是因为基辛格透露了巴黎和谈的机密情报。他获胜也不是因为陈香梅（这里可以补充一句，基辛格和她素不相识）教唆阮文绍抵制和谈。下文将谈到，尼克松之所以获胜，部分原因跟乔治·蓬皮杜6月大选获胜，以及戴高乐重返巴黎、一年后又体面地退隐科隆贝双教堂村一模一样。世界各地，就像都有某种政治物理学原理在起作用一样，1968年，年轻人的暴力行动产生了同样的反作用。正是在这种反作用的推动下，基辛格年底前被任命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一任命跟某些人杜撰的巴黎和谈泄密毫无关系。然而，尼克松何以选择基辛格，基辛格又何以决定接受任命，个中缘由仍有待揭晓。要知道，前文交代过，尽管两人很少见面，但彼此之间关系不睦。正如尼克松亲口所言，两人搭档不可能。的确，就在前不久于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大会上，基辛格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事态会表明自己将成为尼克松政府的一员。他的这部成长小说，45年来经历了个人的、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终于出现真正的转机。
[1] 艾伦后来说基辛格“主动通过一名他之前的学生向我们传递他在巴黎和谈过程中得到的信息”。而人们并不清楚那是谁。
[2] 有一点不得不提，这份备忘录发表之后引发了广泛抗议，主要来自抵制尼克松备忘录的委员会（口号：“别买克鲁克斯的书”）。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判断也是相似的。“尼克松是卑鄙的这种看法已经被大众接受。但是，因为……这本书确信，他是会一直很卑鄙的，而他要么会自认是个道德操守极高的人，要么在最低层面上，相信他能说服所有听众……尼克松深信，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税局和其他联邦机构滥用权力是可以接受的众多职权失职中的一种。”出自《昔日的美好时光》，载《纽约书评》，1978年6月29日。
[3] 阿里达曾是艾森豪威尔第二个任期内的白宫特别顾问助理。
[4] 洛克菲勒的讲稿撰写人约瑟夫·珀西科或许也参与了，同时还有经济顾问理查德·内森，内森是哈佛大学博士，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不过，内森的专长是国内经济政策，而非演讲中所涉及的国际事务。
[5] 在1965年3月为《旧金山纪事报》所做的一次访谈中，摩根索表示，“如果要我总结对越政策的话，我绝对是对它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
[6] 当然可以想见，基辛格后来销毁了相关材料，或者甚至根本就没有记录他在巴黎的活动。
[7] 陈香梅，飞虎队队长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遗孀，这支战队是“二战”时期志愿成立的帮助中国国民党抗击日军的空军部队。陈夫人与中国台湾的蒋介石当局的关系亲厚。她和艾森豪威尔夫人一道被任命为共和党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