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房产私有民主制

英国人的家就好比他的城堡。同样的，美国人也明白，尽管家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家（正如桃乐茜在《绿野仙踪》中所言）。英美人对于私有房产的渴求源于政治，更植根于文化。如果说建立在贵族财产所有制基础上的旧等级制度是英国式的，那么房产私有民主制则是美国式的。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拥有自己房产的美国家庭还不足2/5。除非你是农民，否则每家每户都会涉及抵押贷款问题。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少数在19世纪20年代借款买房的人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尤其是那些一家之主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家庭。这些抵押往往是3~5年的短期抵押，因此不能分期偿付。换句话说，到贷款期结束时，人们偿付的只是本金的利息，并不是所借的本金，以至于到了最后，需要偿付的数额就像气球一样膨胀了许多。抵押率与高级公司债券收益的平均差异在20年代时是2%，而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差异变成了0.5%（50个基点）。抵押率也有巨大的地区差异。当经济暴跌时，紧张兮兮的出借人几乎不会再向借款人续借。1932~1933年间，超过50万借款人失去了抵押赎买权。到1933年前半年为止，几乎每天都有超过1 000名借款人失去了抵押赎买权。房价下跌超过20%。建筑行业被击垮了，暴露出更广范围的美国经济对住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20世纪之后的几次经济衰退也是如此。比起美国城市的困境，大萧条对于农村的影响也许是最致命的。对于农户来讲，尽管他们极力偿付租金，但到最后发现入账的仅仅是失业救济金。以底特律为例，汽车工业工人人数仅为1929年的一半，工资也如此。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几乎无法想象：大批人失业，导致生活穷困潦倒，救济贫民施舍点的景象极其悲惨。人们近乎绝望地游荡着寻找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工作机会，直到1932年经济大萧条终于结束。

1932年3月底特律反饥饿游行示威

1932年3月7日，5 000名被福特汽车公司解雇的失业工人在底特律中部地区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当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走到迪尔伯恩福特红河工厂的四号门口时，发生了混战。突然间，工厂的大门打开了，一群手持武器的警察和安保人员冲出来向人群开火。5名工人中弹身亡。几天过后，6万民众哼唱着《国际歌》出席了这些死者的葬礼。共产党的报纸指责埃兹尔·福特（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的长子）是这场屠杀的罪魁祸首，文章指出：“你，一个提倡艺术的人，一位英国国教的信徒，无情地伫立在红河工厂边的桥上，冷漠地注视着工人被杀的惨烈场面。你甚至都不出面阻止！”究竟能做点什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呢？

警察对反饥饿游行示威者动用催泪瓦斯

埃兹尔·福特将目光转向了墨西哥壁画艺术家迭戈·里维拉，这个异常的举动被看做是一种缓和。里维拉曾受到底特律美术馆的邀请，为其制作一幅能够展现底特律合作，而非阶级冲突的经济体制的壁画。壁画的地点选在了该美术馆宏伟的花园庭院。里维拉非常满意这块地方，于是他决定不只在最初选定的两块庭院内壁上作画，而且是在所有27块庭院内墙上作画。埃兹尔深深地被里维拉勾画的草图所吸引，他决定投入大约25 000美元资助整个工程。1932年5月，也就是在红河工厂冲突爆发后的两个月，里维拉开始作画。1933年3月，整个壁画制作完成。正如福特所熟知的，里维拉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梦想着生活在一个没有私有制、生产工具为公众共同所有的公有制社会里。在里维拉看来，福特公司红河工厂内发生的情景恰恰相反：在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辛苦工作的劳动成果被在一旁冷眼旁观的资本家剥削。里维拉还试图通过壁画探究另一个底特律的显著特征：种族隔离，并将各种族的人比做炼钢所需的各种成分，正如他自己在一篇讽喻文中所作的解释：

黄色人种代表了沙子，因为沙子数量最多。最初移居底特律的褐色人种则像是铁矿石，因为它是炼钢需要的第一种必需材料。黑色人种好比煤炭，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强烈的审美感，一种真实如火焰般的知觉，一种远古刻蚀的美丽以及一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和音乐感。审美感就如同火焰，而煤炭把自身坚硬的碳元素全都提供给了钢。白色人种则如同石灰，不仅仅是因为颜色的缘故，更因为石灰可以在炼钢过程中将有用的成分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所以，白种人被视为世界的组织者。

1933年，当这个壁画作品公之于众时，底特律城市的权贵们惊呆了。用马里格罗夫学院院长乔治·H·德利博士的话来讲就是：

里维拉先生无情地愚弄了他的资本家老板埃兹尔·福特。他被雇用通过壁画描绘底特律，可他却塞给福特先生和这个美术馆一个共产主义宣言。进入这个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那块主要的内壁表现了共产主义精神，起到了解释整组壁画并使之形象鲜活的作用。其中一部分壁画描绘了底特律的妇女，可是当这些妇女看到壁画上那一张张凶悍、阳刚、几乎分辨不出性别的脸庞时，会感到高兴和满足吗？这些壁画上的底特律妇女正神往地凝视着刻画在右方庭院内壁上的那些慵懒、婀娜的亚洲姐妹。

一位市议会议员说最好用白粉将墙壁粉刷遮盖起来，就好像在将来只要需要便可以再揭开一样。他希望里维拉的作品完全脱落，说它是“完全忽视了底特律文化和精神内涵的滑稽漫画”。在这之后，里维拉为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新洛克菲勒中心创作壁画时的情形也基本类似。当里维拉坚持在壁画上保留列宁肖像以及诸如“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甚至“摆脱金钱的束缚”的共产主义标语（事实上这些标语后来成为在华尔街游行示威的民众呐喊的口号）时，洛克菲勒先生非常反感，终于下令毁掉了整幅作品。

“粉碎福特–墨菲恐怖政策”：5名示威者死后的抗议

艺术的力量是强大的，但还应该有一股比艺术更强大的力量把那个被大萧条时期一分为二的社会重新联合起来。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有一些新联邦机构和激进派人士正在计划重振美国衰退的经济，于是他开始推行新政。当新的政策推广开来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中那个关于房屋的非常成功且焕发着生机的新的理念，即罗斯福政府倡导的“房产私有民主制”。罗斯福政府从根本上为美国民众提供了更多购买住房的机会。事实证明，在那个年代，这个政策是成功的一剂良方。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政的推行是美国政府插手经济市场溃败的一个新的尝试。新政下，美国政府加大了公共住房供给，这种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推行的住房模式受到了一些新政推行者们的推崇。事实上，美国公共工程管理署在提供廉价房和减少居住贫民窟公民人数上花费了总预算的近15%。但更有意义的是罗斯福政府采取措施挽救了日益衰退的抵押信贷市场。一家新上市的美国房主贷款公司开始向公众提供长达15年的抵押贷款。1932年，一个名为美国借贷公司（又名美国储蓄机构）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在美国成立，这家机构的建立意在对债务人进行鼓励和监管。此外，还有如英国建房互助协会之类的互保会也纷纷成立。这些协会在吸纳存款的同时向购房者提供贷款。为给予在过去3年内因银行倒闭而遭受重创的存款人信心，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联邦储蓄保险。投资信贷抵押行业比投资房地产更安全，因为一旦债务人拖欠债款，政府就会掏腰包埋单。理论上讲，借贷公司不会出现电影中演绎的那种银行挤兑的状况。1946年，在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经典剧作《美丽人生》中，私营银行家乔治·贝利（由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经营的贝利储蓄贷款公司在一定极力挽救之后最终破产。剧中他的父亲对他说：“你瞧，乔治，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正在做着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我们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欲望。人类天生就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有顶棚，有墙壁，有壁炉。咱们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公司帮这些人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乔治深受父亲一席话的影响，一次他在老贝利死后与道德败坏的贫民窟地主波特的对话中这样说道：

波特先生，我的父亲从未替自己考虑……但他却成功地帮助一大批人搬离了您的贫民住宅区。这有什么错？这些人不也因此成为了地位更高的公民了吗？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也在上涨吗？……要是像你说的……他们在攒够了钱之前不应该考虑买房这种事情，那么这“之前”到底是多久？要等到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经济独立吗？直到他们老得走不动路？你到底知不知道一个工人要攒5 000美元得花费多久的时间？考虑考虑吧！波特先生，你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阶层！在这个社会中，这些人努力工作，辛苦偿付，维持生计直到最后死去！在带有浴室的大房子中这样生活，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太贵了点！

这种关于拥有房子的好处的激进言论，也许是一种比较新的说法。但是，联邦住房署给美国的购房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向抵押放贷者提供官方保险，联邦住房署鼓励民众申请高额的（高达售价的80%）、长期的（20年）、完全分期等额偿付的低息贷款。这项措施的意义远不只重振抵押贷款市场这样简单，事实上，它改变了整个抵押贷款市场的运作方式。通过标准化长期抵押贷款，建立国家监管体制，联邦住房署为美国次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38年，随着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的成立，美国次级市场开始活跃。房利美通过发行债券获得收益，并从当地的储蓄银行购买抵押贷款。这些在今天的美国要受到地域（出借人只能向居住在该公司50英里之内的借款人提供借贷）和支付存款利率（《联邦储备局条例》对存款利率的最高值进行了限定）的限制。美国住房署实施的这些新的举措意在减少公众每月所需偿付的平均还款额，比起以前，更多美国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了。因此，如果说整个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现代社会，并不过分。

电影《美丽人生》海报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有效地运作着信贷抵押市场，鼓励借贷者和还贷者紧密合作，这是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产权（即购房抵押债务）飞速上涨的原因。在美国，住房自有率从40%提升到了1960年的60%。只有一个限制，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购房资格。

1941年，一名房地产开发商穿过底特律“八英里”街道，建起了一堵高6英尺的水泥围墙，他在此筑墙是为了从美国联邦住房署获得建房贷款。只有在居住着白人的那边建房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居住着黑人的那边尽管居民人数众多，但却得不到政府的贷款，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黑人不讲信用。从理论上讲，贷款靠的是信用等级评价，但实际上凭的却是皮肤的颜色。这种体制将美国社会一分为二。换言之，这种种族隔离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政局直接导致的结果。在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的地图上，底特律黑人主要居住的地区，即下东区，以及所谓的西部和“八英里”街道的“殖民区”，被填充为红色，用字母“D”标记。而白人主要居住区则被标记为“A”、“B”或者是“C”。这种区别解释了现实等级评价中为什么用“红圈”勾画信用度低的地区。这种情况导致居住在D区的人们在赎回抵押物时需偿付比A区、B区和C区更高的利息。到了20世纪50年代，1/5的黑人借贷者需偿付8%或者更多的利息，而白人实际上支付的利息则不会高过7%。这成了内战时期黑人争取的在财政方面的隐性权利。

底特律造就了许多成功的黑人企业家，比如说摩城唱片公司的创始人贝里·戈迪。这个公司凭借巴瑞特·史特隆的一首《我需要的是钱》的歌曲而出名。这家公司打造的其他明星还包括阿撒·富兰克林和马文盖，她们现在仍居住在这座城市。但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10年时间里，人们一直对黑人存有偏见，认为他们极其不讲信用。这种经济歧视成为后来动乱爆发的导火索。1967年1月23日，底特律第十二街发生暴乱。在警察对一个名叫“盲猪”的非法经营的酒吧进行搜查后，总共5天的时间里，43人遇害身亡，467人受伤，超过7 200人被逮捕，将近3 000座建筑被打砸抢烧。这是黑人反对美国房产私有民主制将其视为二等公民的最明显的标志。即便是今天，你仍可以看到那些暴乱遗留下的空地。政府派出配有坦克和机械武器的常规军对这种被官方称为“起义”的暴乱进行镇压。

正如20世纪30年代一样，政界开始对暴乱采取措施。随着60年代《人权法》的颁布，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增加了房产私有的可能性。1968年，房利美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或称吉利美），主要向贫困人群（如退伍老兵）提供福利性借贷；另一部分是重组的房利美，也就是最初为美国政府发起、现在被私有化了的企业。公司可以购买常规抵押贷款和政府担保贷款。两年后，为了带动次级市场竞争，美国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成立，公司的成立仍然是为了拓宽次级市场的信贷，并且（至少在理论上讲）降低抵押贷款率。不必说，表示种族歧视的“红圈”依然存在。事实上，随着1977年美国《社区再投资法》的颁布，美国的银行迫于法律的压力，不得不向少数贫困群体放贷。由于受到房利美、吉利美和房地美的保障，房产私有民主制似乎变得更加公平。那些经营储蓄银行的老板可以按照“3–6–3”原则过着舒服的日子，即支付存款人3%的利息，收取贷款人6%的利息，每天下午3点前准时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