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绿斗篷

在德国故事《花衣魔笛手》中，一个有着异域风情打扮的捕鼠人来到普鲁士的哈梅林。他能够用笛声引诱老鼠，城镇里的人因此雇他消灭在城镇中横行的老鼠。这些老鼠跟随笛子的旋律，被带到附近的威悉河里，并在那里被淹死了。然而，事后镇上的人拒绝将全额费用支付给吹笛者。于是，他对镇上的孩子们玩起了同样的把戏。他把孩子们带到一个山洞里，最后，只有三个孩子活着出来了。这是个13世纪流传下来的故事，而且很可能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尽管不完全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多孩子死亡。一个可能的假设是：这个故事是关于一场黑死病的爆发。众所周知，黑死病是由老鼠传播的，尽管在故事的最早版本中没有提到老鼠。直到16世纪晚期，故事才变成上面的样子。

20世纪既是瘟疫的时代，也是魔笛手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恰逢流行病席卷全球，致命的流感病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尤其是年轻人。[1]这并不是1917年至1923年间唯一的瘟疫。新的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几乎导致每个欧洲国家都产生了恶毒的法西斯运动。这些意识形态如此具有传染性，以致剑桥独立法庭中的英国人也可能会受到感染。同时，世界上还有一场经济瘟疫：恶性的通货膨胀。这场瘟疫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奥地利、波兰和苏联都造成了严重破坏。面对这些灾难，人们求助于魔笛手：他们提供了超凡的领导能力和激进的解决方案。然而，像故事中哈梅林的人们一样，那些赋予魔笛手权力却不给他相应利益的人以他们孩子的生命为代价做出了补偿。

在这之前的世界是一个帝国的世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14年夏天欧洲帝国之间爆发的冲突是拿破仑战争后出现的国际秩序崩溃的结果，拿破仑战争首先造就了一个五节点的大国网络。为了将战争的起因控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英国没有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因为俄国和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大阵营因塞尔维亚恐怖分子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的暗杀而开战，这个地方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哈布斯堡新得的领土。当德国对法国的进攻计划显然需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性时，英国在另一方，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使比利时中立的1839年条约，不如说是为了阻止德国战胜法国和俄国。从军事角度来说，德国人可能有能力赢得一场大陆战争，尽管他们的盟友很软弱。而且在战争的前6个月，他们确实成功地给法国军队造成了惊人的伤亡——远远超过了1870年和1940年导致法国崩溃的数字。然而，尽管法国的战斗力不断遭到削弱，但英国在金融、制造业、航运和人力方面无可匹敌的资源足以让战争在西欧继续下去——但也只是让它继续，并不是结束战争。战争本身具有传染性。参战帝国在海外的巨大财富加速了战争在全球的蔓延。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在1914年之前，黑山、日本和奥斯曼帝国也加入战争。1915年5月，意大利姗姗来迟，选择了协约国；保加利亚加入了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在1916年与协约国联盟；1917年，美国只是12个新加入的国家中的一个。其他国家是：玻利维亚、巴西、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希腊、利比里亚、巴拿马、秘鲁、暹罗（现在的泰国）和乌拉圭。它们都联合起来反对同盟国。[2]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也加入协约国作战。在欧洲，只有西班牙、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保持中立。

西线军事的僵局逐渐明朗化，而在此之前，德国政府甚至已经开始试验一种被证明能对战争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武器。这个想法是通过释放一种符合逻辑的“病毒”来破坏对方的稳定。在奥斯曼帝国盟友的帮助下，德国人试图在整个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发动圣战。[3]约翰·巴肯的《绿斗篷》的情节（这可能是他最牵强附会的作品之一）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4]而事实也证明，德国人是对的，这样的事情会奏效。然而，他们引发革命的第一次尝试却失败了。关键是，只有1914—1918年的一些革命思想传播得很快，而且传播得足够远，足以颠覆和推翻帝国的等级制度。圣战的号召并没有破坏英国人或法国人在他们控制的伊斯兰世界的统治，但是英国以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式发起的反击确实破坏了奥斯曼帝国，就像德国传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摧毁了俄罗斯帝国一样——然后向西横扫，摧毁了德意志帝国本身。为了理解为什么第一个计划失败了，第二个成功了，第三个也成功了，却适得其反，我们需要牢记一点：在决定传染速度和程度方面，网络结构和病毒一样重要。[5]

再古怪的想法一旦得到王室的拥护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东方主义倾向，强烈倾向于将伊斯兰主义理想化。1898年对近东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想象自己是“哈吉·威廉”，他向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吐露，他“在穆斯林面前感到深深的羞愧，如果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话，我肯定会变成穆斯林！”[6]这种亲伊斯兰主义在德国学者中也很流行，尤其是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7]此外，有战略理由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虽然不是兰克五国集团的成员，但“高门”[8]实际上是欧洲大国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它的未来一直是19世纪外交的核心问题，即所谓的“东方问题”。威廉二世1913年宣称，要么德国国旗将飘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防御工事上，要么我将遭受与圣赫勒拿岛伟大的流亡者相同的悲惨命运（暗指他的偶像拿破仑）。[9]土耳其似乎也有发展经济的潜力，因此德国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到1914年夏天，这条铁路的建设已经在进行中了（尽管存在一些财政和技术困难）。[10]

然而，对威廉二世来说，让穆斯林作为盟友的概念一直引诱着他。在德国驻开罗领事馆的法律专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的鼓励下，威廉对大英帝国的穆斯林臣民可能会被圣战召唤而起来反抗的想法很着迷。[11]事实上，这是德国皇帝第一次意识到英国在欧洲大陆爆发的战争中不会保持中立。威廉二世被“包围德国”的前景激怒，草草书写下后来成为《绿斗篷》情节的内容：“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领事、特工等，必须点燃整个伊斯兰世界来激烈反抗这个可恶的、说谎的、没良心的、充满商人的国家。因为如果我们失血过多而死，英国至少会失去印度。”[12]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在8月份采纳了这个想法，他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另一边作战的帝国穆斯林人口中“唤醒伊斯兰教的狂热”。1914年10月，奥本海姆以一份136页绝密的“关于在敌人的伊斯兰领土上进行革命的备忘录”作为回应，他在备忘录中称伊斯兰教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设想了印度、埃及以及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宗教起义。[13]贝克尔出版了一本名为《德意志和伊斯兰教》的小册子。

当时这个想法远不如事后看起来那么诱人。的确，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绝非定局。[14]事实上，德国大使汉斯·弗赖赫尔·冯·旺根海姆和德国驻该国军事使团团长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对奥斯曼联盟能带来的好处相当怀疑。但是自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908年强行恢复宪政以来，一直控制着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有充分的理由与柏林结盟。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伊斯梅尔·恩维尔和穆罕默德·塔尔贝格辩称，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是对奥斯曼领土有致命企图的国家，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是诚实的掮客，他们可能会支持至少归还一部分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土耳其丢失的财产。[15]在德国皇帝的鼓励下，一个联盟于8月2日仓促缔结。[16]此外，恩维尔和他的同事完全相信宗教情绪可以被用作奥斯曼权力的来源。他们认为这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重要纽带。[17]他们还认为可以将他们对帝国内的基督徒，特别是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运动合法化。正如旺根海姆在8月中旬报告的那样，“陛下所期望的伊斯兰世界的革命已经准备好了，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些措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采取的”。[18]他唯一担心的是，对亚美尼亚人的任何屠杀都将归咎于德国人。[19]

1914年11月14日，在伊斯坦布尔的法提赫清真寺，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领袖乌尔赫·哈伊里·贝向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五世赠送了先知之剑，这是一次正式发起反对协约国圣战的仪式。[20]清真寺外聚集了“一大群人”，人们大声宣读了一份法特瓦（伊斯兰教），其中包括一系列问题：

俄国、法国、英国的伊斯兰臣民，以及所有在陆地和海上袭击中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国家，都是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对哈里发进行攻击的，难道这些臣民也必须参与对他们所依赖的各个政府的圣战吗？

是的。

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英国、法国、俄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统治下的穆斯林，以及那些通过对土耳其盟友德国和奥地利发动战争来帮助这些国家的穆斯林，他们是否应该受到真主的惩罚，因为他们是对哈里发和伊斯兰教造成伤害和破坏的原因？

是的。[21]

诚然，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圣战，因为它只适用于生活在特定欧洲帝国的异教徒，而不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异教徒。它还涉及攻击代表协约国作战的穆斯林[22]，目标是比利时公民，而不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美国人。[23]另一方面，不能否认奥斯曼帝国为传播战争号召所做的努力。[24]此外，德国外交部东方情报局招募了数量可观的穆斯林合作者，包括突尼斯神职人员萨利赫·谢里夫·突尼斯和埃及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维什。[25]

从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的有利位置来看，全球圣战的未来令人炫目。奥本海姆是巴肯笔下的恶棍在现实生活中的对应，他是犹太银行家西蒙·奥本海姆的孙子。作为一名旅游作家和业余考古学家[26]，他成功地将他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转化为迷人的双重生活：在柏林，他是德国皇帝最喜欢的知识分子；而在开罗，他享受异国东方的乐趣，还有他自己的后宫。奥本海姆哀叹“伊斯兰世界已经到了堕落的阶段”，在1915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他猛烈抨击协约国，这本小册子的制作显然就是为了广泛传播。在印度、埃及和苏丹，“数以亿计的穆斯林”已经“落入真主的敌人，异教徒英国人手中”。马格里布人民已经被法国人征服，他们是“真主和他的使徒们的敌人”。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在沙皇统治下辛勤劳动。意大利人压迫塞努西，这是一个的黎波里的苏菲教派和部落。[27]现在是所有这些伊斯兰教徒反击的时候了。奥本海姆和他的合作者以这种方式用多种语言编写了这本小册子。[28]

德国人不满足于文字的宣传。1915年，奥本海姆扮成贝都因人，从大马士革出发，向叙利亚农村传播他的思想，他最远到达西奈半岛和麦地那附近。[29]他的使徒卡尔·普吕弗试图在埃及激起反英国情绪。弗里德里希·克莱因少校被派往伊拉克南部，会见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什叶派穆斯林。领事威廉·瓦塞斯在伊朗也做了类似的努力。[30]德国驻摩洛哥费斯市领事埃德加·普尔伯特被私密地派去说服塞努西酋长拿起武器对抗协约国，并在第二次远征中，与摩洛哥希巴部落和苏斯部落达成同样的壮举。甚至还有德国派往苏丹和非洲之角的代表团。[31]最雄心勃勃的是由巴伐利亚炮兵军官奥斯卡·里特尔·冯·尼德迈尔率领的阿富汗远征队，曾在东方跋涉；沃纳·奥托·冯·亨蒂格是一名外交官，曾任职北京、君士坦丁堡和德黑兰。他们的目标是说服阿富汗国王阿米尔·哈比布拉脱离英国的影响完全独立，加入同盟国一方。[32]在卡齐姆·奥尔巴伊上尉领导的土耳其党、三名印度革命者和几名普什图部落成员的陪同下，尼德迈尔和亨蒂格于1915年9月7日抵达喀布尔。德国战略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持续努力争取协约国军队的穆斯林战俘，他们被聚集在德国第一座清真寺所在地温斯多夫的一个名为“新月营”的特殊营地中，这是一个模仿耶路撒冷岩石圆顶而精心设计的木质结构建筑。[33]阿尔及利亚逃兵布库亚中尉写的传单也被扔在了法国殖民部队驻守的战壕里。训练有素的德国士兵在没有人的土地上用阿拉伯语大喊：“你为什么要打我们？我们是你的兄弟，我们和你一样是穆斯林。”[34]

这些努力也并非注定要失败。的确，旺根海姆预计苏丹哈里发的呼吁将“只从暖炉后面哄走少数穆斯林”。[35]但是奥本海姆的计划不能仅仅被视为“幻想”。[36]作为动员奥斯曼帝国内部不同群体的工具，圣战的呼吁在许多方面都是成功的。恩维尔在1914年8月10日写给巴士拉的纳基扎德·塔利布·贝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的敌人想用他们肮脏的脚弄脏我们的土地，我相信伊斯兰和奥斯曼的荣誉和力量会摧毁他们。”[37]事实证明这是真的。如果奥斯曼帝国仍然是“欧洲病夫”，那么英国对加里波利的恶意入侵可能会成功。在那场血腥的战役中，宗教无疑是土耳其士气的来源之一。圣战的号召也引起了幼发拉底河中部什叶派部落——法塔赫、巴尼哈桑、巴尼哈坎和卡扎伊，以及由蒙塔菲克联邦控制的幼发拉底河下游部落强烈的积极反应。1914年11月19日，大穆吉塔希德穆罕默德·卡迪夫·亚兹迪写信给穆哈马拉的谢赫·卡兹尔，明确敦促他“尽一切努力击退异教徒”。[38]

然而，事实却是，德国人集中伊斯兰国家反抗协约国的愿景并没有实现。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的无能，另一方面是因为英法反间谍能力的强大。探险家利奥·弗罗贝尼乌斯在去厄立特里亚的途中被抓获，随后被意大利当局驱逐回欧洲。[39]阿洛伊丝·穆西尔是一名奥地利东方学家，被派去讨好长期与奥地利不和的阿拉伯领导人伊本·沙特和伊本·拉希德，他不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完全误解了他们的意图。[40]在伊朗，瓦塞斯的密码本落入英国人手中，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成千上万本用英语、乌尔都语、印度语、旁遮普语和锡克语印刷的，致印度军队的暴力煽动性小册子”，还有一个“向军队中的伊斯兰教徒发出的特别呼吁，敦促他们加入一场反对异教徒英国人的圣战”。[41]

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现实情况是，圣战的呼声并没有在奥斯曼的核心省份之外引起太多共鸣。[42]例如，谢赫·卡兹尔将阿巴丹岛租给了英国一波斯石油公司，他选择无视大穆吉塔希德对穆斯林团结的呼吁，并加入了英国人的行列。尽管一些法国官员起初担心他们的北非臣民可能会受到德国宣传的影响，但事实很快表明，他们同样愿意相信——用西·卜拉欣中尉在阿尔勒对北非士兵讲的话来说，他们“为我们国家拿起武器”是“捍卫他们的信仰、他们家园的荣誉和伊斯兰土地的完整”。[43]在利比亚，塞努西人最终被说服拿起了武器，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是金钱，当遇到英国的有效抵抗时，他们很快就消失了。在阿富汗，德国代表团等待了数周，阿米尔召集了部落首领组成的支尔格大会却投票决定，在战争中保持中立。[44]至于印度，对于英国人来说，说服伊斯兰领袖——尤其是阿迦汗、达卡的纳瓦卜·巴哈杜尔和全印度伊斯兰联盟理事会，让他们谴责圣战的号召是德国的伎俩可以说易如反掌。[45]

简而言之，战前像奥本海姆这样的人宣扬的“泛伊斯兰主义”被证明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没有任何小册子能够激活一个在东方主义者想象之外的根本不存在的网络。像奥本海姆一样，英国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称伊斯兰教为“情感传递的电流”，并认为“由于没有或几乎没有领土国籍意识来制衡它，它的影响力得以增强”。更有经验的殖民管理者对此表示怀疑。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馆的东方事务处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认为，作为英国政策的一个因素，哈里发教义（泛伊斯兰神权政治）主要是印度殖民政府的产物。[46]即便如此，这对印度的“操作”也是不公正的。在1916年6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印度办公室的副秘书T.W.霍尔德内斯认为，“无论是从过去的伊斯兰教历史，还是从当前的战争事件来看……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很容易被高估的动力”。霍尔德内斯敏锐地指出伊斯兰世界“缺乏凝聚力、教派分裂和仇恨”，他认为，总体而言，穆斯林“受国籍而非信仰的鼓舞”。[47]这在汉志的所有重要地区都是事实，汉志是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

德国人试图将他们的三个敌对帝国的穆斯林臣民煽动起来，形成一场宗教起义。但他们失败了，在麦加更是如此。英国人缩小了目标，那就是说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臣民叛变，这奏效了。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60岁的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就已经派他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拉去告诉英国人，他可能会考虑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作为一名社会保守主义者，侯赛因对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及其现代化计划深表怀疑。事实上，他怀疑他们将密谋推翻他，并结束他的哈希姆家族对汉志的宗主权。[48]1914年9月24日，战争事务大臣基奇纳勋爵通过开罗的斯托斯向阿卜杜拉发送了一封密函，询问侯赛因，如果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话，“他以及他的父亲和汉志的阿拉伯人会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这封信的结尾有一个大胆的暗示：“很可能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捍卫麦加或麦地那的哈里发统治，在真主的帮助下，善良会从现在发生的一切邪恶中走出来。”[49]

基奇纳想的是建立侯赛因与大英帝国的从属关系，就像19世纪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一样。但这不是侯赛因所设想的。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远未结束，[50]但是替代它的不应该是英国的统治，而是阿拉伯的独立。当侯赛因的长子费萨尔秘密会见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军事组织和平民运动的代表时，他们讨论的选择主题就是阿拉伯的独立。奥斯曼帝国的提议本质上还是让他们服从或者向他们下达命令。而阿拉伯主义者提出了更多的建议：如果侯赛因能够说服英国接受《大马士革议定书》中定义的大型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不仅包括整个阿拉伯半岛，还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那么他们将会加入他对苏丹的反抗，并在战争结束后让他成为“阿拉伯人的国王”。[51]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与侯赛因达成协议，这一重大决定——尽管是在对“阿拉伯哈里发国”的精确边界进行了长期争论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德国奥斯曼圣战号召，以及英国在加里波利和阿马拉接连失利所引发的恐慌的回应。[52]用开罗情报处处长吉尔伯特·克莱顿的话来说，“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们就能成功争取阿拉伯人对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支持，并且能够排除他们反抗我们，或者是反抗法国人、意大利人的可能性。一个纯正的伊斯兰圣战一定是在伊斯兰教的圣地策划出来的……我认为，与阿拉伯人结盟的所谓的‘正面’优势被过分重视了，与此同时，将他们推向德国和土耳其支持的大型‘负面’优势则被忽视了。”[53]英国与哈希姆的协议，与法国就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达成的单独协议[54]，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达成的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协议，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中东”地区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55]并且将持续一个世纪。

1916年6月5日开始的阿拉伯起义让德国人在自己的计划中被击败，战争趋势被扭转，反而对奥斯曼帝国不利了。[56]但是，为了理解为什么英国在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在法国的支持下），我们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英国最狂热的阿拉伯独立支持者T.E.劳伦斯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功。[57]我们还需要知道劳伦斯正在与一个活跃的网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网络）合作，而奥本海姆和他的同盟者则试图激活一个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的、不相连的网络：所有穆斯林的乌玛。德国人犯下的致命错误是低估了阿拉伯意识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破坏了奥斯曼统治的正式结构。[58]奥本海姆自以为了解伊斯兰世界，但他完全误解了哈希姆人的意图。宣布一场全球圣战而不首先确保圣地安全，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堪比巴肯的讽刺。正如劳伦斯所做的，布坎南式的英雄“不仅穿着阿拉伯人的衣服，还会对他们的精神基础加以仿效”。

[1] 不同寻常的是，这种特殊的流感对20岁到40岁的人来说是最致命的。估计有67.5万美国人死于流感，这一数字是“二战”中死亡人数的十倍。在欧洲的美国士兵，有一半死于流感。美国参战后，青年人的大规模参军无疑促成了这种疾病的迅速传播，这种疾病会感染肺部，并导致受害者溺死在自己的血液中。1918年年初，美国该流感最早的病例发生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营里。到了6月份，它已经传播至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月后，第二波浪潮几乎同时袭击了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法国的布雷斯特和塞拉利昂的弗里敦。

[2] Chi et al., ‘Spatial Diffusion of War’, 64f.

[3] See in general Hopkirk, Like Hidden Fire.

[4] Al-Rawi, ‘Buchan the Orientalist’.

[5] Keller, ‘How to Spot a Successful Revolution in Advance’.

[6] McMeekin, Berlin-Baghdad Express, 15-16f.

[7] Habermas, ‘Debates in Islam’, 234-5.

[8] 当代欧洲外交官经常将奥斯曼政府称为“Sublime Porte（高门）”，这是土耳其语BâbIâli的法文翻译（“高门”或“显赫之门”），这是伊斯坦布尔通向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主要政府部门所在建筑的大门的名称。

[9]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138ff.

[10] McMurray, Distant Ties, KL 1808-21.

[11] Landau, Pan-Islam, 94-8.

[12] Geiss, July 1914, doc. 135.

[13] Mot add,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19f.

[14] McMurray, Distant Ties, KL 1826-38.

[15] McMurray, Distant Ties, KL 1850-56.

[16] Rogan, Fall of the Ottomans, 40f.

[17] Rogan, ‘Rival Jihads’, 3f.

[18] McMeekin, Berlin-Baghdad Express, 87

[19] McMeekin, Berlin-Baghdad Express, 376, n. 8.

[20] McMeekin, Berlin-Baghdad Express, 124.

[21] ‘The Ottoman Sultan’s Fetva: Declaration of Holy War’, 15 November 1914 in Charles F. Home (ed.), Source Records of the Great War, vol. Ⅲ (New York: National Alumni, 1923): http://www.firstworldwar.com/source/ottoman_fetva.htm.

[22]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19.

[23] McMeekin, Berlin-Baghdad Express, 125.

[24] Schwanitz, ‘Bellicose Birth’, 186-7.

[25]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21-5.

[26] 奥本海姆在叙利亚东北部的泰尔哈拉夫发现并挖掘了极其丰富的遗址，那里是古阿拉曼城的所在地——古扎纳州或戈赞州。

[27] McMeekin, Berlin-Baghdad Express, 135. See also Morgenthau, Secrets of the Bosphorus, 110.

[28] Landau, Pan-Islam, 98; Zürcher, Jihad and Islam in World War I, 83.

[29] McKale, ‘British Anxiety’.

[30] Al-Rawi, ‘John Buchan’s British-Designed Jihad’.

[31] McKale, ‘British Anxiety’.

[32]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21-5.

[33] Gussone, ‘Die Moschee im Wünsdorfer “Halbmondlager”’.

[34] Fogarty, ‘Islam in the French Army’, 25f.

[35]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17f.

[36] McMeekin, Berlin-Baghdad Express, 283.

[37] Zürcher, ‘Introduction’, 24. See also Aksakal, ‘“Holy War Made in Germany?”’ and ‘Ottoman Proclamation of Jihad’.

[38] Rutledge, Enemy on the Euphrates, 33-7.

[39] McKale, ‘Germany and the Arab Question’, 249f., n. 13.

[40] McKale, ‘Germany and the Arab Question’, 249f., 238f.

[41] Al-Rawi, ‘John Buchan’s British-Designed Jihad’.

[42] Schwanitz, ‘Bellicose Birth’, 195f.

[43] Fogarty, ‘Islam in the French Army’, 31-3.

[44] Ahmad, ‘Great War and Afghanistan’s Neutrality’, 203-12.

[45] Rogan, ‘Rival Jihads’, 6-7.

[46] Darwin, Empire Project, 295-7.

[47] McKale, War by Revolution, 171.

[48] McKale, ‘British Anxiety’.

[49] Rutledge, Enemy on the Euphrates, 33-7.

[50] Cleveland and Bunton,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32f.

[51] Rogan, Fall of the Ottomans, 280f.

[52] McKale, ‘British Anxiety’.

[53] McKale, ‘Germany and the Arab Question’, 246; Rogan, ‘Rival Jihads’, 14-16.

[54] 麦克马洪接受了侯赛因提议的地区边界，但排除了以下地区：奇里乞亚（今天在土耳其东南部）和那些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以西的“叙利亚部分”，法国已经宣布对这些地区感兴趣，并支持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和巴士拉省的所有权。英法两国对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设计臭名昭著，在1916年5月的马克·赛克斯爵士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之间达成的协议中得到了体现，他们设想奥斯曼帝国在战后会完全分裂。

[55] Rogan, The Arabs, 150f.

[56] Rogan, The Arabs, 151f.

[57] McKale, ‘British Anxiety’.

[58] McKale, ‘Germany and the Arab Question’,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