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至少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首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詹姆斯对他一直心存疑虑——推翻了《共和宪法》，并且以他叔叔直系继承人的身份宣称自己是皇帝。其次，詹姆斯的金融对手阿希尔·福尔德——海涅称为“高兹河铁路总拉比”的本诺特的弟弟当上了财政部长。根据经常被引用的德·威拉–卡斯特尔伯爵的说法，福尔德告诉拿破仑说：“陛下，您绝对有必要把自己从罗斯柴尔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根本没有考虑您的利益。”第三，新形式的“通用型”银行，比如像工业信贷银行——由詹姆斯以前的助手佩雷尔兄弟创立——严重威胁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统治地位，这种威胁不只是出现在法国，而且出现在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后，19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动荡：从1815年开始就困扰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势力之间的大战噩梦成为了现实，首先是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抗击俄国和土耳其），然后是意大利战争（法国抗击奥地利和意大利）。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在两方面存在着误导，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过分依赖于那些明显带有偏见的信息来源，比如于布内伯爵——出任奥地利大使的阿波尼的继承人——的日记，他们过分强调了詹姆斯在拿破仑政权下所经历的困难。另外，他们也过分关注于法国方面，而詹姆斯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其实不应该被孤立起来看，因为就在同一时候，其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都非常繁荣。

两个皇帝

于布内把贝蒂与康嘉尼尔将军的关系描绘成一段罗曼史完全是一种恶意的中伤。事实上，最近重新发现的贝蒂在阿方斯去美国的那段时间写给阿方斯的信表明，她对康嘉尼尔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这位将军给她的印象是一位“中等身材、消瘦、丑陋的男人，除了胡子以外看不到任何英武的东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很苍老，而且已经风烛残年”。当他在1849年与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尽可能地表现得善解人意，而且非常渴望去取悦人”，但“在这方面，他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我以前听别人赞扬他时所经常提到的坦诚与忠诚；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双面人”。汉娜告诉迪斯雷利说，康嘉尼尔是一位十分拘谨的人，当他被邀请到罗斯柴尔德家与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拒绝了，而且“为邀请了一位公众歌手吃饭而对贝蒂进行了一番说教”。在这段时间，贝蒂也没有能回避出现路易·拿破仑的一些安排。她在4月份告诉她的儿子，元首“干得不错，每天他都能为他的法令和法律权威的原则找出一定的依据”。同样重拾信心的还有她自己，她“最终打破了坚冰，出现在元首的沙龙聚会里。再不出来对这种政治困局施加点影响，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康嘉尼尔提到了能让一个在整个家族里反对革命的态度最坚决的女人重获信心的正确的事。她满心赞许地写道：“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分子……有一天，他谈到了关于我们旗子上的第三种德行的标志，他对我说，‘我对兄弟情义是如此仇恨，要是我有一个兄弟的话，我会叫他表弟。’”不久，她又向阿方斯保证，“我的朋友康嘉尼尔会制止那个疯子的”，还说家族“会得到难能可贵的康嘉尼尔的保护”。“在我们尊敬的康嘉尼尔身上，”她在6月份时宣称，“我们看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能非常娴熟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而不让我们当时就知道他所面临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人有多么崇高，他有多么高贵的心灵以及忠诚的灵魂，他是多么坦荡，这位过去的英雄，浑身充斥着能给他带来意志力的侠义，他想做的事情从不落空。”如果她是在公众场合说的这些话，那么于布内在发现政治问题的同时又探听到大量的这种逸事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她的婶婶汉娜很小心地评论康嘉尼尔“对家族非常尽心，很认可贝蒂的才能和能力，欣赏家族在革命期间的勇气和行事方式，并对他们的繁荣昌盛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对于这一点，詹姆斯满怀羡慕和困惑——尽管康嘉尼尔愿意给他提供敏感的政治情报（比如关于法国对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政策），但他从来没有用这些消息来进行投机——评论道：“迄今为止，康嘉尼尔从来没有迷失（在投机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他想要投机。事实上，我很肯定，如果我想要对他或者他的助手建议这类事情，他可能就不再会见我或者接受我的邀请。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平常的人物！”相反，波拿巴就对于投机却乐此不疲——但不是与詹姆斯联手。

整个的1850年间，詹姆斯都在努力去调整他与拿破仑三世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三世掌握着主动，而这可能会给詹姆斯带来麻烦。“元首大概认为我有什么方面对不住他。”詹姆斯在1850年1月的时候说道，“因此，似乎我在他那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特别是在福尔德不帮助我的情况下。感谢上帝，我并不需要他。”按照这个说法，他信不过福尔德的传闻是真的（这和他与一个异教徒结婚并没有多大关系）。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竞争本质不应该被曲解——他们经常来往，而且人们发现了很不应该的一面：一个兄弟做银行家，而另一个兄弟做财政部部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不是什么公平的战术。詹姆斯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在生意和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很遗憾，”他满腹牢骚地说，“我很不乐意看到我们的生意被抢走，我们跟从前比好像已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认为发生在1850年的那件使他未能保住年金业务的事情就代表着他的金融影响力在降低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詹姆斯当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标书，但没有去参加竞标，原因是纳特4岁大的儿子迈耶·阿尔伯特去世了，而葬礼恰好就在财政部部长定下开标的日子。尽管在参加葬礼，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窃喜，因为他的缺席造成了福尔德招标活动的“惨淡收场”：“现在他看到了，没有人能把罗斯柴尔德抛在一边，福尔德不可能为所欲为。”

真实的情况是，詹姆斯当时真正最为关切的是外交而不是金融。他担心元首变幻无常的对外政策会在法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导致摩擦，甚至是导致战争，对手有可能是英国（针对唐·帕西菲科事件）或者是普鲁士（针对日耳曼问题）。希拉克关于詹姆斯在一次与拿破仑和康嘉尼尔在1850年末的会议中试图缓和法国政策的故事证实了这个说法。“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伊（与）德国的争吵是关于深木（什么）问题？”詹姆斯以辩解的口吻说，“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看在赏（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拿破仑三世的反应只是把自己的后背转向了他。詹姆斯确实于1850~1851年间在很多场合多次见到过拿破仑三世，但詹姆斯在影响他的政策方面的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戏弄小兵”，他是“一头驴……最终会使整个世界都变成他的敌人”。具体来说，法国插手1850年下半年间发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的可能性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尽管他一直担心死于“红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仑由于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像路易·菲利普一样被追得走投无路”，詹姆斯认为他不会觉得太意外。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波拿巴分子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詹姆斯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起来的原因。早在1850年10月，他就开始向伦敦分行转移黄金，他对侄子的解释是“当一个像他（拿破仑三世）那样的人有可能会因为我是康嘉尼尔的朋友就没收我的钱财的时候，我情愿把我的黄金放到这儿去挣3%的存款利息，也不愿意放到国债上或是将它束之高阁。我并不是害怕，但我宁愿小心行事。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同时，詹姆斯由于一直保持着跟康嘉尼尔的来往（甚至在康嘉尼尔被他的军队解职，离开国民卫队司令部后，两人也来往不断）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说，“我们的将军”胸怀“远大的理想”。“我怀疑在这些理想实现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说，“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我已经卖出了我所有的公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詹姆斯担心在12月1~2日的叛乱发生的夜晚，他会与康嘉尼尔以及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一起被捕。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卢比孔行动”（暴动的代号）前一周，他从楼梯上跌倒，弄伤了脚踝，因此，当波拿巴分子展开攻击的时候，他十分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抵抗。但是有点让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动发生的当时发给伦敦的信上，对于政治问题居然只字未提，对此，詹姆斯的解释是，他有理由担心这些信件会被检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很矜持，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应：

她相信元首只是成功地解救了那些激进分子，而且他会被迫采取摇摆政策，最终他只会以成为他们的一种煽动手段收场。“为了能继续沿着元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他不得不以煽动（意思是极左）来威胁我们，因此他不能完全把它摧毁；而我担心他不仅根本就不能力挽狂澜，相反，他可能会为了达到他个人统治的目的而推波助澜。”

然而，詹姆斯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把他的政治喜好与他的生意混为一谈的人。除了他个人对康嘉尼尔的喜欢之外，他并没有要对共和党人效忠的想法，并且以“极大的妥协”接受了新的局面。费里耶尔把局势稳定的消息带到了一个临时发起的在拉斐特大街举行的银行家聚会上。

与会人士谁都没有明确谴责路易·拿破仑对1852年以前《宪法》的肆意妄为的决定，这种事情大家认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家所担心的只是这将成为一场危险的赌博。报道中说逮捕了几名将军，大家害怕这可能会导致军队内部的分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法国末日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谁是胜利者已经无关紧要了。费里耶尔先生遭到了各种问题的轮番轰炸。他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军官们恰如其分的幽默，士兵们良好的精神状态，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扩张，那些看公告的人的麻木不仁，巴黎的宁静，尽管晨曦这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大财阀听到这些确切的消息后，紧锁的眉头都松开了。

另外，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拿破仑三世通过粉碎共和党左派，并发出支持扩张性的信贷政策的信号，制造了乐观的金融氛围。国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暴动的前夜，（票面利率）3%的国债报价是56，而（票面利率）5%的国债报价是90.5。之后，价格分别上涨到了64和102.5；到了1852年年底——当时拿破仑三世在暴动一周年时宣布自己为皇帝，票面利率3%的国债达到了83，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资本收益率接近50%（见图6–1）。铁路投资总额的数据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在1848~1851年期间出现过停滞之后，投资总额到1856年增长了5倍。詹姆斯逐渐意识到经济和政治事件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战争恐慌和暴动发生前那段时间的国内紧张局势都没有造成他所预期的动荡局面。“听那些政治家的说法，”他在1850年时评论说，“你会以为全完蛋了；而听那些金融家们说的，他们告诉你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到了12月2日，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携手，政府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运行有意识地重新返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图6–1 法国3%和5%票面利率国债的周收盘价，1835年~1857年

资料来源：《观察家》。

因此，拿破仑三世政权对詹姆斯来说根本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他可能更希望康嘉尼尔为奥尔良派的复辟铺平道路。但是一旦拿破仑很明确地表示不打算对他进行人身处罚后，他也可以很勉强地接受这个现实。他已经在1850年10月很有预见性地总结了自己的处境：“最后我们将迎来一位皇帝，然后就是战争结束，要不是我如此害怕战争，那么我可能就是一名保皇党人。”暴动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他被认为与被推翻的共和党人走得太近的话，他的竞争对手就会抢先他一步。贝蒂在拿破仑退位并被放逐到费里耶尔时表达了她认为拿破仑“道德沦丧”的看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不得不对时局做出分析。“我认为拿破仑正在积蓄力量，”他在暴动三周后给伦敦的报告中说，“尽管事实上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不大会接受他的邀请。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完全置身事外吗？”这只是一个修辞方面的问题，并不期待对方的回答。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们都做不到坚定不移地保持她们的社交抵制。事实上，她们的态度在12月底之前就开始软化了。“在罗斯柴尔德的家里，”阿波尼在见过了纳特的妻子夏洛特以及贝蒂后，充满恶意地看到：“这种神态自若的态度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于他们资产组合中的那些债券和股票在当时的市场上出现的飞涨。”

这次至少是詹姆斯定居巴黎以来的第五次政权更替，因此很显然很难再让他严肃地看待这类事件了。“我亲爱的侄子们，你们怎么可能喜欢一部为两个没用的东西制定的法国《宪法》？他们正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为了那个目的而叫卖呢。”一个极权的政府“不太好，但在这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早在1852年的10月，詹姆斯就很轻松地报告说他“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好，与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是在拿破仑三世正式宣布自己做皇帝之前两个月的时候，也是在他著名的波尔多讲话前几天。他在这次讲话中宣称：“帝制意味着和平。”这似乎排除了那种轻率地废除比利时的中立政策，或者是挑战普鲁士对莱茵地区的统治的可能性，而这些在早两年是大家最为关切的事件；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列强把拿破仑三世这个皇帝只是看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当然，事情本身远没有那么简单：1853年1月，詹姆斯仍然很难拜见到这位新皇帝。但是他有两条路子进入这个新朝廷。第一条路子是他仍然是奥地利的总领事，而且煞有介事地穿上了他的紫色制服，以提醒那些忘了他外交官身份的人的注意。1852年8月，他可以给拿破仑传递来自奥地利新皇帝弗兰兹·约瑟夫陛下的礼节性问候。尽管于布内处心积虑地破坏詹姆斯在巴黎代表维也纳的权力，但是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奥地利的银行家，他就没有机会驱逐詹姆斯。詹姆斯找到的迎合拿破仑的第二条路子，是支持半西班牙半苏格兰血统的女冒险家尤金妮·德·蒙蒂霍的计划，许多势利的巴黎人认为她只不过是拿破仑三世众多情人中的一位。拿破仑三世在185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到1852年年底就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之中。当他打算与胡亨罗赫的阿得雷德公主（Princess Adelaide of Hohenlohe， 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侄女）的外交通婚计划落空后，他冲动地决定娶尤金妮，这使得他的大臣们惊慌失措。

到1月12日，这个决定仍然属于秘密，当时尤金妮正挽着詹姆斯的胳膊出现在忒勒蕊的舞会上。于布内注意到詹姆斯很久以来“都被这位年轻的安达卢西亚人所迷惑，但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为他相信会有一场婚礼”。他的一个儿子——据推测应该是阿方斯——陪伴着她的母亲。 当一行人进入到玛赫廓大厅，准备为女士们找个坐处时，外交部部长德律安·德吕的太太傲慢地对尤金妮说，她们想坐的这些位子是为部长们的夫人预留的。拿破仑三世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便走到了这两位女士面前，请她们坐到了皇帝的位子旁。两个小时后，皇帝和尤金妮消失在皇宫的内室里，稍后出来的时候，两人手挽着手。3天之后，皇帝向她求婚，到22号的时候公开订婚，然后在一周后举行了婚礼。“我更欣赏那种不仅能使我爱她，而且更能使我尊重她的女人。”拿破仑三世宣称。“一个男人可以爱一个自己不尊重的女人，” 安塞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在这不久之后评论道：“一个男人只会与他敬重和尊敬的女人结婚。”这句恭维话——考虑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独特的区分浪漫爱情和婚姻的传统，这应该是一个很言不由衷的说法——很适时地传到这对皇室夫妇的耳朵里。

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我们现代的读者来说，大家很容易忘掉当时的人是多么严肃地看待19世纪繁复的宫廷生活的礼仪——特别是，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暴发户的宫廷里（他的宫廷来自于一场政变，而且还得时刻小心面对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质疑。）

工业信贷银行

当然，真正决定詹姆斯在拿破仑第二王朝中命运的地方不是忒勒蕊或是贡比涅（拿破仑三世打猎的地方），而是证券交易所和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在这些地方，第二王朝见证了19世纪最大的企业战争的壮观场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工业信贷银行之间一决雌雄的战斗。

由于工业信贷银行成立的时间（1852年11月20日）与第二王朝正式宣布皇帝即位的时间（12月2日）的巧合，新银行常常被赋予了显然是错误的重要性。例如，很多作者把它描绘成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法国公共财政的第一个政治挑战——拿破仑三世针对福尔德对他说的，让他从罗斯柴尔德束缚下“解放自己”的谏言所做出的反应。第二个错误概念是工业信贷银行代表了革命性的新型银行，完全与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老式的”私人银行相对立。

事实上，这种以公众募股作为资本金基础建立银行的想法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新意。从1826年开始，股份合作类型的银行就已经合法地出现在了英国，比如像国民地区银行和伦敦威斯特敏斯特银行——两家都成立于1833年——早已经在佩雷尔兄弟投身银行业之前很久就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在工业信贷银行成立的时候，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分布着大约有近百家股份合作性质的银行，数量上大概是伦敦私人银行的两倍。说英国的股份合作银行不向工业企业发放贷款也不确切（尽管它们更倾向于不做长期投资，通常把到期的票据和贴现票据按远期到期日的方式展期）。其实，工业信贷银行的那种做法也不是真正的长期工业投资，尽管我很尊重经济历史学家，比如亚历山大·吉森克隆和兰多·卡麦隆的判断，认为它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促进了工业化。在佩雷尔家族所处的法国，他们也面对着比他们出现得早得多的对手，最早的（如果人们可以忽略约翰·罗的国民银行）是拉斐特的国民工商银行。而且也并不像兰德斯所认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已经存在的巴黎银行，特别是那些老式的银行在应对着工业信贷银行的挑战：他们也看到了这种股份合作的形式对长期投资所具有的合理性。尽管他们的资本金与佩雷尔家族的不同，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但在法国和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资本金使用方面，与工业信贷银行使用其债券持有人和储户的钱的方式其实一模一样——而且从远期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显然更为成功。这里指出一个简单但通常被忽略的问题：工业信贷银行的规模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大。它的初始资本金是2 000万（后来到6 000万）法郎，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资本金在1852年的时候超过了8 800万法郎，如果合并罗斯柴尔德银行，全部资本金则不少于23 000万法郎。而在工业信贷银行的初始资本金里，佩雷尔家族自己只占有大约29%。

现实中，他们真正所做的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相信他们做到了那么多，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与工业信贷银行的差异也并没有他们所声称的那么巨大。（只有那些对巴黎不很熟悉的人才会像俾斯麦那样把罗斯柴尔德、福尔德和佩雷尔混在一起。）佩雷尔家族一直在用圣－西门式的花言巧语来解释工业投资的共同收益，而他们自己则做起了公债和铁路股票的投机，并且把所得利润悉数收入自己的私囊中。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并不讳言他们的投机和收益，他们把对自己所属的更为广泛的群族的贡献当成是慈善，并把这些做法与他们的生意完全分离开来。当1850年卡斯特兰第一次碰到安东尼的时候，他被后者的抱怨所震惊，安东尼说：“在伦敦，你做什么都可以赚钱，做棉花或者是公债，你想怎么做都行，但是在这里（巴黎），除了公债你根本没有投机的机会。” 圣–西门主义者不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对于他们来说，是调动全法国的储蓄去追逐由蒸汽所驱动的乌托邦。这种风格上的差异，被股票经纪人费多鲜活地写进了他的文章里。与佩雷尔兄弟不同，他认为詹姆斯只能算是“一个可靠、聪明而狡诈的‘资本商人’”：

使他庞大的财富收益最大化这项唯一的工作构成了他一整天的工作内容。月末的每一次清算都是一场战斗，他必须为保卫他的银行、他的名字所代表的荣耀，并且为证明他的实力而战。他不放过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任何消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消息——无论是政治的、金融的、商业的还是工业的，他都要竭尽所能从中获利，这更多的是靠他的本能。他绝不放过任何盈利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多么微小。

正如我们所见，像费多这样的小人物，与詹姆斯这样的人做生意是一件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人们只需要到工业信贷银行的办公室，就能看到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间可能会出现的最大的反差。

在佩雷尔兄弟这里，不用担心有什么过分的话语，也不用害怕会发生什么突然的情绪失控。这些迂腐的谦谦君子，过度的仇恨使他们浑身都散发出腐烂的味道，他们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像铁棍一样僵硬紧张，非常固执于自己的想法，并且对自己充满了自恋。他们总是身陷大批朋友的包围之中，这些人都竖起了耳朵，以便能跟踪到他们客户谈论的关于他们正在操纵的股票的话题，了解他们是要买入还是卖出。工业信贷银行的雇员肃立在楼梯上，等着询问你是否要下单。每个人都充满着暴富的幻想，不惜任何代价；每个人都试图能与他的庄家的方向保持一致。

詹姆斯显然对这个反差感到很欣慰。有一次，他颇带讥讽幽默地——这种幽默成了他在第二王朝时期的招牌——指令费多代表他去进行一次投机，具体的做法是购买1 000股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这种事他干了不少于5次，让他的经纪人吃惊的是，在清算的时候他真的会全额付清这些款项。当费多表示出他的不解时，詹姆斯假装很吃惊：

你的意思是桑（什）么，我年轻的朋友？我根本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听好了：我对佩雷尔先生的菜（才）能拥幽（有）最大的新（信）心。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金融家。我是家族里的一分子，我很高兴能把我微薄的财富透（投）一部分在他们的事业上。我遗憾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资本都委托给如此聪命（明）的人。

与他们身处同时代的人——例如比较有名的金融家尤里斯·伊萨克·米勒——有时候会把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归因为这两个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北方的犹太人”由于来自于日耳曼人粗犷和拘谨的氛围，他们在对财富的自私自利的追求中显得“冷淡”而“有条理”，对国家的利益显得很麻木；而“来自米迪的犹太人”不仅“更有贵族气息”的“拉丁”气质，而且得益于法国更为宽容的犹太人政策，因而以一种更加利他的、以公众利益为重的方式来考虑生意。另外有些人则把这种差异更多地归因于政治因素：罗斯柴尔德代表“金融贵族”和“金融封建主义”，而其对手代表“金融民主和一种‘1789’经济现象”。

在现实工作中，这两家银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乏味的铁路特许权领域。最起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共和时期，那些铁路狂热分子曾经被泼过冷水。铁路的投资和建设由于政治家们在关于特许权应该授予谁的遥遥无期的辩论中而中断，利率过高、股市交易萎缩而且劳工运动导致了劳力不足。当时只有一条主干线还在建设（从凡尔赛到雷恩的工程）。拿破仑三世的政变最立竿见影的后果之一就是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大权在握的当天，他就批准了从里昂到地中海沿线的特许权，两天之后，巴黎到里昂的也确定了下来，而且都授予了一个财团，而财团的成员包括了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北方公司的特许权也在重新谈判之中，所有条件都变得异乎寻常地有利于该公司。王朝的建立对于铁路大亨们来说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幸事：在1852~1857年间批准的特许权总数不少于25件，之后到1870年间又另外批准了30件。

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拿破仑同母异父的私生子弟弟默尼公爵扮演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角色，在他的眼里，这个新政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自己聚敛财富提供机会，因此他强烈支持将很多小的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大的线路。詹姆斯早在1852年初的时候就搭上了默尼这条线，并且很喜欢他所听到的一切。很有意思的是，法国分行这个时期的资产负债表表明，詹姆斯持有很多铁路公司的股票，价值超过2 000万法郎（占巴黎分行总资产的大约15％）。这些股票的市值这个时候更是高歌猛进，因为投资人对新政权的鼓励政策做出了反应：阿波尼估计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仅仅一个星期里就赚进了150万法郎，而且还“不用付出一分钱”。考虑到巴黎分行在19世纪50年代实现的资本金的巨大增长，这个数字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最大的六条法国铁路线中，罗斯柴尔德家庭控制的北线是使用率最高的，也是盈利最好的：尽管从里程上看，它只占了整个法国铁路网的9%，但却占了全部货运量的14%以及全部客运的12%。票价和运价与成本的比率是2.7∶1，这是在19世纪50年代时候的情况，而在19世纪60年代，运量比19世纪50年代增加了一倍还多。

然而，詹姆斯和佩雷尔家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第一次争执出现在1849年，当时后者正为他们拟议中的巴黎到里昂再到阿维尼翁的项目进行融资，而之前他们并没有知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2年，项目推进得很快，尽管此时离可以确定真正的矛盾激化何时出现还为时尚早。朝激化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出现在詹姆斯决定参与到巴黎到里昂线的辛迪加中的时候，他拿走了这个项目股份的大约12%（其他的股东包括巴赛隆尼、霍廷格尔和巴林，而且，尽管没有以受让人的名义出现，塔拉伯特也似乎在其间起到了带头的作用）。这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佩雷尔家族竞争的回击。在一系列说明性质的信函中，詹姆斯向他的侄子们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

关于里昂铁路，如果不去认真考虑，而又有两家其他的公司参与修建，就会对北线铁路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因此我对霍廷格尔说，我们要持有与其他银行一样多的股份，而且如果巴林要安排在伦敦进行认购的话，他应该跟你一起行动。总结起来说，我不想看到在新政府下面竟然会出现没有我们名字在上面的大项目。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就有人会说：“我们不再需要罗斯柴尔德。”只要我们能得到我们希望的份额，我们最好保留住这部分兄弟情谊……相关的这些人物跟部长们都混得很熟。

信函中还无意间将佩雷尔两兄弟中的一个称为是“一个混蛋”，这说明他们与詹姆斯之间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

但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并未就此结束。事实上，伊萨克·佩雷尔还接受委托，作为詹姆斯的代表出席了新巴黎——里昂公司的董事会。另外，他的兄弟伊迈尔也以北线董事会主席的身份起着领导作用，并参与了北线特许权的重新谈判——其他的主干铁路线合同在1852年１月敲定。公司通过发行不记名债券筹资4 000万法郎，并使用这些钱购买了勃罗尼——阿缅铁路，修建了新的支线（比如到毛勃格的支线）；作为回报，其特许权延长到了99年，但是国家获得了可以选择在1876年购买这个公司的选择权。一直到当年的晚些时候，分歧才显现出来，这时候詹姆斯再次对塔拉伯特给予了支持。

塔拉伯特现在的目标是将新的巴黎——里昂公司与他的通向南方的铁路——阿维尼翁——马赛、马赛——土伦及其他在伽德和赫霍的规模较小的铁路线合并成一个大的环地中海公司，所经过的路线与佩雷尔家族起初所想的非常类似。詹姆斯决定在这个宏伟的计划中认购2 000股，而资金紧张的现实使佩雷尔家族被晾在了外面。（默尼是另一位股东的事实，使我们对那种简单化地认为佩雷尔家族有新的政权做靠山来对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法不得不产生怀疑。）当詹姆斯拒绝为佩雷尔家族的米迪公司提供类似的金融支持时，佩雷尔家族受到了致命一击：尽管詹姆斯认购了330万法郎的事实使认为他不重视这件事的说法站不住脚，但阿方斯从董事会辞职却是投出了不信任的一票。因此，佩雷尔家族创办了工业信贷银行，作为对看起来似乎被逐出了以默尼为代表的政府作为后盾的新的塔拉伯特–罗斯柴尔德轴心所做出的回应。

佩雷尔家族有现成的铁路融资的模式为他们提供另外的融资源泉：在工业信贷银行诞生之前，已经出现了两家成功的半公众银行。第一家是福尔德的地产信贷银行，成立于1852年3月，是由政府支持的抵押银行，通过向存款人出售抵押债券——一种在19世纪特别流行的投资方式——为土地所有人提供长期贷款。到1853年底，其资本金增长到6 000万法郎，放贷总额2 700万法郎。需要指出的是，詹姆斯对地产信贷银行与对工业信贷银行一样地充满了敌意，他在1853年时认为，地产信贷银行贷出款项的利息过高，而它所承担的义务与它所设定要在农村地区实现的目标存在太多的疑点。它根本没有达到支持农业经营者的目的，而是被用来资助城市资产的开发，投机的性质很大：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些问题，也就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拒绝参与到这个事情中，尽管他们一再地向我们提出邀请……地产信贷银行……使自己卷入了危险的业务中，而且直到现在，它还是靠这些业务牟利……这并不是一个建立在稳固基础上的企业。

另一家新的银行是股份联合银行，一家由时任《铁路日报》编辑的米勒在1850年用500万法郎创办起来的信托投资机构。尽管米勒一直到1853年才把这家银行转型成更加野心勃勃的铁路通用银行，他后来声称它给本略特·福尔德建立一个更大的企业提供了想法：

我对我自己说，如果米勒先生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创建这样一个机构，一个由更有影响力的人员组成的组织就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金融组织，可以同时引领重大的金融活动和工业企业。我（从巴登）回来后，就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我发现没有再比MM. E.和佩雷尔更合适的人选…… 而这正是工业信贷银行诞生的途径。

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内务部部长佩西尼因为固执地反对阿希尔·福尔德，而或多或少地推动了成立工业信贷银行的想法——尽管这可能是福尔德兄弟在工业信贷银行失败后推卸责任的托词。事实上，福尔德兄弟和佩雷尔家族是平等的合作方，他们掌握了大部分的股份。

工业信贷银行的新意在哪里？不管佩雷尔家族原本的想法是什么，法兰西银行没有遂它的愿，批准它称自己为银行。本质上，它只是一个信托投资机构，由佩雷尔领导的一个团队投资了2 000万（后来是6 000万）法郎成立，基本的功能是吸引小规模投资人的存款进入铁路领域。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很多投资人都被烫到了手，当时无数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高浮动利率的股票。工业信贷银行把这些事情简单化了：他们为投资人提供标准化的不同期限的债券，并用他们的钱去投资董事们认为合适的各种股权和股票。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居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间的中介机构，一家发行债券来代替不可转让的存款凭证的储蓄银行。当年11月20日公布的最终银行章程是谨慎的政府部长与佩雷尔家族相互妥协的结果：流动资金账户以及从销售短期债券中募集的资金不超过银行实收资本金的两倍，也就是两倍于财政部要求的标准；从长期债券中募集的资金不超过6亿法郎，十倍于其资本金。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工业信贷银行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家庭银行实力的情况。确实，在它们之间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商业竞争。詹姆斯也非常恼火于他昔日的下属那些社会虚荣的表现——特别是当他们在紧邻费里耶尔的阿盟维利耶购买了8 200英亩的地产，还购买了紧邻木桐酒庄的帕尔默葡萄园，甚至在纳特位于法勃－圣－欧内赫大街的房子隔壁购买了住房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对这个新银行的保留看法深藏在心底。在11月15日一封给拿破仑三世的私人信件里他这样写道：这个银行会马上发展得特别大，而且特别容易受到危机的伤害。这种说法比佩西尼后来所说的那些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詹姆斯提出的第一个反对理由，是传统的保守派对股份合作制公司通常的反对理由。这种观点认为，董事可能会是“无名小卒”而且“不负责任”，还会通过使用别人的钱来滥用自己的权力。但詹姆斯之后提出了更为可怕的预言，他认为新银行可能会建立起一种“对商业和工业的可怕的控制”的基础。“通过他们投资的巨大数额”，他警告道，这个公司的董事可能“为市场制定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将不受控制且压制竞争……将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集中在他们自己的手上……这可能是一个灾难……当这个银行完全活跃起来以后，可能比政府本身更强大”。与此同时，它的所有可怕的力量可能置于沙粒堆成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出现灾难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接近实际的原因。因为银行提供给投资人的债券是固定利率，而它自己在股票上的投资是“多样的、有疑问的、不确定的”。当出现危机的时候，这个银行会将经济带入到“深渊的边沿”。考虑到这个新银行所得到的许可，它可能会出现准备金不足的情况。詹姆斯预言如果它陷入困境，政府将不得不在“常规的破产”，还是暂停黄金和白银赎回中进行选择。这些显然是有些夸张的担心，似乎是精心设计出来吓路易·拿破仑的；但这些并非是凭空捏造，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不过，詹姆斯反对工业信贷银行这个事实不应该被看成它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对抗一定不可避免。可能的情况是佩雷尔家族在向詹姆斯提供他们的新企业的股份方面确实很真诚，而他的拒绝并不能证明他们对他带有敌对情绪。也不应该太过分地曲解这个事实：银行的章程公布在《世界导报》上的时候正是詹姆斯离开巴黎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很多最亲近的下属——陀罗尼亚、奥本海姆和海涅——都出现在股东名单里这个事实，也弱化了反罗斯柴尔德的说法：这些人如果惹怒了詹姆斯，他们的损失会非常惨重。

真实的情况是，工业信贷银行公开声称自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金融“中心”，它更多的挑战是针对法兰西银行。佩雷尔在1854年宣称，这个新机构的创建，是“为了满足引入新的流通机构、新的信托货币——这种货币带有其自身所拥有的常规利益——的需求”，这种说法暗示，他认为这些债券起着准货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正如更精明的同时代的评论家所能看出来的，它所做的是对法兰西银行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奉行的从紧货币政策的一种反应：在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拒绝以铁路股票做担保放贷，而用国债担保的贷款采用的是相对较高的6%的利息。由于国债收益在1852年11月时降到了3.6%，工业信贷银行的出现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这也是詹姆斯持反对态度的理由：在1852年，罗斯柴尔德兄弟持有的法兰西银行的股票价值为1 131 078法郎，由于工业信贷银行的出现使这部分股票出现了贬值。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兰西银行联手的开始，而当阿方斯在1855年成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时，这种关系臻于完善。

工业信贷银行一炮打响。它每股价值500法郎的股票以1 100法郎开盘，4天后达到了每股1 600法郎。在其1856年3月的顶峰时，它的交易价格达到了1 982法郎。这些是对原始股股东来说巨大的资本收益，很难相信詹姆斯能够做到不对此眼红。红利看上去也不错，从1853年的13%涨到了两年后的40%（意味着4%和10%的投资收益）。这样的结果似乎在宣布詹姆斯的灾难预言不可信。另外，这并不是造假账的成果。因为那些年正好是法国铁路建设最辉煌的时代：在1851~1856年间，总投资增加了5倍；19世纪50年代铺设的铁路是19世纪40年代的两倍还多。另外，票价和运费费率与营运成本的比率也处于空前的高峰期。工业信贷银行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使佩雷尔家族能够分享这个市场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的目的达到了。

然而，它的成功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确实，通过使用工业信贷银行所募集的资金，佩雷尔家族能够通过控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的铁路公司网络——波尔多——塞特、巴黎——里昂经波奔奈斯线以及西线（合并了巴黎——卢恩、卢恩——哈夫、迪普——费康，以及凡尔赛——雷恩的铁路线）。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控制着北线，而且是巴黎——里昂铁路最大的单一股东，这条铁路后来在1857年与大中部线连在一起，形成了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网；在米迪和阿德内斯——埃特——欧伊斯也拥有部分不太起眼的股份。在他们中间，佩雷尔家族在法国的各种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中拥有8个席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有14个。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新的参与者，最著名的当属默尼——他在1853年成立大中线公司，这说明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佩雷尔的同盟军。但是争夺线路的战争远没有通常所宣称的那样明显：查尔斯·拉斐特在西线是佩雷尔家族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北线的大股东。加里亚公爵是工业信贷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北线董事会的成员。佩雷尔家族可能是最终连接成东线的各条铁路中最重要的人物，但却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在1854年时为东线公司在伦敦销售了价值250万英镑的债券。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米勒后来声称， 詹姆斯面对来自“新银行”的竞争，到1855年时已经放弃了抵抗，然而，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工业信贷银行自己冒险把战线拉得太长。詹姆斯曾经说过，它的资本金“微不足道”，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是我们有理由说，与佩雷尔家族兄弟的野心比起来，工业信贷银行存在着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早在1853年，工业信贷银行就曾经试图发行价值1.2亿法郎的债券，以提高可以供其使用的资金额度，但是政府行使了它的否决权。当佩雷尔家族于1855年再次尝试着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又遭到了政府的拒绝。最后的结果是，工业信贷银行发现自己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那些主要来自于相关业务——例如铁路公司的6 000万~1亿法郎——的更为传统的存款。这些限制可以为我们解释在创办人当初公开声称的目标与其投资战略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的原因。事实上，它的资产组合有着相对较高的营业收入，其总资产从1854年仅有的5 000万法郎，一年之后就剧升到2.66亿法郎。

如果佩雷尔家族把他们的业务活动限定在法国境内，那么发生在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那场著名“战争”或许就只能算是一场冲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使得工业信贷银行似乎真正对詹姆斯构成威胁的，是它向法国以外进行的扩张，并且进而变成一种泛欧洲大陆现象的潜在力量。1853年４月２日，克罗尼的银行家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和来自夏弗霍森切·邦克弗雷恩的居斯塔夫·梅韦森获得了赫斯–达姆斯达特大公的授权，成立了一家贴现和发钞的银行。他们把新银行叫做达姆斯达特贸易与工业银行，计划资本金设定为2 500万古尔登（约合5 400万法郎），而且设定了它的佩雷尔式的章程，这很显然是瞄准了成为德国的工业信贷银行的目标。这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起的切实的挑战：达姆斯达特位于法兰克福以南不超过20英里的地方，奥本海姆和梅韦森选择在那里成立自己的新银行的唯一理由，是法兰克福和克罗尼两地的当局都拒绝发给他们执照。在９个董事中，4个来自法兰克福，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莫瑞兹·贝特曼。

更令人担忧的是佩雷尔家族和福尔德兄弟直接插手了新的银行。正如我们所见，亚伯拉罕·奥本海姆是工业信贷银行的一名原始股东（他持有500股），他还派出了他的兄弟西蒙到巴黎去招揽法国的业务。他所提供的协议是很慷慨的：在最初的40 000股中，创始董事保留4 000股；4 000股由贝特曼在法兰克福发行，10 000股按面值卖给工业信贷银行股东，余下的股份由奥本海姆、梅韦森、福尔德和工业信贷银行共同持有。但事实证明，能确保新公司成功的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如果股票在5月公开上市时，法国人不购买这些股票的话，股票价格就非常有可能跌破面值（这是那些通常把这种情况归罪于罗斯柴尔德的诡计的人无法自圆其说的一个弱点）。这些购买所产生的结果是给了工业信贷银行一个获得控股地位的机会。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曾经讨论过在其他国家设立类似的卫星银行的计划。早在1853年的７月，詹姆斯觉得自己有义务警告皮埃蒙特区的银行家波尔米达，告诉他应该反对在土伦成立工业信贷银行，警告他这类银行“令人讨厌的各种可能性”会超出“正面的好处”。佩雷尔家族首次尝试设立一家西班牙工业信贷银行的时间也发生在1853年，当时关于比利时工业信贷银行的想法很快也被提了出来。到1854年，甚至奥地利似乎都未能幸免佩雷尔的渗透。这些行动提高了警报的等级，预示着工业信贷银行可能会具备跨国的性质，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界迄今无人能敌的独特地位。

然而，结果再次告诉我们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化。在19世纪50年代意识到股份合作制银行可能性的人不只是佩雷尔家族。在伦敦出现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地产信贷和英格兰工业、国际土地公司和国际金融协会），尽管其前景并不都很明朗。在1855年和1856年，德国各邦就成立了13家类似的银行，包括戴维·汉瑟曼的贴现公司、柏林贸易公司、银行联盟和德意志北方银行（后面两家都位于汉堡）等。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同样重要的新进入者，他们采用更为传统的私人和商业银行结构，这些特点在很多方面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先优势造成了更为持久的威胁。在伦敦，巴林兄弟公司和N·M·罗斯柴尔德公司（特别是在承兑市场上）正在面临着现有银行高速成长的挑战，比如像斯罗德与富临高盛以及新冒头的那些公司，比较著名的有C·J·汉布罗父子公司、欧沃伦·格尼公司和克朗威特与科恩公司。在法兰克福，M·A·罗斯柴尔德公司遇到的新的竞争来自厄兰格尔父子公司，该银行由脱教的犹太人罗布·摩西·厄兰格尔创办，竞争同时还来自雅各布·S·H·史丹、拉扎德·斯佩尔·艾利森、莫里兹·B·戈尔德施密特和格布鲁德·苏兹巴赫。在巴黎，新生的力量是拉扎德兄弟公司，创办于1854年。

除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提供的那些促进繁荣的条件，促使新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电报的出现所引发的通信领域的革命。尽管电报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而其成功应用则是在19世纪30年代，而一直到1848年之后，电报才开始对国际金融真正地产生影响。到1850年，电报线路已经在美国、英国、普鲁士、法国和比利时投入了商用，而真正的分水岭的出现是在1851年多佛–加莱海底电缆铺通之后。甚至在电缆铺设之前，朱利·路透就写信告诉纽考特：“如果贵公司能赏光使用我们的服务为您传送柏林和威尼斯的汇率，我们保证不再为伦敦其他家银行提供这项服务，而且对于任何没有在确定的时间内送达的电报，我们保证退回您的钱。”然而，任何类似的垄断安排在欧洲大陆已经消失了多年，在伦敦自然也不可能太持久。

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詹姆斯对他应该期待去拥抱的一项创新为什么会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敌视的原因。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他不断抱怨“电报在破坏我们的生意”。事实是，电报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一直在努力完善的自己的独创方式，比如在远距离的两家分行之间从事金融业务的方法变得相当简单。这个时候，他们很多的竞争对手都在通过“电报”的帮助试图模仿他们的做法：到19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的很多家族，比如斯佩尔、史丹和厄兰格尔全部都在伦敦和巴黎开设了分行，而且，像斯佩尔家族甚至还开到了纽约。“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詹姆斯在1851年４月抱怨道，“昨天有一大批德国流氓通过电报在伦敦售出了（法国）铁路股票…… 由于电报现在已经很方便，人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了。每天12点的时候，他们发出一个急电，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小生意也这样，在当天交易所关门之前，他们就赚到了（自己的利润）。”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通过他们无与伦比的通信系统以及信鸽的帮助对他们的对手进行偷袭，但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消息”。詹姆斯能看到的就是除了“跟着大家做”之外别无他法，这使他大受打击，因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电报是他的奇耻大辱”。这意味着甚至在假期人已经上船了的时候，也无法停止工作：“在洗澡的时候你都还有很多的事情去考虑，这不是件好事情。”类似的抱怨一直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詹姆斯儿子的时代都还能够听到：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采用这项新的技术，但他们一直都不喜欢这种对金融消息几乎是广而告之的方式，而仍然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熟悉的方式相互间采用信件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黄金热

然而，对于这种不太适应情况的影响也不应该被过分强调。现实的情况是，尽管在欧洲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自己以真正的全球业务为特征的联盟组织。事实上，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抢在电报影响到达各个大陆之前就取得了他们最大的成绩。在1866年之前，欧洲和北美之间还没有电报服务相连，欧洲与拉丁美洲的联系则出现在1869年之后，与澳洲的联系出现在1873年之后。在这些地区，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那种经常保持通信，但不是每天都保持接触的半自动管理体系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罗斯柴尔德欧洲的机构当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威斯威莱和鲍尔在马德里；塞缪尔·兰伯特继承了他岳父里奇腾伯格的位置驻在布鲁塞尔；新录用的霍拉兹·兰道先是供职于君士坦丁堡，然后又转到了意大利。但他们此时所承担的情报收集工作的作用与以前相比已经大不如前，当然那些机密的政治信息仍然非常珍贵，只有在与某个机构保持足够多的交情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在这期间，越是冷僻的代理人，其战略重要性也就越大。

1848年的危机暴露了跨越大西洋进行交易所面临的困难程度，特别是当一个单独的代理人处于在纽约拥有独立决断权的情况下。出于以一个完全的罗斯柴尔德合伙人替换贝尔蒙特的想法，詹姆斯在那一年的10月把阿方斯派到了那儿。贝蒂在给儿子的信中透露了这个考虑当时有多么严肃。她建议阿方斯应该很有耐心：

只有等到具备了处理美国事务的足够经验，才可以用大人物的语气讲话。首先要很尊敬对方，但是如果礼貌不起作用，你就用符合你地位和权力的精力和人格，把这个人摆回到他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如果这样做了，这位先生还是想指手画脚，让你这样那样，那么，你完全可以戴上你的手套，告诉这位先生门在哪儿……

问题终于在1849年公开爆发了。“与贝尔蒙特的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她在3月24日写道：

他对别人留给他的信任一点都不感恩，甚至是在别人为了顾全他的利益和他的面子而不去撕破脸皮的时候……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这对我们家族以后在纽约设立以我们名字命名的银行是不是有很大帮助……美国的未来对于那些选择参与到这个大潮中的人来说，看上去是如此的恢宏，一想到这样的愿景，我就禁不住自豪，我承认，你我的儿子，将会是那家给我们这个名字增光添彩的银行的奠基人……你的事业会飞黄腾达……你离最伟大银行的巅峰仅一步之遥。

她在5月时告诉阿方斯，她的计划是“看到你在美国的所有方面都能立起来……从代理人的贪婪和愚蠢中释放出这个伟大的未来……所以，我重复说：留在新世界——如果今后我们的境遇雪上加霜，如果旧世界注定要衰落，虽然上帝不可能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新家园”。

这个想法在1849年她儿子回到欧洲后（一般认为只是临时的）一直都还在讨论之中。“阿方斯……已经决意要回去。”列昂内尔在外德柏德见过他的侄子后这样记录道，“我们说到了有关美国业务的总体原则，但也就是到此为止。詹姆斯叔叔和阿方斯两人都认为在美国我们能赚到大钱，因此希望继续那边的业务，而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到那边去。” 阿方斯自己说当他回到美国后，要“将那边的事务放到一个更便利的立足点上”，而卡斯特兰毫不迟疑地认为，他不久将再次离开巴黎“到纽约去找处房子。”而在纽约，也是“到处都在传说阿方斯男爵正动身往美国来”。

然而，这件事情却根本没有发生，这很有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犯下的单个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一种由贝蒂的信所透露出的很大的可能性是阿方斯不能说服自己放弃舒适的巴黎生活，而去过纽约那种还略显粗陋的生活方式。做母亲的不得不说服她的儿子，她试图把这个想法说得对他更有吸引力，她建议说，在两年的开始期之后，已经安排好计划的新银行的日常运营可以委托给“一个临时的代理负责打理，一直到家族中有人，或者之后你的兄弟可能会想要过去待几个月……一旦银行建立起来，你就可以很快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亲爱的儿子，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考察那位准备远赴他乡去替换你的人”。伦敦的合伙人不是很热情，尽管他们也一直怀疑贝尔蒙特“在用我们的钱进行投机”。按照贝蒂的说法，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都“看淡这个计划的前景”。他“担心巴黎会被摆脱掉，因此更倾向在那里使用一个代理。但这个代理只能是戴维森，他很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贝尔蒙特最终成功说服了詹姆斯，让后者相信他不可以被替换。一直到这个时候，他都是在美国被公认的一个人物，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几乎与他的财富增长得同样快。在1849年，他终于能够与美国海军司令马修·加尔布雷斯·佩里的女儿卡罗琳·佩里订婚，而新娘正像贝尔蒙特所强调的是“我们最有名望的家族”的成员。4年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角色转变——贝尔蒙特驾临欧洲——以美国驻海牙大使的身份。这些世界性的成功标志（对于一位年轻的、接受法国教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与其比肩）可能最终说服詹姆斯放了贝尔蒙特一马。甚至贝蒂都认识到贝尔蒙特已经“为他自己创建了强大而独立的位置，他了解这个国家里里外外的资源，他手里握着破解商业世界中所有尔虞我诈的秘密的钥匙”。“我倾向于这种看法，”她的丈夫在1858年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应该将美国业务的管理完全放到贝尔蒙特的手里，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对那里的业务也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也就不会再一直忍受那些无休止的抱怨和疑问，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家或者那家银行的票据。

仅7年前，他还在强烈地抱怨贝尔蒙特不让他“看账簿”了解美国代理处的情况。

当然，贝尔蒙特只负责东海岸的业务，也就是主要由建立起来的东北部那些州，比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以及主要的铁路像伊利诺伊中部铁路，所发行的债券业务。19世纪50年代期间吸引力越来越大的地方是西海岸，本杰明·戴维森怀揣着4万英镑的银行存票，紧随着加利福尼亚已经发现了黄金的新闻被派遣从墨西哥进入。再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又错误地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市场上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了一个单独的个人。“那里的文明程度还很低，所有事务的处理都伴随着个人风险”，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从法兰克福银行派一位叫梅的职员到旧金山去加入戴维森的工作。詹姆斯对梅很满意：“这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很聪明，而且是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我总是对这类人拥有极大的信心。”但他不久开始醒悟过来。仅仅一年以后，梅和戴维森就为一所新房子是支付2.6万还是5万的情况爆发了一场争吵。戴维森的兄弟马上跳出来辩解，指出加利福尼亚分行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获得盈利37 762英镑；考虑到旧金山较高的生活成本，它的运营成本是合理的；而且，在购买这所新房子之前，他一直住在“保险库上面的棚屋里，活像是一头生活在猪圈里的猪——他很害怕离开这里，连吃饭都处于惊恐之中，害怕有人喊起火了就得马上跑出去，而一旦起火，他就只能葬身火海”。

在众多类似的与代理人之间的争吵中，这次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戴维森和梅两人仍然留在了那里。10年之后，他们仍然待在那里，但到这个时候，梅要求能够被批准回家——在一封信里，他透露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美国代理的关系：

每天我都变得更苍老。现在我36岁了，是时候让我下定决心，决定是继续过这种孤独的生活，在远离家乡的这个地方了此余生，还是回家去定居了。这个国家不是让一个人，特别是欧洲人可以待很多年的地方。尽管对文明和社交做了最起码的安排，当你还年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还不错，但越来越大的年纪会带来其他的想法。你不需要推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这使得我决定从这个圈子里退出……我承认您如此慷慨地提供给我这样的位置——您的恩情我永远无法忘怀，我整个一生都对您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您的利益从来没有受到过丝毫的伤害，而且……您的生意总是被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给予了无与伦比的关注。

19世纪5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决定派另一位戴维森——内森奈尔·戴维森去墨西哥替换本杰明，因为这个地方政治局势不稳，因此还有很多重要的业务机会：不仅可以贷款给长期以来处于破产边缘的州政府，还可以投资水银矿、煤矿和铸铁厂。在墨西哥保持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在1860~1861年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时的墨西哥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野心所关注的目标。萨芬伯格在此期间留在古巴，这个行动马上显示出了其政治价值，当时美国政府试图从西班牙手里买下它——这个计划有贝尔蒙特的参与，但由于在美国国内遭到反对而未能实现。

最后，还应该提到罗斯柴尔德在美洲的另一个一直觊觎的地区：巴西。这里曾经是19世纪20年代时内森很注意的一个地方，但20多年来，伦敦与里约之间的业务一直都是不死不活，部分原因是继任的政府没有继续借助于伦敦的资本市场。但是当1851年与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的开销迫使巴西在第二年通过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了104万英镑的债券。国家铁路网的快速增长也出现了新的金融需求。1851年借款后马上又有了为巴西亚和旧金山铁路公司所发行的180万英镑，另外还有一笔150万英镑给政府的贷款也是用于铁路建设（两笔都发生在1858年），一笔200万英镑给圣保罗铁路公司（1859年），以及一笔不超过140万英镑的政府贷款。1860年的货币危机以及巴西债券价格的下滑使得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成为了必要，因此巴西政府在1863年新发了一笔380万的债券，主要是为了转换发行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债券。然而，1865年爆发的与巴拉圭的战争使巴西的金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与巴西部长莫瑞拉进行了多次冗长的谈判后，列昂内尔同意提供一笔不超过700万英镑的新贷款。在战争于1869~187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开始谈到了另一笔贷款。这还只是一系列很特别的在巴西政府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之间如婚姻般的金融关系的开始；在1852~1914年间，这种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债券发行不少于1.42亿英镑。

巴西和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活动的主要区域，相对来说，亚洲或多或少尚处于“有待认识地区”。但在这个地区，19世纪50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挑起这场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禁止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进口鸦片）之后，中国香港被英国吞并，而且还有另外5个“通商口岸”对欧洲商人开放。这加速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与西方的白银和印度鸦片的交易，并为英国商业开创了新的有吸引力的机会（同时，开始侵蚀中国商人的势力，比如像吴平清，曾经有历史学家称此人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到1853年，伦敦银行已经开始与位于上海的商业公司，比如科兰普敦、汉布瑞公司等，开始了常规的通信联系，并从墨西哥和欧洲定期向那里发运白银。白银很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业务，当然银行同时也对印度的鸦片感兴趣，他们发运了一些到西边的君士坦丁堡。到19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与一家名叫雄内基尔本公司的加尔各答公司建立了定期联系。周边的危机，比如印度1857年发生的兵变，在纽考特也引起了反响，而这种情况在之前亚洲出现剧变时并没有发生。罗斯柴尔德银行首次卷入到了大英帝国的商务活动中，而这个领域以前一直是留给其他人的。因此，一个有鼻子有眼的夸张说法是“整个寰宇都在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纳贡，其办公室设在了中国，设在了印度，甚至设在了最不开化的国家”。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佩雷尔家族最大的不同。

大量的白银流向东方这种19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所具备的特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4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些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1846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是140万盎司，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俄国。到1855年，总产量提高到了640盎司，增加部分大约有一半来自北美，另一半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通过派遣本杰明·戴维森从墨西哥北上，使他们参与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狂潮中的。他们对澳大利亚这个领域也同样充满了兴趣。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于1851年发现黄金后不久，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被急迫地要求“将贵银行的分号委派到这里，在最开始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硬币供应将会形成在两半球最为广泛和最为赚钱的业务的基础”。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在上海和加尔各答的情况中，一开始想到的是完全可以依靠一家独立的公司（比如墨尔本的代理行）来经营，尽管这一次公司由雅各布·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儿子莱斯利共同管理。然而，这种家族关系却无法提供能力方面的保障。似乎是为了要证实迈耶·A·罗斯柴尔德对那些亲家的蔑视所具有的一言九鼎的神圣性，蒙蒂菲奥里公司在1855年破产，破产时欠下了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巨额债务，而一位彻头彻尾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杰弗里·库兰不得不赶到那儿去当救火队员。

库兰家族自滑铁卢时代就在为N·M·罗斯柴尔德公司工作，因此，库兰对老板想要什么非常了解：甚至在他结束蒙蒂菲奥里的混乱状态之前，他已经在急切地要求发运水银和其他在殖民地需求很旺的商品（最好的是酒类，不管是啤酒、威士忌还是波尔多葡萄酒）。“如果您能发这些货给我，”他这样写道，无意中模仿了内森作为一个年轻的纺织品贸易商时信件中的那种语气，“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生意，并以让您满意的方式去干。”到9月份，他又提出要求“每一批货给予

5 000~10 000英镑的赊账”，而且，为了使他能够亲自去淘金场看看，提供“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帮助，因为在整个殖民地没有人这么做过，连那些政府的领导们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生意不管不顾，只有一次我受财政部的委派，去解释一些鸡毛蒜皮的货币事务”。

如果库兰身处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新近的黄金和白银帝国的外围，那么，它的中心就是这个家族在这段时间内购买的多处精炼厂和铸币厂。早在1827年，詹姆斯就在巴黎拥有了自己的精炼厂，在1838年搬迁到位于瓦勒米码头的新厂房，并根据米歇尔·本略特·坡塞特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合伙制企业。与此同时，詹姆斯又在1843年与巴黎铸币厂的老板迪埃里克斯合伙，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860年。新金矿的发现导致精炼和铸造业务大幅增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是“货币市场的一场革命”。因此，当列昂内尔在1849年决定伦敦公司直接参与到黄金精炼业务时，他完全是唯他叔叔马首是瞻。

在内森的时代，伦敦有四家私人精炼厂——布朗与温格罗武、约翰逊与斯托克、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和考克斯与梅勒，还有一家就是皇家铸币厂自己的精炼车间。在这些企业中，布朗与温格罗武把持了英格兰银行精炼业务的绝大部分份额。然而，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进入银行中的黄金规模：在1852年，黄金的购买量达到了顶峰时期的1 530万英镑，其中超过2/3的部分以锭的形式——这远远超出了布朗与温格罗武的处理能力。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列昂内尔提议租用皇家铸币厂的精炼车间，该车间自1829年开始就在厂长马体森的领导下采用了硫酸分离系统。从1849年9月，他告诉他的政治盟友J·阿伯尔·史密斯和约翰·罗素勋爵，“不厌其烦地”说“对铸造的体系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专门成立来监督这些活动的皇家委员会适时地采纳了这项建议。“我希望”列昂内尔告诉他的兄弟说，“大臣们能有足够的勇气来进行变革，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个结果——这应该是一项极好的生意。”正如纳特所说：“随着这么多种规格（黄金）从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纷至沓来，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急迫。”

马体森很有预见性地试图抵制这场“私有化”，但没有什么效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他们很幸运，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没有听从他的新合伙人乔治·马特的意见，没按他的要求参与投标。因此，在1852年1月，安东尼获得了精炼车间的租约，到了12月，列昂内尔可以名正言顺地正式要求银行总裁托马斯·韩克（另一位政治盟友）允许“由我负责精炼和浇铸的金锭和银锭可以直接交给英格兰银行”。在头一年的生产中，精炼厂加工了超过30万盎司的澳大利亚黄金和45万盎司的加利福尼亚黄金。1862年，格莱德斯通这位最坚定的金银本位主义者在“考察”英格兰银行后，直接去参观了工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它发出了一个信号。正如弗兰德罗所描绘的，他们在渠道的两端控制了精炼和铸币的产能，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套利“系统”，由伦敦公司用法国公司的户头购买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通过伦敦的贵金属经纪人再转到巴黎。巴黎公司在此期间为纽考特买进白银，再通过伦敦或者南安普顿转运到东方。这样做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期，它逐渐变成一个双金属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财政与克里米亚战争

数十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认为欧洲大战对他们的金融地位是最大威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场革命。在1854年3月，战争来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居然是源于天主教与东正教教士之间关于一个耶路撒冷圣地所发生的争执。其真实的背景情况是，这是俄国对没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特别是多瑙河地区的公国像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黑海地区可以拥有多大权力这样一个老问题的再现。这一次，与1840年时候的情况相反，法国和英国站在了一起，前者是为了瓦解神圣同盟，而后者除了想给沙皇点教训外没有其他原因，那些标榜自由的人觉得，由于沙皇在1849年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他应该受到惩罚。5年前还作为中欧裁判者耀武扬威的沙皇，此时却发现他被神圣同盟的其他成员所孤立了：奥地利正与西方势力搞得火热，根本不会参战，普鲁士则继续奉行其休养生息的政策。皮埃蒙特区由于信奉这样的理念，认为任何战争都会削弱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而加入到了当时的普遍奉行的反俄阵营。

如果考虑到俄国提出这个合并要求是多么迅速，那么这场战争就显得异乎寻常的漫长。第一场真正的军事行动发生在1853年夏天，当时沙皇命令部队进入多瑙河的那些公国，而英国和法国的海军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到10月份俄国与土耳其发生正面冲突时，俄国已经有效地放弃了他们曾经提出的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基督徒唯一保护人的要求；因此，法国和英国不得不越过这些公国和黑海地区进行作战。但是到1854年6月，沙皇答应奥地利人他可以从这些公国撤出，战争就只剩下在黑海地区进行。因此，为了对1841年的《海峡条约》“按欧洲势力均衡的原则”进行修改，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在克里米亚登陆，行动的直接目标是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早在1854年11月，俄国政府就同意了这一点（还是担心奥地利参战），但因为法国和英国仍然无法决定这一条款的真实含义，战争就一直没完没了地拖着。在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3月去世后，曾经希望找到一个谈判基础的尝试再次不了了之。相反，俄国鲁莽地决定拒绝任何对他们在黑海的海军军事力量进行限制的举动，这刺激了西方列强彻底结束战争的信心。塞瓦斯托波尔在9月8日被攻陷；法国提出了一些新的战争目标；最后在巴黎的国民大会上（1856年2~4月），危机终于画上了句号。黑海获得了中立；俄国失去了比萨拉比亚（现代的摩尔多瓦）的大片地区，法国和英国同意保证保护土耳其以后的独立。现实中，这些条款的效力可以保持到俄国从战败中再次崛起——最后大约是持续了20年，这是沙皇行政体制缺陷的一次伤痕累累而且损失惨重的大暴露。胜利一方最值得夸耀的成就是通过合并多瑙河地区的公国创立了罗马尼亚，这个目标实现于1859年——但有些目标是当初宣战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的。

克里米亚战争真正的原因及其意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很大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呢？对于罗马和希腊的教士之间关于基督教遗址的争吵，耶路撒冷犹太医院的建设者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多瑙河公国也没有铁路利益。对于黑海的国际地位，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早已经做了明智的决定，不参与仅基于经济原因的敖德萨粮食出口业务。在列强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其实是任何的战争——注定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破坏性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的后果，如表6–1所示。

表6–1 克里米亚战争的金融影响

说明：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为伦敦市场的周收盘价，奥地利和普鲁士数据为法兰克福市场年终价。

资料来源：《投机家》；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

在那些外交观察员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上去很忧虑，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圣彼得堡的通信员向他们保证1853年6月战争就会平息，而且他们相信了。当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9月27日——在英国政府给海军上将邓达斯下达通过海峡的命令泄露后不久——看到列昂内尔时，他对他说在金融城里“他永远也记不住这样的一个日子”。1854年１月，当西方的海军最终进入黑海，于布内发现詹姆斯“非常沮丧”，阿姆谢尔也是同样的神情。当俾斯麦听到国于1854年2月从巴黎召回大使的消息，他“在想我可以用这个消息去吓谁是最有效果的。我的目光落在了（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身上。当我把这份消息给他看的时候，他的脸变得像粉笔一样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是我今天早上知道就好了’；第二个反应是，‘您明天能跟我做一笔小生意吗？’我友好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谢过他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种激动的情绪里”。约翰·布赖特是伦敦“声音最大”的反战人士，他听到列昂内尔在3月31日很消沉地评论：“一个负债高达８亿英镑的国家应该在卷入到另一场战争前更加认真地考虑。”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根本没有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反而是产生了与担心完全相反的影响，它再次很令人侧目地确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公共财政领域所具有的无人能及的地位。事实上，它表明这么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夸大了战争对金融危险的影响。真实的情况是战争——特别是发生在1854~1871年间那种以短期战争为特点的战争——反而创造了金融机会，而且这些机会特别适合罗斯柴尔德这种独特的跨国组织结构去利用。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事的大国，克里米亚战争也使他们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超过了来自于税收的财政收入水平（参见表6–2），因此，将所有相关的国家——包括一贯节俭的英国——逼到了债券市场上。尽管他们的对手，包括工业信贷银行都竭尽了全力，但没有谁可以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传统的市场上无与伦比的地位。

老对手——巴林家族——很不幸地成为了失败方的银行，当然使得情况非常简单明了。在1850年，俄国政府给巴林授权一个550万英镑的新贷款，这份合同后来看起来就好像是设了一个陷阱。由于过度超买，以升水2%开盘，给乔舒亚·贝茨和托马斯·巴林带来了10.5万英镑的佣金。但是两年后，由于外交关系恶化，巴林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保障的位置，帕默斯顿在下议院抨击他是沙皇的“代理人”，而且大家都相信（尽管是错误的）他参与了1854年俄国的战争贷款。

表6–2 公共支出的增长，1852~1855年（百万元国家货币）

资料来源：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数据》，第734页。

这种情况帮助我们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英国的战时财政拥有几乎垄断地位的原因。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财政部部长的格莱德斯通以高昂的斗志，信誓旦旦地反对“通过贷款为战争筹措所需款项的体制”，理由是它“对民众实施了全面的系统性欺骗”。英国仍然陷于拿破仑战争期间所产生的巨额债务的重压之下：正如列昂内尔曾经说过的，战争前夜的国家债务大约在7.82亿英镑左右，尽管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债务负担在稳步下降（从1820年的250%降到1845年的大约115%），但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格莱德斯通因此建议通过增加所得税——从每镑抽7~10.5便士，最后到14便士——以及一些消费税来为战争筹款。然而，这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到他离开这个职位（由乔治·路易斯替代）的时候，政府为1854年背上了620万英镑的赤字（通过销售短期国债来弥补），此外，还面临着次年将近四倍于此的头寸短缺。路易斯又增加了另外550万英镑的新税额，但1855年的赤字仍然高达2 270万英镑。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只得转回到金融城（由于巴林身上的污点，这里的金融城就变成了专指纽考特）。

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获得了总价值1 600万英镑贷款的全部。在次年的2月份——这个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它又提交了另一份500万英镑贷款的报盘；到5月份，它签下了500万英镑额度的最终贷款合同。在1855年的两次贷款中，列昂内尔开始时报出的价格略少于财政部部长设定的最低控制线，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政府的条件。很难讲这次讨价还价的意义有多么意味深长：所达成的条款只比当时债券的市场收益略高一点点，因此，不会出现银行赚取不正当利润的质疑。列昂内尔能够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做足爱国的姿态，增加他自己进入国会的筹码。从另一方面说，1856年的贷款都出现了超额认购（2月份超出了6个百分点，而5月份超出了8个百分点）。帕默斯顿把这看成是金融城对政府充满信心的表现，它同时还是说明财政部部长在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过分慷慨的很好的证据。

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对公共财政影响力的恢复确实加快了战争爆发的步伐。1852年3月14日，拿破仑三世宣布了一个巨额的债券转换行动，意图是通过将全国债务主要部分的利息从5%调到4.5%来降低债务成本。投资人有20天的时间来选择是接受4.5%的新利息，还是赎回5%利息债券的现金。这次安排由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整，作为降低利率促进商业活动繁荣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出现了5%债券价格的突然暴跌（仅仅10天的时间，从103跌到了99），而且担心会意外地出现大量的债券持有人可能会要求赎回他们的债券而不是转换，新任财政部部长让·宾诺不得不向银行家们求援。在随后的支持行动中，霍廷格尔和德·罗斯柴尔德兄弟承担了大头，而佩雷尔家族则不见了踪影。这些银行大量买入5%票面利率债券，将价格推高到票面之上，而法兰西银行通过延长债券的贴现规定来支持他们的购买。这次操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绝大部分债券持有人都接受了新的债券。

两年后，当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从多瑙河地区公国撤出军队的时候，詹姆斯很自然地期待着能被法国财政部再次召唤。1854年3月4日，他告诉阿尔伯特王子的兄弟欧内斯特二世：“对于与俄国的这场战争，要多少钱都可以；他可以马上就拿到‘他想要的那几百万’。”然而，此时工业信贷银行参与到了备选名单里，当政府在3天之后宣布将借入25 000万法郎的时候，这两人的厮杀似乎已经无法避免。米勒随即主张劝说宾诺和拿破仑三世通过让公众直接认购的方式来发售债券，或许他做到了。然而，当他宣称这次发售加上后面1855年的5亿法郎的战争贷款“让法国政府从一种与诞生于普选的王朝性质完全相左的独裁中解放了出来”的时候，这话就夸张了。因为到1855年4月，还需要另外的75 000万法郎，新任的财政部部长皮尔·马尼不得不向拿破仑三世报告，国内市场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结果1855年贷款的主要份额在伦敦发行，而且拿破仑三世选择转到法国政府在那里传统上一直在使用的银行里。尽管工业信贷银行占了此次发行的大头，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领衔：在巴黎公司处理了6 000万法郎的同时，伦敦公司收到了总额为20 850万法郎的认购。

在协助法兰西银行处理战后的货币危机——部分原因是政府在战争期间从银行借出的短期借款——的组织构成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作用显示出了詹姆斯所起到的支配地位。在写于1856年4月的一封信中，詹姆斯在谈到政权所面临的困难时，实在难掩心中的兴奋：“皇帝非常恼怒，因为他看到王子的诞生以及和平的到来并没有对公共信贷产生好的影响，而且，也许应该说他是由于太想要钱了才被迫讲和的。”事实上，货币市场的气氛是如此紧张，如果此时詹姆斯因公务要去趟布鲁塞尔，人们就会说他要把他所有的资本带到那儿去。詹姆斯再一次狡黠地利用这个政权对他的依赖来嘲弄他们，而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贷给款项的另一个交战国是土耳其。这个领域也存在着竞争，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未与土耳其政权（除了希腊的赔款）建立起正式的金融关系。做第一笔1854年的土耳其战争贷款的是戈尔德施密特和Bischoffsheim，这是一次失败的贷款。由于被传说中的土耳其铜矿所吸引，而且有点像当初内森考虑西班牙时的情况一样，詹姆斯决定接下来。对于霍拉兹·兰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作为罗斯柴尔德的代理这件事来说，他们选择了一位能干的谈判高手。当土耳其在1855年发现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停当，而且已经恭候着了。

1855年2月，在战争的短暂休战期间，兰道很有技巧地开始编织他与苏丹的大臣福阿德·帕夏以及西方外交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贷款建议，这一次由法国和英国做担保，而与此同时，预先向政府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这是经典的罗斯柴尔德战术。到8月份，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通知兰道，那500万给土耳其的贷款已经由英国和法国的保函进行了担保，因此，允许提供更多的慷慨大方的条件给对方，这些条件好过了人们的想象。不久，战争宣告结束，阿方斯立即受命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探讨在那里设立一家新银行的可能性，然而又受到了来自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英格兰小银行（这一次是拉雅兹）的竞争。不过，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同时又意识到土耳其金融所潜伏的危机比当初所预计的要大很多——导致了次年其从君士坦丁堡的撤退。尽管兰道同意继续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但这种 “土耳其的国家银行可能会变成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分行”的观点（这是《时报》1857年时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之中未发一枪。然而，由于与俄国因多瑙河公国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奥地利仍然必须做大量的备战工作，而且由于其金融和货币体系在1848~1849年十分脆弱，造成的影响与全面参战对法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就算是不大于的话）。如表6–1和6–2所示，奥地利债券事实上受战争影响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比法国要高；而奥地利出现的支出上涨只是一点点，尽管它执行的是不干涉的政策。这只是一场金融衰退悲剧的第一幕，它在很多方面为1857年后几十年间降落到奥地利的各种灾难埋下了隐患。过去和现在的军费开支占据了奥地利预算的大部分，以至于防务费用和偿债花去了预算总额的60%~80%。尽管对改善经济状况做了很多尝试，但现实的军事危机使所有这一切都无疾而终。税收水平抬高，国家资产变卖，但奥地利政府还是得靠借贷来维持它的开销。当它从国家银行借出短期贷款，货币——1848年与白银脱钩——又出现贬值：在1853年和1854年中，古尔登汇率从低于面值9%贬值到了低于面值36%。当政府从一个已经很脆弱的债券市场借入长期贷款时，其结果是挤出了私人投资。在1848~1856年间，奥地利政府总共欠下的公共债务从11亿古尔登上涨到25亿古尔登，年平均增长约8 000亿，但是存在异常的波峰，比如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情况。长期的财政大出血和货币政策因此搅和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税基的萎缩，使这种螺旋形下降的循环一直持续着。

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吗？1851年11月，奥地利财政部部长克劳斯给詹姆斯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很多伤感的话，请求得到詹姆斯的忠告，要求他为现实的状况提点建议。而在一封公开的信里，阿波尼敦促詹姆斯“不仅仅是点拨一二，而是高擎火炬引领我们前进，尽你一切所能，让我们摆脱这些货币废纸所带来的所有困扰”。詹姆斯和他的合伙人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足够的理由在1848年后就关闭维也纳公司，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安塞尔姆反而开始重建其父亲过去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根本没有理会那种失败的可能性。这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由于安塞尔姆的妻子坚决不愿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城市居住，使得这个问题更加难办。安塞尔姆显得十分孤独，他在这个计划最开始的时候，跟随着他父亲的脚步：前去探望已经返乡的梅特涅，根据皇帝的喜好进行公共捐赠，甚至以一种遮遮掩掩的态度支持奥地利的对外政策。但是安塞尔姆总是无法从他父亲失败的噩梦这一记忆中走出来，对他拯救奥地利金融的所有努力，人们不难想象，全都充满着注定要失败的悲壮。当安塞尔姆在1853年12月拜访梅特涅的时候，他脸色凝重：

安塞尔姆说奥地利的金融状况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除非我们走运，正好使用了避开它的正确方式……他宣称他们曾经期待赫尔·鲍姆伽特纳，继克劳斯之后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部长能有一些高明的决策，但鲍姆伽特纳对现实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并不胜任他的工作……这次谈话被努恩希欧的来访所打断。安塞尔姆起身告辞，当我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记着我的话，我们处在危机的前夜；如果没做什么努力来改变它的话，新年到来之前我们就将面临危机！”

然而，也有一些成功的事例使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的影响力得以维持，虽然这些影响以一种更为模糊的形式出现。在1852年，伦敦和法兰克福银行联合为奥地利政府发行了价值350万英镑利率5%的债券。1854年4月，面临着货币遭抛售的危险，奥地利政府再次找到了安塞尔姆，安塞尔姆尽力说服了其他地区的银行参与到提供另外的3 400万古尔登信贷的行动中，尽管其中几乎半数来自于福尔德。

简而言之，直接或间接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引起的债券发行大部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表6–3（只给出了伦敦银行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情况。

表6–3 1850~1859年间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的主要债券

资料来源：艾耶尔，《金融世纪》，第42~49页。

在所有这些大国中，普鲁士在克里米亚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是最小的，因此我们看到英国代表团在巴黎大会期间要求将它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然而，普鲁士在此期间的开销事实上也出现了非常剧烈的上升：它在1857年的总支出比10年之前增加了大约45%。尽管与奥地利相比，普鲁士拥有更加强盛的收入源泉，但它还是需要借贷。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能够建立起他们的金融影响力。早在1851年的时候，詹姆斯亲自到柏林与普鲁士财政部部长保德史威瀛就新发行4%票面利率的债券举行过会谈。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柏林的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由俾斯麦引发了关于日耳曼联邦的长期存款（“货币堡垒”）与法兰克福银行的一场愚蠢的口舌之争，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作为普鲁士在联邦里的代表，俾斯麦把尽可能搞乱他的奥地利同事图恩伯爵的生活当成了自己的任务。图恩建议联邦应该向阿姆谢尔借款26万古尔登，以保障货币堡垒的安全，作为日渐没落的海军的军费，这给了阿姆谢尔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涉及的款项金额微乎其微，而真正的问题是重新建立的联邦可以按照过去由奥地利主导的方式来运行。但还没等到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图恩取得（在1851年1月）支取首期预付款的允许，俾斯麦就马上宣布普鲁士认为这是违法使用联邦资金（尽管事实上拟议中的资金并没有真的从货币堡垒中提取）。让阿姆谢尔感到害怕的是他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于来自奥地利和普鲁士代表舌战的焦点之中。

图恩威胁要把联邦的业务转给另一家银行，俾斯麦说他要将普鲁士代表团的账户转到贝斯曼。尽管阿姆谢尔为取悦俾斯麦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尽管通过俾斯麦的副手威泽尔发出了明确的不支付这笔钱的指示，阿姆谢尔还是感到自己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接受图恩指示，因为是正式的指令。双方在这场争执中所爆发出来的浓浓的火药味可以从图恩1月12日给希瓦曾伯格的信中看出来，在这封信里，他谴责普鲁士采取了向犹太人乞怜这种令人不齿的卑劣手段来对抗议会。

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已经使局势非常危急，任何谅解和讲和都不再可能。议会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局面，如果罗斯柴尔德仍然不同意支付这笔钱，我不可能让这件事再摆上24小时，就算战争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也在所不惜。

“我承认，”图恩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这样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想到它我就会脸红。当威泽尔给我看你们（发给罗斯柴尔德）的抗议信时，我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所遭受的耻辱而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俾斯麦的回应同样精彩：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议会由于与犹太人的争吵而被拖进了泥沼，那么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有错的是利用议会的业务通过指令与犹太人联系，而且是一种违宪的方式，将犹太人手里的钱从他们本来已经确定好的用途上改变过来。

对于阿姆谢尔，俾斯麦在他给普鲁士首相冯·曼图菲尔伯爵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非常“希望取悦奥地利政府，无所不用其极……收到奥地利代表团的每笔汇款，他都会马上通知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

在某个场合，图恩伯爵确实告诉过我，在我接到对那个决定的正式通知前，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已经得到付款的指令。罗斯柴尔德银行对我们这个抗议的所作所为，使我不再理睬住在这里的罗斯柴尔德先生的任何邀请，总体上希望他了解他的做法使普鲁士政府相当失望……我不得不这样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中断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迄今建立起来的关系，相关的业务应该转到此地的其他银行。

图恩和俾斯麦事实上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图恩因为草率地开除了一名供职于联邦财政部的普鲁士官员——他也反对向罗斯柴尔德借款的提议——而遭到了希瓦曾伯格的训斥；而在柏林，保德史威瀛和海外贸易银行的总裁都明确指出，贝特曼不可能替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不仅持有海外贸易银行大量存款，而且还持有1850年普鲁士贷款的巨大份额。

这些理由俾斯麦应该清楚，尽管他是如此喜欢刺激图恩。俾斯麦总是能抓住政治中经济利己主义的关键。在解决海军争端（大家同意把军舰全卖了）的那几个月里，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腔调，此时他完全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讲话，反对由奥地利支持的法兰克福天主教徒提出的一项抗议（他们反对1848年和1849年通过关于授予居住在该城市里的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利的法律）。当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申请成为普鲁士朝廷的“御用银行”头衔时——曼图菲尔倾向于同意，因为“罗斯柴尔德会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从为改善维也纳的货币局势的热情中转变过来，而且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他们正在打算筹集的铁路贷款”——俾斯麦表示支持，以他特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关于海军贷款的争吵抛在了一边：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犯过反对普鲁士的错误，过去所发生的只是在我们与奥地利之间发生争执时……他们对奥地利方面的担心甚于对我们的担心。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恰当地表现出像“坚强的人和正义的愿望”这样的勇气，来抵御像图恩伯爵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误从众”决定，而且，由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已经对阿姆谢尔的态度道了歉——他们说他是老糊涂了——我认为，考虑到这个金融巨人所能提供的服务，他们这次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赦免。

事实上，不只如此，他建议授予迈耶·卡尔普鲁士荣誉——三级红鹰勋章——目的是想争取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奥地利。这引发了典型的中欧官僚辩论中的浪漫思维：如果这个荣誉授予得再晚一点，罗斯柴尔德所表现出的善意是否会更多一些？如果对勋章进行重新设计，以便能把传统的十字图案换成另外的图案，是否会更适合于犹太人？所有这一切的底线是普鲁士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曼图菲尔否决了保德史威瀛的意见，授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御用银行的头衔，这让贝特曼很恼火，他仍然只是普鲁士的领事。

这个做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迈耶·卡尔随后马上暗示俾斯麦：如果他能有机会按3.5%的利率来安排他的钱的话，他将会感到万分荣幸。1854年春，当有迹象表明普鲁士也可能会被拖入战争的时候，曼图菲尔派他的顾问尼布赫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1 500万塔勒^[35]的贷款进行了谈判。这项交易未能达成，尽管双方在海德堡（詹姆斯和纳特也赶来与迈耶·卡尔一起跟尼布赫谈判)进行了漫长的商谈，６月又在汉诺威再次举行了会谈。保德史威瀛成功阻击了把所有主要的普鲁士贷款的利息通过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支付的提议。然而，迈耶·卡尔在1856年再次卷土重来，放出了700万塔勒的普鲁士新贷款。更重要的是，俾斯麦认可了以一种现实的态度来委托普鲁士利息支付的想法：“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银行有自己的理由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本身并不会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把普鲁士的利益放在脑后。它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一致的这个事实，并代表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这个申请最终在1860年获得了批准，当时保德史威瀛已经离开他的职位。在其他方面，俾斯麦也维护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当对迈耶·卡尔获得红鹰勋章——这是第三次而且为二级，但是用椭圆设计替换了通常的十字架——的程序进行了特殊处理后，俾斯麦马上否决了对他过去曾擅自佩戴基督徒版的勋章的指责。1861年，詹姆斯也获得了普鲁士勋章。

到19世纪50年代末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确立了他们作为欧洲地区最卓越的政府贷款人的位置。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都通过一家或者多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发行过债券。列在他们名单上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那段时期的其他重要客户还包括比利时（尽管这里的业务与过去相比，必须更多地与新的国家银行分享），在这个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前就有了考虑，希望通过资助教皇重返皇城而使罗马的犹太人得到承认。然而，谈判的艰难程度远比当初所预计的要艰难得多，因为梵蒂冈竭尽全力反对为贷款设定的条件基于正式的，哪怕是对犹太人最低限度的解放，尽管教皇确实单独向詹姆斯保证过，犹太隔离区政策将会取消。金融条款本身也很难达成一致。当卡尔准备在教皇返回罗马前只支付1 000万法郎的时候，教皇想要的却更多。甚至卡尔希望这笔贷款用教会的土地进行抵押担保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的条件——由詹姆斯自己处心积虑提出——出乎意料地慷慨，特别是在教皇有着破产记录和地位仍然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总体来看，在教皇返回之前（1850年4月），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购买了年利率为5%的面值5 000万法郎的债券，随后又分两期各购买了2 800万法郎。其他的贷款在1853年（以95的价格购买了2 600万法郎8%年利率的债券）和1857年8月，当时的想法是把教皇的债务进行合并，并稳定罗马的货币。新的5%年利率的债券在巴黎市场上市，总值1 420万法郎——大约相当于教皇总债务（大约35 000万法郎）的40%。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教廷关系之间的矛盾之处是，只要圣座不改革它的金融体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可以获取巨额的利润；但是，如果它不改革金融体制，似乎也就不会改变对犹太人的态度。在选择抵制梵蒂冈——因此失去他们对教皇对外借款的垄断——还是接受在犹太问题上失败的两难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了后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金融控制无法达到的地方，除了俄国——它有很明显的不被包括的理由——还有另外两个例外。一个是西班牙，它在1856年通过米勒发行了贷款，尽管人们一直都无法确定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有重新进入西班牙债券市场的打算，他们很早之前就从这个曾经偏好水银预付款的市场体系退出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尽管只算是部分例外——是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

在1849年，詹姆斯曾经控制了对皮埃蒙特的巨额贷款，所采用的手法让野心勃勃的年轻金融家和政治家凯沃尔也甘拜下风。通过两次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失败的计划，使自己国家的负债增加了三倍的皮埃蒙特，自然成了罗斯柴尔德金融渗透的目标。当詹姆斯在1850年回来与皮埃蒙特财政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尼格拉谈判新的贷款时，凯沃尔只能以厌恶的心情干瞪眼。对于凯沃尔对尼格拉“很可悲地”依赖詹姆斯的批评，我们应该谨慎地解读：当时的情况是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是非常不理想的，因此并不是詹姆斯有意要打压其债券的价格。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看待皮埃蒙特时，毫无疑问与农夫看待一头瘦弱的奶牛是一样的，他要把它催肥，然后才可能挤奶。关于1850年的贷款，詹姆斯在给他的侄子们的信中很高兴地说道，那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最漂亮的一桩生意”。除了2.5%的佣金，它本质上是一项未来的投资：对于新发行的总额为12 000万里拉的5%年利率的债券，詹姆斯以85的价格买断了2 000万，同时同意代表该政府在巴黎出售6 000万，余下的留在尼格拉的手里。事实上，詹姆斯很快就把头2 000万中的一半多转给了都灵当地的银行家，剩下的打算留在手里等待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的恢复，他对此非常有信心。

凯沃尔的机会很快就降临了。1850年10月，他当上了农业、贸易与船务部部长，并在两个月之后对已经形成了的罗斯柴尔德垄断进行首次挑战，当时他听到风声说要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都灵中央银行垫付的对奥地利的赔款）。凯沃尔很急迫地希望为新发的债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找到买主，催促他的朋友德·拉·路去找戈尔德施密特和辛纳。“这会让我很高兴，” 他宣称，“与那个卡我们脖子的犹太人玩点手腕。”随着凯沃尔在1851年4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他迎来了一个与罗斯柴尔德完全决裂的机会。当时凯沃尔所面临的政府的金融状况非常可怕：除了欠詹姆斯2 500万里拉——这些钱是詹姆斯给尼格拉“输血的”各种短期预付款，他还面临差不多2 000万里拉的赤字，以及总额6 800万的其他债务。在都灵货币市场筹得1 800万里拉来应急后，凯沃尔命令他在伦敦的领事寻找一家新的愿意为皮埃蒙特筹措巨额新债的银行。“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将我们从目前由罗斯柴尔德银行为我们设置的这种悲惨地位中解放出来。”凯沃尔坚称，“在英格兰达成贷款协议是我们可以重新赢回自由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不抓紧取得伦敦贷款的胜利，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又将被逼迫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鼠夹上受气。”为了协助大使的工作，凯沃尔派出了他的老对手瑞维尔伯爵。瑞维尔发现巴林对于做这件事太勉强，而比较新一点的汉布罗银行愿意做这笔生意，以85的价格发行360万英镑的皮埃蒙特债券。

毫无悬念的是，詹姆斯一发现这种新的企图，就竭尽全力来阻止新的贷款。凯沃尔很坚定地相信，詹姆斯是《时报》上一篇关于皮埃蒙特金融情况负面报道的幕后主使；詹姆斯毫不犹豫，竭尽所能地抛售皮埃蒙特债券。事实上，这正是那句十分残酷（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破坏性）的话所说的情况，而且这句话在第二王朝时期一度成为了詹姆斯的标志：“贷款已经开始，但是没人认购。”詹姆斯离胜利已经不远了：这批债券在巴黎出现了很高的折扣，凯沃尔一度十分焦虑。然而，结果情况超出了詹姆斯的控制，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坚定的反弹，特别是在詹姆斯曾经负责推广皮埃蒙特债券的那些初始市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们，“但我们无法阻止皮埃蒙特债券上涨，因为是我们自己在85价位上发行的债券。”詹姆斯不会在经济问题上如此不冷静，不会在“整个世界”都在帮它上涨的时候继续抛售。到1851年底，他自己所持有的皮埃蒙特债券变化不大，大约为100万法郎。凯沃尔声称詹姆斯“已经大部分出手”，其实他错了。

然而，凯沃尔从来也没有想过“马上打破与罗斯柴尔德的联系，而只是告诉他，没有他也能做”。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姆斯应该很佩服凯沃尔；在他很难得一见的对一个政治家的赞扬中，他说，这个人有“个性”。当阿方斯在1852年受命到都灵报出愿意以92的价格接下尼格拉留下的1850年债券（大约4 000万里拉）时，凯沃尔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一得到皮埃蒙特议会按照他不需要这笔钱的暗示做出的否决决定，他立即很客气地请阿方斯走路。但他满心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他所希望能达到的是提高他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当詹姆斯在1853年1月再次重新报出上年的报盘的时候，凯沃尔——此时已经是首相——将这4 000万从开始的88的报价谈到94.5。当凯沃尔考虑另一份新贷款的时候，他同时向汉布罗、巴黎的福尔德以及詹姆斯发出了询盘。詹姆斯再次派出阿方斯到都灵。对于凯沃尔来说，这场竞争是无价的：逐步升级的克里米亚危机造成了所有债券价格的大幅下挫，这当然也包括皮埃蒙特债券在内。汉布罗为新的票面利率3%债券报出的价格是不超过65；福尔德稍高；而阿方斯决定重新赢回其父亲最喜欢的客户，报出了70加上2%佣金的价格。正如凯沃尔所说的，“福尔德的竞争价值几百万”，而詹姆斯后来抱怨他出现了“巨额损失”。同时，在克里米亚危机的初始阶段，凯沃尔需要詹姆斯帮助支付汉布罗贷款的利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皮埃蒙特参战反对俄国获得英国政府补贴时，他才得以松了一口气。

“为罗斯柴尔德说句公道话，” 凯沃尔在1855年1月的一份非常精彩而又小心翼翼的评论中这样说道，“我们必须说，他从来没有对钱斤斤计较过。这是他比较好的一面。” 凯沃尔要表明的是，政府通过对19世纪50年代竞争更为激烈的金融市场的多方比较，看到的更多是那比较好的一面。当詹姆斯在佩雷尔家族的一败涂地中成为新的皮埃蒙特投资银行的主要外国股东时，表明詹姆斯在都灵将再次受到欢迎。“佩雷尔简直是暴跳如雷，” 凯沃尔在1856年2月时写道，“而罗斯柴尔德似乎是兴高采烈。他说他之所以想搞个意大利信托，‘因为，您看，您不能没有意大利。赶快，如果和平到来（在俄国与西方列强之间），你必须有个平台让你马上行动’。”他和凯沃尔同意，新的银行应该是“意大利的大事，而不只是皮埃蒙特的事情”。詹姆斯以惊人的洞察力开始准备资助下一场欧洲战争——他预见到奥地利与皮埃蒙特之间的战争。这已经是第二次，他暗示凯沃尔在这样的一场冲突中，凯沃尔会得到他的支持。

大反击

在之前的经济繁荣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迎来了大量的竞争者；而当经济衰退来临的时候，他们开始送别这些竞争者。19世纪50年代的情况就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建的银行和铁路公司对国际资本市场的需求，还有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那些国家的借款，这些都不可能是永远持续的；而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与货币的稳定相一致。经济放缓的迹象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能够看到。1857年8月，风暴终于来临，当时俄亥俄生命信托公司停止支付，引发了美洲银行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场危机很快越过大西洋，迅速蔓延到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在这些地方至少有四家银行倒闭，另外还蔓延到汉堡，而且，如果不是从英格兰银行获得了80万英镑的贷款支持，位于伦敦的盎格鲁·美洲银行皮多迪公司恐怕也难以幸免。根据我们可以确定的资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没有一家受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影响。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1857年的利润大幅下滑（到了微乎其微的8 000英镑），但它毕竟仍然盈利；罗斯柴尔德那不勒斯银行做得更好，尽管1858年对它来说应该算是非常糟糕的了。

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法国的货币政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佩雷尔家族的阴谋进行大反击的关键手段；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理解。在他们的竞争中，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855年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当选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的时候。如果严格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银行股东这件事情本身的重要程度看，家族中的一位成员按例成为董事之一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在1852年持有法兰西银行超过1 000股的股份；普勒西斯还证明了这个数字处于上升的趋势之中，1857年达到1 499股，1864年达到1 616股。另外，家族成员在自己个人的资产组合中还持有200股。如果对这些股份的所有权进行合并，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有可能是法兰西银行的最大股东。

阿方斯的当选引起了很大争议的理由有很多。第一，在1855年之前，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持有大量的股份，但他们还没有被接纳进股东大会（大概是因为詹姆斯从技术层面看仍然算是个外国人）。第二，尽管改教的艾希塔勒在之前就已经当选为了董事，但阿方斯是当选的第一位犹太人。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当选正好遇到了一场关于银行自身未来走向的至关紧要的大辩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855年1月22日的那次会议——阿方斯的名字在这次会议上出现在候选董事的名单上——会成为那段时期里出席率最高的会议：米勒、佩雷尔家族名列138名投票的成员之中，而且十分例外地——选举还进入了第二轮，一直到阿方斯超过另外两名候选人，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大多数票支持才结束。尽管法兰西银行董事并不是法国政治传奇中十分炙手可热的职位，但阿方斯的胜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最终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了与马勒家族、达维利耶家族和霍廷格尔家族同等的位置上。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银行里安置了一个代表。阿方斯在19世纪60年代为银行的利益做出了很多贡献。在19世纪5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且在罗斯柴尔德与佩雷尔冲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本质上看，问题的关键是法兰西银行在对法国的货币市场的影响力方面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效仿英格兰银行。在1848年的危机中，法兰西银行通过关闭区域性的发钞银行，极大地稳固了它的地位，当它的实力相对较小时——其在1852年时资本金大约为7 000万法郎，远小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同期的资本金——工业信贷银行的自命不凡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1855年银行业和铁路业的繁荣一路高歌猛进，再加上克里米亚战争的财政需求和农业歉收，使得法兰西银行遭受了空前的压力。在1855年8月，为了补充几近枯竭的储备，法兰西银行不得不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购进了3 000万法郎的黄金和2 500万法郎的白银。一年之后，局势更加恶化，法兰西银行不得不申请暂停货币的兑换。绝大多数董事赞同这个计划，但阿方斯并没有名列其中。在财政部部长马涅的支持下，阿方斯和他的父亲成功地说服了法兰西银行提高贴现率，并大量地买入黄金和白银——包括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中购买了8 300万法郎——以维持货币支付。在1855~1857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为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价值75 100万法郎的黄金，这些黄金通过纽考特按大约11%的升水购买。

在法兰西银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充实自己的储备时，对修改法兰西银行章程的讨论爆发了。尽管阿方斯在上半年基本没有参与法兰西银行的工作，但他的父亲在这场讨论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他竭力反对佩雷尔家族提出的对法兰西银行进行激进的机构调整，以使他们的股权组合更加符合新的投资银行的计划。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保守派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作为对接受政府1亿法郎债券的回报，法兰西银行获得了资本金加倍的许可，同时可以在货币吃紧的必要时刻自主决定将贴现率提高超过6%的权力。换句话说，最优先的是保持汇率稳定，而不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而这正是对工业信贷银行真正的限制。

在进行这场制度性战斗的同时（在1856年），詹姆斯发起了金融界联盟——它本质上是一个私人银行和铁路融资财团，比如像巴特隆尼，匹勒特–威尔、布龙特和塔拉伯特的松散的协会型组织，目的是用佩雷尔家族的方式挑战佩雷尔家族涉足的领域。事实上，詹姆斯以联盟作为组建与工业信贷银行类似的新的股份合作制银行的基础的计划，受到了马涅的阻挠，他在1856年发布了禁止新组公司的临时禁令，作为他为经济降温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并希望借此释放出更多的资金，以缓解政府所面临的严峻的资金需求。对于米勒来说（他的计划也同样受到了禁令的影响），这似乎是佩雷尔家族的胜利，而且没有人会否认，联盟集团控制的铁路资本远小于佩雷尔家族及其同盟（4 900万~9 400万法郎）。但是，信号很明显：从那时开始，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是已经在筹划采用佩雷尔式的投资银行模式。

事实上，局势不久之后就变得一目了然，对国内资本市场的限制，加上法兰西银行更加严格的贴现政策，这对佩雷尔家族造成的限制远甚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限制。佩雷尔家族未能阻止大中区铁路与罗斯柴尔德控制的巴黎–奥尔良铁路在1857年6月的合并，是说明这种情况的最好例子，这次挫败立即引发了佩雷尔家族方面痛心疾首的指控，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针对他们及其工作的阴谋。“为了打压我们，使我们被拖垮，”他们向拿破仑三世抱怨道，“他们到处放话，说我们是无所不能的。”现实的情况是，随着1857年的金融危机强度越来越大，遭受打击更大的是佩雷尔家族。在所有的铁路线中，在危机中最具活力的是北线铁路；法兰西银行对其他铁路公司的贷款支持以及《弗兰克维勒协定》政府以此保证红利和对建设不盈利的支线铁路进行补贴，都是针对“新”银行的弱点所进行的反应，而不是针对“老”银行。

这就解释了佩雷尔家族为什么在1856~1857年之后的大型泛欧洲铁路特许权竞争中只能位列第二的原因。这段时期内，铁路业务成为真正意义上国际化的事实，总是被人为地低估为只是众多国际关系中一个普通的因素。那种认为铁路通过创造国内一体化市场而对民族主义者有利的说法，完全是荒诞不经的：欧洲的铁路很快穿过了国家的边界，成为了跨国的网络，而且投资在西班牙、北意大利、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铁路的资金大多数不是来自英国就是来自法国。铁路的这次国际化时机碰巧与战略规划家们意识的觉醒一致，这些铁路在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同时，也在运送军队方面起着相当关键的战略作用。对铁路的控制因此在被看成是金融问题，是政治问题，在促成意大利和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各项因素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这个模式在比利时、西班牙、皮埃蒙特、那不勒斯、奥地利、多瑙河地区的各公国、俄国甚至土耳其等国中，不断以各种变种的形式被重复。首先，在这些经济体中，经过竞争建立起了工业信贷银行形式的银行；然后，或者是同时，几乎是同一批人在争夺霸占铁路的特许权。在比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利奥波德国王很明确地鼓励詹姆斯建立一家工业信贷银行形式的银行，但詹姆斯在确定佩雷尔家族没有这样做的打算后，当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只有在必须阻止他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他才会考虑采取那样的行动。实际上，比利时金融机构，像兴业银行，使得佩雷尔家族在这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多余。詹姆斯因此可以腾出手来把北线公司的影响扩展到比利时铁路网的重要节点，获得了纳木尔——里兹铁路的控制权，并就修建蒙斯——豪特蒙特铁路与兴业银行达成联盟。他还以董事的身份间接参与了东线对卢森堡铁路的并购——这条线对连接比利时港口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以及莱茵地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瑞士，竞争更为激烈：佩雷尔家族在西线沿日内瓦湖建立了大型的股份合作制铁路网，但地位更为重要的中部和东北部铁路仍然留在了瑞士人的手里，一直到金融界联盟从后者手里买到了股权，并与南向的其他铁路合并成立了联合瑞士铁路公司（United Swiss Railway Company）。在那不勒斯，曾经出现过短时间的警报，当时有迹象表明国王似乎打算授予佩雷尔家族一份银行的执照，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波旁王朝对经济创新有着很深的疑虑，使得西西里的铁路建设根本没有可能。

在其他地方，佩雷尔家族的威胁更为严重，并引起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系列的决定性反应。在西班牙，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功地建立了西班牙工业信贷银行，随后在1855年12月建立了股份合作制银行。他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唯一一家法兰西银行：阿道夫·普罗斯特（来自于通用贴现银行公司）建立了通用信贷公司，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出的反应是建立了西班牙工商银行。这些银行总的看起来在它们的规模和目标上都很相似。佩雷尔家族梦想的是融资建立起一条连接他们所拥有的米迪铁路坝甬内终点站，穿越派瑞尼斯并经马德里到达位于西南部的卡迪兹。罗斯柴尔德的反应是很快捷的：詹姆斯与无处不在的默尼联手，在1855年从萨拉曼卡侯爵手里获得了马德里——艾尔曼萨铁路的特许权，两年后建立了马德里——扎拉果扎和阿里康特铁路公司，它的第一条铁路（马德里——阿里康特）在1858年5月通车。与此同时，默尼拿到的特许权包括了连接马德里和葡萄牙，另外还有经科多巴到达马拉加和格林纳达的线路。这样，留给佩雷尔家族的就只剩他们当初计划中的头和尾：坝甬内——马德里连接线，这条线路在1858年12月被命名为西班牙北线；以及科多巴——塞维勒连接线，这条线他们是与查尔斯·拉斐特合作的。尽管这意味着罗斯柴尔德集团未能获得连接西班牙和法国的全程铁路线，但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是佩雷尔家族的行动不够果断，最简单的解释就是1857年所遭遇的困难给他们在法国以外的业务踩了刹车。令人吃惊的事情还有詹姆斯居然与默尼甚至米勒（他取得了旁普罗纳——扎拉果扎铁路）都进行了合作，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也愿与詹姆斯合作。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皮埃蒙特所取得的胜利的脉络更加清晰，尽管从某些方面看，它是一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胜利。1855年12月的某一时刻，凯沃尔似乎与佩雷尔家族（凯沃尔认为他们“拥有让人惊异的才干”）之间就要达成联盟，而这意味着对詹姆斯的沉重打击。但佩雷尔家族很显然要得太多。“垄断。”凯沃尔这样抱怨道。詹姆斯更加狡猾，他成了新建的位于都灵的工商银行的主要外国股权（33%）的持有人，该银行建立于1856年2月，是在皮埃蒙特获得批准的唯一的股份合作制银行。事实上，实践证明詹姆斯在都灵建立一家“意大利银行”的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由于当时又发生了185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银行董事鲁伊吉·波尔迷达的去世，使这个计划陷入困境，到1858年，“意大利银行”只能被解散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一篇关于詹姆斯1857年4月在波尔迷达死后不久对都灵的一次访问的意大利文报道中，推断出波尔迷达和詹姆斯一直致力于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他想要恢复波尔迷达的那些项目，包括争取M·德·凯沃尔，把所有的国有铁路交给皮埃蒙特工业信贷银行，以便建立大中线（Grand Central），同时确保他自己能获得两个里维埃拉之间的大型铁路的特许权。”而在西班牙，换句话说，建立一家新的银行就是一个终结罗斯柴尔德铁路帝国扩张的手段：詹姆斯很显然希望不仅获得对维克多·艾曼纽尔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这个公司由查尔斯·拉斐特和亚历山大·庇克休在1853年创立，它的铁路线路将都灵与法国和瑞士连接起来——还想得到将马赛与尼斯和热那亚连接起来的铁路的特许权。尽管当时只是经营着后者（与法国金融家居斯塔夫·德拉汉蒂合作），但詹姆斯在皮埃蒙特所取得的胜利的意义不应该被低估。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詹姆斯正在修建的铁路穿越了不久之后就变成战略敏感区的边界地区：萨瓦和尼斯（拿破仑三世对这个区域一直垂涎三尺），以及皮埃蒙特和隆巴蒂边界。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本计划的从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线并不走都灵，而是走奥地利控制下的米兰或者威尼斯。

这就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领土上所做的大部分的战略考虑。佩雷尔家族在1855年1月领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步，当时他们成功说服了深受金融压力困扰的奥地利政府将国有铁路网的一部分卖给了他们（位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布鲁内铁路以及从马奇费尔德向东直抵匈牙利的铁路线），这成为了又一次早期的私有化。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控制着萨洛蒙的北线，但是在1848年之前他们对奥地利的铁路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而且在此期间，铁路的建设和管理一直都由国家负责，但佩雷尔家族的举动刺激了安塞尔姆。佩雷尔家族力图建立一个强大的财团：他们新建的帝国与皇家御准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包括了默尼、福尔德、卢德维希·佩雷拉，以及维也纳的银行家希纳和埃斯克勒斯（他已经控制了维也纳——拉布铁路）。另外，他们明显还占了一个大便宜：以7 700万古尔登买到了当初花9 400万古尔登修建的铁路。他们同时还为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政策帮了一个大忙：这项并购被广泛地认为是巩固1854年建立的奥地利——法国同盟的举措，得到于布内在巴黎给予的大力支持。安塞尔姆抱怨道，这是一桩“可耻的生意”——但他准备立马照搬。当佩雷尔家族建议政府在维也纳成立工业信贷银行——目的显然是购买剩下的国有铁路线时，安塞尔姆和詹姆斯决定组织一个竞争性报价。考虑到拟议中的铁路线的连接是那些维也纳与特瑞斯特（舒德巴恩）以及米兰与威尼斯（隆巴多），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真正关切之所在。

罗斯柴尔德家族具备四个优势。第一个，奥地利与法国间的协定已经被证实是短期的。第二个，由于法国的金融局势恶化，政府规定外国债券不得在交易所里发行；对于佩雷尔家族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而对于詹姆斯正好相反，因为他可以依靠纽考特和伦敦市场。第三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能力召集起一群有名的大人物（比如肖特克伯爵和希瓦曾伯格、费斯腾伯格、和奥尔斯培格等）来作为合作者，同时也包括在布拉格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银行家里利奥波德·拉梅尔。第四个，他们很可能在商务部部长布鲁克男爵的帮助下，已经看到了佩雷尔家族的标书，这使得他们可以做出一份类似但更有吸引力的标书来，投资金额加倍（以1亿古尔登对佩雷尔家族的5 660万古尔登），更加奥地利化的结构。到1855年10月底，这件事终于定下来了。在11月6日，帝国皇家奥地利商务及工业信用协会（简称商工银行）的章程正式获得批准；一个月之后，第一批股票开始发行，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合作者持有至少40%。

商工银行的分行遍布布拉格、布达佩斯、布鲁内、科隆斯达特，以及后来的特瑞斯特和兰伯格，商工银行迅速建立了自己在哈布斯堡帝国金融界的统治地位，其无与争锋的卓越地位一直保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于在中欧重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济影响力来说，这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因而，对商工银行所代表的佩雷尔家族模式的道义上的胜利，怎么赞扬都不过分。为了打败他们，詹姆斯——尽管初期对投资银行的概念做了很多批评——加入了他们，正像他向俄国联邦议会议长奥罗夫所坦诚的：

每一次当有政府向我们咨询时，我们都尽可能地指出这种信贷机构可能会产生的风险，但当我们的意见没有人理会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到这些企业中，这对于那些运作这些企业的人来讲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弃……

几乎在所有方面，商工银行都照搬了工业信贷银行的模式；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的章程给了它对每一种可能的资产类型——工业股票、国家债券、土地甚至是商品的投资或借贷更大范围的自由度，以及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接收存款。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进行竞争的关键是毫不隐晦地采用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方法。

从短期看，商工银行确保了罗斯柴尔德一直梦寐以求的开发中部欧洲铁路网的主导地位，在1856年，佩雷尔家族在关键的隆巴多和意大利中部铁路的竞争中再次败北，他们之前的盟友加利埃拉叛变，加入罗斯柴尔德阵营是他们失败的关键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资本市场的便利也开始发挥作用：当新的帝国隆巴多威尼斯与中意大利铁路公司成立的时候，其600万英镑总股本中的120万英镑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牵头的英国银团所承购，同时他们还为新公司发行了价值310万英镑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只提供了所需资金总额的一半，商工银行承担了余下的部分。这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合作者对600英里意大利铁路的控制权，而其中的260英里已经处于营运中。

令他们产生同样兴趣的还有从奥地利向西进入巴伐利亚的线路。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曾经参与过最早的一条南德铁路，所谓的陶奴斯邦，把法兰克福与维斯巴登连接起来，这条铁路在1853年时延伸到了拿骚。1855年，成立了一个由赫希、艾希塔勒、毕希奥夫赛姆以及其他人共同组成的财团，为巴伐利亚的奥斯特邦铁路融资进行建设后，使这条铁路在奥地利边境上将奴兰博格连接到利坚伯格、慕尼黑和帕骚。另外还有一些工程将这条铁路向北经过希文阁寺延伸到贝拉。因此，罗斯柴尔德财团争取连接维也纳、灵兹和萨尔兹堡（凯瑟琳–伊丽莎白西部铁路）的铁路特许权就显得更加符合逻辑了：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和维也纳银行提供了6 000万古尔登资本金中的3 000万。连接哈布斯堡东部铁路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佩雷尔家族很早以前就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了领先的地位，他们控制了维也纳——布达佩斯铁路，向东延伸到捷格德和提米索拉（弗兰兹——约瑟夫东部铁路），与国有的南部铁路连成了一片。但是，又一次因为缺乏资金导致了它们的解体。继收购匈牙利多瑙河汽动船公司后，罗斯柴尔德财团一直向南延伸到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通过塔拉伯特收购了通向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和西萨克的铁路。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与奥本海姆的合作项目，获得了连接位于维也纳的维拉希和克拉根福特与位于斯洛文尼亚的玛利伯铁路。

到1858年8月，通过吞并弗兰兹——约瑟夫东部铁路和南部铁路，将这些不同的孤立的铁路连接到维也纳和特瑞斯特，形成“一个巨型企业”，这个想法使詹姆斯“浑身颤抖”。他不顾一切着手实施：一个月后，他和塔拉伯特花费了1亿古尔登从奥地利政府手里购买了南部铁路，然后将它与隆巴多——威尼斯和弗兰兹——约瑟夫东部铁路进行合并，形成了一个铁路巨人：南奥地利隆巴多——威尼斯和中部意大利铁路公司。也出现了关于建设从特兰西瓦尼亚哈兹堡到现在已经取得自治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铁路连接线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梦寐以求将铁路网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滨的理想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一下说明：自从商工银行成立后，就开始了铁路并购的过程，这对罗斯柴尔德的控制是个无法避免的稀释。我们无法确定所有上述的并购过程是否由詹姆斯或安塞尔姆主导，或者是取得了他们的完全授权。詹姆斯很显然保留了建造一条铁路到布达佩斯的项目，这样做（根据所提议的线路沿着哈兹堡战线走）考虑军事的作用远甚于考虑商务的作用。在1858年夏季，安塞尔姆确实威胁要从商工银行董事的位置上辞职，“因为他不同意现在的生意所采用的方式”——这个威胁他在后面一年里真的付诸实施了。这并没有表示在银行与其创始人间出现了永久的裂痕，因为他的儿子内桑尼尔在1861年底的时候接替了他的位置。但这告诉我们，应该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商工银行其实是平等的，正像我们需要小心区分，在使用“罗斯柴尔德财团”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用它来描述那些购买奥地利铁路系统的投资人的松散联合——或者说，为了同样的目的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在法国的商业助手。

在欧洲，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放弃而给了竞争对手的重要地区只有一个：俄国。紧随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由于存在开发萌芽中的铁路网的可能，实验性的小额贷款开始提供给新的沙皇政府。而詹姆斯似乎很愿意让佩雷尔家族第一个吃那里的螃蟹，因为他收到的关于新线路业务盈利分析的报告得出的结论很悲观。当巴林银行试图在伦敦为新成立的俄国大铁路公司修建连接华沙和圣彼得堡的铁路筹集280万英镑的时候，这种悲观就显得更清楚了。这次事件是一次失败，而且为巴林银行从反俄的媒体上引来了更多的责难。令人奇怪的是，詹姆斯在1858年似乎又燃起了在圣彼得堡建立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念头；但是当他很随意地建议阿方斯或者居斯塔夫得花“几年的时间在彼得堡”建立“一家公司”时，唯一的原因是他觉得“这会对犹太人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而不是因为他被那儿的商业机会所吸引。

到1858年底，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地位的威胁不仅在法国已经不存在，甚至在整个欧洲大陆也都无影无踪了。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可能是在佩雷尔家族的所有资源仍立足于巴黎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跨国企业，这个商业帝国在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已经扩展到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金矿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可匹敌的资源使他们可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重建对欧洲公共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与法兰西银行的联合确保了他们在1856~1867年经济下滑的时候，货币的可兑换性不被取消，而且能够促使那些很可能提前终止佩雷尔家族过度扩张地位的改革措施的通过。随后出现的对中部和南部欧洲铁路网的竞争因此变成了一种一边倒的不平等竞争。然而，为了确保连接奥地利与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枢纽铁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模仿佩雷尔家族，建立他们自己模式的工业信贷银行，不仅是在都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维也纳。随着罗斯柴尔德商业帝国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很难再把这个阶段以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成是一个单一的一体化的企业，尽管詹姆斯自己毫无疑问仍然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企业。在1859年以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幸运地站对了位置：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它所贷出的款项全部都在胜利一方，没有与失败一方有任何牵连。但是，真正的考验在1859~1870年间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他们发现自己在关键性的冲突中总是不断出现在冲突双方的夹缝之间，而这些关键性的冲突重新绘制了欧洲的新版图。

[35] 塔勒（thaler），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