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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

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1830年）中，于连·索雷尔决意从事牧师职业，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他在法国复兴的波旁王朝晋升的最佳选择。作为木匠的儿子，索雷尔更喜欢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时期的精英体制——“职业对人才开放”。然而，索雷尔的结局很糟糕，与其说这是他拈花惹草的下场，不如说他只是复辟时代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受害者。然而，与波旁王朝的势利相比，司汤达对索雷尔的冲动本性算是宽容的了：“真正的贵族只有一种，就是拥有公爵头衔的人。侯爵的身份非常荒谬，（但是）一听到公爵一词，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来。”这是这本书的一句警句（其中许多都是司汤达编造的），还有一句是这样的：“服务！天才！功绩！呸！”另一个是：“我只属于一个小圈子。”还有：“骑在马上的行政长官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我不是部长、内阁首脑或者公爵呢？……如果我是的话，我会给那些创新者戴上枷锁。’”^[1]

波旁王朝试图复辟的行为证明了等级制度是不可持续的。1830年，另一场法国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18年后，第三场革命将同样的命运给了他的继任者奥尔良派路易·菲利普。最后，在1870年，德国的入侵和另一场革命推翻了拿破仑三世，为法国（迄今为止）五部共和宪法中的第三部，也是寿命最长的一部铺平了道路。在欧洲历史上，这个时代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每一次重建君主秩序的新尝试的不稳定性。然而，在19世纪，印刷机释放出的革命能量虽然缓慢，却坚定地蕴藏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如果不复兴波旁王朝，那么应该怎么做？

基于网络的革命（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文明。不仅在美国和法国，而且在整个美洲和欧洲，政治革命已经对一个新民主时代产生了愿景，这个时代的基础是共济会预先理想化的一种普世兄弟情，席勒的《欢乐颂》狂热地呼应了这种情感。然而，这一愿景终究没能实现。为了理解为什么网络的优势逐渐转回到等级制度，我们需要再次避免在思想上在两者之间构建错误的二分法。即使是19世纪20年代法国那令人窒息的阶层分化，也有其独特的网络架构。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网络在某些方面也是分等级的，因为总有一些节点比其他节点处于更中心的位置，这其实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在这种分等级的网络中，信息流或资源流被限制在某些连接线上，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统治节点的中心地位。这正是于连·索雷尔对法国波旁王朝感到沮丧的地方：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如此之少，以致他不得不过度依赖少数“贵人”。此外，司汤达小说的主旨体现了网络理论中的“三元悖论”。为了赢得贵族雇主女儿玛蒂尔德·德·莫尔的芳心，索雷尔假装爱上一个寡妇费尔瓦克夫人。虽然索雷尔同时追求两个女人，但她们不能联合起来反对他。甚至当他以前的情人瑞那夫人向玛蒂尔德的父亲告发他时，他还试图谋杀她。在他监禁期间，玛蒂尔德和瑞那夫人还分别探访了他。1961年，文学评论家勒内·吉拉德创造了“模仿欲望”一词：玛蒂尔德只有在意识到另一个女人也想要索雷尔的时候，才会对他产生欲望。

等级秩序的网络其实更简单，有时是因为处在高层的人会有意识地应用分而治之的原则，有时是因为在等级秩序中只有少数枢纽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有人试图重组欧洲的政治秩序，因此在维也纳会议上，一些政治家创造了另一种简单的网络：由五个大国组成的“五国联盟”，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在用有限的方式来达到平衡。它的成功部分基于这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从权力平衡来看，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并不重要，因为这种平衡取决于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这五个国家（见插图13）。

19世纪等级秩序的重新确立并没有消解前三个世纪中已创建的知识分子、商业和政治网络，它们仍然活跃着。事实上，由于一连串的“觉醒”和“复兴”，新教世界的宗教生活变得更加活跃和难以驾驭。工业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所有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可以很容易地与18世纪的其他革命相提并论，因为它也是创新者网络的产物，一些人受过科学训练，另一些人则是零零散散地自学。而且，即使共济会在1800年之后衰落，其扩展兄弟情谊的概念并使之制度化的目标（超出狭义的男性兄弟）也为许多新运动所认同，不仅包括工会运动，还包括许多民族主义组织，尤其是德国学生联谊会。不同之处在于，王室、贵族和教会的等级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所有这些网络，利用它们的创造力，并且让它们顺从等级顶端的意愿。

[1] Stendhal, The Red and the Black, KL 4034, 7742-3, 8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