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与葬礼

1836年6月15日，一场婚礼在法兰克福举行。新娘是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她在两天前刚满17岁，她的美貌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夏洛特未来的婆婆——一位苛求的“法官”——发现她“真的如其他成员说的那么漂亮，而且彬彬有礼”，“单纯而且亲切”，这不仅仅是家人对她的评价。当本杰明·迪斯雷利在次年第一次碰到夏洛特时，他被她“高挑，优雅，清澈”的外形深深打动：她看起来“像是穆律罗（西班牙著名画家）的画中人”，受到“全世界的景仰”。他小说中的两个人物便是以夏洛特为原型——《坦克雷德》中的埃娃·贝索以及《恩迪米恩》中的那沙泰尔夫人——两个人物都十分迷人，带着异国的美丽，尤其是前者：

她的脸带有东方美人的完美特征；这样的美人只有伊甸园里才有，只有在人们最向往的地方、最喜爱的种族中才能偶尔发现……椭圆形的脸蛋，小巧玲珑。肤色既不浅也不深，它拥有北方的明亮，却少了它的干枯，拥有初升太阳般的光晕，却少了它的湿气。她的脸上满是柔和与宁静，皮肤如此白皙，你偶尔能够看到脉络隐约显现的美妙景象，犹如漂亮水果表面美丽的光影一般。她的双眼和它们圆圆的弧度诉说着所有的东方之美……

她的新郎——也是她的堂兄——内森的长子列昂内尔，此时27岁，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人，最近在父亲接手的西班牙复杂交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他的信件内容判断，他是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年轻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作为长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维持他父亲所取得的伟大的金融成就，同时也提高了对犹太人解放事业的认知，不仅仅要在他出生以及成长的英国推进犹太解放运动，而且要扩展到全欧洲。他外形俊朗，毫不多情。

数周以来，家族的女性一直在法兰克福准备着这件大事：居特林，一对新人的祖母，此时已经82岁；他大儿子阿姆谢尔的妻子埃娃；新娘的妈妈阿德尔海德；还有列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她在10年前嫁给了堂兄安塞尔姆，已经生育了3个孩子，另一个也即将出生。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的房子被“洗刷一新”，以招待出席婚礼的家族成员，房子主要有：位于法兰克福北郊的阿姆谢尔的房子，当然还有他心爱的花园，并且有位于蔡尔的奢华城中住宅；安塞尔姆新近在新美茵茨街获得的“宫殿”；此外还有卡尔在法兰克福期间住过的房子，它与安塞尔姆的新家在一条街上。位于犹太街的家族老房子——居特林仍然坚持住在那里，尽管她的儿子们富甲一方——似乎没有被考虑用做盛会的场所。

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中，列昂内尔是第一批到达的人；他最小的弟弟迈耶当时已经在那里，当时他即将完成在德国的学习。他们的父亲6月初从伦敦启程赶往法兰克福，同行的还有汉娜以及两个未婚的女儿：活泼好动的汉娜·迈耶和喜爱音乐的露易丝。留在伦敦照看纽考特办公室的是内森的第三个儿子纳特。另一个儿子安东尼当时在巴黎，他在那里也将扮演与纳特类似的角色，因为他的叔叔詹姆斯也将前往法兰克福。詹姆斯6月4日动身前往德国，他的妻子贝蒂以及4个孩子（11岁的夏洛特、阿方斯、居斯塔夫和还是婴儿的萨洛蒙·詹姆斯）先他一步启程。他们8天后抵达法兰克福。詹姆斯的哥哥萨洛蒙与他的儿子安塞尔姆先他们一步从维也纳赶到了法兰克福。萨洛蒙他们自然地住进了新美茵茨街的房子里，安塞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不经常去法兰克福的访者被安排住在宾馆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被安排在罗米斯彻·凯瑟尔酒店，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住在鲁斯切霍夫酒店。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总共有36个家族成员聚集到了法兰克福。或许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宴会几乎没有邀请其他宾客：现存通讯中提到的唯一“外人”是迈耶的导师施莱默博士以及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共同的朋友、作曲家焦阿基诺·罗西尼，其角色仅仅是“活跃我们宴会的气氛”。

安东尼第一次被独自留下掌管巴黎分行，他感到局促不安，尽管这更多是由于无聊，而不是职责负担所致。“我精神很不好，”他向同样独自一人留在伦敦的纳特抱怨说，“没有什么比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更让人讨厌的了。一切都那么单调……你自己一个人如何取乐？你比我在这里还要好一些，他们全部走了，关了家门，我每天只能在一家餐馆吃饭。”巴黎市场处于传统的“夏季忧郁期”，他的叔叔詹姆斯从布鲁塞尔——詹姆斯和内森在那里短暂停留处理生意——发来的指示并不鼓励他拓展新业务：

在我看来，你应该试着把一切事务放到一边，直到你父亲回来；如果有人向你提出建议，你应该回复说，需要首先咨询你父亲的意见。这样做你会得到一些时间和一些平静。听从我的建议，抓紧你的钱，不要乱花。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纳特压力重重，因为内森更希望他离开的时候可以让儿子忙起来。他刚抵达法兰克福就发回了一封让人焦虑不安的信件，不仅敦促纳特买卖证券，同时还间接地向巴黎的安东尼施加压力：

你必须要让安东尼注意卖出，因为他属于“牛派”，不喜欢卖出。当价位较低时，你可以买进一些，并且要鼓励比利（安东尼）做生意，同时写信给他。你对他的汇款以及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满意和高兴。我已经写信告诉他，让他每天不管价格如何都要做些事情，你也可以这样写信告诉他。

几天后——在詹姆斯抵达法兰克福前——内森直接写信给安东尼，要他“维持生意运转”并“让自己忙起来”。无论是安东尼还是纳特，接到父亲和叔叔截然不同的指示都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

列昂内尔也有些不高兴。他等不及想要结婚。尽管这次结合只是一次包办婚姻，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伦敦与那不勒斯家族分支之间的联系，以便阻止家族宝贵的财富流到外人名下；但他实际上已经爱上了他未来的妻子，或至少已经说服自己相信了这一点。他同时也急于离开法兰克福。他在写给安东尼的信里说，他“越早离开美丽的法兰克福，越让人高兴”；与所有在英国长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年轻成员一样，他发现父亲的出生地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社会环境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在法兰克福，即便他和他的家族某些程度上已经拥有地位和权势，但犹太人整体仍然要屈从于法规歧视，这种情况在巴黎或伦敦已经比较少见。他的不安情绪随着父亲从布鲁塞尔到达法兰克福更加强烈，后来一系列的延误情况更是如此。

除了婚礼本身，这次大规模的家族聚集有两个秘密的动机；这次聚会是19世纪罗斯柴尔德最大型秘密会议的其中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列昂内尔与夏洛特的婚姻并不是家族历史上的第一桩联姻：我们也已看到，他们的叔叔詹姆斯在1824年娶了他们的堂姐贝蒂（也是詹姆斯的亲侄女）；两年后，安塞尔姆娶了他的堂妹夏洛特。这种家族内部通婚后来不止一次出现。唯一的问题，正如列昂内尔所说的那样，便是“家族里更为年轻的分支如何同意（联姻）”；或更准确一些说，谁将被与谁撮合成一对。这也是众多年轻的家庭成员出现在法兰克福的真正原因：为他们寻觅潜在的结婚对象。因此卡尔的儿子迈耶·卡尔被试验性地确认为列昂内尔最小的妹妹路易丝的合适对象；路易莎·蒙蒂菲奥里被列为安东尼可能的妻子；约瑟夫·蒙蒂菲奥里遭到了汉娜·迈耶和路易丝的“双重打击”；他们的哥哥迈耶被排除出詹姆斯女儿夏洛特未来夫婿的考虑人选。婚姻市场显然为母亲们提供了更多的消遣，但女儿们则不是这样：汉娜·迈耶抱怨“每天可怕、单调的聚餐”，中间还穿插着德语和刺绣课。心里慌乱的路易丝写信给伦敦的哥哥纳特说：“唯一解闷的事就是坐在祖母和埃娃婶婶中间，然后被塞得饱饱的，以至于难以呼吸。”单调和枯燥的环境只在每天跟随罗西尼学习音乐时才得以缓解。

家族团聚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生意。尽管他们习惯用定期通信的方式确定大多数生意的决策，但有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也发现面对面探讨是必不可少的。在1836年之前，詹姆斯跨越海峡与内森碰面，内森有时也会到巴黎去；萨洛蒙是五兄弟中最经常走动的一个，他经常前往巴黎，同时定期在法兰克福与维也纳之间游走；而卡尔则把他的时间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在做生意的那不勒斯，一半在法兰克福，因为他将孩子放在那里接受教育。不过这种定期走访随着兄弟几个年岁渐大而逐渐减少，他们的生意以及家庭认同感越来越趋向于各自居住的地区。五兄弟上一次聚首还是在1828年。

他们在1836年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项便是他们将来彼此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自1810年以来，罗斯柴尔德公司一直是一个合伙人公司，主要建立在一个详细、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以及不同合伙人的意愿之上，后者决定了公司里各个份额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继承人。每五年修订一次合伙协议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因此1815年、1818年和1825年出现了新的协议；1825年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成为合伙人后备人选，1828年再次签订新协议时，他正式成为合伙人。从那时起，内森三个比较年长的儿子都进入公司开始他们的学徒生涯。到1836年，内森觉得他最大的儿子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跟随安塞尔姆的步伐成为一名合伙人，兄弟几个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批准列昂内尔成为合伙人的事情。

除了新合伙人协议，兄弟几个还需讨论其他一些事情。1836年是他们在西班牙业务史上关键的一年，那里一场血腥的“内战”正在上演；与此同时，还有准备与希腊、那不勒斯以及比利时进行的交易，几个兄弟在这三个国家都有切身利益。此外，三个兄弟已开始参与一个全新的生意里：资助铁路建设。尤其是詹姆斯，他深深地卷入到争夺快速发展的法国铁路网的控制战当中——这项生意某些程度上依赖于他通过内森联系上庞大的英国资本市场。但是，内森自己是否同意公司业务的新方向还很不明朗。英国铁路第一次“狂热”在1836年达到高峰，至少29家新的铁路公司挂牌营业；但是内森并没有参与其中。他的首选是将伦敦分行的触角伸到美国去，继续主营政府贷款和贸易金融业务，而不是投资在工业领域。但是，这其中也存在需要讨论的事项，不仅仅是因为大西洋彼岸也正酝酿着金融危机，还因为在几兄弟会面前夕，美国金融危机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伦敦出现了货币紧缩现象）。

几个合伙人之间的协商继续以严格的秘密方式进行：所有其他家庭成员一律不得参加。“他们现在全部聚齐了，”列昂内尔向他的兄弟报告说，“这是说，四个人单独聚在爸爸的房间里，我们则被关在了外面。我认为爸爸说了一些关于我们要获得伦敦利润份额的事（意即增加一个合伙人）。他们似乎同意了他的提法。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与他好好说话，解决所有事情。”“家族事件安排进行得非常平和，”他的母亲汉娜认为，“不存在分歧。”到6月12日，似乎内森已经达到目的，而且没有遇到他儿子担忧的“愤怒的话”：

爸爸提议，我们应该获得伦敦分行一半的利润，他也只需获得其他分行一半的利润。所有的事情立刻得到了同意，没有任何异议。我并没有在房间里，但今天早上却听说了这件事……我肯定你知道这件事也会很高兴，他们彼此也很高兴，一直没发生争执……他们对各个现金账户的状况感到非常满意，他们没有想到几个分行会如此繁荣。

“所有各方”似乎都“愿意保持和平”。这种兄弟间的和睦显然有些不寻常。“直到现在，感谢上帝，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出现一句气话。”列昂内尔在信中显然也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在爸爸的房间以及账房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然后一起在家里用晚餐。”非常罕见地，五兄弟达到了他们所信奉的三句箴言中的第一个标准——“和睦”。法兰克福艺术家莫莱·丹尼尔·奥本海姆捕捉到了这种和睦的氛围，充分体现在了他的画作中。

只有一个阴影一直悬在五兄弟协议以及婚礼之上，那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面临死亡的事实。说得准确一些，他病了；没人能够想到，这个自他们父亲于1812年去世之后就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头人，会在他的权势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突然死去。在布鲁塞尔时，内森就出现了旧病复发的迹象，可能是坐骨直肠窝脓肿。正如他妻子所说的那样：“一个最不受欢迎的访客再次拜访了他，一个最不方便的地方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毒疮，这让他非常气恼，尤其是坐下来的时候。”他的儿子说得更为直白：“爸爸的屁股上长了一个可怕的毒疮，他受尽了折磨。现在只能卧在床上，经受了难以忍受的苦楚。坐马车的旅程加重了病情，因此他现在需要大量休息。”

内森·罗斯柴尔德最后的病情以及死亡是一个研究19世纪医药匮乏的案例。可能并不是德国医生的干预治疗“杀死”了他们的病人，这种治疗的目标就是放出脓血，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会给内森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因为当时没有任何麻醉剂。在内森抵达法兰克福后不久，医生就实施了穿刺手术，但另一个脓疱很快出现，“与第一个（脓包）一样给他带来了疼痛，并限制了他的行动。”“亲爱的安东尼，”焦虑不已的汉娜写信说，“这让人非常担忧，因为这些（病痛）太痛苦了……但是医生向我们保证不会有危险。你知道爸爸如果生病，他根本受不了。”列昂内尔在6月13日报告说：“大开孔的情况很好，不会有其他手术。切利亚斯教授今天早上抵达这里，发现两个伤口的好转情况超过了他的预期；实际上，他十分满意它们的好转趋势，并向我们保证，爸爸恢复健康只是时间问题。”他的母亲也同样得到“这位来自海德堡著名教授”的保证，“不会再有其他脓包形成，开孔状况良好”。

毋庸讳言，内森的病情影响了婚礼的喜庆气氛。尽管新娘的父母决定继续举行原定于6月13日的舞会，但新娘自己觉得太过“焦虑”而不能出席。但是内森不同意因为他的缘故而推迟婚礼的意见。实际上，他坚持自己也会出席婚礼。婚礼那天，如他的妻子记录的那样，“他鼓起勇气早上6点起床，走到夏洛特住的地方，这一切他尚能支撑，后来又穿上礼服，去到查尔斯（卡尔）的家里，准备出席庆祝仪式。”“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如释重负的新郎下午能够向当天未到场的兄弟们报告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好，能够来参加婚礼了……就如他抱怨的那样，他是唯一感受痛楚的人，做到这些需要一点毅力，你们知道爸爸最不缺的就是毅力了。不过仪式只持续了半小时，而且很肃穆……它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因为爸爸到场，我们的家族完美无缺。”实际上，内森似乎特地淡化了他的病情，试图“开各种玩笑……缩短令人尊敬的拉比的演讲，让到场的人忍俊不禁。”这其实是在掩饰。仪式一结束，“他就被极度的疼痛击倒，与往日一样，这种病痛大约在下午2点出现，持续6个小时。”他并没有回到旅馆，而是被抬到他女儿家里的床上。一对新人则出发去威斯巴登度过为期24小时的蜜月，越来越烦躁的内森再次接受了医生的手术。尽管他忍受了“所有手术，嘴里微微地哼着歌”，但他此时已经十分担忧，坚持让在纽考特的医生兼邻居本杰明·特拉弗斯赶到法兰克福。

整整6个星期，整个家族只能默默地等待内森康复。到6月底，他已经好了很多，可以继续通过列昂内尔向纳特发去口述指令，但是合伙人协议的最后谈判被推迟了——主要是因为詹姆斯，他抱怨眼睛疼痛，需要泡温泉。列昂内尔也显得难以忍耐。“爸爸恢复得很好，但是很慢。”他对兄弟们说，“每天，全家人都在一起用晚餐，冗长而且单调。他们一整天只是从这个房子跑到另一个房子，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但是医生们继续进行治疗并排出伤口里的脓血，伤口并没有出现真正好转的迹象。内森在“苏打水、熏衣草、橙子和水果”中寻找缓解痛苦的一丝安慰，这些东西全部是信使从伦敦运送过来的。“第二个（伤口）今天早上进行治疗了，”列昂内尔7月9日报告说，此时距内森抵达法兰克福已经有一个月，“爸爸以最大的勇气接受了手术，一直在开着玩笑。伤口比第一个要大，因为脓包非常深，那一定非常疼。”病情一直没见好转，越来越明显的金融危机可怕地映射了内森的病情。

最终，在7月24日，内森陷入了“持续”高烧，情况“十分危急”——可能是败血病引起的症状。第二天，在一种焦躁、近乎昏迷的状态下，他把儿子叫到身边。焦虑不已的列昂内尔写信给纳特说：

他立刻让我写信，希望你继续卖出英国证券和国库券以及2万英镑的印度股票。你同时还要寄一份手头持有各种股票数量的账目过来。我不知道我是否错误地领会了他的意思，但是我不想他再解释。（他还）要你卖出……葡萄牙政府用做还账的证券，不要在意一个或两个百分点（的损失）。

对列昂内尔来说，所有这些抛售——而且不在意多达2%的损失——似乎与父亲的性格并不相符，以至于有些难以理解。突然，他意识到父亲可能感觉自己快死了，纳特和安东尼随即准备前往法兰克福。7月28日，在他们赶到之前，内森的兄弟、妻子和两个儿子守在他跟前，他此时已经奄奄一息。

这是罗斯柴尔德公司历史上决定性也是最痛苦的一刻：在新的合伙人协议签署之前，家族的领头人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萨洛蒙在弟弟去世后的两个星期内写给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信中说：“我们已经确定了今后3年的协议，敲定了每个细节，只等着签署了，因为我们仍然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的兄弟能够康复。但是，事未遂人愿。”不过内森还是有足够的能量进行最后一次的全权指挥。萨洛蒙描述道：“去世前3天，他告诉了我有关遗嘱的所有想法和愿望，然后草拟了出来，我随后按照他的意思全部写了出来。”内森此时的意识已经不那么连贯，兄弟们评价说，他一会提出“更有决定性的要求”，一会“他的话又被疼痛打断、湮没”。但是他留给整个家族的信息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他们要维持“和睦，长久的相爱和紧密的团结”——与他父亲的遗愿如出一辙。这些话在实际中意味着什么，他也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第一，内森要求他的儿子“继续保持以我的名义创立的伦敦分行和睦”。第二，他强调儿子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必须咨询他们的母亲：“我亲爱的妻子汉娜……在所有重要的事务上将与我的儿子们合作，在所有咨询事项上有发言权。我衷心地希望，他们进行任何重要的交易前，都应该先咨询他们母亲的建议……”第三，他急切地希望：

目前由我的4个儿子打理伦敦公司，与我4个兄弟主导的其他分行之间能够维持联系，也继续把合伙人团结在一起……因此，我建议我的儿子们在生意中，能够一直遵循我兄弟们的建议和推荐……

最后，正如他的兄弟们回忆的那样，内森对新合伙人协议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

临终前，内森让我更改合约，改为与他的儿子们签，里面的条款5年内不得失效……这样一来，N·M·罗斯柴尔德公司（即伦敦分行）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他的4个儿子以一个整体出现，在合伙关系里只享有一个投票权。其他4个兄弟以及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全部资金今后5年内不得染指，任何人不能撤出运作资金，同时我们把从其他4个分行获取利润的份额降到3%，如此一来，合伙人关系在上帝的帮助下，在今后5年里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能够被动用的基金比例减少了，年轻人也就没必要卷入投机冒险中去。

这些愿望也全部适当地收录进了匆忙起草的补充协议里。未来的实际操作条款也被确定，内森提供了一些建议：

他要求他的长子和其他没有赶到的儿子要尽一切努力保持生意的完整性，不要从事任何高风险的投资。他给了他们很多中肯的建议，要求他们躲开一切邪恶，坚守美德、正直以及对信仰的忠诚。我故去的兄弟告诉他们，现在整个世界都试图从我们身上赚钱，因此要更为小心。而且他评价说，每个儿子是否得到5万英镑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萨洛蒙写道：“在掌握了一切权力的时候，他死了；去世前10分钟，按照我们的习俗给他临终祷告时，他说：‘没有必要为我祈祷这么多，因为，相信我，以我的良知来说，我没有罪。’“然后他又转向我的女儿贝蒂，她向他告别时，他用非常英国的方式说：‘永远晚安了’。”

5天后，一只信鸽从布洛涅将消息纸条传到了伦敦，上面只有简单的3个字：“他走了。”

遗产和传奇

整个19世纪，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去世带来的经济影响能够赶得上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所带来的冲击。一年前，奥地利国王弗兰西斯去世时，维也纳股票交易所发生了小规模的恐慌，奥地利政府债券价格急速下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干预再次抬升了市场。当时，内森的病逝就如市场最大的支柱倒了一般。在他去世的消息正式公布前一周，金融媒体就一直焦虑地报道着他的健康状况。7月27日，《泰晤士报》（错误地）报道说，内森的病情“一点也不危险”。8月2日，它又断然否认了其他报纸报道的内森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正如“货币市场与城市情报”专栏承认的那样，伦敦城的看法不那么乐观：

根据法兰克福的消息，罗斯柴尔德先生的状况仍然非常危险；今天，这再次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证券带来了影响，它们的价格又下跌了1.5%……似乎人们普遍认为，公司可能会召回罗斯柴尔德先生之前放出的贷款，因此焦急的借款人将抛出他们的股票，以便还款。今天出现了大量抛售的情形，但是由于市场本来就已虚弱不堪，因此成交的数量可能不大……股票市场今天几乎没有生意可做。统一公债的价格从星期六的衰退中恢复了一点，表现得非常坚定，因为法兰克福传来的消息使整体市场利好。

当内森去世的消息最终在第二天得到证实后，市场反常地只出现了轻微的震荡，说明市场持久的关注已经降低了这件事的冲击力：

所有类型的政府证券，尤其是那些外国市场里的政府证券因预计这件事即将发生，其价格一周以来一直处于下跌状态，但是消息得到证实后，它却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可能是人们认为他的生意在他儿子的管理下，将一如既往地运作。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内森的死恰好遇上或可能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场危机在他生病期间一直发展着。

1834年5月~1836年7月间，国际金融处于一个总体平稳的状态。统一公债的价格只有几周的时间低于90点，价格高于91点的时间持续了6个月。但是从8月第一个星期起——内森去世的消息公布——直到年末，公债价格一路向下，在11月达到了最低点87（见图11.1）。

图11.1 1836年3%利率统一公债周收盘价

数据来源：《投机者》。

就在几天前的7月21日，银行利率（实际上是英格兰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9年里第一次从4%上升到4.5%；9月1日，它再次上调0.5%。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损益表显示，1836年伦敦分行遭遇了1830年革命后的第一次亏损——总额超过了全部资金的4%。这些亏损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下半年。

内森在《泰晤士报》的讣闻记者——可能是他的朋友托马斯·马萨·阿尔萨格——称内森的死是“伦敦甚至全欧洲最重大的事件，它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他的“金融交易肯定已经遍布了整个欧洲大陆，也可以说，过去的岁月里，他对所有的货币生意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力。”亚历山大·巴林评价说：“所有股票的异动以及它们价格的剧烈波动似乎大多由内森的死引起。最终，货币市场的解放将是一件好事，但是一种专横法则的突然消失很容易造成这些动荡的现象。”几个月后，戴维·萨洛蒙斯论述货币事务的小册子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形容内森的死是“重要的事，能够引起国家的流通混乱”：

众所周知，那个著名的人是如何灵活地管理汇率；他如何自豪地利用庞大的资源，因此他的任何一项行动都不需要从英格兰银行提取并长期持有黄金（或白银）；尽管这迫使他需要将汇率维持在一个人为的状态中，并最终会带来坏的结果，当这种人为的支撑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突然撤回，必然恶化已经显露出破坏力的市场状况。自他死后，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告诉我，在平衡汇率方面，没有谁的能力能够超过他（内森）；我将后来大多数窘境归结于积极性、热情以及事业心的匮乏，而这些正是他在金融艰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尽管他的银行的所有业务活动将继续下去，但是绝不可能有人能立刻取代他的精神影响力，那个公司的领头人的良好判断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他的这一声誉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响彻整个商业世界。

因此，金融世界对他给予了高于一般人的尊敬是可以理解的。如《泰晤士报》描述的那样，8月8日早上给内森送葬的队列：

由4人一排的警察方队带领，后面是一名骑着马的巡视员；再后面是另外一些官员，他们身后跟着的便是灵柩了。他的儿子和直系亲属坐在送殡车里跟在灵柩后面；所有车辆达40辆，上面坐着的是戈德斯米德、科恩、萨穆埃尔和伊斯雷尔等家族各个分支的成员。送殡车后面是亡者与两个儿子的马车，他们后面是市长谢里夫·萨洛蒙的马车以及一长溜儿外国大使以及贵族们的马车，这些车辆的数量为35辆。因此整个队伍由75辆马车组成；整个队伍穿过康希尔用时超过了15分钟。由于前来围观的人为数众多，许多店铺不得不关上店门以防窗户被人群挤破，而且沿路没有一个窗户前不是挤满了围观的人。

整个场景近似于纪念。随后出现的石版画《伟人的身影》刻画了已经众所周知的内森侧面剪影，他还是站在皇家交易所的柱子前，手里握着4把钥匙，象征着继承他事业的4个儿子（见图11.2）。

图11.2 蒙斯·爱德华《伟人的身影》，J·奈特、斯坦迪吉与莱蒙公司出版（1836年8月6日）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插图页，第20幅。

这一影像也被几位不同的艺术家复制，包括内森的一名办事员（见图11.3）。

图11.3 R·卡伦《已逝N·M·罗斯柴尔德先生的身影》（1837年）

资料来源：《罗斯柴尔德勋爵》，第72插图页，罗斯柴尔德著；《英国犹太人画像》第103页，鲁本斯著。

就在葬礼后两天，蹩脚诗人威廉·赫塞尔廷出版了他的《N·M·罗斯柴尔德先生墓前的沉思》，诗文以陈词滥调的文笔颂扬了“这片土地上的大富豪”，不过也反映了一点现实：

……时光倒流，欧洲的国王

寻求并发现了你的援助。

在许多血腥的胜利，

以及大量的恐慌里，

你的黄金比他们的剑收获得更多……

在你人生奋斗的旅途上

既有引路的明灯，也有灰暗的阴霾，

从艰辛、悬疑和争吵

到最终的胜利！

从那时起，与自私、狡猾、善于奉承之徒

一直不断的冲突中，

你灌输了自己的精神。

这是何等的奇迹，尽管沾了一点儿瑕疵，

但包容了你内在的价值。

尽管在一个陌生人看来有些冷漠，

但你的心慷慨无比，

你也不像巴斯树（有毒的树），

令周边的灌木枯萎；

你身边的朋友，得到了庇护，

随着你的成功而昌盛

安全而又富足：

就犹如来自埃及的救星，

一切以以色列的名义传颂。

市面上出现了纪念内森的戒指和胸针，还有一种铸有内森头像的徽章。甚至还有一种印着图案的纪念围巾，上面仍然是站在柱子前的内森，同时还有简洁的颂词（以四种语言呈现）——“杰出的商业才能和事业心，伟大的善举和乐善好施的行为”——还有他最著名的贷款和总资产的表格。这些纪念物（就如围巾上用多国语言写就的颂词所表明的那样）也受到了国际范围内的关注。围巾在维也纳也进行了销售；赫塞尔廷的诗句也激发了类似的德国颂歌；讣闻不仅出现在英国媒体上，同时也出现在法国的《辩论日报》和德国的《汇报》（萨洛蒙从中策划）之中。

毋庸讳言，不仅仅是金融领域对内森的死感到哀伤。就如《泰晤士报》报道所描述的，外交和政治圈的要人也出席了葬礼：吊唁者当中有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大使，以及斯图尔特勋爵，有人说马尔伯勒公爵也在其中。当时，犹太社区居民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葬礼现场。“大量犹太人……葬礼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就聚集到了那里”，此外还有犹太人自由学校的孩子组成的特别队伍负责抬灵柩。在公爵广场的犹太大教堂，首席拉比所罗门·希舍尔做了布道；内森的遗体最后安葬在怀特查珀尔路犹太墓园的西北角。犹太大教堂的7名成员每天前往纽考特，以满足进行祈祷所需要的男性成员人数，按照犹太教传统，为亡者祈祷需要至少10名13岁以上的男子。

我们如何解释公众对于一个德国出生的犹太银行家的死如此超乎寻常的兴趣？最明显的答案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英国最富有的人，鉴于英国当时的经济领导地位，他几乎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与四个兄弟共同运作的五家银行的资金中，到他去世为止，他的份额为1 478 541英镑（占总资金的1/4）。他在去世前还给了孩子大约80万英镑，他在遗嘱中能够留给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另外的1 192 500英镑。这意味着内森的全部财富——不包括他在皮卡迪利以及冈纳斯伯里花园的资产，但包括订立遗嘱前给孩子们的钱——大约为350万英镑。

这笔财富远远超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财产最接近他们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后者的资金在内森去世那年只有776 650英镑。他也轻易地超过了同时代工业家所积聚的财富，以及继承祖业的英国最富有贵族地主的财富。在鲁宾斯坦罗列的英国百万富翁的名单中，并没有具体指明1858年前财富超过100万英镑的人；但是名单中出现的1810~1856间的11位人物，留给继承人的财产能够比得上内森的，最接近的是银行家威廉·J·丹尼森，他在1849年留下的遗产为230万英镑，其中包括价值60万英镑的房产。直到1857年，才有留给后代的遗产多过内森的人——纺织品仓库老板、英裔美国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他留给后代400万~600万英镑的遗产。内森死时不仅比钢铁大亨理查德·克劳谢和棉花纺织商罗伯特·皮尔和理查德·阿克赖特要富有，同时也将昆斯伯里公爵、萨瑟兰公爵和克利夫兰公爵远远地抛在身后。

当然，要比较内森以金融资产形式为主的资产与大地主的财富孰多孰少实非易事。但是，不同形式的资产带来的收入是可以比较的。目前能够找到的数据显示，少数几个贵族拥有相对丰厚的收入：诺森伯兰公爵，格罗夫纳伯爵，斯塔福德侯爵以及布里奇沃特伯爵在1819年，“除去所有（开支）”，另外还有10万英镑的收入；距离他们不远的是贝德福德、里士满、萨瑟兰、巴克卢公爵、威斯敏斯特、比特侯爵，以及德比、朗斯代尔、达德利和莱斯特伯爵。举一个例子，第六位德文希尔公爵在内森去世的那个10年里，收入在8~10万英镑间。与此对比，内森在去世前5年（以伦敦分行的平均收入作为近似数额）每年平均收入为87 623英镑。

但是，这些数字忽视了内森相对于同时代贵族拥有的金融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有债务人，后者则欠债。截至19世纪30年代，德文希尔公爵奢华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得债务成为他的一个沉重负担，欠债总额从59.3万英镑上升到了70万英镑；这些债务的利息消耗了他一半的收入，每年还有3.6万英镑的收入要支付查茨沃思的家庭开支。实际上，就在内森去世的时候，大量的地主遇到了财务危机。到1844年，德文希尔公爵的债务离100万英镑只差一点点儿，他不得不卖出更多的土地以便于周转。1848年的时候，白金汉公爵实际上已宣告破产，当时他的债务超过了150万英镑。内森·罗斯柴尔德死后“留下5 000万英镑财产”的传言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好奇甚至惊讶，因此它也出现在了纪念围巾的正中间。这个数字可能有少许的夸大，但是这完全可以理解。从净资产的数额来讲，内森确实是无人触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时的身家比他刚到英国时多了多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抵达英国时只有2万英镑。此外，他一路打拼，从纺织行业起步，闯进了伦敦；他在英国最初的经商生涯是曼彻斯特的一名布料商人。与19世纪大多数富有的犹太人不同的是，他真的是“白手”起家，最终成了富豪。因为这一点，他完美地阐释了19世纪正在形成中的自力更生理念。当然，他也不是唯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人。米尔施泰因的数据显示，詹姆斯可能已经是法国最富有的人。在不那么繁荣的欧洲大陆，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领先对手的距离甚至更大。几个兄弟加在一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尤其对较为贫困的犹太人来说，内森超乎寻常的致富故事有着近乎神秘的重要意义——因此出现了“希伯来护身符”的传说，内森好运的来源将他与犹太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个不寻常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版本由一个匿名作者发表，那时内森去世仅过了4天——也是所谓的“罗斯柴尔德神话”早期最为怪异的一个事例。尽管故事的作者很明显是个犹太人，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反犹作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它的语调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实际上，故事引用了19世纪40年代公开反对罗斯柴尔德的小册子的作者荒谬的论断。

故事由一个神秘的幽灵讲述，他自称“厌恶……基督的追随者，是一种最神圣、最炙热的厌恶”，并且“因为一个基督徒的报复”而使得他“经受了多年的痛苦”。他是一个护身符的保管人，这个护身符能给持有它的人以魔力。“我不能驾驭黄金？我不是有护身符吗？我说错了什么？不能买下整个邪恶的种族，从他们错误的先知到最低级别的魔仆？我不能用午夜的咒语驱使他们干活？看！看到太阳升起，不足以让我的族人感到高兴吗？”他的目标是将护身符送给一个“极为憎恶基督徒的人——这个人非常希望他们堕落腐化……他是犹太人为自己所受错误对待而采取报复行动的拥护者。”

这个幽灵在拿破仑占领期间抵达了法兰克福，他目睹了法国军队的劫掠场面。法兰克福犹太人更是成为系统掠夺的目标。在犹太社区的一个遭到劫掠的办公室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眼睛红红的，含着眼泪，脸色苍白而且憔悴，他哀叹着，还有失眠带来的困顿”。就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冲进了办公室，要求得到更多的钱。“‘亚伯拉罕、伊萨克和雅各布！’年轻人喊着，他跪了下去，颤抖的双手伸向东方，‘（还要）多久，上帝！还要多久？……异教徒的胜利，你的人民沦为上帝的玩笑还要持续多久’？”法国人不为所动，拿走了他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家族的神龛。法国士兵走后，年轻人“诅咒基督徒，以愤怒的语气祈祷，希望自己能有打垮他们的力量，并以常人忌讳说的耶和华的名字发誓，他如果有机会一定拿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并践踏、踩碎他们黑色而且不虔诚的心脏”。“现在，”幽灵说，“有了一个伟大主人的奴仆——有了一个适合伟大事业的拥护者。他的过错……将使他成为仇视基督徒最忠诚、最热心的信徒，无论那些基督徒在哪个国家。最终，这个人将建造起神庙，让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感到敬畏并顺从。”

幽灵讲述者于是现身（“穿着飘动的远东长裙”，“加上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惨白得像一具尸体”，“大大的黑眼睛，向前喷射着可怕的火光，任何凡人都不敢正视，在我面前无不战栗”）。“我念着咒语，护身符再次托付给我受压迫族人中的一个成员。”这次护身符是“一个戒指”。“我给了那戒指魔力，它可能拥有了伟大的所罗门封印的力量。做完这些之后，我命令那个年轻人说出三个愿望，它们立刻可以实现；按照我的指示，他把戒指戴到食指上，接着听从其他的步骤。”一个人走了进来（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王子），卸下了他扛来的一袋金子，并把金子交给了年轻人。毋庸讳言，口袋里装着的金子“正是他第一次施展护身符魔力时大声喊出的数量”。

“他是受诅咒和被劫掠种族的成员！”幽灵宣称，最终揭示了他所选择的人选的身份：

年轻的犹太人，我将护身符托付给了他，他将会见识它浩瀚的力量，那个人就是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他的财富迅速增加，比任何人都要富有，他的财富震惊了异教徒。他们说的话非常有理，即如此让人吃惊的财富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聚起来，绝非人力所为——他们是正确的，它是护身符的力量。

随后是内森从法兰克福遭劫掠后的废墟中成名以及致富的故事，篇幅虽短但带着经典的神话色彩。“他遵照我指引的方向，进入了提供贷款和投机的天堂里，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主宰……变成了异教徒国王的贷款提供人、批发商和债主。”当拿破仑（受幽灵蛊惑）入侵俄罗斯，“罗斯柴尔德立刻决定了他走向毁灭的结局——而且无法回头”。当拿破仑从厄尔巴返回时，“谁让他的希望破灭？就是拥有护身符的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英国政府需要金钱支付威灵顿在滑铁卢的军事开支，同时贿赂“法国的将军和议员”，使其背弃拿破仑。“只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提供数百万英镑的金币，这些钱是英国大臣所急需的。那个人是罗斯柴尔德。在我的指示下，他让大臣得到了黄金……”

它暗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内森借钱只为了“一个目的……犹太王国的重建——重建塔楼，哦！耶路撒冷！”

历史肯定会说，最精心编制的拙劣玩笑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借钱给老基督徒利物浦勋爵，钱的数量足够打败拿破仑·波拿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牟取25%的利息。如果这样写，写历史的人与平常一样，是在撒谎……罗斯柴尔德被命令提供金钱……是为了换取犹太人重归古老的民族；英国担保犹太王国获得独立……12小时内，英国大臣得到了数百万的金钱，罗斯柴尔德获得了一项秘密协议，上面盖有皇室的印章，英国承诺将拿破仑彻底赶出法国的21年后，将重建犹太国。

故事随后发生了转折：

到了今年（1836年）我的任务应该完成了；但是他，罗斯柴尔德……在第12个小时的时候被证明犯了错……他长久以来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散发着铜臭气……因此他亲口说他已经卑贱地将犹太复国的协议卖了，用来换取一个小规模的英国犹太人解放法案，以及他自己的一个贵族头衔；我听到后并没感到惊讶，更多的是伤心。这个令人欣喜的工作、这种高尚的交易应该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实现，届时，散发着铜臭气的高傲以及傲慢的背叛有望获取500万英镑的价值。他已经有了4倍以上的钱了。

当时，由于他背叛了导师，这些虚荣的梦想只能破灭。“他的护身符消失了，我让他知道，它永远地消失了。他再没去交易所冒险，或者说他的遗嘱起草人将能够节省很多麻烦和时间。”

我给他护身符，从而使他能够让他的家族挤入贵族阶层？或者用财富的重压蒙蔽了他的良知？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承担得起这项伟大的事业，回望过去，好好生活。

在这个怪诞的故事里，内森的死是因为未能履行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的承诺而受到的惩罚；幽灵继续搜寻“上天任命的拥护者”来接受护身符。就如犹太版本的尼伯龙根传奇魔戒被赋予魔力时，它就会使人道德败坏；“希伯来护身符”的故事鲜活地刻画了1840年便开始围绕内森·罗斯柴尔德与他兄弟的神秘色彩。

这类传说广泛传播便是很好的证明，内森去世后不久，美国一份报纸——很明显不是犹太人的报纸——报道说：

“葬礼结束后，一些看守人将长时间守在墓园，以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亵渎亡者的事情发生。”有传言说，有人出高价买他的眼睛——据说一只“犹太人的眼睛”值很大一笔钱。

内森死后，一个神话诞生，它将被证明与19世纪的任何一个神话一样，具有持久的活力和危险性。

继 承

现实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去世后，这个家族的领导权“护身符”传给了谁？传统的假设一直是，五兄弟中最小的詹姆斯立刻继承了内森的衣钵。这也是他朋友海涅的观点。海涅在内森去世后不久写道，“自从他杰出的哥哥去世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政治影响力”全部集中到了詹姆斯手里。“这个家族的首领，或更像是家族的大脑，是詹姆斯男爵，一个杰出的人……”海涅为何这样说的原因也不难看出。在1841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将詹姆斯近乎描述成了一个金融帝王，在拉斐特街道“宫殿迷宫，财富营垒”的中心运筹帷幄。实际上，他注意到詹姆斯——效仿他哥哥内森——开始用“那些从他手里贷过款的欧洲国王的半身像”装饰办公室。与内森一样，詹姆斯的本性也咄咄逼人。“人们必须尊敬这个人，”海涅写道，“只是因为他让别人产生了这种敬畏之感”：

我最喜欢造访他银行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可以带着思考去观察人们——不仅是特定的人群，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你所看到的脊骨扭曲、弯折的情形，即便最高超的杂技演员做起来都有些难度。我曾看到，人们一接近伟大的男爵便会出现痉挛似的举动，如同触电一样。即便走近他私人办公室的门口，许多人都会产生一种敬畏感，就如摩西在他的门口，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何烈山上一样，意识到自己站在一块圣地之上。摩西于是脱去了鞋子，众多敢进入詹姆斯办公室的交易员或委托代理人都自愿脱去了鞋子，当然前提是不必担心自己脚上的气味会冒犯到别人。

“内室实际上是一个非凡的地方，”海涅继续说道，“它激发了宏伟的思想和感觉，就如看到浩瀚的海洋或星光闪耀的宇宙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渺小以及神的伟大。”

当然，海涅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戏剧想象力，他描述了“一个股票投机家”在詹姆斯的“巨大”夜壶前，摘下帽子以示敬意；或者一个身份不明的朋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与詹姆斯共进午餐的荣耀。但是交易所一个小人物埃内斯特·费多的回忆生动地证明了詹姆斯在巴黎近乎帝王的地位，一个嘈杂宫廷里的暴君，从早上9点开市到下午4点收市，他被一群阿谀奉承的交易员、投机商和食客随从包围着。费多回忆（他在19世纪50年代经常造访拉斐特街）说，

詹姆斯被迫接受所有这些沉闷、忙碌的人们的奉承，有时这些让人厌恶。几乎所有的人都奴颜婢膝，他们的恳求无趣迟钝，他们的奉承奴颜屈从。詹姆斯靠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接过这些无趣的人递给他的报价单，他很少看上一眼，有时会故意地把报价单扔进废纸篓里，不过通常情况下只是把它直接递还，然后再转向下一个人。

尽管费多日复一日地见到这些令人沮丧的场面，不过他从未停止过对詹姆斯的惊奇，“男爵在地狱般喧嚣、令人困惑的混乱中，运作最为庞大的金融活动；每天都是如此，没有片刻休息。”他的办公室：

充满着震耳欲聋、无休无止的声音，关门以及拿着派遣单或寻求签字的员工来来去去制造了无尽的喧闹纷乱。寻求交易指令的交易商办事员以及投机者为喧嚣又增加了不少嘈杂，从而使得“男爵先生”的办公室很像是巴别塔。在这里，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包括希伯来语。一群囊括了三种性别的人——男人、女人和乞丐——整天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办公室里，询问有关消息。珠宝商会来到男爵的跟前，打开他们的盒子，展示宝石；瓷器和艺术品交易商前来推销他们的精品。漂亮的女人到处走来走去，凭借自己的魅力搜罗信息或别的东西。在这个无尽折磨的过程中，百万富翁的大脑在数据和计算不断累积的情形下近乎爆炸，但他最小的儿子——个头高，胖乎乎的一个小男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不时地冲进来嬉闹，把父亲的手杖当做马来骑，还吹着他的小喇叭，就像是约萨法特山谷（《圣经》中的圣谷）的天使。

可怜的男爵没有一句怨言，即便皱眉都很少见。

他“甚至没有安安静静吃饭和睡觉的权利。无论冬夏，从早上5点开始，递送以及等待消息的人就围满在他的门前……如果生意需要，他就会和所有家人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用餐，用股票交易行情表作为佐料，而交易商仍然不断地走到他的餐桌旁，无情地打断他用餐”。实际上，对费多来说，詹姆斯有时并不像一个掌握宫廷的帝王，更像是一个被自己的职业道德监禁的囚犯。除了强迫性的习惯和值得赞美的职业野心，还有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为何一个如此富有的人仍然愿意在如此繁重累人的条件下工作吗？

但是，最终，由于詹姆斯对于其他人——包括费多所实施的“暴政”，人们对他的怨恨多过了同情：

他有一个恶毒的习惯……就是一句话不说，甚至看都不看来访者，将他晾在那里，一脸的尴尬；来者手里拿着帽子，一条腿站着，将他的报价表依次递给他（詹姆斯）的家人，后者也几乎是看都不看一眼。一天，他对我耍这个卑鄙伎俩时，我表露出了一丝不悦，他感到必须对我施以恩惠，以便让我平静下来。那是在1月，桌上的盘子里盛着大草莓。他用叉子挑出了一颗最美味的草莓，然后递给我，就好像喂一只鹦鹉一样，并且说：

“你想吃一个吗？”

费多自然被这种丢脸的对待弄得难堪不已，尤其是在詹姆斯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场的情况下。但是，他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回答说，向后退了一步，

“但是我更想得到一个交易指令。”

男爵没有感到不安。他的话让我惊呆在原地：

“现金买5股北方（公司）的股票。”

5股北方股份的价格大约为50法郎，我从这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交易中只能够赚12法郎50生丁。

这种冷酷对待下属的做法，按照费多的说法，司空见惯（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印证，他在1849年造访了拉斐特街）：

“你让我非常生气！那不是真的！让我安静一会！”这些便是他展示给我的礼貌……只要我对一个交易指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情形便会上演。需要牢记的是，由于他所用的怪诞语言以及他的口音，经常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一天，提及一只股票的价格时，他暴跳如雷，把我的报价单撕成两半，然后强迫我再次粘起来，并称我是“该诅咒的白痴！”

其他人，甚至他的犹太同胞同样得不到他的好脸色：“‘啊！你敢这样，你这个该死的德国犹太佬！’有一天他骂一个去他办公室的犹太同胞……那个不幸的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灰心丧气，哑口无言，脸色灰白。”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的交易员敢于向詹姆斯说出自己的想法成为交易所神话的一部分。“早上好，男爵，”他进到詹姆斯的办公室里，然后说，“您今天怎么样？”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詹姆斯没好气地回应说。

“您说得很对，”曼努埃尔大声说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您或许会暴毙；而我才不在乎一条狗的死活。”

当时如此多的巴黎人认定詹姆斯是内森的继承人，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詹姆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是否也有他哥哥那样的权威，远没有那么清楚。在内森死后，毫无疑问他立刻试图将自己的权威施加到侄子们的头上。他在1836年新的利润分配时写给列昂内尔以及他的弟弟们的信，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说：

我请求你们，我亲爱的侄子们，能够耐心地读我的信，因为我今天十分坦白，因为我非常希望按照我与你们过世的父亲合作的方式，继续与伦敦合作。不要（让我）被迫写言辞激烈的信，因为要管理好企业，只有在小生意上花费的注意力赶得上大生意上花费的精力才行。

信的后半部分内容指出了伦敦分行犯下的3个“罪过”。这些冲突在之后的10年里不时地出现，詹姆斯经常挂在嘴边的批评就是他的侄子们光顾着读信，而很少回他的信。特别暗示内森在世时做事的方式，也并不是詹姆斯一个人这么做，其余3个兄弟同样如此。“你们现在应该明白我当时是何等的正确，”萨洛蒙要人领情式地在1837年写道：

我就生意问题曾写信给你们，你们现在必须承认，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们必须推进生意。这是你们父亲过去一直说的一句话。无论他什么时候看到别人试图将我们排挤出交易，他就会在信里说：“我亲爱的兄弟，我们必须渡过难关。”现在也是一样，无论我们遭遇亏损或收获利润，无论我们赚到什么或失去什么，我们都不能让别人骑到我们头上，或将我们挤到一边。我希望你们听从我的建议，我亲爱的侄子们，不管我们是收获利润还是遭遇亏损，我们都要推进生意。

不久之后，詹姆斯写信给伦敦指出：“你们爸爸在世的时候，他通常会以2.5%的利率给我们提供贴现票据，但现在优质票据在伦敦也已按照3%的利率贴现，其他银行在这方面会取得优势……因此你们如果希望能够与他们竞争并做生意的话，你们必须给我们提供同样的条件。”阿姆谢尔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唠叨。他和詹姆斯在1839年感慨道：“失去我们的兄弟内森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们不能期望年轻一辈会表现出与上一辈同样的尊敬、恐惧和信任。”

就如詹姆斯抱怨贴现利率一样，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分行抱怨最多的就是伦敦分行忽视他们的利益；这与内森生前出现过的指责一模一样。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证明内森的儿子们成功地捍卫了他们相对自治的地位，从而使得内森去世一年后仍然会出现类似的指责。这种指责在这之后也一再出现。比如，1839年9月，詹姆斯指责伦敦分行获取了西班牙生意一半的利润，但却让巴黎分行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他抱怨说：“我认为唯一正确且合理的方式是，我们下一次的行动中，巴黎分行应该与伦敦分行承担同等的风险，两家银行的地位平等，不能有一家凌驾于另一家之上。因为只要一家发现这类（不平等的）行为，就会引发不信任的感觉，那么所有事情都会搞砸。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一周后，他再次诉说了他的“冤屈”。“只要我活着，”他对纳特说，“我绝不会支持我们当中的一家银行试图寻求对另一家的优势地位，或对另一家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当你们（指伦敦分行）看到一宗交易进展顺利时，你们就会说，‘我们把它留在这里’，而如果它进展得不顺利，你们就会把一个份额给巴黎分行。我亲爱的纳特，这种态度只会带来障碍，只会导致相互间在信里彼此指责。”围绕集体账户的利益引发的小争端变得非常频繁。1840~1841年间也发生了摩擦，詹姆斯和阿姆谢尔同时指责他们的侄子们将汇票给了他们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

对于内森的四个儿子来说，他们经常感到被几个叔叔弄得火冒三丈。“我可以向你保证，要安排那些对钱如此敏感的人将是一个大麻烦。”安东尼向列昂内尔抱怨说，当时他们的4个叔叔似乎对他的婚姻计划过于关注。“我可以保证，尽管查尔斯叔叔（卡尔）是你的岳父，但是与这位先生越少接触越好。”阿姆谢尔经常通过修改他的遗嘱来对他的侄子们施加某种控制力，则是另一个引起不满的根源。

从资产方面来讲，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此时的地位已经相当平衡，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像内森当年一样取得“一家独大”的地位。“我亲爱的侄子们，”詹姆斯在1838年3月的一次争执后，不得不向他们道歉，“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急切地请求你们不要按照字面意思看待我说过的话，当一个人必须忍受这类痛苦时，他有时会变得非常极端和不高兴。我很容易生气。”在与几个兄弟的关系中，詹姆斯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阿姆谢尔经常威胁退出生意，当他以健康为由威胁退出时，詹姆斯连忙赶到法兰克福劝慰。不过萨洛蒙、他的儿子安塞尔姆以及卡尔的大儿子迈耶·卡尔承担起了家族的职责，这也反映了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的紧密商业联系。当詹姆斯自己在1838~1839年的冬季患上重病时，任何扮演“司令”角色的想法都被迫放到一边。实际上，1848年之前，他很少，甚至没有反对过三个哥哥的意愿。正如纳特所评论的那样，当萨洛蒙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铁路和政府生意时，“我们这里总是习惯给法兰克福让路”。

与之前一样，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试图阻止公司的离心倾向，他们所用的方法仍是呼吁空洞的兄弟“和谐”原则：“直到现在，我们的力量存在于哪里？”詹姆斯1839年责备道，当时他与侄子们再次发生了口角，“只存在于这样的想法里，即一个地方的人将给另一个地方的人提供支持……你们都十分了解，在我的心里，我们家族的繁荣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1841年，阿姆谢尔对相互间的摩擦感到非常担忧，他给所有的兄弟和侄子们发出了热切的呼吁，希望保持家族团结，这也让人想起当年迈耶·阿姆谢尔的做法。詹姆斯在随后一年也呼吁：“让我们再次平和、和睦地做生意，彼此间不要再争吵。如果我们能保持和平，这只会给我们带来财富和祝福，你们和我们都不应该缺少平和。”

可能非常明智的是，几个合伙人于1841年在巴黎碰面时，决定维持1836年的协议不变，用汉娜的话来说：“老一辈的几兄弟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满意，要求不作任何改变。”但是，她又强调说：“每家分行的账房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应该各自独立；而且他们必须监控每家的收入，以便让有关各方获得平等的利益；老一辈成员的资金如此庞大，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她几个儿子的想法。两年后，列昂内尔按照这个方向准确地修改了合伙协议。列昂内尔和弟弟们正式从合伙资金的个人份额中取出了340 250英镑，从而将他们的比例下调到与他们叔父相等的水平，终结了内森一直是最大“股东”的情形。

这样做，人们会认为列昂内尔主动放弃了一个筹码。实际上，他放弃的比这个还要多，因为他并没有修改1836年协议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协议明确规定欧洲大陆分行只有10%的利润归伦敦分行所有。“我十分肯定，提及修改利润分配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开心的纷争或讨论，”列昂内尔向他的弟弟们报告说：“我也很肯定，我们肯定不会从中得到任何东西，因此我才不会提利润分配更大份额的事；为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感谢上帝，希望下一次我们碰面时能够分到同样多的钱。”但是，列昂内尔的目标主要是保持伦敦分行相对自治的地位。他真实的胜利是要击败詹姆斯的提议——早在30年前便提出的一个建议：五家分行的合伙协议应该公开：

詹姆斯叔叔拟订不提及我们资金内容的合伙协议，以便他在巴黎遇到谁是家族合伙人的问题时能够出示——现在，就如我们在伦敦经常说的那样，我们的银行与其他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希望避免任何人出示合伙协议的情形，涉及所有资金事务的协议不可能拟订出来，但（詹姆斯叔叔的）这个建议可能很容易导致合伙协议被公众获悉，因此不能拟订，他们立刻同意了我的观点。

多亏了列昂内尔，五家分行联系的准确情况一直隐藏在神秘之中，合伙人和他们的律师才了解其中的秘密。这种保密做法是罗斯柴尔德的一个传统；但似乎很容易合理地推断，列昂内尔倾向于不再与其他四家分行保持过于紧密的联系。

“为我们已经有的感谢上帝吧”：这是内森的儿子们最典型的想法。纳特和安东尼在几个月前都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已经得到的感谢上帝并努力保住它。”实际上，很容易将对于事业的态度方面的“代沟”作为他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和的一个解释。毫无疑问，此时的纽考特已经比内森时代的纽考特在财政上更为稳定：比如，减少了债券市场的投机，更多地从事汇票承兑业务。“我们喜欢利润微薄的大量交易，持有非常大数量的股票，等待非常高的价格。”纳特从巴黎写给兄弟们的信里说，这是他写到纸上的众多经商箴言的其中之一。由于被“流放”到海峡的对岸，他倾向于用国家特性的因素来解释纽考特与拉斐特街之间的差异。“我看得越多，”他的弟弟1846年到访巴黎时说道，“我越相信，这里没一个地方像我的老纽考特。如果我们没有给它们提供支持的话，法国的股票会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些自信，做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伟人。”很难想象内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列昂内尔与他的叔叔之间只相差了16岁，但他们对于生意的态度相差颇多。对詹姆斯和他的兄弟来说，仍然保持着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带给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无论什么时候我写信给你们，别人都会更留心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们却立刻认为我们是要和你们吵架。”詹姆斯在1845年写给侄子们的信中有些感伤地说，“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竭力把我们挤出所有的交易时，我的心都碎了。即便墙上的石头都心怀妒忌，也成为我们的敌人。”这种认为所有竞争都是威胁的倾向自然不是下一代能够继承的东西。

但是，即便没有态度上的差异，五个分行之间的摩擦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每家罗斯柴尔德分行都已经成为所在国家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各个大国在1830~1833年的革命危机后，都倾向于缩减借贷的，这是公认的。除了1835年提供给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一直到1839~1841年才开始大量地借贷。但是，19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危机拉近了三家罗斯柴尔德分行以及它们所在国的关系。对于列昂内尔和他的弟弟们来说，他们显然对英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萨洛蒙也是一样，受他与梅特涅紧密关系的影响，也日益倾向于优先考虑奥地利帝国的利益。即便是詹姆斯，尽管他极为蔑视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但也不能完全回避法国优先的考虑。如果欧洲的和平得以维持，这些国家认同感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当大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就越来越难以保持中立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个大国资金需求减少的自然反应就是到别的地方寻找生意。但是，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欧洲列强没有踏足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列强们的利益能够完美地协调一致。在四个地区——伊比利亚（古西班牙）、美洲、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和近东——要达成一项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体利益的政策是一项挑战，因为当时这几个“当地”政府的国家利益正处在冲突的状态中。即便内森仍然在世，这也是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没有了他，则变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