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

我们彻底打败了敌人，又把他们带回国际社会。这样的事只有美国人办得到。

——1961年，哈里·杜鲁门致亨利·基辛格的信

对我来说，事情不是只有对错之分，中间还有大片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在于选择对错。只有那些最铁石心肠的人才会选择他们明知是错的……真正的两难选择在于灵魂的困惑，是它引起了我们的痛苦，这种痛苦你们这些生活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1948年7月，亨利·基辛格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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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荷兰超现实主义画家希罗尼穆斯·博斯这样的大师才能画出“二战”后德国的模样。那是一个满眼废墟、尸横遍野的国家。到战争结束，至少有520万德国军人和240多万德国平民丧生，死亡人数接近战前德国总人口的10%。大部分伤亡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在最后12个月的交战中死亡的德国士兵人数比在战争其他时期死亡的总人数还要多。平民伤亡人数也急剧增加。从登陆日（1944年6月6日）到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这段时间，每月共计有三四十万德国士兵和平民丧生。德国发动这场战争之后，德意志国防军东进高加索地区，西入海峡群岛，北至挪威，南到北非，但他们主要还是在德国本土受到了惩罚。纳粹政权对外宣称的战争最后一年的死亡人数更多。覆灭在即，纳粹的凶残本性却变本加厉。1945年1月，约有714 000人仍被关押在集中营，其中约250 000人殒命于死亡行军；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救出来的60 000人中，有15 000人死亡。希特勒当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针对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然而在垂死挣扎之时，“民族革命”开始残杀自己的后代。1942—1944年，德国法庭做出了14 000多项死刑判决，接近战争头三年总数的10倍。但这些数字并未包括纳粹党卫军法外执行的处决。纳粹分子心理变态，嗜血成性，越发沉迷杀戮。

最后，杀人者开始自杀。不仅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等纳粹高层领导人因不愿面对胜利者的正义审判而选择自杀，就连很多德国民众也宁死不愿接受战败的结局。1945年4月，柏林有3 881宗自杀记录，是3月的近20倍。这一波自尽潮可以说是希特勒的瓦格纳式愿景的最后胜利。但有些人自杀是因为国家沦陷后的一些状况确实让人难以忍受。一个苏联红军军官说，第一批部队偷手表，第二批部队强奸妇女，第三批部队把人们的家庭用品也掠走了。据柏林两大医院估算，该市的强奸受害者人数为9.5万到13万人。被苏联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人数可能超过200万。这是在斯大林宣传下被鼓动起来的一场系统性暴力报复运动，强奸是其中一项内容。同样图谋报复的是六七百万被纳粹送进第三帝国为其工业战争机器工作的苦役，以及那些还有力气为自己报仇的集中营幸存者。

那些被驱逐的人也涌进了这个停尸间，他们是从世代居住的家园被赶到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地区的德侨。他们之所以被驱赶，部分是因为斯大林的一个决策：把波兰的边界西移，那么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森和西里西亚便不再是德国领土。这个决定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上被大致认可。但难民潮中也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德国人。在战争最后一年，大约有560万德侨向西逃亡，躲避苏联红军和那些要报复早前德国种族清洗的邻国的斯拉夫人。德国投降后，逃亡人数大约增加了700万。死于这场大动乱的人可能多达200万。活下来的人只不过是为残存的德国徒添了吃饭的嘴。这可是个大问题。1945年年末，德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工业产值可能只有1936年的1/3。直到194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值才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5%。食品、燃料和住房长期短缺。

然而，第三帝国最大的遗毒可能不在物质上而是在精神上。很大一部分德国人继续奉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世界观，至少是其中的部分观点。他们指责盟军对他们过于苛刻，并将这一点归咎于那些有着无上权力的犹太人，认为是他们掌管着莫斯科和华盛顿。纳粹主义还在其他方面腐蚀了德国社会。贿赂、黑市交易和侵吞公款行为十分猖獗，第三帝国助长了虚伪和猜疑。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怂恿人们相互揭发，这个恶习难以改变。

对于那些一直跟德国打仗的人来说（有些人打了将近6年），要从向一个强大、残酷的军事机器全面开战转为占领并管理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占领德国的不止一个国家，但这也于事无补。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三巨头”含糊其词地商定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最终如愿以偿。从易北河到奥得河和尼斯河沿岸新的波兰边境（那里曾经是德国的中部地区）成为苏占区，联邦德国被英、美、法瓜分，柏林则成为苏占区中一座由四国共管的孤岛。奥地利也被瓜分，维也纳成了另一个四国共管之地，像柏林那样。用一位美国情报官的话说：“苏联人分到了农业区（普鲁士），英国人分到了工业区和产煤区（鲁尔），美国人分到了风景区（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

就算得到了德国的风景区也不值得沾沾自喜。从艾森豪威尔手中接管美占区的卢修斯·D.克莱将军曾说过：“战争还在太平洋地区继续时让我管理一个战败区，这种事对一名军人来说真是太没意思了。”职业军人恨不得马上出发去打日本人，但大多数应征入伍者一心只盼着回家。为此，克莱极力将那些素质好的军官留在德国。他后来回忆道：“那是件苦差事，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调来了军官并说服他们留下来当文官，我想占领区的工作根本找不到人去做。”那些留在德国的人当中就有亨利·A.基辛格中士。

对基辛格来说，美军中那种友善的氛围让他颇感意外。他非常享受第84师的“战友情”。他后来回忆道：“那是一个优秀的美国团体，在这样的部队服役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在我待过的美国团体中，只有这里的人没问过我的德国出身，至少我不记得有谁问过。那时我以为自己说话不带德国口音了，这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他的一个有叙利亚血统的战友回忆说：“亨利已经忘掉过去，他那时是为美国而战。他当兵打纳粹不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们是美国的敌人。他比我见过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像美国人。”他被同化的经历和他回到德国后的所见所闻形成了强烈对比。集中营揭露出来的真相令身经百战的美国人也震惊不已，连巴顿将军在视察奥尔德鲁夫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分营时也不禁作呕。对很多美国兵来说，只要能揭露纳粹罪行，那这场战争就没有白打，战斗中吃多少苦也心甘情愿。但对基辛格这样的德裔犹太人来说，这场大屠杀带来的影响则完全不同。

阿勒姆的万人坑只不过预示着将来会死很多人。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忆说：“我开始寻找我的家人……但一个也找不到。”上文说过，他的祖母和其他至少12名亲人遇害。祖母范妮·施特恩被送往贝尔泽克集中营，似乎在战争后期死于一趟死亡行军。她的孙子是如何看待这些恐怖经历的呢？他一度承认：“我曾经想过，父母可能就是这种命吧，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这种命。但我必须说，这场人间悲剧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都没有马上把它和自己直接联系起来……回到德国后，我当然亲历了大屠杀的一些惨况，这种经历是我小时候不可想象的。但当时我要站在占领国军人的立场看问题，因此我坚持……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摆出一副身心受到重创的受害者的姿态。”

在谈及假设父母没有逃到美国自己的命运会如何时，基辛格保持着一种疏离感，这和临时用“亨利”这个姓氏与德国人打交道一样实质上是一种保护措施。其他任何方法都可能瓦解他的意志。但保持疏离感并没有妨碍理解，这在基辛格写给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婶婶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位幸存者可能是哈罗德·赖斯纳，菲尔特犹太社区少数幸存者之一，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救出来。“亨利先生”能感受到（纳粹）“最终解决”的受害者所经受的痛楚，先于普里莫·莱维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他这样写道：“美国对此前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存在着完全错误的认知，那是因为人们出于内心的善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周围的所有事物。他们渴望做好事，于是便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报道那里的情况，而不是如实报道。”

美国人对以前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有这样一种普遍印象：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垮掉了，背负着苦难的十字架，勇敢却又徒劳。他们永远都忘不掉那段经历，回忆妨碍了他们未来的积极行动。我们要用无限的同情和谅解对待这些从死亡线上被救回来的人。这些人应该渴望爱，渴望同情……

但集中营并非只是死亡工场，那里也是检验场。那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要苦苦坚持，为活下去而斗争。生命危险如影随形，最小的疏忽都会酿成致命大错。那里环境龌龊，做人低三下四、受人胁迫，一个人必须在体格上、求生的意志上具备超乎寻常的力量才能活下来。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清高的人没有机会……然而一旦决定要活下去，就必须咬定唯一的目标坚持到底，这一点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美国人很难相信。这个唯一的目标在公认的价值观面前也不会停滞，它无视一般的道德标准。一个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说假话，玩手段，想办法弄到吃的填饱肚子。弱者和老者没有机会。

接着，他们被解放了。人世间一般的艰难困苦便再也难不倒这些幸存者。他们已经懂得回首过去意味着悲伤，悲伤意味着软弱，而软弱等同于死亡。他们明白自己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同样也能在获得自由后活下去。

因此他们面对和平时期的生活时抱着同样的唯一目标，有时也会对公认的道德标准置之不理，像以前在集中营时那样。他们尤其不需要怜悯，怜悯会使他们坐立不安、提心吊胆……

这些人需要的是一个拥有未来的机会，他们会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毫不松手。他们讨厌被怜悯，过分关切会使他们起疑心。他们见识过人类最邪恶的一面，谁又能指责他们多疑呢？他们不喜欢别人为他们安排每一个细节。平心而论，谁能因为这个指责他们？他们不是已经闯过了鬼门关嘛，所以这个生者的国度还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东西呢？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当时只有22岁。

换其他人处在基辛格的位置，可能会对所有德国人怀恨终生。有一段时间，他确实对他们“非常敌视”。据他回忆，他的父母“主张报复，但具体怎么报复，他们也说不上来”。作为一名肩负着消灭纳粹使命的反谍报特工，他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受迫害者梦寐以求的。我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报复权力，可以逮捕任何人，把他们投进集中营。在最初的几个星期，这样做不需要任何手续”。但基辛格没有采取报复行动，他对父母这样解释：

亲爱的父亲，您说对德国人要强硬。这话像所有泛泛而谈的空话一样，是陈词滥调。对那些参加了纳粹党，对这场苦难负有责任的人，我很强硬，甚至残酷无情。但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应该摒弃这种负面态度；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应该做出一些积极的行动，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留在这里，守着这个烂摊子。我们还必须行动坚决，决策公正，执行迅速，向德国人证明民主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说我们要强硬，没错，但同时也要向他们展示我们为什么要强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进入德国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而不是进入德国之后我们才比他们好。做决策时要公正，执行决策要无情。一有机会就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我们理想的力量。我就是这样教导我团队的每一名成员的。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去看望了祖父戴维，老人家于20世纪30年代末移居瑞典。祖父对他的忠告非常明确：“即使我们犹太人……憎恨他们对我们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说我们犹太人都是坏人，那我们也没有权利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成恶人……我要谨慎……他说要追捕那些犯罪的人，但不要仇恨所有德国人。”对此，基辛格表示同意：

我自己受过迫害，明白分清楚谁是曾经的受害者、谁是曾经的施虐者很重要。因此我不会加害所有的德国人……不会从个人角度出发采取报复行动。我牢记这一点，在担任伯格施特拉塞尔地区情报站站长期间……甚至还改了名字，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是犹太人在报复。这显然被他们看穿了，但我那时太年轻……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无法容忍纳粹党卫军的头头们，但那时候我对投机者可能还是很宽容的。

无论怎样，“不管一个人做过什么，要把他抓走，留下他的妻子伤心哭泣，这总是令人不快的”。

基辛格曾经回过他的家乡菲尔特，非常吃惊地发现镇里的犹太老居民只剩下37人。流离失所的难民都比他们多，有200多人。活下来的人当中就有哈罗德·赖斯纳，基辛格和老同学弗兰克·哈里斯一道，帮助他（用赖斯纳的话说）“找到了婶婶，为我的健康和幸福想尽一切办法”。虽然这样的偶遇令人悲痛，但基辛格见到德国人时依然能保持一颗平常心。纳粹曾规定犹太人不得进入当地足球俱乐部体育场，基辛格到那里观看了解禁后的第一场足球赛，其间被一名主场球迷的举动弄得哭笑不得：“菲尔特队输掉了比赛，裁判因此被球迷暴打，这是常有的事。德国警察救不了他，是美国宪兵队派人把他救了出来。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家伙站起来喊：‘这就是你们带给我们的民主！’”据基辛格所知，几个月以前，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菲尔特誓死顽抗的纳粹国防军和人民冲锋队的成员。

1946年2月，基辛格又回到了菲尔特。这一次，他选择了高雅文化，买票观看威尔第的歌剧《假面舞会》。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时代真是变了。我被带到了贵宾席，你们知道，就在舞台的左边。我一般不会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但在菲尔特我确实如此。”他也没忘记去给祖父上坟，还要求墓园管理处务必“精心维护”老人家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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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辛格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易北河岸结束的，“那是一段既重要又悲惨、既让人振奋又令人沮丧的日子。东西两路盟军穿越一个土崩瓦解的国家相互靠拢，德国民众一批接着一批吵嚷着横渡易北河，认为到了对岸就安全了。最后我们会师了，大戏顿时落幕，易北河安静了下来，德国也安静了下来”。1945年5月2日，第333步兵团在巴洛与苏联红军第89军会师。基辛格给家里写信说：“我与苏联人打过多次交道。第一次是一架苏联飞机错把我的车当成德国人的车炸飞了。几天后我又见到了他们。易北河对岸尘土飞扬，我们知道那是苏联人到了。打那以后我见过很多苏联人：有的是在公务接待时见的，有的是在阅兵式上（哥萨克师的阅兵式上士兵们威风凛凛，无人能及）见的，更多的则是在正式聚会时见的。苏联红军看起来纪律严明，虽然一般来说红军士兵稍微比西欧兵粗野些。有些哥萨克部队尤其可怕。”两军进行了庆祝胜利的联欢，他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当时是克雷默中尉）把活动推向高潮，“他的哥萨克舞比苏联冠军都跳得好”。

5月8日被确定为欧洲胜利日，那天却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博林将军命令克雷默用广播车“对我们防区的居民……发表简短讲话，宣传德国投降的重要意义以及继续顽抗会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后果”。据该师的书记员记载：“多数人静静地听着，几乎面无表情。一些妇女低声啜泣。”盟军雄心勃勃，试图瓦解德国社会中的纳粹思想，跟强制参观集中营一样，发表这些讲话便是他们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但具体由谁来担此重任呢？答案是基辛格当时所属的机构——反谍报部队。

反谍报部队是个反间谍军事机构，最初称为谍报警察部队，其历史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到1939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它主要负责美国国内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到1940年6月，反谍报部队总共只有15人。然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该机构在W.S.霍尔布鲁克少校的领导下迅速壮大起来。除了核心的国内情报部，它很快在美国9个军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地区建起了一张特工网。由于那些地方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德国间谍，反谍报部队最初只好管管美国国内的“反颠覆”工作，也就是说在200万名文职人员身上查来查去，寻找可疑分子。（其中最轰动的一次是成功发现了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据称是她的情人、后来为她写传记的约瑟夫·P.拉什之间的风流韵事。）至此，反谍报部队已经发展成军队中的联邦调查局，鉴于J.埃德加·胡佛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寄予厚望，这个机构就显得有点儿多余了。但占领德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正如我们所见，美国人以为他们会遭遇“狼人般”的狂热分子的顽抗。当预料落空后，反谍报部队奉命对所有前纳粹国防军成员登记造册，并对纳粹头子实施围捕。显然，这一次他们要一网打尽的犯罪组织是：民族社会主义。对于那些“穿着卡其军装的调查员”来说，抓捕纳粹分子肯定要比使警察成名的歹徒抓捕工作强得多。

大约有5 000人和基辛格一样成为反谍报部队特工，他们来自美国各行各业。他们并非所有人都有过侦探工作经历，并非所有人都懂外语，但他们都是美国陆军部招揽的精英。光伦敦办事处就有8个博士。在被派往德国的特工中，不仅有未来的美国国务卿，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的作者J.D.塞林格，他的经历跟基辛格的差不多。不像高高在上的战略情报局，反谍报部队的成员大多是士官。在等级森严的军队中这可能是个缺陷，好在反谍报部队特工不用佩戴任何军衔徽章。他们要么穿便装，要么穿A级军官制服，领口两边的翻领处各别一个刻着“U.S.”字样的黄铜领章。他们还戴一个金色徽章，上面刻着“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字样。反谍报部队特工伊布·梅尔基奥尔回忆说：

因为我们责任重大，常常需要军队迅速而没有疑虑地提供帮助，所以我们有权要求（必要时，命令）上至上校的任何军官提供援助。只有将领级别的军官才有权知道我们的真正级别。此外当任何人问到“你是什么军衔？”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时，我们只需强硬地给他一个标准回答：“我的军衔保密，但此刻我的级别不比你低。”

有时候，被派往德国的反谍报部队特工确实要参加一些惊心动魄的秘密行动。逮捕亚瑟·阿克斯曼及其他前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但他们多数时候还是做一些案头工作。参与阿克斯曼案的一名特工回忆：

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自首（因为他们曾经在纳粹党、党卫军或其他组织里任职），经审问后根据重要程度的差异移送不同的拘留所。德国人向反谍报部队和军政府相互揭发，历数对方罪状和政治信仰的材料连篇累牍。

消灭纳粹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如何划定界限。从理论上讲，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投机分子”之间、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主犯与从犯之间是有明确区别的，但在实践中这种区别却很模糊。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4次尝试后，1945年7月7日，命令下来了，“有公职即有罪”的原则被确立，136个职业被归为强制性免职类别。1945年8月15日，艾森豪威尔下令“免去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职务”，将反谍报部队的职权范围扩大到可免去商界和职业界的“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的职权，而不仅仅是在公共服务业。这些人不仅会失去工作，财产可能也要被没收。9月26日，克莱将军颁布第8号法令，对该命令做了补充，规定从事职业属于136个强制性免职类别的前纳粹分子再就业时只能从事体力工作。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决议设想的方案则更为雄心勃勃：要建立“一套协同系统，对德国的教育实行控制”，还要制订一套“确定性的重整计划……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教条”。我们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反谍报部队特工基辛格在本斯海姆的活动，那是黑森州一个叫作伯格施特拉塞尔的美丽的葡萄种植区里最大的镇子。

基辛格成名后唤醒了该镇居民对那个年轻人的记忆，他于1945年夏天出现在镇上，自称“亨利先生”。曾经给基辛格当过秘书的伊丽莎白·海德还记得他对她说过：“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报复。”另外，她还记得他“非常善于与人保持距离”。一个作家提过“他和德国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和他举办的那些奢华宴会”。那些捕风捉影的当地传闻称“亨利先生”和本斯海姆一个比他大20岁的女人有染，那个女人的父亲是银行家，有犹太血统，丈夫死在集中营，儿子原来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已经阵亡。就算没有情妇，基辛格的生活肯定也比当地大多数居民舒适。他换过几次住所：先是从一座一般的楼房搬到了更气派的魏尔大街10号；再搬到附近的茨温根贝格，住进药品制造商阿瑟·索尔名下的一栋别墅；最后搬进梅里博克斯山脚下的一栋别墅。在最后一处住所，他有厨师、女仆、女清洁员、管家、警卫，还有警犬。他告诉父母：“我现在的生活很舒适。我和另一个同事住一幢有6间房的屋子。我们还把原来的管家留了下来，这样我们的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熨、洗澡水有人放，管家把能做的全包了。”“亨利先生”可威风了，用英语向仆人发号施令，甚至可以到大的新教教堂出席美德和解仪式。人们对这个德裔犹太人的身份知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当地人的回忆可信度有多高。（举个例子，基辛格曾向当地人租过一辆车，那辆车事实上是欧宝，而不是他们记忆中的白色奔驰。）基辛格所从事的是调查工作，因此他不喜欢本斯海姆人，说他们“虚情假意、卑躬屈膝、两面三刀、多管闲事”也许是在所难免的。

“二战”刚刚结束后的本斯海姆局面混乱不堪，今天造访这个美丽城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1945年该镇被轰炸过两次，一次是在2月，一次是在3月。镇政府和主教堂被夷为平地。约有140户家庭在轰炸中失去栖身之所，另有135户人家要腾出房子给美国占领军住。大约2 000人流离失所，住进临时营地。镇上住房本来就长期短缺，苏台德地区被捷克斯洛伐克收回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到那里，住房形势更加严峻。（难怪基辛格一有假期就会离开支离破碎的德国，去伦敦、萨尔茨堡、哥本哈根和巴黎度假。）

对反谍报部队特工基辛格来说，甄别罪犯的任务异常艰巨。黑森州首府达姆施塔特被炸毁后，该地区盖世太保的总部搬到了本斯海姆。该组织的军官（在党卫军少校理查德·弗里茨·戈克及其副手海因茨·海伦布洛赫的领导下）在战争进入尾声之际并没有闲着。3月24日，美军到来的前三天，戈克命令盖世太保把监狱里17名犯人中的14人押到野外，由一支8人特遣队执行枪决。当晚，海伦布洛赫也命令盖世太保将两名因飞机在附近被击落而被俘的美国人杀害。基辛格在本斯海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拟定一份完整的伯格施特拉塞尔地区已知的盖世太保成员名单，文职人员也包括在内，并开始实施围捕。到7月底，共有12人被抓获，8名文职人员被软禁，“等待进一步审讯”。戈克、海伦布洛赫和其余两名盖世太保成员随后落网，并于1947年3月被送上美国军事法庭。他们被判处死刑，1948年10月被绞死。

基辛格在反谍报部队的工作范围有时候会扩展到伯格施特拉塞尔地区之外。前达姆施塔特盖世太保军官格哈德·本克维茨是通缉犯，被怀疑组织了一支“破坏队”潜伏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英占区，抓捕他要到那里去。但基辛格领导的970/59反谍报队的头等任务还是“在一个有18万人口的地区搜集静态情报”。虽然“亨利先生”决意不报复，但他消灭纳粹分子的手法却异常缜密。正如他对父母所说的那样：“工作要很讲技巧，因为我手下有很多老特工。同时还要有责任心，善解人意，做事有分寸。”他的队伍里有16个人，承担着对“平民生活的每一个社会阶层，比如工业界、职业界、商贸界和行政部门”进行全面调查的任务，“用获取的信息作为制定消灭纳粹工作标准的基础”。当第7军司令命令实施“救生圈行动”，肃清纳粹政府工作人员时，基辛格对“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地区全面实施消灭纳粹的计划已经胸有成竹”。除了实施“救生圈行动”，基辛格还“深入德国各个阶层的社会群体进行消灭纳粹的调查，也就是实业家、职业人士（医生、律师等）、神职人员和商人”。用他一位上司的话说：

他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民事警察和区长，每天见一次警察局局长，每周至少见一次区长，每个月行政官员开例会他都要发言。基辛格通过这些举措，同时充分利用他建起的覆盖各个市民阶层的信息系统，对伯格施特拉塞尔地区保持着完全控制。

甚至在苏台德难民到达伯格施特拉塞尔之前，基辛格就已经建好了“收容中心”，对新来的人进行“初步筛查”，甄别那些“有政治污点、可能危及本地区秩序的人”。

实际上这是警察的工作，侦查、审讯、拘留样样都得做。这正是基辛格所擅长的。1945年8月，他的指挥官推荐他晋升为上士，说他是“本斯海姆办事处最有价值的人”，还说“这个年轻人……很受其他人尊重，他们非常乐意听他差遣”。在同一个月，他还受到博林将军的表扬，说他“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区消灭纳粹的工作完成得好”。第7军副参谋长查尔斯·西科瑟尔上校也称赞他“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并且“对伯格施特拉塞尔的人口进行筛查，甄别曾在纳粹政府任职人员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两个月后，他被授命负责2号区整个伯格施特拉塞尔分部（第7军防区的大部地区）。1946年4月，他被2号美占区区域总长任命为“欧洲战区反谍报部队调查主任”，那是很高的荣誉。即便基辛格的职责延伸到了行政和后勤管理，“他的工作依然出色，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的一位非常热情的上司说，虽然他还比较年轻，但他“干活儿有诀窍，一边关注当下，一边着眼未来”。后来，弗里茨·克雷默也同样给予他正面评价，称赞他“不仅……不偏不倚、洞察力强、洁身自好、充满理想主义精神，而且讲究工作方法……取得了实际成效”。

然而这种激情很快就过时了。几乎所有的前政府高级官员都跟纳粹有这样或那样的牵连，把他们全部清除势必引起混乱。跨越1945年到1946年的那个冬天，大批官员被清除，从而导致了政府瘫痪，克莱将军决定调整工作方针。1946年3月，他说：“我只有1万人，无法完成消灭纳粹的工作，这必须由德国人来做。”这项工作意味着制作铺天盖地的调查问卷，让德国人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按不同程度进行精确自评：主犯、罪犯、轻微犯罪者、追随者、同情者，还有（德国人开玩笑说的）“像被洗衣粉洗过一样白”。表格上有131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曾经是纳粹党成员吗？”可以想见，不是所有人都会完全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到1946年年中，克莱和他的同僚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旨在消灭纳粹的“救生圈行动”已经使美占区内1/3的政府官员遭到解雇，这明显与实现政权顺利过渡、建立德国自治政府的目标格格不入。后来克莱把消灭纳粹行动称作他“最大的失误”，认为它是一次“毫无希望、意图不明的行动”，将小纳粹分子和大纳粹分子构筑成一个“令人同情的‘命运共同体’”。

是时候管管特工们了。1946年5月，基辛格建议将约阿希姆·格奥尔格·伯克（一个研究德国巴洛克时期文学的专家）从海德堡大学开除，因为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支持纳粹的行为。他的建议没被采纳。伯克在海德堡大学一直工作到1949年，后来他搬到苏占区，此后便一直在东柏林工作。他是成千上万没有受到惩罚的死硬纳粹分子中的一个。这些人没有受到惩罚是因为消灭纳粹的初衷让位给了更加务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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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纳粹行动一开始是一种正义的惩罚，后来却在暧昧不清的地方政治中收场。1945年11月，伦敦《每日邮报》有报道称纳粹党仍继续在本斯海姆召开会议。一名美军二等兵甚至声称，根据比克瑙附近地区的行政官员和区长的证言，军政府中有人暗中阻挠反谍报部队，因为军政府本斯海姆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负责办事处和德国人进行沟通的女翻译关系暧昧”，这名翻译正是“德国少女联盟（希特勒女子青年团）的头目，维尔姆斯小姐……是个风姿绰约的金发女郎，非常迷人”。基辛格及时对这些说法进行了调查，结论却是“有人怀恨在心”，与一个因在消灭纳粹行动中拖后腿而被解雇的区长有关。传闻中的女人原来确实是一个被聘用的翻译，后来反谍报部队发现她有纳粹历史就把她解雇了。至于传闻中的风流韵事，并没有证据显示她和哪个美军工作人员有任何社交接触。

上文说过，占领德国的美军已经预见他们到来之后，纳粹即使不公开暴动也会进行有组织抵抗。因此，怀念希特勒政府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会引起反谍报部队的极大兴趣。维尔姆斯小姐一案虽不成立，但也没有理由放松警惕。1945年9月，基辛格要求新上任的本斯海姆市市长向他提交一份关于本市民意的全面报告，包括对纳粹、军政府、盟军、盟军的宣传、前纳粹国防军、恢复政党活动、分裂主义趋势以及对德国未来的态度。出来的报告非常负面，显示市民对美军的敌意在增加，尤其是那些“愤愤不平”的年轻人，基辛格他们看了报告，逮捕了10个人。随后的反谍报部队民意报告，像1945年10月的这份，清楚描述了战后几个月令人担忧的局势。

希特勒青年团又在菲恩海姆滋事。战术部队抱怨一群群年轻人在街角摆出一副傲慢、挑衅的姿态。一辆美国军车被画上了纳粹的标志，一个年轻人站在车顶吹嘘知道哪里藏有武器。该地办事处特工逮捕了15名曾经的希特勒青年团在菲恩海姆的头目，他们会被拘留并等待详细审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主义残余的迹象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消灭纳粹政策本身引发公共“不安”的报告。“救生圈行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在真正反纳粹的人当中煽动冲突。美国人需要依靠这些人来确立可靠的地方领导，对付纳粹的同情者、狂热的纳粹分子和（从某种程度上说问题最大的群体）那些试图通过揭发以前的“同志”向美国人邀功献媚的前纳粹分子。一些德国人（包括一部分牧师）指责揭发行为“有悖基督教教义”，另一些人则抱怨“强制性消灭和酌情消灭之间的界限划得太专断，措施缺乏灵活性”。反谍报部队希望“不要把消灭纳粹作为一项由美国主导的政策，要将其降格为一个德国内部层面的问题”，这个目标只实现了一部分。当美国人采用比较宽松的标准，新的怨言又起。

冬天临近，公众情绪更加低落。基辛格的反谍报队报告说：“人们对德国的前途变得更加悲观。没有过冬的煤、德国被彻底孤立、得不到任何救济，这些因素使民众情绪异常悲观。”从东线来的难民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只会加剧食品、燃料和住所的短缺状况。至于美国人试图用爵士乐和电影使德国人“美国化”的做法看来也是适得其反。

很多善意的德国人质疑美国人强迫德国听众接受美国音乐的做法，认为这不是明智之举。由于没有背景介绍，这些音乐常常让德国人听起来觉得低俗、刺耳，据说并不能很好地代表美国文化……美国电影也不大受欢迎。由于放映的影片多数是典型的娱乐片，展示的是多彩、富裕、甜蜜、欢愉的生活，很难为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人所接受。

但最尖锐（也最伤人）的抱怨是：反谍报部队其实就是“美国的盖世太保”。这个民族对揭发、审讯和定罪的套路最熟悉不过，美国人试图对他们进行某种善意的“再教育”，这简直太荒唐了。有一次，基辛格告诉一个前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说：“我们美国人来这里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好人。”那个德国人回答说，这一点他父母已经做到了。基辛格冷冷地说：“好吧，你可以走了。”

有一点反谍报部队确实沿袭了盖世太保的做法——依靠线人。这是消灭纳粹行动的致命弱点。基辛格到本斯海姆后，很快招募了几个这样的人，当中有个叫欧文·基塞韦特的人，49岁，之前是警察教官，自称在1944年由于社民党党员身份被解雇。7月10日，显然是迫于反谍报部队的压力，基塞韦特被任命为本斯海姆警察局局长，换掉了理查德·格拉夫——一个前纳粹国防军士官。至少名义上任命基塞韦特担任该职的人是威利·克拉普罗特，他是美国人任命的第二任市长。美国人任命的第一任市长是个社民党党员，因健康原因辞职。克拉普罗特也是社民党党员，和基塞韦特一样，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是一名警官。但这两个人很快闹掰了。8月初，基塞韦特试图用他作为警察局局长的权力干涉本斯海姆的一起住房纠纷，这样的纠纷在当时多如牛毛。三个星期后，克拉普罗特向基塞韦特施压，要求他每星期汇报两次都逮捕了哪些人，接着又突然减了他的薪水。9月1日，两人在电话里吵了一架之后，基塞韦特辞职了。

这对反谍报部队特工“亨利先生”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他曾经表扬基塞韦特“在反纳粹行动中有过良好记录”，还说他是个“有价值的线人”。结果这件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官僚斗争。克拉普罗特用德国人特有的精确的特质对此做了细致的记录，虽然他的记录未必真实。基塞韦特辞职当晚的11点半，基辛格把当地的一个名叫慕斯查德的政务委员叫到他办公室，替基塞韦特撑腰，还威胁要跟本斯海姆地方政府绝交。他说：“如果我们再为难基塞韦特，就让我们尝尝反谍报部队的厉害。”两天后，基辛格找到克拉普罗特的办公室，也不进去，在门口“用特别刺耳的声音”向克拉普罗特喊话，要他第二天上午11点到反谍报部队办公室去。克拉普罗特进了办公室，基辛格生硬地告诉他，自己以后再也不会直接跟他或者慕斯查德打交道了，要他们重新找代表跟他联系，让他们给他找张办公桌。他还说，一个叫诺尔德的前纳粹官员的儿子不能再当辅警。慕斯查德按要求派另一名政务委员——共产党员汉斯·莱曼–劳普雷克特去见基辛格。这一次，基辛格列出了至少7项要求，包括：

1.莱曼–劳普雷克特必须每周二和周五上午11点到反谍报部队报到；

2.他必须明白，反谍报部队和军政府“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机构，彼此完全独立”；

3.克拉普罗特必须对一批宣传单提出建议，保证100名需要接受强制劳动的被定罪的纳粹分子的名字都印上去；

4.停止“政治闹剧”；

5.写有“功劳属于元首”和“给我10年时间，你将认不出德国”标语的纳粹海报必须在本斯海姆的显眼位置张贴。

“亨利先生”的要求还没完。同一天，克拉普罗特被叫到基辛格的办公室。基辛格毫不含糊地对他说，“军政府不要跟反谍报部队过不去”，因为“从长远看，反谍报部队的权力要比军政府大”。

就算这只是克拉普罗特的一面之词，基辛格的所作所为也太过于咄咄逼人了。即便“亨利先生”只是想把工作做得细致些，而不是在报复，但他显然还没有像他的上司们那样准备好将地方权力交还给像克拉普罗特那样的人。基辛格还是嫩了点儿，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克拉普罗特后来一路升至法兰克福警察局局长，后来因在一宗贪腐案中做伪证丢了官职）。凭借比基辛格多做了30年案头工作的优势，德国官僚克拉普罗特打败了未来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基辛格。克拉普罗特气冲冲地给伯格施特拉塞尔军政府的首长写信，直言不讳地强调自己的民主立场，请求他向“亨利先生”说情，使市长和反谍报部队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你知道，我等了12年才盼来了美国人和解放”）。基塞韦特没有复任，而是去了一家私人公司工作，继续为反谍报部队做线人。基辛格要求在警察局给基塞韦特留间办公室，被克拉普罗特断然回绝。事实很快证明克拉普罗特是对的，有人出面指证基塞韦特事实上是个老资格的纳粹分子。据披露，他曾经是纳粹冲锋队的成员，还是个声名狼藉的骗子。1946年1月16日，基辛格的这名手下被逮捕。2月，他被判入狱6个月，并因“剽窃专利及向美国政府提供虚假情报”被罚款1万马克。

基塞韦特一案表明反谍报部队在战后德国开展工作极其艰难。美国人的情报工作非常依赖德国人，但哪些德国人才信得过呢？像基塞韦特这样最急切跟美国人合作的人，往往都是些有事要隐瞒的人。另一方面，揭发前纳粹分子的可靠情报员很可能遭到那些害怕被归罪的人诬陷。基辛格在本斯海姆期间雇用的另一名可疑线人名叫阿尔弗雷德·朗施佩尔。朗施佩尔生于纽约，父母去世后移居德国。第三帝国期间，他是个小有名气的笔迹鉴定专家，出版过几本关于笔迹分析的书，为一些相关企业工作。朗施佩尔不是纳粹党员，但他是个追名逐利的投机分子，迫不及待地当起了笔迹分析员和卧底特工。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把笔迹学看作一门正经的科学，这让人捉摸不透，虽然那时候人人都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又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另一起住房纠纷中，朗施佩尔企图用自己反谍报部队特工的身份恐吓一名前纳粹党员。这又给了克拉普罗特机会，抱怨“亨利先生”的手下不可靠。在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权术斗争中，亨利·基辛格一败涂地。

但克拉普罗特做市长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尽管消灭纳粹行动正悄然停止，民主还是要交还给德国的。早在1945年10月，美国军政府就在斯图加特成立了一个部长理事会，克莱把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责交给了这个机构。到1945年年底，美占区内所有的州，无论是新增的还是重组的，都成立了德国自治政府和“预备议会”。1946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被组建起来并举行了选举。在本斯海姆，和德国西南大部分地区一样，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大选胜利，该党间接脱胎于老的天主教中央党。1946年4月1日，约瑟夫·特雷费特接替了克拉普罗特。但没过多久，新市长就开始抱怨“军政府和反谍报部队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存在着“一方明令禁止，另一方偏偏要做”的倾向。

或许出于对这种摩擦的厌倦，又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可以退伍了，早在1945年11月，基辛格就已经申请改任文职，希望从事“政治研究、调查型的研究或者民政工作”。他这样强调自己的教育成就：“我的德语和法语都很流利，能说、能读、能写。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学过两年商务管理。我还参加过军队的国外地区计划和语言计划，专修欧洲史、社会学和经济学。”

有趣的是，在最早为他安排的工作中有“为欧洲和地中海战区做战争罪行为调查和审讯”。基辛格当然对纽伦堡审判感兴趣。在1946年的某段时间，他参加了对第三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出庭受审的党卫军最高级别军官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的交叉询问。另一个选择是在军政府里任“政治情报和新闻控制官”。但无论选择哪个职位都意味着要留在军队，虽然这两个官职都是少尉军衔。基辛格显然已经受够了审讯和军装，更不用说军队生涯中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和官僚作风”了，最后他两个都没选，而是选择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教职，到位于巴伐利亚奥伯阿默高的美军欧洲战区情报学校职业发展系当老师。

基辛格走后，本斯海姆的矛盾依然存在，这是美国既要消灭纳粹又要建立民主政府这一双重目标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的继任者是个反谍报部队特工，叫塞缪尔斯。他迫不及待地向市长特雷费特证明自己“不比亨利先生差”，不要以为“亨利先生走了政策就会变”。跟基辛格一样，塞缪尔斯的名字暗示他也是犹太人，他更感兴趣的是根除纳粹主义，而不是让德国回归民主。他们俩显然都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持怀疑态度，认为该党带有不少旧政权的守旧因素。如塞缪尔斯所说，很多美国人以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字母组合CDU代表“Centrale Deutsche Untergrundbewegung”（德国地下运动中心）——一个反谍报部队原以为会在德国遭遇的纳粹地下组织。这些疑虑（无论如何不能算无根无据）在权力被移交给德国后仍长期存在。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基辛格反复声明自己拥戴从第三帝国废墟中成长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他对德国人是否有能力兑现实行民主的新承诺仍心存疑虑。

但事实上，虽然他在美国要找份工作容易得很，而他的家人也催促他赶紧回家，基辛格还是选择了留在德国。那么，他为什么要留下？基辛格的回答充满激情：

你永远不会理解，而我除了付出热血、痛苦和希望之外，什么都不会解释。有时候，我循着会议桌望过去，好多优秀能干的战友座位都是空的，他们本该出席会议，一起明确我们的作战目标，这时我就会想起奥斯特贝格，想起宣布希特勒死讯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我和鲍勃·泰勒一致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谁动摇，我们俩都会留下来尽绵薄之力，不能让所有牺牲的同胞的鲜血白流。为此，我们愿意长期留守。

因此，虽然泰勒去年10月就可以走了，但他仍和我在坚守。所以，我还会再待一段时间，不会超过一年，1946年回家，但离开前我还想办几件事。

总而言之，基辛格发誓要在对德国的政治再教育中发挥作用。在接受奥伯阿默高的职位时，唯一令他犹豫的是“其实我是想直接做点儿实事，不是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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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46年年初，在美国人心目中，一个新的敌人显得比纳粹秘密成员更为可怕，即便做不到宽恕的话，这个敌人也鼓励将激进的消灭纳粹政策转变为对既往罪行的遗忘。在西方盟国的领导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像阿兰·布鲁克那样，很快就预见到打败德国后苏联就会从朋友变成敌人。罗斯福和他的一些顾问（尤其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草拟人之一，后来还被发现是苏联的一名可靠情报员）全都没能预见斯大林会极其冷酷无情地把进攻作为最佳防守，从政治上颠覆欧洲民主。

呼吁采取更现实政策的人士中最出名的自然是职业外交官乔治·F.凯南，他于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向华盛顿发送了5 000字绝密电报——511号电报。凯南的电报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他在电文某处把国际共产主义比作一种“只寄生在病变的组织上的恶性寄生虫”。而这只是全文惊人比喻中的一种。仅仅两个星期后，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著名演讲，警告说一张“铁幕”正在欧洲大陆落下。“铁幕”后面是“苏联势力范围”，包括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3月10日，丘吉尔发表演讲后的第5天，乔治·奥威尔在《观察家报》上撰文称：“去年12月莫斯科会议后，苏联开始对不列颠和大英帝国发动‘冷战’。”

纳粹曾经抱有最后一丝妄想，希望西方盟国能及时意识到苏联威胁，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斯大林。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已经在宣传中做了铺垫，因此德国民众甚至更早就预见到了这场冲突。早在1945年圣诞节期间，伯格施特拉塞尔就已经谣言四起，比如“据说德军士兵已经武装起来准备对苏作战”，“苏联和西方列强今冬会有一战”。但冷战与“二战”的形式将会大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见，美国人毫无顾忌地让德国共产党党员在其占领区内任职。所有“反纳粹主义者”都被认为是有任职资格的。慢慢地人们才明白过来，德国共产党可能是苏联的代理人。反谍报部队1945年10月的一份报告称：“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区，组织最严密的政党是共产党”，后面还忧心忡忡地加了一句，“他们的组织模式和纳粹非常像”。1946年年初，德国共产党自己改变了战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地方选举中落败，此后他们采取了成为议会外反对党的策略。据基辛格后来回忆：“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我们在伯格施特拉塞尔的任务逐渐变为全力防止外国势力渗透。”甚至在那之前，反谍报部队就已经试图阻挠共产党员威廉·哈曼出任大盖劳地区区长，理由是“滥用职权、搞一党独大”，最后没有成功。此后美国人还是对哈曼不依不饶，最终将其逮捕。（尽管有证据证明哈曼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期间曾营救过100多名犹太儿童，美国有关部门却罔顾事实，指控他犯了反人类罪。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该指控才被撤销。）

乍一看，奥伯阿默高一点儿也不像“冷战”的战场。小镇依偎在阿默河两岸，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山脚。小镇一直以耶稣受难剧而闻名，那是一种古朴的戏剧剧种，由《新约全书》里的故事改编。从1634年起，奥伯阿默高的乡民每10年举行一次戏剧表演，祈求神灵保佑，消灾免祸。但到了维多利亚时期，这里成了一个旅游区。1860年，一个叫约瑟夫·阿洛伊斯·戴森伯格的神父对该剧进行了修改，删掉了一些中世纪的粗俗内容，摒弃了巴洛克时期矫揉造作的风格，让清高的新教徒也能够欣赏。访客既喜欢古雅别致、充满乡村气息的剧院，又喜欢镇上高高耸立的、秃顶的科菲尔山上美丽宜人的阿尔卑斯风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欣赏这种戏剧平实的品质。当地的金贝格山上有一座埃塔尔修道院，1900年坍塌后被修复成一座卢尔德风格的圣殿。耶稣受难剧、埃塔尔修道院和古老的维斯朝圣教堂成为奥伯阿默高三大旅游热点，游客既能登高望远，又能提升艺术素养。20世纪20年代，这里是托马斯·库克旅游公司最热门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之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英美游客。

但与耶稣受难剧紧密相连的是反犹太主义。传统上，这些剧是关于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的，1770年该剧被巴伐利亚有关部门禁演，这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奥伯阿默高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豁免。然而在戴森伯格修改过的剧本中，犹太人成为主要的反面人物。临近剧终，他们宣称对于基督的死他们都有罪，哭喊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身上都沾着他的血！”

70年后的1930年，一个叫菲利普·伯恩斯坦的美国犹太教教士看过该剧后想：“这部剧认为犹太人该对耶稣之死负全责，它会不会影响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看法呢？”1934年，当地人为纪念该剧上演300周年而进行庆祝，一次，希特勒在观看演出后表示认可，乡民们为此大肆庆祝，可以说是“歇斯底里”。参加这次演出的有714名演员，当中有152人于1937年5月（盟军用这个日期来确定“纯正的纳粹分子”）以前加入纳粹党，当中包括耶稣、圣母马利亚和十二门徒中8个人的扮演者。

不错，奥伯阿默高人口中的大多数仍然忠于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罗马天主教。当地的神职人员想方设法告诫他们的信众要反对“假先知”，成功抵制了耶稣受难剧内容的公然纳粹化。和其他地方相比，奥伯阿默高人对犹太人和“半犹太人”还是爱护的，在他们当中至少出现过一个反纳粹抵抗组织。然而最后，市长雷蒙德·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得意地称耶稣受难剧“最具反犹太教精神”。安东·普赖辛格是当时剧中基督的扮演者，并于1950年和1960年继续出演该角色。他参加了针对马克斯·彼得·迈耶的“碎玻璃之夜”袭击。马克斯是一位犹太作曲家，已经皈依基督教，为躲避迫害移居奥伯阿默高。

奥伯阿默高在双重意义上是罪恶滔天的第三帝国的共犯。位于奥格斯堡的梅塞施米特公司将其设计部门（“上巴伐利亚研究所”）建在附近群山中的建筑群里，该部门负责研发新型的Me–262和P1101–VI喷气式飞机以及伊兹恩火箭。普鲁士物理学家韦纳·冯·布劳恩（V–2火箭和“美国人号”洲际导弹原型的设计者）以及其他400名科学家于1945年4月初被转移到奥伯阿默高。多拉集中营曾为中央工厂的火箭生产线提供奴工，布劳恩和他的同事搬离那里有他们的苦衷。虽然他们是纳粹空军成员，但也不得不听从党卫军副总指挥、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建造者汉斯·卡姆勒工程师的命令，乘坐“复仇号”特快列车南行400英里来到奥伯阿默高。这有可能是纳粹领导层撤退至“阿尔卑斯山最后阵地”这个半真半假的计划的一部分，又或者卡姆勒希望这些火箭专家能够成为与胜方盟军谈判的筹码。不管怎样，当布劳恩劝说党卫军将火箭专家分散安置（那时候美军P–47雷电战斗机经常对该地区实施轰炸，布劳恩表面上说是为了降低被炸的风险，其实更有可能是怕党卫军把他们全部杀死，以防他们落入盟军之手）时，卡姆勒却不知所踪了。德意志帝国崩溃时一片混乱，很多专家得以逃往奥地利的蒂罗尔。

美国第7军的部队于1945年4月29日到达奥伯阿默高，冯·布劳恩、他的弟弟马格努斯以及他的几位核心合作伙伴（当中最有名的是火箭计划的军事总指挥沃尔特·多恩贝格尔）旋即投降。很快，他们和其他同事一起被提审，而作为“阴天行动”（1946年改称“回形针行动”）的一部分，当中118名最高级别的技术人员被美军吸收。此外，美军还收获了V–2火箭部件和一批埋藏在哈尔茨山一个矿井里的文件。虽然人们很快就知道冯·布劳恩过去既是纳粹党员又是党卫军成员，但这并不影响他随后成为美国中程核导弹的核心研发人员，后来他还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空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像本斯海姆一样，奥伯阿默高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一片混乱，消灭纳粹行动的执行更是雪上加霜。美军从市长雷蒙德·朗和先后在1930年和1934年执导耶稣受难剧的乔治·朗身上入手，逮捕了当地的纳粹头领。犹太教拉比菲利普·伯恩施泰因战后作为军政府顾问回到巴伐利亚，他向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反映说：“如果美军明天撤走，第二天就会发生种族大屠杀。”1946年的一次调查表明，59%的巴伐利亚人被划为“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或者“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经济、社会状况不断恶化，全面清除当地精英人物的行动难以开展。奥伯阿默高的强奸和侵犯财产案件频发，无家可归者和野孩子的不当行为难以控制，食品长期短缺，很多人营养不良，疾病横行。美国人感到有些吃惊：本该很虔诚的奥伯阿默高人居然在起劲儿地从事黑市交易，动不动就用当地有名的木雕制品和他们交换杜松子酒和香烟。最后，两位朗先生和其他被削职查办的人用一文不值的德国马克缴纳一笔罚款后迅速官复原职，消灭纳粹行动就此收场。当地人想在1946年恢复耶稣受难剧的演出，但后来放弃了，因为主要演员仍然被收押。1947年，美国官员给村子拨了一笔350 000美元的经费，支持他们上演新剧。第二年，雷蒙德·朗在前纳粹分子和被驱逐出境的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强力支持下当选市长。到了1949年，一切又回到老样子。乔治·朗宣称：“我们问心无愧。”当该剧委员会公布演员名单时，有人问了一句：“是纳粹赢了吗？”虽然这部经过改编的剧得到了西方势力的大力支持，而且为美军士兵和出席首演的美英高级专员预留的座位达到3万多个，但旧观念很快就冒头了。据说有人看见女演员安妮·鲁茨和一个美国兵跳舞，后来她的角色就从圣母玛利亚降格为抹大拉的玛利亚。

出主意在这个不大靠谱的地方办所军事院校的不是别人，正是弗里茨·克雷默。欧洲战区情报学校，即后来的欧洲司令部情报学校，旨在“对未经充分训练以应对占领区问题的情报人员进行培训”。这意味着首先要教他们德语、德国历史和德国文化。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刚刚打完一场世界大战的人来说，要求他们遵守课堂纪律太难了。士兵们在课上吸烟，把脚翘到课桌上。他们热衷于在当地寻花问柳，很多人染上了性病。克雷默求助于德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和政治家、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女性玛丽–伊丽莎白·吕德斯，请她为学校订立一套普鲁士式的纪律。她还帮助克雷默对他毫无经验的教师队伍进行了培训，这些教师当中就有克雷默非常赏识的亨利·基辛格。

在基辛格看来，这份工作实在是太吸引人了。3 640美元的年薪（加上25%的“国外补差”910美元，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还有加班费）是当时美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多：1945年美国人均年收入只有1 811美元。他要教两门课：“德国历史与思想”和“情报调查”。“情报调查”课主要以他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做反谍报部队特工的经历为基础，尽管用克雷默的话说，重点是“情报工作中常常被忽略的心理因素”，“情报调查”课的主体内容还是基辛格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做反谍报部队特工的实践经验。一份“德国思想”讲座的课堂笔记留存了下来，非常详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基辛格教授“德国历史与思想”时是多么踌躇满志。一开始讲“认识德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心理差异的重要性”，接着讲了德国人的4个特点（“自私”“缺乏自信”“顺从”以及“没有分寸感”），然后介绍“普鲁士主义”（10分钟）、“民族主义”（10分钟）和“军国主义”（8分钟），最后提出两条建议：“兴办免费学校实行再教育”和“改革教育体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年轻教师还讲到这个普鲁士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倾向”、它的“哲学基础”（路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显然是在克雷默帮助下总结出的它“依据外在成功而不是内在美德”的自我评价。对这些观点，哪怕是同时代更有经验的历史学家也无法辩驳。A.J.P.泰勒写的那本著名的《德国历史进程》或许也给了他启发。基辛格的书教得太好了，校方很快便要求他增设一门“关于东欧的课，介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及土耳其的背景知识和当前发展情况”。

新开的这门课暗示了政策的新动向。该校一名助理简·布里斯特认为，它反映了最高层的一个决策：“停止消灭纳粹行动，进入反苏阶段”。因此，基辛格发挥了双重作用：“除了教反谍报和谍报人员消灭纳粹，还要向他们灌输苏联威胁论”。基辛格对这项新任务似乎很感兴趣。凯南、丘吉尔和奥威尔一致认为“对苏联的一场冷战已经开始”，其他人不一定相信，但基辛格却深信不疑。他曾经替学校指挥官写过一篇很出色的报告，强烈批评奥伯阿默高的内部治安状况，警告说，“那里对美国的原则和指令置若罔闻”。

这体现在（德国雇员说的）一些刻薄话或者反占领言论中，表明政令的实施和文职人员的管理将会更加困难……防止远程渗透的唯一办法是继续盯紧关键的雇员……监视要更加深入，尽可能多地了解附近城镇的情况，尤其是奥伯阿默高。比方说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他们当中谁对这个岗位上的雇员特别友好甚至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甚至那些基本上不露声色的工作人员也可能会偶尔向外部势力通风报信。

基辛格防止共产主义者进行颠覆活动的提议是严厉的。他认为应该“对文职人员实行长期监视”，手段包括使用“线人”、“检查”信件和电话通话。对该地区的“临时工作人员”也应该“时刻盯紧”，特别是“共产党员”。他写道：“一般来说，这个岗位不应该聘用共产主义者。必须密切留意那些对共产主义者持友好态度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威吓那些虚弱、懦弱和冷漠的人”，从而“将安全漏洞限制在一小撮比较容易监控的狂热分子身上”。

像在本斯海姆一样，基辛格在奥伯阿默高并不局限于办公室工作，有时还被派往柏林、巴德瑙海姆、巴登–巴登（位于法占区）和威斯巴登等地讲课。基辛格到各地讲课之后，他和同事们“熟悉了当地反谍报部队办事处面临的问题”。在从巴登–巴登返回途中，他们发现了“共产主义者要对美国有关部门发动一次大突袭”的迹象，包括共产主义者在本斯海姆召开了一次“群众性集会”。在会上，他们把军政府成员“称为白痴”，很多反谍报部队线人“被点名，并被要求强调他们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同样，1946年10月，基辛格从威斯巴登返回奥伯阿默高，途中在达姆施塔特稍作停留，想在那里了解更多“当前苏联人的渗透方法及美国的应对措施”。他写了一份报告，清楚地阐明了反纳粹行动为什么那么快就让位于搜寻“床底下的赤色分子”。

直到1946年6月，反谍报部队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对平民实行安保控制，而目前潜在的最大危险似乎是以苏联为首的集团，尤其是共产党人，企图否定我们的政策并公然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企图控制重要职位并担当管理者，诋毁美国的政策，执行法律时故意歪曲，以显示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无能。一个案例就是明证：他们利用了为摆脱纳粹主义而设立的特别法庭。在我到过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控制了特别法庭……另一种方法是把共产党人渗透到重要职位，尤其是德国警界，以此掩盖间谍活动。我们在三号区发现了一张间谍网，他们利用德国警界这条渠道向苏联人提供情报。

正如基辛格所言，反谍报部队面临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原来的问题是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强硬手段解决，对嫌犯进行突然搜查、逮捕和审讯是主要的武器，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显得更机巧，要对颠覆组织进行观察，分析他们的行动模式，从国外势力的需要去推想某些看似没有意义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奥伯阿默高的情报学校要更多地关注“德国国内影响外国势力政治策略的各种力量”，要留意“他们情报活动的趋势”，还要查清“颠覆组织的背景、历史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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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伯阿默高情报学校不仅让基辛格发现共产党颠覆的幽灵，还让他初步体会到一种学术氛围，而未来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将在这种氛围中度过。克雷默慧眼识珠，欧洲战区情报学校的教员中还有另外三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后来成为基辛格一辈子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分别是：海尔姆特·“哈尔”·索南菲尔德（也是一名德裔犹太难民，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主要的苏联专家）、乔治·施普林格（一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一位天才数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生于但泽，父母是俄国犹太人，后来成为研究日本经济的专家）。虽然他们早年历尽坎坷，但后来都在经济领域和公共生活中成就了非凡的事业。

然而在1946年，他们还很年轻，刚刚摆脱军旅生活的那种管束。他们在奥伯阿默高的社交生活主要在位于康尼格–路德维希大街的富瑞德和旅馆进行。这家旅馆曾是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20世纪20年代和家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战后仍然由施密德一家经营。克雷默和妻儿就住在旅馆里，基辛格则在位于帕森斯维斯路1号的施密德家租了一个房间。1946年出了一件事，让基辛格和他的朋友们知道了寻欢作乐要适可而止。基辛格、乔治·施普林格、施普林格的妻子玛乔丽，还有一个叫莉奥妮·哈伯特的德国文职教员因酒后飙车而被捕。他们跟宪兵发生争执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基辛格对警察的举动反应激烈，他对逮捕他们的人说：“请不要用这样的手段，你会惹上意想不到的麻烦。”尽管后来醉驾的指控被撤销，但当时值班的警官认为这是威胁，趁机把他锁在一间小地下室里关了一个小时。第二件事是，和基辛格一起被捕的莉奥妮·哈伯特实际上是基辛格的女朋友。同年10月，基辛格去了趟巴黎，还带了条狗，那是条两个月大的黄白杂色小猎犬。他回美国时是哈伯特安排把狗空运回去的。此前曾有人说基辛格在奥伯阿默高时有个德国女友，甚至还说他为那个女孩和别人打过一架。打架是假的，有女朋友倒是真的。

基辛格和哈伯特的关系显然不是那么认真的。相反，J.D.塞林格就娶了他的德国女友，还把她带回了家，只是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但基辛格回美国后还是和哈伯特保持了多年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哈伯特去世。还有一点很要紧，基辛格的父母不喜欢儿子和一个德裔非犹太人谈恋爱，他们更希望基辛格娶个犹太女孩，最好还是东正教教徒。基辛格坚决不接受。1947年2月他告诉父母：“我不知道我回家后会有什么想法，但我肯定不想结婚或者订婚，绝不。”当他妈妈告诫他不要“草率地做决定”时，他变得不耐烦起来，说：“我不可能那样做。别忘记我已经不是19岁了……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自己做主了。”

婚姻问题对任何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的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基辛格对待婚姻的态度揭示了他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参军带来的：他丢掉了宗教信仰。后来他回忆说：“在军队里没有什么机会履行东正教教义……犹太民族经历了千年的苦难，如果你对这个民族没有强烈的认同感，如果你对犹太教没有责任感，你就不可能成为这个社群的一员。但这也不等于完全不能履行任何犹太教教义。”他父母后来知道了这一点，显然非常生气，基辛格不得不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解，其措辞之坦率令人吃惊。

对我来说，事情不是只有对错之分，中间还有大片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在于选择对错。只有那些最铁石心肠的人才会选择他们明知是错的……真正的两难选择在于灵魂的困惑，是它引起了我们的痛苦，这种痛苦你们这些生活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基辛格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对父母说：“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你们的错，是我出生的这个世界的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所作所为得不到父母的认同，这“把我逼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冷漠、有点儿愤世嫉俗，我用这种态度来使自己免受排斥”。

这番非比寻常的自我辩护深刻地告诉我们，移民和从军经历对基辛格的影响有多大。他像成千上万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轻人那样，回家后发现美国并没有什么变化，而自己却变了很多。1947年4月初，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三年充满希望、干劲十足的生活很快就要成为过去。我很快就要回归正常的生活。未来可能难以把握，但对此我充满信心……我现在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会奋力去追求。”他打算上大学，“因为无论我想做什么，都需要有大学学历”。但是上哪所大学好呢？

我不会在纽约上学，因为我讨厌纽约，但我希望离家近一点儿，周末可以回家。我给东部几所有名的大学递交了申请信，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等有了回音再做决定。

另外，过去的12年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不要对未来做过细的规划。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立足现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也不大可能会有。我会完成大学学业，我会写作，可能将来还会上课……我信心十足……

而且，不必担心重新调整。毕竟不是每个从这场战争中走出来的人都有精神性神经病（psycho-neurotic）。

现在基辛格非常清楚，他从德国寄回的每一封信都会让父母更加坐立不安。信的内容总令人担惊受怕：经常要香烟，对何时回家支支吾吾，计划用光退伍费和一个朋友之妻到巴黎、伦敦、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游玩两周。（“别大惊小怪，这事儿她丈夫知道，我和她纯属朋友关系。”）他对老朋友不感兴趣。（“我发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其他方面，约翰·萨克斯都还是老样子……我不认为回家后那些所谓的朋友对我还有什么吸引力。”）他对钱满不在乎。（“今时今日钱算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有生之年尽情享乐，人生又有什么意义？人不能一辈子都劳劳碌碌。”）对那些不够“聪明”或者不够“出名”的大学，他一概不考虑。（有了这个想法，他便不会再回纽约市立大学了。）信写得一封比一封让人生气。

最后，1947年6月，他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像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一样，他知道这次回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给父母写信说：

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不会辜负你们的厚望。最近几年的经历在我身上留下了烙印。在某些方面，我已经变得相当固执，或许可以说是任性。未来我们会有很多需要相互适应的地方。请别忘记被你们称为“正常家庭生活”的概念在这几年里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我们已经学会过一天是一天。我知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么踌躇满志，要么萎靡不振。你们很有可能会认为我太过孤僻。我一直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未必会自然而然地与别人交流。世俗中的某些关系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我已经开始根据德行来评判一个人。我长期在一个相互合作的团队里生活，不知道充满竞争的平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了很多大事，也做了很多大事。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都是我面临的问题。我只能向你们保证我做什么都会抱着好的意图，只希望你们对我要有耐心。

从欧洲寄回的最后一封信就此结束。应该说外面天色阴沉，山顶上乌云低垂。两年前的这个时节伯格施特拉塞尔鲜花盛开，我们那时都还年轻，这场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们每天都在回忆往事的点点滴滴，幻想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自己推动了世界前进，把青春献给了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今天，战争真的结束了，1947年回家真让人扫兴。

即将回家的勇士收获良多。但有一个道理他还没学会：不会转弯的坦率往往不是避免冲突的好办法，至少对父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