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奇爱博士？

基辛格先生认为：（1）我们必须像准备面对有限侵略一样面准备对全面进攻；（2）对全面进攻必须还之以全面反攻；（3）有限侵略必须用有限战争来还击。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应使用最恰当的武器。最恰当的武器通常就是核武器。

——爱德华·特勒，1957年

当然，基辛格从国家角度考虑政策规划和战略问题是对的，这大致类似于19世纪的国家斗争。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世界上还有一些深刻问题，有朝一日会对上面考虑的这些斗争形成侧翼包抄之势。这种现象今天不会出现，只要苏联保持强大，一直不变，这种现象也不会轻易出现。但是我认为将来我们文化中的跨国家共同体将开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发挥显著作用，甚至会影响各国行使权力。

——J.罗伯特·奥本海默，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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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基辛格拿到了19世纪初历史研究的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乏善可陈。他满以为可以拿到哈佛的初级教职，但事与愿违。他得到芝加哥大学的教职邀请函却不想去。宾夕法尼亚大学“钱给得多但名气不大”。他只好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微薄资助勉强度日，把博士论文的一些章节整理出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但论文发表后几乎没什么影响。然而，三年之后，基辛格却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核战略专家、畅销书作家、电视谈话节目的明星嘉宾、华盛顿的话题人物，以及莫斯科谴责的对象。到1964年，别人谈起他时，都说他是一些电影邪恶人物的原型，比如联邦德国尼·吕美特导演的《核子战争》中沃尔特·马修饰演的冷血政治学家格罗特斯勒教授、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奇爱博士》中彼得·塞勒斯扮演的疯狂到底的核战略家奇爱博士（有点儿牵强）[1]。怎么会这样呢？话还得从《奇爱博士》开机10年前哈佛校园的一次邂逅说起。

虽然远非政治上的同道，小阿瑟·施莱辛格和基辛格两人却是朋友。基辛格每年都会参加施莱辛格夫妇和他们的邻居加尔布雷思夫妇举办的毕业鸡尾酒会，酒会上唯一的饮料是鸡尾酒[2]，香烟放在碗里随便拿。玛丽安·施莱辛格后来回忆，作为回礼，她和丈夫经常应邀到基辛格家用膳，“风度翩翩的教授先生”及其夫人用“丰盛的美食、丰富的思想”款待他们……“什么都是白的。菜是白的，连饭也是白的”。除了弗里茨·克雷默，施莱辛格是基辛格最乐意倾诉其最重要（即便不是最隐秘）思想的对象。施莱辛格很乐意将这位聪明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的自由派政要，有埃莉诺·罗斯福、阿德莱·史蒂文森，还有肯尼迪兄弟。在那次哈佛校园不期而遇的简短交谈之后，基辛格（下面是他的原话）“被小阿瑟·施莱辛格拖入一场三角讨论，有他，有奥尔索普兄弟（哥哥约瑟夫和弟弟斯图尔特）[3]，还有保罗·尼采”，尼采是NSC–68号文件的起草者。起因是前空军部部长托马斯·芬勒特给施莱辛格写了一封信，恰好施莱辛格兜里揣着这封信，一时兴起，便建议基辛格看看。基辛格不同意芬勒特为政府靠大规模报复战略威胁敌方所做的辩护，匆匆写就 《美国政策僵局与预防性战争》 一文，从此开启他在新兴领域“战略研究”的政治生涯[4]。

文章的出发点是，艾森豪威尔任职一年半以来，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见成效。

东南亚的失败（指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以4个月前奠边府战役的失利而告终）、美国西方联盟犹豫不决、日本怨声载道、武器平衡出现变化，这些现象表明美国面临着一场严重危机，而华盛顿政府的正式声明却对此一口否定。近15个月以来，苏联成功地发动了和平攻势，从全球局势来看，美国似乎日益成为和平的障碍；苏联的核武器研发取得了长足进展，因此至少可以说欧洲中立迫在眉睫；苏联在世界各地掌握了外交主动权，而美国时而夸夸其谈，时而态度软弱，总之相对而言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它已成为“美国声誉的一种抵押”，而有争议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只会让美国更加“脆弱不堪”。基辛格认为出现这一连串的失利有三点原因。首先，美国“一心盯住苏联威胁，策略正确”，但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其他国家也需要和平，它们“不愿……相信有不可弥合的分裂”。谈到心理战，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发动了“和平攻势”，美国一时慌了手脚。其次，美国决策者很看重与其他国家的联盟，这种心理很幼稚。在此不妨引用一句名言：“如果结盟之后就以为统一是自身的目的，那么结盟就弄巧成拙了。因为如果结盟等同于成员国的共识，那么其政策就会受到最薄弱部分的影响。”美国是霸权国，必须领导其盟国。

这些观点基辛格以前就发表过，施莱辛格当然不陌生。但是第三点原因基辛格以前没讲过。它谈的是实际战争，而不是心理战：“如果遭遇可能出现的中立，我们可以把战争视为……上策，在我们处境不利、毫无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将预防性战争作为一种手段，强迫对方一决高下。但是战争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不能因一时恼怒，说打就打。”问题是政府口中的“新面貌”防御政策无法确定“这是一种发动冷战的策略还是赢得实战的手段”。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误解。如果是后者呢？基辛格没有明说，但读者能领会。他给一位读者写信说：“我实际上是说可能出现局部战争。”这么说是种双重挑衅。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朝鲜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了局部战争的危险。用全面战争，即核战争的威胁阻止苏联侵略不仅更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基辛格似乎想说美国可以从两种策略中占大便宜：进行一种既是局部战争也是核战争的战争。

施莱辛格是自由派乐观主义者，更愿意相信莫斯科会采取新的更“灵活的”行动。尽管如此，他看了基辛格的文稿后还是极为兴奋，称之为“在我读过的所有讨论外交僵局的文章中最有意思、最有用的文章”，并主动发给一些名人传阅，例如阿德莱·史蒂文森（他两年前参加总统竞选时败给艾森豪威尔）和托马斯·芬勒特[5]（正是他写给施莱辛格的信促使基辛格写这篇文章的）。基辛格的老朋友、作战研究办的乔治·彼得也发表了看法，但他比较保守和悲观。

这篇文章的问题在于没有为任何人说好话。所有人都想要艾奇逊或杜勒斯这两个热门人物垮掉（比如出于党派的原因）。他们都是贤才，搁在20世纪任何时候看起来都会很优秀，而你说得对，他们（在核武器问题上）都没有抓住要点。你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因为它的理性主义–法治主义–理想主义外交的虚伪立场不会吸引任何党派人士。因此，要是有谁喜欢你这篇文章，这个人就值得我们了解。

但是对基辛格影响最大的是芬勒特的反应，因为芬勒特明确质疑基辛格分析中的军事因素，即基辛格为“全面战争”威胁是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最佳办法这一思想辩护。基辛格回复时冷不丁提到经济作用。他说：“说老实话，从军事角度考虑，说钢产量不到500万吨的国家（即苏联）具有无限潜力是根本讲不通的。”然而，撇开苏联的真正实力不说，基辛格仍然怀疑芬勒特的推理方式：“愿意打一场全面战争本身不足以制止侵略，因为只有苏联集团了解美国的决心有多大，它才有可能采取某种试探性行为，而这种行为可能导致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全面战争，之所以可以避免，是因为如果苏联人能完全理解我们的意图，就有可能不采取试探性行为。”基辛格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信任。

假定关键地区已经确定，并且美国会坚定地保护这些地区，那情况会怎样？有两种可能似乎难以避免：要么苏联集团相信我们，这样它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即所有没被美国确定为重要地区的土地多数可能会在局部抵抗中被吞并；要么苏联集团认为我们的声明是虚张声势，鉴于我们喊了两年的“大规模报复”计划并未落实，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我们将又回到奠边府战役。

基辛格不是军事专家，他研究的是外交史。他也不是首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但是，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慑原则的批评受到军方要员的欢迎。据理查德·G.史迪威将军说，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每一个有幸细读过这篇文章的教职员都深受启发”。时任美国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副司令的空军将军詹姆斯·麦考马克也有同感。基辛格得到这种正面鼓励后，也开始思索自己是否无意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洞见：动用核武器进行有限战争是全面战争威胁以外的又一个可行办法。当时种种裁军计划甚嚣尘上[6]，基辛格不以为然，他对施莱辛格说，这些计划是错误的：

由于苏联人无法将各种战争分清，便认为局部战争和战略性地使用核武器必然会导致全面核战争。我看这是把逻辑推理和战略现实混为一谈。苏联人要把战争概念弄清楚会有很大压力。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知道摧毁莫斯科和原子弹在战场上爆炸有什么区别。

基辛格谈到这个新话题更带劲了，他认为“当前的核武器（战略核武器）的破坏性”非常大，以致只有“官僚机构的惰性”才能使它们用于战争。

我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要用处也就是允许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打局部战争，不妨这么说吧，核武器的破坏性很大，它们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不让对方使用核武器。因此，有常规武器系统的一方就能保留这种终极武器威慑对方，不让对方发动全面战争。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可以战略性地利用核武器的武器系统，让我们能打局部战争，并且把这种系统融入外交政策，表明我们只对局部改造有兴趣，对无条件投降没有兴趣，那么战略空军司令部便有机会制止苏联挑起大战。

这就是后来让基辛格声名显赫的立场鲜明的“反直觉”观点的精髓。

1955年4月，基辛格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新兴战略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军事政策和“灰色地带”的防御》。《外交事务》创刊于1922年，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兼具新闻与学术价值，雅俗共赏。基辛格很快就掌握了期刊的独特风格。本来是一个匆匆写给施莱辛格看的备忘录，现在却发展成一篇批评美国战略思想的大胆而入时的文章，当然这仅仅是两年后将出版的一部杰作中的第一部分内容。

基辛格开篇口吻冷静：“要不了几年苏联就有能力用核武器对美国施以重击，美国的战略思想却不为所动。”除了想到某种防御性的首次打击（“这个计划与美国意识和美国外交政策不能超越的宪法限制完全背道而驰”），艾森豪威尔政府能拿出的可行办法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的“大规模报复”的灰色威胁，即“主要靠发展战略空军，不断增强美国核军火库”。这就是所谓的“新面貌”战略背后的理论支撑。然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希望不要陷入芬勒特（在《权力与政策》一书中）所说的“灰色地带”的消耗战（“灰色地带”是指欧亚大陆外围非北约成员国领土）。

基辛格的回答分5个部分。第一，苏联核能力的快速增长令美国发动全面战争的潜在成本急剧增加。第二，像朝鲜战争那种有限战争，虽然打得很不痛快，但“与全面核冲突相比要更好”，“是美国未来战略的理想模式”。除非苏联核能力增强到能直接打击美国本土，不然美国冒险卷入全面核冲突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第三，苏联对全面战争也毫无兴趣，它可以靠“逐渐侵蚀外围地区来达到最终目标，即中立美国，这样危险性也小多了，这种办法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针对美国的均势，根本不会对我们提出任何明确挑战”。

如果因为存在有限战争可能变成全面战争的危险，我们就不愿意乘苏联核能力较弱时在印度支那作战，而我们更不会为了缅甸、伊朗甚至南斯拉夫冒险进行核轰炸。

第四，完全靠大规模报复来威胁苏联势必会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因为，“要么我们的盟国会觉得它们的军事行动没有必要；要么它们会坚信，为了寻求和平、避免战争，几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第五，还存在一种荒谬的危险，即威慑之物起不到威慑作用。

如果对方深信……我们威胁他们会立即报复不过是虚张声势……那么随着自己核能力的增长，敌方会决定去兼并那些“灰色地带”，到一定时候再让出这些地盘，或者冒险摧毁美国城市。由于到那时，中苏领导人很可能错误估计我们的反应，所以即便其本来目的是防止战争，但美国目前的军事政策可能最终会引发全面战争。

于是，在基辛格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虽不大可能遭遇末日大战，但很可能变成孤家寡人。在此，他乘机给《外交事务》的读者介绍他钟爱的历史类比，不过措辞有所更新。

与欧亚大陆相比，美国是一个岛国，资源不足，目前仅仅是人力资源比较欠缺，以后还会在工业产能上出现欠缺。因此，我们面临“岛”国过去所面临的问题，就像迦太基之于意大利，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要想生存，必须防止对面的陆地落入单一国家之手，尤其是公然敌对的国家之手。如果某个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了欧亚大陆，并得到充足的时间开发其资源，那么我们就会遭受极大的威胁。最后我们只好发起与现在的“美国生活方式”不一致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如果苏联在“灰色地带”的扩张极其猖獗，我们的盟友完全无心抵抗，那么，与美国对垒的将是世界3/4的人口以及将近3/4的资源，我们人民的生存因此将危机四伏。

如此说来有何办法？答案分两方面。其一，美国应做好准备再打一场朝鲜战争那样的有限战争，而且必须打赢。毕竟朝鲜是可以拿下来的：“要是我们再投入4个师的兵力，即便我们给停战协议规定一个时限，我们也能在朝鲜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再者，朝鲜“的位置对中国有利”，东南亚则不然。基辛格推断：“在印度支那，如果美国要打全面战争，仍然可以至少保住老挝和柬埔寨。”关键问题在于要有“足够稳定的本地政府，这样苏联的侵略就只能是公开的，还要有能打阻滞战的本地军事力量”。如果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美国只需维持一个“能恢复平衡的战略储备（比如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或巴基斯坦）和一个能将美国技术优势转化为当地优势的武器体系”。打这种局部战争，明显的好处在于能给苏联集团施加压力。在冷战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已经有美国战略家希望中苏两国传统的对抗能让中苏关系自行破裂；基辛格未卜先知，行文中插了几句，认为这种破裂“不会自行发生”。

团结起来将能得到很多好处，现在仍可以赢得很多的战利品，克里姆林宫对于铁托仍然记忆犹新，我们不能指望苏联犯错误。苏联和其卫星国的分裂，尤其是和中国的分裂，只能通过外部压力来实现，只有通过制造偶然事件才可能让其意见分歧公开化。

朝鲜战争的另一个教训是：“要是在1951年的朝鲜战争中我们打败中国军队，那么苏联就会进退两难，不知要不要孤注一掷增强中国的实力。要是我们打了胜仗，给北京提供一项安抚性政治建议，那么北京可能会考虑，与盲目地追随苏联相比，美国的善意是否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而且，“如果中国在跟美国的首次军事接触中遭到决定性逆转，那么中印问题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紧张局势”。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个教训是不要被盟国束缚了思想：“打局部战争，我们不需要它们，如果它们没有直接利益，则不应坚持要它们支持。”

这种观点大胆、新颖；别的不说，它说明基辛格在其政治生涯中很早就开始思考中苏关系可能破裂的问题，也在思考该如何处理法国统治结束后的印度支那。但是，基辛格说的第二点才是人们以为会引起轰动的。在核灾难和投降之外提倡第三种中间办法是值得注意的。“提高我们打局部战争的能力”这种建议本身不会特别具有争议性；巴斯尔·利德尔·哈特爵士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这种观点，根据是“用原子能打无限战争……双方将会同归于尽”。罗伯特·奥斯古德当时已经在埋首写一本名为“有限战争”的书。但是基辛格的观点是我们所讨论的能力应该包括“战术核武器”。这个玩意儿可厉害多了。诚然，可用小型核弹对付纯军事目标（即不是大城市圈）的想法以前也有人公开谈论过。伯纳德·布罗迪就此曾发表过两篇文章（但说得比较含混）。下面我们会看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也就此进行过讨论，不过总统一直持拒绝的态度。因此，哈佛毕业、学外交史的学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主张使用战术核武器，不免令人感到惊讶。

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基辛格一个月后在美国自由思想阵地《新共和》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外交的局限性》一文展望了1955年7月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国峰会，作者的心里很矛盾[7]。基辛格潜心研究外交史多年，谈到峰会可能取得的成果时很直率，也很不以为然，“国际会议关起门来缓和甚至消除矛盾的画面”也许“很诱人”。1955年的世界外交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是“两国世界……固有的死板”（即便英法两国领导也会出席），二是一个革命国家的代表就坐在会议桌对面，质疑国际体系的现有框架。“我们不应抱有一丝幻想，以为与中苏的谈判会直接彻底改善现有局势。”基辛格最后说道。因为拒绝会议提议可能会“推迟我们实现达成互助协议的近期目标”，而完全拒绝谈判会最终“瓦解我们的联盟体系”，因此最可能的结果是它们就如何影响我们的盟国和亚洲未表态国家澄清一些问题。这种认为与苏联和谈比日本歌舞伎表演好不了多少的观点跟他在《外交事务》上的那篇文章的主张截然相反。那篇文章认为，有限核战争是美国决策者必须考虑的一种办法。

基辛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首次亮相一鸣惊人。他对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塞缪尔·亨廷顿承认他“对这种反应有点儿害怕”。

《外交事务》刊登的这篇文章成了空军军事学院、陆军军事学院和美国国防大学的必读文章；约翰·麦克利斯将军把它发给了美联社；副参谋长詹姆斯·加文将军把它作为国防部的指定读物……这篇文章是怎么炮制出来的我太熟悉了，所以我对于怎么在美国成名深感不安。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亨廷顿在内的一些哈佛同事也喜欢这篇文章。更重要的是邦迪也说好。邦迪广受好评的课程“行政学180：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的核心内容就是谴责慕尼黑危机中的绥靖政策；邦迪认为，谨慎使用武力会更有成效。因此基辛格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同时，他也借机帮基辛格走出了工作未定的困境。邦迪到哈佛任职以前曾在外交事务委员会工作，时间并不长。基辛格见到自己的名字上了《外交事务》而信心大增，表示有意到外交事务委员会供职，邦迪给予了大力支持。虽然杂志主编不愿聘他为副手，但还是安排他当人事主管，让他负责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核武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2

基辛格从剑桥来到纽约时，有道难题他百思不得其解。杜鲁门政府的核武器一时独领风骚，美国怎么就没占到什么便宜？从美国在“二战”期间往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到1949年8月苏联首次进行原子弹试验为止，世界上只有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在1953年8月之前美国垄断着氢弹，而直到1955年美国还是唯一能生产百万吨级炸弹的国家。即便苏联的技术赶上了，但数量还落在后面。1947年4月，精明的乔治·凯南就察觉到美苏差异，认为“实打实地投10枚原子弹”就足以彻底摧毁苏联工业。他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目前在世界上具有实力优势。”事实上，这种优势后来并没起到什么作用。这段时期，苏联取得了一系列无可争议的地缘政治胜利：几乎掌控了整个东欧（只有南斯拉夫是个明显的例外）、帮助共产党统一了中国、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在朝鲜跟美国打持久战。华盛顿一点儿也不自信，反倒越来越害怕。早在NSC–68号文件发布时，尼采等人就想象苏联裂变式原子弹的存储量很大，莫斯科可能“不由得要偷偷地迅速出击”。

军备竞赛并非不可避免。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戴维·李林塔尔早就在谋划国际原子能控制计划，但是苏联不接受伯纳德·巴鲁克的计划。1949年7月杜鲁门只好死了这条心。他说：“我们再也不搞国际控制了，搞不了国际控制就必须有最强的原子武器。”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由奥本海默任主席的专家组的支持，并落实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比较悲观，建议美国退出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理由是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徒劳”的。事后看来，可以说，“冷战演变成了一种自我调节的体系……没有人想到它会持续很长时间，它不是由道德和正义产生的，而是由武断的、甚至是人为的将世界分成不同势力范围的行为产生的，其中包括了一些现代战争史上为数不多但非常激烈、非常顽固的对抗”，但是它持续的时间比精心设计的“一战”多出一倍。根据事实我们可以猜测原因何在：两极体系固有的简单化；两个超级大国基本上是分离的；两者都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偏执与谨慎”共存，这是相互威慑的核心；侦察手段（更不用说猖獗的间谍活动）给彼此提供了一点儿透明度；双方拒不接受无条件投降；一系列试图尽量减少冲突的“游戏规则”在不断演变。由于大家都不想进行核武器大决战，因此，历史学家不禁得出结论：“恐怖均势”就是一种互相威慑体系。

然而，当时即便是最明智的人也认为超级大国的对抗极不稳定，因此几乎没人料到最终是一个良性结局。早在“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就不无恐惧地预测，战后世界“共产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但凡打过仗的地方都会遭殃，犯罪不断，一片混乱，人们没有人身自由，生活贫困凄惨”。这位美国总统心里非常清楚全面战争的后果是怎样的。1954年他对韩国总统李承晚说：“我跟你说，一打仗就惨了。原子弹战争将摧毁文明……将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死亡……后果不堪设想。我简直无法想象。”一年半后进行的一次绝密评估令他相信，一场全面战争之后，“约有65%的美国人需要某种医疗救治，大多数人根本没机会得到……那真的就相当于从废墟中重建，从头再来”。

在尼采及其他人的影响下，杜鲁门总统最后采取“以上所有策略”，不仅加强核储备，而且投入大量经费进行常规军队建设，甚至打响了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办法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久的，尤其是这意味着财政必然会过度紧张：国防预算要翻两番。他在日记中写道：“精神力量，乘以经济力量，再乘以军事力量，大致等同于安全。”如果军备竞赛损害了美国生活方式和国家经济健康，那么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还有，苏联知道这个情况，“成心想用军事威胁……将一种无法承受的安全负担强加给美国和自由世界，把它们的经济搞得一团糟”。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亲身经历过全面战争，对于可以跟苏联打有限战争（常规战争、核战争都行）的说法，他深表怀疑，因为任何这类冲突必定会升级。这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一贯强调采用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不仅想制止敌人，劝说“所有对手，任何这类冲突都可能升级，到时候无人会占优势”，而且他也想制止手下那些顾问。表面上看，根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种对抗性风格的表述，新面貌战略其实基本上就是大规模报复威胁外加“边缘政策”。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既微妙又精细。艾森豪威尔战略的七大支柱（由改组过的国家安全理事会[8]多次开会讨论得出，所有的会议几乎都由他主持）包括：必须防止核浩劫；制止方式要灵活；必须要有安全的“二次打击”能力；放弃强制性让苏联帝国“倒退”的美国目标；承认冷战的长期性；加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寻求切合实际的武器控制形式。再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远远超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其包括外交、心理战和秘密行动。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改良的遏制。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竭尽全力应对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和平攻势”。1953年4月16日，他发表了题为“和平机遇”的演讲，发自肺腑地哀叹军备竞赛成本之大。（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成本相当于给30多座城市盖上一所现代砖房学校。）英国想分一杯羹，所以丘吉尔呼吁召开四国会议。艾森豪威尔在演讲中直截了当地指责苏联要对“8年的恐惧和武力”负责，提议“启动政治讨论，目的是在统一的朝鲜半岛举行自由选举”，并“停止对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安全问题的直接与间接攻击”。要想苏联同意这些提议，可能性很小。的确，莫斯科新的领导人愿意让步，比如说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但是，“二战”后的核心问题，即德国问题一直远未得到解决。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是真正热心于德国统一；相反，华盛顿最关注的是将一个重新武装的联邦德国纳入北约和新的欧洲防务共同体。

实际上，华盛顿的态度一点儿也不温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和平机遇”演讲两天后，国务卿杜勒斯对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语气远不像总统那么温和。总统成立了三个任务小组来评估他的战略选择，最温和的构想基本上是维持现状，其他设想是建立防御外围以包围苏联集团或者（这是最极端的想法）逼苏联倒退，减少其领土面积。尽管仍可动用美国其他部队和盟国部队在关键地区反击苏联的侵略，但“日光浴室工程”的最终报告，即后来的NSC–162/2号文件，还是明文规定将“运用进攻性战略打击力量施行大规模报复性破坏的能力”作为艾森豪威尔战略的基石。前面说过，关键问题是这些其他部队是否会使用核弹。美国政府高层以外无一人知晓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完全排除使用核弹的可能性。其实，这届政府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在西欧秘密部署战术核武器。1953年10月7日召开的一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NSC–162/2号文件定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在战争状态下，美国将不仅考虑使用常规武器，而且会考虑使用核武器。”6天后，总统本人确认了这句话的意思。他回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雷德福上将提问时说，如果中国“再次进入朝鲜，我们应该使用原子弹”。（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为这也包括中国境内的目标。）同年12月，艾森豪威尔亲自劝说安东尼·艾登：

美国公众不再特殊看待原子弹和其他核武器……它们也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差异……他们何须局限于烈性炸药？要攻打中国基地需要成千上万的飞机投放炸药，如果用原子弹则既便宜又省事。小型原子武器的使用及原子炮的使用会使这种区别不复存在。

1954年副总统尼克松也发表过类似观点：他甚至准备动用核武器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1955年年初，艾森豪威尔声明：“在使用核武器能迅速、主动地结束侵略，并且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有益于美国的安全的情况下，美国不排除在局部地区使用核武器。”他继续坚持任何有限战争都有可能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观点。（“如果靠武力来仲裁人类问题，你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如果你越陷越深，那就没有限制，只能靠武力自身的局限性。”）然而，他又反复对美国军队表示：“我们的规划应该根据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来进行，在美国可能卷入的任何小型战争中，我们都可以对军事目标使用战术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到的难题令历史学家至今还不得其解的原因在于其公开说明经常与私下考虑不一致。在艾森豪威尔向艾登兜售其用原子弹打击中国的观点的当月，他对联合国大会以及世界[9]宣称，美国和其他拥核国家应当“从现在开始，以后也要继续，用自己的普通铀和裂变材料储备共同”为联合国支持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做贡献”。这篇名为“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演讲似乎也并不自相矛盾。美国兑现了总统承诺，用裂变材料在国外建设核反应堆。但是，总统演讲的时候，适逢美国施行三年防御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增加了战略空军司令部预算，而且还要投资多种防御系统，包括旨在探测、拦截苏联核打击的北极雷达预警网络和能在7 000英尺的高空飞行的洛克希德U–2侦察机。一个月后，杜勒斯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发表演讲，赤裸裸地阐述了大规模报复原则，连尼采也感到惊诧不已。苏联反驳《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演讲，呼吁“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美国政府猝不及防，慌了阵脚。杜勒斯刚刚相信禁止核试验对美国好处多多，艾森豪威尔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真正的问题在于到1955年，战略不仅是复杂官僚机构的产物，也是学术领域超负荷的产物。核武器一度是研制核武器的物理学家的领地。这些人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技术潜力委员会的影响无处不在，该委员会主席是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首位科学特别助理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里安。但是科学家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作为麦卡锡的反共政治迫害目标之一的奥本海默因有人指控他是“苏联特务”，而被没收了高级政府通行证。还有一个极端案例：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认为所有提倡减少武器、禁止核试验的人都头脑不清楚、胆小怕事。与此同时，陆海空三军也有不同观点；这不足为奇，陆军和海军不喜欢大量资源都落入空军的口袋，尤其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实际上就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事。对哈罗德·史塔生等职业政治家来说，这个领域越来越凶险难测：他作为总统的特别裁军助理（“和平部长”），对国务卿杜勒斯来说显然是一个明显的挑战。很难有人公开反对裁军，但对于如何阻止军备竞赛，专家们并未达成共识。到1955年春，总统正不安地准备日内瓦峰会，裁军问题一时陷入僵局。在联合国，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听起来越来越有道理。美国的反应能否兼有科学上的可能性、军事上的灵活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呢？职业专家组成的第四组人马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意见加入决策过程。要是科学家、军人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治家看法一致，那么战略研究这门独立学科必然会推迟诞生。

3

哈佛的人很难追踪华盛顿的核战略论战。当然公开发表的演讲可以被读到，但是公众以及哈佛的教授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讨论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泄密和“信息自由”时代还要过10年才能到来。基辛格能做到的最多就是邀请这些事务中的主角来给他和艾略特组织的国际研讨会演讲。1955年7月，副总统尼克松谢绝给研讨会做首场演讲，尼克松和基辛格多次错失了相见的机会，这是第一次，好在史塔生来了。基辛格认为他的演讲“大获成功，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大陆酒店的空调不好”。邦迪认为史塔生是“一个很令人费解又很有意思的人”。哈佛的人怎么可能知道白宫的机密呢？

是邦迪让基辛格有机会休息。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份工作不仅将他从哈佛解救出来，而且还让他投身到一个迄今为止他仅仅在报纸上读到的世界。外交关系协会在1918年刚成立的时候还是一个商人俱乐部，1921年改组，成员都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战后规划“调查组”的前成员。外交关系协会这个美国机构基本上就相当于设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该协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为美国的新国际秩序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成员清一色是男性，通常都是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在不用直接到华盛顿或国外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10]，他们就在派克大街和68街交界的格调颇高的俱乐部优哉游哉地消磨时光。尽管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无所不能，但外交关系协会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险恶。

1955年5月5日参会的核武器研究小组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局内人”，在管理和军事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第一手经验。主席是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戈登·迪恩。保罗·尼采原来是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现在常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他与人创办这所学院是为了等待下一位民主党总统入主白宫。弗兰克·佩斯曾任杜鲁门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部长，而弗兰克·C.纳什曾在杜鲁门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此外还有三位军政要人。詹姆斯·加文将军曾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指挥第82空军师。他是陆军研发部主任，率先提出空运士兵以及装甲大炮的想法，（下文将谈到）他成功地向基辛格兜售了这一观念[11]。“二战”中理查德·C.林赛将军曾任陆军空军总部联合参谋部部长，后来担任南欧地区的北约空军司令。威廉·金特纳上校已出版了一部心理战专著，而在1953年他出版了《陆地战中的原子武器》。最后，研究小组的学者有生物学家、哈斯金斯实验室创始人卡里尔·哈斯金斯和研究辐射心理影响的权威希尔兹·沃伦。卡罗尔·L.威尔逊虽不是科学家，却是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总经理。在国际关系方面，有耶鲁大学史特林国际关系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和后来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创院院长唐·K.普赖斯[12]。

到底基辛格要做什么？外交关系协会执行主管乔治·富兰克林向奥本海默简单了解了这名新职员的情况后跟他说，基辛格的工作是“花15个月的时间思考研究小组提出的一些问题”，然后“写本书，我希望这本书既有趣又重要”。他和同事非常清楚他们找的是个外行。富兰克林承认：“基辛格先生在这个领域的经验不是很丰富，我们本可以找个经验丰富的人。但是我相信跟他见上一面你就会感觉他的能力和客观性完全可以弥补经验的不足。”基辛格本人也很快承认自己缺乏专业知识。他对奥本海默坦言：“有的人找到工作后说自己面对这份工作很谦逊，我一般不相信这种话。尽管如此，我得知这个题目很大时，真有点儿被吓倒了。”邦迪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宽慰道：“这个题目常常会提醒研究者他是个凡夫俗子，它的高度叫人肃然起敬。所以在这个领域你可以大有作为，不会以为什么事都研究过了。有了这种内在的谦虚诱因，你才会充分相信所有的任务。”然而，基辛格第一次跟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接触后是否感到那些人特别谦虚，还要打一个问号。名人云集远远抵不上部分之和的情况实属罕见。

研究小组已经是第六次开会了。基辛格根据读过的会议记录和与参加者的谈话，斗胆做了一个关于迄今“会议趋势”的开场小结。他提出三个观点和一个问题。首先，美国军队已日渐依赖核武器。其次，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已逐渐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来，很难分清什么是战术使用，什么是战略使用，二来，一个即将战败的国家若不完全释放其破坏能力是不会甘愿失败的。再次，存在“一个非常重大的危险，即苏联对美国核潜能的畏惧可能导致克里姆林宫先发制人”。最后，基辛格提出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任何必要的有限军事行动之前该如何整理政治方案，才能让人明白美国的目标是有限的”。接下来出现了外交关系协会前所未有的混乱场面。

尼采对基辛格的多数看法不以为然。他“不同意小组成员都认同的美国军队越来越打不了常规战的观点”。由于美国的对手苏联很不可靠，因此他（和其他人）还怀疑是否能事先确定好有限战争的规则。随后，阿诺德·沃尔弗斯描绘了一幅图景，即欧洲的有限战争会迅速升级，最终双方必须使用战略武器。《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认为由于欧洲大陆人口密集，要想将有限战争的规模控制下去实属不易。

军人的看法不一样。林赛将军认为未来战争的战线会被拉长：“出于进攻和防守目的会使用一切手段。”加文将军还进一步说了如下的话。

在他看来，美国有优势火力，无须动用任何原子武器就能打败苏联。因此，他最后说美国使用常规力量，而不动用原子武器可能对自己更有利……加文用社区警察的角色进行类比。巡警可能在警局放了把冲锋枪，但是实际上他用警棍就能制服犯罪分子，不用向平民老百姓开枪。同样的道理，美国必须展示自己有能力、判断力去赢得局部摩擦而不至于破坏欧洲文明。

加文认为，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人口较少的中东地区。不过林赛将军“不同意可用常规办法解决问题的说法”。而且，他认为中东比欧洲更有可能限制核战。加文承认美军有“一个齐备的核武器库”，“只要不引发核战尽可放心使用其中的武器”，还说“地方部队使用小当量核武器……攻击军事目标时会感到很受限”。然而，他并不觉得美国应该大张旗鼓地表态说愿意用核武器保护盟国所在地区。

研究小组至少有两个“外行”成员认为这种战术核武器必不可少，至少可用来保卫中东不受苏联侵略。其中一位（查尔斯·诺伊斯）“指出如果即便是为了当地人的利益或应当地人的请求，美国也决定不能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从人烟稀少地区公然入侵伊朗的军队或是高加索人，那么美国将永远也使用不了核武器”。讨论的结论是冷静的。尼采认为“总而言之，政治领导人必须问军队一句话：‘如果美国被迫攻打苏联，情况会怎么样？’如果答案是现在的美国会被摧毁，那么政治家必须做好准备，接受撤军的耻辱”。这显然是一个打败仗的建议。如果说开始讨论的时候基辛格愿意接受尼采的意见（“一旦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就很难设定有效限制”），讨论最后他却更注意倾听军人的意见。除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外，必须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尤其是因为威胁人家要搞大规模报复实际上只是说说而已，将来可能要承受奇耻大辱。

基辛格后来在给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封信中一本正经地描述了这些讨论：“只能称之为潜移默化的研究。似乎委员会的人认为，靠近伟人，或者至少说靠近名人，这本身就会产生奇效。”仿佛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命题，基辛格马上就将更近地接触一个人，美国最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之一：洛克菲勒。

4

很难想象有哪两个人会像亨利·基辛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样有着差距悬殊的背景。基辛格十多岁就逃难来到美国，在切尔西的一家血汗工厂谋到第一份差，之后先是在美国陆军步兵营当兵，后来因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而拿到奖学金上大学，一路艰苦打拼才在派克大街谋到一份工作。他除了机灵、胆子大和父母疼爱，可以说一无所有。相比之下，纳尔逊·洛克菲勒继承了数不尽的金银珠宝。他祖父是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外祖父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设计师之一的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可以说他成长在豪门大户。洛克菲勒读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上完达特茅斯学院，家人就给他在家族商业帝国安排了工作，洛克菲勒先后任职于大通银行、洛克菲勒中心、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等机构。实际上，洛克菲勒的主业是政治，其次是慈善，最后才是经商。不过这样排序关系不大。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所以也是华盛顿的风云人物。罗斯福总统先任命他为南北美洲事务联络人，后来又请他出任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他一生关注拉美即始于此）。杜鲁门总统任命他为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又在该委员会提议成立的新部门卫生教育福利部并中短期担任副部长。然而，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服洛克菲勒到白宫担任特别总统助理，委托他“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并任命他为行动协调委员会（1953年替代了心理战争署）总统代表。他的上任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是总统的心理战顾问，而他得到的授权更为广泛。实际上，总统希望他解决苏联“和平攻势”带来的问题。这样一来，他马上发现自己与政府的一些大人物的意见不合，尤其是国务卿杜勒斯；也难怪，半路杀出来一个富豪，杜勒斯怎能不疑心？

洛克菲勒虽然身世显赫，但有自知之明。母亲鼓励他找学术领域的“高人”寻计问策，正中他下怀，因为他一贯认为读一本书不如见见书的作者。为了在新的岗位上发挥最大影响力，洛克菲勒召集了各行各业的智囊来到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海军陆战队预备军官学校，其中既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有国防专家和情报人员。经过5天的精心思考，小组提出了很多想法，包括“开放领空”，即提议对军事设施进行互惠空中侦察。这一提议尽管杜勒斯不同意，洛克菲勒自己也持保留意见，但艾森豪威尔却在日内瓦峰会上提了出来，时值一场大雷雨，这增强了提议的效果。（洛克菲勒办事的一个特点是他从匡蒂科军事基地到私人企业都有朋友。当时参会的有前中情局特工弗兰克·林赛，此人后来成为艾泰公司首席执行官，而这家公司得到洛克菲勒集团的支持，后为美国侦察卫星生产照相机。）

美国想把“开放领空”当王牌。美国认为世界舆论将会欢迎它的透明，苏联一旦拒绝这一提议将会遭到谴责，而苏联一定会拒绝。美国感到苏联还是在日内瓦峰会打赢了心理战，极大改善了它在西方选民眼中的形象，于是又生一计：成立“未来美国战略的心理议题”研究小组。基辛格应邀参加的正是这个有时被人误称为“匡蒂科二号”的第二研究小组。他的哈佛导师艾略特后来表功说“主意是我想出来的，也是我暗示纳尔逊用基辛格的”。但事实上，基辛格的名字最早是4年前就认识他的威廉·金特纳提起的，国防部内部的弗里茨·克雷默可能也推荐了他。

尽管这份报告原定的读者显然是总统及其他官员，但专家组本身得到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三个兄弟于1940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所以，跟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官方组织，但是它再次让基辛格直接接触了一些政治方面的重要局内人，这次还是华盛顿的人。主席是“二战”期间驾机轰炸过德国的空军将军弗雷德里克·安德森。其他成员还有之前在洛克菲勒手下负责“心理战”事务的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杰克逊1955年回到了《时代生活》杂志社；乔治·A.林肯上校，林肯上校曾为罗斯福和马歇尔准备了雅尔塔会议，现在是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基辛格在行动研究办公室工作时，已认识了埃利斯·A.约翰逊、保罗·林百克和乔治·彼得。他当然也接触过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马克斯·F.米利根和沃尔特·罗斯托，还和菲利普·E.莫斯利在外交关系协会打过交道。但跟奥地利出生的战略思想家斯特凡·波索尼打交道这很可能是头一回[13]。1955年8月底，专家组在华盛顿召开首次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情局副局长致辞。虽然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工作，但基辛格参加洛克菲勒研究小组后，又向权力中心迈了一步。

基辛格对洛克菲勒的第一印象不大好。他“进屋时拍打那些来开会的学者的背部，咧着嘴笑，凭记忆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就叫‘计’）”。而且，让基辛格做的事都不像核武器委员会的工作那么难。前面说过，基辛格已经研究了好几年心理战。洛克菲勒研究小组开完第一次会后，他对罗斯托说，他“好几年来一直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是心理问题”。不用说，核武器话题是专家组考虑的中心问题。专家组曾听过基辛格做的一次军事问题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核武器将在不是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被使用……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战术核武器用于小型战争，而小型战争不扩大为大型战争，那么世界可能更加和谐”。这无疑促进了他核武器思想的演变。不过，基辛格被要求写的两篇文章是讨论其他人们更熟悉的话题：“德国统一问题”以及“和苏联谈判的心理与压力问题”。

德国问题是冷战的中心问题，柏林又是中心的中心。德国分裂代替了“二战”结束时的和平协议，这种事实上的分裂反映并延续了第三帝国灭亡时的军事现实。实际上，这种局面正中美苏下怀，但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民党选民为代表的多数德国人并不买账。美国想让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苏联以此为把柄，说美帝国主义者和潜伏的纳粹战争贩子狼狈为奸；莫斯科方面知道如果自己冒险提议德国统一并保持中立的话，它在东柏林的傀儡是会听任摆布的。更糟糕的是，西柏林根本无法防守，这块西部飞地完全被民主德国领土和苏军包围。然而，从政治上来看，西柏林对苏联傀儡政府是一个威胁，这个宣传自由的广告比任何中情局资助的展示都有效。就事论事，德国分裂后可能会稳定，但柏林分裂后显然不可能稳定。正是1953年的东柏林工人起义，让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枭雄赫鲁晓夫有机可乘，一举推翻早先主张德国统一但保持中立的贝利亚。下次柏林危机可能会在德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产生政治影响。

据基辛格分析，美国必须重新掌握主动权，否则太多联邦德国人会认为“与苏联直接交易”胜过“以德国统一为代价换来的美苏缓和”。下文将看到，统一的幽灵很多年都一直纠缠着基辛格。因此，华盛顿应该提议实现“基于全德选举的统一……和某种基于削减双边武力的安全部署”。如果（一定会这样）苏联拒绝，那么美国就再提议“经济统一”，“首先”在中立的柏林“设立全德经济议会”。如果这个统一计划也遭到拒绝，那就提议在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之间实现自由流动。所有这些提议的目的当然不是指望苏联接受，而是通过苏联拒绝来巩固美国在德国的地位，从而巩固德国总理康拉德·艾德诺在国内的地位。这就是心理战外交，跟1957年乔治·凯南以为莫斯科能接受而提出的在去军事化基础上（见下章）实现的统一构成鲜明对比。

基辛格第二篇文章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一开始他就极其大胆地比较了1955年的世界和他念念不忘的1815年的世界。“这个国家三十多年来声称不仅具有社会正义的排他性，而且具有社会正义的普适性，它把国内控制机器建立在与外部世界永远敌对的幻觉上，因而摩拳擦掌地建设核能力要对我们施以灾难性打击，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美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外交。问题“不再是主人公在已达成统一的基本框架上协调局部争议，而是基本框架本身”。在他看来，他所称的“新外交”“最大的问题”在于“心理问题”。想想苏联“和平攻势”是来真的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更可能莫斯科“只是在拖延时间”，拖到其核能力“差不多与美国相当”，“拖到非共产党世界的一批武装力量”有所增强。这种情况下，“听苏联奉承几句就马上解除警惕”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问题在于，苏联“泛泛谈和平”而重点关注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具体问题，这种战术把美国塑造成侵略性超级大国，有效夺取了道义制高点。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应提议“苏联领导人和自己一道声明四大国反对武力解决争议”，应召开“会议讨论解除铁幕的措施，或许可以先提议在德国内部实现自由旅行”。关键是要向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铁托学习，“苏联每示好一次，都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最后赫鲁晓夫就在贝尔格莱德露面了”。不过，基辛格在文章最后禁不住思考一个问题：他建议的外交战略对核武器军备竞赛会产生何种影响。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的国防开支总是这么大，而且苏联不让步就不跟它谈判，这样也许会诱使苏联先发制人。但是，除非苏联自以为稳操胜券，否则它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更值得怀疑，不过我们的实力应该始终足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热核武器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于鼓励将使用该武器的危险转移到对方身上的策略……如果我们采取孤注一掷的军事政策赌一次，必然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我们的盟国会认为几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要么他们会减少军费开支，以为这么做不会对事态造成什么影响。

基辛格只写了两篇文章，而1955年11月洛克菲勒呈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文章共有20篇，文集定名为“美国战略的心理问题”，最基本的建议是必须增加国防开支。对基辛格而言，这是（他大概是这么跟洛克菲勒说的）“我这几年最满意，也许是最劳身劳心的经历之一”。他也小小赚了一笔钱：他的顾问费是1 530美元（按2013年的美元价值计，约合60 000美元）。但是当时还不好说专家组的此番“忙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助理的职位缺乏制度性的权力基础。洛克菲勒已经遭遇来自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阻力。洛克菲勒任主席的规划协调小组成立以后，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兄弟一起开展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目的达到了。艾森豪威尔在中风康复以后明确表态，不采用“匡蒂科二号”建议。12月，基辛格得知洛克菲勒辞职，“悲从中来”。他内心很是沮丧，感到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他对施莱辛格抱怨道：“前几天史塔生做报告，列举了共和党取得的成就：印度支那停战、朝鲜停火，自1912年以来头一年世界无战事。”

在我看来，这种讲话只有在一切理性讨论标准全部破灭的环境下才有道理。我想我们需要一次这样的讲话，分地区一一解释我们是怎么失败的，我们的政策怎样才能改进。再有，说句实话，我很反感“我们正在谋求和平”这样的说法，因为这给人的印象是在某个神奇的一天，和平会突然降临。

也许基辛格比较保守，但在政治生涯的那一阶段，他对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意见很大：“安全计划言不由衷，竞选时对外交事务的承诺与现实完全不符。”基辛格对施莱辛格抱怨，艾森豪威尔被“宣传机构”说得神乎其神，但如果有谁敢实实在在地对艾森豪威尔批评上几句，就会揭示总统“道貌岸然、装腔作势的”一面。

然而，基辛格还是在设法为艾森豪威尔构思一套合理的政策。他草拟的备忘录《苏联策略——美国可能采取的对策》一开始就重申凯南旧时的遏制思想，再次阐述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观点。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已经让美国卷入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外围行动”，而这样会使苏联领导人发挥苏联的优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过于依赖全面战争威胁反而加大了“世界陷入战争”的危险。基辛格主张：“应当清楚地划出一条线来，一旦越线就会爆发大战，尽管不一定是在入侵地点。”他再次勾勒出一个计划，要建一个“具有高度机动性的美国战略储备，而且必须是在苏联核心地区打击范围以内，因为那些地区的地形能让美国的技术优势发挥最大作用”，中东就是个特别合适的地点。他考虑或许英国和南非（为什么是南非？有点儿奇怪）可以出兵建一支这样的部队，驻扎在约旦或（利比亚）昔兰尼。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甚至可以重新武装日本。

这一切仍在进行中。

5

在总统竞选年对外国敌人进行心理战并非易事。1956年，政治家们为了拉选票发表了很多言论，却总令基辛格感到失望。他对施莱辛格抱怨道：“我认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接受《生活》[14]杂志采访时说的那番话很可怕。”

但我也发现共和党挑战者阿德莱·史蒂文森和想得到副总统提名的休伯特·汉弗莱也没什么优势。说打金门、马祖（中国台湾占领的岛屿，1954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炮击）不值得用核武器是一回事，声称我们绝不会以开战相威胁是另一回事。（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峰会上喊的）“没有什么能替代和平”的口号相当于至少在他竞选这年给苏联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基辛格的反应是半年内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核时代的武力与外交”，另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散论”。第一篇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攻击竞选腔调：“大规模报复”“没有什么能替代和平”等说法都很危险，前者的“危险在于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后者危险是因为撤除了苏联采取试探性行动的强大制动，这样它就没有任何让步的动机。于是，基辛格接着介绍了自己正在迅速明朗化的观点：有限核战争具有合理性。他首次明确指出：“核武器，尤其是小当量的那种，似乎是天赐宝物，可以弥补我们人力资源的不足，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科技优势。”苏联恼羞成怒，不愿接受这种说法，坚持认为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强烈要求全面裁军（即“禁止核武器”）。不过，这只是苏联不想让美国抓住机遇使用战术核武器而玩的一种手法。苏联考虑的是用高度集结的部队打长久消耗战，但“在核战场，分散将是生存的关键，机动性是成功的前提”，更不用说“在高级指挥艺术、个人主动性和机械方面的能力，从各方面而言我们的军事组织实力很可能都胜过苏联”。

防止有限核战争升级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外交运作要给苏联集团传递一个信息，即除了全面战争和不作为，我们有能力采用其他办法，而且我们打算运用这种能力”，当然不会是想无条件投降。这个信息不仅要传递给苏联，也要传递给美国的盟友以及不结盟国家。对前者我们要让它们放心战争并不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国家灾难”，对后者主要是“向它们表个态……让它们知道我们有能力采取行动”。最后基辛格重申其观点如下。

要建立一种武器体系，以解决很可能在中立地区出现的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热核武器应用的矛盾：例如内战，外围战或中立国之间的战争。当然，这种办法是吃力不讨好的，实际上还不得人心。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不得人心。短期来看，我们只希望受人尊重。

艾森豪威尔重申大规模报复是“生存的关键”，基辛格却提出了另一条思路。

《美国外交散论》的语气更加自信。基辛格坦率声明，美国外交政策已经陷入“僵局，因为我们特别偏爱大团圆的结局”。美国人不仅急切地相信苏联宣传，还“特别喜欢临时想办法”，他们天真地以为外交政策可以像科学一样（精确）实施，殊不知它是一种“权衡各种可能性的艺术……把握各种可能性的细微差别的艺术”。此外，尽管艾森豪威尔重新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美国的决策议程还是被官僚机构糟蹋得不成样子：委员会多如牛毛，部门之间心存芥蒂、讨价还价，决定很难做出，做出后也很难重新评估。更糟糕的是，美国人太乐观了，他们缺乏“悲剧经历”。

对我们许多职高位重的人来说，尤其是商界人士，你警告说危险即将来临、灾难近在眼前，在他们听起来就像是心不在焉的“书呆子”的胡言乱语……（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财政部部长乔治·汉弗莱）就是不相信核时代一旦失算有可能全民遭殃。他们可能头脑清楚，但就是在感情上不能接受，他们建设的这个国家虽然在民众看来似乎会天长地久，但也可能像罗马、迦太基和拜占庭一样消亡……那种无可挽回的过错目前美国人还没有经历过。

凡此种种，基辛格认为在他所谓的革命时期，美国人在心理上还不适合制定外交政策。他们不明白“在革命时期，参加会谈的人不是对彼此讲话，而是对整个世界讲话”。可笑的是，“我们这些经验主义者在世人眼里显得思维僵硬、缺乏想象力，甚至有点儿玩世不恭，而刻板的布尔什维克反倒表现得灵活、大胆和敏锐”。其结果只能是“我们的联盟体系存在危机……而苏联则在世界中立国阵营占了大便宜”。冷战成为一场“争夺人们忠诚的竞争”，美国眼看要败下阵来。

在这篇文章里（应当指出，它对艾森豪威尔治下运行得井井有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评有不实之词），基辛格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从外交层面出发的，而不是从军事层面出发的。美国要说服盟国“它们能避免热核战争的最大可能性建立在我们有能力让局部侵略代价高昂的前提下”，这意味着可以从盟国那里得到有效支持。至于“中立地区”，美国不应寻求得人心，而应该寻求受尊敬。基辛格最后稍带傲慢地说道：“美国跟中立国交往，不要表现出更多的同情，而要表现出更多的威严。”他还提出“我们希望别人喜欢我们是自发的，我们期望成功不是通过实力而是通过道义获得”。

曾在本科时期迷恋康德的基辛格已经今非昔比了。在他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可以察觉出一丝马基雅维利的痕迹。在《君主论》第17章中，马基雅维利问：“是别人爱你胜过怕你好，还是别人怕你胜过爱你好？”他回答：“应该希望别人既爱你又怕你，但是一个人身上很难两者兼顾，所以叫人怕你比叫人爱你要保险得多，这时两者都应摒弃。”如果说曾出版过一本叫人怕美国胜过爱美国的书，那就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6

1956年的整个秋天，基辛格都在埋头写这本书，其他的事一概不问（其中包括编辑《合流》杂志、为国际研讨会筹资以及洛克菲勒的一个新项目）。他对邦迪解释说：“写书的时候，其他事一概抛到脑后。”他接着写道：“这本书……很难写。虽然这个话题很重要，但我们知之甚少，不管写什么几乎全凭猜测。而且还有心理压力，委员会所有人出于好意都指望我写出本杰作，我也不知道论述这个话题的杰作是什么样的。”当初写《重建的世界》时倒没有这么大压力。到11月中旬，他对斯蒂芬·格劳巴德诉苦说这本书让他“恶心”，这个时候还有5章没写。到了年底，“书快写完了，人也快疯了”。他妻子很少见到他，从书房门把饭递进去就离开。

基辛格觉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难写，一个原因是里面的想法不全是他自己的。他不仅要把研究小组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综合起来，还要千方百计对从奥本海默到克雷默的该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咨询。他对克雷默说：“里面的内容你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实际上，里面很多段落中的观点我们都想不起来是谁先想到的。”他对爱德华·特勒解释，他故意和研究小组保持着半疏远状态，“问题是他们也从未想要达成共识。大家一直都明白，写这本书是我一个人的事，研究小组主要是起顾问作用。后一半内容从没在研究小组讨论过，原稿所有章节也从未提交小组讨论”。

此外，书中相当多的内容以前发表过，有些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有些发表在其他地方，甚至有些段落是基于《重建的世界》的内容改写的。尽管如此，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行文与思路很连贯。基辛格知道这本书很厚，共482页，很多人都会望而却步，只有专家肯读，于是绞尽脑汁总结书中的观点。难得的是，他写完后两个月，书就出版了。1957年4月15日，他应邀到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做一个主题为“武器革命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报告。报告基本上就是全书的内容梗概。同时，他在《外交事务》上又发了一篇文章，《战略与组织》。约翰·艾森豪威尔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上说，这篇文章是“这本书的概要的概要的概要”。

任何总结当然都是选择性的。因此，具有启发性的是，基辛格在《战略与组织》一文中没有怎么探讨其论点的核心，即有限核战争，而是更多地探讨前面的决策问题以及中间过程中的外交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美国缺乏核时代的“战略原则”，有的最多是在“能在主权部门间达成的共识”。部门之间、军种之间的讨价还价“只能将原则困境的出现推迟到某个危机或预算过程因为外部压力而被强制要求重新考虑时”。因为“财政问题在国防规划中占支配地位……原则只能根据预算要求来制定，必要时还要新拟定……追求数字是放弃原则的一种表现”。结果是，美国把握不了热核战争的全部含义，即“由于弱的一方也能对任何国家施以无法承受的某种破坏性打击”，因此全面冲突中没有赢家。

可将基辛格的有限核战争原则概括如下：

在热核破坏的不幸背景下，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我们熟知的那种军事胜利。实际上，战争的目的应该是达成某种具体的、对手完全理解的政治条件。有限战争的目标是给敌方造成损失或制造与有争议的目标不成比例的威胁。目标越温和，战争就越不会很暴力。

这有几个方面的实际意义。第一，美国需要“了解对手盘算威胁的心理，需要有一种在每个层面都给它和解机遇的能力，这种和解应该看起来比继续打下去有利”。即便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也应该在双方一轮轮的战斗与谈判之间有“盘算的间歇”。第二，敌人的报复性（第二次打击）核力量必须作为目标加以排除，否则任何战争都必定升级。第三，美国军事力量必须重组。陆海空三军可以作为行政单位和训练单位继续存在，但是它们要隶属于两个支配性的组织：战略军和战术军。第四，国防预算周期将从一年延长到两年。

这份概要显然没有认真讨论有限核战争可能的面貌。关于这个话题，基辛格明确表示，“战斗会接近封建时期那种程式化的较量，既是一种实力的考验，也是一种意志的检验”，这甚至给人感觉似乎未来战争比前核战时期那种常规冲突的破坏性还小。基辛格一向说话严谨，这次含糊其词自有其道理，下面再交代。从修辞目的来看，其重点是强调全面核战争的可怕影响。基辛格在该书的另一个“预告片”，即《记者》[15]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短文里说，由于“现行战略原则”的缺陷，灾难性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得多。

就目前形势来看，相信即便大国不情愿，它们也有可能被拖入战争。苏伊士运河的冲突西方国家事先根本就没想到，也许连苏联也没想到。而匈牙利革命爆发也让克里姆林宫猝不及防，深感震惊。两次剧变导致的军事行动在现行战略原则指导下很容易扩大为全面战争。如果苏联在民主德国或波兰采取类似行动，危险性可能更大。

然而对基辛格而言，大决战还不像噩梦那么可怕。实际上，害怕大决战才可能像噩梦般可怕。他警告道：“缺乏对战争局限性的一般性了解，会削弱抵抗共产党活动的心理框架。如果大家知道战争相当于灭国，投降也许就是下策中的上策。”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于1957年6月26日出版。尽管麦乔治·邦迪反对书中的“语气和……对关键优势的态度”，但多数读者还是给出了好评，认为作者对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批评很权威。尤其是观点体现出的强硬吸引了读者。基辛格认为：“核时代的挑战在于庞大的现代武器库叫人想到战争就厌恶，但不愿冒风险就相当于给苏联统治者开了张空白支票”。他大胆主张热核威慑就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马奇诺防线。虽然这条可悲的防线没能阻挡纳粹国防军入侵，但17年以后旧事重提依然具有震撼力。但是基辛格认为，“二战”期间美国防御设施多处受制。现在依然有人以为下一场战争会像在珍珠港一样，以突袭拉开序幕，而美国空军会还以颜色，对敌方城市施以毁灭性轰炸。唯一区别在于这一次所有炸弹都将是核弹。与此同时，海军、陆军都将配备各自的核武器投入行动。然而，这些想法到了核时代完全落伍了，美国将面对全然不同的苏联战略（就像在朝鲜战争中一样）：攻打外围国家，始终保持很低的风险，使敌方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根本无用武之地。美国需要“一种中间目标战略”。

虽然已经有其他作者在尝试描述核战争的样子，但基辛格敢为人先，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就谈到了，比内维尔·舒特的畅销小说《在海滩》早两年，比赫尔曼·卡恩的《论热核战争》早三年。基辛格一开始就估计一枚10兆吨当量的核弹投到纽约会产生什么样的破坏，接着推算出苏联全面进攻美国50个大城市将造成1 500万到2 000万人丧生，2 000万到2 500万人受伤，另有500万到1 000万人因放射性沉降物死亡，或许还有700万到1 000万人会因此患病。幸存者将面临“社会解体”。即便如此，美国还能对苏联施以同等程度的破坏性打击：“由此看来，全面战争的唯一后果是交战双方两败俱伤。”然而，基辛格跟后来的许多作者不同，他不主张核裁军。事实上，他态度很明确，“核战的恐怖不会因为削减核装备就消失”，也不会因为建立武器视察体系而消失。基辛格问道：“如果全面战争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政策工具，那么还能想象使用杀伤力不如全面热核战争的武力吗？”上文说过，他的答案是肯定的：有限核战争其实就有这种可能。

冷战期间没有发生有限核战争并不足以证明基辛格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本书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因为书出版以后两个超级大国就开始寻求强大的战术性核能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双方还在增强这种能力。核武器未加使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这种武器是可以使用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缺点比较微妙，它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尽管作者是基辛格一个人，但从根本上说本书还是委员会集体的产物。

行文至此，我们对基辛格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战略的很多观点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谈过他的一个观点：依赖大规模报复威胁必定会削弱美国区域性联盟体系，尤其是欧洲的联盟体系。我们也知道他对苏联和中国战略思想的分析，其中大致勾勒出他早先对革命国家行动方式的看法、对苏联“和平攻势”的分析以及合并陆海空三军、建立新的严格分离的战略军和战术军的建议。一些有新意的章节谈到了有限核战争的本质。就是在这些地方基辛格对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军人们依赖性最强，因此这也是他论述最薄弱的环节。

在“论证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时的第一个薄弱环节是，基辛格声称“双方都有共同的、强烈的兴趣防止战争发展”到越过“会引发全面战争的门槛”。的确，他表示中苏领导人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只要国家生存不受到直接影响”，他们便断然不会“孤注一掷以阻止不利的改变发生”。但是基辛格在论述中加入了大量限定词。需要有“不会遭受攻击的避难地区，因为只要威胁到对方的战略打击力量都会招致热核大屠杀”。例如，战略空军基地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城市必须被排除在外。还必须有可以识别的各种“不会被误认为是战略力量的运输机制”。基辛格甚至对可以调度的武器规格也进行了规定，有一次他建议最多不超过500千吨。如果说这种规定让有限战争听起来像是游戏，不像是暴力斗争，那么基辛格的外交间歇观点也是如此：

每一场战役都应该被设想成由一系列独立的阶段构成，每个阶段都带有一个政治目的，每两个阶段之间都有足够的间歇使政治和心理压力得以应用……必须放弃军事行动中不进行外交接触的观念。实际上，开战以后更需要进行直接接触，这样才能保证双方明确了解战争升级的后果，并提出政治和解方案。

现代读者不禁好奇，如果真正爆发这种有限核战争，这种限制措施究竟会有多大功效。世界战争经验并不是很支持他关于战事爆发后外交通道仍会保持畅通的看法。实际上，《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之际，托马斯·谢林已着手撰写一本经济博弈理论方面的书；该书对任何部分基于威胁的双边博弈是如何能轻易避免升级的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第二个相关问题关系到有限核战争的真正性质。基辛格认为，这种战争应该由“具有高度机动性和强大火力的部队来发起，因为它们能够快速开赴出事地点，并能实施精准打击”。书中第6章拿常规海战做类比，“海战中火力强大的独立部队不必实际攻占领土、设置前线就可以歼灭敌军、占据上风”。这种未来战争中的部队将被“运兵直升机”运送到战场各个地点；实际上，“甚至某些部队的士兵个人也将具有通过‘飞行平台’空运自己的初步能力”。目标将不是城市、机场或工业产能，而仅仅是敌方的移动部队。这些说法中有些具有历史虚构的特点，有些则纯属科幻。

第三个问题是，他说美国在这种冲突中将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其工业潜能优越，技术面更广，我们的社会制度有适应能力……还有高层次的领导艺术、个人主动性及机械上的能力，这些特性在管理死板的苏联少见，在美国却很普遍”。如果真是这样，苏联怎么会有动力接受有限战争的这些规则？实际上，基辛格在第11章中也承认苏联已经在大肆宣传有限核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

简言之，《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核心观点，即在战斗中用空运部队调度战术核武器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好评如潮、购者如云？一种答案在于书中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的文字深得人心。另一种答案在于书里面有一种潜在的悲观情绪：我们将看到，该书出版之际，恰逢美国民众中间涌动着一股担心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赶上美国的思潮。不过还有第三种说法。《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哲学基础在于，如果其他选择都是无效的或者是可能引发毁灭的，那么像有限核战争这种貌似令人深恶痛绝的事物可能是坏事中的好事。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基辛格详细阐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般性理论，可以将此视为其整个政治生涯的一种信条。

除非我们至少维持住均势……否则我们不会有任何机会采取积极措施。而维持这种均势可能需要做出某些极其困难的选择。我们必然会遭遇性质极为模糊的局势，比如内战或国内政变……无疑我们应未雨绸缪。不过一旦出现不利局势，只允许我们从坏事中加以选择，我们要敢于行动，敢于冒险。我们不应放弃原则，但也必须意识到，如果生存不下去就无法维护原则……如果只有当我们的道德、法律、军事立场完全一致，合法性与生存的要求高度吻合时，我们才采取行动，那将是一件幸事。但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虽然最近还能坚持仅从道德角度做出选择，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机会……处理这种性质模糊的问题，首先要采取道德行动：甘愿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在无法完全运用自己原则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坚持绝对真理……只能一事无成。

这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骨子里“很康德”的基辛格：他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一种固有的道德行为。

7

“如果不能为协会竭尽全力，我会寝食难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前一年基辛格写道，“这不仅仅是写一本书的问题，而是要完成一本真正一流的书。”很少有作者确切地知道自己的书是不是一流的；大多数人会如坐针毡，等待包括出版商招揽的写手在内的他人的裁决。不难想象，基辛格读到下面的广告词后会感到如释重负：

基辛格博士的划时代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就此而言可谓是核军备领域史无前例的力作。该书事实严谨，论述合情入理。他的中心思想是，战争远非“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战争是可以思考筹谋的，如果要防止、限制、指挥战争为美国利益服务，如果要规划战争来避免难以想象的灾难，那么必须进行清晰的、清醒的、创造性的思考。希望所有自认为对美国未来负有责任的人都来阅读此书。

这些文字出自“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之手，基辛格放心了：自己科学知识的欠缺无伤大雅。私下里，奥本海默的评价也是热情洋溢的：“这本书有大家风范，对你的生涯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公开出版物，这些年我看过很多官方报纸上的文章，你的书比它们强多了”。至于本章题词中引用的他的警告，我们可以轻易认定那是乌托邦式的幻想：1957年，在国家政治领域，国家共同体取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前还有其他人对其表示了认可，比如卡里尔·哈斯金斯和克莱尔·布思·卢斯[16]，但最重要的是奥本海默的评价。

正如基辛格所说，第一波评论都“相当好”。《华盛顿邮报》的查莫斯·罗伯茨称之为“1957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具有探究性、思想性和挑战性……美国每一位优秀国民和军事领导人都应该阅读”。罗伯特·奥斯古德在《芝加哥论坛报》发文称赞作者“洞察力敏锐、想象力丰富、分析技巧令人佩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员认为该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务实，坦率”，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基辛格是“逻辑大师”，又补充一句，这本书“很难，在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谈论高度理性的思想必定难懂”。爱德华·特勒也认为这本书“不仅篇幅相当长，而且有点儿难读”，但是他在《纽约时报》（通常一本书在美国是否成功由它说了算）中发表的评论是正面的。还有一个重要认可（“才华横溢、知识面广、判断力强”）来自汉斯·摩根索。此人1948年出版了《国家间政治》，被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元老。伦敦方面，《经济学人》认为该书“长篇大论，时而相当含糊，但又很有创意、发人深省”。首篇对此书带有一丝怀疑的文章刊登在《先驱论坛报》上，作者拉尔夫·E.拉普是核科学服务部主任，他对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真正的抵制始于《新共和》。小詹姆斯·E.金首先发难，质疑基辛格对核战问题的探讨似乎没有道德原则。他表示，该书的“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书中没有一个地方能使“读者发现其结论建立在道德前提之上”。然而论述中有两个关键点丝毫不现实：首先，有限核战不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其次，有限核战争的打法将会像航海时代的海战一样。保罗·尼采发表在《记者》上的评论更尖刻，认为书中的论述“简单化、夸大其词”，特别是书中批评尼采直接参与的杜鲁门政府的决策的文字更是如此。书中有“好几百段文字要么事实比较可疑，要么逻辑比较可疑，又或者表述不清”。基辛格低估了核弹造成的破坏，断言核武器的爆炸效果和热效应只是以它们加速爆炸力的立方根加强，而实际上是以其加速爆炸力立方根的平方加强的。

1兆吨当量的核武器的爆炸效果是1吨炸药的1万倍，不是基辛格立方根原则认为的100倍。基辛格以为有限核战略的武器库有500千吨当量的武器就够了，就能使作战地区的居民免受灭顶之灾，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100比1这么大的出入可能对原则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17]。

基辛格的“开放城市”（即宣称无核武器的城市）会免于一切军事行动或正义的核行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些城市就有动力在任何冲突来临之前建设常规部队；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常规战，旨在控制不受核打击的地区”。总之，在尼采看来，基辛格低估了一种可能性：即便不是所有的未来战争，也是大多数的未来战争实际上都将是常规战。最后他说道：

在核时代，如果战争不会自动消失，那么每个人都必须赞成对战争进行限制。但是如果这种限制要经受住哪怕是一场“小”战争的巨大压力，那么除了一张煞有介事的关于武断限制的计划表，轻武器，没有燃料需求的飞行平台以及建立在没有攻击的目标、没有需要保护的后勤或通信漏洞情况上的战术外，我们似乎还需要点儿别的什么。

这种猛烈抨击出自基辛格在某种意义上所代表的研究小组的同事之手，怎能不叫他心烦意乱？（据尼采说，基辛格后来开玩笑，他“翻看了147页处的反驳，心想如果一个反驳就占了这么多页，那么肯定是我的观点有问题”。）

跟广受关注而且热销的学术著作一样，《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还在其他学术期刊上遭到评论者的强烈抨击。那些思考核战问题比基辛格花的时间多得多的人或许难免对他的野心存有反感。例如，尼采就抢先发难，说实话，他自己对怎么打核战争的看法（发表在《外交事务》1956年第一期）和基辛格的书一样漏洞百出。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基辛格这本书是由外交关系协会出版的，这可是美国最有声望的专门研究国际事务的机构，因此这本书也就成了急于出名的新的智囊团的最佳攻击目标。兰德公司（RAN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意为研究与发展）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于1946年建立的，但两年后独立。其他新的竞争对手还有普林斯顿大学于1950年建立的世界政治机构研究中心（CRWPI）和一年后同样在普林斯顿成立的国际研究中心。成立时间最短的是1955年成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外交政策研究所。这些机构的作者比金和尼采的语气更强烈，志在推翻基辛格的论断。世界政治机构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瓦根纳认为区别有限核战和全面核战“有创意，但不可靠”（汉斯·摩根索后来也提到这一点，不过其评论是友好的）。兰德公司的伯纳德·布罗迪明确表示自己是有限战争问题的先驱，但基辛格的书中没有充分强调。将加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斯特凡·波索尼批评基辛格两耳不闻窗外事，认为该书完全没有把握住“现代战略的复杂性”，并且忽略了一点：美国已经拿出国防预算的60%左右“用于基辛格博士声援的事业”，即可用于有限战争的非战略能力。

然而，最具敌意的评论出自布罗迪在兰德公司的同事威廉·W.考夫曼。考夫曼认为，基辛格蜻蜓点水般地谈到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战术核武器究竟能造成什么样的破坏、采取有限核战争战略的成本究竟有多大以及美国这么做其盟国会有多惊讶。在考夫曼看来，基辛格对这三个问题全都估计不足。

基辛格认为500千吨当量是不会产生重大辐射危险的最大当量，因而也是可以被允许用于有限战争的最大规格。暂且不谈如何强制执行这种最大规格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核弹（即便前提是用量很小）不会产生重大辐射的观点他是从哪里听来的。同时我们还要问，由于一枚在空中自由爆炸的500千吨当量的核弹会对15平方英里[18]范围内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等产生严重破坏，而遭受非常严重的热效应的地区面积则更大，那么他为何认为可以在使用该武器的过程中将目标区分开来。

同时，基辛格比较温和的有限核战观是建立在对当前和未来军事技术完全不切实际的看法上的：

只要对军事技术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垂直起降的飞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不可能投入使用，我们需要的绝不是内燃机的替代品，运送核弹的卡车在近一二十年中还不可能出现，因此陆军还不能完全离开后勤基地和通信线路……阅读基辛格讲有限战争的章节就等于要相信一个军事方面的天方夜谭。

8

既然威廉·W.考夫曼这样的专家给予了这么糟糕的负面评价，那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怎么依然大获成功（精装本首印就是7 000册），还入选每月读书会榜单的呢？部分原因是《世界政治》这种杂志的读者比较少。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基辛格的著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内外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人提供了有用的弹药。甚至更重要的是，该书问世不到几个月，美国以外和美国上空发生的事件出人意料地增强了基辛格观点的可信度：美国战略出现了危机。

不可避免的是，官方不把他的书当回事。国防部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不可能跟苏联打什么小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W.雷德福上将也是这种看法。空军军事学院负责评估的副校长伊弗雷姆·M.汉普顿上校称区分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是一种“逃避法”：就像是在苦涩的真理外面裹一层糖衣。但是华盛顿的当权派并非意见一致。詹姆斯·加文将军是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成员中基辛格最敬重的一位，他当然不会否认自己称基辛格的书是“一本很棒的书……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加文的上司陆军部部长威尔伯·M.布鲁克也出面表态支持有限战争的想法。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基辛格的著作引起了“国防部、国务院和国会的深刻反思”。也许还可以加上白宫。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密西西比州前参议员，曾受艾森豪威尔委派出任联合国代表。他把基辛格的书推荐给总统，说它“思路清晰、思想深刻、有建设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腹秘书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及时准备了一份详细摘要，艾森豪威尔看完后相当欣赏，就把书推荐给杜勒斯。

我不是说你会同意他所有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论述也有毛病，但至少如果我们按照他提的方案组织、维持军队，我们将会拥有（刚下台的财政部部长）乔治·汉弗莱总在说的“新的与旧的两手”。这么做无疑要比我们眼下实施的军事行动开支大。

然而，作者在论述中谈到一些普遍的或流行的观念和误解，而且……我想你会发现至少这方面的内容很有意思，值得一读。

8月11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政府最高层官员”在读基辛格的书。这一点无可否认。

1957年夏，艾森豪威尔政府出现人事变动。不仅汉弗莱离任，在基辛格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威尔逊也离开了国防部，宝洁公司的尼尔·麦克尔罗伊出任国防部部长，而雷德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职由内森·F.特文宁接任。《曼彻斯特卫报》知名记者阿里斯泰尔·库克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改组，他把基辛格的影响跟遏制战略诞生时凯南的影响相提并论。《时代周刊》也刊登了类似报道。

这些变动之前出现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危机，正因为这些危机的出现，基辛格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才适逢其时。1956年10月29日，英法以（色列）三国不征求美国意见，悍然侵略埃及，不仅想扭转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形势，而且要推翻纳赛尔总统本人。不到一周，11月4日，苏联红军入侵匈牙利，打算摧毁纳吉·伊姆雷领导的修正主义政府。艾森豪威尔想方设法对阿拉伯领导人示好，生怕他们转向苏联阵营。他像许多英国左派一样，既想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又想支持英法侵略埃及，左右为难。此时出来一位消息灵通的局外人嘲讽一下美国政府并非难事，基辛格就站了出来。他在写给斯蒂芬·格劳巴德的一封信中厉声怒喝：

对最近发生的事，我最反感的还不是在我看来已经接近叛国的愚昧的政策，而是政府处理问题时极其迂腐、缺乏大国风范。华盛顿那群小官僚对苏联火气大，对英法两国火气更大，因为英国更坏事。他们对匈牙利也有点儿不满，因为匈牙利迫使他们做出决定，如果不用面对那些决定，事情就简单了。要是基督有一个政策规划办公室，他一定不会上十字架。

基辛格为什么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法律途径批判得越来越频繁，这里有一条线索。

我们有一个显著特点，总是很迂腐地否认生活的悲剧性，因此我们很可能遭受厄运。操纵我们政府的聪明律师们似乎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唯独不能解决内心信念问题。但是，如果西方总是缺乏一种使命感，总是追求最小风险，那它依然会是野蛮欧亚大陆无足轻重的附庸。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坚持纯粹的道德性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行为。而匈牙利已经告诉我们美国的道德境界不高。欧洲人也不是毫无过错，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宣扬和平主义，麻痹了我们也麻痹了自己，但我认为他们的反应比我们的更健康。

1957年2月初，英法早已服从联合国决议从埃及撤军，但基辛格依然痛斥美国在对危机做出反应时“迂腐、自以为是”。他对邦迪说：“我们可能已经向人证明了侵略不得好报，但是这些人最不可能扰乱和平，而且我们还损害了人家的民族自尊心，这一点要过一段时间才会体现出来……如果具有高尚道德原则的职业不是那么过于频繁地与最小风险政策保持一致，我会更开心。”

认为很多美国人跟基辛格一样，对在遥远的匈牙利和埃及发生的事件表示愤慨的观点值得怀疑。1957年年初，多数人依然对核战威胁表现出某种冷漠，这种情绪在五星乐队的杜沃普摇滚歌曲《原子弹宝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然而，国会有许多人都支持艾森豪威尔1957年1月提出的措辞含糊的决议，该决议承诺美国将保护“中东”不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犯”。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大规模报复战略不足以阻止苏联悄然壮大。然而，1957年10月4日，基辛格一夜成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进入地球轨道，美国人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苏联不仅正在军事上追赶美国，而且在技术和经济上也是如此。“斯普特尼克”（在俄语中这个名字是“初级卫星”的缩写）只有两个篮球那么大，绕地球一圈需要96分钟，晚上人们不仅能看见它，而且还能听见它哔哔地向地球发射短波无线电信号。这个东西本身没有危害，但是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卫星说明它也能生产远程导弹，从而打击美国本土的目标[19]。结果，媒体添油加醋大肆宣传，公众一片恐慌。《波士顿环球报》宣称：“苏联科技打败美国科技。”由于美国卫星计划远远落后于苏联，中情局挖空心思希望短期内玩出能与苏联媲美的花招。（有人建议用氢弹制止台风。）耐人寻味的是，危机出现时艾森豪威尔说那只是个“噱头”，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做出的反应是强调美国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如果不存在有限核战的可能性，那么武器优势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人造卫星将基辛格送入一个新的轨道。突然之间，到处都看得见他的身影，听得见他的声音。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话说，他是一个“值得一看的人”。苏联卫星升空10天后，《纽约先驱论坛报》专门刊发了一则“紧急”社论，标题是“基辛格说”，内容主要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首次访谈。他说话毫不留情。社论援引他的话说：“苏联超过了我们。我们现在真的有麻烦了。我们被逼得渐渐后退，一点点后退……基本趋势对我们不利。”尤其是人造卫星显示出“苏联实施军事计划的方式。他们有本事缩短交付期，但我们做不到”。

苏联现在处于一个技术增长阶段。每项发明都暗示还有其他发明有待展示。很难阻止他们进步……卫星发射后有件事很让人担心，它向我们展示了苏联火箭发动机的状况，也展示了我们自身的智力状况……他们的经济体量只有我们的一半，他们训练有素的人力储备也不如我们，但在不断增长。这说明他们在组织上、原则上比我们强。

相反，“国防部这个组织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于内部管理的”。基辛格并未就此打住，他声称：“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美国从欧亚大陆被赶出去是必定无疑的……8年前说苏联会成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好像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现在谈到1938年的鲍德温和张伯伦还会发笑，但当时他们也以为自己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看到有些话见报后显然有不同想法，但他后来带着相当学究的口吻所补充的话（“在有限时间内安插相当长的谈话，传达出一种教条主义的语气，跟我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无法抹去原来讲话时引发的惊恐情绪。苏联人发射卫星之前，他只参加过一次图书发布会，10月4日以后邀请函如雪片般飞来，邀请方有美国研究所，有美国陆军协会，还有能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他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星期天访谈节目《面对全国》（1954年开播的这档节目一直播出了60年，真是了不起）。

1957年11月10日，基辛格的首次电视访谈有三位记者参与对话：《美国芝加哥》的约翰·马迪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理查德·C.霍特利特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查莫斯·罗伯茨。《面对全国》的节目通常都一样，节奏激烈，常常突然转换话题。基辛格的电视首秀很出彩。他批评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我们在很长时间以内都以为跟别人比我们是无敌的……我们更关心和平，而对手更关心胜利，这样就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对等。”他提出自己著作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有可能用核武器打有限战争。”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应该准备好打有限战争，制止苏联入侵中东。他声称：“我认为，要有一个比较坚定的态度、一个比较坚定的愿望、一个比较强烈的愿望，才能冒险。”他再次阐明一点：“苏联镇压匈牙利”时，美国本该“让苏联付出最大代价”，本该空运物资给反苏部队，“即便苏联击落飞机也在所不惜”。有人问他隶属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简洁（而谨慎地）答道：“我是自由派。”

也许对于任何美国冷战时期知识分子而言，最高荣誉就是被对手谴责。据美国对外广播情报机构称，虽然节目中没有提到基辛格的名字，但“就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后不久，不管是对内广播还是对外广播，每天都有大量的宣传攻击美国‘小型’核战的观点”，这种现象绝非巧合。然而，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因为基辛格的观点而有所改变。表面看来是有改变。1958年1月，艾森豪威尔放弃了早先反对在韩国部署280毫米原子炮和762毫米“诚实约翰”火箭的观点。一年后，美国空军增加了一个中队的核弹头斗牛士巡航导弹配给，这种导弹不仅能打击朝鲜境内的目标，还能打击苏联和中国境内的目标。然而，上文说过，这并非新开端。艾森豪威尔即便公开咬定任何冲突都会升级为全面战争，但一直悄悄留了一手：使用战术核武器。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公共知识分子可发挥作用的局限性。基辛格通过外交关系协会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前所未有地接近了美国政府的制高点。但是，他依然是局外人，极少有机会接触机密文件。他是在远离首都的剑桥通过读报纸来抨击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即便是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明亮的演播厅里侃侃而谈，他哪里知道，就在他首次参加《面对全国》访谈节目的几天前，一份批评政府战略的非常全面的绝密文件已经呈交给总统。报告的题目是“核时代的威慑与生存”，因为起草报告的委员会主席是H.罗恩·盖瑟，又称“盖瑟报告”。报告里面的分析和建议比《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任何分析和建议都可怕得多、令人胆寒得多。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后基辛格一举成名，他是实至名归。即便书中设想的将来，即战术武器用于有限核战的战场从未出现，也无损该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战略批评的有效性。与其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证明了基辛格的正确（尽管时机再好也不过如此），不如说在知识分子争先恐后条理清晰地批评美国战略的过程中，基辛格做到了先发制人。

[1] 《奇爱博士》的主要灵感来源实际上是赫尔曼·卡恩，而他的许多主意都体现在了库布里克的剧本里。像基辛格一样，卡恩也是犹太裔，不过他在美国出生。奇爱博士很明显曾经是个纳粹分子，这一点倒是和火箭科学家韦纳·冯·布劳恩很像。

[2] 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基辛格本人不嗜酒，但几乎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其他美国人都饮下了大量的酒，那种量在今天看来是很夸张的。

[3] 从1945年到1958年，奥尔索普兄弟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每周刊登三次的专栏“事实”供稿。哈佛那些完美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精神的人们，自诩为“继承了精神和被认可的共和党人，以及……有着政治信仰的保守派”。

[4] “是的，阿瑟。”基辛格多年之后告诉施莱辛格，“你是促使我进入公共领域的那个人，对于你对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害，你只能怪你自己。”基辛格此后一直对施莱辛格心存感激，就像施莱辛格的儿子在自己那些未经发表的日记中表达的那样（不止一篇），而基辛格自己也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悼词中明确表达了感激。

[5] 在接替斯图尔特·赛明顿成为美国空军部部长之前，芬勒特是杜鲁门政府的空军政策委员会主席。

[6] “除了裁军计划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我并不会对其过分关注。在历史上，裁军通常伴随着缓和政策的进行，并不会在那之前就发生。如果各国能够同意裁军，那么它们也能同意其他事，而这样的话，对军备的需求就不存在了。”

[7] 这是自波茨坦会议10年之后，美苏两国领导人首次在这样的“峰会”中会面，当年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195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促成了艾森豪威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会面。那时四国峰会已经过气了。自1959年之后，冷战的关键性会面就是双边的了。那段时间一共举行了20多次“超级大国”峰会，与会者仅有美苏两国领导人。

[8] 在此事上，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事务联络官兼军事秘书。

[9] 艾森豪威尔所做的《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演讲是历史上宣传力度最大的演讲之一。当时的美国报纸、广播、电视节目和新闻纪录片对此的报道铺天盖地。“美国之音”用30多种语言对这场演讲进行了直播。甚至还有一枚纪念此演讲的邮票。

[10] 一项针对502位身居高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调查表明，自1945年至1972年，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在这段时期的任何时候，该协会成员占政府官员的比例都接近1/5。针对纽约协会成员的调查显示，协会成员大多活跃于金融、媒体和学术领域。

[11] 加文因为酷爱跳伞而获封了一个“跳跃的吉姆”的绰号，他于1958年退伍，退伍时他就认为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了。

[12] 参与者还有通用美国投资者公司的弗兰克·阿尔茨契尔、《纽约时报》的汉森·韦特曼·鲍德温、本·穆尔、查尔斯·诺伊斯二世，以及亨利·罗伯特。研究小组的其他未出席成员还有：《外交事务》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威廉·伯登、空军部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律师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曾任杜鲁门总统时期的空军部副部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约瑟夫·约翰逊、接替奥本海默成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物理学家伊西多·艾萨克·拉比、历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国务卿的艾森豪威尔的前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以及曾为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但后来在奥本海默被剥夺安全特许权后，便退出了委员会的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

[13] 约翰逊是专业物理学家；林百克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被称作“鞋匠史密斯”），工作之余还写科学小说；波索尼未来会为罗纳德·里根设计战略防御计划；米利根和罗斯托（他似乎不是正式的小组成员，但仍然被纳入了）成了经济援助的热情支持者，以此作为制衡冷战的杠杆。

[14] 在这次访谈中，杜勒斯将“那种（带领国家）走向一种边缘状态而同时不引发战争的能力”描述为“必要的艺术”：“如果你无法掌握这种艺术，你将无可避免地陷入战争。如果你试图远离它，你害怕那种边缘状态，你就输了。”因此，杜勒斯的名字总是与“边缘政策”联系在一起。

[15] 《记者》杂志由马克斯·阿斯科利和记者詹姆斯·赖斯顿于1949年创立，阿斯科利是从法西斯意大利逃亡的难民。这一刊物因其给鹰派反共评论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影响深远。它于1968年被《哈珀斯杂志》兼并。

[16] 她是《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夫人，睿智迷人，刚卸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从罗马回国。正是她创造了“一切善举都将招致惩罚”的说法。

[17] 令人惊讶的是，奥本海默竟然忽视了这个错误。

[18]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19] 这实际上是正确的：运送“斯普特尼克”进入轨道的R7是第一个洲际弹道导弹，而它的出炉是为了向美国目标发射氢弹的。而在美国，同样用途的导弹（阿特拉斯D）直到1959年7月才试验成功，那是在“斯普特尼克”发射成功近两年之后。就此而言，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苏两国在导弹研发上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