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外交合作失败

尽管沃伯格把大西洋联盟视为防止苏联扩张的堡垒，但他也不是一个盲目的亲美派。相反，他非常容易被他看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所激怒。他尤其厌烦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P·理查兹，1944年9月，沃伯格在和威尔士工党议员安奈林·贝文的一次宴会上遇见理查兹：

理查兹先生问，当谈到今天英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时，他们是否愿意放弃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而支持国际机构。我们全都回答“是”，只要存在基于国际机构的解决方案。贝文说：“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愿意放弃遍布全球的海上主要要塞，比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新加坡海峡，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哥本哈根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理查兹先生随即说：“这么做很正确，但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在巴拿马运河的管辖权！”……理查兹先生大谈英国人维持在印度的政权是可耻的，但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又是完全合理的。

沃伯格后来回忆道，战争的一个最大失误是，罗斯福“对所谓英帝国主义痛恨的理论依据有误”，这使他“向斯大林交出主要战略要地……因此，让他在西欧的英法朋友们很失望”。有时，沃伯格陷入几乎是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午餐时，美国人不和客人交谈，而是盘问客人；美国人的火车站混乱到无法容忍；美国人的股票市场是“蒙特卡洛，只是没它好玩”——总而言之，他们“从树上一下跳进汽车里”。“我可以总结我的印象，”战后他第一次去美国后写道：

我遇到的大部分人——即使那些非常聪明的人——都根据股市的走势改变着他们的观点。更糟糕的是，人们对喜好和憎恶的观点与推理一致得令人可怕。有时我想，美国个人主义的无差异与中止，也许和在苏联一样在蔓延，唯一的区别是，在苏联，异议的惩罚是死刑，而美国的惩罚是挨饿或者社会放逐。

沃伯格不像许多更传统的大西洋主义者，他从来没把冷战看做西方的（很少是美国的）美德与苏联的罪恶之间的斗争。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天，他在一封信里坦露，“恐怕，这种现代野蛮行为正在‘铁幕’的东西两方进一步蔓延，不仅在西半球，而且在西欧”：

在我看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西方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只在某些整合良好的小岛上得以保存，它们不会被现代野蛮行为的潮水所淹没。它们的确只是一小部分紧凑的个体，但它们内部凝聚的程度以及平衡的程度很高。相对于其他过快增长、过大和过度集中的个体来说，这些紧凑的个体不受令人失望的无差异的影响。前者适用于今天的苏联及其卫星国，也许还越来越适用于美国。而那些整合程度高的岛国，包括大不列颠及某些英联邦自治领（不包括南非）、瑞士、北欧国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西方的优越感建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岛国”依然存续上，因为它们坚守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建筑在对“西方文明从柏拉图到北约组织”的描绘上。冷战期间，美国的大学就是这样教授的。

沃伯格对战后跨大西洋秩序在经济方面的批评是更加显著的。他提出两点反对意见。第一，由英美专家在1944年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保留了货币与黄金挂钩，即，美元可兑换成铸币。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想继续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这是固定汇率和独立国家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沃伯格觉得这两点都不理想。从1940年起，他就坚决反对任何类似于金本位的制度，他开玩笑地说，战后美国大量的黄金储备最好的用处是生产烟灰缸，再把它们卖给游客。从1942年以后，他主张战时的《租借法案》政策应该延长至和平年代，美国凭借该法案给予其盟友大规模信贷，以便为它们装备作战物资，虽然信贷援助以某类私营、非营利公司的形式会更好。正如沃伯格所设想的，这一实体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是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布雷顿森林提议设立的。

但沃伯格希望，战后“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互相帮助，通过……联合采取《租借法案》体系和工业合作，共同引领世界”，而他的希望将会落空。正像凯恩斯在华盛顿亲自发现的那样，美国人把到来的和平看做一次令不列颠帝国汗颜的机会，并不是支持不列颠帝国。到1943年年底，沃伯格悲观地总结道，“英国解决战后问题的方案是，更紧密地联系英联邦自治领和西欧国家，根本不能依赖美国”。他认为“美国侵略性的经济政策”令他十分沮丧。敌对停止后，美国即刻取消《租借法案》，这确认了英国将首先不得不保卫自身安全。同时也确认了，美国也许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帮助它以前的敌人重建，而不是帮助它以前的盟友重建。

沃伯格预料，美国不会给予更多的财政援助，他把注意力转向私营企业，看它们能有什么作为。他不止一次宣告，“那些在国际银行业发挥作用的人应该尽其所能，为连接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与工业贡献力量”。他最初的想法是，美国公司应该在英国“建立制造型子公司”，专注生产战后英国可能短缺的商品，比如“节省劳力的家用设备和……便宜的住房、家具以及纺织产品”。但困难是，美国坚持要求，外汇管制应被取消，英镑应在最早可能的日期实现可自由兑换。沃伯格认为没有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支持，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而变得更糟，这推高了英国从美国进口必需品的成本。同时，正像英国官员已向他表明的那样，美国公司在任何英国公司中只能获取少数股份。尽管“多边贸易和货币完全可兑换”说了很多，但恢复大西洋两岸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措施，慢得令人感到痛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战后沃伯格在纽约这样努力，但财务结果却收效甚微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沃伯格开始考虑另外一种北美战略就不足为奇了，他关注的地方在美国以北。1946年9月，沃伯格指出，加拿大也许能提供至少“比美国更重要的两点优势”。其一，“工业初创阶段”在加拿大“刚刚开始”，在他看来，加拿大政府“在能力上更强”。加拿大也似乎能提供一个更熟悉的商业环境，政府中更多的是职业官员，而不是政治任命的官员。同时，关注加拿大，与战后英国政府和伦敦金融城的希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经济上恢复与帝国的纽带。因此，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沃伯格跨大西洋的大部分活动专注于加拿大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其中第一家是洛蒙公司，这家灾难性合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知道所有文艺复兴的绘画，但对银行业却知之甚少”。令人更欣喜的是三芒公司，公司成立于多伦多，在托尼·格里芬领导下，“为开发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并扩大加拿大的工业和贸易，提供融资及技术经验，资金与经验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此外，越洋开发公司，在纸面上比实际上更令人印象深刻。该公司集合了一群伦敦和纽约的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做股权投资”。但沃伯格相信，和英国以前的自治领、殖民地以及附属地进行贸易往来，不可能在经济上为英国提供一个可靠的未来。事实上，他后来抱怨，他“在加拿大和商人们打交道的频繁程度，超过在任何其他国家，加拿大的商人们在面对以直接的方式提出的反对时缺乏勇气，这与他们假装具有极大的美德的程度一样高”。暴露真相的时刻在1955年到来，当时，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试图向沃伯格游说英国纽芬兰公司，N·M·罗斯柴尔德在该公司占大股。埃德蒙迫于沃伯格的压力“承认，尽管纽芬兰存在建造大型电站的巨大机会，但没人能说出谁会购买这些电”。

美国在战后对西欧实行的政策是不连贯的，而且以自我为中心。事实表明，这种政策只是转瞬即逝的偏差。随着超级大国在地中海东部、中欧和远东的对峙加剧——苏联外交政策口气愈加尖锐——华盛顿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杜鲁门政府突然对苏联的多米诺骨牌倒向欧亚大陆任何一方的前景感到担忧，遂抛出一份史无前例的（至今无法比拟的）和平年代援助计划：欧洲复兴计划。这项计划永远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联系在一起，虽然该计划是他的助手和继任者迪安·艾奇的想法。该计划在1948~1952年，向欧洲各国政府给予了共计118亿美元的援助，又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在这段期间，相当于把1.1%的国内生产总值转移给欧洲，总援助额占所有接收国国民收入的约2.5%。诚然，这算不上是一个巨大的牺牲。的确，从美国出口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开明的利己主义的好例子，因为援助的美元部分被花在购买美国生产的资本性商品上。然而，对于欧洲接收国来说，这正是它们所需要的：“马歇尔援助”缓解了限制战后投资的支付平衡问题。如果不是出于对苏联扩张的害怕，以及哈里·杜鲁门总统倒向实行遏制战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该遏制战略由美国国务院的乔治·F·凯南制定。沃伯格这样评价道：

没有人比摩洛夫先生（苏联外交部部长）在帮助美国脱离孤立主义上发挥的作用更大。大不列颠和西欧其他国家完全应当为它们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的无论什么样的援助，向摩洛夫先生递交一封感谢信，如果递交这样一封感谢信不违反外交规定的话。

从绝对数字看，英国接受的“马歇尔援助”金额最大：总和刚好超过30亿美元，这一事实经常被人忘记。但沃伯格对援助没抱任何幻想，这只不过暂时缓解了困扰英国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伯格敦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马歇尔计划”发起时，他是首相）保持他的紧缩政策，并敦促他抵制这种把货币贬值作为快速补救方法的诱惑。同时，沃伯格继续推进“英联邦和美国之间的某种经济联盟”，他的依据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最强的货币美元所在的美元区正在缩小；另一方面，相对弱的货币英镑所在的英镑区正在扩大。两大货币区愈加协调”。到1949年2月，他担心，“美国人民对英国的未来总的说是过于乐观的”：

恐怕这种态度……富有魅力，但很快就过时了，像时尚一样，人们不应该太在意。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民现在感慨于英国取得的进步，这甚至是危险的。当失败来临时，他们会更加失望，这应该在预料之中。到那时，悲观和失望将像现在的乐观一样被夸大。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说，沃伯格对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前景太过悲观。他对“通缩和通胀交替的恐慌”在1949年肯定是草率的。另一方面，他对英国经济在战后步履维艰的担忧又有太多的根据。1950~1973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4%，该国是所有西欧经济体中最弱的，德国的增长率是英国的两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49年英镑大幅贬值——它是英镑一系列贬值的第一次——但沃伯格并不认同，因为他认为，“把贬值作为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更加努力工作，减少财政支出，并且使西欧贸易自由化，这样的机会已完全错失”。尽管贬值刺激了英国出口，但沃伯格可以“预见，到1949年年底，英镑将……再次折价，关于贬值徒劳的讨论将再次开始”。这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沃伯格也没有对借助政府更迭作为出路抱太大希望，他预料“未来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和未来工党政府的政策之间不会有太多区别”。正如他所见，如果保守党在1950年赢得大选，“我们将面临更多的紧缩政策，我们甚至可能面临更多的进口货币的限制”。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保守党政府不会把钢铁行业国有化，也不会沿用任何国有化的措施，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不会有工党政府那样被动，这也许听起来很矛盾”。沃伯格预料，20世纪50年代，两党在许多政策问题上会取得共识。他认为，“极端势力……将靠边站”，并回归到“19世纪的抢座位游戏，保守党和辉格党轮流执政，两党打得不可开交，不过它们在基本政策问题上没有太多区别，但各自侧重点不同”。沃伯格对R·A·巴特勒作为财政大臣的努力表示不屑（慕尼黑时代，后者在国际政策上是热心的绥靖主义者……现在，在金融问题上，他还是一个绥靖主义者）。沃伯格谴责英国协议工资制度是“完全无政府主义的”，该制度完全切断了支付能力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1956年2月，沃伯格写道：“我在想，政府以外还有多少人仍然认为，纯粹的货币措施，比如提高基准利率，对不得不解决的经济问题有真正的影响。我看只有那些既傲慢、又低效的人才会吧，就像现在的政府。”正像沃伯格预料的，保守党和工党的财政大臣一样，在战后一段时期，很难取得内部和外部的平衡。1959年，拉德克利夫勋爵领导的货币体制改革委员会，大体同意沃伯格的观点，即，传统的货币政策不能胜任管理英国过度扩张的经济。

沃伯格认为，英国的希望不在于货币贬值，而在于外国资本，也许高级管理方法和工业方法也会随之而来。如果英国要提高生产力，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1950年5月，关于“经济–社会防御”问题，他草拟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他呼吁：

1.在经济发展领域……通过技术革新和更好的管理层提高生产力。

2.在经济整合领域……通过各区域的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类似方式，在有关各国之间实现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3.在融资领域……通过共同的国际发行交易和理性的投资方向，刺激并吸收有关各国的存款力，实现更大的国际意义。

沃伯格主张，“马歇尔援助”应该通过新成立的大西洋金融局继续下去，“支持那些需要金融外援的国家”。他警告，如果不检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目前，国际上出现的贬值、重新估值和‘让货币寻找它们自身水平’（一种特别模棱两可和危险的说法）的循环局面”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其他人把北约主要视为一个军事联盟，但沃伯格却热衷赋予它金融的一面，他认为，北约不只是能缓解英国在海外多处驻军给本国经济上带来的压力。为了这个目的，沃伯格设想金融局将发放3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由北大西洋公约的赞助国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这段时期他提出的其他计划包括，“可能在纽约成立一家组织，负责处理欧洲工业企业的美国武器订单”，以及“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多个国家的交通系统改造和现代化筹集国际贷款”。整个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被创建一个“北约共同市场和一种北约共同货币（不包括土耳其或希腊）”的想法所吸引。总而言之，他确信，英国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不能单靠货币贬值来解决。英国需要外国资本，这意味着美国资本。

在这种局面下，沃伯格对英美关系因1956年苏伊士危机破裂而感到失望，就不足为奇了。安东尼·伊登爵士终于在1955年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事实上，他是S·G·华宝公司早期的私人客户，他曾在哈里·卢卡斯的建议下，开过一个小额投资户头。自20世纪30年代，伊登脱离张伯伦后，沃伯格曾热情地钦佩这位政治人物。沃伯格赞扬伊登在1954年日内瓦和伦敦的大会上，作为外交大臣所作的努力，并为伊登迟来的首相职务欢呼。因此，苏伊士危机期间，他最初站在伊登一边。像伊登一样，沃伯格倾向于认为，埃及领导人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是中东的希特勒，1952年埃及军方夺权后，西方列强犯了对纳赛尔采取绥靖的错误。这位埃及领导人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5天后沃伯格思忖道，“纳赛尔的过激之举也许可以让英国和法国变得清醒”。但他补充说，一条重要的警告是，“在美国……大选年政治人物倾向于回避国际事务”。这是一个相当准的观察，因为伊登的战略——英国、法国、以色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重新控制运河地带——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未能预先警告美国，并至少取得美国的默许，如果不是取得美国的支持的话。不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忙于应付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而且苏联又同时军事干预匈牙利，这增加了东西方之间全面对峙的可能。为应对似乎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复燃，整个阿拉伯世界倒向苏联。英法干预以政治灾难收场，沃伯格事后的分析延续了他之前的逻辑：

英国和法国在中东采取单边行动……本身没错，但……所用的方法——尤其之前未通知英联邦各成员国和美国（不一定之前举行磋商）——是最不幸的。更重要的是，一旦采取军事行动，中途断交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总之，伊登的行为是“鲁莽的冒险”。沃伯格回忆说，“当然，这样的事情以前经常发生，冲突到来时，一个国家要么自己、要么联合其他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封锁。但我认为，伊登做了一件很绝的事，在他的领导下，英国把自己封锁了”——如果英法联军不按照联合国大会“为和平而团结”的决议撤军的话，那么，沙特将采取石油禁运，美国将拒绝力挺英镑。换句话说，沃伯格反对的不是西方干预中东事务的原则，而是伊登政策的无能。两年后，当伊拉克王室被推翻^[1]，美军进驻黎巴嫩，沃伯格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失去的机会抱有遗憾：

如果这种对黎巴嫩采取的果断行动，两年前能在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立即实施，那么，西方面临的局势将会好很多。现在，在我看来，对美国人和英国人最好的结果是，守住中东的边界。

如果美国早一周在黎巴嫩行动，伊拉克的混乱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力度太小、反应太迟，这种情况再度发生……

这种情绪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想表达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丘吉尔原本打算在1958年7月发表讲话。如果计划照常，那将是丘吉尔最后一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

总之，英美合作似乎在外交政策层面抛锚。那么，在金融层面会更成功吗？

[1]“蓝蝙蝠”行动首次应用艾森豪威尔教义，该教义强调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有干预的权力。目标是巩固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领导的亲西方政府，与内部的反对者们进行抗争，他们视伊拉克政权的变更是一次使黎巴嫩与埃及、叙利亚结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