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殖民地化失败了

那个假设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政治独立的到来只给很少的一部分前殖民地带来了繁荣。虽然前帝国的大国不再互相拼杀，很多情况下，非殖民地化的进程总被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更多时候是在其内部反复出现的冲突所左右。这已经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的60年里的双重失败。自治理应与民主携手并行，但是非殖民地化经常不能导致民主，而是在短暂的插曲过后，形成国内的专制政体。这些专制中，许多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而言，比旧政府的殖民体制更加糟糕：更多的腐败、更多对法律的漠视、更多的暴力。实际上，恰恰是这些特征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黑非洲地区的国家自从赢得了独立以后，实际生活水平却恶化了的原因。

大多数在中东的前殖民国家都更为富裕，只是因为自然赋予了他们中一些国家以丰富的地下石油储备，而这些石油的全面开采也是他们赢得独立后才开始的。但他们的政体几乎无一例外：跟专制差不多。殖民主义并非都是好的，当然，独立也并非都不好。但是要将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殖民统治的不良后果上，并不能让人信服（虽然这样做对像津巴布韦暴君罗伯特·穆加贝这样的人来说，要方便得多）。用非洲发展银行2003年报告中的话来说：“40多年时间的独立……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理清殖民遗产，开始向前发展了。”非洲和中东，还有亚洲的大部地方，自1945年以来有很多经验证明，罗斯福对非殖民地化的信心是错位的。

就拿贫困来说。虽然人均收入的历史数据非常不完整，也不精确，但仍然有可能去估算从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到后帝国主义阶段中，这些前帝国和前殖民地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48个国家的长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可以获得的，其中8个国家被认为是战前帝国，14个国家为殖民地。有两件事情在表6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表6将这些国家在1913年和1998年的两套数据进行了比较。首先，唯一显著提高其相对经济地位的前殖民地是：新加坡，1913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4，但到了1998年，新加坡超越了所有的前欧洲帝国。另一个地位有进步的前殖民地是马来西亚，只是幅度小得多，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美国水平的17%提高到了26%。其他所有的前殖民地比1913年的状况，都更加落后于美国，有些国家更是大大落后于美国。第二点，从第一点延伸而来，就是世界前帝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1913年菲律宾、埃及、印度、越南、加纳和缅甸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处在美国水平的13%到20%之间。到了1998年，所有6个国家的平均收入还不到美国人均GDP的1/10。相比之下，所有前帝国仍稳稳地跟在世界经济领袖的身后，彼此差距不大，唯一一个例外是英国，英国跟它在1913年的相对经济实力比较，则明显要差许多。

然而，这些数字低估了全球贫富分化的程度，因为这些数字疏忽了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历史数据根本就无从考察。要是集中关注从1960年到1989年，这个对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们至关重要的时代阶段，有可能发现更令人震惊的结论：由于政治上的独立导致经济失败的证据是确凿的。41个前英属殖民地中，只有14个成功地缩小了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往昔英国统治下的这30年里的差距。实际上，总共只有两个非洲殖民地（博茨瓦纳和莱索托），比率比前殖民地时期的收入有明显增长。

一方面，这个后殖民时代的大分化已不再明显，因为印度这个所有前欧洲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的国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时期，这个时代早就应该到来。然而，多数前殖民地继续加大了落后于富有国家中坚部分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世界上只有14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美国水平的3/4。其中，除了两个不在欧洲，其余的全部都是在欧洲。这两个（日本和中国香港）代表了亚洲的两个极端的例子。前者从未有过成为殖民地的经历，后者在英国统治下长达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有20个国家，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或还不到美国水平的3%。世界上超过3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每天低于1美元。除了6个国家以外，其余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了独立的非洲国家。在最贫穷的前英属殖民地，塞拉利昂，现在人均收入每年是140美元，而英国的人均收入要高出其200倍，而在1965年，收入差别仅有8%。冈比亚，那个1943年时的国内状况让罗斯福感到震惊的国家，只是稍稍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进步。他们的收入只有英国的0.8%，比1965年取得独立时的差距大得多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尽管自独立以来，冈比亚获得的援助总计达16亿美元之多——平均起来，几乎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20%，其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增长实际上自1970年以来只有14%。

简而言之，对极端贫困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在非洲，政治独立是一次灾难性的实验。非洲人口的平均寿命正在不断下降，现在仅为47岁。这还包括了援助、贷款以及各种各样的债务减免项目。46个国家中只有两个黑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是逆经济失败的整体潮流而动的。

为什么如此多的新独立的国家在取得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输得那么惨？为什么没有几个国家在离开了帝国统治后提高了他们的相对地位？有人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贫富国家人均收入相差如此巨大的原因所在是全球化。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从理论上讲，全球化仅仅意味着商品、公共设施，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一体化，这应该会增加其经济有效性，从而在所有相关领域中获利。21世纪早期的真正问题不但不是全球化，而恰恰是全球化的缺失以及对全球化的限制。实际上，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可悲的事实是，现在的全球化根本不是真正的全球化。

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世界贸易仍远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至少其中一些责任，可以归咎于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国家继续给予本国农民相当于非洲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补贴。美国对农业生产商支持的额度仍高达其农作物售出收入总额的20%左右，欧盟的这个数字则超过了30%。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予美国棉花生产商的补贴降低了每年从贝宁、马里、乍得湖以及布基纳法索地区的棉花出口价值达2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他们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总和的3%。但是，不只是富有国家负有责任，许多贫困国家也设置了形形色色制约商贸的壁垒，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国际经济不平等得以上升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不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这一点可以被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在发展中国家中进行的一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研究发现，更为“开放”的经济体制每年以4.5%的速度增长，而“封闭”的国家的增长还不足0.7%。这些发现，广泛地被诠释为今天之所以需要全球化的理由——也就是说，论证了那些降低贸易障碍的国家比倾向于在经济上闭关自守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快速发展。

从劳动力流向方面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现在，国际移民（或对国际移民的限制）在决定国际不平等的程度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劳动力的移动越是自由，国际收入的水平越是上升。现代全球化是与高度的不平等水平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条原因是，相对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向发达社会自由迁移，存在太多限制。一项近期的评估表明，解放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总体经济利益比进一步解放商品和资本流动预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大25倍。

首先，要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迹象，这是全球化的另一关键组成部分。发展经济学家们花费几十年时间试图找出如何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制度中提高投资水平。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从资本丰富的地方——也就是说发达世界进口资本。根据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古典模式，这应当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资本应当自动从发达的经济体制流动到不发达的经济体制中去，这样收益可能更加高。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鲁卡斯在1990年出版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似乎并不会发生这种事。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一些举措表明90年代经历了特别巨额的跨国境资本流动，而现实中的今天，大部分的海外投资还是发生在发达国家里。1994年，只有36%的海外直接投资和10%的证券投资流向了贫穷国家（被定义为收入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1/3或者不到1/3的国家），到了2000年，贫穷国家所获得的份额分别下降到12%和2%左右。今天的一些赤贫国家几乎没有从海外获得任何投资。大部分的跨境资本实际上是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流动。原因非常简单，富有国家的投资者们更喜欢向其他的富有国家进行投资。近几十年来的巨额的资本流动因此与国际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没有多大关系，罪魁祸首就是从富国流向穷国的净资本的缺乏。

有一种思想流派认为，地理、气候和疾病的发生为全球不平等提供了充分的解释。那些远离主要海上航线，坐落于热带地区的国家，他们的人民更有可能因患上如疟疾之类的疾病而变得更加贫穷，即使不完全按照宿命论的提法来诠释。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有益于投资和改革法律、金融和政治制度——而不应当去考虑它和地理位置、平均温度以及携带流行疾病的昆虫的关系。因此，投资者更喜欢把他们的钱放在私有财产的权利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中，虽然这个要求应当被看作是最低要求。在《新国富论》一书中，大卫·兰蒂斯主张如下观点——要取得“理想的经济成长与发展”，政府就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保证私有财产的权利，更好地鼓励储蓄和投资；

2. 保证个人自由的权利……反对专制与……犯罪和腐败等弊端；

3. 坚持执行合同的权利；

4. 提供稳定的政府……采取公开的法规进行统治；

5. 提供负责任的政府……

6. 提供诚实的政府……没有权力寻租；

7. 提供谦虚、有效、不贪婪的政府……缩减税收（并且）降低政府对社会公积金的要求……

经济学家罗伯特·巴洛在对战后经济增长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中总结道：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的有6个重要的变量。其中就有法律规则的强行实施和避免过度的政府开支，以及通货膨胀。在主权受代议制政体制约的国家里，财产权会更加受到尊重，这是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而且，基于法治的宪政政权也更倾向去推行鼓励外国投资和国内资本组合的金融改革。代议制的立法、透明的财政系统、独立的货币权力机构以及一个有秩序的证券市场创造了各类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中能得以繁荣的制度环境。一个基于全民投票选举进行立法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从近期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经济上的成功就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太过急于拓宽公民权，释放了公众对整体国民经济有害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需求，民主化反而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减缓。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民主的社会更有可能对公共教育和公共健康进行追加投资，这将会提高一个社会的经济表现。亚洲的集权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发展得很好，而大多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国家却并不像它们那么成功。当然也有例外，诸如1973年以后的智利，在经济领域也许有法治制度，但在人权领域一定是有所缺失的。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下，财产比人有着更多的权利。

正是在这个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领域里，许多贫穷的国家倒下去了。过去的50年中，通过贷款和援助手段想要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努力及尝试不计其数。1950年到1995年间，西方国家无偿转账给较贫穷国家的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以1985年美元为基准）。但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接受国缺乏必要的政治、法律和金融制度使得这些援助成为有效的经济发展资金。专断而腐败的统治者们对这一经济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大笔大笔涌入的款项源源不断地逃逸到国外，通常流向瑞士的银行账户中——因为腐败的统治者通常将非法所得的财富隐匿海外。一项研究表明，1970年到1996年间，30个黑非洲国家的资本外逃共计高达1870亿美元，算上利息的增长，就暗示着非洲统治阶层的私人海外资产相当于他们国家所欠公共债务的145%。一些学者总结道：“非洲国家每借的1美元中大约有80美分就在同一年以资本转移的形式回流了。”黑非洲地区的经济失败以及法规与政治责任的缺失之间看来存在密切的联系：今日非洲的50个国家中只有5个可以被列为自由的民主国家。

也许最好的制度理论依据就是即使是地处穷乏地区的国家依然能够依托一个好的制度繁荣起来。博茨瓦纳，虽然比起其他黑非洲国家在地理、气候和自然资源方面处于劣势，但它却在过去的35年时间里成为全世界人均收入增长率最快的国家。根据一份最近的分析表明，博茨瓦纳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成功地采用了良好的制度：

法律与合同的基本体制运作比较合理。国家和私人的掠夺行为相当有限。虽然这个国家在钻石产业中收益颇丰，但是，这并没有引发为了抢占钻石矿产资源所导致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或是冲突。政府保持了从英国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最低公共公益设施结构，并将它发展成为精英管理层的、腐败相对少的高效政务机构……此外，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力度也很大。政府的财政政策极其谨慎，并且汇率与经济的基本要素保持紧密联系。

尤为突出的是，博茨瓦纳成功地发展了保护私人财产的机制，这就保护了实际和潜在投资者的财产权，提供了政治的稳定性，确保政治精英们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并具有社会参与的广泛代表性。

1945年后，在欧洲和亚洲进行了一系列在政府控制下的实验，这些实验有助于理解在制度截然不同的政权里是怎样对完全相同的人民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的。这里的完全相同的人民是指从环境、地理位置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的。两个德国之间和两个朝鲜之间大相径庭的实际经历证实了一点，制度的确在发展中扮演着决定性的关键角色。同样，中国的一个城市——中国香港，和中国的一个岛屿——中国台湾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香港是英国自由帝国体制统治下的城市，而中国台湾则是处于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的体系中，而中国大陆在同一个时期则处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管理之下。

多数贫穷国家之所以始终贫穷是因为他们缺少正确的制度——并不只是鼓励投资的正确制度，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公民不负责任。比起那些法制健全的国家来，专制政权下更容易滋生腐败行为，而腐败又反过来以多种途径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牵制了原本可用于资本形成和成为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资源。根据非洲联盟的报告，腐败的代价相当于非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1/4。而且，贫穷的国家比富裕的国家更容易因受内战的摆布而变得更加贫穷。当缺乏非暴力手段追究独裁统治者责任的时候，政治暴力当然就更有可能发生。然而，内战一旦开始，就会迅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现在一个恶性循环确实存在于许多贫穷国家中。互相匹敌的大军阀们互相交战，为了矿产资源、种植毒品作物，甚至海外援助资金流向的控制权，招募穷人当兵。这些贫穷、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年轻人除了战争以外别无其他的就业机会，其生命则更加短促。这类问题不仅限于非洲，哥伦比亚也正深陷在这样的一种堕落之中。

当然，世界上的每个“失败国家”，都有其失败的特别原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世界上，最为贫穷的一些国家是中非共和国、乌干达、卢旺达、乍得、塔吉克斯坦、尼日尔、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和索马里。这些国家的人民除了极端贫困并且（几乎每个国家如此）平均寿命在40岁左右，所有这些国家远远不符合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并且他们都在不久前，或仍然还在经历着某种形式的战争。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唯一愿望看起来就是借助外国力量的干预，能够建设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的体制基础。

表7 贫穷、不自由以及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