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7月，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被议会以及巴黎的暴力活动合力推翻。在政治连锁反应的过程中，类似的政权改变在布鲁塞尔、华沙、摩德纳和博洛尼亚等地相继发生或出现了“苗头”（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暴力活动）。德国的许多公国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最有名的如不伦瑞克、黑森–卡塞尔和萨克森，葡萄牙也是如此。在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革命者关心的都是摆脱外国力量的统治以及寻求宪章改革。在其他地方，宪章改革的进行并未要求废除君主制。这不仅仅发生在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在汉诺威也是如此，那里君主的改变仅仅是因为乔治四世在1830年6月突然去世。在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统治者与自由派达成妥协时觉得颇不自在。政治动荡在1832年并未结束，此时，波兰以及意大利的暴乱已经被镇压，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对于新政治是否可以加强稳定性的疑问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

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度过这些政治动荡的时期，让许多观察家从中得出结论，称就如拜伦以及其他人之前怀疑的那样，他们的地位甚至高于那些向他们借钱的国王。1931年11月，在路德维希·博恩从巴黎发出的第十份公报中，明确地“将罗斯柴尔德与国王等同起来”：

那肯定不会激怒他，即便他不希望跻身于那些帝王的行列中，他也应该非常清楚，一个国王在今天的巴黎是何等的不值钱。但他却是所有国债的大操盘手，他给了国王们阻挠自由的力量，并剥夺了人们抵制暴力的勇气。罗斯柴尔德是可怕的大主教，在他的祭坛上，自由、爱国主义、荣誉和所有的公民道德全部成为祭品。罗斯柴尔德能够在一个小时内抛掉所有的证券，从而让市场跌入无底深渊。

博恩在1832年1月的公报中，嘲讽了法国新国王路易·菲利普：

如果他在一年后仍然是国王的话，他就能给自己加冕了；不是在兰斯的圣雷米教堂，而是在巴黎交易所的圣母院，罗斯柴尔德将担任典礼的大主教。加冕结束后，会照例放飞鸽子，其中一只……将飞去圣赫勒拿，停在拿破仑的坟墓上，然后嘲讽地对他的遗骸说，它们看到他的继承人昨天加冕，但不是由教皇施以“涂油礼”，而是一个犹太人；而且，现在的法国统治者已经获得了一个名号，“5%为帝王，3%为国王，其余为银行家与交易商的保护人”。

可以确定的是，在两封信中，博恩继续着此前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腔调”，即他们是这些反动活动的幕后支持者：

这些罗斯柴尔德人玩的一直是同样的游戏，目的就是为了捞取财富……金融家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他们比任何人给自由根基带来的破坏都大；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罗斯柴尔德没有给那些独裁者提供资金支持，那么大多数欧洲民众此时已经享受到了完全的自由。

但是这个观点很难站住脚，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就向路易·菲利普的政权提供了支持，而这个政权很明显是一个自由革命的产物，即便他对于博恩来说还没有那么自由。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如博恩所说，还借钱帮助希腊成为一个独立的王朝，这也是19世纪20年代的另一个自由目标。实际上，他们甚至对选择哪个王子成为新的希腊国王都施以影响。（“冯·罗斯柴尔德先生发现，除了荷兰的弗雷德里克王子之外，欧洲所有的王子都在他的债务名单里，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从没向他借过钱的王子是最佳人选。”）因此，更为合理的说法应该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已开始控制而不仅仅是支持欧洲的君主们：

如果王冠戴在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头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躺在他们的脚下，不是一件好事吗？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目前并没有攫取王冠，但当一个王座无人时，他们就会全方位地提供建议，推选新的国王……如果所有的国王全部退位，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好事吗？想想这其中的好处。这个新王朝绝对不需要从外面贷款，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仅在这一个方面，他们每年就能减轻数百万的重担。

出生在法兰克福犹太街的博恩，不仅皈依了基督教，而且还成为一名德国民族主义者，他不欣赏罗斯柴尔德家族有非常复杂的个人原因。为寻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革命时期所获评价的细微差别，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博恩的朋友——诗人和记者海因里希·海涅。1830年前，海涅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想法与其他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相差不大。在他的《旅行素描》一文中，海涅写道，“罗斯柴尔德一世”与威灵顿、梅特涅以及教皇联手组成了反对自由的一堵墙”。但是，即便在这个时期，海涅也已经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现存君主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在《卢卡浴场》一文中，费加罗犹太人赫希–亚森特回忆他给内森·罗斯柴尔德修趾甲的经历：

这发生在他的内室里，他当时坐在一把绿色的扶手椅上，好像那是他的王座一样。他说话的感觉就像是个国王，周边全是大臣；他不停地差遣他们，向世界各地的国王递送信息；当我修他的趾甲时，我暗想：你应该知道，握在你手里的脚，它的主人手里握着整个世界。现在你也有那么一点成就感了：如果你剪得深一些，他就会勃然大怒，然后就会迁怒于国王们，更狠地对付他们。那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在海涅看来，内森已经有权力“修理”向他借钱的那些国王了。但是他笔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未忽视自己卑微的犹太身份。内森在伦敦的银行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当铺”，而且当赫希–亚森特以前彩票售卖员的身份被介绍给萨洛蒙认识时，他邀请萨洛蒙与他共进晚餐：“我现在认为自己有点像罗斯柴尔德家庭处理彩票业务的首席代理人。”“他招待了我，”赫希–亚森特说，“就像我跟他一样，也是个百万富翁。”“Gamz Famillionar”这个用意颇深的新造词暗示了海涅后来重拾的一个想法：即，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庞大的财富，但他们远不是传统社会等级制的简单道具。

同样的观点也存在于令人难忘的寓言里，在其中，赫希–亚森特描述了萨洛蒙举办的儿童化装舞会：

孩子们穿着可爱的服装，玩起了贷款游戏。他们穿得像一个个国王，头上戴着王冠，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孩子打扮得与老内森·罗斯柴尔德几乎一模一样。他将自己的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拨弄着口袋里的钱，当一群小国王围着他，希望从他那里借钱时，他生气地摇着头——只有一个穿着白色上衣和红色裤子（奥地利）的小男孩，得到了他的赏识；他在小男孩的脸颊上友善地拍了一下，并赞赏地说：“你是我的男孩，我的宠物，我为你骄傲；但是你的表兄米歇尔（可能是指德国）最好离我远点，我不会给他那样的傻瓜一分钱，他居然想在一天内得到比他一年收入还多的钱，他会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一些麻烦，这将破坏我的生意。”这个男孩演得太好了，尤其是他帮助一个穿着白色绸缎衣服、戴着银质百合花（法国）的胖男孩走路，并对他说：“现在，你做你自己，诚实地生活，一定别让他们再次把你赶走，否则我就会亏钱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先生，听那个男孩说话是种享受；其他孩子也一样，他们都是可爱的孩子，将自己的角色演绎得非常好，直到蛋糕拿进来后，他们蜂拥而上，争抢最好的部分，结果把别人的王冠都扯坏了……

再一次，海涅笔下的内森蔑视那些向他借钱的统治者，这表明：他（内森）才是他们的主人。在一篇没有出版的文章里，海涅清楚地表明，他对“愚蠢的王子”同样抱有蔑视，“但是在内森·罗斯柴尔德面前，我害怕得会发抖。在你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就已经派了一些国王、股票交易员和警察来到我的房间，然后把我带去阴森的堡垒监狱”。

《卢卡浴场》未出版的一段文章中，海涅试图更精确地分析罗斯柴尔德家族力量的本质。他承认，短期内这种权势充当了支持反动政权的角色：

近来，我思考政治经济时，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困境已然被颠覆份子利用，他们试图误导人们推翻目前不管是有序还是无序的社会体制。革命通常由金钱匮乏引发，通过阻止这样的匮乏现象发生，罗斯柴尔德银行体系可能将维持欧洲和平。这种体系，或者说是它的创始人内森·罗斯柴尔德现在仍然为这种和平提供坚实的根基：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能阻止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开战，但它确实可以使人们推翻现有政权变得十分困难……各个政府仅凭宗教信仰难以让人保持和平状态，但罗斯柴尔德的贷款体系在这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

但是，罗斯柴尔德“体系”自身也蕴含了革命的迹象：

它拥有宗教所缺失的道德力量，能够充当宗教的替代品——实际上，它是一种新宗教，老宗教的最终失败将使它提供“礼拜”仪式的替代物。十分奇怪的是，又是犹太人发明了这种新宗教……被谋杀的朱迪亚(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曾受罗马帝国统治)与垂死的内萨斯(半人半马怪物)一样狡猾，用它自己有毒的袍子——用它自己的血作为毒药——夺去了罗马大力神的力量，他巨大的臂膀变得软弱无力，盔甲从干瘪的身体上一片片落下，他曾经响彻战场的声音变成了痛苦的呻吟。这种钻心的折磨一直持续了1 000年，罗马最终死于犹太人的毒药。

当然，这段夸张的文字透露了海涅自己对于犹太教模棱两可的态度（与博恩一样，他也皈依了基督教）；这也预示了他后来会有更为清晰的观点，他在《路德维希·博恩备忘录》（1840年）一文中，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成是革命者，而不是反对革命的人。

这篇文章可能是当时最为敏锐的观察，海涅给读者展现了一个让人难忘的悖论：

在推动革命方面，没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贡献更大……而且，尽管它听起来更加奇怪，这些罗斯柴尔德人、国王的银行家、王室财富的保管人，可能因为欧洲国家体系的崩溃而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不过，他们头脑中仍旧对革命的使命保持着清醒的意识。

他认为，詹姆斯是“金融界的尼禄”，“像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一样统治着全世界的股票交易所”，但是，与他的前辈、罗马人尼禄一样，他“最终是一个贵族权威的破坏者，以及新民主的奠基人”。

以下的解释可能基于海涅与詹姆斯真正进行的一次对话——两人“手挽手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荡”——尽管海涅可能借别人之口说出了自己想表达的话，但与他之前的异想天开相比，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他所说的话了。 按照海涅自己的说法，詹姆斯向他解释了“他自己如何通过他的政府债券体系，为社会进步以及新秩序根基的建立创造首要条件”。正是因为以公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形式存在的流动资产的发展将财富和土地联系到了一起，进而使得资产阶级能够聚积到巴黎。“如此多样化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还有如此集中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当局，这两方面的重要性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巴黎，法国绝不会爆发革命……通过公债体系，巴黎更迅速地成为法国的重要城市。”这促使海涅走得更远：

我认为罗斯柴尔德是伟大的革命者之一，他们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石。黎塞留、罗伯斯庇尔和罗斯柴尔德对我来说是三个暴力性的名字，他们预示着旧时代贵族的消亡。黎塞留、罗伯斯庇尔和罗斯柴尔德是欧洲三个最可怕的平均主义者。黎塞留破坏了封建贵族的统治，使其归顺于王权的专制，封建贵族要么被贬为宫廷里的官宦，要么在各省像普通人那样慢慢消亡。罗伯斯庇尔继而宣告了这种压迫人的懒散贵族阶层的灭亡，但是土地保留了下来，它的新主人、新的土地拥有者，很快成为另一种贵族，与之前的贵族相差无几，他们的权势以另一个名义得到了保留。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现破坏了土地的主导性，通过向大国提供国债系统，使得财产和收入更具流动化，同时使得金钱比土地拥有更为优先的特权。他为此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贵族阶层，但这种新贵族，由于其建立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元素（即金钱）之上，难以像根植于土地的旧贵族一样，能够持久地维持自己的角色。因为金钱比水更具流动性，比空气更难捉摸，考虑到它朝生暮死的特性，人们能够原谅新贵族的鲁莽，转瞬间，它就会消融和蒸发。

海涅在19世纪40年代一次次回归到罗斯柴尔德权势的主题上。他于1840~1841年间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卢苔齐亚》，他在其中讽刺了詹姆斯的健康或情绪状态与公债价格之间的联系，并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而罗斯柴尔德则是上帝的导师。”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罗曼采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诗集中出现。但是他的笔触再没有“路德维希·博恩”一文中那么锐利——部分原因可能是，1840年后，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和金融关系变得有些紧密。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看到，判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支持社会革命以及反对社会革命两方面扮演了同等角色，海涅的这个观点当时非常罕见，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革命角色并非他所认为的那样自觉。不过，即便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集革命性和反革命性于一身的问题上，没人比海涅观察得更透彻锐利，但他并非是提出这一观点的唯一观察家。一个不出名的作家也宣称，“罗斯柴尔德兄弟成为新宗教的导师”，是新“金钱贵族”的奠基人。波旁王朝倒台后，在威尼斯声名鹊起的保守派代表夏多布里昂诙谐地评价说：“国王们成为了罗斯柴尔德男爵萨洛蒙的侍从。”

革命与法国公债

人们很容易发现未能预见革命的历史人物身上的缺陷。但是革命并不是可预测力量的必然产物（1989年东欧事件便是很好的例证），大多数历史学家可能更喜欢事后发现其中的原委。查理十世于1824年即位和3年后维莱勒政府在公债转换失败后倒台不应该被看做是法国危机的征兆。马蒂尼亚克子爵1828年1月组成的政府，似乎成功地驾驭了议会里的自由派力量以及王室的保守势力。当内森的女儿夏洛特于1829年在巴黎时，她发现詹姆斯举办了“一次晚宴舞会，邀请了自由派人士以及多位大臣，因为与各派保持友好关系是最好的策略”。尽管4月的议会会议如夏洛特警告的那样，是一场“风暴”，但詹姆斯仍旧保持着乐观情绪。尽管股市处于停滞不前的时期，以及因收成不好引发“面包”暴动，但作为金融信心的重要晴雨表——公债（价格坚挺），这表明法国政权仍然十分稳固。1829年5月，票面利率为3%的公债就维持在76.6点，一年后攀升到了84点，同年12月达到86点的高峰。即便马蒂尼亚克政府解散，并由极端保守的朱勒·德·波利尼亚克于1829年8月9日取而代之，也没有明显地引发危机。实际上，新政府成立时，公债价格仍在上升，一直到1830年5月才出现一点儿回落的迹象。

在这些情况下，詹姆斯不可能鲁莽地在1830年初以高价参与一笔政府贷款的激烈竞争，这笔数目不大的贷款用来资助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冒险行动。他发现，巴黎媒体反对政府的腔调与金融稳定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整个世界叫嚷着政府正在为法国带来一场革命；另一方面，所有的财团却又在一笔400万法郎的公债交易上争得不可开交。”当议会于3月召开会议时，政府可能会面临“一些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股市仍然表现得“非常好”。作为一名银行家，詹姆斯自然地按照市场的判断投入自己的资金。当宪章危机的恐慌心态在股市里表现出来时，他开始参与新的贷款业务，并且为法国政权提供帮助。

1830年的危机提供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即银行家（和投资者）一直都面临着一个困境：他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以蒙受损失的方式抛出价格下跌的证券，要么一直持有证券等待价格回涨——但是也面临着进一步下跌的危险。与科尔蒂的看法相反的是，詹姆斯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并不是一无所知，他早在2月份就收到了非常明确的警告，当时法国财政大臣向他透露了另一个转换公债（票面利率）的计划。当詹姆斯质疑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在议会里获得通过时，他得到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如果……议会完全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那么他们就将解散议会，然后通过一项法案进行新的大选，组成一个新的议会。”但是詹姆斯仍旧犹豫不决：

你非常清楚，亲爱的内森，议员们和大臣们有共通的地方。当机遇来临时，国王是否有勇气来实施上述计划，议会是否允许这种情形发生，我真不知道。这真是一个艰难的处境……如果我能够将自己解脱出来，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目前的形势——一位（财政）大臣挑战所有公众。

但詹姆斯并没有“解救”他自己，相反却选择了坚持到底的策略，而且内森也鼓励他这样做，他建议詹姆斯不要“为了一点点利润”抛出公债（言下之意是继续持有，等待更好的价格）。詹姆斯在这个问题上犯错，部分原因是过于信任波利尼亚克的保证。“这里只有一件事能够完成，”他在3月初议会召集前告诉内森，“那就是现在保持平静作壁上观，因为魔鬼还没有他（波利尼亚克）看起来那么黑。”在这样的判断基础上，内森愉快地向查尔斯·格雷维尔保证，“波利尼亚克的政府将在国王的支持，以及他自己的决心支撑下，坚持不倒。”问题是他和他弟弟此时持有一大笔4%利率的公债——面值约为2 500万法郎（100万英镑）——他们计划慢慢地卖给交易商和投资者，获取利润。如果他们在4%利率公债的价格稍稍低于他们进价时就开始加速抛出，价格非常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詹姆斯称波利尼亚克为魔鬼并不让人感到吃惊：两人刚刚签署了一项“浮士德式”的契约（意指出卖灵魂）。

当议会召开期间，这一切开始变得折磨人了。詹姆斯立刻发现：“国王将被迫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做出抉择。”但是，他推断说，“我不想做任何事，因为只要我保持坚定的态度，人们就不会有勇气压低公债的价格，因此我能够冲出风暴”。议会以221∶118的表决结果，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声明，称“政府的政治观点和人民愿望一致，一切将不复存在，”因此（正如詹姆斯被警告可能出现的情形那样）国王解散了议会，要求进行新的选举。但是，詹姆斯并没有抛出公债，相反，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买进，以支撑市场以及他的“魔鬼”朋友：

波利尼亚克向我承诺，他不会发动武力政变，这就是说，他不会采取任何违法的行动，仍和他的大臣们一起保持对国王的忠心，因此我又买进了10万法郎的公债（面值为330万法郎），我告诉过他，“只要你遵守法律，我向你保证（公债的）价格将会上升。”我实现了我的承诺，（3%利率）的公债现在维持在82.40点，开市时为81.40点……由于我们解散了议会，政府可能任命一些新的大臣，事情也将会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能够在3个月内实现这一点，那么一切都会随之解决。

詹姆斯认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避免金融崩溃的情形出现，他是对的，尽管这段时间不是3个月：实际上，3%利率的公债价格坚挺，一直到5月3日，价格仍然维持在84点以上。但是，他并没有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既可以支撑市场，又可以抛出数量可观的公债（尽管他确实在“没人听到我卖出公债的风声”的情况下卖出了一些）。这意味着当市场在新议会组成前便开始下滑时，罗斯柴尔德兄弟仍然持有2 500万法郎4%利率的公债，150万法郎5%利率的公债以及450万3%利率的公债。购买5%和4.5%利率的公债成本分别是106.25点和83.70点。从5月份开始，这些投资的损失开始累加。但无论是詹姆斯还是内森都无法以抛售的方式处理掉它们。詹姆斯仍然心存一线希望，不愿面对政治形势将持续恶化的局面。与此同时，政府对他也抱有极大希望：“如果你未能阻止（公债）价格的下跌，”一个大臣对他说，“所有人都会认为一场政变将会发生，就像你现在担心的那样。”而且实际上，公债的价格在6月10日和12日确实出现了轻微回调的情况。但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局限之处已经显露。

法国政府远征阿尔及利亚成功的消息——7月第一周就传到了巴黎——完全被选举的结果冲淡，这次选举反对派大获全胜。此时，唯一的希望——急忙冲到巴黎以提供支持的萨洛蒙说，国王能够与议会妥协，解散波利尼亚克政府。但是，詹姆斯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

维特罗勒（波利尼亚克政府的一个大臣）刚抵达，他说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国王将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应对议会继续维持的结果……但在站在反对派一边的代表比支持政府的代表要多100人。那么，议会在这种情况下能做些什么？为什么不像英国那样，如果一个政府得不到议会大多数的支持，就自行辞职？但是这里国王却宣称：“我将全力支持我的政府。”能做些什么呢？相信我，亲爱的内森，我……失去了勇气。

12天后，他的勇气完全丧失，丝毫不剩：“全世界都在抛售公债……所有的大臣也是如此，包括财政大臣。内务大臣告诉我：‘罗斯柴尔德，小心点。’我亲爱的内森，你是一个老兵。请诚实地告诉我，你对最终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感到害怕吗？”

内森甚至没来得及回答，最终的结果就来了。7月26日，查理十世引用了1814年宪法第14章赋予他的特权，颁布了3项法令：终结媒体自由，解散议会以及改革选举制度。其目标是让新选举出来的议会更容易服从他的意志。实际上，这3项法令中的第一项引发了革命：当时议会代表还没有抵达巴黎，但是自由派记者，如《国民报》的阿道夫·梯也尔立刻驳斥了政府的阴谋。当政府试图查封3家主要的反对派报纸时，人们走上街头。内森的大儿子列昂内尔此时刚好抵达巴黎，目睹了之后发生的混乱，他的信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当时存在的不确定性：

某一时刻，某一个人认为自己身处目睹革命爆发的前夕，但下一分钟，一切却又恢复正常……今天，所有的报社被士兵和武装人员包围，他们拿走了所有的报纸，将编辑抓进警察局，在任何一个自由的国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制造动乱了：街上的店铺当然全部关门歇业。皇宫酒店有一个人在卖报纸，但他立刻遭到逮捕，一些男孩子以及普通市民承担起了他的角色，但几分钟内，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皇宫酒店和所有店铺的门全部关闭，这种情形在这里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在伦敦，那可是大新闻了，所有大臣的房子前也有武装人员。所有这一切让人们议论纷纷，但最终并没有什么非常不好的事发生……今天将举行全体议会成员会议，他们将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现在不得而知，但有报道说，他们将宣布自己是人民唯一的、真实的代表，没有他们的核准，任何事都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1月1日之后，大臣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人们不需要缴税……这是反对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将再次看到非常严峻的形势，但是在另一个阵营、政府派的人完全掌握了军队，他们认为凭借武装力量能够做任何事情。爸爸，国王很快将面临危险。

但是，等到他确实看到危险时，已经为时已晚。两天激烈的战斗夺去了800名示威者以及200名士兵的生命，忠诚于查理十世的军队被赶出了巴黎。温和的自由派人士，诸如银行家雅克·拉斐特和卡西米尔·佩里埃的调停突然变得多余，国王撤回3项法令的声明显然也姗姗来迟。由于首都处在了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类似于18世纪90年代的新机构匆忙成立：一个市政委员会合一支由共和党老兵拉斐特率领的国民自卫军。萨洛蒙于1830年7月不安地向梅特涅报告说：“三色旗飘扬在所有公共建筑物的上空。”列昂内尔描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动荡巴黎：

街上挤满了人，他们笑声不断，似乎刚从舞会上归来一般，国民自卫军和皇家军队的士兵在广场和开阔场地放下了武器，然后列队离开，他们受到了人们欢迎，每个角落都布满了三色旗，每个人都戴了一个红色、蓝色和白色的帽章。在林荫大道和其他街道，每一百码就有一棵大树被砍倒在人行道上，破烂的门窗也堆在街上，这阻隔了行人，这些路障不仅仅存在于主要的街道上，在小街上也比比皆是，因此士兵和炮兵哪儿也去不了。

因此，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偶然瞥到坐在马车里的詹姆斯满脸愁容就合情合理了，詹姆斯将他的债券埋在萨洛蒙位于叙雷讷房子里也不足为奇。

但是詹姆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对于这点，传统的解释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变节者，他没有为失势的政权提供任何重要的帮助，对于查理十世借钱的请求，他一概予以拒绝。实际上，他的侄子对于查理王朝的倒台感到十分高兴：“法国的这个星期无比光辉，这个人做事的方式将受到所有人的敬佩，将使得他们得到重视……这对于其他政府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当波利尼亚克在同年晚些时候受审时，詹姆斯一点都不伤心：“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看来，尽管波利尼亚克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但他同样应该得到谴责。”詹姆斯同时迅速表明了支持新政权的立场，炫耀性地捐赠了1.5万法郎，用以救治在“巷战”中受伤的人。而且，不仅安塞尔姆为国民自卫军（罗斯柴尔德家族鼎力支持的中产阶级防卫力量）做了一些事，詹姆斯甚至给自己3岁大的儿子阿方斯穿上了迷你国民自卫军的军服。自由党人将中将职位以及后来的王座授予奥尔良公爵的决定，对詹姆斯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利好消息：我们已经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新国王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好朋友”了。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君主立宪制比专制政权更好，比共和制则要好得多：萨洛蒙看完路易·菲利普的加冕宣誓之后，说道：“感谢上帝，我们目前看到的结局很好，否则公债价格不可能维持在79点，而是早已跌到39点了。”詹姆斯与新政府当中某些关键人物——两位著名的银行家拉斐特和佩里埃的关系很好，尽管这些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友谊程度不应该被夸大。塔列朗——路易·菲利普对英外交的核心人物，经过一番游说，与内森建立了银行业务联系。塞巴斯蒂亚尼——1830年后期就任的外交大臣——与詹姆斯“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詹姆斯“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电话；詹姆斯与塞巴斯蒂亚尼的继任者德·布罗伊的关系同样紧密。

当海涅说，詹姆斯“首先享受到了路易·菲利普政治力量的好处，而且一直与那个政治大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无疑是绝对正确的。实际上，即便后来的反犹作家德吕蒙说，詹姆斯与路易·菲利普之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对于金钱的共同爱慕上，他也没有说错什么：我们知道，詹姆斯在1840年4月给路易·菲利普本人提供了200万法郎的贷款。海涅认为，“罗斯柴尔德在宫廷里得到重视”是因为国王的“财政困境”。尽管司汤达在书中诙谐地提到的关系网庞大的“勒旺先生”，可能并不是以詹姆斯为原型——比如，他不是犹太人，而且他的法语非常好——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司汤达的笔下描绘得与詹姆斯颇为相似，《红与黑》一书写于1836年，正是詹姆斯在法国宫廷中如日中天的时候。“报纸大量报道了大臣们拉拢我们的事情，”列昂内尔1834年报告说，“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每天都接见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通讯揭示了此类报道，而且表明报道内容只有一点点夸张。正如一个奥地利消息人士说的，“在所有的政府和部门中，罗斯柴尔德都有不同级别的官员为他们提供所有信息”。与此同时，复辟王朝时期存在的社会樊篱在“公民国王”的统治下已经不复存在，王室成员以及大臣们和大使们都非常高兴地接受詹姆斯的晚餐、舞会和狩猎活动的邀请。

但是，19世纪30年代，詹姆斯与路易·菲利普政权建立的紧密关系不应该蒙住我们的双眼，以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至少直到1833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远不相信路易·菲利普能够持久统治法国。他们的怀疑有很好的理由。比如，西班牙当时就提出一个可能：其他王位继承人将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重要的是，法国当时的历史对于君主立宪制似乎并不欣赏。每当示威人群涌上巴黎街头——比如1830年10月，人们冲上街头呼吁处死波利尼亚克——恐惧就会再次浮现，国王可能会被共和制的支持者无情地打倒在地。12月，詹姆斯被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因为他接到警告称，“他们（共和派人士）计划在今晚攻击（你的）房子，然后劫掠一空。”列昂内尔的态度也非常实在：“这个政党尽管并不是很大，他们的积极行动也能完成这件事，他们利用了第一次革命的所有荒谬的东西，并希望现在可以全方位地参照第一次革命，这让许多人感到很恐怖。”

更为悲观的观察家，如普鲁士大使韦特警告詹姆斯说，路易·菲利普将“步路易十四的后尘”。“上一次革命爆发的情形与现在类似，”詹姆斯的一位晚宴宾客告诉他，“现在的局势已经表现出不祥的征兆。我们看不到这里任何人有安全感，我们很吃惊地发现，你如此富有，却准备继续在这样一个国家待下去，而且还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而且，让詹姆斯感到担心的不仅仅是一个新共和国；一些波拿巴遗老希望重现帝国的荣光。此外，就是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工人阶层的骚动，这不仅在巴黎时有浮现，在里昂和其他工业中心也层出不穷，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对此却知之甚少。

当时的人们对詹姆斯的一个举动的印象颇为深刻，他很快就恢复了豪华招待活动，在1831年1月15日便举办了一次“热闹而且盛大”的舞会，但这离一次反教权暴乱仅隔一天。奥地利大使形容说，当罗斯柴尔德的宾客们跳舞时，城市上空仍然回荡着马赛曲。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奥尔良公爵通过一名助手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他解释说，他是政权的主宰，共和国只是街头上的传言：

冯·罗斯柴尔德夫人极度恐慌，想象着她的房子被抢劫的场面，不过尽管那样，我们的舞仍旧照跳不误。当我邀请拉博德小姐共舞一曲时，她母亲告诉我，能够在天空看到的那团红色，是大主教位于孔夫朗的房子刚刚被暴乱者放火烧毁。

“太可怕了，是的，太让人害怕了，”年轻的女士说，“但是我们还是跳舞吧，趁今天还能跳。如果我们必须在明天接受一个共和国，那将意味着宴会和舞会的时代宣告终结。”舞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没有遭遇任何麻烦。罗斯柴尔德先生尽管非常希望自己表现得很轻松，但还是难掩内心深处的悲伤，因为他的钱正在自己的地窖里融化着，就像是热浪中的冰块一样。

这种外表虚张、内心警戒的情形一直持续着，只要巴黎街头的暴力一日未平息，它就一直存在着。这些事件中，人们的情绪一直紧绷着。1832年1月，奥尔良公爵受到了冒犯，他在詹姆斯举办的一次舞会上听到一个正统王朝派的宾客用他的绰号来称呼他——尽管这起事件并不是他后来拒绝前往拉斐特街的原因。

即使在欧洲政局相对平缓的时期，法国政治似乎也是动荡不安（尤其对于在伦敦长大的罗斯柴尔德成员来说更是如此），政府的更迭比英国更为频繁，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摩擦也比英国多。所有这些复杂的政治转变必须紧紧地跟随，詹姆斯曾一语道出其中的缘由：“许多事情的进展取决于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政府。”比如，1831年2月，焦急不安的詹姆斯寻求从路易·菲利普那里获得保证：摇摇欲坠的拉斐特政府不会被一个自由倾向明显的政府取代。他和列昂内尔“欣慰地”听到，最可能的继任者是另一个银行家佩里埃，而且佩里埃倾向于减少国王对政策的直接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这是那个时期，政府中出现的最重大的改变之一——这也是詹姆斯声称由他自己带来的一个变化。但是，佩里埃的政府一直不稳。1831年7月，政局再度出现动荡，因为大选很不幸地与革命周年纪念撞到一起，拉斐特在竞选议会主席的选举中也只是输了一点点。当佩里埃选择辞职时，詹姆斯惊恐不已，不过在他决定重返政府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松了一口气。整个1831年，巴黎寄出的信件，其内容都提及了监控佩里埃政府的稳定状况——尤其是其改革上议院时遇到的困难，这就像一群焦急的亲属围绕在一个亲人的病床边。1831年6月，漫画家迪拉波特鲜活地抓住了法国政治动荡不安的状况，将其描述为是一个“杂技集市”。在画面左边，詹姆斯和乌夫拉尔争着控制一个跷跷板；中间，佩里埃正努力地填写“力量计算或力量测试大臣使用说明表”；右边，路易·菲利普失去知觉地坐在椅子上（见图8.1）。

图8.1 H·迪拉波特，《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和路易·菲利普》，《漫画》第67期（1831年6月23日）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8插图页；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25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立及大学图书馆）

对一个弊病丛生政府的讽刺不幸地在1832年春季成为现实——就在列昂内尔开始觉得法国政治出现了真正的稳定迹象时。萨洛蒙焦躁地说，他不得不“非常不快地承认”，稳定“完全依赖于某个人”。这种依赖性的全部意义在巴黎遭到霍乱疫情袭击时突然变得十分清晰，那场瘟疫在1831~1832年横扫俄罗斯，夺去了1.8万人的生命。霍乱不仅导致巴黎爆发新的骚乱，股市也“完全瘫痪”，佩里埃自己也饱受病魔的折磨。詹姆斯再一次被迫出面给公众以信心，他坚持留在巴黎，而当时数以千计的富人选择了逃往乡下。但总理的死（5月16日）以及波旁王朝的德·贝丽公爵夫人在法国南部登陆，给法国政局带来了新的打击。直到11月，公爵夫人被捕后，一场内战的危机才被消除。但巴黎仍然经受着共和派示威和骚乱的折磨，比如另一个霍乱的受害者、拉马克将军的葬礼上发生的骚乱。

尽管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对1832年之后政权稳定的信心越来越足，他们欢迎每项限制共和派活动的法令，不过整个19世纪30年代，始终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政治危机。除了周期性的政府危机，还存在着大量试图刺杀国王的阴谋和1834年工人阶层的暴动、1839年一次“流产”的共和派政变以及1840年同样“流产”的波拿巴分子的入侵行动。

近距离地观察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七月王朝”的关系，其实只是表面上的亲密；詹姆斯的私人信件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路易·菲利普和他手下的大多数大臣都是无能之辈。国王是“墙头草”、财政大臣休曼是一个“浑蛋”、梯也尔是一个“小人”，等等。“我亲爱的阿姆谢尔，”詹姆斯轻蔑地向哥哥描述了1839年初法国政府的又一次倒台，“我可以向你保证，两年内这些下台的大臣们又会官复原职，因为我们的法国大臣们就像是餐巾一样：用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需要清洁工清洗一下，修整过后，就会又像新的一样了。”

詹姆斯对国王和政府的蔑视，来源于他在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经济创伤。在1830年5月~1831年4月期间，3%和4%的公债无情地跌到了46点和75点的最低点，下跌幅度为30%~40%（见图8.2）。

图8.2 3%利率与4%利率公债价格走势图（1830年5月~1831年5月）

资料来源：罗斯柴尔德家族档案文件，巴黎寄往伦敦的信件。

尽管7月份，股市临时关闭；法兰西银行注资5 000万法郎，但直到1831年年底的时候，公债价格才显露出稳定的迹象。鉴于危机爆发前夕，詹姆斯和内森持有的两种债券票面价值达到了600万法郎（他们实际付出的成本是536万法郎），仅公债一项，他们的损失就可能高达210万法郎（8.6万英镑）。詹姆斯在价格谷底到来前，至少抛出了一部分债券，但与以前一样，他很不愿意止损。“我们正坐在一个汤碗里，必须等着它被煮开。”他在8月末对内森说，“每天都有大量的公债寻求出售，但没有一个买家……我希望它们的价格能够上涨，然后才能摆脱这些困境。我已经没有了以前的信心，要获得之前的信任感也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他，列昂内尔甚至汉娜——她当时因为女儿分娩来到了巴黎——恍惚地观察着市场每小时的波动，无望地等着危机“突然结束”。实际上，詹姆斯开始购买新的公债，以稳定市场：到1830年11月，他持有的公债总额可能高达3 000万法郎（票面价值）。但是，价格仍然在下跌。他哀叹道：“我们的脖子被太多的公债套住了，不能够与同级的投机者竞争。”5个月后，列昂内尔向他的父亲坦白说：“我们一直被大量的资金、股市的恐慌以及国王和平的保证所误导，使得我们一直没能下决心卖出公债。”安塞尔姆从柏林写信给巴黎，敦促他们在公债价格进一步下跌之前赶紧清仓。经过激烈的斗争过后，尽管詹姆斯声称自己“不能接受40%的亏损额”，但他还是被迫在1831年市场最低点的时候卖出了大量债券。“不幸的是，”他告诉内森，“我的财富化成了流水，因为我已经卖出债券了。”他的资金“如此枯竭”，以至于他不想再看一眼资产负债表。

此外，法国的崩溃影响到了其他债券。一幅绘制于1830或1831年的德国漫画显示，4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画中用了虚构的“克拉温克勒家族”一词）正徒劳地用鼓风机试图让下跌的债券飘在空中（见图8.3）。

图8.3 佚名，《克拉温克勒家族试图让债券飘在空中》（1830~1831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7插图页，第22幅。（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这个时期，巴黎分行遭受的损失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来；但伦敦分行在17世纪30年代损失超过了5.6万英镑，占其资金总额的5%。从这点来看，海峡对面的法国分行遭受的损失应该远超过了5.6万英镑。詹姆斯遭受的损失可能赶上了破产的拉斐特，后者的公司在其达到政治高峰时宣告倒闭。

事实上，詹姆斯不得不忍受一种尴尬的局面。1830年11月，他被迫中止了原本应提供给政府的贷款。他也无奈地承认，“那个该死的乌夫拉尔”取代他成为股市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过去6个月里，这个家伙获得了大量财富，因此整个世界全部跟在他后面，模仿他的一举一动……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整个股票交易所都会随即跟上。”当詹姆斯于1831年3月试图参与一项新的政府贷款业务时，另一个老对手奥廷格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你的成就不再有过去的那种影响力，对公众不再具有积极的影响。”詹姆斯感到必须以一种“强硬的语调”与其他银行家说话，并且“向他们显示我的凶狠，他们必须知道，我们不能遭到冷遇”。但是，他在法国金融界重新树立自己的信誉还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实际上，列昂内尔开始觉察到他的叔叔像是惊弓之鸟。“詹姆斯叔叔被这次革命大大地动摇了，”列昂内尔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道，“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再是以前的叔叔。如果他认为事情看起来很顺利，他就会说，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价格；如果相反的情形出现，公债价格下跌了，他会立刻感到非常恐慌，然后以最低的价格抛出债券。”

詹姆斯在1831年变得更加相信宿命论。“我们现在能够预期法国的动荡将持续数年。”他在7月沮丧地对内森说，“抱歉的是，我担心我们会在这里损失所有的财富，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人们从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生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一个月后在信里说，并要求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返回巴黎协助他：

每天我们都要经历新的恐慌，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惊喜。好消息后面总是跟着股价下跌的消息，而坏消息却又带来价格的上扬。夜晚入睡后，又会被鼓声带来的喧嚣吵醒。“请立刻藏起你所有的证券。”我向你保证，我的胳膊在颤抖，形势对我太不利了。我买进时，价格就下跌；我卖出时，价格却又上涨了。这太让人感到灰心了。

到10月时，詹姆斯感到“有些狂乱”、“紧张”和孤独：“所有人都企图对我不利，我奋力抗争。”直到1832年初，詹姆斯才慢慢找回自信。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似乎对熬过霍乱疫情感到十分欣慰，而佩里埃的死只使得公债价格下跌了一点儿也让他感到十分惊讶。到了夏天，形势逐渐好转，他准备回到位于布洛涅的房子里，在那里，他筋疲力尽地倒头就睡。

统一公债与宪章

詹姆斯能够熬过一系列打击的主要原因，是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所采取的拯救行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跨国特性再一次被证明是无穷的力量来源。内森对于巴黎发生的一切的第一反应就是从英格兰银行购买大量银币和金币，仅黄金他就花费77.9万英镑，然后离开发给詹姆斯。这也是詹姆斯一再称赞内森做事“得体”的原因，因为这使得他能够继续按照年初达成的一项贷款协议向法国财政部提供资金——这对于金融实力是一个重要的体现。汉娜自豪地对她丈夫说：“你给（詹姆斯）送去那么多钱，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你表现得非常好，每个人对你都满意。”内森能够拯救詹姆斯的一个原因，如《泰晤士报》后来报道的那样，是他在革命爆发前成功地抛出了大量的4%利率法国公债。伦敦分行在1831年3月再次成为强有力的外援，当时詹姆斯正寻求参与一项新的法国贷款业务：与伦敦市场的连通性是詹姆斯在巴黎的重要筹码。那不勒斯分行似乎也通过提供银币给予支持；残存的账目显示，那不勒斯分行半年的利润未受到革命影响。基础一直很牢固的法兰克福与维也纳分行也间接地伸出援手。

当然，如果1830~1832年的革命浪潮对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带来的影响如巴黎分行那么直接的话，情况可能就会不同了。1830年，广为流传的不安情绪是那不勒斯以及教皇治下的公国也会爆发革命，德国对于革命的反应可能远比他们在维也纳感受到的强烈。事实上，萨洛蒙在1830年11月向根茨透露，他“比6个月前的资产少了1 000万古尔登”。在法兰克福，同样有担忧的理由，并不仅仅因为临近的黑森–卡塞尔所发生的事件。选帝侯威廉二世（他在1821年继位）是1830年未受冲击的统治者之一，当时卡塞尔、哈瑙和富尔达的市民大会要求召集一次议会会议。起初，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威廉坚持与情妇住在一起，但是边境地区海关的劫掠显示，经济因素可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自1823年后，选帝侯不再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财政协助。但是在1830年的危机中，他的官员向阿姆谢尔发出请求，要求获得15万古尔登的一小笔贷款。他的首席大臣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您最忠实的仆人现在找不到其他的途径来获得这笔急需的资金，除了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而且，黑森–卡塞尔的请求并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收到的唯一请求：压力重重的汉诺威、符腾堡和奥尔登堡政府也提出了借款请求。鉴于德国爆发类似法国革命的风险越来越大，阿姆谢尔准备只借给选帝侯10万古尔登。

但是，当选帝侯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威廉被任命为联合摄政王，并接受了当时德国最自由的一份宪章时，阿姆谢尔改变了主意。1831年，他向新政权提供了两笔总额为135万古尔登的贷款。在许多方面，这类似于詹姆斯背弃查理十世转投路易·菲利普的做法。而且，与法国的情形类似，没过多久，更为激进的自由派便对新统治者感到大为失望。但阿姆谢尔即便在新统治者的支持率下降时，也仍然站在他那一边，就如詹姆斯坚持支持路易·菲利普一样。他仍然担当着弗雷德里克·威廉以及他不受欢迎的妻子的银行家，即便黑森政府重新走回老路（在路德维希·哈森普夫卢格的主导下，他坚决反对自由派）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犹如乱麻的宪章危机。简而言之，阿姆谢尔是紧跟形势的一个人。他和他的弟弟们显然对德国那些竭力保住自己权位的王公们没有丝毫的敬意。萨洛蒙建议阿姆谢尔“不要在意符腾堡国王的言谈举止，因为我对他的了解要多过你：他的观点通常是错误的，他的见解经常变来变去，而且无论他勇敢还是懦弱都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我对一个小孩子的看法都比对这个国王的看法更有信心”。德国的革命浪潮在狂欢节达到高潮时，梅特涅让德国人领教了他的铁腕政策，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伤心。即便这样一起规模不大的革命，也让阿姆谢尔亏了不少钱，安东尼造访法兰克福时便发现了这一点。1833年4月，由一个小型激进团体在法兰克福发起的叛乱以失败告终，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治风波退潮的迹象。

在伦敦的内森也同样经受了政治动荡的影响。当然，英国发生的事件远没有欧洲大陆那么暴力。但是，如果没有注意到英国改革与法国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便犯下了一个错误，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这点十分清楚，还因为无法找到一种方法来确定前者与后者是截然分开的。处在危险当中的问题如此类似：新闻自由；减少宗教干政（这已经导致了1829年严重的政治危机）；选举权的扩展；宪章中国王相对于政府的地位以及上院相对于下院的地位；霍乱疫情也传播到了伦敦。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危机带来的财政后果也十分类似，可能伦敦没那么紧张刺激。如果英国的改革危机稍微再严重一点儿，那么詹姆斯可能就会发现他哥哥难以给他提供援助了。

从巴黎方面来看，格雷伯爵的辉格内阁起初似乎不可能存活下去。实际上，即便到1831年3月5日，即约翰·拉塞尔勋爵提出《改革议案》的4天后，詹姆斯写信给萨洛蒙说，他可以保证“皮尔、帕默斯顿和威灵顿即将掌权”。但这只是对他的工党老朋友的美好祝愿罢了（詹姆斯的这一信息来自于赫里斯）。在詹姆斯这方面，他更倾向于认为一个英国革命正在酝酿中，与他之前一年经历的革命相似，“因为如果议案通过了，那么这将给英国带来致命的打击；如果未能通过，那么肯定会带来大量的骚乱事件”。当议会在4月解散后，詹姆斯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对列昂内尔解释说：“如果改革议案获得通过，那么它会带来类似我这里的结果，国王想要夺走人们的所有权利，此举带来的结果与议案没通过一样的糟糕。”他也直接向内森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我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英国议会解散给人的第一印象让我感到与……法国极为相似，刚开始，没人觉得需要关注这些事，但随后我们的公债价格暴跌30%。我希望不要在英国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非常焦虑……我们着手探讨实际情况吧。我对英国目前的形势一点都不乐观。

詹姆斯认为：“出现了大量敌视富裕阶层的情形，英国之所以直到现在仍保持强大的势力，完全是因为政府得到了富有阶层的支持。”改革议案似乎比较温和，但是“改革的支持者之后肯定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迫切希望英国能够“叫停让人反感的自由精神进程”。“公众认为，议会改革将带给他们免费的面包和蛋糕，”他警告内森说，“就像这里一样，他们内心深处都是革命者。一旦改革议案获得通过，他们就会提出新的要求。”1831年10月，在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地区发生的骚乱似乎印证了他的判断。

列昂内尔承认法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我们这里爆发了革命，但现在仍然很平静；在英国，你身处革命之中，必须等待，直到它结束。”但是，他远没有他叔叔那么担心。这反映了他自由的思想。“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改革议案对一些贵族产生了一点影响。”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这是件非常好的事，一些大人物真的让人很难忍受，他们一直在各个阶层中制造的巨大差异将很快消失，英国社会将类似这里。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环境让人觉得非常愉悦。”

但是列昂内尔的态度是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之上的：改革议案与公债价格之间的关系。1830年1月（公债价格为95.6点）~1831年5月间，同一公债的价格下跌20%——下跌的幅度仅比巴黎小了一点儿，但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巨大的跌幅。最严重的跌幅出现在1830年10月~1831年1月间（见图8.4），

图8.4 3%利率统一公债收市价格周走势图（1828~1832年）

资料来源：《投机者》

价格一直低于1829年的平均水平（91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834年。

尽管国际社会对伦敦的关注极为重要（就如它们对于巴黎的股市一样），英国国内的因素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同样重要。比如，威灵顿公爵11月11日发表的反对改革的言论使得公债价格下挫了6个点，尽管下滑趋势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与此同时，随着英格兰银行储备减少，英国在1830~1831年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紧缩状况，这也是激进派的费朗西斯·普莱斯第二年提出“制止公爵，索取（指提取）黄金！”这一著名口号的缘由。简而言之，形势开始表明，金融市场似乎希望改革议案获得通过。在巴黎，詹姆斯早在1831年便发现了这种联系，当时议案仅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二读。“改革派将获胜，”他在5月初说，“在目前不仅能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能抬升股市。”列昂内尔对此表示赞同，期望议案通过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他强烈支持塑造新的权贵阶层迫使上院通过议案。两人都开始着手准备，以防上院否决议案进而导致公债价格进一步下跌。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身在其中的人（即内森）对于改革与财政复苏之间联系看得并不那么清晰。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对威灵顿的认同——这导致他的窗户被示威者砸碎——使他本能地反对改革。但是，这也因为1831年3月之后的伦敦股市并没有巴黎那么跌宕起伏。实际上，1831年10月上院否决议案时，统一公债的价格仍然保持相对稳定。这甚至让英国政府中的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贸易委员会的副主席查尔斯·波利特·汤姆森随后一个月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他宣称：“感谢上帝，我将一部分自己的钱投资在外国股市里，因为我认为我们国家非常虚弱，我很吃惊股票仍然保持这么高的价位。”不过，到1832年2月，内森似乎已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改革议案将会获得通过。因为没有别的缘由可以解释他之后的态度，当时，威廉四世拒绝增设50个新贵族之后，威灵顿被要求组建一个反对改革的政府。当时查尔斯·阿巴思诺特对威灵顿说，

罗斯柴尔德……来告诉我说，当你与议会接触时，就表明你不会让目前期待改革的民众失望，不管你个人对改革的观点如何……你将会克服一切困难。他说，在富裕阶层中，人们担心反对改革的做法将会引起暴乱……他向我保证说，普遍的感觉是你将克服所有的困难，如果上述人群得到安抚，如果你掌握驾驭局势的主动权，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他说，他已经下定决心，尽他最大的能力提供资金支持，他非常自信能获得成功。

摩西·蒙蒂菲奥里更简洁地总结了内森的观点，即公爵“应该组建一个自由派政府，并且进行一些改革……他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因为世界不会顺从他的意志”。这相当于委婉地告诉威灵顿，让他自认失败，他在两天后也确实这么做了。

什么改变了内森的想法？比较明显的答案是，他本能地担心遭受另一次金融危机的袭击，上一年秋天，类似的金融危机将威灵顿赶下了台，而且统一公债的价格已经轻微地下跌，从5月9日的85点下挫到5月12日的83.25点——或许（如一些观察家怀疑的那样）内森也警告威灵顿，有关英格兰银行资金储备有可能再次耗尽。但是正如巴黎的“恐慌”没有列昂内尔预想的那么严重一样，预测格雷的回归将推高统一公债价格恢复至原先的水平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公债价格实际上被威灵顿的辞职或被改革议案通过这件事严重地影响了；如果有什么值得庆幸的话，那便是（改革议案）得到了王室的赞同，使得公债开市时仅轻微下跌。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经历了某种政治换位。我们看到，早在1829年，至少有一些证据显示，内森和他的妻子、孩子的政治立场正在发生转变，因为工党当时反对犹太解放运动。此外，辉格党似乎比工党更有能力应付爱尔兰政治天主教和英国激进主义的新威胁。安东尼与列昂内尔对于辉格党1832年选举胜利的热情是十分真诚的，而且皮尔在国王的鼓动下，试图在1834年组成政府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罗斯柴尔德给予了支持。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内森并不愿意提供1 500万英镑的贷款给奴隶主，当时英国政府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巴克斯顿关于内森的回忆经常被引用，但是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的重要意义却很少被提及。实际上，巴克斯顿是反奴隶制协会的领导人，他与内森的会面就是在废除奴隶制的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就如詹姆斯在法国革命之后，迅速地站到空想自由派一边一样，内森似乎也顺应了辉格党在英国的改革之风。

因此，当海涅试图将“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一个革命者时，他无疑有些夸张了。但是他对于罗斯柴尔德兄弟无意支持反对党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当改革来临时，他们便会接受，即使它伴随着暴力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