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铝业公司收购战

1956年2月15日，西格蒙德·沃伯格就英国铝业公司拜会汉姆布鲁斯银行的董事长奥拉夫·汉姆布鲁斯。沃伯格向他在S·G·华宝公司的同事们报告，“我把有关美国金属公司收购英国铝业的消息秘密通知了汉姆布鲁斯。”汉姆布鲁斯告诉沃伯格，他的银行“现在正在研究英国铝业的财务问题，该公司有意进行大笔增资”。汉姆布鲁斯“愿意在这个项目上与我们合作”。因为这次谈话，S·G·华宝公司因此“得到承销英国铝业一大部分业务的机会”。沃伯格和汉姆布鲁斯都不知道，这只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收购战的第一幕，它不仅使这两个人互相抗衡，也根本改变了伦敦金融城的文化。

所谓“铝战”一般是指英国的首例恶意收购。从现代意义上讲，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公开市场被收购，收购的目的明显是罢黜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据埃德蒙·罗斯柴尔德说，“恶意收购对不慌不忙、‘绅士般的’业务风格，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罗斯柴尔德回忆道，“不管好坏，金融城似乎对我再也不像从前一样。”对于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莱昂内尔·弗雷泽来说——他是沃伯格的主要盟友——这好比是“戴维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沃伯格和他的公司是戴维，整个金融城实际上是歌利亚。像罗斯柴尔德一样，弗雷泽认为“铝战”是英国金融史上决定性的时刻：

古老的城堡坍塌了，传统的据点被入侵，新的思维致力于解决金融城的问题，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灵活度出现了，充满了戏剧化……所有这一切曾是安宁与和谐的，但现在不同了。投资银行家更加警觉，他们互相竞争，为行业和他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有些人甚至为他们提供的金融工具打广告，各家银行纷纷采取行动，结果是更多的冒进和竞争，依靠“老朋友”的想法越来越少。当然，这些进步也许迟早要发生，但我认为，当我说这些进步大部分是从收购英国铝业开始时，我并没有夸张。

那时，彼得·斯皮拉刚开始在S·G·华宝公司工作，据他说，当时就是“一道分水岭”。在这场收购战中，西格蒙德·沃伯格既是具有颠覆性的反面人物，跟他的投资银行同行玩两面派；又是革命英雄，比具有帮派性质的老朋友圈子智胜一筹，而这种关系网主导了战后的金融城。正像沃伯格自己回忆的那样，“痛苦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作为外国人遭到诅咒，或被认为是新来的，因为我不是权贵阶层的一员，不按他们的观点看问题”。有一次，查尔斯·汉姆布鲁斯爵士指责沃伯格“行为极端差劲”，英格兰银行行长则更甚，竟然称沃伯格“胡闹”。一位财政部官员倾向用“丛林战争”来形容沃伯格的所作所为。谈及沃伯格，一名股票经纪人则用了“海盗式的冒险”。金德斯利勋爵是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的董事长，有人听到他说他将“再也不和那家伙说话了”，理由是沃伯格曾误导过他。15年来，据摩根集团历史学家说，摩根·格伦弗尔拒绝和S·G·华宝公司开展任何业务，因为沃伯格被指有“恶劣和不可原谅的”行为。哈罗德·麦克米兰在苏伊士危机后接任伊登，他总结“铝战”是“一场‘君子对竞争者’之战”。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对于老金融城的秩序，沃伯格的胜利受到欢迎，就像阿尔斯特地区的天主教徒欢迎比利王在博因河上取胜一样。”当然，沃伯格和他的盟友们（莱昂内尔·弗雷泽和伊万·斯特德福德）靠自己发家，而他们的主要对手是金融城内名字响当当的继承人：卡托、坎利夫、汉姆布鲁斯、金德斯利。不过，在板球运动中，竞争者打败君子是合理的，甚至是意料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竞争者获胜是否通过正当的方式，还是存在犯规。

英国铝业公司创建于1894年，创立之初是利用两项技术突破，以大幅降低铝的生产成本，该公司是第一家确认苏格兰高地有水力发电来源的英国企业之一。公司从各殖民地，如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进口矿石，并在英伦各岛建立一系列工厂，包括电解厂、冶炼厂和轧钢厂。但是，战后在加拿大、英属圭亚那和澳大利亚的投资，使公司在财务上过度延伸。1956年的某个时候，沃伯格和他朋友美国金属的汉斯·沃格斯坦，指出该公司将是美国人投资的潜在目标。对沃伯格来说，这是英国工业获得美国注资的完美例证，并且也是沃伯格长期不在纽约，但他伦敦的公司依然可以赢利的完美例证，赢利不只是因为美国金属可以认购英国铝业对外募集的这部分，这部分募集沃伯格同意为汉姆布鲁斯承销。1956年3月——早在收购战开始前——沃伯格报告，沃格斯坦：

不想只从投资的角度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他希望到一定时候成为行业内部的参与者，但目标不是控股地位。我向他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保证即使是一大部分的少数股持股，就一定能在目标公司里取得内部地位。但是，我感到，如果这一事项能以细致的外交手段处理，成功的把握不小……我的建议是，我们将从一般外汇角度，首先通知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博尔顿爵士。只有当这家美国集团购得55%的股本，我们才会通知目标公司董事会有关这次投资。在那个阶段，我们不会要求任何董事席位，只会说美国公司鉴于对目标公司管理层及其可能性有较高评价，才作此投资，但并不希望获得任何控股地位。美国公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对目标公司有所帮助……只有在一段时间以后，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会逐步采取行动。

从一开始，沃伯格显然愿意把美国人认购英国铝业股票的事，向英格兰银行汇报，但不一定透露想占大股的计划，因此只说“在目标公司建立内部地位”，如果不是彻底被美国人控制的话。即使在和沃格斯坦达成交易以前，沃伯格就曾指示库恩–洛布和他在伦敦的公司，开始“为一些客户囤积大量英国铝业的股票”。1956年5月底以前，设在加拿大的越洋公司买入价值50万美元的股票。到1956年年底，库恩–洛布的其他客户同意买入数十万股的股票。

不是所有人都满意沃伯格的提案。克莱迈克斯钼公司的总裁——沃格斯坦请他作为合伙人参与该交易——宣布，“只要英国铝业管理层未被通知，且未表达善意的态度，就反对认购英国铝业的股票”。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到1957年年初，沃伯格和另一家美国金属公司雷诺兹金属[1]商谈收购英国铝业的事项。现在的目标是组建一家美国主导的集团，但集团内有“一家很强大的英国公司”，以缓和美国接管一项重要战略资产带来的恐慌。到1957年2月初，沃伯格设定了一个指标：他拼凑的这个集团应该认购英国铝业20%的股份，每股购买上限为80先令。只是到这个阶段，沃伯格才接触英国铝业的董事总经理杰弗里·坎利夫，并主动提出协助该公司解决财务困难。但沃伯格发现，坎利夫“在领会任何非常事件时慢得出奇，其思维和说话完全混乱”。沃伯格对“这家如此重要的英国公司，其管理层如此之糟感到非常沮丧”。正像沃伯格后来言简意赅地说的：“坎利夫属于上流阶层，他是通过良好人脉取得这个位置的，但他并不胜任，虽然他不可能意识到他的局限。”

两人对英国铝业的困境在本质上有不同看法，分歧很快显现出来。沃伯格认为，英国铝业计划为其加拿大子公司筹资的金额不够，事实上，母公司的自有股本也不足。他还认为，“英国铝业放弃与汉姆布鲁斯的老交情是完全错误的”，坎利夫似乎正考虑使用拉扎德。坎利夫对沃伯格的建议无动于衷，他直接找到美国金属公司和克莱迈克斯钼公司。如果这两个公司停止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他承诺“将在稍后的阶段争取英国铝业董事会对它们的信任”。令沃伯格失望的是，美国人似乎动摇了。只有理查德·雷诺兹在威廉·怀斯曼的鼓励下，似乎愿意按原定计划推进。现在，沃伯格决心“为雷诺兹公司缓慢谨慎地积累英国铝业的大部分股票，并暂且对雷诺兹这个名字严格保密”。同时，他介绍雷诺兹与另一家英国铝生产企业“钢管投资公司”接洽，后者由伊万·斯特德福德爵士掌管。雷诺兹在入股斯特德福德的一家铝轧钢厂后，钢管投资公司事实上就成为美国人收购英国铝业在英国的窗口。虽然安排这次合作相当费力，但到1957年9月16日，协议终于达成。如果双方正式控制英国铝业，钢管投资将占51%、雷诺兹将占49%。沃伯格很清楚，这意味着“未来要收购英国铝业，英国铝业再拿被美国人收购的危险当借口就不大可能了”。

沃伯格在一定程度上向英格兰银行作了汇报。6月20日，他拜会行长卡梅伦·科博尔德，“向他汇报了有关我们的美国朋友认购英国铝业股票的种种经历”。根据沃伯格的回忆，科博尔德完全“同意，如果美国集团认购一流英国公司的大部分少数股东权益，任何金融城的人反对都是错误的。相反，他欢迎与良好的美国股东在金融方面开展积极合作”。然而，沃伯格没有说认购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英国铝业。他也没有透露他分两个阶段实施的计划。因为英国铝业的大部分股票以小额的数量掌握在众多股东手里。1957年10月，沃伯格推理，如果这些持股股东不完全是外国人，那么25%的股份可被视为控股。在这个阶段，以沃伯格为首的集团已经持有英国铝业12%的股份。一旦购得1/4的股票，雷诺兹–钢管投资将要求在英国铝业获得董事席位。这之后，一家设在加拿大的新公司（由雷诺兹–钢管投资组成）将购入英国铝业绝大多数的股票，并完全替换旧的董事会。所有这些科博尔德显然不知情，虽然乔治·博尔顿也许了解内情[2]。

在其他方面，透明显然也不是沃伯格的口号。“在任何情况下，”他在雷诺兹与钢管投资达成交易后的那天早上写道：

都不应在公司内向任何人提及，钢管投资正在或可能购入英国铝业的股票。关于此事，我们不会有任何官方信息，如果任何人被问起，答案应该是，我们不知道钢管投资购买任何英国铝业的股票。未来几个月，消息也许会从美国走漏，说雷诺兹已买入英国铝业的股票……即便如此，我们应当正式否认知情。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当金德斯利后来问沃伯格是否买入英国铝业的股票时，据说沃伯格断然回答道：“没有”的原因。1958年1月14日，沃伯格通知怀斯曼，沃伯格系和库恩–洛布仍“在进一步谨慎地购入英国铝业的股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听到任何谣言”。这已算是一个小奇迹了，因为有不少于11家的提名公司被用来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沃伯格的目标正像他6个月后提出的，仍是分两个阶段完成收购。现在，实现第一个阶段将通过增加雷诺兹–钢管投资在英国铝业的持股，从8.3%增至16.7%。一旦达到这个比例，“实施长期计划也许要从接触英国铝业公司开始，以便为雷诺兹–钢管投资集团争取董事会席位”。但潜在目标仍是“控制英国铝业的整个董事会”。

暗处行动是关键。沃伯格这样劝斯特德福德，“在年底前向英国铝业发出收购要约也许可行”，沃伯格警告不要向英国铝业董事会“示好”，理由是“以坎利夫的心态，显得过于软弱是很危险的”。不可避免的是，对方听到了沃伯格购买英国铝业股票的风声。但是，当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的一位代表问沃伯格时，沃伯格拒绝透露他代表哪一方，只是说“收购的一方能够对英国铝业的财务和工业实力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像沃伯格反复强调的那样，重点是不要太早亮出“雷诺兹–钢管投资”这一手，他一贯反对所有直接接触英国铝业董事会的建议。他反复告诉库恩–洛布的同事们，“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必须使我们的计划完全保密”。即使是时候透露谁在“跟踪”英国铝业，也应该在私下里进行，“在保密的基础上”完成。当收购方的身份最终被挑明时，“除了波尔特董事长和坎利夫以外，英国铝业内部应该有尽可能少的人知道”。

但如果沃伯格对真相守口如瓶——应该指出，这是英国权贵阶层熟悉的技能——英国铝业的董事会也不属于有话直说型。他们远不是金融城内传统的笨蛋。公司董事长亨格福德子爵波尔特曾任空军参谋长，他在制定联军战略轰炸计划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主持了英国原子武器项目。查尔斯·汉姆布鲁斯爵士曾任战时特别行动处执行长。这两位老将懂得如何打仗，不只是干净利索地打仗。到10月底，他们和美铝进行谈判，美铝是另一家成立时间较长的美国铝生产企业。在他们两人看来，美铝自然是与他们对等的美国公司。11月3日，沃伯格陪同雷诺兹公司的斯特德福德和乔·麦康奈尔找到坎利夫，商讨英国铝业、钢管投资和雷诺兹之间的“某种整合”。坎利夫言辞躲躲闪闪，只是说英国铝业“在其他谈判中进展深入，这使得他无法谈论斯特德福德和麦康奈尔提出的这项合并”。令沃伯格反感的是，坎利夫主张：

同时与两个不同的公司谈判……类似于他的一个熟人的一次经历。这个熟人曾同时和两个女孩子伦敦伯克利广场吃午餐，他和一个女孩子在小餐厅吃，又和另一个女孩子在大餐厅吃。他和电话接线员说好，每10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以便和第一个女孩子待10分钟，再和第二个女孩子坐10分钟。

沃伯格现在建议，立刻写信通知波尔特“表明，雷诺兹金属和钢管投资准备以‘高出市价很多的价格’向英国铝业的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当波尔特采取拖延时，沃伯格找到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后两家公司承认“和诺福克办公楼里的绅士们打交道不总是那么容易”——那里是英国铝业的所在地。然而，汉姆布鲁斯的H·N·斯波伯格马上向弗兰克·李爵士抱怨，后者是英国贸易局的常任秘书，抱怨的内容是有关他和沃伯格之间“更迂回的讨论”，为了说明某种与美铝的“紧密联系符合英国铝业的最大利益”，因为美铝具有更优越的资源。李个人倾向于支持英国铝业与美铝联盟。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突然辞去财政大臣后，德里克·希思科特–艾默里于1958年1月接掌财政部，相对缺乏经验的他也这样认为。事实上，希思科特–艾默里自己就是英国铝业的股东，他认为，“与美铝建立联系，比和钢管投资/雷诺兹联盟建立联系，更利于我们自己的经济，更利于英联邦的发展”。英国财政部的美元证券投资组合中也包括美铝的股票。

不过，波尔特回击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美铝准备以每股60先令的价格，收购英国铝业到目前为止未上市的450万股股票，更糟的是，美铝只愿意即刻支付每股4先令6便士。当雷诺兹–钢管投资集团愿意为现有股东每股支付78先令时，波尔特断然拒绝向英国铝业的股东透露这份收购要约的存在，尽管（正如财政部的丹尼斯·里基特承认的那样）它显然更具吸引力，不仅是从出售英国资产获得外汇的角度；尽管（正如斯特德福德，坦率地告诉英格兰银行官员的那样）收购不可能瞒着钢管投资的股东，因此也瞒不过媒体。12月3日，斯特德福德告诉财政部的联席常任秘书罗杰·梅金斯爵士，他准备召开英国铝业的股东大会，向股东们公布来自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要约。12月4日，他着力补充道：“即使钢管投资在这里被拒之门外……从美国买进英国铝业的股票仍会继续进行。”当梅金斯对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想法表达保留时，斯特德福德以一份媒体声明作出回应，并将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条款向英国铝业的股东公布。这几步棋中，沃伯格的风格明显可辨。

波尔特低估了他的公司的价值，而且还徒劳地将另一方的收购保密，这些只是他一系列判断失误的开始。他和坎利夫前往财政部，声称（从交通和总工会）已掌握证据，说雷诺兹“不是一家令人愉快的”公司。但希思科特–艾默里却不以为然。波尔特要求面见首相，但被告知这“过于草率”。他笨拙地指责政府“毁了”他保护英国铝业免受来自美国秘密收购的努力，并指责政府的“插手坏了事”。随后，他在一家报纸上刊登广告，进行强烈抗议，表示董事会绝“不把公司卖给美国人”。现在是沃伯格出手的时候了。媒体在“铝战”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要知道媒体一直倾向于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要约。当波尔特指责雷诺兹–钢管投资试图“以一个小王国的价格买下一个强大的帝国”时，他招致媒体广泛的奚落——《经济学人》驳斥道，美铝似乎才要“以一个小公国的价格”买下英国铝业。《金融时报》的“莱克斯”专栏，尤其对英国铝业的董事会大张挞伐，那时候该专栏全是阿瑟·温斯皮尔一人主笔。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因为《金融时报》和拉扎德都属于皮尔森集团，这很能说明该报编辑戈登·牛顿和他的权力极大的董事总经理德罗伊达勋爵的独立性。英国铝业的各机构投资者（像保诚保险公司）看到报纸上说他们的董事会，试图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把公司卖给美铝都很气愤。

舆论发生逆转不是偶然的。到1958年12月初，正像沃伯格向怀斯曼报告的那样，故事中的新进展“每分钟都有……律师们为他们的客户出具意见，客户们再向媒体发布信函”。这些工作不是别人，正是由沃伯格亲自操刀的。他向约翰·希夫夸口说，现在归他支配的“律师和公共关系专员有一个团了”。重要的是，斯特德福德对媒体的宣传不承担责任，一度他向沃伯格抱怨一篇“莱克斯”的专栏，他认为是沃伯格引发这篇专栏的。亨利·格伦菲尔德反驳说，是另一方在操控媒体。在波尔特办公室里召开的一次紧张会议的间歇，波尔特把自己藏在一堵墙后，他发现一名来自金融印刷厂巴拉普斯的员工躲在那里，显然是为了搜集用于出版的声明。乔治·沃伯格在进一步询问下发现，拉扎德已经在《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电讯报》预定了版面，意图公开美铝收购的消息。现在轮到斯特德福德对波尔特不绅士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不反对格伦菲尔德在周五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改进后的反要约。这中间没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这只是“诺福克办公楼的绅士们”不知道怎么玩的一场游戏。沃伯格经常表达他对宣传的反感，但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曾被他巧妙巴结过的报章，后来是这样评价他的，“这个有点神秘的人物……没有他……这次铝业收购……根本不可能发生”。

虽然，“君子与竞争者抗衡”的比喻有其吸引力，但值得强调的是，沃伯格和他的客户们绝不是被孤立或边缘的人物，他们借助媒体的力量“讨伐”庞大的权贵阶层。英格兰银行、财政部、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都没有明确倾向与美铝做这项交易。相反，副行长认为，英国铝业的董事会“处理此事很糟糕”。英格兰银行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中立，如果“最好的一方”能赢，那将会很“美好”。私下里，官员们倾向于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要约。博尔顿积极鼓励沃伯格，他建议“可以完全妥协，但不能示弱”。财政部也拒绝支持波尔特和坎利夫，一部分是国家利益的原因，一部分是股东价值的原因。由于希思科特–艾默里面临利益冲突，故不参与决策过程，这使得首相只好采取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但并无诚意的中立。尽管麦克米兰的财政大臣倒向美铝——尽管有人在圣诞假期，看见他和波尔特一起打猎——但他明白，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在政治上更合适，不只因为（至少在形式上）这意味着英国人继续控制英国铝业。不久前，当科罗拉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试图收购特立尼达石油开发公司时，消息引起反对党的强烈愤怒，该收购遂被政府以技术理由阻止。如果美铝成功收购英国铝业，这将对英国船东造成不利影响，这样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目前是英国船东在处理所有英国铝业跨大西洋的出口。然而，作为影子财政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很快嗅到了一次政治机会，他向希思科特–艾默里暗示，他可能会根据《公司法》要求举行听证。麦克米兰决定把“对两个提案的选择权交给……普通股东”，因此相当于默许支持恶意收购方。他最大的担心是，随着圣诞节的到来，股东们出于某种原因，也许会选择出价较低的与美铝的交易。

因此，科博尔德向两方的呼吁就缺乏某种现实主义。他呼吁双方在新年除夕接受两个月的某种“停战”，以解决“一种可笑的局面，这种局面损害了金融城作为一个整体，也损害了相关的所有人”。沃伯格暂时警告他的合伙人，准备按照行长的意愿去做。但沃伯格和科博尔德肯定都明白，雷诺兹–钢管投资不可能现在撤销收购。对斯特德福德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他也许同意暂停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但他无法约束雷诺兹公司，后者继续“像疯了一样地买入”。当科博尔德呼吁政府“看在金融城总体名誉的份上”进行干预时，他被麦克米兰严厉拒绝。当波尔特再次要求亲自面见首相时，他也遭到拒绝。

到现在，不论如何，波尔特几乎无法控制怒火，他指责雷诺兹的用意是“打着英国人的幌子，替美国人‘砸和抢’”。他宣布，“任何妥协的希望”现在“都不可能了”。为避免失败他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的银行家们纷纷动员他们在金融城的影响力，发出一份更慷慨的反要约。在一份1959年新年出版的通知中，金融城有不少于14家公司，包括汉姆布鲁斯、拉扎德、摩根·格伦弗尔、布朗希普利、塞缪尔蒙塔古和罗伯特弗莱明在内，都确认支持美铝的方案，并提出无条件收购，收购价格高达700万英镑，合每股出价82先令——比美铝每股支付的价格多出1英镑。（其意图不是为美铝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而是去买那些有可能被卖给雷诺兹–钢管投资的股票。）这串名字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这里，沃伯格也没有像经常假设的那样孤立。重要的是，施罗德代表钢管投资公司，该公司的股票经纪人是帕默瑞戈登和约瑟夫塞巴格，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可能是金融城内最受人敬仰的两个名字）都显然未能代表任何一方。两家主要的股票经纪人罗和皮特曼以及嘉诚，也试图保持中立，虽然它们实际上被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胁迫就范。正如沃伯格指出的那样，“那些没有站在金融城集团的金融城公司，它们的数量甚至多过金融城集团的数量……即：巴林、罗斯柴尔德、克兰沃特、布伦特、厄兰格、阿巴思诺特、吉布、菲利浦·希尔希金森，除了代表钢管投资/雷诺兹集团的三家公司以外。”相反，所谓金融城集团，它似乎对沃伯格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既有非常重要的公司，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主要是那些不想拒绝拉扎德和汉姆布鲁斯邀请的公司”。

谈到股市实力的较量，沃伯格系一方的出价轻易就超过了以汉姆布鲁斯为首的一方，特别是在雷诺兹–钢管投资提高收购价格至每股85先令后。沃伯格跨大西洋的关系网，再一次证明是实力的来源：库恩–洛布的客户，比如越洋公司，可以被轻易说服将持有的英国铝业的股票卖给雷诺兹–钢管投资。斯特德福德警告，致命的一击是，如果另一方不取消与美铝达成的协议，雷诺兹也许决定单独行动，这增加了由美国人完全收购的可能性。同时，斯特德福德在胜利时又表现出宽宏大量，他透露，英国铝业的董事会不会马上换血。1月8日，“战争”实际已经结束，因为雷诺兹–钢管投资那时已经取得65%的股票，虽然沃伯格直到两天后才宣布胜利。尽管1月9日波尔特终于见到麦克米兰，并表达了对事态的“极度反感”，但政府对批准这项收购并未犹豫。第二天，财政部财务次官J·E·S·西蒙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证实了这个结果。重要的是，哈罗德·威尔逊宣布，“尽管金融城内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有损尊严……但我们认为，财政部的决定是当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

君子应该赢得起，也输得起，但这次交易中的君子却没能做到。沃伯格向科博尔德承认，金融城内对他有很多批评。事实上，“几乎金融城里的所有人都很生气”。1月17日，波尔特“以一种受刺激和沮丧的状态”冲进唐宁街10号，责备麦克米兰，抗议自己的对手是“一群骗子”。奥拉夫·汉姆布鲁斯气急败坏地写信给《泰晤士报》，斥责媒体“不采纳金融城的观点”（好像以他为首的一方就是金融城一样）。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是一名正在考虑是否接受沃伯格工作的年轻人，金融城里的一位高级律师警告他说：“我们不清楚，一个盛气凌人的犹太人领导的公司，是否能在这里站稳脚跟。”1961年，伊夫林·巴林告诉一位美国记者：“以我们传统的方式操作，我们不想和他们出现在招股书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摩根·格伦弗尔愤怒到极点，该公司在之后的15年里拒绝与沃伯格系合作。

对于所有这些，沃伯格能够高尚地予以反驳，他指出，也许媒体“感到自由企业原则在这场争议中岌岌可危，它们支持在英国领导下的稳健的英美工业合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倾向保护股东权利”。因此问题来了：雷诺兹–钢管投资收购英国铝业，真的是自由企业原则的胜利，还是英美合作的胜利，还是股东权利的胜利？

必须要说明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对铝知之甚少，更何况其他金属了。但他通过广泛阅读判断出，“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对铝的需求在吸收所有计划产能后，可能达到饱和，这一结论是基于容量市场渗透的增加，再加上存货的再次积累”。但这一粗糙的预测过于乐观。有关沃伯格系任何正确评估英国铝业资产及其未来收入的努力，也没有证据留下。莱昂内尔·弗雷泽一定觉得，雷诺兹–钢管投资的出价过高，他在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同事迈克尔·维里也同样认为。路易斯·雷诺兹也怀疑他哥哥理查德被骗了，出价对股东太过慷慨（甚至对钢管投资）。可以肯定的是，雷诺兹在雷诺兹–钢管投资合资公司的投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但雷诺兹与英国铝业的交往却令人失望，尽管在普洛登勋爵的领导下，后者的治理情况有所改善。普洛登勋爵接替波尔特出任英国铝业的董事长。事实上可以说，雷诺兹只是把英国铝业最有价值的资产剥离（英国铝业在加拿大的资产）。

其实，“铝战”真正的赢家有三个。其一是英国铝业的股东，比如教会资产管理局，该机构在英国铝业股价虚高时抛出股票。其二是政府，它从一场潜在的令人尴尬的僵局中成功脱身。其三也是最大的赢家，那就是S·G·华宝公司，虽然可能只有亨利·格伦菲尔德马上能理解这一点[3]。从1958年夏季至1961年春季，英国股市经历牛市，股票大涨，新股发行与合并的个案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铝战”绝对让那些未来的“公司掠夺者们”知道该去找谁帮忙。正像彼得·斯皮拉后来提到的那样：

让沃伯格派系走上前台，是一次重要的跳板。我们齐心协力，有一种“我们出头了的感觉。现在，我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许多公司曾考虑收购其他公司，但对发起恶意收购感到紧张，它们会说：“也许我们也能这么做。让我们去找沃伯格谈谈。”沃伯格遂成为恶意收购领域的主要专家。

英国铝业被收购后不久，沃伯格的公司又为一系列考虑可能合并的公司提供建议：比如，费森斯与斯潘塞化学，然后是费森斯与孟山都。S·G·华宝公司及其母公司水银证券的业绩证实了斯皮拉的看法。1960年，净利润较前一年跃升了94%。“铝战”也为沃伯格系招徕两个新的媒体客户，即加拿大的罗伊·汤姆森。1958年，亨利·格伦菲尔德协助罗伊组织收购凯姆斯利报业集团，罗伊对亨利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下一个登上头版头条的主要收购战——争夺奥当斯出版社的控制权——其赢家是塞西尔·金的镜子集团，该公司再次由沃伯格系提供顾问服务（见第10章）。另外，化学公司拉波特把账户从摩根·格伦弗尔转到沃伯格系，因为前者似乎对“打猎，上帝知道还有什么”比对拉波特最新的业绩更感兴趣。摩根·格伦弗尔公司的斯蒂芬·卡托承认，现实是，他们公司及其盟友“不敌对手，而且意志消沉”。

赢得“铝战”后，沃伯格告诉一位以前的雇员：“我不想打仗，我只想妥协——如你所知，我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和懦夫。”沃伯格不止一次说过：“我想起丘吉尔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被称为‘不必要的战争’。争夺英国铝业之战同样也没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英国铝业的董事会若在雷诺兹–钢管投资首次发出收购要约时就接受该要约，而不是寻找美铝这位“白衣骑士”，那可能就更加明智了。如果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能接受沃伯格早前的邀请，“在此事上尽可能紧密合作……那可能就更加明智了，因为这三家银行都想尽力使英国铝业重回领导和权力的位置，要知道该公司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享有这一地位”。后来，沃伯格通过弗莱明公司的戴维·罗巴茨，提出三家银行停战。如果它们能接受停战，那可能也算明智。

但“铝战”也是有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胜利超过任何其他交易。它奠定了沃伯格是金融城里最聪明的竞争者的声誉，沃伯格成为兼并与收购业务的市场领导者。他最过分的一点是在收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雷诺兹–钢管投资的身份暴露前，对真相守口如瓶，而在第二阶段，当战线划清后，他在利用媒体上相当激进。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不当之处，除非正当还包括默许某种安排——波尔特和坎利夫提议的那个安排——那将既违反国家利益，又违反股东利益。如果沃伯格的对手抱怨沃伯格，那么，沃伯格也有理由感叹“金融城里某些角落显示出的态度，完全不合理也不公平”，因为这种态度对波尔特表现出的“傲慢”却什么也没说。波尔特管理企业没有经验，却习惯于行使权力。有两位大胆的学者甚至在尘埃落定前就对这个案例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金融城的领袖们沉溺于社交和阶层，而不是关心经济作价，他们认为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这是不能成立的……结果表明，赢的那方可能就是正确的一方。”

[1]虽然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但公司仍由雷诺兹兄弟管理，其中理查德·雷诺兹在本章谈到的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

[2]博尔顿在这场收购战中的角色也许被忽视了。在争夺英国铝业期间，他停止担任英格兰银行的执行董事（虽然仍是非执行董事），以便出任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董事长。这家银行与S·G·华宝公司联系紧密。事实上，就在“铝战”结束几个月后，在博尔顿的建议下，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迈克·卢伯克成为沃伯格系的董事。

[3]沃伯格后来告诉乔治·斯坦纳：“毫无疑问，（另一方）有可能赢得这场战斗。如果亨利·格伦菲尔德在另一方效力，我们不可能取胜……除了亨利·格伦菲尔德，大多数高级合伙人感到这次胜利代价惨重，因为这些年以来，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的商誉在他们看来荡然无存，他们感到，我们不得不在金融城里再度打造良好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