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人到奴隶

1937年12月，中国南京遭到了帝国主义武力的蹂躏。遵照“杀光所有俘虏”的明确指令，军队开始屠城。约260000~300000名平民被杀死，被强奸的中国妇女的人数达8万，而战俘们在受尽五花八门的酷刑折磨后，用钩肉的钩子钩住舌头吊起来，用来喂那些凶猛的狗。帝国军队拿战俘进行杀人竞赛；一个军官向另一个军官挑战，看谁第一个杀死100名中国战俘。这些受害者有的被刀砍死，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淋上汽油烧死。这种毁灭性的行动让城市沦为一片废墟。“最受苦的是女人，”据114师一位老兵回忆：“不管老的少的，都逃不过被强奸的命运。我们曾派出运煤车……到街上和村子里抓来很多妇女。每个人被分配给15~20个士兵轮奸和蹂躏。”“仅仅强奸她们还算是好的，”这位老兵的战友也承认，“但事实上没人那么幸运。我们常常还会砍她们，杀死她们。因为只有死尸是不会讲话的。”他们将这一行动称为“南京大屠杀”，确实不无道理。

这是帝国主义最恶劣的行径，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大英帝国主义。“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清楚地揭示了，在亚洲即将替代英国统治的霸权国是什么样子。我们常常将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的战争描述为畏首畏尾的老牌帝国和肆无忌惮的新兴帝国之间的冲突——或者夕阳帝国和朝日帝国的冲突。但是，这也是一个有着一些人权意识的帝国，和一个将异域民族视为牲畜的帝国之间的冲突。用田中隆吉少佐（日本在上海秘密组织的负责人）的话来说：“我们对这些生物可以做任何事。”到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英国人都习惯于将大英帝国视为历史的垃圾。但是，同期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崛起显示，替代英国统治的政权并不一定更加仁慈。帝国主义也是分级别的，日本帝国对待被征服人民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英国人。而这次，英国人也进入了被征服者之列。

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在新加坡建造的海军基地，是英国在远东的要塞。用英国总参谋长的话来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安全，以及新加坡的安全是英联邦生存的关键所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对新加坡一旦遇袭做出的既定防御战略就是派出舰队。但是，到了1940年，英国国防部意识到，这一策略已经不合时宜了；到1941年年末，在保卫英国、支持苏联，以及控制中东的三重压力之下，甚至丘吉尔也将新加坡防务的重要性级别降低了。因此，面对日本的威胁，新加坡并未作好充足的防御准备。在日军侵略新加坡的前夕，马来西亚驻防的战斗机只有158架，而实际需要量达1000架；步兵也只有三个半师，而实际上，即使有8个师加两个装甲团也未必够用。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周边没有建立起牢固的筑防（包括地雷阵、碉堡和反坦克障碍），可悲可叹。其结果是，当日本人展开攻击时，他们发现这个看似固若金汤的要塞，竟然不攻自破。当炮弹如雨点般落入这个城市时，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南京屠杀式的恐怖摧残，要么就是可耻地投降。1942年2月15日下午4点，尽管丘吉尔拼命要求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是，新加坡还是挂出了白旗。

总共130000人的军队——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印度人——向规模只有其1/2的日军投降。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实际上，后来他们才发现，日本人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自己也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发现这点已为时已晚。皇家炮兵杰克·乔克是当时的战俘之一，他后来回忆道：“简直难以相信，我们竟然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当晚，当我们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时，禁不住都想起了南京大屠杀……我们真是前途未卜。”对乔克和他的战友来说，让他们真正不能释怀的是落入亚洲人之手的耻辱。正如我们所见，日本人虽然反西方，可他们对同为黄种人的新加坡人并没有优待。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将自己放入曾经属于英国人的特权地位。事实上，他们对待其他亚洲人民的手段更加恶劣，尤其是对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实行了摧毁性的“肃清”政策，或者说“灭绝”政策。但是，没有比日本人对待英国战俘的态度，更能说明日本人在亚洲所建立的“新秩序”的特征了。

日军统帅部视投降为耻辱，也藐视那些放下武器的敌军。杰克·乔克曾有一次问一位日本军官，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无情地对待战俘，后者简单地回答：“我是个军人，成为战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们不仅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待遇的规定，还肆无忌惮地虐待英国战俘。到1944年，英国政府开始怀疑日军出台“羞辱白人战俘的官方政策，目的是为了毁坏他们在当地人眼中的名誉”。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1942年，日军在朝鲜的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告诉日本首相东条英机：

我们将英国和美国的战俘扣留在朝鲜，目的是让朝鲜人切实地体会到我们帝国的真正实力，同时，这也是一种心理攻势，它将消除相当多的朝鲜人至今在内心深处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崇拜。

这一原则在亚洲的所有日占区，都得到了贯彻。

英国人曾利用亚洲“苦力”为大英帝国修建铁路。现在，日本人则强迫6万名英国人和澳大利亚战俘——包括荷兰战俘和征召的印度劳工——修建穿越缅泰边界山区丛林的铁路，长达400公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逆转。从18世纪中期开始，大英帝国就开始骄傲地鼓吹：“英国人永远不做奴隶。”但现在，这些修建铁路的战俘确实已成为奴隶。一位英国战俘曾痛苦地看到：“日本人看到这些‘白人主子’背着箩筐、挑着担在路上艰难行走，而他们却坐着卡车绝尘而去，一定会感到十分滑稽。”

杰克·乔克在战前曾是艺术系的学生，他秘密地，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地用画笔画下了许多生动的画稿，反映了他和他的战友被虐待的情景。他们常常要忍饥挨饿地工作，哪怕是累得筋疲力尽，甚至得了疟疾、痢疾，以及最可怕的热带溃疡（可以使人的血肉溃烂到骨头），也得不停地工作。

我们只能小睡片刻。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被赶出我们的棚屋，排队接受点名，或者集中开工作会议，或者挨打；甚至病入膏肓的人也得参加，不管他的病情如何。这种集会有时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或者一整晚……有时，病重的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皮埃尔·布尔和戴维·利恩的电影让桂河大桥出了名。但是，实际情况比电影上表现的还要糟糕，而情况最恶劣的还是接近缅甸边界的“死亡铁路”。

澳大利亚外科医生、战俘指挥官爱德华·邓禄普中校在被捕期间，用日记详细记录了集中营对战俘肆无忌惮，甚至是丧心病狂的虐待。邓禄普医生的外号是“倦怠”，部分因为一个双关语（邓禄普－轮胎－拒绝－磨损，磨损在英文中也有倦怠之意），也因为这个高个子男人在与比他矮小得多的日本人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给他们面子，以免惹恼了这帮暴躁的人：

1943年3月19日……明天要派600人去修铁路……无论是劳动力不足的，还是已丧失劳动力的人都没有鞋穿，不过却都逃不开修路的命运，这几近谋杀。显然，日本佬在这里和新加坡的人力储备其实很丰富，他们的意图就是让人劳作而死，丝毫不考虑生命或者健康的代价。这只能被称做冷酷无情的反人类罪，显然这是有预谋的……

1943年3月22日，我快气疯了……愤怒地告诉广出（当班的日本军官），我强烈抗议他强迫病人出工……我跟他说，他要打死我就打死我好了（来复枪已经顶着我的脑袋了）。“你可以打死我，但是我的副官会像我一样强硬，我的人会前仆后继地反抗你的指令，你把他们都打死好了。你再没有干活的人了。不管怎样，我总有一天会把你吊死的，你这个黑心肠的畜生。”

在邓禄普眼里，日本人——或者说他们的俘虏——所建造的这条铁路是“一个惊人的工程”，它“翻山越岭……似乎势不可当，就好像有人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一样”。铁路径直穿过一块73米长、25米高的巨石。当年，邓禄普的人每天轮班，日夜兼程，靠爆破、钻探、挖掘，才一点点地打通了道路。虽然雨季开始来临，加之霍乱流行，但他们还是在仅仅12周之内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夜班时分，闪烁的电石灯照在战俘们憔悴的脸上，一派凄凉恐怖的光景，此地因此得名：地狱火道。从邓禄普的日记中我们就能看出，到底谁是这个地狱里的魔鬼：

1943年5月17日……这些日子，我看到我的下属被慢慢折磨得形骸憔悴、没了人形，有的因患了脚气病而身体水肿，有的因得了糙皮病、痢疾或疟疾而骨瘦如柴，有的身上满是令人作呕的伤口，这让我不论何时看到一个日本佬，心底都会油然生出一股仇恨。这群恶心的、可叹的、可恶的军队——与猿猴无异。对我们来说，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只要一息尚存，就千万不要向这群禽兽投降。

邓禄普曾因被怀疑藏匿了无线通信设备而两次遭到毒打，并被绑在树上等待刺刀处决。后因暂缓行刑，他才逃过一劫。但是，在邓禄普看来，他的遭遇还不算什么，他手下的一名军士S·R·阿利亚姆（外号“米奇”）的死才是反映日本人这种莫名残酷的典型例子。

1943年6月22日……阿利亚姆军士（患了疟疾）到集中营的日本人那里报到后，被允许送进医院……他从医院里被拖了出来，疟疾已经折磨得他奄奄一息（事实上，在上工的途中他就已经晕过去了），随后，他被工程兵和其他日本人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们用拳头打他，用木底鞋踢他的头和脸，不断抓住他的肩膀，重重地把他摔在地上，随后再用脚踢他的肚子、阴囊和肋骨，同时用竹条反复抽打他的头，加之拳打脚踢……这种卑劣和残酷的毒打持续了几个小时……阿利亚姆军士本就忍受着高烧的折磨，现在经毒打，整个脸已经变形了——从脸部到颈部和胸部的组织大面积挫伤，还有多处擦伤和肋骨骨折，他已经几近崩溃……

4天后，阿利亚姆因伤势过重而死。正如邓禄普所说：“他是被那些日本虐待狂活活打死的，这比他们一枪打死他，要痛苦得多了。”

据邓禄普中校统计，1943年4月~1944年1月间，死于集中营的盟军俘虏人数达676人——澳大利亚俘虏中有1/10死亡，英国俘虏有2/3死亡。总计有9000名英军死在了日本人手上，占所有被俘人数的1/4左右。英国军队从未遭受过如此令人发指的虐待。

大英帝国被钉上了十字架，这是它的受难日。此后，它还有机会复活吗？

大英帝国的力量由此被削弱——它的士兵也成了亚洲主子的奴隶——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站起来推翻英国人桎梏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了。正如沙布哈斯·昌德龙·鲍斯宣布的，新加坡的沦陷似乎宣布了“大英帝国的末日……以及印度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但是，印度发生的事件也揭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软弱，以及英国统治的顽固。印度总督在未与国大党领袖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就宣布参战。1942年，印度掀起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运动，但是，该运动在6周之内就被扼杀了，仅仅因为甘地和运动的其他领袖被捕，政府实行了媒体审查，并派出军队加强了警力。国大党内部出现了分裂，有少数人在鲍斯——后来成为印度的墨索里尼——的怂恿下主张与日本人为伍。甚至他自称为“印度国民军”的部队，也没有多少军事价值。事实证明，能够对印度的英国人形成真正威胁的就是日本在缅甸的几个师；但是，印度军队在英帕尔战役（1944年3~7月）中已经几乎全歼了日军。事后想起来，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在1942年主动提出的主张——在战后赋予印度完全的自治领地位，或者英国从大英帝国殖民地区中全线撤出——完全是多此一举。克里普斯是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只有百万富翁才会这样，他说道：“你只要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就会为你身为英国人而羞愧得恨不得钻入地缝。”但是，印度人只要看看日本人在中国、新加坡和泰国的所作所为就能意识到，让日本人替代英国人的选择有多糟糕。甘地也许将克里普斯的主动示好视为“一个岌岌可危的银行开出的过期支票”。但是，有哪个人敢保证，将英国人驱逐出去，而向日本人敞开大门就能改善生活？（正如菲尔丁在《印度之旅》一书中戏言：“你们指望谁来替代英国人？难道是日本人吗？）

没有人会低估大英帝国在打败轴心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里不仅仅是指自治领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英勇将士，还包括普通的、忠诚的印度人、西印度人和非洲人。总计有近百万名澳大利亚人加入军队，还有250多万名印度人（虽然印度人中只有1/10的人赴海外作战）。另外，没有加拿大空军，英国保卫战恐怕得以失败告终。没有加拿大的海军，大西洋战役也一样赢不了。虽然鲍斯极力阻挠，但大多数印度士兵还是忠诚地追随英国参战，除了有时会抱怨一下军饷的不公（英国士兵每月75卢布，印度人每月仅18卢布）。事实上，当有关日本人暴行的故事传开后，印度士兵群情激昂。“我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在驱使着我，”一位印度士兵在家信中写道：“野蛮的日本人的暴行让我义愤填膺。”皇家西非步枪队也经历了他们的光荣时刻，一群日本士兵意外地投降了——因为他们听说“非洲军队会吃掉战场上的尸体，但不吃俘虏……”他们担心，“如果被非洲人吃掉，那么以后他们的魂魄就无法回到祖先灵前了”。即使是自治领中唯一可耻地保持了中立地位的爱尔兰自治州，也有4.3万名志愿者增援帝国军队。总体而言，大英帝国派出的军队人数超过500万，几乎与英国的军队一样多。考虑到1940年英国的绝望境地，我们可以说，这展现出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值得赞叹的帝国力量的团结。1941年，帝国日的宣传口号似乎是对早期纳粹口号的拙劣模仿：“一个国王、一面旗帜、一支军队、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口号却也不无真实。

不过，仅凭大英帝国自己是无法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胜利的关键——以及大英帝国的未来——把握在第一个摆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手上，这点不无讽刺；这个民族曾经被新西兰早期的一位总理称为“杂种民族”。这意味着——正如一位殖民地老官员早就觉察到的——“胜利的奖励不是让现在永续，而是体面地埋葬旧制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后来的军事援助起到了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大战伊始，丘吉尔就寄希望于美国。“如果美国压制自己的声音和武力援助过久，那么，它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早在1940年5月15日，他就这样告诉罗斯福。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广播中，他三番五次地暗示，最终的拯救还得依靠大西洋另一头的这个国家。1941年4月27日，就在美国参战前7个月，丘吉尔还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言论，其中引用了诗人亚瑟·休·克拉夫的诗句，这些诗就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黎明的微光，

还未照进东边的窗户，

朝阳还在缓缓地、缓缓地冉冉升起，

但是向西边看，大地已经一片光明。

丘吉尔本人就来自一个英美结合的家庭，因此他坚信，说英语的民族结盟就是胜利的关键——而且，这一胜利无疑会帮助大英帝国恢复以往的辉煌。当他在12月7日晚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他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此前，在与两位美国客人共进晚餐时，他极其无精打采，“有时会把头枕在自己的手上”。但是，在广播里听到这则新闻后，据美国大使约翰·G·怀南特回忆，

丘吉尔跳了起来向门外跑去，一边大喊：“我们将对日宣战。”

……“天哪，”我说：“你不能听到一则广播新闻就宣战。”

他停下来看着我，露出半严肃半嘲弄的表情，然后平静地说：“我能做些什么吗？”他问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我告诉他怎么做，而是出于对受袭击国家代表的一种礼节性问候。

我说：“我会致电总统，询问事实情况。”他补充道：“我也会和他谈谈。”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在一条船上了。”

但是，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之间这种所谓的“特殊关系”就有着其特殊的模糊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对帝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对美国人来说，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英国人的压迫，从而获取自由的故事已经在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让他们从心底反感殖民统治。另外，他们的建国之父也曾警告过他们，避免卷入这种外交争端之中。迟早所有的人都会像美国人一样，学会自治和民主——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得诉诸战争。1913年，墨西哥发生了军事政变，让伍德罗·威尔逊极为不快，他决定“教南美共和国如何选举出合适的人”。沃特·佩奇当时是华盛顿驻伦敦的代表，他记录了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伯爵的一次对话，后者问他：

“如果你们不得不介入，那会发生什么情况？”

“让他们投票，并严格执行投票结果。”

“如果他们投票完了，却拒不执行怎么办？”

“我们就介入，让他们再次投票。”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维持200年吗？”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美国将帮助他们200年，我们可以不断地派人到那个小地方，直到他们学会投票和自治。”

换句话说，美国不会接管墨西哥——那是英国人的做派。

对大英帝国的未来来说，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1942年10月《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在“致英国人的公开信”中高调地声明：“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团结而战。虽然我们不愿意说得太过直率，但是我们不希望你们心存幻想。如果你们的战略家们还抱着防止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目的筹划战争，那么他们迟早会发现，他们不过在孤军作战。”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他在战争期间曾这样告诉他的儿子。“掠夺印度、缅甸、爪哇人的资源；从这些国家中夺取财富，无须作出任何补偿……这样的所作所为不过在积聚战争的隐患，直至战争爆发。”在赶赴卡萨布兰卡会议的途中，他曾在冈比亚短暂停留，期间的所见所闻进一步印证了他在理论上的怀疑。他声称，这是一个“地狱之洞……我看到了此生从未见过的可怕事情”：

肮脏、疾病、极高的死亡率……那些人的待遇比牲畜好不了多少。他们与牛住在一起……（据他后来说）英国人向冈比亚……每投入一美元，就要榨取10倍的回报。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剥削。

罗斯福对丘吉尔一门心思维护帝国主义的观点深表怀疑。正如这位总统所说：“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只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你的血液里有400年的征服欲，”他在1943年告诉丘吉尔，“你根本无法明白，为什么一个国家明明有能力征服一片土地，却并不愿意那么做。”罗斯福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来取代殖民统治，也就是对所有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实行临时“托管”，为它们的最终独立作铺垫；而这个系统将受制于一个跨越国界，拥有监察权的国际权威组织，并不只有美国总统一个人持有这种反帝主义观点。1942年，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就宣称：“帝国主义的时代终结了。”温德尔·威尔基——194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美国人的战争目标就是秉持这种精神制定的；在很多方面，他们对大英帝国的公开敌意比希特勒表达得更严重。1941年8月签订的《大西洋公约》第三条主张“所有人民有权选择统治他们的政府形式”，这其实是西方同盟国参战目的的基础，似乎排除了战后帝国这种形式的存在可能。1943年，美国起草的一份《民族独立宣言》草案似乎表述得更为明显，一位英国官员因此叹道，“它的整个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国最终分崩离析”。美国人关注的不仅仅是普遍原则。有一次，罗斯福还逼迫丘吉尔将香港归还中国，作为“善意”的表示。他甚至还鲁莽地提出了印度的问题，丘吉尔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反驳说应该派一支监察队到美国南部视察一下。“我们已经在这些事务上发布过宣言了，”丘吉尔向英国上议院保证说，英国政府已经致力于“推动英属殖民地自治机构的逐步发展”。“别插手大英帝国”是1944年12月会议纪要的一个简单有力的口号：“大英帝国是不容削弱或者玷污的，否则，只会让国内卖伤感小说的商人或者持各种论调的外国人高兴。”他曾经怂恿美国人参战。但现在，他又愤愤不平地认为，大英帝国被“排挤出局，或者说被排挤到了悬崖的边缘”。他根本就不同意：

四五十个国家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指手画脚……在我们全力奋战之后……我不认为应该把大英帝国推到被告席上，接受所有人的审判，看看它是否符合标准。

在英国人看来，所谓的“托管关系”不过是一个幌子，掩盖了一个非正式的美国经济帝国的崛起。正如殖民部所说：“美国人早就准备好了让他们的属国在政治上‘独立’，但经济上却只能彻底依附于他们。”奇怪的是，托管模式对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或者维京群岛这些事实上的美国殖民地并无吸引力。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罗斯福制定的一长串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地对托管模式同样不感兴趣。澳大利亚驻华盛顿公使艾伦·瓦特就在1944年1月敏锐地观察到：“有迹象表明，一种帝国主义倾向正在这个国家迅速蔓延。”这正是战争的巨大矛盾，正如被流放的德国犹太经济学家莫里茨·博恩所说：“美国是现代反帝国主义的摇篮，同时也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崛起打下了根基。”

与美国的战时结盟就好比一个令人窒息的拥抱，但确有其必要性。没有美国人的钱，英国人早就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了。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租借法案》，美国人以赊卖的方式向同盟国军队提供武器，英国赊购武器的价值约为260亿美元，占其战时武器总产量的1/10左右，也是英国能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借到资金的一倍左右。一位美国官员就言简意赅地评论道，美国是“未来的强国”，而英国是“过去的强国”。被派往华盛顿与美国债权人谈判的英国官员就发现，自己沦落到了谦卑的恳求者的地位。但是，英国代表团的领袖人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这点的。

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此他心知肚明。在伦敦，所有人——包括丘吉尔——都对这位伟大的智者报以敬畏之心，即使心脏病也丝毫没有影响其才华的发挥（不过不久之后，他便死于心脏病）。但是，当他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部长会晤时，却遭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对美国人来说，凯恩斯就是“对所有问题都知道答案的那些家伙之一”，而凯恩斯也看不惯他们。他不喜欢美国律师惯用术语（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总是说“切罗基话”）来蒙蔽他。他也不喜欢那些政客在开会的间隙回他的电话。最重要的是，凯恩斯讨厌美国人处心积虑地利用英国人的财政困境。他曾形象地比喻说，美国一心想“挖出大英帝国的眼珠”。他也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他的一位同事也曾犀利地评价道：“如果火星来客以为我们是被征服民族的代表，在讨论战败后的经济赔偿，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实际上是迅速变化的权力制衡格局所引发的一种典型反应。英国的政治精英们，除少数人外，都很难接受以大英帝国的没落作为战争胜利的代价，这点与大多数社会文化精英们的想法大不同。1942年11月，丘吉尔暴怒地称，他担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负责大英帝国的清算”。甚至工党内政部长赫伯特·莫里森也把赋予一些英属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比做“把一把钥匙、一个银行账户和一把枪交给一个10岁的孩子”。但是，英国自己的银行账户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游戏结束了。英国曾经是世界的银行。但现在，它却欠着外国债权人400亿美元的债务。帝国的根基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今，这一根基已经被战争的成本蚕食了。同时，在1945年工党政府提出要建立福利国家的远大抱负，为实现这一抱负，英国就必须大幅削减它在海外的开支。换句话说，英国“破产”了，而大英帝国只能被整个抵押出去。

如果一家公司破产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当然就是由债权人接管公司资产。英国欠着美国上百亿美元。那为什么不干脆把大英帝国卖给他们呢？罗斯福曾经开玩笑地说，要从“破产的”主人那里“接管整个大英帝国”。但是，英国人肯将大英帝国卖掉吗？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愿意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