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奔波双城

你自己才智过人，品格超群，将来一定声名显赫，权高位重……我常想，哈佛给予了她的儿子（她的毕业生）在自己挚爱的事物影响下成长的机遇。这种机遇你这位哈佛学子得到了。对她的教职员来说，哈佛保留了一种危险或许致命的机遇：被他们厌恶的东西伤害。

——约翰·康威，1956年

从某些方面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从来不像现在这么大；知识分子的贡献比较小不是因为其观点无人接受，而是因为其作用被人误解。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追捧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是为了追求错误的目的……我们见得太多了，决策者希望从知识分子那里得到的不是思想而是支持。

——亨利·基辛格，1959年

1

亨利·基辛格在外交关系协会的时光就要结束了。现在怎么办？哈佛看不上他，尽管以前的同事约翰·康威和塞缪尔·亨廷顿同情他，但芝加哥大学发来的一份新的“非常优厚的”邀请函不可小觑。芝加哥大学成立于1890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立，在政治学及经济学领域都享有国际声誉。不过，虽然“麦克”·邦迪建议他接受邀请，但基辛格还是很不情愿去芝大。他对邦迪说，“除了对芝加哥大学审美上的反感”，这个大学“理想的学术生活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似乎“尤其令人心酸”。他说“对芝加哥大学审美上的反感”，可能是指海德公园一带环境的恶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里犯罪率高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基辛格不接受这份工作的真正原因不在这里。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地位很高，这一点自不必说。但芝大教授跟哈佛教授相比，在美国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府部门中发挥的作用太小了。在基辛格看来，在与基辛格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看来，通往首都华盛顿的道路必经剑桥，准确地说，必经哈佛校园。直到1965年，赫尔曼·卡恩和安东尼·维纳才发明了波士华（波士顿–华盛顿）这个词，描绘从新英格兰延伸到弗吉尼亚的这个新兴大都市圈。不过自1956年起基辛格就已经是波士华的市民了。他后半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将在那条连接起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同时也连接着才智、金钱、权力的狭长通道来回穿梭，有时坐飞机，有时坐火车，必要时也坐汽车。

即便是在纽约的公寓里赶写《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时候，基辛格也紧紧拽住东海岸不放。可以说纳尔逊·洛克菲勒搭救了他。洛克菲勒对他的工作很满意，1956年5月邀请他参加匡蒂科聚会，后来给他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安排了一份全职工作，主管自己新的“专题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很大胆，旨在发现、解决美国20世纪后半叶面临的战略挑战。这超出了基辛格的期望，他还是坚定地想走自己的学术道路，怀疑（这种怀疑是对的）完全投身于洛克菲勒的怀抱将失去一切学术、政治自由。但是洛克菲勒很高明。基辛格推托说有其他事情要做：不仅是外交关系协会那本书还没写完，还有芝加哥大学也发来邀请，但令人诧异的是洛克菲勒都一一考虑到了。他对斯蒂芬·格劳巴德诉苦道：“给我的压力真是太大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不是他，就是他的兄弟瞒着我去找了协会和芝加哥大学，让他们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后来芝大校长给我写信劝我为洛克菲勒效力。芝大自动给我三个月不在岗时间，我也不好再坚持说学校要我干活。

结果是他和洛克菲勒都退了一步。基辛格接受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专题研究项目”主任一职，工作到1957年3月，此后，如果其他都没戏的话，他就去芝大。

基辛格对这种含糊的决定自有其解释，耐人寻味。他对格劳巴德说：“说实话我并不觉得对学术生活有什么亏欠。我在学术界内外的名声相差太大了，简直荒唐好笑……我看不出以后还会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唯一的挑战就是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然而，情况有变。

4月，我就去芝加哥大学，再次体验学术生活是好还是不好……对这两种情况我只有一个要求。要么它直接给我挑战，要么它允许我自行挑战。要我在学术阶梯上拼命往上爬，拿一点没有尊严的工资，身边都是些我不喜欢的人，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挑战，不过到了芝大也许不一样，因此，4月我就走人。

相反，不想替洛克菲勒卖力都做不到。基辛格认为“尽管洛克菲勒有他的局限性，但他投入大量的资源、高度的威信做这件事，而个人得不到一点儿好处，这点令人尊敬。”基辛格和格劳巴德“经常说到美国没有贵族。”

我想，对有着洛克菲勒这种心地的人，我们不能叫他太气馁……洛克菲勒项目是个极为有趣的项目，不光是内容有意思，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这个家族的权力叫人难以置信，他们做事的方法也极其迷人。另一方面，我感觉他们就像在履行好贵族的职责，远远胜过德国作家桑巴特笔下的一些法国贵族[1]。

基辛格做两手准备的策略奏效了。真是赶巧了，他无奈之下正要“走人”去芝加哥大学时，邦迪从哈佛扔给他一条救生索，邀请他回来“帮忙筹建”哈佛大学的一个新机构：国际事务中心。邦迪发现基辛格“有点儿不确定是否要回到一个一年前还有人对他怀有敌意的地方”，但他“设法在这个问题上给他打气”。行政学系全体投票通过，同意基辛格任讲师“3到4年”（这可是个好兆头，当初邦迪回哈佛得到的就是这种职位）；同时，聘任他为新中心的副主任。也许邦迪还暗示基辛格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提升为终身教授。然而，冒险的事基辛格不干！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份工作，哈佛有个职位，基辛格还不满足，他要在履历上再加一笔：跟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建的外国政策研究所签了一份年薪4 000美元的工作协议。完成洛克菲勒项目后他又跟卡内基公司签约出任顾问，每月工作两天。似乎他嫌这还不够，至少有一家报纸报道他同时还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当顾问。1959年基辛格唯一放弃的一份工作是预备役军官委员会委员，理由是“其他职责压力大，相信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我能在更高的层次提供更大的帮助”。

常年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年轻学者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市场，通常会接很多活，应接不暇。此时的基辛格正是如此。他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1957年秋季学期甚至推掉了带本科生的工作。格劳巴德回忆说这段时期“他的生活越来越混乱”，“他似乎总是一路小跑，总是迟到，常常疲惫不堪”。他经常不来哈佛上班，这可能就是他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罗伯特·鲍伊发生摩擦的起因。更糟糕的是，他没有给外国政策研究所做任何工作，斯特凡·波索尼跟他狠狠吵了一架，结果弗里茨·克雷默不得不干预。克雷默在争论中站在基辛格一边，但他用德文写了封信，私下告诫他的弟子“你有点儿不对劲。身为你的朋友，身为一个也许下意识都能了解你的人，我必须对你说你都快忘记一个人不应该忘记的一些事了”。基辛格不仅仅疏远了同事波索尼等人，据克雷默说，他也忽略了自己的父母。“你现在这么做都不再有什么人性了，仰慕你的人都开始认为你很冷漠，甚至冷酷……你没日没夜地工作，很快就会心力交瘁。你见了那么多‘要’人，但见的‘真’人却不够多”。这不是克雷默最后一次跟他讲大道理，也不是克雷默最后一次把基辛格刻画成那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取世俗权力的杰出学者浮士德博士。然而，克雷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最近被美国国防大学聘为教员不是也多亏了基辛格的支持吗？基辛格现在主管的专题研究项目他不也是参与者，不也拿到了洛克菲勒的资助吗？

2

基辛格主管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专题研究项目的出炉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出现的许多问题，国内问题也好，国外问题也好，不是因为缺乏好的思想，而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观念和态度应付局势，局势变化越来越快，变化的方向跟国家经验引导我们去预计的也不一样”。1957年，也就是基辛格的书完成大半的那年，美国面临的挑战自然是新的。在核军备竞赛中，苏联似乎赶上了美国，甚至还超过美国。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非洲、中东纷纷消亡，但似乎很少有“新国家”急于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盟。美国国内也有骚动：阿肯色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到小石城中心中学维护秩序，阻止黑人学生进校，艾森豪威尔总统只好调派联邦军队，护送“小石城9名黑人学生”安全入学；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参加电视综艺节目《小城名流》，但仅露出上半身；歌舞电影《脂粉猫王》引爆电影院；《西区故事》在百老汇上演；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问市；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被禁。

必须承认，专题研究项目很少谈到民权，更少谈到摇滚乐。洛克菲勒和基辛格召集了6个小组和一个协调性的“全面小组”。从布置的题目和排序来看，外交政策是他们主要考虑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美国国际目标与战略

二、美国国际安全目标与战略

三、20世纪对外经济政策

四、美国经济与社会政策

五、美国人力资源的使用

六、美国民主进程——挑战与机遇

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提议组建的第7小组要研究国家目标的道德问题，但仍在筹备之中。单是小组的组织工作就令人望而生畏。所有的事务加起来，基辛格必须管理108位小组成员和102位顾问、作者的来稿（和自尊心）。（唯一大到足以召开1955年5月首次会议的场所是无线电城排练厅。）全面小组的26名成员包括：在小组筹办期间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的罗伯特·B.安德森、后来接替杜勒斯任国务卿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克里斯蒂安·赫脱、后来当上艾森豪威尔总统科学顾问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R.基里安、时代出版公司总编亨利·卢斯、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迪安·腊斯克。为了给这些大佬找些原始材料磨磨牙，基辛格首先找到两位自己曾经的导师：找克雷默写了几篇有关德国的初稿，邀请艾略特撰文两篇，一篇是《将总统外交政策控制纳入联邦政府》，另一篇是《美国民主进程》。起初，基辛格自己动笔写了大量文章，但到1957年他的角色就转变了，先是做编辑，最后只负责管理工作。

6篇报告准备妥当就出版了。由于基辛格同时在写《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所以现在的题目为“国际安全：军事问题”的第二篇报告率先完稿也在所难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爱德华·特勒是第二小组的成员。特勒不愿迁就中等智商的人，蠢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和基辛格一拍即合，两人在有限核战问题上的态度“几乎完全一致”。（有一次特勒竟然用手表砸了新政老兵阿道夫·伯利。）他们的观点得到艾泰总裁西奥多·沃克维茨的支持，沃克维茨有篇非常悲观的文章《技术竞争时代的生存》也深深打动了基辛格。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的小组成员最终也只是螳臂当车。然而，这篇军事报告之所以得到垂青，外部势力也功不可没。首先，上文说过，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公众一片恐慌。然后有消息说出了一份“秘密报告”，《华盛顿邮报》称这份报告描绘美国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险之中”。

报告认为美国的长远前景充满灾难性危险，因为当前苏联军事力量突飞猛进，苏联经济和技术实力强大，并在不断发展，将在全球范围内攻击自由……报告剥去了我们的自满，将令人极为不快的真相暴露无遗。

盖瑟报告的确令人心惊胆战，实际上，跟它相比，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小巫见大巫。报告认为，如果美国不加速生产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基弹道导弹，进一步保护自身报复性的“二次打击力”（方法是让它分散得更广泛以及“加固”发射场地），建设更多掩体保护美国人民不受核辐射伤害，那么美国很快就会在苏联核打击面前变得脆弱不堪。就连分析中的财政影响也令人胆寒。如果按照盖瑟报告的建议来实施，费用将达到190亿~440亿美元，而现有国防预算才330亿美元。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军费开支的增长不仅会带来通货膨胀，而且也可能将美国变成“极端军事化国家”，但他也不可能对报告完全置之不理。同样，他虽然坚决拒绝将它公开，但也无法否认其存在。这可谓是洛克菲勒专题研究报告登台的最佳时机。洛克菲勒嗅到公共关系转向的气息，给研究小组施加巨大压力，基辛格只好争分夺秒写完报告；1957年12月，基辛格每天只要一睁眼就写报告，根本顾不上享受假期。

这份报告完全顺应了公众情绪。人类面临“两种严峻威胁……要统治世界的共产主义威胁……和能够摧毁文明的新武器技术”。美国不仅在军费开支上落后，而且在“重要技术领域也落后。在克里姆林宫那些优先发展的领域中，苏联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美国”。国防预算必须增加（尽管只增加了30亿美元，远远低于盖瑟报告提议的巨额增量）。国防部需要全面重组，增加国防部部长的权力，减少三军之间的竞争。小组建议建立一支大型“立即战斗型报复性力量”，并配备核武器。报告认为，“必要时愿意打核战争是保障我们自由须付出的必不可少的代价”。基辛格甚至放言可以使用“非常强大的核武器，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1958年1月6日，《洛克菲勒报告》发行，效果远超创作者的期望。委员会编写的著作很少畅销，但这本书做到了。洛克菲勒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秀》节目担任嘉宾，主持人说想看报告的观众只需把自己的姓名告知广播公司即可。一位制片人开玩笑说：“每本书必须配送一辆福特V–8。”这句话实在是说得太满，使得后来出版社在收到25万多份申请之后，只得结束派送。此书不到三年共计售出60多万册。该书热销部分应归功于基辛格这位好作者、好编辑。小阿瑟·施莱辛格原来还抱怨他读过的一些初稿“枯燥乏味”，但出版后的报告则“鲜明有力”，令他很是欣赏。然而，跟《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出版一样，时机的把握很关键。《费城问询者报》认为：“跟未公开发表的盖瑟报告不同，洛克菲勒报告公开发行了。但是这两个高人云集的小组都大体上断定美国落后于苏联，处境很危险……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美国人都要高度关注。”第二小组报告出版后仅4天，洛克菲勒就被召到参议院防范小组委员会开会。2月3日，康涅狄格州共和党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签署了将该报告用于统一军事指挥的建议。

相比之下，其他报告没有引起这么大轰动。第四小组的报告于1958年4月发表，没有什么新内容，只提到“（最好是每年5%的）增长对实现国家目标很重要”（不过报告审议中有一点值得一提：小组中女性成员很少，有一位叫安娜·罗森伯格的成员反对第二小组建议的增加国防开支，因为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两个月后，马歇尔计划的前负责人米尔顿·卡茨主持的第三小组建议，将自由贸易和私有（而非公有）国际资本流通结合起来。1958年6月发表的还有第五小组的报告《教育和美国未来》。但是直到1959年12月，第一小组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才总算得见天日，而第六份报告《民主思想的力量》直到1960年9月才发表。虽然洛克菲勒评论第六份报告是“从我个人经历来看最激动人心、最启发思维”的，但并非人人都有同感。《国家评论》杂志记者小威廉·巴克利本能地提防任何有洛克菲勒名字的出版物，他将这些报告斥为“现有自由主义蓝图”的大杂烩。也许是吧，不过它们的影响力是无可否认的。显然，艾森豪威尔是看了第二小组的报告以后，才宣布重新评估国防部的组织架构的，后来参谋长联席会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按下此事。洛克菲勒的口头禅“国家目标”很快就随处可见：启发奥斯卡·汉德林和汉斯·摩根索写书，《时代周刊》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人说这些报告的目的是“让纳尔逊在新闻中保持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的形象”。当然，通过耗时两年半才发表完的这些报告，以及之后的单行汇编本（《美国的前景》），洛克菲勒真正做到了让自己成为始终活跃在国家舞台上的人物。但是，下文将看到，后面就出现了莫大的讽刺：受专题研究影响最大的竟然是由一位民主党总统领导的政府。

对基辛格而言，管理专题研究项目是一次蜕变。除了在哈佛组织国际研讨会外，他头一次被委以重要的行政职责；头一次，他需要管人，而不是专注于书或文章。许多学者喜欢独立工作，因为他们对做学问信心十足，但待人接物却不够老练，基辛格也是，举步维艰。大学里没有很严格的等级结构，院长不是老板。现在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基辛格有了老板，这个老板习惯于别人都听他的。到底两人的关系怎么样，给洛克菲勒写传记的作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是知己，关系很浪漫”；另一种说法是两人虽然有默契，但也有矛盾，偶尔还大动干戈。根据后一种说法，基辛格“当面对洛克菲勒一味逢迎讨好”，但背后“嘲笑……鄙视……还不以为然”。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实际上，两人的友谊是复杂多变的。有一次洛克菲勒宴请宾客，基辛格居然“退席”，因为席间基辛格得知，洛克菲勒居然不顾自己“任何人不得编辑我的手稿”的警告，把稿子交给助手评论、修改。基辛格怒气冲冲地质问这位艺术收藏家：“下次你买画时，会找个专家看手，再找个专家看脚吗？”第二天基辛格回办公室收拾桌子，发现老板在等着他。洛克菲勒说：“你强势，我也决绝。听好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两败俱伤，要么好好合作。”洛克菲勒很欣赏基辛格的才智，所以基辛格偶尔耍脾气他也就忍了。“我认为基辛格这个人在美国大有前途。”1957年8月，他对民主党前参议员威廉·本顿说道。

虽然基辛格谢绝为洛克菲勒做全职工作，但他的劳动还是有报酬的。例如，1958年他收到酬劳3 000美元，但这只不过抵消了他从哈佛抽空给洛克菲勒干活少挣的那笔钱。挣钱不是他的动机；如果真谈挣钱，他还觉得给得太少，因为自己“忙得要命”，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当然，能跟美国头号大亨那最有活力的孙子交朋友，而且交情一天比一天深厚，基辛格也心满意足了。1956年11月，他给格劳巴德写信，说“即便什么收获也没有，这也是一项令人着迷的社会学研究”。过了三个星期，他的评价更高：“我对洛克菲勒家族的敬意与日俱增……我感觉他们在发挥上层社会最有益的那种作用：鼓励优秀的人，而且他们也不采取官僚的那套做法，即每做一件事都假模假式地评估一番。”

给洛克菲勒工作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特别待遇。作为圣诞节礼物，洛克菲勒送给基辛格一幅法国后印象派画家让–爱德华·维亚尔的石版画。基辛格则回赠了杜鲁门·卡波特的新作《缪斯为人们所倾听》（这本书以幽默的笔触叙述一家美国歌剧团访问苏联的文化之旅）。1957年，洛克菲勒已经让基辛格住进韦斯特切斯特县波坎蒂科山的一栋房子，那里还有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座庄园，占地面积3 000英亩[2]。一年后，洛克菲勒还将曼哈顿的公寓交给基辛格使用，公寓像宫殿一样富丽堂皇，摆满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无疑，因为基辛格与收藏大王洛克菲勒过从甚密，所以他入选世纪协会也顺顺当当，这可是深受作家和艺术家青睐的男性俱乐部。这一切自然会让一个父母仍然在华盛顿高地凌乱不堪的公寓里过着寒酸生活的人感到美滋滋的，不过同时也令他心力交瘁。1958年3月，基辛格向母亲诉苦道：“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这个好心的疯子总要我帮他写文章，结果写他的文章比写我自己的文章花的精力都多。我在纽约住了三天，住在纳尔逊家里。他们夫妇俩待人很和善。但是现在希望他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因为自己的老板生性挑剔，就对自己的下属要求更严，自然在历史上基辛格并非头一个这样的人。正是在洛克菲勒专题研究项目办公室工作期间，基辛格表现出其个性的另一面，而以后在他手下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都会对其司空见惯：他学会了大吼大叫。20世纪50年代亲见亲闻基辛格吼叫最多的女性是南希·汉克斯，她是专题研究项目的行政秘书，也是项目规划委员会委员。汉克斯出生于迈阿密海滩，从杜克大学毕业，她在洛克菲勒起初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组织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就为他工作，后来在他短期担任卫生部部长时又任他的私人助手。她给父母写信全都是在抱怨“跟基辛格吵架”。有一次吵得特别厉害，她在信中写道：“在我看来，基辛格让我，让每个人都很失望。他都快成精神病了……他就像是个孩子，虽然是项目主管，但什么都不管。什么都怪到洛克菲勒和奥斯卡（·吕布豪森）[3]头上，就连不跟他联系这种傻事也怪他们。奥斯卡和洛克菲勒简直烦透他了。”1961年，最后一份报告发表，南希·汉克斯回顾了“很多‘幸福’的经历”，“但当时说那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可能更合适”。吕布豪森后来回忆基辛格“遭了很多罪，什么事都往心里去，都是些小事，比如要不要派车去机场接他，派凯迪拉克还是别的车。稍有怠慢就趴在别人肩上哭鼻子……既坦诚又诡计多端”。

然而，专题研究项目中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更复杂。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聪明、漂亮的南希·汉克斯以亲身经历回答了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洛克菲勒与妻子及5个孩子分开住，她就委身于洛克菲勒做了他的情人，满心以为洛克菲勒会跟老婆离婚。后来情况逐渐明朗，她的希望要落空了[4]，这时基辛格证明他发火是因为自己很敏感。1960年，汉克斯对父母说出心里话：“亨利再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了。纳尔逊唯一愿意交谈、询问意见的可能就是他了。只要我能鼓励亨利走正道，大家就相安无事……只有通过他的努力我们才能有一个和谐共事的‘团队’。最近情况糟透了，我们的朋友（洛克菲勒）谁的话也不听了。”两个人的通信表明，洛克菲勒疏远她以后，基辛格和她走得越来越近。基辛格对自己发火感到惭愧，让她安慰项目组工作人员“我这种令人不快的举止说明我性格有问题，不是说他们办事不力”。他还说对不起洛克菲勒基金会人力部主管弗朗西斯·贾米森，喜欢“自寻烦恼”。到1960年，基辛格给汉克斯发电报时都署名“爱你的亨利”。而即便是生他气的时候，她回电报时也如此署名。1960年3月，基辛格给她送了花，一朵“特别漂亮的玫瑰”。这个时候两人就完全是调情了：“我真是太开心了，逢人就讲我的玫瑰，结果彻底毁了你的名声。全世界都会认为你是个善良的人、体贴的人。你造成的‘损害’要很多年才能弥补。啊，你把我害得好苦！……我要永远保存你送的花。”

但是这显然不过是调情，带着一丝对汉克斯的同情。两人通信的语气更像是怪诞喜剧，不像是爱情小说。汉克斯给他寄了专题研究最后一份报告的副本，上面有纳尔逊和劳伦斯两兄弟的签名。他写道：“我知道你能伪造洛克菲勒兄弟当中一个人的签名，不过要仿造两个人的签名可是大手笔。”1960年6月，他取笑她说听到一些“报道”说她“非常迷人”。他还说：“你一定变得很温柔了……专题研究项目组可不能这么温柔，否则我要回来了。”

这个时候基辛格已经回到哈佛，看上去婚姻美满，在35岁那年当上了父亲。起先他和安妮很知足，养了一条宠物狗（斯莫基死后他们又养了一条叫赫比的可卡犬），他们住在弗罗斯特街一座半独立式的房子里，隔壁住着历史学家克劳斯·爱泼斯坦[5]和太太伊丽莎白。这时基辛格在学校的地位已经很稳定了，但他感觉还可以再晋升。根据《波士顿游客》的描述，位于贝尔蒙特市弗莱彻路104号的基辛格宅邸是典型的哈佛教授住宅，屋内四壁尽是书，客厅很大，可以招待同事、学生以及访问学者。这篇文章报道，安妮生活得很幸福，“打理丈夫的个人信函”，整理“跟丈夫工作有关的剪贴簿”，为来客备好鸡肉和米饭。第一个孩子伊丽莎白于1959年3月出生，两年后儿子戴维又降生了。尽管基辛格和安都不再信犹太教，还是让戴维接受了割礼，基辛格不由得“满怀自豪地回顾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想到“现在这一切几乎都归功于家风，是它让我们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然而就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弗莱彻路104号的家风却摇曳不定、近乎衰落。安妮已经回剑桥，并打算定居。然而，对基辛格而言，哈佛是通往波士华大都市其他地区更大事业机会的补给站。在给洛克菲勒工作期间，他已经初步领略了那些华丽的世界：财富中心曼哈顿、权力中心华盛顿特区。他要挤进这样的世界，只能把安妮抛在身后。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后，基辛格声名鹊起，现在的他更自信了。根据一份早期的报纸简介可知“基辛格博士身高大约175厘米，身体结实，戴一副角质框架眼镜。他说自己网球打得‘不赖’，象棋下得‘很好’”。据他弟弟说，他现在对安妮的“控制”已经不正常了。沃尔特·基辛格本人则走了一条不同的美国道路，这有两层含义。他成了一位知名商人，能让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起死回生。他先是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城通用轮胎公司工作，后来跳到斯佩里·兰德公司，即制造美国第二台商用计算机通用自动计算机的公司，他的公司管理水平日益完善。同时，他也越来越自信。1958年，他跟尤金妮娅·范德鲁吉私奔，令父母目瞪口呆；当年尤金妮娅26岁，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在基辛格经营的半导体公司实习时结识了他。尤金妮娅是圣公会教徒。不久大家都清楚了，小夫妻俩无意按犹太传统抚养孩子。

3

1960年1月，基辛格写信给纳尔逊·洛克菲勒：“实话对你说，年轻教员也不比资深教员有趣多少。”关于基辛格回哈佛任教至少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强调基辛格的“反哈”倾向，因为他不仅疏离于哈佛残存的白人精英优势，而且厌恶教员的学术研究曲高和寡。另一种说法则把他描绘成典型的“冷战公共知识分子”，充分利用了这所著名的“冷战大学”提供的各种机遇。当然，这些年哈佛大学变化很快。内森·普西任校长期间，威尔伯·本德主管招生工作，学校招生政策对学术要求很严格（尽管并不像科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希望的那么严格）；课程设置更国际化、多元化；科研基金更多依赖联邦政府，尤其是在化学、工程和医学领域。1953—1963年，联邦政府拨给哈佛的各类经费，从800万美元至3 000万美元不等，每年增长5倍。战前，绝大部分教师都有哈佛的学位，但该比例迅速降低到1/3，“因为由校长本人任主席的临时委员会认定有些人在各自领域很杰出”，便又新聘任、提拔了一批教授。普西本人虽然是研究英国文学和古代史的学者，却在一个功利主义时代主事。各式各样的区域性或学科性研究“中心”激增，其中著名的有苏联研究中心（1948年成立，主任是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霍恩）和东亚研究中心（1955年建立，主任是费正清）。20世纪50年代初，基辛格和恩师艾略特曾被迫各处筹资支持国际研讨会及其相关杂志《合流》。国际事务中心成立后，这种低三下四的活儿就不用再做了。国际研讨会还在运行，用艾略特的话说像是一种“爱的付出”，但《合流》杂志既没时间办也没有经费支撑，只好悄然消亡。1959年决定将其从季刊改为年刊，但后来再也没出过一期。

建立国际研究中心的决定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福特基金会主动提出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评估哈佛大学行为的适宜性。当时开设了13门国际政治方面的课程，但国际研究领域一般都被斥为仅仅是“时事的一个分支”或“对昨天《泰晤士报》的评论”。邦迪首选的中心主任是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助理国务卿罗伯特·R.鲍伊。鲍伊在大学时学的是法律，在1955年12月被任命去国务院工作之前，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反托拉斯法的专家。但是，之前他在战后德国的美国占领区担任过卢修斯·克莱将军的助手，又当过美国驻德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的总顾问，所以在西欧问题上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很想谢绝哈佛的邀请而留在政府部门，但是架不住邦迪的劝说。邦迪引诱他说，只要回哈佛就让他当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和行政学系兼职系主任，还说能干的基辛格会当他的副手。

尽管鲍伊和基辛格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但刚开始两人的意见还是一致的。从行文来看，1958年发表的中心活动计划书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两人共同执笔的：

如今，没有一个地区是孤立的，没有一个地区可以被忽略；远方的行动和事件可能立即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与此同时，各种势力在急速影响着世界。在战争、民族主义、技术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旧的秩序已经被摧毁；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被迫适应影响力衰退的新形势。一些新国家出现了，正在力求生存……而且原子弹遍布全世界，带来了希望，也造成了威胁。

研究领域包括5个：欧洲关系、经济与政治发展、武力作用与武器控制、国际组织以及远东问题。中心不招本科生和研究生：鲍伊和基辛格将作为行政学系教授在其他地方开展教学活动。中心“把外交事务的基础研究和资深专家的高级研究结合起来……不存在日常问题的压力”。

基辛格始终注意到机构争夺地盘的可能性，他担心这个中心最后会变成“现有各系的附属品”，尤其是“政治（行政学）系”，因为“政治系习惯把国际关系当作政治的一个分支”（如果政治系没有实际上“否认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有效性”的话）。他告诫鲍伊，中心必须“不懈地坚持构想和执行的独立”。这“不仅仅是发展一个项目的问题”，还“有必要创造一种态度、一门学科。这种目标会让哈佛很多的主流群体深恶痛绝。然而，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有所建树”。他和鲍伊一开始都认为“再做一遍其他研究机构和国际事务中心正在做的事毫无意义……因为人才供应不足，要讨论的问题……太有限”。他俩唯一的分歧在于，鲍伊提议“从政府部门、学术界、商界、专业领域和新闻界招收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研究员”，让他们到中心做半年到两年的研究。基辛格则认为最好采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那种专门学术组织架构。

鲍伊和基辛格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俨然成为两人研究关系“冷战”的荒谬缩影，掩盖了两人合作初期的成就。国际事务中心起初位于神学街6号，即哈佛闪米特博物馆旧址，成立后发展很快。除了主任和副主任能力极强，新聘的两位资深研究员水平高也是一个原因。一位是发展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他是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刚调过来；另一位是博弈论专家托马斯·谢林，1953年离开杜鲁门政府以后就一直在耶鲁任教。基辛格与谢林后来也反目成仇、关系疏远，但两人在学术上一直互相尊敬，多年来在欧洲事务和核战略问题上保持沟通。由于福特基金会（10万美元）、洛克菲勒基金会（12万美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10.5万美元）、狄隆家族、标准石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以及学校自身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因此鲍伊和基辛格不用花大量时间筹资。基辛格没想到，研究员项目办得很好，尤其是经常举办研讨会减少了学科壁垒，加强了团队精神。餐厅里摆放着鲍伊挑选的长条桌，鼓励大家在午餐时间进行学术交流，那里很少出现空无一人的现象。特别是中心成功吸引了一批一流学者，尤其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莫顿·霍尔珀林、塞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人。时隔不久，中心就成为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场所。早在1960年，中心就拿出了两份重要报告，一份是关于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提交给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协会，另一份是关于北大西洋国家的，提交给了赫脱国务卿。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是两人意见上的微妙分歧引起了双方关系的恶化似乎说不通。诚然，鲍伊主张建立一支多边核力量，也就是建立一支多国参与、由北约控制的海运（主要是潜艇）核力量，基辛格就是不听。但是，这是学术论争，不涉及个人恩怨。两人关系不睦跟政治也无关。两人在学校都是比较保守的人物，那时的学校里，如果是右派，则需要“以寡敌众”（艾略特曾经这样说过）。一种假设是鲍伊正是基辛格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写文章中一再嘲笑的那种“爱计较法律条文的公务员”。另一种假设是，鲍伊是“那种狡猾的美国佬，典型的白人精英派”（实际上他来自古老的切萨皮克家族），所以对年轻的（犹太）同事带有根本的敌意。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跟组织结构有关。鲍伊在政府部门高级职位上干过几年，便自然地指望国际事务中心是一种层级机构，他把基辛格看成他手下的助理主任。基辛格却有不同看法。出畅销书的是他，纳尔逊·洛克菲勒看重的是他的建议，上电视访谈节目的也是他。他是大忙人。他有两个办公室，剑桥的这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专题研究项目一直占用着他大量的时间，直到1961年出了最后一份报告才算了结。除了完成纽约的工作，基辛格还不停地收到全美各地的演讲邀请。这些演讲一般都要跟他在哈佛两三周上一次的课错开。他在哈佛的新助手说，“自己没有任何怨言，就是很少见到他，没有办法”。很快，鲍伊对他的各种不满爆发，而基辛格很少来中心上班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鲍伊指责基辛格“写文章就是为了上报纸”，“能发文章主要是因为名气”，还说他干的活“达不到可以接受的标准”。两人先是激烈争吵，最后关系破裂。“我和这个居心不良的疯子鲍伊疯狂地吵了一架，搞得我一时筋疲力尽。”1958年3月，基辛格给母亲写信，解释母亲生日那天自己为何不去看她。最后两人关系冷淡，互不搭理。谢林回忆办公室挨着的两人“有时要先跟秘书核实才肯出门，这样就不会碰见对方”，这话当然带有诗意的夸张。

然而，邦迪信守协议，说到做到。1959年7月，他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笔资金在行政学系设了两个兼职系主任的职位，一个是指定给基辛格留的，另一个是给法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的。得到这两个职位都会有终身副教授头衔，需要在系里投票（由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员投票），还要由特别委员会投票。尽管有人持保留意见（尤其是苏联问题专家亚当·乌拉姆，他认为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不是学术著作），但对这两个人的聘任决定都通过了。基辛格现在有了最终的职业安全保障。当了哈佛的终身教授实际上就等于不会被解雇。的确，他有了一份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了，只要他愿意做。

这份工作到底都需要做些什么呢？作为教师，基辛格喜欢组织研究生开研讨会，先让这些比较成熟的学生听来访专家宣读论文，再让他们参加基辛格组织的讨论。基辛格和霍夫曼、亲法的贵格会教徒拉里·怀利一起主持了一次西欧问题研讨会。他还办过作为国防研究项目部分内容的国防政策研讨会，并努力解决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中退伍军人比例过高的问题，提高外来讲座嘉宾的质量（邀请的嘉宾有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名叫杰拉尔德·福特，还有华盛顿州的年轻鹰派参议员亨利·“勺子”·杰克逊）。哈佛–麻省理工联合军备控制研讨会是一种仅由教师参加的特别的高层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从1960年开始举办，此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资助中心做过两次同类话题的研究。军备控制研讨会由国际事务中心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经常两三周举行一次，事先向与会者发送一位或多位会议代表的论文，开会时讨论。研讨会都是晚上开，通常是在昆西街哈佛教师俱乐部楼上的某个昏暗的会议室。室内是复古装潢，更不用说有些人还穿花呢外套、抽烟斗，但是讨论却新意迭出。基辛格和谢林是会议常客，此外还有科技专家，如生化学家保罗·多蒂、艾泰公司的理查德·莱格霍恩、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卡尔·奥佛哈格等人。年轻的莫顿·霍尔珀林担任文书（他同时也是基辛格国防政策研讨会的助教）。讨论的水平很高，与会者全都是这个新兴领域的专家。1960年12月的那次研讨会很典型，一些刚在莫斯科参加完第6届帕格沃什会议[6]的代表描述了参加会议的感受。

但是基辛格也教本科生。他的“国际政治原理”（课程编号为行政学180）很受欢迎，尽管课程的4页书单令人望而生畏，但每次还是有100多名学生选课。（据教学大纲说）课程“涵盖国际政治的主要概念和问题，侧重讨论权力的基本问题，例如‘强权政治’的性质、策略与控制”，第一轮有10篇“必读”文本，包括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丘吉尔的《风云紧急》、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以及基辛格自己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后来，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被换成更贴近当代的学者，大多是英国历史学家，如艾伦·布洛克和迈克尔·霍华德，但1963年这两位又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赫兹和肯尼思·华尔兹所替代。）“建议”阅读书目包括一大堆过去和当前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书，明显偏重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历史。1963年版学生“课程保密指南”体现了基辛格的教学风格：“那真是一道风景，他在讲台上来回踱步，趾高气扬，时而赞扬梅特涅，时而责骂肯尼迪，时而给基辛格戴上桂冠，歌颂他解决了困扰美国的不良外交政策的问题。” 《哈佛深红报》亲切地用一段讽刺性对话总结了基辛格和同事霍夫曼的特点：

问：既然我们在谈个体的问题，请问你对基辛格怎么看？

答：研究复杂性。

问：什么的复杂性？

答：形势的复杂性。

问：明白。那霍夫曼教授呢？

答：做出困难的区分。

基辛格像他自己的本科生导师艾略特一样，经常“出城”，因此选课的学生很难见他一面。他见过艾略特怎么安排自己的日程，便也如法炮制，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课不受学生欢迎。恰恰相反，上过“行政学180”这门课的学生普遍喜欢他随时回答时事问题，很欣赏他回答问题时的犀利妙语。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哈佛通常仍然如此），听一个名气很大、能上《面对全国》电视节目的教授讲课还是会感到小小的兴奋。也有少数认真的学生对这个脚踏学术、政治两条船的人表示疑虑。当时还是个大三学生的查尔斯·迈尔在校报发表了文章《教授的政府顾问角色》，文章配上了基辛格的一张照片，很是显眼。他警告说：“教授顾问这个新阶层的发展是好事，但也有危险。”主要危险是这个“新的教授阶层”可能会变得非常“浮夸和傲慢”，陶醉于新来的名气，结果“志得意满、学术退化”。一个很大的影响是教授顾问有可能“一改传统的批评家角色，变成政府的发言人”。那是1960年6月。三年后，《哈佛深红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基辛格和谢林是不可理喻的“平民军国主义者”，不知道“如何用理智阻止冲突”。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心办公室只不过是“收集资料并输入电脑，然后思考哪一天是往苏联投炸弹的最佳时机”。这个10年还没过完，这种对哈佛教师与“国家安全状态”之间关系的疑虑就转化成暴力抗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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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学生认为这位“教授顾问”跟政府走得太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却跟政府相隔万里。冷战并非博弈论专家所说的那种公开的史诗般对决。公开的大多是假的，就像那种让我们幻想美苏之间子虚乌有的导弹差距的宣传，而真实的大多是暗藏的，就像情报机构之间的秘战。即便是消息最灵通的局外人也不过是对冷战的谎言与秘密略知一二。只有当基辛格进入政府内部，得见“机密”文件后，他才明白20世纪50年代自己对外交政策的评论大多是幼稚的，才明白自己大大低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奸诈狡猾。

世界范围的冷战更是如此：不妨将超级大国为统治第三世界发生的冲突称为“第三世界大战”。即便双方信誓旦旦地要摧毁对方的威胁足以为美国、苏联和分裂的欧洲带来“长期和平”，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大部地区却并非如此。在这些地区，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通常是以代理人的形式进行的，人员伤亡惨重，令人触目惊心。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比当时任何局外人知道的都多得多。不错，谁都知道，“二战”后大家竞相“去殖民化”，欧洲那些帝国灭亡的灭亡，解体的解体，苏联没少捞到好处。艾森豪威尔抱怨道：“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新生国家都很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独裁，不承认其他政府的政治统治。”这些“新国家”让他联想到一排多米诺骨牌即将接二连三地纷纷倒塌[7]。有时，这一过程似乎比20世纪30年代“横扫独裁者”还要来得迅猛。侵略朝鲜，鼓动菲律宾虎克党起义，全力推翻越南政府，试图颠覆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几乎成功占领伊朗，在意大利动荡地区的里雅斯特浑水摸鱼，对危地马拉进行渗透……种种事例表明，苏联处处施压，妄图在它能够影响的每一个国家加速实行共产主义占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上任时可能还在讨论“解放”问题，仿佛可以用某种方式让苏联退回到过去，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凯南也这么说过，因为他曾被苏联这个另类国家驱逐出境，所以说的时候完全是幸灾乐祸的）只能遏制，别无选择。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只有古巴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倒向了共产主义，而且也不是因为苏联方面没有下功夫。1961年1月，赫鲁晓夫明确许诺苏联支持“争取自由的民族战争”。他想借助去殖民化的浪潮把苏联塑造成所有革命者的盟友，把美国诬蔑为新帝国主义。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一策略是多么成功。美国不能再打几次朝鲜战争那样的战争，只能通过声势浩大的“灰色”和“黑色”宣传攻势以及隐秘的行动，去延缓苏联扩大影响的步伐。“二战”期间产生的心理战思想现在被运用到每一个易受影响的国家。

世界性冷战的地理范围十分辽阔。越南共和国充斥着美国新闻署[8]打造的反共文学；越南民主共和国遭到中情局培训过的破坏者和挑衅者的渗透；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泰国成了宣传的海洋。同时，美国下大力气把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一道）打造为“北部”亲西方世界国家，打击印度的中立主义势力。安插在埃及担任纳赛尔总统公共关系顾问的詹姆斯·艾克尔伯格其实是中情局特工。这是一场多媒体运动，不仅涉及经济军事援助，还涉及商贸交易会、交换项目、文化旅游、图书馆、移动影院和无线电广播。在这个方面，心理战与当前的商业广告潮流如出一辙：“托儿”在外交政策中跟在销售中一样有效。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有好有坏。美国力图在国外施加影响，但不仿效欧洲殖民主义，这种现象被一些作家捕捉，成为他们书中讽刺挖苦的对象，例如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1955年）、莱德勒和伯迪克合著的《丑陋的美国人》（1957年）等。总统手下的国外信息活动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抱怨道：“尽管我们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尽管我们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我们的好意得到别人的认可，我们的社会自由而多元，但我们却似乎越来越被人们与过去和现在境况中的一些负面形象联系起来，尤其年轻人更是这么认为的。”的确，要让独立国家接受美国的意愿很难。开罗电台拿了美元居然还谴责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更糟糕的是，第三世界领导人（比如马来人、柔佛邮政工人工会秘书塞瓦·拉加）参加交换项目访问美国时，经常受到种族歧视。

劝说无效，自然采取颠覆手段。艾伦·杜勒斯及其同僚在“二战”期间学过颠覆之术，后来又观察了苏联无情颠覆东欧各国政府的情形，惊慌失措，认为美国可以如法炮制。因此，在杜勒斯的领导下，中情局“组织推翻了两个外国政府……推翻另外两个政府的企图未能得逞……至少考虑过（如果没有参与的话）谋杀几位外国领导人”。推翻穆罕默德·穆沙德实际上是英国的主意，因为他将英控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但中情局很快介入，大大拓宽了政变所需经费的来源。由于1951年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上台后，将美资联合果品公司收归国有，因此美国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对危地马拉进行了干涉。中情局组织军变推翻阿本斯，还煞费苦心捏造他是克里姆林宫傀儡的谣言，到处扩散。这类行动被NSC–5412号文件证实，该文件于1954年3月15日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授权艾伦·杜勒斯负责策划秘密行动，但必需保证获得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通过所谓的“特别小组”给予的批准。1959年1月古巴的卡斯特罗上台，很自然中情局又要着手实施推翻他的行动。精力充沛的理查德·比塞尔是策划组副组长，时刻准备采取刺杀手段，刺杀对象不仅有卡斯特罗，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和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虽然1960年刺杀特鲁希略和卢蒙巴的凶手不是中情局特务，但刺杀武器是中情局提供的。中情局可能很少考虑这种种秘密行动一旦公之于众（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这种现象自然难以避免）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冲”。举证苏联克格勃在冷战期间也采取了同样卑鄙的手段恐怕也无法证明美国行为的正当性，尤其是美国瞄准的许多目标既是共产党国家，也是民族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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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的基辛格对第三世界大战知之甚少。他并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蔓延采取了哪些或公正或龌龊的手段，而且还低估了自己的无知。但是，冷战的这一面越来越重要，他不是没有察觉。1958年7月，基辛格在美国广播公司和迈克·华莱士做了一档半小时的访谈节目，内容非常好。访谈中两人先谈到1957年有关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有限战争相对优点的争议，后来主持人引开话题。这次谈话展示了基辛格在成功后变化有多大。他比第一次上电视时自信得多，在华莱士的问题比较尖锐的时候，基辛格间或露出狡黠的微笑，但讲到那些比较惊险的内容则一般都面无表情，沃尔特·马修在《核子战争》中饰演格罗特斯勒教授时将这种特质刻画得淋漓尽致。

华莱士：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您对有限战争的建议，或许您能定义一下您理解的目前美国的军事政策。美国的军事政策是什么？

基辛格：美国目前的军事政策基于大规模报复原则，就是说如果苏联发动任何侵略，我们就威胁对其发动全面战争。这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基于要毁灭全人类的那种威胁。这样做太危险，我想代价也太大。

华莱士：您显然认为这不对，认为其会危及美国安全。能否请您展开谈一谈。就因为您认为有危险，就因为代价大，就不值得吗？

基辛格：不值得。这将意味着每次出现危机，美国总统就要考虑某个目标的实现是否值得毁坏美国的城市。总统就要考虑是否值得用4 000万美国人的生命攻打贝鲁特或解决其他什么问题。实际上恐怕美国总统会认为不值得，而这样就会鼓动苏联侵略，一点一点地占领全世界。

华莱士：因为您认为苏联认为我们不愿或不能（当然是不愿）打全面战争？

基辛格：苏联会明白我们越来越不情愿进行这种战争，因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向我们挑战，这种挑战似乎不值得我们跨出最后那一大步，但是这样日积月累下去会摧毁自由世界……我不建议美国主动开战。只有苏联先进攻才会出现要不要打仗的问题。然后，其实我们比苏联更怕全面战争，如果苏联先发动战争，他们会逐渐抓住自由世界的软肋而借机提条件，最后叫自由世界投降。我这些话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我们愿意和苏联一样冒险。如果不这样，我们就输了，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种现实……

华莱士：那么您认为应该重新进行评估美国战略，从而恢复战争这种可用的政策工具吗？

基辛格：美国战略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它可能遭遇战争，如果苏联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而我们不愿抵抗，那将意味着我们要失去自由。所以说到底这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从这个方面看，是的，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战争当作一种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然而，后来华莱士追问基辛格，问他喜欢的那种有限战争究竟会是怎么个打法，能不能举例说明，这时谈话出现了新的突破。基辛格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人们眼下关注的场景，“以苏联侵略，比如入侵伊拉克为例”。这个时候离泛阿拉伯军官推翻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恰好24小时。基辛格认为，伊拉克正是那种没有美国常规军防守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多几个师的兵力，如果我们有空运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空运几个师过去，跟当地部队一起防守”。华莱士指责他只会提出“战争政策”，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和平政策”，基辛格严厉批评说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

基辛格：防守政策对维护和平非常重要。当然，它们不会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它们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掩护，有了这种掩护我们才能采取建设性的办法。眼下有件事很重要，我们认同席卷全世界的声势浩大的革命，我们对建设自由世界有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不仅仅建立在保卫世界、反对共产主义上，还有其他的动机。我们必须让大家明白的是我们赞成什么，而不是我们反对什么。如果我们更清楚想要创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能让别人也知道这种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总显得那么固执、好战，那么我们就会认同积极的措施，而不是仅仅搞什么军事结盟。

华莱士再次追问具体问题，提到新闻里的另一个国家：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当时已经是该国暴动的第四年，其再经过4年的流血牺牲终将实现独立。基辛格的回答依然是发人深省的：

基辛格：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反对殖民政权。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想出一些办法……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很难作为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存在。这个时期有个很可笑的地方，一方面你希望出现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不再有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回事。因此，有件事一直吸引着我：我们可以倡导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或是在其他发展项目上联合起来的北非联邦，阿尔及利亚可以在这个联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成为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

可以邀请纳赛尔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早些时候通过合组埃及和叙利亚而成立）加入吗？基辛格认为不能，补充说“美国政策对纳赛尔还没有亲善到跟他交朋友的地步，但也没有排斥到镇压他……，然而，我想说伊本·沙特不能代表我们在中东认同的那种势力”，他说的是沙特国王，此君喜欢伊斯兰教法，不喜欢世俗的泛阿拉伯主义，就是这种信仰曾让他下令暗杀纳赛尔，不过行动最终失败了。

在很多问题上，洛克菲勒对基辛格的影响显而易见：他不仅对殖民政权充满敌意，绝不妥协，而且对建立联邦政府的解决方案充满热情。但是，毫无疑问，基辛格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独特的理想主义观点。华莱士问他是否认为美国能“在一个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生存，基辛格发自肺腑地回答道：

基辛格：这个嘛，你看，你可以认为认同社会主义和革命不是件很好的事。你完全可以认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自由社会比19世纪的社会主义更具革命性，这恰好说明我们现有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发动精神攻势。我们应该认同革命。……即便是我们已采取了建设性措施，我们也应该说如果自由得到解放的话，它可以实现很多的目标……我们总是根据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我们受内心驱使想做的事来证明这些目标的合理性。比如，我认为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暴乱所做的回应是非常不合适的（他是指1957年5月，副总统尼克松访问秘鲁和委内瑞拉引起当地人游行示威）。我们不应说“这些是共产党挑拨的，我们必须防止拉丁美洲赤化”，我们应该这么说：“这让我们想到了自己的职责。我们就是想做这些事，出于我们所代表的价值，而不是因为我们想打败共产党”。

这绝不是现实主义的语言。事实上，基辛格特意严厉斥责了杜勒斯国务卿，说他“在外交政策的操作上毫无定性，在外交政策的协商问题上起伏不定，没有成功地展现我们所代表的深层价值，经常在国外造成严重的不信任”。

访谈中只有一次基辛格语焉不详，那是在即将结束讨论而转向国内政策的时候。华莱士援引基辛格对另一位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政府是老人政府，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基辛格则面带微笑坚持自己的立场。

基辛格：我说过这个话。我认为我指的这些群体成员都是很善良、很真诚、很爱国的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成长的世界是正常的世界。他们倾向于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让局势缓和，然后等待……期待正常势力再次显现。因此，他们执行政策就有点儿像，嗯，也许像小城市的银行家，以为形势好的时候总能赚点儿利息。

但是华莱士问他认同下一代的哪个政治家时，基辛格却闪烁其词，只是说在两个政党中都没有察觉出“任何了不起的道德活力”。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华莱士：基辛格博士，公共领域中有谁是您崇拜的、指望其将来领导美国的？

基辛格：这个嘛，我要说，首先，我今天是作为无党派人士来这里的，我是个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代表任何派别。这要具体而论。史蒂文森先生说的很多话我都很尊敬，尽管我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与艾奇逊先生的看法很不相同但对他的许多话我也很尊敬。这个……在野党很难证明它的能力。

华莱士：但是您没有马上想到哪个共和党人，具有我们需要的那种理解力在当前领导我们。

基辛格：我不喜欢谈名人。我认为尼克松先生最近的讲话表现出他对当前的局势有一定认识。但是如果你问我，我还是不愿意谈名人。

一个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跟纳尔逊·洛克菲勒关系很深厚的人居然说出这种话来，着实奇怪。亨利·基辛格的政治教育才刚刚起步，并且前路漫漫路漫漫。

[1] 这里提及的尼古劳斯·桑巴特，是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放荡不羁的儿子。老桑巴特的博士论文是写圣西门的，而圣西门是个半社会主义、半精英工业乌托邦精神的贵族预言家。

[2] 1英亩 ≈ 4047平方米——编者注。

[3] 吕布豪森是洛克菲勒在达特茅斯上学时的室友。基辛格觉得吕布豪森人微言轻，并不待见他。两个人之间常剑拔弩张。

[4] 洛克菲勒在成为纽约州州长之时结束了与汉克斯的关系。不过，他很快又与一位叫玛格丽塔·墨菲的女士有染，她是为他的竞选之事工作的一位家族的朋友，加入了他在奥尔巴尼的团队。与汉克斯不同，墨菲已婚。1962年，洛克菲勒的妻子提出离婚，次年墨菲和丈夫也离婚了。一个月之后，他们便结婚了。在这段时间，汉克斯被诊断出患上癌症，接受了乳房和子宫切除手术。

[5] 爱泼斯坦也是一位从纳粹德国逃难至美国的移民，当时他刚出版了自己的著名传记作品《魏玛政治家马提亚·埃茨贝格尔》。

[6] 组织帕格沃什会议是为了回应于1955年发布的、旨在呼吁科学家们共同评估和反击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危险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7] 艾森豪威尔第一次提到多米诺理论是在法国于奠边府溃败之后的一次记者会上：“你搭起了成排的多米诺骨牌。之后你推倒了第一块……那么对最后一块骨牌而言，它必然会很快就倒下。”这有些奇怪，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去阻止法国的多米诺骨牌倒下。

[8] 美国新闻署（USIA）成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的1953年，当时其海外的分支机构为美国新闻处（U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