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进入硅谷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等级权力结构会陷入危机？据布热津斯基的猜测，答案是科技的发展。诚然，20世纪70年代是个人电脑和国际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然而，等级权力危机发生在电子网络在美国普及之前。事实上，上述的因果关系颠倒了，正是等级制度中中央集权控制的放宽，才使得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可能。

如今，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息、商业和社会网络对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了深远的挑战，但这一挑战的重要程度是慢慢凸显的。起初，网络技术的创建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1964年，兰德公司[1]的研究员保罗·巴兰的任务是开发一种能够经受苏联核攻击的通信系统，巴兰随后提出了三种可以服务于该系统的结构。它可以是“中心化的”，有一个从中心枢纽发出的多个辐条结构；可以是“去中心化的”，各部分可以通过一些薄弱的纽带松散地连接在一起；也可以是“分布式的”，像网格一样。理论上，最后一种选择是适应能力最强的，因为即使其中的众多节点被破坏了，整体结构也不会坍塌。而这也确实是巴兰的首选，后来成了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阿帕网”）。[2]然而，实际上这种分布式的网络结构只能依靠集中规划来维持，这就有些自相矛盾了。正如梅尔文·康威在1968年的论文《委员会是怎样发明的》中指出的，关于通信系统的设计方式，有一条这样的法则：“设计系统的组织（广义）常常会受到限制，在设计中只能复制其组织内部的通信结构。”[3]就像基辛格看到的政府官僚机构在面临重大战略挑战时的机能障碍一样，康威作为一名有着政府国防合同经验的系统分析师就曾观察到：

一个系统庞大的结构，与本质上系统较小的结构相比更加容易在发展过程中解体。这一理论明显可以应用于过去十几年的大型军事信息系统……这里包含着人类的大脑设计的一些最复杂的物体……

为什么大型系统会解体？这个过程似乎分三步进行……

首先，设计者最开始就意识到该系统将会很大，再加上来自组织的某些压力，就不得不指派更多的人参与设计工作。

第二，将传统的管理智慧应用到大型设计组织中，会导致其通信结构瓦解。

第三，设计组织和系统结构具有同态性，这就确保后者会反映前者之中已经出现的瓦解。[4]

因此，互联网的产生并不是以上述的方式设计的，而是或多或少自发和有机地产生的，其牵头者是学者和私营部门的计算机工程师，而不是军事领导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1969年10月29日，当一条不完整的消息通过阿帕网（见图46.1）发送到斯坦福研究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开始了电脑之间的第一次对话。[5]两年后，该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已经超过40个，包括一些大学和私营公司。类似的网络也在其他地方兴起（高能物理网、交换端口分析器、远程登录等等），因此到1974年，人们面临着将这些网络连接在一个单一的“内部网络”中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是忙乱的，同时也是高度分散的创新时代，每一项新的进展都有助于一体化进程：后来启发了Linux系统和FreeBSD的Unix操作系统、用@符号分隔名称和地址的电子邮件、第一个带有“回复”和“转发”选项的电子邮件程序（MSG）、第一个调制解调器。当然，根据摩尔定律，这些进步与计算机处理能力似乎与不可阻挡的指数级增长相吻合。[6]然而，最重要的发展还是文顿·瑟夫和罗伯特·卡恩制定的互联网条款，即网际网络不应有中央控制，也不应针对任何特定的应用或数据包形式进行优化。[7]在他们的TCP/IP软件协议中，所有计算机网络都应该能够相互通信，而不管其内部结构有何不同。1983年1月1日，当阿帕网切换为TCP/IP的协议时，这一切成了现实。[8]一年后，第一个域名服务器（DNS）问世，此后数字IP地址有了更易被记住的名字。到1987年，在现在被称为“互联网”的网络上已经有了将近3万台主机。

46 - 图1 图46.1 阿帕网的网络设计，1977年。

互联网不再是计划的产物，它成长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包括国际光纤干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作为国家网络主干网提供商的电信公司、无数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数十亿的终端用户，最初都是简单而低调的自发网络。没有中央权威机构的设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没有掉入康威定律的陷阱。添加一个新的单元或者删除旧的单元不需要任何许可。[9]也没有记录互联网整体结构的中央仓库。实际上，这一网络是无法被绘制出来的。克里斯托弗·布林顿和蒋濛将互联网的三个基本概念定义为：

分组交换，其中的资源是共享的，而不是专有的；

分布式层次结构，其中控制在地理上分散在网络的不同部分；

模块化，将任务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层，并分别管理。[10]

我们作为用户，将互联网赋予我们的权力视作理所应当，我们可以沿着最短的路径对信息进行无缝传递，并使用反馈信息来衡量网络状况并避免堵塞。[11]这样复杂的系统根本不可能由一个机构来设计。

20世纪80年代，“万维网”作为互联网的主要连接形式，以类似的方式发展起来。[12]它由一位在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工作的学者蒂姆·伯纳斯·李创建，他设计了一个名为“ENQUIRE”的系统来帮助粒子物理学家管理他们的研究。1989年3月，伯纳斯·李发布了这个系统的全球版，在他想到“万维网”这个名字之前，他想称其为“Mesh网”。伯纳斯·李设计了现在仍通用的网络通信工具：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和统一资源定位器（URL）。几年内，这种开源的计算机代码让马赛克（Mosaic）和网景领航员（Netscape Navigator）等迅速发展成用户友好型的浏览器。就像互联网一样，万维网也是有机增长而不是中央控制的产物。在这个网络中，节点是用户创建的网页，连接线则是超链接，允许我们从一个页面导航到另一个页面，通常只在一个方向上导航（即目的页面不一定有一个指向起始页面的超链接）。[13]像互联网一样，这是许多工作的共同成果：cookies（信息记录程序）、插件、会话和脚本都是为管理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而设计的补丁。和互联网一样，万维网也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搜索引擎可以让我们浏览网页，接近于归档所有网页——尽管我们知道它的结构核心是一批巨大的、紧密相连的、相互可及的节点。[14]

1960年，艾森豪威尔在向全美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世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权力过于强大了。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它真的如此强大，肯定会阻止或者至少会阻碍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指数级增长。但也许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尽管那个时期有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这种分散的创新却成了可能。年轻人带着他们那一代人的反独裁态度聚集到“硅谷”——圣克拉拉谷在1971年首次被称为“硅谷”。当国会通过1996年的《通信规范法》时——第一个通过对在网上发布淫秽语言处以罚款来规范互联网通信的法案，“感恩而死”乐队的前词作者约翰·佩里·巴洛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做出了对硅谷的回应。[15]他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是写给“工业世界的政府，令人疲惫的钢铁之躯”的：

我来自网络空间，一个新的心灵家园。我代表未来，请你不要打扰我们。我们不欢迎你。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没有主权。

我们没有民选政府，我们也不可能有民选政府，所以我在对你们讲话时，没有比让自由本身发声更大的权威。我宣布，我们正在建设的全球社会空间自然独立于你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暴政。你没有统治我们的道德权利，也没有任何执法能让我们产生真正的恐惧……

网络空间不在你的统治范围之内。不要以为你可以像建设一个公共建筑一样建设它，你不能。网络是一种自然行为，它通过我们的集体行动而成长……

网络空间由交易、关系和思想组成，就像我们通信网络中的一个驻波……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没有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或出生地赋予的特权或偏见。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无论多么独特，都不用害怕被迫保持沉默或顺从。

所有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运动和环境的法律概念都不适用于我们……而你们越来越有敌意和殖民倾向的措施使我们处于与以前的那些热爱自由和自治的人同样的处境，和他们一样，我们将不得不反抗遥远的、无知的权力机构。[16]

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学生激进分子还发表了更加狂热的观点，但美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上的革命。正如巴洛这封著名的电子邮件所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事实上，巴洛和其他网络自由主义者建立的电子前沿基金会在1997年赢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违反《第一修正案》的《通信规范法》。[17]美国政府极少参与国际互联网工程工作组的工作，该工作组被其创建者视为互联网所需的唯一政府部门。用互联网首席协议设计师大卫·克拉克的话说：“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我们相信的东西只有两样：大致的共识和运行的代码。”[18]在那些明亮而充满希望的早晨，很少有计算机科学家或软件工程师停下手中的工作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互联网成了犯罪现场，他们会做些什么？

但很明显，网络空间的乌托邦就像伊甸园一样，总会出现跟蛇一样的罪人：恶意游戏玩家入侵“多人在线的地下城”。对其他玩家的化身实施虚拟强奸，紧接着会演变成现实世界的罪犯，金钱几乎刚开始在网上转手时他们就抓住了欺诈的机会。[19]因此，网络空间对政府管理的排斥没有持续多久。1998年1月，互联网号码分配局（IANA）的第一任局长乔恩·波斯特尔给互联网区域根域名服务器的12家运营商中的8家发了电子邮件，指示他们将根域名服务器改为管理局的，而不是网络解决方案公司的。网络解决方案公司是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于1991年9月设立的原始DNS注册中心。几天之内，商务部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发布了一份“改进互联网名称和地址技术管理的提案”。[20]一家名为“互联网名称和号码分配公司”（ICANN）的非营利性公司成立了，该公司由一个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董事会来管理互联网号码分配局，而该公司与商务部签订了合同，并由商务部监督。这也证明，以阿帕网为开端的互联网，到底还是不能轻易脱离其创始者——美国政府本身的管辖。在这个意义上，巴洛的“独立宣言”发表不到两年就成了一纸空文。

[1] 兰德公司最初由美国陆军空军司令于1945年10月下令成立，目的是研究未来的武器，三年后，兰德公司（研发）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由政府和私营部门联合资助的非营利实体。赫尔曼·卡恩是兰德公司的首席战略家，在这个位置上，他写了经典著作《热核战争》（1960年）。

[2] Barabási, Linked, 147.

[3] Conway, ‘How Do Committees Invent?’

[4] Conway, ‘How Do Committees Invent?’

[5]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7.

[6] 英特尔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戈登·E.摩尔在1965年就观察到：集成电路芯片上每平方英寸晶体管的数量每年都在翻倍。他预测这一比率将会持续下去，尽管1975年他对这一预测做出了修改，表明在1980年之后，这个数字会每两年翻一番。本章没有更详细地描述伴随互联网发展的计算能力的进步。可以说，从那时起，摩尔定律就基本成立了。

[7] Naughton, From Gutenberg to Zuckerberg, 45f.

[8]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8.

[9] Newman, Networksy, 19f.

[10] Brinton and Chiang, Power of Networks, 245.

[11] Brinton and Chiang, Power of Networks, 297.

[12] On the forerunners to the World Wide Web, see Hall, ‘Ever Evolving Web’.

[13]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63f. See also Newman, Networks, 5.

[14]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9f., 43f.

[15] Garton Ash, Free Speech, KL 494-496.

[16] https://w2.eff.org/Cens0rship/Internet_censorship_bills/barlow_0296.declaration.

[17]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21.

[18]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24.

[19]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15.

[20]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ch.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