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偿还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施加了极其严苛的负担，这一观点在德国国内是被普遍认同的真理；然而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它却从未赢得人们如此多的信任。如果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赞同——其《和平的经济后果》与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相齐名，是1919年英国的畅销书——英国人就更不可能相信了。

众所周知，凯恩斯凭借其对英国战争财政的准确负面预测，在财政部举足轻重。因此，当德国人签署停战协议的意愿明晰之后，他也成为参与和平准备的人员之一。赔款问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是辩论的热点。不久后，凯恩斯便成为支持相对较低的罚款额度的意见领袖。早在1918年10月他便认为，200亿马克是理想的实际总赔款额。尽管他在1918年12月撰写的备忘录中将这一数字翻了一番（“根据赔款及其他条款，敌方集团可支付的数额”），但他同时也谨慎地强调了强加于对方的负担可能引发的问题。财政部备忘录中开篇便承认，“即便将德意志帝国内的每栋房屋，每座工厂，每片农田，每条公路、铁路和运河，每片矿区、森林都没收并以一个好价钱卖给另一方，那么这些钱也不会达到所有战争赔款总额度的一半。”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举可能由赔款事宜而引发的“两种可能性”，凯恩斯的备忘录预测了后来被人们热议的论点：

第一种可能性是，赔款不会对平常的交易过程造成严重的影响，且无论如何，赔款数额与支付国的财力大致相当，即使没有对赔款进行实际偿还，这笔钱也将投资到海外；第二种可能性是，所涉赔款数额巨大，若支付国的出口没有受到广泛的刺激，其将无力支付……因此，其他国家在出口贸易中有必要对支付国施加影响……就支付国接受赔偿而言，这种伤害出现了巨大偏移；但对流入其他国家的赔款而言，这种偏移就不复存在了。

为此，凯恩斯认为，应该“立刻或在3年内获得所有可转让资产，对其进行无情和彻底的强索，以此整体摧毁德国数年之内的海外贸易发展及其国际信用；但是在完成这些之后的数年中，每年仅索取一小部分的好处”。然而，他同时也警告称，德国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引发债务抵赖或整个国家的崩溃。简而言之，凯恩斯对过度索取赔款的明智的保留意见在他来到法国参与签署停战协议和和平协商之前便已成熟。

毫无疑问，与一位德国代表共同出席的几场会议为凯恩斯的立场增添了几抹情感因素。卡尔·梅尔希奥是沃伯格在汉堡银行的得力助手；他是一位犹太法律顾问，其戎马经历和经济战略决策水平同样让人刮目相看。之后凯恩斯曾宣称，他在特里尔和斯帕的停战协商会议上对梅尔希奥“有所倾心”，或许这是在间接承认后者对其产生了性吸引。众所周知，当时凯恩斯是一位同性恋者。然而更实际的可能性是，凯恩斯仅仅是因为自己悲观主义的声音得到了他人的认同而对对方产生了迷恋，这种悲观主义来自于对战争道德观的长期怀疑。根据凯恩斯之后的回忆，梅尔希奥描绘了一幅萧瑟惨淡的图景，德国正处在俄国式革命的边缘：

德国的尊严、组织构建和道德感正在崩塌，丝毫看不到光明，德国被诅咒就此堕落，它的文明失去光辉；我们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黑暗的力量盘旋在我们头顶……这场战争的对手变成了俄国人，这股祸起东方的黑暗力量成为困扰他的最大问题。

很明显，如果协约国过于严苛地对待战败的敌人，那么布尔什维克在中欧的束缚便就此打破。这种观点与凯恩斯不谋而合，激起了后者的强烈共鸣。在劳合·乔治改变了对德国食品进口提供财政支持的观点之后，德国外交部官员卡尔·冯·勒斯那尔进行了如下总结：“多亏了梅尔希奥博士的精辟理解，凯恩斯先生才意识到拖延事态的危险性，并试图与我们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凯恩斯立刻警示道，“德国与俄国的迅速结好”可能会成为“中欧国家解决温饱的唯一途径”。

对凯恩斯来说，最为详细且最具影响力的德方观点来自于沃伯格5月对协约国条款的回应和反驳。其中心观点（由“财政问题的补充”延伸而来）在于，协约国的条款意味着“对德国经济生活的彻底毁灭”，并让德国政治“步俄国的后尘”。在和平条约的经济约束下——具体而言，是工业实力、殖民地、海外资产和商业船队的损失——德国无法按照协约国的规定赔偿战争损失。如果执意强制执行，定会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如果从现任政府的收入中拨款支付赔偿，则需要“暂停或终止支付战争贷款利息、伤残德国士兵的补偿、阵亡士兵亲属的慰问金等，一并受到影响的还有文化建设、学校、高等教育等的开支”。这样做很容易让德国的民主制度毁于一旦：“任何缴税的能力和意愿将不复存在，德国将迎来数十年之久的形势最为激烈的连续性社会阶级斗争。”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过借债来为战争赔款付账可能会造成同样严重的后果：

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国内贷款还是国外贷款，德国都不可能拥有大数额贷款，因此支付赔偿的唯一方式便是大量发行纸币。如果和平条约如约执行，那么德国业已存在的超级通货膨胀将会进一步恶化。此外，只有在国家补偿生产者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天然产品的充足供应，而这就意味着发行更多的纸币。只要供应活动还在继续，那么想要维持德国货币水平现状则是不可能的事情，马克的贬值将会继续进行。货币的不稳定不仅会危害德国，还会波及所有的出口国，因为货币不断贬值的德国将会成为不安分因素，且会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向世界市场进行商品倾销。

只有在不触及领土、殖民地和商船队利益的情况下，德国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战争赔款。面对这些情形，德国人同意在1919~1926年分期偿还价值200亿黄金马克的债券（和利息），且以债券形式分期偿还最高800亿黄金马克的额度，该年金“不得超过德意志帝国和联邦州收益的固定比例”。

不管它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该文件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它与凯恩斯后来对条约的批评很相似。或许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凯恩斯对德国代表团拒绝签署未修订和平协议的举动印象深刻。实际上，他的预言几乎与德国对其自身命运所做出的预言如出一辙：

德国工业将陷入停滞状态……德国经济摇摇欲坠……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将在内战冲突中殒命或被迫移民……欧洲中心将在经济领域重蹈“巴尔干国家”的覆辙——经历无休止的动荡局面，并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持续威胁。

以上是德国人的版本，以下是凯恩斯的观点：

暴虐的和平代替了真正的和平，它所带来的只能是不幸……他们不可能遵守协约，整体的普遍无序和骚乱状态会应运而生……无政府状态和革命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解决方案会使欧洲经济崩盘，戕害数以百万的生灵。

在凯恩斯准备宣布他的预言时，他与德国人还保持着往来。1919年10月，他应沃伯格在美国的兄弟保罗之邀，出席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小型银行家和经纪人会议。他与沃伯格共同向国际联盟呼吁降低罚款额度，取消战争债务，并向德国发放贷款。所以当1920年1月备忘录最终出版时，这本书却变得无关紧要了。它的光芒完全被凯恩斯的另一本书《经济影响》所掩盖，凯恩斯还曾在阿姆斯特丹向梅尔希奥和沃伯格朗读了该书的草稿。

如果说凯恩斯在该书的论点与德国财政专家在大会上提出的观点完全吻合，那么则有些言过其实。但两者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凯恩斯也没有否认那些专家的意见对他并无影响。和那些专家一样，他责备法国的“迦太基”条款，谴责赔款委员会为“压迫和掠夺的工具”。和他们一样，他坚信德国“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只是同意接受体现和平意志的条款（“14点计划”及其后来的说明）”。和他们一样，他强调，对德国商船队、海外资产、煤炭资源以及贸易政策的主权问题的损失和侵犯严重限制了其偿还赔款的能力。协约国要求其支付的战争损失和抚恤赔款达到了1600亿马克，而德国只能指望用出口所得利润来付账。然而，如果将德国传统的贸易逆差转变为顺差，则不仅会迫使德国的消费水平遭受无法承受的锐减，还会给协约国的商业造成压力。就算让德国保留其核心资产（包括西里西亚的煤田），它也只能支付410亿马克，其中3/4的额度是以长达30年的无利息年金形式偿还的。此外，凯恩斯也没有忽略梅尔希奥在凡尔赛的先见之明，他预言了德国马尔萨斯主义危机以及发生在中欧的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打击：

让德国的一代人背负苦役重担、让百万计的生命蒙受屈辱、让整个国家的快乐遭到褫夺的政策……将会为欧洲文明埋下衰退的隐患……“那些签署条约的人无异于为几百万德国男人、女人和儿童判了死刑。如果我们存心让中欧就此落寞，那么我敢说，复仇的火焰将永世燃烧。不久之后反动势力和绝望的革命者之间就会发生终极内战，而在此之前，对上一场战争的恐惧将消失殆尽。无论谁是最后的赢家，我们这一代人苦心经营的文明和发展将会毁于一旦。

他认为，除了减轻国际债务，只有引领德国进行经济重建，才能够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

在凡尔赛诞生的最终赔偿法案——由于内部分歧，公布时间被推迟了——对凯恩斯而言又是重重一击。1921年4月，在经历了数次争论和相互推诿后，最终决定德国的总赔偿数目为1320亿马克，并威胁德国，如若不服从，则会占领鲁尔区。从1921年5月底开始，一项“伦敦通牒”要求德国通过分期付款支付500亿马克的所谓“A”债券和“B”债券（及利息），年金为20亿马克。同时，该要求指出，从1921年11月开始，德国出口26%的收益将作为赔款来源，这暗示着每年要缴纳总共30亿马克的赔款。当德国出口利润达到足以支付“A”和“B”债券的水平之后，就发行价值为820亿马克的不计息的“C”债券。

凯恩斯对伦敦赔款规划的回应涉及封底金额。他对赔款负担进行了估算，得出其金额为国家收入的1/4~1/2；如果从纯粹的财政方面来看，他认为该负担过重，几乎不可能完成。“历史记载中，哪一个政府能够将另一个国家近乎一半的收入无情地剥夺和占有，而且在国民处在困境时？”他向《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如是发问。1921年12月，他提出建议，认为210亿马克是对方的支付上限。然而，考虑到德国无法平衡顺逆差，他对德国能否采用硬通货进行支付表示怀疑。这就是他之后提出的“转移问题”。他怀疑德国可能会从海外获得贷款，以此促进形势的发展。1922年4月的热那亚会议上，他反驳了德国的国际贷款提案，认为这项提案“与赔款的提案一样，都是天方夜谭”。他同样不相信以原材料的形式进行赔款（W·拉特瑙的设想）能够缓解局势。此外，考虑到德国战后对进口的强烈欲望，凯恩斯认为德国是不可能达到出口顺差的。他于1919年声称：“就算德国能够达到巴黎提案中的大量出口贸易水平，它也只能以将大英帝国的主要商品从世界市场中驱逐出去的方式……”换言之，该赔款计划没有可操作性。短期之内，德国只能够通过在国外货币市场上兜售马克纸币的方式来筹措每月的还款；但这样势必会使汇率下跌，直到无法维系这一手段为止。

1922年8月，凯恩斯受邀出席了汉堡一个政治家和商人的会议，之后他关于赔款事宜的意见造成了空前的影响力。实际上，这是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非正式会议，在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呼吁“成效保证”的演讲后不久召开的。5天后，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空前响应。作为“对英语国家针对德国多变的态度负主要责任的人”，他得到了许多共鸣，人们热烈的欢呼和赞许也极大地影响了凯恩斯的演讲内容。其中，他进行了一次重大预言：

我不相信……法国真会将其重新开战的威胁付诸实施……一两年以前，法国的信念可能还是坚定的，但今非昔比。法国人对官方赔偿政策的信心正逐渐丧失……他们深知，这并不现实。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他们仍然虚张声势。他们清楚自己不合法的暴力行为将从情感和道德上让自己处于孤立状态，摧毁自己的财政，丧失原有的财政优势。普恩加莱先生可能会出言苛刻，但他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实际上，他的演讲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行动的根据。他越是夸夸其谈，他的行为就会越发缩水……

此外，他还批判了这样一个观点，通货膨胀正在导致“德国社会的瓦解”：

我们不能忽略资产负债表上另一方面的内容……内部债款的负担业已清算。目前，德国向协约国支付的所有赔款……全部来源于国外投机商人。我不相信德国能从本国资源中抽取一分钱用于偿还赔款。这些外国投机商人清算了所有债务（或许还超出了这个数额）。

他的总结相当于对德国延期偿付、贷款及削减战争赔款等要求的重申。

私下里，凯恩斯并非如此冲动。但公众舆论却能造成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道出了德国人的心声。普恩加莱的幌子应当被揭穿，这是传递给柏林政府的消息。这并不是该演讲的唯一重点。凯恩斯在他的演讲中还预示，“科学技能、管理技能和执行能力兼具的那天即将到来……当然不是今年，但会是明年”；该预示与沃伯格极其同伴之前提出的号召相吻合——“在面临所有世界性经济问题时，外交官和政客都要让步于商人”。11月初，阿尔贝特·巴林的继任者（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董事）威廉·库诺被任命为首相。身在英国的凯恩斯对此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兴奋地敦促这位新首相“大声疾呼，明确立场”，并坦言“十分嫉妒库诺的工作”。

如果将法国占领鲁尔区以及德国货币终极的、无法挽回的崩溃现实统统归咎于凯恩斯，将是十分荒谬的。但他的确从中促进了两者的发生。他并没有为普恩加莱的话而感到惊慌（实际上，后者并没有“虚张声势”）。在法国占领鲁尔区的头几个星期里，他鼓励德国人“坚持到底”，并呼吁政府“保持冷静”。1923年5月，法国并没有削弱其掌控鲁尔区的力度，且德国经济在超级通货膨胀中越陷越深，这时凯恩斯才承认他的战略计划失败了。

在此我们毋庸赘述库诺的失败以及这一拖沓过程激起的消极反抗情绪，只需了解凯恩斯在其《货币改革论》一书中的描述即可：

有必要承认，库诺在整治财政部和德国银行的不称职和无能导致了他的政治失败。在这灾难性的时刻，那些对德国财政政策负责的人并没有做成一件明智的事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丝察觉。

不得不说，凯恩斯在事后才做出了明智的举动，而不是当时。他如今督促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货币限制和资本征收——1923年12月之前，并没有向德国人提出过。实际上，在许多场合，凯恩斯赞成德国人大规模地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国外资产进行征收。最终，他似乎情不自禁地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成功：“这段时期内（1929年6月）德国的卓越经历和成就或许有必要使协约国相信它们之前榨取赔款的措施无果而终，同时预示了道威斯计划的诞生。”

1932年，他在汉堡的演讲中也陈述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对所谓的‘执行政策’的明智与否表示怀疑。如果我是一个德国发言人或经济学者，我想我可能不会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