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国际业务

虽然英国工业理应是S·G·华宝公司战后主要的焦点，但公司的这位灵魂人物即刻返回欧洲大陆寻找国际业务，那才是他真正的职业。1945年年底，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瑞士一贯稳定，而法国总显得不那么稳定。第二年，他又去了瑞典、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后者的边境上，“铁幕”还没有被拉开）。在瑞典，他试图与富裕的沃伦堡家族和他们的斯德哥尔摩恩斯吉尔达银行重新建立联系。战后，沃伯格首先有一些设想，其中之一是联合罗伯特·本森公司和法国国家工商银行，在伦敦设立英法银行，旨在服务于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工党政府当选一年后不久，沃伯格提出这一计划，他尽力取得英格兰银行“善意的同情”。他注意到，政府里（甚至公职系统里）有人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飞快复苏存有敌意——这意味着政府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有所放松——沃伯格深知，央行作为官方盟友的重要性。“针线街的老妇人”（指央行）的意见并非那么明确，对提议的新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人选有所保留。不过与此同时，央行让沃伯格明白，他们原则上“以善意的眼光”审视这一方案，表示“如果新公司设在纽约而不是伦敦，将会很遗憾”。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窍门：两大主要金融中心长期处于竞争关系，各家央行习惯性地希望在自家后院增长国际业务。沃伯格知道怎么打这张牌。他视乔治·博尔顿为可靠和有效的盟友。正如沃伯格后来回忆的那样，他对博尔顿有很高的评价：

他试图巩固英国在金融领域为国际合作创造新工具的角色。尽管他完全意识到相对于在那时（即，战后）美国压倒性的金融实力，英国在金融上存在劣势，但他以全部的能力和说服力，为保持英国显赫的地位而奋斗——这倒不是建立在英国的物质资产上，而是建立在英国的专业素质和英国作为东西方桥梁的职能上……乔治·博尔顿除了为恢复西方世界各央行之间的紧密关系效力以外，他还鼓励金融城内的私营公司从伦敦构建国际业务，尽管存在外汇管制以及其他障碍。你总能感到他的影响力向个人创业倾斜，并向那些试图打开国际合作私营新渠道的个人倾斜，这与国家机器匿名的权力截然不同。

沃伯格比大多数人更早领会到伦敦金融城的复苏就像它在过去的繁荣一样，不可能基于英国资本的出口。相反，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将需要从国外吸收资本。因此在1948年2月，他征求了他在瑞士的一些联络人的意见，看“瑞士有没有可能，利用它不足的黄金储备，为英国或不列颠帝国的需要提供融资”。4年后，他审阅了一批可能的项目，“为了这些项目……联合王国可以筹集硬通货币的贷款，主要在美国，但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在瑞士和加拿大”。后来很多年里，他工作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设法吸收欧洲和北美的资本到英国，不只是为英国工业现代化提供融资，而且是为把伦敦变成国际交易的通道。

但是，直到1949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才回到他的出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沃伯格就想加速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复苏（与亨利·格伦菲尔德截然相反）。这不是出于宽宏大量，更不是漠视第三帝国的恐怖，而是出于实用主义。沃伯格对这两种人分得很清楚，一种是“主要的歹徒”——他指的“不但是那些政治罪犯，而且是所有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无节制地从纳粹政权攫取利润的商人们”；另一种是“相对无知的人，他们加入纳粹党，为的是保全他们家人的性命”。他认为，后者被不必要地迫害，因为占领军实行高度机械地去纳粹化政策，而前者——他们应该被“投入劳改营”——巴结“愚蠢的军人管理者们”得逞。1949年，沃伯格刻薄地评价道，“近年来，如果一个人说话不得体、没有礼貌，其举止让人联想起希特勒统治下所有糟糕的事情，那么，大多数德国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举止的表象是“一种奇怪和典型的组合，既傲慢又天真”。他不反对“最终将德国分割成东区和西区”，并倾向于法国提议的“将鲁尔区置于国际社会控制下单独管理”。然而，他脑子里考虑得最多的是联邦德国经济的飞快复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准备好至少对其中一位“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无节制地从纳粹政权攫取利润的商人”视而不见。

1947年7月8日，赫尔曼·阿布斯——这位丢脸的德意志银行外国部的前负责人——写下了他漫长一生中仅有的几封恳求信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写给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它值得详尽引述，不是因为信中令人诧异的蹩脚英语，也不是因为信中谦卑的口吻，（对于阿布斯而言）这不像是他的特点。

离我们上次于1939年2月在伦敦相见，已经过去8年多的时间，你可以想象我有太多的事情想和你讨论，直到现在我才有这个机会。一年多以前——一定是在3月——我以如此美好的方式梦见了你，以至于自那以后，我感到应该写信给你。家中的沃伯格太太和你的父母可好？请告知他们的情况。你儿子一定已经长大，现在也许上大学了。这些年不容易，我们经常在家里谈到你。

阿布斯继续提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与世隔绝的农场的安静生活，农场在莱茵区，靠近雷马根镇（那里曾是战场）。他坚称：“我们都很高兴再次团聚，并快乐地生活在乡下。”接下来，他谈到了这封信的主要事由：

这种乡村生活在今天有很大优势，每天的辛劳……帮助我最终忘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些问题常常纠缠着我。即使远离银行和金融业的任何活动，但只要想起欧洲的命运，仍无法将悲痛释怀，想起自身的缺点和责任，就有一种良知。无论在哪儿，无论何时，只要被召唤，就尽己所能参与重建工作当中。

对于我是否还有利用价值，似乎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必须保持耐心。耐心是基督教的伟大美德，我需要尽力奉行。要对这个国家形成一个公正的观点一定非常难，我不会佯装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把我想和你谈论的全写在一封信里，实在太难了……你的回信将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请代我问候沃伯格太太。

沃伯格的回信是友好的，但却一针见血，他回忆的不是他们在1939年的会面，而是1926年“我们在伦敦度过的一段愉快时光”，现在看来像“几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他嘲讽性地祝贺阿布斯的乡村生活，“你过的是禁欲的生活，而我在伦敦金融城过着忙碌的生活”。谈到德国，沃伯格用“你的国家”，对妻子和孩子的消息，他一笔带过，然后直奔主题：

有一次或两次，我被问及对你的意见，每当我被问及时，我都非常高兴地说，我总能感到你竭力主张的反纳粹态度，你在很多场合通过英勇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需要，我愿意在这一点上作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任何需要我做的，尽管让我知道。我对你多年的友谊和高度的尊敬不变。

沃伯格经常表达对阿布斯作为商人的钦佩，他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但沃伯格对阿布斯声称在20世纪30年代“竭力主张的反纳粹态度”能信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阿布斯从不曾加入纳粹，也从未因犯战争罪行受审，但他在没收犹太人公司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门德尔松公司，以及阿德勒和奥本海默公司。他曾主导德意志银行吞并奥地利信贷公司，并积极在欧洲被占领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搭建网络。事实上，战时，他在45个公司中占有董事席位，其中有1/4的公司处于被吞并或被占领地区。另外，阿布斯还是法尔本公司监事会的一员，这家化工公司建造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旁边的合成橡胶厂。他还密切参与了德意志银行收购从欧洲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对于那些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分子，阿布斯也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虽然有很多人找过他，比如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兹、赫尔穆特·詹姆士·冯·莫尔克，以及彼得·格拉夫·约克·冯·华登堡。战时，阿布斯唯一的冒险是在瑞士积累了一个金库，以防德国失败[1]。

我们不敢肯定阿布斯是否知道德意志银行的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也不知道，沃伯格对阿布斯无辜的郑重声明到底相信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在阿布斯头上笼罩着疑云——事实上，战争刚结束，他就被美国人抓获，并被关进监狱，但从未受审——沃伯格仍尽其所能，加速阿布斯的平反[2]。到1947年年底，这个德国人又重出江湖，还为“重建贷款公司”发行债券的技术细节，辅导沃伯格的儿子——他被他理想的大学和武装部队拒绝后，现正接受训练，准备当一名会计——阿布斯被任命为这家公司的二把手。沃伯格的目的很明确：利用阿布斯作为伦敦和德国经济联络官的角色。沃伯格相信，德国经济在战后的衰落不会持续太久。他向让·弗斯滕伯格保证，阿布斯是“至今任何新成立的金融组织在德国最好的人选，并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在德国干点什么的话，他将成为主要的吸引点”。沃伯格曾说，“很少有人能在商业世界里，可以做到他那种地步，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想象”。是的，现实主义加想象——这样的品质阿布斯有很多，它们很快把他推到在联邦共和国有特殊影响力的位置：先后成为新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顾问、德意志银行董事长、德意志银行顾问会主席。对沃伯格而言，帮助阿布斯在未来数十年都有巨大的回报，但其中也包括对这位德国银行家从1933~1945年明显缺乏公民勇气的视而不见。

阿布斯不是与西格蒙德·沃伯格恢复联系的唯一一个德国商人。但是，当沃伯格返回德国时，他第一站去的不是汉堡，而是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这意味深长。从一开始，他决心不原谅继续管理以前是M·M·沃伯格公司的布林克曼·沃茨公司（简称“BW”），那些人是第三帝国的受惠者。在沃伯格眼中，唯一恢复汉堡家族企业合理的基础是重建“1938年以前的整个现状……至少在原则上”，换言之，推翻汉堡家族银行所谓被充公的局面。在去纳粹化的时期，他愿意帮助布林克曼，但不愿帮助他的生意伙伴保罗·沃茨，沃伯格把保罗视为一个更加狂热的纳粹，而不只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但是，1949年12月，等到沃伯格沉思着围绕阿尔斯特湖走了一圈返回费迪南德街后，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家族银行似乎管理良好。“里奥”·布林克曼既有魅力又有效率，他在自己家以一顿“非常可口的”家宴款待沃伯格。可以肯定的是，沃伯格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银行职员，情不自禁地感到不安，他已经有15年没有见到这些面孔了。他回忆说，“回到德国”使他感觉好像（再一次）“坐在火山口边缘”。但他不能否认，“就汉堡而言，火山口上的生活不但忙碌，而且很惬意、舒适”。沃伯格支持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临时协议[3]，它规定“沃伯格集团”在布林克曼·沃茨占25%的股份，附带一份5年的期权，其持股可增至50%（不过，该期权未被行使）。在这25%的股份中，47%分给马克斯·沃伯格的后人，26%分给弗里茨·沃伯格，西格蒙德、埃里克·沃伯格、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各占9%。1948年货币改革后，家族银行首次出版以德国马克计价的资产负债表，报表显示公司资本金为310万德国马克、资产为2550万德国马克。实际上，就西格蒙德·沃伯格在家族银行的占股，他本应收到相当于75780德国马克（约合7500英镑）的股票，但这部分股票凭证在他家被盗。

沃伯格态度改变的原因不是非常显而易见，但可以说，态度改变没有费很长时间。到1950年，他和埃里克讨论有必要为布林克曼·沃茨公司雇用多位新经理，并提出恢复使用老公司的名字，只要埃里克愿意一年有1/3的时间在汉堡。1950年，西格蒙德指示他的儿子，“如果布林克曼万一和你联系，请……听着就是了……在他傲慢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外表下，他不但非常精明（当然，不要过高估计），而且善良，还带有东方的智慧，虽然有些安静”。然而，一年后，沃伯格打消了这种想法，认为布林克曼“非常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懒惰”。到1952年，沃伯格加速恢复公司的原名，他至少邀请了一位新合伙人加入，并把银行变为有限责任公司，目的是稀释布林克曼的影响力。那年夏天，沃伯格访问汉堡，证实了他对汉堡的疏离感：

在我看来，布林克曼的情绪类似“军官”和“女主唱”，令人捉摸不定，比他之前的状态还糟（暗指他来自土耳其的母亲）。我经历过好几次，当他作陈述时，既不坦率也不诚实，我注意到，他看每一个问题都是从他个人需要地位的角度出发，这让人非常不舒服。因此，在汉堡发生的所有事情只是动嘴皮子，并没有结果。我对他的描述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了，直到我们再次见面。同时，我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即，我以后很少有可能会与BW公司打交道。

也许是不走运，沃伯格无法坚持这一决定。1953年年初，他说，他发觉自己不得不在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为防止任何非常不利的事情发生”。一度，他以为他已说服他的堂兄埃里克，接受S·G·华宝公司在德国设立新机构，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也许会占一小部分股份。不过，到1954年下半年，沃伯格建议埃里克考虑出售他在前汉堡家族银行的股份，沃伯格认为，与德意志联合银行，或干脆与杜塞尔多夫的一家新“工具”合伙，将比继续与布林克曼·沃茨合作更有利。但是，埃里克决心以汉堡为基地，并将他的能量更多地投入前家族企业，为的是接替赫尔曼·希林成为合伙人，沃伯格对此困惑不解。事实上，沃伯格想把他在布林克曼·沃茨的股份卖给埃里克。当这家前汉堡家族公司邀请西格蒙德加入其融资委员会时，他答应了，但条件是恢复M·M·沃伯格这个名字，并任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做合伙人，这两个条件都被布林克曼拒绝，他现在似乎有意把公司传给他的两个儿子。也许又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但沃伯格仍不太可能割舍。他最终同意加入该公司的融资委员会，尽管布林克曼继续拒绝接受他的两个条件。毕竟，沃伯格仍“十分喜欢这家老汉堡公司”，即使他有时佯装与“布林基”关系和睦，但私下里仍轻蔑布林克曼的自大，并深深怀疑后者的裙带倾向。

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而言，答案似乎很清楚：恢复原名、重振公司，并使其作为S·G·华宝公司在联邦德国的合作伙伴。但他朝这个方向走的每一步，都受到布林克曼的制约。比如1960年，沃伯格提出妥协，将公司改名为M·M·沃伯格·布林克曼公司。他更进一步表示，布林克曼的抵制也许是出于“德国人对犹太名字敏感”。当埃里克提议用布林克曼·M·M·沃伯格公司时，西格蒙德威胁从融资委员会辞职。布林克曼又提议他32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担任合伙人，沃伯格反驳说，“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更不主张王储式的裙带主义，他建议让他的儿子立即出任合伙人，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布林克曼现在的立场是，恢复原名的时机应该是战后不久，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太晚了。西格蒙德告诉他不太确定的堂兄，“过去15年，布林克曼非常习惯被唯唯诺诺的人所包围，他倾向采取这种态度——任何不同意他的人都是不友好、不忠实，或者缺乏善意的”：

你我一味防守已无作用。我认为是时候向布林克曼的自大——我担心如今不但显出凶恶，而且还有衰老的征兆——进攻了，而且，他必须被告知，他欠M·M·沃伯格公司老合伙人的太多了。1938年，他们交给他的不只是一个“躯干”——布林克曼用了多么天真的一个词——而是一间公司，尽管赶上纳粹的局势，公司仍保持极好的名誉、极佳的赢利能力和非常重要的储备金……他不应忘记，这一切应归功于公司的老合伙人，也是你和公司其他员工战后支持他的结果。

布林克曼“试图在汉堡建立布林克曼王朝”，而且“没有大张旗鼓地恢复公司原名也算得上是丑闻”。其结果是一个妥协：布林克曼的儿子做合伙人，但同时汉斯·伍特克也成为合伙人，后者曾在戴姆勒–奔驰工作，他深得西格蒙德的支持，并以“强烈和独立的观点”——独立于布林克曼——回报沃伯格的信任。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公司相对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其金融利害关系已被削弱。沃伯格抱怨，公司的业务“非常局限”，完全专注于商业信贷，完全脱离了为德国工业融资的制高点。但沃伯格继续活动，欲稀释布林克曼的影响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从未迷失在汉堡恢复沃伯格名字的终极目标。

所有这些工作，沃伯格显然不是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随着S·G·华宝公司不断崛起，如果汉堡的银行还叫布林克曼·沃茨，不带有著名的沃伯格的名字，那会对沃伯格是有利的。一个不可能避开的结论是，在争夺汉堡公司的持久战中，他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追溯。很简单，这是个原则问题，以充公化名义起的公司名称不应再被沿用下去。同样，西格蒙德认为埃里克在纽约使用家族名称是对沃伯格品牌的稀释，不能容忍。当他听说埃里克考虑将他的公司E·M·沃伯格单独上市时，西格蒙德立即写信坚持要求，如果埃里克不再占大股，他的公司应放弃使用家族名称，否则，将构成“滥用家族名称”。当埃里克将他纽约公司的一半股份出售给莱昂内尔·平卡斯时，沃伯格公开表示反对。当纽约公司改名为E·M·沃伯格·平卡斯时，沃伯格勉强表示欢迎。

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而言，控制关乎一切。毕竟，谁能肯定平卡斯将在沃伯格的名字上贴金，而不会有损沃伯格的名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沃伯格甚至在大萧条前就认识到私人合伙制的局限，私人合伙制是家族控制企业最简单的结构。S·G·华宝公司将采用非常不同的组织架构。1954年，S·G·华宝公司超过99%的普通股由一家叫水银证券的控股公司持有，后者原名中央铁路货车（控股）公司，它是铁路国有化所剩下的壳公司。水银证券公司后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这种形式将银行做上市，有三层道理。第一，有机会吸收外部资金。第二，控股公司推动多元化。正像沃伯格告诉格伦菲尔德的那样，除了S·G·华宝公司，“我们必须设立更多的子公司，因为银行业务有风险。”从一开始，水银证券也收购并经营非金融业务，从与金属贸易商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合作开始，公司经营继续走多元化路线，速度之快以至于到1960年，沃伯格可以谈到“我们的保险经纪业务、我们的广告代理业务、我们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第三，控股公司的结构保证沃伯格保留对沃伯格名字的控制权。格伦菲尔德想起他的合作伙伴说过，“无论如何，上市公司的名字里都不能有沃伯格”。“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1956年，水银公司的股票掌握在272个股东手里，母公司及子公司各董事只掌握了1/5的股票。沃伯格自己只持有6.29%的股份。另一方面，通过创始人股票——其投票权是两级普通股投票权总合的3倍——S·G·华宝公司被另一家“沃伯格延续有限公司”所控制，沃伯格、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拥有后者52%的股份（余下的股份由公司各高级董事持有）。这个结构远没有那么直接，但似乎奏效，它结合了家族控制的传统、股票上市的市场规则以及多元化的防御机制。

[1]即使根据1952年德国和瑞士签署的条约，德意志银行的资产被解冻，这307公斤黄金仍被留在瑞士。阿布斯固执地拒绝考虑出售甚至转移这些黄金。在他去世后，这些黄金最终被出售，卖了560万德国马克（合380万美元）。德意志银行明智地将这些钱捐给了犹太人慈善机构。

[2]令人惊讶的是，阿布斯的传记作家洛塔尔·高尔忽视了阿布斯和沃伯格的关系，以及沃伯格在阿布斯平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伊恩·弗雷泽的回忆录里，他描述了沃伯格后来谄媚地想讨好傲慢的阿布斯，但在战后的那几年，反而是阿布斯求沃伯格了。

[3]根据英格兰银行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沃伯格家族和布林克曼家族私下里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德国一旦出现不利于犹太银行业的状况，沃伯格家族有权持有公司25%的权益，并有权恢复原名”。布林克曼最初表示，他仍愿意遵守协议，但他的几个合伙人不愿意，他最多出让10%的股份。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说服履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