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生者与死者

所以我回到了我想归去的地方。想当年这些在战争废墟中的人，他们身居高位却又那么残忍、野蛮。而今，我这个自由的美国兵能来到这里，不禁深感自豪与幸福。

——1944年11月，基辛格写给父母的家书

这就是20世纪的人类。人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生死难辨，动静不分。那么，谁是死者，谁是活人？是木床上一脸痛苦地盯着我的那个人，还是佛乐克·撒玛，抑或瘦骨嶙峋垂首站立的那个人？谁是幸运的？是那个在沙地里画圈圈、喃喃自语着“我自由了”的人，还是埋葬在山腰之上的一堆堆白骨？

——1945年四五月间，基辛格

1

1944年11月1日至2日，美军第84步兵师从南安普敦横渡英吉利海峡，在奥马哈海滩登陆。达到投票年龄的士兵在皇家海军“惠灵顿公爵号”上为新一轮总统选举投了缺席选票，罗斯福再度获胜，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基辛格虽然到了投票年龄，却没有投票。这次弃选不免令人惊奇，因为他和战友老早就听人说他们是为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而战。年轻的美国兵从登陆艇上爬下来，发现海滩和周围一片狼藉，诺曼底登陆战的残迹历历在目，他们不禁惊呆了。身背辎重行军10英里，再看到被焚毁的德国坦克时，他们也见怪不怪了。一时间大雨滂沱，士兵们20人一组登上一辆辆两吨半重的卡车。车队穿过圣洛，眼前的情景又让他们目瞪口呆：好端端的城市沦为一堆瓦砾。他们匆匆看了一眼巴黎就向北进发，经过比利时，继续前进，抵达荷德边境。

1944年11月25日，就在基辛格一家逃离纳粹迫害6年之后，基辛格再次踏上了德国土地。前面就是齐格菲防线，那是纳粹沿德国西部边境修筑的一道铜墙铁壁，有防御工事、坦克陷阱和碉堡。他感觉此刻像打了一场胜仗。那天深夜，基辛格给父母写了封信，信虽然写得仓促，却透出欢欣的情绪：

夜深了，手头时间不宽裕，但我必须写封信，这样才能说明我已神奇地“到了德国”。我真的成功了。屋外的黑暗包裹着这座城市，道路两旁坐落着一排排破败的房屋。人们在废墟中游荡。战争打到德国了。

所以我回到了我想归去的地方。想当年这些在战争废墟中的人，他们身居高位却又那么残忍、野蛮。而今，我这个自由的美国兵能来到这里，不禁深感自豪与幸福。

事实上，自从先头部队突破德国边境，于21日攻陷亚琛以后，盟军在齐格菲防线前可谓一筹莫展。德军补给线非常紧凑，而盟军补给线却拉得太长。入夏以来，盟军斗志丧失殆尽，德军乘机重整旗鼓，50个新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已整装待发，准备抵御盟军新一轮的进攻。基辛格所在的第84师是威廉·辛普森中将率领的第9集团军第13军的一支先遣队。德军用令人闻风丧胆的88毫米火炮（原来是高射炮，到1944年改装成坦克炮）对新来的盟军一阵猛轰。G连官兵在亚琛西北黑措根拉特镇附近的山坡上露营。一名士兵回忆：“我们全都吓坏了，稍有动静立马卧倒。”

德军88毫米火炮尚未开火，美军便又遭遇了第二个敌人：泥泞。据第84师书记员回忆，天气“寒冷、潮湿、灰蒙蒙的，路上都是烂泥，甜菜地成了泥潭……一连几个星期不停地轰炸，重型机枪不停地扫射，卡车和坦克在路上碾轧，路面的泥坑越发深陷，除了士兵之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一切都糟糕透了”：

我们时不时会和敌人交火，有时几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有时一打好几天。但我们一直都要和泥泞作战，每分每秒，苦不堪言。泥泞就是德国兵。不该沾泥的地方要是沾了一丁点儿泥，哼，就有你好看的！步枪进了泥就成了废物，你想开枪都开不了。泥水渗进鞋子、袜子，弄得你满脚都是泥。因为这些泥巴和脏水，战壕变成黏糊糊、滑腻腻、臭烘烘的牢房。泥水爬进你的头发、食物、牙齿、衣服，甚至你的脑海中。德军在齐格菲防线最大的盟友就是战壕足病。

有时候战壕足和冻疮的危害很大，严重的话甚至要截肢。此外，饥饿也是个问题。在他从“德国某处”寄出的第一封家书中，基辛格乞求父母不但要给他寄一条更换的围巾，还要寄“一些肉罐头、曲奇饼干和糖果”，还说：“你们知道吧，我实在饿得慌。”

11月10日夜，在基辛格和战友抵达德国之前，第335步兵团已被派往亚琛附近的前线，临时被分配给第30步兵师。当晚，一支德国巡逻队靠近了基辛格所在连队的战壕，双方首次交战。然而，这还不是大战。11月12日，陆军3号令下达，派遣第84步兵师到亚琛以北执行任务，试图突破齐格菲防线，歼灭盖尔森基辛的德军（“剪刀行动”）。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乌姆河与鲁尔河之间是开阔、平坦的田野，完全暴露在德军视线之内，尽在德军火力控制范围之中。盟军前进要克服重重障碍：有一座座隐蔽性强的大碉堡，碉堡围墙高达6英尺，外面带有战壕；有一个个雷区，要用沉重的锁链扫雷；还有一个个被称为“龙齿”的反坦克锥，每个锥又包括三四排三角形的钢筋混凝土障碍物。不错，盟军有空军作战的优势，因为德国空军已经奄奄一息、不堪一击了。但是这种优势有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因为天气老是阴沉沉的，加之前线和后方之间的无线电通信经常中断。第84师的步枪兵艰难地穿过甜菜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向普鲁曼进发，沿途不仅遭到机枪手和狙击手射击，而且成为德军榴弹炮、迫击炮和坦克攻击的目标。

“老美”打仗很勇猛。11月19日黎明，第334团第3营成功击退德军第10装甲掷弹团，准备一举歼灭驻守盖尔森基辛的残余德军。但是这一仗打得很激烈。11月22日，G连官兵抵达格雷恩斯韦勒郊外，进入德军大炮射程，“每个人都以为第二天一早身边的人会死光”。G连官兵头两次在战斗中牺牲就是在此地。后来他们对由附近三个村庄（乌姆——林登——比克）构成的三角地带发起正面进攻，但没有拿下来，又有新的伤亡。第84师各个击破，这才推进到莱发斯，美国兵也就进入了德军在鲁尔河的打击范围。在一次进攻当中，第2营前线部队损失了一半兵力。

有一次，G连官兵被敌军机枪火力压制，机枪一秒钟射出25发子弹，发出像“撕窗帘”一样的声音。连队有几名士兵挂彩，一名军士阵亡，其他人只好挖战壕防守，但已是四面受敌。29日夜，“一辆德国坦克从右翼包抄，从背后打过来。几个德国兵从坦克上下来对我们喊话要我们投降。但谁都不理”。查尔斯·麦卡斯基少尉被狙击手击毙。“水很稀缺，士兵们常常从泥坑或坦克碾过留下的水坑里取水喝。很快他们就要吃雪了。”12月2日夜，G连已经连续作战4天，受命撤到帕伦堡稍事休整。第一次进攻后的星期天，几乎人人都要做礼拜。然而没过几天，他们又回到前线作战。很快美国兵就逐渐悟出这样的战争有一种新的危险：个别德国兵纪律涣散甚至假投降，这对未来的俘虏是致命打击。时间一周周地过去，那些“去喝啤酒”（挂彩）或“去酒吧”（丧命）的人越来越多。一名疲惫不堪的步兵嘀咕道：“离开战场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受伤被送去医院，要么被打死。”

美国步兵自然伤亡惨重。“二战”期间，在欧洲西北部，有将近110 000名美国士兵牺牲，超过356 000人受伤，56 000多人被俘。平均而言，美国步兵师的牺牲人数占总数的17%，受伤人数占总数的61%。基辛格所在的第335团第2营有近9%的士兵阵亡或受伤后不治身亡。但是基辛格所在的连队伤亡率特别高。连队原有182人，21人阵亡，40人受伤，1人被俘，损失超过1/3。所以，基辛格二等兵算是命大的，到欧洲后不久就从G连调到步兵师总部的情报处。根据基辛格的战争记录，从那时到战争结束，他是“负责团反谍队的特工，任务是保障战略部队的安全，阻止破坏活动，保障补给线的安全”。

现在基辛格有机会整理思绪了。11月29日夜，他又给父母写信，对周边环境依然不胜慨叹。

夜幕降临。苍白的月光照着这座德国小镇。泥泞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远处依稀传来炮声……

我就这样来到了德国。造孽者遭到了更大的报应。镇上没有一座房子是完好无损的。商店的门面被炸开，商品七零八落，扔得满街都是。房屋坍塌，瓦砾遍地，一片狼藉。大家住的房子没有窗户，只好用纸板替代，看不到街道，到处是泥坑。极不协调的是，扶手椅、沙发、图画、图书等私人物品也散落在街角、花园和屋子的过道。我们的总部设在一个废弃的火车站里。指挥塔成了废墟，一切都面目全非；栏杆被毁，只留下些许残迹，偶尔能见到和这种环境不协调的物件，如标着“开往……的慢车”和“开往……的快车”的指示牌。

基辛格的新工作是梳理盟军截获的德军信件以搜集情报，还有“疏散那些不可靠的德国公民”。起初他碰到那些要走的德国人时还会有一些想法，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便是对那些他协助清除的“不可靠的公民”（即顽固的纳粹分子），基辛格也不无恻隐之心：“德国人现在尝到流亡、被迫离开心爱的地方的滋味了。我要协助部队把那些不可靠的公民撤走。你再怎么恨德国人也会觉得他们很可怜。一手拎着行李箱，一手握着手绢，与亲友分离。不过他们不会走远，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被人虐待。我们不是盖世太保。”他读了一封德国女孩的信，有一丝共鸣。

这封信饱含哀伤之情，表现了这场战争的特点。字写得很大，很孩子气，它们直愣愣地盯着我。一位少女给她牺牲的男友的战友写信。“……你了解他，知道我失去了什么。我无法相信再也见不到他了，这怎么可能呢！请相信我，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我想不明白，思来想去最后还得回到这一点，真是一场噩梦，全都是谎言，就是谎言。在这个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疯癫的。我知道自己傻，我会等待我的汉斯。有一天他必须回来。”

但是基辛格有一个基本想法，毫不含糊：“说起来，是他们先动手的。”现在他们失败了。

基辛格和1944年年底的许多美国人一样，错误地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他告诉父母：“德国被干掉了。看一眼俘虏就清楚了，谁都认为他们赢不了……他们不再傲慢，不再趾高气扬。他们一脸茫然，蓬头垢面，慢吞吞地走进来。”他从截获的信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每封信中都透着一丝无可避免的悲观和绝望。请看这一段：“科隆成为废墟。没有煤气，没有水，没有电，两个星期没报纸了。最后会怎么收场？”再看这一段：“波恩遭到一场大规模恐怖袭击，12分钟之内被夷为平地。我们还活着。能活多久？”另一段：“你怎么不向美国人投降？目前这还是一条最佳出路。”诸如此类。有的建议装病，有的说想家人，全都是失败主义的口吻，希特勒主义竟把德国害到这般田地。

基辛格显然很喜欢他的新工作。他给家里写信说：“我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7点起床，很少在凌晨1点前睡觉。我已经忘记放假是什么感觉了，不过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我的工作，这就够了。”然而，如果你以为他的新工作是个彻彻底底的闲差的话，那就错了。的确，他不用再蹲散兵坑了，而他那些G连的战友可是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受、最危险的冬天。但是，由于在战争的这个关头，战斗具有很大的变动性，一个步兵回忆：“很难描述真正的前线是什么样的，时而激烈，时而平静，变动不居。”当德国兵响应元首号召，发起垂死反扑，妄图夺回西线主动权时，基辛格特工很快发现自己身处险境，一不小心就会送命。

2

“秋雾行动”于1944年12月16日发起。希特勒痴心妄想，以为德国装甲兵会再现1940年5月的胜利，不费吹灰之力就冲破敌军阿登高地防线，直捣英吉利海岸。但是这场闪电战落空了。率先发起攻击的1 800辆坦克都仅有一箱汽油，只有截获盟军的油料管才能有机会按计划抵达安特卫普。然而，这次德军遭遇的抵抗非常顽强，远远超过4年前。在这次闪电战中，德军发起两次突击，塞普·迪特里希率领的第6装甲师准备攻打马尔梅迪和列日，不料渐行渐缓，止步不前。南部，哈索·冯·曼托菲尔将军的第5装甲师进展比较顺利。第84师担负起阻击该部的艰巨任务，但德国装甲兵还是打到了默兹河。

德军攻势并非仅限于阿登高地，在北部亚琛地区也有小规模进攻。然而，早在12月19日，第84师就准备向南急行军75英里。盟军在古老的瓦隆地区的巴斯托涅一带活动不大安全。附近的拉罗什和圣维斯即将被攻陷。如果盟军不能守住那慕尔与巴斯托涅之间的马尔什昂法梅讷，那么“德国人的坦克很有可能开到默兹河”。博林将军喜欢在前线指挥作战，12月20日上午9点，他和高级军官从司令部分坐两辆汽车前往阿登高地。此时战争的烟雾正浓；他们到达马尔什，天已黑了下来，路上挤满了逃难的百姓。城郊的德军坦克离市区不远，完全可以炮击市中心。第334团只好绕道避开敌控区。当时的局面一片混乱，有一次，博林不得不亲自指挥交通。

攻打马尔什的是德军第2装甲师和第116装甲师。据第84师书记员记载：“我们的左翼，在霍顿以北，毫无屏障，我们的右翼，在马尔什以南，也毫无屏障……第84师成为一座抵抗的孤岛，力图阻挡……德军装甲师汇成的一道洪流。”其中还包括配备88毫米火炮的虎式坦克。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马尔什到霍顿的防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德军要求被困于巴斯托涅的盟军投降。传单上宣称：“战争的命运在改变。这次美国部队……被强大的德国装甲兵包围。”（指挥第101空军师的安东尼·麦考利夫将军的答复无人不知：“都是些疯子。”）马尔什的美军防线非常稀疏，有时连队与连队之间竟有1英里多的间隙无人防守。美国部队英勇抗击德军装甲师，E连的一名士兵用反坦克火箭炮打掉了领头的德国坦克，制止了一次进攻。基辛格曾经所在的连队也有非常典型的战斗经历。他的战友们躲在散兵坑里瑟瑟发抖，暗自思忖：“德国装甲师铺天盖地而来，一眼望不到头……我们连鞋子都不敢脱，稍有不备就有可能被德国巡逻兵发现打死。”罗什福尔的战斗尤为惨烈，第3营死伤惨重，只好撤退。战后，媒体对此有生动细致的报道。

敌军的首次进攻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咄咄逼人，部队只好用手榴弹和其他近战武器把敌军从大街上赶走。敌兵尸体随处可见……整整一天，我们部队的人数虽然在逐渐减少，但我们奋力突围，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下午3点，营长命令撤退，但I连报告车辆被敌军炮火摧毁。这时，营长派人向团里报告，没有退路了，所有道路被堵，补给也无法送达。（由4辆坦克组成的护卫队无法通行。）敌军火力很猛，街道成了活生生的地狱，营指挥部周围的房屋全都被敌人攻占了。

即便是在美军成功守住防线的地方，扫荡行动也十分麻烦：“每一座房子、每一座仓库都要进去搜查。”

阅读这些报道就能理解为什么基辛格认为自己的活儿很轻松。如果拿一名普通步兵的处境比较一下，他当时的工作其实是相当安全的。他在马尔什防御战一个月后给弟弟写信说道：

我说我现在不危险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的确是这么回事。一位风趣的战友前两天给妻子写信时就说：“我这里一点儿都不危险，不过打完仗我可不会这么说。”

我是在……师总部工作，很自然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这里的人才会有危险。至少任何前线都是这样，敌方空军和远程大炮几乎根本不存在。现在，毫无疑问，仗打了这么久，敌方的空军和炮兵已经完全不行了。因此，可以预见你这位心不在焉又轻微近视的哥哥哪怕会有朝一日上街被车轧死，也不会在战斗中被人打死。

这就是基辛格到美国后一直在磨炼的自嘲式幽默（无疑，一个高智商的德国犹太移民要赢得朋友，这一招最高明）。其实，他在马尔什的处境极度危险。诚然，美国有P–47“雷电”战斗机，还有第84师自带的能征善战的机动炮，但是这却不能阻止德国炮弹（有88毫米火炮、迫击炮，有一次还用上了V–1火箭炮）重创市中心狭窄街道上的师总部。

基辛格对自身所处的危险境地不抱任何幻想。第84师抵达马尔什之前，他看过“一份军事报告”，“报告以一种完全客观的口吻说，正在谈论的这个镇，也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已经落入敌军之手……我们驱车直奔虎口……路上空荡荡的，似乎随时都会遭到伏击”。的确，美军在马尔什的地位风雨飘摇，1945年1月10日出版的《星条旗报》还表明此地仍然属于德国。基辛格以前是德国人，现在是美国兵，当然他还是犹太人，一旦被俘，必死无疑。另一位逃难到美国又返回德国作战的士兵回忆：“无疑你会想到有可能被捕……一个曾经信犹太教的德国人。再见了，查理！”毕竟，士兵的宗教信仰在身份识别牌的右下角是有标记的，犹太人的标记不是代表犹太人的J就是代表希伯来人的H。1945年年初，一整队德国犹太教出身的美国审讯官被德军俘虏，被当场击毙。美军书记员沃纳·安格里斯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9天被俘，幸亏他有所防备，事先把身份识别牌上的H换成代表新教徒的P，才算逃过一劫。

基辛格不仅能说德语，还会一点儿简单的法语，而克雷默的法语则很流利。因此，当碰到那些担惊受怕的比利时百姓时，基辛格只好出面安慰他们，“没有人会打到这里来的”。他写信给弟弟：

肩披黑围巾的女人立即把我的话传给围观的人，一下子就围上来一大群人。拉丁语本来就在任何情况中都带有一种夸张性，在表述我这句话的时候越发夸张。你也许记得，“一战”期间法国的一位将军看到凡尔登堡垒烈焰熊熊的场面时曾经说过这句话。“二战”期间法国将军们对装备不足、领导无方的法国部队也说过同样的话，然而，凡尔登依然阻挡不了汹涌而至的德军洪流，很快便沦陷了。显然，语言的魔力是有限的。尽管我说了一些安抚民心的话，尽管我也知道德军实力有限，但心中仍感焦虑……看得出来，老百姓很绝望，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们有能力保护他们，这对部队的士气不无影响。

为了给自己和比利时人民打气，美国士兵就给路过的孩子扔糖果，只要看见一个姑娘就上去搭讪。

护送的队伍停了下来。我从卡车上跳下来，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姑娘，问她这个城市有多大，有多美。跟往常一样，一名男子用英语问我能否找个姑娘陪他上床。我正准备像以前那样回答：“先生们，勾引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艺术，你想勾引姑娘请自便。”这时姑娘羞答答地说，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虽然其他的英语她根本不懂。

这种轻松的场面对精神紧张的士兵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当时流言四起，“德国兵穿着美军的制服，人们看见伞兵从天而降”。师总部派基辛格找个锁匠把市法院的门打开。美国哨兵“总会跃跃欲试”，所以这项任务并不困难。

我摸黑朝指定给我们的学校住处走去，三分钟内路上的卫兵就拦了我三次，每次都问我密码，口气听起来很不礼貌。（基辛格的德国口音也着实让人感到不大放心。）如果当时我知道了后来才知道的情况，即我们的左翼右翼都没有任何友军部队，我就不会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换句话说，我们孤零零地被“悬置”在那里，后面很远的地方才有部队，很容易被敌人堵截，他们神出鬼没，而我们的左右两翼毫无防备。我们驻守的城市根本就不是前线，不过是路中心的一个据点，我们的任务是保卫这条路，不让敌人通行……后来，形势越来越危险，只是听听枪炮声就知道有多危险。

基辛格在马尔什的难忘经历带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成分。这一方面生动地说明美国士兵在被解放的国家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也突出表明了他的处境有多危险。当时他们奉命住在学校，一天晚上他下了床，发现地窖里有灯光：“只听见一个老式留声机播放的乐曲声和窸窸窣窣的舞步声。几个士兵高喊我的名字，就像中学生在酒吧喝酒时无意间见到一个朋友。其实谁都没有喝酒，但是只要有姑娘在，他们就已经微醺了，来劲儿了。”

这些士兵大多是部队报纸的记者，招待他们的是一户比利时人家：“妈妈心宽体胖，满脸笑容，非常友好。爸爸也笑嘻嘻的，是学校的门房。他们的几个风格各异的女儿、女婿以及女儿们的女性朋友也在场。”很快，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就跳起舞来。

厨房的炉火很旺，整个房间暖融融的。跳舞的时候经常是我们撞到别人，别人也撞到我们，额头开始冒汗了。有个女孩是“外地的”，家住大城市，性情温柔，舞跳得好极了，她本来是来看朋友的，没想到现在回不去了……大伙都上来拉我去跳舞，我的步枪、头盔和刺刀只好都扔到角落里。姑娘们发现我居然能用法语开玩笑、讲笑话，不禁开心地低声尖叫起来。我一时兴起，跳了几段苏联舞^[1]，大家玩得更欢了。战友们开始握住姑娘们的手跳舞，一名会讲法语的上尉坐在角落的沙发上和几个比较成熟的姑娘谈一些正经的话题。一个穿黑衣服的姑娘告诉我们，她丈夫被德国人打死了，因为他做的是地下工作。她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丈夫的照片给我们看，一时黯然神伤。这家的父母两人连比带画跟我们讲述被占领期间他们遭的罪，说到后来总要问到那个问题：你们看他们会再打回来吗？我们只好继续撒谎安慰他们，其实我们知道，就在小镇南部和西南部6英里的地方，战斗依然在进行。

第二天晚上大家又聚在一起，跳舞跳得更亲密了。

我们又到厨房跳舞，厨房里好热。我们玩游戏（要开展一些不那么微妙的活动，应该用微妙的谈话艺术来开场，但有些人就是不信，总喜欢一上来就玩游戏）：游戏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某个小伙子一个劲儿地亲吻一个姑娘，其他小伙子则搂着姑娘又像跳舞又像散步似的在房里转圈圈。我捡了个大便宜，选中那个性情温柔、长相好的大城市来的姑娘当我的舞伴。

这时炮弹开始轰炸。窗户玻璃震碎了。守卫这座房子的士兵噔噔噔地跑下楼梯躲起来。炮弹很近，似乎就落在学校后面的院子里。有人嘀咕道：“该死，这一炮太近了，离我们也就不到20码。”跳舞的年轻人发愁了，要是德国人占领了马尔什，可能会抓他们当劳工。其他的人又开始问懂法语的美国士兵：“我们该离开这里吧？最早明天上午就走吧？”基辛格差一点儿脱口而出：“赶紧离开这个陷阱，尤其是小伙子！”但还是忍住没有说出来。与此同时，“那个战前出过一本书的男人”文学气十足地“问那个大城市来的性情温柔的姑娘，她最希望男人有什么气质。姑娘脸色苍白地说，‘温柔’”。炮弹还在不停地发射。

每过半分钟左右，地窖都会痛苦地颤抖。那群人中没有一个人尖叫，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叫喊。女人开始祈祷。士兵们压低嗓门谈论着大炮的口径大小、离地窖多远、炮弹是什么类型的。气氛很快紧张起来。地窖似乎变成了一艘长期潜伏在水下的潜水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基辛格（和克雷默）做了一件大蠢事。

基辛格感到“很无助，很烦躁”，焦虑不安，“脑子里一次次地闪过这样一幕：这些人面色苍白，突然倍感疲乏，身体斜靠在砖墙上，这时一发炮弹落到他们中间”，想到这里不觉“神情沮丧……就这么白白地、毫无挣扎地去送死，多么可笑，辛辛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坚持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不加反抗地在地窖里被打死，没有丝毫作为，甚至连是谁射出炮弹也一无所知”。他不愿意，或者说也不能够在这个像是事先备好的棺材里待下去，于是他问有没有人敢和他一起“去看看外面是怎么回事”。他是虚张声势地笑着说的。其实，基辛格对弟弟承认他这么做不是因为勇敢而是他有幽闭恐惧症。另一个当兵的知识分子（曾经的数学家）自告奋勇地跟他走了，“他的想法在某些方面跟我的一样抽象”。有人响应了，马上就产生了心理作用：两人“被自己的冒险精神打动了，很兴奋”，爬上楼梯，冲上街头，“很紧张，但不怎么害怕”。当然这是很不理性的行为。的确，学校地窖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之地，但是在炮火这么密集的情况下在外面走动，死亡或重伤的风险自然会大大增加。基辛格和同伴也想不出能做点儿什么，只好去法院，即他们的办公地点。他们很惊讶：“军官们衣着相当整洁……照常工作，没有任何受干扰的迹象”，“工作人员照常用打字机打着命令”。密集的炮火似乎已经停了，尽管基辛格当时心情焦虑，想不起来从地窖里出来以后炮弹是否还在发射。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便回到学校三楼的卧室睡觉。他偶尔“想到会被正好击中三楼的88毫米炮弹炸飞到街上”，因此他没有睡在天花板上一根大梁的正下方，他很快就睡着了，“偶尔会被吵醒，因为（天知道是我方还是敌方的）大炮声有时特别响”。

“二战”期间盟军牺牲的士兵中约有3/4死于大炮、迫击炮、手榴弹和从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如果那天晚上基辛格二等兵遭遇不幸，那么在敌军炮火下因鲁莽而送命的长长的美国兵名单上就会增加一个名字。这次蛮干有三点很突出（且不计克雷默刻意的文学创作对那封信的影响）。第一是我们的主人公感到“辛辛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坚持了这么多年”，因此不愿在拥挤的地窖里坐以待毙。第二是他有冒险精神。第三是他虽然内心恐惧，却能表现得若无其事。这些特征将在基辛格战后的岁月中多次重现。

3

据说第84师大部队撤离马尔什以后，依然有一小部分士兵留守，基辛格就在留守士兵之列。此言差矣！就在他把自己暴露在敌军炮火下的那一天，他已撤走了，因为师总部转移到了离前线几英里的一座城堡里。离开马尔什，基辛格并不难过；他“感觉德军已经很近了”，也不羡慕以前的那些战友：“他们既是英雄，又是被抛弃、要牺牲的人”，现在他们要留在这座可怕的空城里。他们以为要打一场“硬仗”。仗没有打起来。据第84师书记员记载，攻打马尔什是“曼托菲尔的最后喘息。德军进攻默兹河的脚步到此为止”。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基辛格就接到上校的命令，去买些“上好的比利时烟斗”，他便又去了趟马尔什。他完成任务后拜访了几个人：首先是去了“我曾经平安无事地住过一晚的那户人家，那户人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他“吻了那个女孩的手，她见基辛格来访还有点儿惊讶”，还画了幅苏联军队东进的草图给那位父亲看。此后基辛格探访了那座老校舍，只见到那家的母亲和以前没见过的祖父。基辛格成功保卫过马尔什，这次回访受到热情接待：“他们不停地给我们倒咖啡，要我们吃美味的面包，黄油很地道，李子果酱是自己做的，吃了一个嫌太少，他们一定要我们吃两个、三个、四个才罢休。”那时城市已经由英军第53师接手，他们以一种带着优越感的口吻对美国兵说他们来救援了，“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

“二战”仍在进行，现在到了突出部战役阶段。1945年1月3日，盟军兵分三路进攻德军在发起阿登攻势后建成的阵地。巴顿将军的第3军从巴斯托涅向北进攻，蒙哥马利的第30军团及他指挥的美国第1军，包括第84步兵师，从马尔什向南进攻。盟军进攻本来主要是采取坦克战，但是将军们对天气估计不足。突降大暴雪，气温从13摄氏度陡降至零度以下。路上结的冰很厚，坦克直打滑。因此只好改由步兵打头阵。

亚琛的泥泞土地让状况很糟糕，而阿登地区（“比利时的西伯利亚”）的冰更糟糕。据撰写G连历史的老兵回忆：“我们总以为地狱是个很热的、火热的地方，但是在阿登地区，我们发现地狱是一个极寒冷的、冰冻的地方……部队官兵的情绪极为低落……天气糟糕得很，士兵们只好靠挖地来取暖，都不敢睡觉，一睡觉就会被冻死。”

盟军也不只是与严寒作战。德军虽然开始撤退，没有任何再次反攻的希望，但丝毫未失去斗志。他们的坦克和大炮依然能够对缓缓推进的美军施以重创。突出部战役中的一个尤为致命的危险是炮弹落到林区而引起的“树木断裂”，这让部队饱受树木断枝和碎片之苦。盟军指挥官决意不让德军有序地撤退到齐格菲防线，所以官兵们只能穷追猛打，很难有喘息的机会。

基辛格不再是步兵了，但他和师总部其他人员离发起攻势的美军后部并不远。他们自然不像G连官兵那样暴露于敌军的轻型武器火力之下，但在应对寒冷、炮弹和疲惫上也强不了多少。基辛格从未想过让自己表现出战斗英雄的姿态，而是恰恰相反。但是他的战友戴维·莱恩1986年出版回忆录确认，突出部战役结束后，第84师到达古维时，基辛格也跟普通步兵一样经历了很多危险和艰辛。从第84师和G连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他那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从都尚到萨姆雷，从贝里斯梅尼尔到奥洛蒙，从比龙城堡到拉罗什，最后再到胡法利兹。胡法利兹沦陷标志着这场战役的结束。这是整个战役中最艰难的一仗，第84师获准在克索里好好休整的时候已经伤亡惨重。

突出部战役结束了，但“二战”并未结束。说实话，2月7日，第84师官兵发现他们又回到了齐格菲防线前面，也就是德军发动阿登攻势前夕他们所在的大概位置，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这些人不免郁郁寡欢。师总部现在设在林登，正是在这里部队谨慎制订了“手雷行动”计划：横渡鲁尔河，但德军炸毁堤坝，淹没了周边乡村的大部地区，给行动实施造成了更大困难。2月23日，经过一阵猛烈炮轰，第1营率先渡河，迅速挺进科伦齐格、鲁黎世和巴尔，德军发起反攻。两天内第84师夺取了德国的胡弗拉特、黑策拉特和格兰特拉特。寒冷、天气晴朗、地势更加开阔，这些意味着盟军可以充分利用空中优势。尽管一开始德军出动了一些新型飞机，G连官兵却不怕德国空军，他们害怕的是德国狙击手。他们还首次遭遇非正规编制的民兵：几乎未经训练、装备很差的一群群少年和老人，这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已经没有能打仗的军人了。就在这个时刻，1945年2月最后一个星期，美军开始抓获大批大批的德国国防军俘虏，这明确表明德国已无力抵抗。

天气好了，德军抵抗能力就差了，这意味着美军终于可以加速前进，因为这时候坦克兵可以代替步兵打头阵。第84师官兵发现现在自己作为“教堂特遣队”的一部分打的这场战争跟以前很不一样。部队经过在阿登高地的艰难跋涉后，在德国行军完全是“长驱直入”，“刚才还在这个城市，转眼又到了下一个城市”。博林将军再次于前线指挥作战，机动化先遣部队开道，步兵扫尾。胡弗拉特、哈贝克、戈尔克拉特、霍芬、根霍夫、格尼肯，所经地点的名字像走马灯一般掠过，一般士兵很快就记不清了。美军从叙希特尔恩往北扫荡，仅遭遇了几次顽强抵抗，德军措手不及，还以为美军会朝正东方向挺进，攻打德国重工业腹地鲁尔地区。在拿下博伊斯海姆之后，美军才挥师东进，进军克雷菲尔德。3月4日，第84师首批官兵在莫斯村度过“一个狂欢之夜、一个疯狂的射击派对”，“就像是黑帮混战”之后抵达莱茵河。克雷菲尔德反而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虽然柏林早有计划要将克雷菲尔德变成“西方的斯大林格勒”，或者如果必须放弃这座城市的话，就只留下一片焦土，但负责防御的指挥官认为在装备不足、防守不严的情况下与美军做殊死一搏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德国需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兵力阻止美军占领乌丁根的跨河大桥。

美军在比利时被人们奉为救星，到了德国，民众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马策拉特是第84师攻下的第一座德国城市，人们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美国士兵很惊讶，德国民众怎么都忧心忡忡的。据第84师书记员记载：“显然有人跟他们说我们会把他们统统杀掉。”相反，克雷菲尔德的“整体氛围是顺从的，很多民众甚至是很配合的”。美军进城时有些人手挥白手绢和白纸，但是白手绢也好，白纸也好，都是表示投降，而不是欢迎。美军在克雷菲尔德休整了近一个月，逐渐意识到“他们肯定不需要我们。我们到过很多地方，德国人是最不友好的”。

有传言说“基辛格这时已被任命为克雷菲尔德行政长官……他命令每一个市政项目的负责人，无论是管燃气、管水、管电的，还是管交通、管垃圾的，都要向他汇报……8天之内就建立了一个平民政府”，此前已“取缔了纳粹政府”。在盟军占领德国早期，如果这样一个德国裔的士兵被授予如此高位，那么必然是尽人皆知的。然而，除了一封克雷默于1949年为他写的推荐信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书面证据支持基辛格曾担任上述职务的说法。的确，有件事很明显，涉及美军占领时期的克雷菲尔德的学术文献全都没提到基辛格的名字，尽管他确确实实在那里住过三个星期。

克雷菲尔德是英国皇家空军进行战略轰炸的德国工业中心之一，1943年6月和1945年的1月到2月都是主要空袭目标，到1945年3月，这里已是千疮百孔。约60%的房屋遭到破坏，27%已荡然无存。1939年这里的人口为172 000人，美军进驻时仅剩下110 000人。留下来的这些人实际上已转移到巨大的混凝土防空洞里，过着地下生活。《每日快报》记者艾伦·穆尔黑德和《每日电讯报》记者克里斯托弗·巴克利抵达克雷菲尔德时发现数以万计的德国民众生活在城市主火车站下面的地堡里，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那里的人们来说，“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正常的生活都被毁了”。乌丁根也有一个类似的7层地堡，美军发现里面既没水也没电。此外，纳粹政府直到最后还在优先考虑维持鲁尔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邮电、电话、交通、供电、供气、供水等主要公共设施有时遭到破坏，但其仍然在继续运行。食物和煤也一直维持着供应。美军占领克雷菲尔德时缺少的是地方政府。几乎所有官员，包括市长、警察局局长、政党首领都和所有正规武装部队一道在3月1日前横渡莱茵河逃跑了。这座城市连投降代表都没有了。

缺乏管理的城市让美军大吃一惊，他们还以为会遭到那些迫切要求回到地面生活的狂热的、不寻常的德国人的抵抗。为慎重起见，美军决定让德国人每天在防空洞里只待一个小时，并实行艾森豪威尔将军下达的反亲善政策。结果就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久经沙场的美国士兵突然之间无仗可打，顿时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G连官兵眼里，“拿下克雷菲尔德简直太轻松了，不费一枪一炮。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葡萄酒、白兰地、烈酒，应有尽有”。世界上最会聚众寻乐的军队非美军莫属。几天之内，“酒吧、商店、法院就出现了15部放映机；有莉莉·庞斯参与的美国劳军演出、师部乐队的演出、红十字会姑娘们的来访，还有甜甜圈”，甚至连冰激凌都有了。但是这些官方准许的乐子远远没有非法的深入当地的玩乐那样受人欢迎。在第84师美军步兵眼里，有了皮卡迪利广场的经历后，再也没有那么好玩的了。

在德国民众看来，虽然美军的确帮他们推翻了纳粹统治，但却在民房里乱搜一通，但凡值钱的东西都据为己有，至少出了三桩强奸案。若家里房子完好无损，主人马上就会被赶走，为美国军官腾地方，因为有选择地执行的严禁亲善的规定禁止德国人和美国人同住一屋。宵禁规定也是因地而异，要看驻军是第84师还是第102师。美军到处抓人，很多时候平白无故就把人带走。最糟糕的是，报复心重的东欧劳工恣意横行（这些人很快就成了“难民”），他们将沃斯街的食品店洗劫一空，还掠夺了附近的农场。据记载，多达24名德国人在暴力抢劫中遇害。

家住林恩市郊的一位老人参加过“一战”，反对纳粹统治，他认为美军占领德国后带来一片混乱。他4月9日的日记概括了他的幻灭感：“不管白天黑夜，抢劫、盗窃是家常便饭……叫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战争。”另一个人在日记中哀叹，决定把德国人限制在防空洞里唯一的作用就是不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还有人诉苦，一群士兵不光抢了他们家的东西，还故意捣乱，“像疯子一样”撕书。有人抗议美军对他们的“盟友”东欧劳工的杀人行为简直视而不见，一名美军翻译毫不隐讳地告诉他：“我们来德国不是从苏军手上解放德国，苏军是你们自己招惹来的。美军来是要从德国手上解放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这种态度在美军中相当普遍，那些旨在证明反亲善政策合理的反德电影、反德文学还从旁积极怂恿。虽然有基辛格掌管克雷菲尔德的传言，但直到4月23日明显更宽宏大度的英军接手这座城市以后，这里才重新出现有序管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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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基辛格在克雷菲尔德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呢？1947年他提交的哈佛大学申请书上说得很清楚：“1945年2月，我开始负责团部的反谍报小组。主要任务是预防间谍和蓄意破坏，例如突出部战役期间德军大规模的渗透行动。”该小组的次要任务是解散纳粹党、逮捕高级军官等指定人员进行审讯、阻止纳粹分子进入行政部门。换句话说，恢复行政管理不是美军首先考虑的问题。基辛格自然也在恢复基本的公共服务上做过一点儿工作，但这也是为了满足美军的需要，不是帮助德国民众。重中之重还是消灭纳粹，这是美国政府矢志不渝的信念。

美国认为1945年的德国是狂热的温床，这一点并没有错。尽管大多数德国人饱受战乱之苦，盟军胜利后不管哪个国家来统治他们，这些人都会俯首帖耳，但还是有一撮效忠希特勒政权的忠实信徒准备血战到底，让国内外的人不得安宁。美军对德国1945年的狂热氛围的描述可能有所夸张，但也绝不是凭空想象的。陆军战略服务处心理战部门主管索尔·K.帕多弗是抵达克雷菲尔德的首批美军德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对德国的第一印象正好相反。他头一天晚上住在一个老人家里，老人极其胆怯，简直就快要精神失常了。但是第二天带他在满目疮痍的市区参观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依然狂妄自大，他们似乎被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彻底洗过脑。奇怪的是，就连十多年来韬光养晦的社民党和天主教中心党前成员也似乎与世隔绝。帕多弗约见了一些人，因为美国人想弄清哪些德国人可以合作。对于那些自告奋勇的人，他们当然是有疑心的。一个叫理查德·洛伦森的官员在纳粹市长临走前得到授权组建一个“残余政府”。3月的头一周局势一片混乱，洛伦森主动向美军做自我介绍，说明自己的职位，推荐任命克莱沃市前市长、反对纳粹的律师约翰内斯·斯蒂普基斯博士为克雷菲尔德市市长。但是这两个人可信吗？突然，部队需要有人快速准确地核查那些有可能投靠美军的德国人的背景，以便清除那些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要执行这项任务，找基辛格算是找对人了。

“管理……并不是占领部队面临的唯一问题。”现存最早的一份报告开头是这么写的。这份报告是身为情报部门特工的基辛格和同事合写的，时间是1945年3月17日，当时美军占领克雷菲尔德才刚过半个月。“还有一个政治问题。12年来，纳粹牢牢控制着公职人员。因此，官僚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民众心目中几乎成了同义词。所以，由占领军组成的管理部门有责任清除市政府里的纳粹团伙。”这份文件是在8位知情人提供的证词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包括牧师和1933年之前的社会党或自由党党员，美军认为这些人是反纳粹的，因此文件很可靠。洛伦森、斯蒂普基斯及其秘书汉尼克·凯斯廷都被鉴定为非纳粹分子。但是其他10名官员就难说了，其中包括市审计官、督学、证照管理局局长，甚至是屠宰场负责人，这些人要么被定为“狂热纳粹分子”，要么被定为“机会主义者”。他们要被集体辞退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那位家住林恩的人在3月28日的日记中欣慰地写道，“一些纳粹政客”被美国人开除公职。基辛格的新工作开始了：揪出纳粹分子。有一份日期为1945年4月18日的极为详细的有关克雷菲尔德盖世太保情报部门的报告，几乎可以肯定基辛格是执笔人之一。这份报告的写作方法和行文风格与后来的一份有关达姆施塔特盖世太保的报告非常相似，而那份报告上就有他的签名。

消灭纳粹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既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实践，也是心理学上的演练。从往来的人群中辨认出狂热纳粹分子并非易事，虽然审讯可疑人员可以得到一些证据，但辨别工作也不会因此而轻松多少。现在我们知道，最大的困难在于判断希特勒政府的反动势力在多大程度上是针对犹太人和在意识形态上遭到诬蔑的少数群体，比如共产党员和耶和华见证者的。1933年，犹太人不到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在该市的十多个盖世太保军官所做的3 500次调查中，犹太人和其他可疑人员占一半以上。换句话说，“一般德国人”和政府目标敌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不会遭到骚扰，犯了法也会从轻发落，后者却是盖世太保一贯迫害的对象：暗中监视、骚扰、毒打、折磨，把其中有些人赶出国门，1939年以后更是频频使他们亡命天涯。1942年夏，该市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送到死亡营。只有跟其他民族通婚的犹太人留了下来，而盖世太保也恨不得置他们于死地。“二战”结束时，没有离开德国的832名克雷菲尔德犹太人中有90%已离世，其中只有83人是自然死亡。基辛格到那儿的时候只有4个犹太人还在，而且都藏了起来。相反，被盖世太保调查的一般德国人中只有1/10最后被送往集中营或进行保护性监禁。实际上，普通德国人既有可能向盖世太保告发别人，也有可能被盖世太保调查。2/5以上的针对市里犹太人的案子是因告密引起的，是盖世太保及其间谍主动调查的案件的两倍。不难指出谁是罪魁祸首，比如1940—1945年的盖世太保头子奥古斯特·席费尔和路德维希·荣格。难就难在如何区分少数的主动行凶者和仅仅因为一些恶意或冷漠而助纣为虐、害死犹太人的大多数德国人。幸存下来的受害者中很少有人做证，那些帮凶中也很少有人愿意道出真相。

正因为基辛格有本事克服上述种种困难，所以他才得到了晋升和嘉奖。然而，这其中也有重重谜团。比如，最近有人回忆：“1945年4月，基辛格扮成德国平民，穿过敌军封锁线审讯纳粹士兵，无人不知。他有勇有谋，被授予一枚铜星勋章。”实际上他的导师克雷默最后因落在敌军封锁线内而被捕。后来他劝说追捕他的人放下武器，这才脱身归队。因此，部队授予克雷默一枚铜星勋章、一份战场委任状。现在他和基辛格成了铁哥们儿。基辛格回忆，夜晚不执勤的时候，他俩就“在灯光全部熄灭之后……漫步于千疮百孔的城市街道，克雷默边走边跟他讲历史，讲战后面临的挑战，嗓音洪亮。有时还讲德语，挑逗那些精神紧张的哨兵”。其实，基辛格获得铜星勋章不是在克雷菲尔德，更不是在敌军封锁线内，而是在莱茵河对岸；1945年4月1日，基辛格和第84师战友一道从韦塞尔渡过莱茵河。

5

欧洲的战争打到最后阶段，美军捷报频传，全军士气高昂。跟诺曼底登陆后的艰苦跋涉相比，美军从莱茵河打到易北河的过程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但是，后勤保障问题却越来越多：如何为这支高度机动化的部队补给汽油和轮胎？如何让这支历史上补给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队一直得到充足的食品供给？通常都像在克雷菲尔德一样，德军几乎毫无抵抗。（说来好笑，在被狂轰滥炸过的地区，民众大多会举起白旗欢迎盟军，而离工业中心较远的地区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士气低落的人民冲锋队（部分成员仅有11岁）也很容易缴枪投降。盟军解放了德国，东欧劳工兴高采烈，尽管这些人还是难以克制自己的报复和掠夺行为。

然而，美军间或也会遭遇国防军尤其是党卫军的顽强抵抗，他们不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绝不罢休，虽然还谈不上血战到底。第84步兵师渡威悉河时遭到对岸德军的疯狂阻击，后来渡比克堡河时又是如此。事到如今我们还是弄不明白，那些年轻的德国兵有时就只有一支反坦克火箭筒或一挺机枪，却对大敌当前毫不畏惧，也不管明显要战败的结局，甘愿冒险甚至不惜牺牲。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胁迫才这么做的，一时还不得而知。当时因散布失败主义论调或犯下类似罪行而被集体处以绞刑的德国兵数量急剧上升。一个更为明显的解释是，很多德国青年本来就是狂热纳粹分子，有可能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或他们接触到的宣传信息鼓动了他们，也有可能是两者同时鼓动了他们，他们甘愿为第三帝国迎接瓦格纳歌剧《诸神的黄昏》歌颂的那种悲壮的结局。这种判断说明像基辛格这样的特工的工作更重要了。如果纳粹政权真的计划跟占领军打一场游击战或恐怖战，就必须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将其一举歼灭。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都知道，当年西方列强曾占领的德国地区又重整旗鼓，成为经济活跃、政治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是在1945年，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似乎毫无可能。实际上，在第三帝国那硝烟尚未散尽的废墟上，完全有可能发动一场反盟军的暴动。别忘了，在德国投降前后，有3 000到5 000人遭到希特勒团伙成员的暗杀。

4月9日，即戈培尔的狼人广播开始煽动暴力游击战8天之后，第84步兵师神气活现地乘坐谢尔曼坦克抵达汉诺威郊区。第二天大雾，美军发起攻势，把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很快结束。跟在克雷菲尔德一样，美军士兵很快就开始痛痛快快地享用“数不清的美酒佳肴”。基辛格刚刚被提升为中士，他发现当地人“很温顺。事实上，我们的吉普车一到，很多人就围上来欢呼，一时间我感到自己仿佛到了比利时。不过很多人发誓这不是比利时”，这说明那段时间亲善政策执行得不错。

现在反谍报小组就要开始处理难题了。4月13日，基辛格和另一名特工罗伯特·泰勒逮捕了一名汉诺威盖世太保的成员维利·霍格并进行审讯。霍格交代有6名盖世太保成员留在汉诺威，是地下抵抗组织的骨干。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和泰勒带领武装人员突袭了6名嫌疑分子的家。只有赫尔曼·维蒂希一人在家，不过他们把6个人的妻子全逮捕了。审讯维蒂希之后又查出两个人，马上又把这两个人逮捕。阿道夫·林内一直被追到戴斯特森林边上的一处农舍里才就范，埃里希·宾德尔则是在附近一家农场被抓捕的，他用假名在农场做工。宾德尔是涉事的盖世太保军官里职位最高的，审讯他以后才确切证明霍格的说法是真实的。这些被捕人员的证词很重要，一方面他们承认参加了针对美军的一场蓄意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此前他们在欧洲德占区各地犯下的种种暴行。

正是因为基辛格捣毁了盖世太保的这支潜伏小组，所以4月27日他被授予铜星勋章。官方嘉奖令说得比较宽泛：“1945年2月28日至4月18日，在德国对敌军事行动中立功。”他的上司写道：“在汉诺威事件中表现突出”，反映出基辛格具有“非凡才能”。4个月后，基辛格被晋升为上士。官方表扬信称：“他对德国人非常了解，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所以抓获了多名纳粹高级官员，包括十多名盖世太保的特务……这个年轻人工作非常认真。”

情报特工基辛格恪尽职守不足为奇。盟军占领德国期间，每天都会有骇人听闻的纳粹暴行罪证浮出水面。基辛格离开纽约之前，他和家人已得知后来广为人知的大屠杀。早在1942年12月，布罗伊尔拉比就公开谈到“难以想象的大规模屠杀的消息，我们数以十万计的不幸的兄弟姐妹蒙难”。后来他还谈到“被野蛮犯罪行为夺去生命的受难者”“不可胜数”。但是亲眼见证种族灭绝的结果更令人触目惊心。

4月10日，就在基辛格搜捕盖世太保潜伏小组的前几天，他和第84师战友偶然发现了阿勒姆集中营，真正目睹了大屠杀。基辛格多年来对这件事一直避而不谈。事实上，只是因为后来他的一位战友、无线电操作员弗农·托特决定公开发表当天拍的一些照片，人们才知道基辛格当时也在场。他后来承认，见证阿勒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之一”。

阿勒姆集中营在汉诺威以西5英里的地方，是诺因加默地区汉堡主集中营附近的65个小型集中营之一。这里原来不过是5个马厩，后来改作兵营，周围竖起两道带刺的铁丝网，其中一道网是带电铁丝网，4个角落分设4个高高的哨岗。以前这里是劳改营，不是死亡营，但到了1945年这种区别已毫无意义。囚犯们被迫在附近的采石场干活，采石场正在扩建，要容纳一个地下厂区，代号德贝尔一号、德贝尔二号，是党卫军主要经济与行政办公室掌管的奴役和灭绝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采石场条件极其恶劣，劳改营的吃住物资极度匮乏。到1945年1月，最初送去的850名犹太囚犯死了204人，将近1/4。美军到达集中营的前4天，这里的指挥官命令将有行动能力的囚犯押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就是纳粹政权末期的一次著名的“死亡行军”。有记录表明，220~250名囚犯身患重病无法行动，便被留在原地（也有人说人数远远没这么多）。纳粹本想杀死剩余囚犯、烧毁营房以销毁罪证，没想到美军行动迅速，粉碎了其阴谋。

因此，美军在阿勒姆见到的都是已死的囚犯和垂死的囚犯。用托特的话来说，阿勒姆集中营是“人间地狱”。营地外是一堆堆瘦骨伶仃的尸体，有些被装在垃圾桶里，有些被扔在坑里。营房内也有大量尸体，附近的一个大规模的坟墓里埋了将近750具尸体。托特数了数，只有35个幸存者，都是些“满身虱子和病痛的”男人和男孩。他后来回忆：“有一个铺位上，一个大约15岁的男孩就躺在自己的呕吐物、尿液和粪便里。他望着我，我能看出来他马上会哭着喊救命……我们的部队刚刚打完6个月的血战，但眼前的一幕还是让我们非常难受，有些人甚至哭出声来。”唐纳德·爱德华兹是通信兵，第84师自登陆诺曼底以来也见过许多死亡和破坏。他对好友说：“我刚才见到的一幕这辈子都忘不了。战争也许会被渐渐淡忘，但这些人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或想见的人当中最可怜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这些士兵都会见到新的恐怖情景，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营房里的恶臭“难以描述”。爱德华兹说：“电影能向大家展示集中营的外观，但怎么也表现不出里面的恶臭。”集中营里空间狭窄，美军从两排木床中间走过去都很困难。“地上是一堆堆的人体排泄物，还能看到呕吐物。木地板上的灰尘肆意堆积，到后来想清理也清理不干净。每一张床上的草垫都散发出尿骚味。在集中营里还看到好几根牛鞭和九尾鞭，我们知道那是干什么的。”美军还怀疑其中有间屋子是毒气室。

然而，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幸存者对美军士兵讲的事。爱德华兹问一个讲英语的波兰犹太人：“你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对方回答：“党卫军的毒打。他们随时都会把你揍一顿，也许是用枪托砸，用皮鞭抽，或者干脆用手打。他们似乎揍人上瘾。”他浑身是伤，足见此言不虚。本杰明原本住在波兰罗兹郊区，才18岁。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被人从罗兹犹太人区活活拖走，说是“重新安置”（实际上是被带到海乌姆诺死亡营给毒死）。后来犹太人区被清理，他和妹妹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之后他被挑出去干活，最后，1944年11月30日，他被转移到阿勒姆集中营。美国士兵找到他时，他只有80磅重，患有肺结核、伤寒，且营养不良。亨利的老家其实也在罗兹。美国士兵快到阿勒姆时，一个如惊弓之鸟的德国平民问他：“你想把我们怎么样？”他答道：“你看我，我这样的身体能打谁，能伤害谁？”

对弗农·托特和唐纳德·爱德华兹这样的普通美国士兵来说，阿勒姆集中营的骇人场景可谓刻骨铭心。但是他们的犹太战友，尤其是德裔犹太战友感触更深。爱德华兹记得他的通信员战友伯尼·科恩离开营地后“开始轻轻啜泣”。基辛格又作何反应呢？60年后，他的记忆依然那么鲜活：那些“令人诧异的矛盾”，比如“有些党卫军成员……留在那里，因为他们以为盟军会需要他们运营一个长期的事业”；那些囚犯“简直就认不出人的”模样，他们身体极其虚弱，“要四五个人才能抓住一个党卫军士兵，而且这个士兵眼看就要挣脱”；“本能地给他们东西吃……救他们的命”，结果反倒害死一些囚犯，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消化固体食物。那些人还记得基辛格的好。有一个幸存者记得是基辛格告诉他：“你自由了。”

然而，这些都是阿勒姆集中营解放几十年后那些幸存者的回忆。有一份材料更有力，因为那是事后不久写成的，是基辛格亲笔写下的两页手稿，题目是“永恒的犹太人”，讽刺纳粹放映的反犹太宣传片《永恒的犹太人》。这份文件极为重要，记录了基辛格当时对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犯下的滔天大罪的反应，他的那种痛苦深切无比，值得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由读者们自己评断。

永恒的犹太人

阿勒姆集中营依山而建，山下就是汉诺威。四周有带刺的铁丝网。我们的吉普车行驶在大街上，路边随处可见身着条纹工装的骨瘦如柴的人。山腰上有个隧道，囚犯们在昏暗的环境下一天劳动20个小时。

我停下吉普车。（看到那里的人）衣料好似挂在躯体上，头由一根细棍支撑着，看不到喉咙。两根杆子从身子两侧垂下来，两条腿支在下面。“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眼睛里拂过一丝阴云，脱下帽子等着挨揍。“佛乐克，佛乐克·撒玛。”“不用脱帽，你现在自由了。”

我说着，望了望营地。我看到营房，看到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双双目光呆滞的眼睛。你现在自由了。我身着笔挺的军服，没住过污秽、肮脏的地方，没被人打过，没被人踢过。我能给别人什么样的自由？我看见一位战友走进营房，出来时两眼噙满泪水：“别进去。我们要用脚踢一踢才能分清谁死谁活。”

这就是20世纪的人类。人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生死难辨，动静不分。那么，谁是死者，谁是活人，是木床上一脸痛苦地盯着我的那个人，还是佛乐克·撒玛，抑或瘦骨嶙峋垂首站立的那个人？谁是幸运的，是那个在沙地里画圈圈、喃喃自语着“我自由了”的人，还是埋葬在山腰之上的一堆堆白骨？

佛乐克·撒玛，你的双脚被砸烂是让你没法逃跑，看你的脸像40岁，从你的身体看不出年龄，但你的出生证明明白白写着16岁。我衣着整洁地站在那里，对你和你的工友讲话。

佛乐克·撒玛，你的身体在无声地控诉着人性。我、乔·史密斯、人类尊严、所有人都对不起你。应该用水泥把你浇筑在山腰，供后代瞻仰、审视。人的尊严和客观价值在这道带刺的铁丝网前止步了。你和你的工友与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为何要在20世纪支持你们？

然而，佛乐克，你还是人。你站在我面前，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然后不由自主地抽泣。来吧，佛乐克·撒玛，哭出来吧，因为你的泪水能证明你还是人，因为泪水会被这遭到诅咒的土地吸收，在上面留下罪恶的印记。

只要世上良知尚存，你就是它的化身。无论怎样补偿都无法让你变回原来的自己。

于此而言，你是永恒的。

[1] 这段几乎可以肯定是克雷默所写，而非基辛格。前面关于“勾引的艺术”那一段似乎也更可能是克雷默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