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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没有什么比他们在犹太街之外获得的房产更能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逃离那条局促昏暗的街道了。1815年，整个家族几乎所有的财富都以纸质货币——债券和其他证券——以及贵重金属的形式存在着。他们拥有的“不动产”全部在法兰克福，在其他地方，兄弟几个仍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在古老的犹太街里，当然还有那座叫做“绿盾”的老宅，那也是兄弟几个成长的地方。让外界感到好奇的是，他们的母亲居特林一直住在那里，直至生命终结，但她的儿子们对老屋却并不像她那么依恋。
到1817年的时候，卡尔受够了老屋三楼的破房间，“当然，你可以说，在犹太聚居区里，我们睡在四楼。是的，但是它已经太破旧了。而且我们挣这么多钱，却过着清贫日子，那些财产不足我们1/10的人却过得像王子，这让人很苦恼”。到这个时候，跳出犹太街的步伐已经迈出。尽管他们在1809~1810年建立新办公室的地点从技术上讲仍然在犹太街里，但他们用砂岩建造的办公楼有一个通往法尔街的入口，这条街是犹太聚居区最大的一条路。（由于没有了古老的大门，犹太街此时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称作伯恩海姆大街。）萨洛蒙在1807年已经获得允许将自己的住所迁到斯卡费大街；不过真正的逃离出现在1811年，阿姆谢尔在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它坐落在通往博根海姆的要道上。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生活在新鲜的空气中。
几乎在获得房子的同时，阿姆谢尔就冒出了一个念头：把临近的一个花园也买下来。要强调的是，他渴望得到的目标并不是国家资产，只是郊区的一小块地方，最多几英亩，与诸如贝特曼和贡塔德等异教徒银行家所拥有的花园类似。他似乎对于花园近乎痴迷。毕竟，他在幽闭的犹太聚居区中度过了42个年头，在局促昏暗的房间里工作、进餐和睡觉，进出于拥挤且气味难闻的小街。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很难想象新鲜空气和草木多么让他心醉。在181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做出了一个解放意味可以与贝多芬歌剧《菲德利奥》（1805年）的囚犯获释媲美的举动——他决定在花园里睡觉。他用兴奋和激动的语调给弟弟卡尔描述了这段经历：“亲爱的卡尔，我睡在花园里。如果上帝能够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给我们带来好的收益，我将把它买下来……那里有如此大的空间，整个家庭都能够在其中舒服地生活。”
阿姆谢尔的这番话也表明，他购买花园的打算要看兄弟几个生意的收益如何，拿破仑从厄尔巴回归之后几个星期，罗斯柴尔德兄弟的生意便陷入了困境。而且，阿姆谢尔对宽广空间的热爱与弟弟对一个大型体面市内住宅的喜好，也让他左右为难；卡尔的打算也有道理，体面的市内住宅可以招待那些前来拜访的达官贵人。幸运的是，内森完全反对卡尔的建议，认为“毫无道理”，他支持买一个花园的主张，因为这对阿姆谢尔的健康有益。1816年4月，阿姆谢尔买下了花园的一部分，他接着准备再多买2/3英亩。现在他可以睡在室外——在他自己的花园里——感觉“就像是在天堂”。最终，在度过与星星相伴的夜晚长达一年多之后，他买下了剩余的部分。“从今天起，花园属于我和我的弟弟们了。”他欢欣鼓舞地写道，“因此，我无须提醒你们可以做些什么让它变得更美丽。如果萨洛蒙能够在第一时间买来所有的种子和植物，我不会感到任何的惊奇，因为这个花园将由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
这件事说明，阿姆谢尔坚持认为自己是为整个家族购买花园，这种带着集体印迹的做法也得到了几个弟弟的赞许，他们给他寄去了他所需的种子和植物（包括从亚历山大·冯·洪堡那里得到的非洲植物的种子），并且赞同他扩建和建造温室的计划。他们的母亲居特林也经常去花园里走动。但是毫无疑问，它实际上是阿姆谢尔的花园——在那里，他可以在平和以及新鲜的空气中做陶艺，学习和休息。有意思的是，他禁不住将它视为一个个人爱好——因为他希望弟弟们同意的一些开支通常十分琐碎，他还懊悔式地发誓，要将钱投入到生意里。在经过了对成本无数次的挣扎之后，他还是增加了一个温室和一个冬季花园，而且在19世纪20年代，他大手笔地扩建了房子，并通过建筑师弗里德里希·伦普夫将它改成了仿古风格。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池塘和一个喷泉，甚至还增加了一个中世纪的装饰物——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浪漫事物的早期（也是罕见）的探寻。
阿姆谢尔的花园是众多罗斯柴尔德花园的第一个，它的故事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家族对园艺的持久热情。它的重要性有宗教方面的：此时犹太教的住棚节能够在花园当中的帐篷里庆祝了。但是，阿姆谢尔热情的全部意义不止于此，按照后来的罗斯柴尔德标准，一小块土地的购买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其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因为，我们也将看到，1814年后的一段时期，重新掌权的法兰克福当局采取了走“回头路”的政策，再次废除了拿破仑总督达尔贝格给予犹太人的公民权利。按照之前的犹太人地位法令，不仅在犹太街外拥有物业是被禁止的；犹太人还被禁止进入公共花园。因此，阿姆谢尔担心法兰克福参议院将阻止他购买花园和房子，如果他提出建议，他们可能迫使他放弃——“嗨”骚乱期间，花园外面聚集的人群进一步加重了阿姆谢尔的忧虑。当他被允许保留花园时，他仍然怀疑这只是“一种贿赂”，以避免他离开法兰克福，或者是一个小让步，以避免对犹太社区做出更大的妥协。简而言之，它变成了有关犹太解放的更严重问题的一个标志。这其中包含的重要意义能够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本指南中推断出来：
花儿闪耀着金光，花床用泰勒元当肥料，避暑别墅用罗斯柴尔德债券做墙纸……大量来自外国的植物布满了整个花园，陪衬每朵鲜花的是克雷姆尼茨铸币厂出产的通用金币，而不是绿叶；花蕾中吐露出金色花瓣……在我看来，在他的花园中，阿姆谢尔·冯·罗斯柴尔德就像是宫殿闺房中的男主人。
“良好的犹太人”
当然，如果阿姆谢尔和他的弟弟们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的话，那么阿姆谢尔获得他的花园就会容易得多。他们坚持自己信仰的事实对于其家族历史和公司来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路德维希·博恩带着吝惜的羡慕评价说：
他们选择了最确信的方式避免重蹈众多授勋的犹太百万富翁家庭遭受嘲讽的覆辙，他们拒绝了基督教的圣水。而现在洗礼是富有犹太人圈子中司空见惯的事，那些向贫穷犹太人传诵但却徒劳的福音如今在富人当中颇受欢迎。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坚定地抱着这犹太教的信仰——这一点也给迪斯雷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自己（与博恩）一样也是犹太人。迪斯雷利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的年轻的西多尼亚——书中一个人物，部分灵感来自内森之子列昂内尔——“坚定地遵循着伟大立法者指定的法则，恍若喇叭声仍然在西奈半岛回荡……他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对自己族群的未来充满信心”。埃娃（Eva，书中人物，其身上能看到卡尔女儿夏洛特的影子）在迪斯雷利的另一部小说《坦克雷德》中宣布：“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种对改变信仰的断然拒绝可能来自于一个真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我内心的深处，我是一个犹太人。”卡尔在1814年写道，他说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汉堡大量犹太家庭皈依基督教的现象。两年后，卡尔在柏林碰到类似的情况时，他表现得极为蔑视：“我能够娶到柏林最富有、最漂亮的姑娘，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娶她，因为在柏林，即便一个人没有皈依，但另一半的家庭中却有人皈依了……我们是作为犹太人获得自己的财富的，我们不想与这样的人有任何的关系……我不愿意掺杂到皈依的家庭中。”
罗斯柴尔德兄弟对巴伐利亚银行家阿道夫·戴希塔尔抱有相当大的疑虑，就是因为后者是一个改变信仰的人（如果只是一个“异教徒”，可能倒没那么让人讨厌）。詹姆斯曾说过，“当一个人不得不与一个背教者打交道时，真是糟糕透顶”。 当汉堡银行家奥本海姆让他的孩子在1818年接受洗礼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此举极为可耻。“我发现这些人可鄙的唯一原因是，”卡尔鄙视地说道，“他们皈依基督教后，接受的全是教义中坏的东西，好的东西一概未吸收。”由于奥本海姆的皈依，他将“在汉堡带来一场革命”：“他对此感到抱歉。我离开时他在哭泣……我跟他谈了改变信仰的事……但是，我能够预料到奥本海姆的举动将被许多人效仿。我们不是其他人灵魂的监督人。我仍会做我自己，我的孩子也会这样……”
在这方面，罗斯柴尔德兄弟将自己视为“行为榜样”。他们在没有改变信仰的情况下，在社会上获得的越多，人们对于改教的争论就会越弱，因为大多数改教行为都是因为对犹太人一直持续的立法歧视。“我已经十分确信地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一生所需的金钱。”詹姆斯在1816年写道，“但是我们仍然很年轻，我们希望工作。这其中，捍卫作为犹太人的声望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阿姆谢尔对内森被任命为奥地利驻伦敦领事一事的看法。“尽管它对你来说可能什么都不是。”他在信中说，“但它对犹太人有利。你能够阻止很多维也纳的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信仰。”当一份报纸报道萨洛蒙自己接受洗礼时，他急忙发表了否认声明。当这一论断14年后又在法国百科全书中出现时，他坚持要求在之后的所有版本中进行修改。
但是，尽管他们对犹太教的信仰毫不改变，但兄弟几个对日常宗教仪式的遵守却远没那么一致。在法兰克福，阿姆谢尔保持着他的“希伯来古老习俗和习惯”，安息日绝不工作，在适当的圣洁日，严格地沐浴保持洁净，同时禁食，不参加宴会。当时一个记者记录说，在宴会上，阿姆谢尔“带着忏悔的表情坐在那里，绝不碰那些未按犹太习俗清洁或摆放的食物和餐具。这种对自己信仰严格、不受外人影响的遵从让他获得了广泛的尊敬，他被认为是法兰克福最虔诚的犹太人”。19世纪40年代，阿姆谢尔在自己的房子里建了一个犹太教会堂。萨洛蒙则一直吃特别准备的“干净”食物，即便他邀请梅特涅这些达官贵人与他共进晚餐时也不例外，并且拒绝在安息日和圣洁日写信。
他们的弟弟内森对自己的宗教义务也相当在意。我们知道，即便他在曼彻斯特，那里的犹太人都是一些相对贫穷的小商店店主和小贩，内森仍“遵从我们信仰中的所有仪式，他的饭菜由一个犹太女子烹调，每天给他送到货仓里”，教堂管事“在住棚节期间，每天会给他带来棕榈枝和香木缘”。一次，皮克勒王子试图让内森参加一个宗教辩论时，意外地发现内森知道的相关知识相当渊博，皮克勒后来说，内森和“他的共同信仰的族群有着一种古老宗教的贵族气质，这一点胜过我们基督徒，他们是这方面真正的贵族。”内森的妻子汉娜后来给伦敦的欧系犹太人育苑神圣协会捐献了资金，这是个犹太教机构，严格关注着她孩子的宗教行为。当她的儿子迈耶1837年进剑桥大学时，被警告“尽可能地避免任何与我们宗教信仰相冲突的东西”，尤其要“禁绝一些行为，比如在星期六骑马”，并且要拒绝参加学校里的礼拜活动；而4年后，他的弟弟纳特则觉得需要跟母亲好好地忏悔，因为去瑞士的旅行使他错过了赎罪日。詹姆斯也一直在办公室里摆着一本祈祷书。当一个婴儿接受“割礼”时，詹姆斯会说“感谢上帝……我们家族又多了一个好犹太人”。
不过，阿姆谢尔还是认为弟弟们在许多方面都犯下了危险的错误。如果有需要时，内森、卡尔和詹姆斯会在安息日阅读和书写商业信函——如果他们恰好与阿姆谢尔在一起，就会偷偷摸摸地做。而且，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逐渐地放弃了严格的犹太教饮食（尽管不是完全放弃，在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不吃猪肉）。当卡尔1814年试图娶妻时，阿姆谢尔和萨洛蒙反对他选择阿德尔海德·赫兹，理由就是她的家族没有保持犹太教饮食习惯，这一习惯也是持续争吵的源头。“至于虔诚，”卡尔反击阿姆谢尔就这个主题发起的又一次抱怨时写道，“当我年老时，我也会变得虔诚。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犹太人。我不关心你的灵魂，但是你却写信给我，要求我找到一些方法使得你能够偶尔来我的房子并一起用餐。（缺少“洁净”食物）并不意味着我不虔诚。”1814年，詹姆斯从柏林痛苦地抱怨道：“我真是受够了这里的食物，我想它比任何地方的食物都要糟糕。（阿姆谢尔）仍然坚持只吃洁净的食物，因为他仍然虔诚，尽管他知道我并不是这样，但是他仍然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饭。”几年之后，海涅开玩笑说，尽管詹姆斯“没有进入基督教教堂”，他也已经“站到了基督教食物的一边”。几个年轻的罗斯柴尔德还放弃了犹太聚居区所有的犹太服饰。
家族分支之间和内部的宗教信仰差异在下一代中更为明显。在伦敦，内森比较年长的孩子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他们父母的信仰习惯。尽管精神上并不是那么认同，但他们基本上仍然保持了保守的礼拜习惯。实际上，他们发现在巴黎的叔叔一家的规矩十分宽松。1829年，列昂内尔在巴黎过逾越节时就拒绝工作，尽管詹姆斯仍然如平常一样写信。纳特也一样，尽管他与叔叔詹姆斯一样厌恶“洁净”食物，但是在逾越节期间，他还是很惊讶地发现“尽管我们去了教堂，吃了逾越节薄饼（一种不发酵的硬面饼），但是在巴黎停业是不可能的”。法兰克福革新运动（其本质上寻求改造犹太教育模式以及礼拜仪式，使其向新教靠拢）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也让他们心慌，因为他们适应了阿姆谢尔的古老方式。“来了一个新拉比，他传教非常好。”安东尼1844年有些矛盾地报告，“他星期五第一次传教，我不喜欢他说的东西——但这可能是革新派的过错。比起在英国的举措，他们改变了很多。我还是喜欢英国那样的传教方式……我对整个礼拜仪式感到焦虑。”
“革新”给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带来的影响非常强烈，这一点可以从她之后将英国犹太教仪式与一些基督教仪式进行对比的方式上判断出来。而她的弟弟威廉·卡尔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超过了阿姆谢尔对正统犹太教的虔诚，以至于让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感到很担心，他的婶婶汉娜写信给列昂内尔，担心威廉·卡尔“对恪守犹太教教义如此热情”可能是精神出了问题的迹象：
我见过他两次，他一天晚上来看他的哥哥，在这里逗留了1个小时，我尽可能适当地评价一些他的行为举止，他们很理性，与他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平静又有教养，穿着简单……在我看来，没必要担心对宗教的这种虔诚会导致盲信。我在阿姆谢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家里再次碰到他……他陪着我们看同样的东西，与我们所有人的爱好相仿……他说，我决定坚定地信仰犹太教，也将一直如此。如果他能够幸运地找到合适的导师，他目前的良好行为就不会带来任何病症。
当阿姆谢尔因为“他们（犹太社区委员会）为教堂选择了一个新拉比，而他不是正统犹太教的”，撤回准备资助建造一座新教堂的捐款（15万古尔登）后，安东尼只能无奈地摇摇头说：“你对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毫无办法……这里都是犹太人。”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革新派与正统派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是一种让人生厌的东西。派别矛盾以及礼拜争议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削弱犹太团结的任何举动对犹太人来说，只意味着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取毁灭。因此，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和孙子遵循了他的示范，接受所在社区的教务执事职务，但很少干预宗教纷争，只是简单地呼吁团结。内森是所在地犹太教会堂的管事，而且也可以肯定他是一项计划的幕后主导者，即组建一个“犹太慈善组织”，把伦敦3个犹太教堂联合在一起——这个动议最终促成了“联合教会堂”的诞生。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宗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给稳定的犹太社区提供实用的物质帮助——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社区，更不考虑其信仰的本质。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犹太社区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就以传说与笑话为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的经典逸闻中，“罗斯柴尔德”成为“乞讨者”（犹太社区里的那些乞丐与食客）在救济问题上攻击的目标。“罗斯柴尔德”是长期受他们折磨但仍旧给予他们恩赐的受害者，有时甚至沉迷于这种乐善好施——一封乞讨的信从窗口扔进来，落到餐桌上，随后又被扔了回来，不过里面包了一个硬币。（“下单”——“卖出”——当罗斯柴尔德看到乞丐捡起硬币时，他嘟哝着，仿佛是向一个投资者卖了一份债券）这些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出现在犹太笑话集里，这并非完全凭空虚构：它们是时代的回音，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因其庞大的财富和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在其他犹太人眼中充满了神秘和魔力。他们不仅是“国王的犹太人”，也是“犹太人之王”——这既道出了他们的财富之巨，也提醒他们自己出身的卑微。正因为如此，他们是所有梦想的焦点，从唯利是图到无边幻想。罗斯柴尔德的成就还包括收到的大量求助信笺，它们来自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和犹太社区：都柏林希伯来圣会学校，一个犹太医生穷困潦倒的朋友，圣阿尔班广场教会堂，利物浦新希伯来圣会学校。这些都是真正的乞讨者——很少是传说中那些自大的人物，更多的是落魄的求助者。
由于流出的信件要么没有被保存，要么在纽考特被销毁，因此很难判定这些请求哪些得到了满足，从中搜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慈善模式也极为困难。我们知道，内森是众多面向穷人和病患的慈善团体的会员：面包、肉和煤炭协会；迈尔恩德的犹太人医院——他也是这家医院的副总裁，后来再次担任总裁；伦敦安息日期间为穷人提供帮助的神圣协会；大教会堂慈善基金以及救济穷人的贝斯纳尔–格林社团。他还在1826年担任了伦敦医院的院长，这家医院有帮助犹太人的传统。但是教育似乎是内森的善举着重关注的领域。他在1820年向伦敦社团的律法学校提供了资助，一年后又向一家为贫穷的德国犹太人提供教育的社团捐献了1 000古尔登。内森对“犹太人自由学校”尤为关注，他在1817年捐献10个金币建立了学校基金，并支付了学校在斯毕塔菲尔德贝尔巷购买新校舍的费用。正因为这所学校是他“如此坚定资助的对象”，后来，内森的遗孀为纪念他去世3周年，再次向学校捐献了一笔巨款。根据估算，N·M·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整个19世纪，平均每年向这个学校提供9 500英镑的捐款，这一数字是当时一个家庭所有收入的两倍多。
所有这些，内森可能是有意遵从了他父亲的示范，同时他和科恩以及蒙蒂菲奥里家族关系中的优先事项也扮演了一定角色。正是他妻子的一个兄弟促使他在1814年“作出了帮助穷人的承诺”，而且肯定也正是他的大舅子科恩将他带进了犹太人自由学校捐赠事宜当中，内森的妻子汉娜在1821年成为这所学校的终身校长。当列昂内尔成为面包、肉和煤炭协会的理事后，科恩家族已经掌控了协会董事会；实际上，他母亲后来被颂扬为“热衷于推进协会的发展，为协会基金提供了慷慨的捐助”——这一点并不让人惊奇，因为她的父亲是这个协会的奠基人之一。汉娜热心投入的另一个慈善组织是犹太人分娩慈善组织。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她的儿子们积极地参与到了犹太人医院和犹太人自由学校的事务中；列昂内尔担任了犹太人医院的总裁，另一个儿子迈耶后来则成为董事。与此同时，他们仍然继续向需要帮助的团体和个人提供小额的接济款项，如犹太贫穷老人救济协会或帮助一个脚部畸形孩子的不幸母亲。
在法兰克福，迈耶·阿姆谢尔的遗产仍然发挥着影响。与父亲一样，阿姆谢尔例行地将法兰克福分行运营成本的10%分发给穷人。1825年，阿姆谢尔和他的弟弟们向法兰克福的两个犹太保险基金捐献了10万古尔登，以便为雷切内格拉本大街的社区建造一所新医院，“遵照他们先父的意愿……并作为尽孝以及兄弟和睦的纪念”。让人好奇的是，詹姆斯在巴黎犹太人社区里更倾向于保持低调，通过救济协会主席萨洛蒙·阿尔坎以及他儿子的导师阿尔贝·科恩（Albert Cohn，后来成为了法国犹太人中的重要人物）间接地替他捐钱。1836年，他甚至明确要求为纳萨雷特圣母院大街新教会堂提供的捐款要保密。
当时至少有一个漫画家在画中暗示，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家财万贯，但他们对“贫穷的共同信仰者”的境遇漠不关心。在漫画《国王向一个大人物的朋友示好》（1824年，见图6.1），
图6.1 T·琼斯，《国王向一个大人物的朋友示好——银行附近的一幕》（1824年）。一名业余爱好者设计，B·韦伯斯特出版社出版。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一群衣衫褴褛的犹太人站在内森的右边，而内森正准备乘坐气球升空“去接受我的红利”。其中一个犹太人喊道：“大人肯定会听到穷人的哀嚎。”另一个人则祈求：“哦，从天空往下看一眼吧，注视到我们成为了被嘲弄的对象，我们不停地遭到嘲讽。”第三个人喊道：“哦，大人，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被蔑视淹没了，我们的灵魂遭到那些生活舒适而且高傲的人无情的摧残。”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要强调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将自己的慈善仅局限于犹太社区，这点很重要。在经济困难时期——1814年的德国、1830年的法国、1842年的汉堡、1846年的爱尔兰——他们向穷人捐了钱，并没有注意他们的宗教信仰。内森也是一些没有教派特征的组织会员，其中包括贫困外国人友好协会（尽管一些“外国人”可能是贫穷的犹太移民）。他的孩子也为伦敦孤儿院、伦敦博爱协会和白金汉公共诊所提供了支持。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1837年汉娜或夏洛特——更可能是后者——成为伊灵和老布伦特福德地区一所国教学校“最慷慨的捐助者之一”。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的也不仅仅是犹太人：“乞讨者”甚至包括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以及苏格兰分离主义者创立的自由长老会！
“神圣行动”：犹太解放运动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巨大财富和影响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具有特权的社会地位，但他们从没有忽视一个事实：1815年后，他们自己和其他犹太人仍然受法律和规章的广泛歧视。他们也记得迈耶·阿姆谢尔的训诫，完成他“以我们族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有事业。结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与犹太人“解放”的历史变得不可分割。“解放”某种程度上并不准确，确切地说，它是犹太人（在一些具有同情心的异教徒帮助下）在欧洲各个国家寻求获得平等权利的渐进过程。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持续参与这一过程毫无疑问有切身的利益，但主要的动机仍是他们对其他犹太人的一种道德义务感：这一点在阿姆谢尔1815年写给弟弟们的信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他在信件的末尾说，“我仍然是你们的哥哥，我希望你们和我，以及所有犹太人一切都好！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那些认为阿姆谢尔只关心自己地位的人误会了他。1814年，他敦促内森继续维系“他在英国皇室中的影响力，原因有两个：第一，为了犹太人的利益；第二，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特权”。“我们拥有如此多的金钱非常好，”3年前，他写信给内森和萨洛蒙说，“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所有犹太人。”
在复辟时期的欧洲，犹太人仍然承受着哪些枷锁？法国的情形可能是最好的，复辟的波旁王朝尽管信奉天主教，但不仅保留了法国革命时期犹太人获得的合法权益，而且亦未能恢复拿破仑在1808年通过的所谓的“名誉败坏法”，该法令给犹太人强加了许多经济限制。正式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个特别的誓约，犹太人在宫廷里需要遵守这一誓约，尽管犹太人1830年前大部分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在英国，当地出生的犹太人会自动获得英国国籍，他们与1828~1829年前的天主教以及非国教教徒一起，被排除在议会（无论是作为成员还是选民）、当地政府和古老的大学之外。另一方面，英国对犹太人没有设置经济和社会障碍。
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各个公国情况各异。普鲁士在1812年《解放法令》公布后建立了最为宽松的法令，给予了犹太人平等权利；尽管在实际情况中，他们仍然被排斥在官方机构和军管团之外，1822年之后还被禁止从事教师职业以及参与市政。形成对比的是，在奥地利，自1782年的《宽容赦令》（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经济限制）颁布之后，对犹太人的限制几乎再无改变：犹太人仍旧被禁止在帝国疆域内拥有自己的土地；必须缴纳一项特殊的调查税；婚姻受到限制；如果出生在帝国之外，必须获得特别的“宽容”才能够定居，这种“宽容”审批每3年需要续签一次。
犹太人也被排斥在关务员系统之外，尽管他们能够在军队里服役，而且一些人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当上了军官。当列昂内尔1827年在德国穿行时，他只发现维也纳的犹太人地位如此的糟糕：“犹太人受到了沉重的压迫，他们不能在政府中谋求任何职位，也不能拥有任何土地，甚至不能在城里拥有房子，他们被迫缴纳沉重的宽容税，而且租房也必须获得特别的许可。”所有这些限制直接影响了他的叔叔萨洛蒙。1823年，萨洛蒙的表弟安东·施纳佩尔想移居到维也纳，与他的高级秘书利奥波德·冯·威尔瑟姆斯泰因的亲戚结婚，萨洛蒙不得不向梅特涅寻求许可。10年后，萨洛蒙不得不为另一个高级秘书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他出生在法兰克福）申请更新“宽容”许可。萨洛蒙自己只能在维也纳租房子住，他在1831年提出请求，希望他和兄弟们能够被允许“将部分财富转变为不动产”，但遭到拒绝——尽管萨洛蒙精明地声称，这样做“与政府自己的利益完全一致，这与吸引大量资金进入奥地利无异，它将成为征税的理想对象。”如果这样的期望对于这个国家权势最为强大、最为忠诚的银行家都难以实现的话，那么19世纪40年代之前，改善奥地利犹太人整体地位的努力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在德国西部，1814年法国占领即将结束时，各种事情变幻莫测。达尔贝格1811年给予犹太人全部公民权利的法令在他辞去大公以后不久即被中止。1814年3月，特别犹太人誓约再次被引入宫廷，犹太人被迫离开公共职位。同一年晚些时候，市民大会的成员资格再次限定为基督徒所有。在相邻的黑森——卡塞尔，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前文中已经看到，这种措施部分反映了排犹情绪的盛行，在法兰克福更是来势汹汹。阿姆谢尔写于这个时期的信件充满了对即将来临的暴力的恐惧：异教徒“会喝犹太人的血”，甚至“把犹太人烤了吃”。但是，有一个机会能够遏制住这种势头，即利用1814~1815年的维也纳国会，这次会议将出台新日耳曼联邦的政体形式，从而为争取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获得解放提供了可能性。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控制的是战后的金融领域，这些主要在巴黎确定，但他们仍对奥地利首都发生的一切事情保持了密切的关注，法兰克福的犹太社区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维也纳，争取自身权益。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第一个看到有必要进行此类游说的人是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1814年7月21日，她给当时在伦敦的萨洛蒙写信说：
在公民权方面，我们的处境并不美好……在我看来，我们仍然面临着漫长的斗争。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有兴趣，即便偶尔听到一两句关于它的话，我也会如此急切地细听它所讲的内容……我非常好奇它的结果将是什么。我最亲爱的萨洛蒙，你能不能通过你在那里的熟人从中给予援助？这将是一件神圣的好事，用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可能那里的一位大臣能够将你引荐给在这件事中有话语权的奥地利、俄罗斯或其他官员。你或许会问一个女人怎么关心公共事务？她应该写一些与锅碗瓢盆相关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所做的事都是必要的。对于这件事，没人做过任何事。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我们将会为自己没有做更多的事而苛责自己……这件事现在最为紧迫，而在法兰克福这里，没人为它做任何事。阿姆谢尔和卡尔则无须这样的敦促。在同年8月和9月，阿姆谢尔在柏林处理生意，从那时起，他将俄罗斯与普鲁士在犹太人权益问题的立场有关消息传递给了伊萨克·贡普雷希特，此人是法兰克福犹太社区前往维也纳的领导人之一（其他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博恩的父亲雅各布·巴鲁赫以及律师奥古斯特·雅斯索伊）。与此同时，卡尔写信给内森，询问一位“英国官员”是不是正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可能是卡斯尔雷——“他能否在犹太人公民权问题上提供帮助。”
从很早的时期开始，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在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的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后者是普鲁士解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按照阿姆谢尔的说法，哈登贝格“对犹太人非常友好……他给予了格但斯克犹太人公民权，而且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当时格但斯克的异教徒商人将此事捅到了国王那里。”卡尔还敦促内森“给大臣（可能是普鲁士财政大臣比洛）的妻子送一些小礼物。非常肯定，他站在帮助犹太人的立场上。”普鲁士外交官威廉·冯·洪堡受到了同样的奉承：尽管他在1814年轻蔑地拒绝了犹太代表团送给他的3只宝石戒指，但两年后的一笔交易还是让他轻易“就范”：阿姆谢尔向他买了一些匣子，对于高得离谱的价格，阿姆谢尔认为“如果能用它来得到一些东西（很值得）”。另一个被他们寄予厚望的人是梅特涅，但是他对犹太人显而易见的同情态度却并没有影响到奥地利其他大臣。1815年10月，一封来自萨洛蒙的信件要求内森为“那个替犹太人做了一切事情的大人物”购买价值2万英镑的英国股票。这个人可能是指哈登贝格或梅特涅，萨洛蒙在写信的前一天拜访过他们。而布德鲁斯——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威廉让他官复原职——也被看做是可能提供帮助的一个人选，但犹太社区欠他钱的事实无疑会让他的态度复杂化。
一开始，在维也纳似乎能达成一项妥协。例如，1814年12月，卡尔听说只要支付5万古尔登，法兰克福犹太人的公民权就能够（再次）获得，效仿他父亲的做法，他捐了5 000古尔登，同时免去了社区欠公司的3 000古尔登债务。但是结果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按照不来梅市长斯米特的建议，《日耳曼联邦法》——1815年6月由各成员国签署的松散联邦宪章——第16章只提及各成员国之前给予犹太人的权利，废除了拿破仑所有的法令，并把将来的安排交给了各个成员国自己手里。但无论结果如何，在拿破仑百日王朝之后，罗斯柴尔德兄弟继续着他们的努力，希望直接给法兰克福官方施加压力。9月，阿姆谢尔把法兰克福形势的最新情况详细地告知了巴黎，敦促他的弟弟们去见梅特涅以及去见“哈登贝格的好朋友比洛，他在柏林答应我给予帮助……如果你们能提供援手，你们会得到祝福。巴鲁赫还在维也纳，但很快就会返回法兰克福。因此这样的事要趁热打铁”。萨洛蒙应该告诉比洛阿姆谢尔对哈登贝格所说的话：“我们不应该被看做是异端。在艰难时期，我们（犹太人）与任何当地人一样在军队里服役。我相信如果你做这件事的话能够做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敌人，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我的敌人太多了，如果我们最终空手而回，我将会感到非常抱歉。”
萨洛蒙很快就报告了梅特涅以及哈登贝格愿意提供支持的消息，后来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别向法兰克福官方发去了信件，敦促履行1811年达尔贝格与犹太社区达成的协议——或者按照萨洛蒙更为乐观的解释，告知他们（法兰克福当局）“即便魔鬼夺走了法兰克福犹太教徒以外的所有人，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也将保有他们的公民权”。詹姆斯也敦促内森从英国高级官员那里弄到一封类似的信件。当哈登贝格11月末到法兰克福时，卡尔让他接见了犹太社区的一个代表团，阿姆谢尔也在其中；并进一步鼓励哈登贝格“在我们犹太人事务上发表仁慈的言论”。“你不可能找到比这件事更有益于犹太人的事情了。”他向兄弟们吹嘘说。卡罗琳甚至在12月7日写了一封信，祝贺她丈夫所做出的努力。
这些祝贺都有些过早了。阿姆谢尔早在9月初就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令人失望的消息，当时他听说施泰因男爵可能将对这件事做出决定性的定论，而施泰因被认为“反对犹太人”。11月，阿姆谢尔接到巴鲁赫从维也纳发回的坏消息，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官方对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的信件置若罔闻。从德国外部也无法获得帮助：根据内森透露，英国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克伦卡蒂伯爵并不是“我们犹太人的朋友”。更糟糕的是，奥地利驻联邦议会的代表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被证明与法兰克福当局“沆瀣一气”，认为“这个民族，不会与其他任何民族融合，他们一直团结一致地追求自己的归宿，将很快就会威胁到基督徒的公司，由于可怕的人口增长速度，他们很快就将遍布整个城市，一个犹太贸易城市将最终出现在我们庄严的大教堂旁。”
尽管阿姆谢尔和卡尔一直游说德国公国的各个代表，并得到了哈登贝格和洪堡的鼓励，俄罗斯驻法兰克福的特使也给予了支持，但他们仍然越来越悲观。实际上，阿姆谢尔开始谈论干脆离开法兰克福的打算——尽管这可能只是威胁法兰克福当局，让其难堪而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卡尔第一次通过精心策划，来应对他们在法兰克福的社会孤立地位：他们举行的第一批晚宴实际上是为了游说外交和金融圈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且这些人“与犹太人利益密切相关”。他们为争取银行家贝特曼的举措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按照贝特曼公司的说法，他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言论变幻无常。与此同时（1816年11月），阿姆谢尔、巴鲁赫和约纳斯·罗斯柴尔德给联邦议会发去了一份备忘录，对法兰克福参议院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犹太人权益方面的立法成果比1811年要逊色得多。在卡塞尔，尽管犹太人被给予了公民权（当然必须要付钱），但处处存在的经济限制使得犹太人无法获得房产的所有权，同时他们还被禁止在街上叫卖。在布德鲁斯的妻子看来，卡尔对选帝侯的讨好有些让人生厌：“我认为，威廉国王知道他独自一人开启了变革，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动议，他的思想一直以来是多么开放。”实际上，他希望威廉给予哈瑙境内的犹太人同样的权益。但他和他的兄弟们很清楚地知道，尽管犹太人公民权附加的条件似乎“大体上都不重要”，但它们“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来说是头等大事”。此外，卡尔私下里曾评价说，选帝侯“在不遵守诺言方面是一个专家”——这一论断在1820年再度出现，当时有传言说，新的居住限制将再次强加到卡塞尔的犹太人身上。但是新法案实际上恰恰是符合“解放契约”条件的法令，也是各公国希望与犹太人达成的妥协——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但要求实现重组和同化，这比什么都没得到要好得多，但是它并没有满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要求。
在法兰克福，尽管有了选帝侯友善的先例，但相关争论最终在1816年10月以一场失败告终，当时修订后的宪章只承认基督徒之间的平等，把犹太人看成二等公民。让人尤其难堪的是，法兰克福当局修改1811年法令的时候，还特意引用了阿姆谢尔的花园一事作为他们文明对待犹太社区的证据。如果此举是为了收买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它并不成功，它只让阿姆谢尔变成那些希望对犹太人采取更为严厉措施的暴徒攻击的目标，这些人希望犹太人全部搬回之前的聚居区。
我们已看到，这个时期，随着话剧《我们的非法交易》上演以及大量排犹小册子的发行，法兰克福的反犹情绪越来越明显。在围绕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中，法兰克福参议院的一些成员曾被听说要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建议将所有犹太人赶出法兰克福，“因为那些只想赚钱的流浪汉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毁灭我们基督徒，因此几年内，大部分基督徒市民和居民的欢乐和财富将被劫掠一空。”1816年9月，犹太社区一群焦虑的代表向罗斯柴尔德兄弟写信，提到了“你们如此辛劳和热切地为我们劳作，你们与我们是如此的团结”，但同时也承认：“我们一直期待的美好结果并没有实现……我们担心如果不采取具有非常决定性意义的措施，那座堡垒将很难攻克。”
这些措施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于在法兰克福遭遇的挫折，阿姆谢尔愤怒地谈到了，通过“生意，即便最后亏损”来“伤害”法兰克福的异教徒商人。更为可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利用他们急速增长的财富。一些德国犹太人把目光投向了内森——当时五兄弟中最富有、影响力最大——提供的某种英国式的解决办法。“我希望驯服拿破仑的英国人不久就能来到这里，”法兰克福犹太社区的一个领袖写道，“就像他们在别的地方释放基督徒奴隶那样，要求法兰克福参议院释放犹太奴隶。”阿姆谢尔本人也敦促内森让“英国大臣（驻巴伐利亚）弗雷德里克·拉姆再次鼓动”支持犹太人。根据兄弟之间的通信，内森做了他能够做的所有事。他通过大量的通信，确保获得了荷兰国王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支持，同时采取行动维护了英国拥有管辖权地区的犹太社区利益，如科孚岛和汉诺威。“我想，如果你接近摄政王，就能够很轻易地改善我们的处境。”一个名叫迈尔·施泰因的汉堡犹太人1819年写信给内森说，“为何汉诺威的犹太人生活在英国的一个省里，但却没有得到英国同胞所享受的同等法律呢？过去一个世纪的暴政应该告一段落了，我们希望从你的方向升起照耀我们的太阳。”当然，在法兰克福的问题上，英国的影响力很小：最好的战术似乎仍然是从柏林和维也纳借力，希望较大规模的公国最终能够迫使法兰克福软化它的态度。在这方面，内森同样作出了贡献。兄弟几个在这方面的举措也成为他们此后这类活动的一个模式，他们在1818年与英国的贷款谈判中，在犹太人问题上设立条件，赢得了普鲁士的有力支持。兄弟几个还在亚琛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实际上，阿姆谢尔要求萨洛蒙应该“不抱着做生意的目的去那里，而是要出于所有犹太人的利益考虑”。也正是犹太人权益的事情让他们与弗里德里希·根茨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当时他和梅特涅参加国会会议恰好经过法兰克福。
尽管通过金钱将柏林和维也纳牢牢拴在了自己的阵营里，但仍不能阻止法兰克福激进主义者最终在1819年8月走向暴力，发起“嗨”骚乱。另一方面，暴乱也起到了增强反法兰克福当局力量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考虑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他们提升了阿姆谢尔离开法兰克福的威胁。詹姆斯写给维也纳银行家戴维·帕里什的信（显然是写给梅特涅看的）中，证明兄弟几个使用自己的财政影响力代表的是他们的“国家”（这个词语经常被用到）：
这些动乱的结果能是什么？它们只能产生这样的效应：让我们民族所有的富人离开德国，把他们的财产转移到法国和英国，我自己也建议我哥哥关闭法兰克福分行，然后来我这里。如果我们开了头，我相信所有富有的人都会效仿我们的做法，我怀疑德国的君王们是否乐意看到这种情形的发生，到时候，他们需要筹措资金时不得不向法国或英国伸手借钱。我们在德国购买了债券，如果它不是我们的国家，谁还会奋力抬升它的汇率？要不是我们的示范为国债树立了绝对的信心，基督徒公司会参与进来，拿出部分财富投资各种证券吗？法兰克福骚乱的幕后人物的目标是要将所有犹太人赶到一条街上，如果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会不会导致一场大屠杀？我无须指出这种事件是多么不受欢迎，尤其现在我们的银行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王室保存了大量的财产。对我来说，奥地利和普鲁士应该制定一些法兰克福参议院能够运用的措施，有效地应对诸如本月10日发生的暴力事件，以确保每个人的财产安全。
在他们公开的对手、不来梅市长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充分地利用了他们的金融杠杆。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一些小公国在困难时期，也投靠了这支金融势力，这使它拥有了寻求帮助的有利位置，尤其是在这种很明显、不那么重要的事务上能够提供的帮助，比如为一个小公国里的几十个犹太人寻求保护”。
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在1820年继续保持施加压力，迫使梅特涅向布奥尔施压，因为后者仍然支持法兰克福当局的做法。他们同时游说巴德尼斯政府，使那里的犹太人获取利益。当梅特涅在1821年10月访问法兰克福时，他通过与阿姆谢尔共进午餐的机会，发出了自己同情犹太人的信号；与此同时，萨洛蒙在根茨又一次“聆听致命法兰克福犹太人事务”后，与他“达成了一项重要财务安排的共识”。1822年，阿姆谢尔甚至给梅特涅的情妇利芬公主写信“请求收回针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指令，明斯特尔伯爵肯定已经发给汉诺威的大臣了”。
这一运动并没有落到完全失败的地步。在他写信给利芬公主之后的一年，阿姆谢尔就已经庆祝布奥尔被召回，同时来临的还有一个较有同情心的明希–贝林豪森。海涅1822年3月从柏林发出的信件中，他发现犹太人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公民权，这拥有一个“更好的前景”。但私下里利芬公主对阿姆谢尔的信所做的反应具有启迪意义：她告诉梅特涅说，那封信“是能够想象到的最有趣的信……4页纸充满了感情，祈求我为他所在城市的犹太人提供帮助，我竟然成了犹太人的主人！信中充满了天真的自信，让我感到很可笑”。如果这也是梅特涅的想法，那么兄弟几个在维也纳的努力收到的成果可能会比他们预期的要少。最终，法兰克福当局仅做出了最小的让步。犹太人无须回到之前的聚居区——并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只是松了一口气——大量针对犹太人的限制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他们的公民权显然是第二等级的。新法令确认了“犹太居民”的“个人公民权利”，与之前一样禁止犹太人从政；对他们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整个社区归属参议院的一个委员管辖；与之前一样，每年只能有15次婚礼（只允许两个人与外面的人通婚）；恢复了法庭上的犹太人誓约。要记住的是，这些规定适用于整个城市人口（约为4 530人）的1/10。大多数规定——包括限制犹太人与法兰克福以外的人通婚——一直执行到1848年。实际上，法兰克福犹太人一直到1864年才获得所有的平等权利。
海涅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解放运动中的角色编写了一则讽刺所有商人的笑话：
法兰克福公民证（价格）……据称比票面价格下跌了99%——用他们在法兰克福的“行话”来说……但是——再次像一个法兰克福人说话的口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与贝特曼家族匹敌了吗？全世界商人的信仰都是一样的。商人的……办公室就是他的教堂；他的桌子就是他的教堂长凳，他的复写簿就是他的圣经，他的仓库是他最圣洁的地方，交易所的钟声是他的教堂钟声，他的黄金是他的上帝，他的贷款便是他的信仰。
但是海涅没有说到关键问题。处于争论中心的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而是所有犹太人的地位。海涅对于商人的宗教信仰或缺少信仰的论述，他的观点用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并不合适。无论如何，贝特曼和罗斯柴尔德相互匹敌的观点并不为大多数法兰克福异教徒所接受。
在法兰克福为犹太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与1828年之后内森和儿子们在英国参与的解放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延续性。在英国，犹太人忍受的歧视性法令并没有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任何不便。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内森像在伦敦交易所那样做生意；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购买他看中的房子。英国犹太人被排斥在政治圈和大学之外的情况，对内森来说完全没有影响，因为他没有意愿或需要进入这些机构。但内森并没有坐视不理。即便他是五兄弟中在追逐利润方面最为虔诚的，他仍然感觉到有义务为所有犹太社区的利益积极奔走，即便争取到的权益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1828年和1829年，限制清教徒持异见者和那时的天主教徒进入政治圈的禁令被撤销，但对犹太人却没有——这要归结于议会的“效忠誓约”（最初用于排除那些“不屈服的天主教罪犯”），因为其包含了“以一个基督徒的忠实信仰（宣誓）”这样的词句。这种矛盾似乎激怒了内森——或者更准确地说，激怒了他的妻子。因为内森与他的哥哥萨洛蒙一样，显然容易受到女性在这个问题上施加的压力。1829年2月22日，他妹夫的哥哥摩西·蒙蒂菲奥里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和妻子朱迪丝：
搭车去看望了汉娜·罗斯柴尔德和她的丈夫。我们围绕“犹太解放”的话题谈了很久。他说他随后去拜访首相大人，就此事给他提供建议。汉娜说，如果他（内森）没有去做这件事，她就会去做。罗斯柴尔德夫人显露出来的精神以及她所用的简短但给人深刻印象的语句，让我一下子想起来她的姐妹蒙蒂菲奥里夫人。
在随后的行动中，内森和蒙蒂菲奥里紧密地合作。泛泛地说，他们倾向于推动出台一项更为谨慎的策略，有别于英国犹太人代表伦敦委员会（后来通常被称为代表委员会）领导人伊萨克·莱昂·戈德斯米德提出的战略。
对内森而言，这件事突然非常清晰地凸显了他与工党政府关系的局限性，尤其是与首相威灵顿的关系。这可能有些天真，他试着接触了工党的关键人物，打探4月初实现犹太人解放的可能性，而当时正处于天主教徒解放引发的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这一危机几乎将政府拖下台。首相以及林德赫斯特勋爵（Lyndhurst，上议院议长）纷纷推辞：
他建议他们保持平静……直到天主教徒的事端平息，但是如果他们认为立刻推进这件事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并派霍兰德勋爵去处理这件事，那么他将提供支持，因为他认为将犹太人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得到公众舆论的引导。
在这个模棱两可的信息的基础上，内森向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提出建议称：“祈求获得解放的请愿书应该准备好，只要上院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就能够递送给他们。”按照内森的建议，请愿书完全由英国出生的犹太人起草，他也建议只由英国出生的犹太人在上面签名（因此他儿子列昂内尔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而没有内森的名字）。然后他和蒙蒂菲奥里拿着请愿书找到了老朋友、前大臣范西塔特（此时是贝克斯利勋爵），后者同意将它提交给上院。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深受感动，写信向内森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代表希伯来同胞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专心，特别感谢他亲自参与，表现出了无比的热忱，利用他的影响力推动了英国消除对犹太人限制的进程。”一项法案开始草拟。
但是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形势变得很明显，威灵顿反对当年提出这样的法案，下一次议会会议期间他也不会讨论这个议题。内森在1830年2月拜访威灵顿时，“恳求”他“为犹太人做些事情”，公爵答复内森说，“他不会让政府在犹太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建议他们延期向议会递交申请，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风险由他们自己承担，他也不会给予任何承诺。”基于这样的事实，内森变得有些悲观。自由派工党成员罗伯特·格兰特一周后还是提出了有利于犹太人的请愿书，4月5日第一项议案提交，这也是大批议案中的第一个——内森自己可能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但是，两天后，他告知弟弟詹姆斯，“犹太人的事情不会获得通过。”他游说了另一个工党老朋友——赫里斯，此时是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但是政府的态度未能发生改变，法案最终在“二读”中以165票对228票落败，未获通过。此时，犹太解放期望获得的支持很明显从辉格党那里更容易获得。与工党亲近了数年之后，内森突然发现自己与反对派站到了一起。
犹太解放问题跨越了党派界限：支持者包括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爱尔兰天主教派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和自由派工党成员威廉·赫斯基森，而早期最大的反对者包括威廉·科贝特。更为激进的反对情绪能够从大量漫画中看到。格兰特的草案（日期为1830年3月1日）提出后不久，一幅漫画便被刊登出来，画面中一个留着胡子的犹太人在下院聆听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支持草案的首次演讲，犹太人说：“这是我的人民信教的自由——就这么回事”（见图6.2）。
图6.2 佚名，《搅乱议会——莎士比亚》，《镜子》第三期（1830年）
资料来源：犹太神学院《作为其他人的犹太人》第34页。
画中人物在外形上与内森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他口袋里的一张汇票上写着“100%利息”的字样，清楚地刻画了犹太人与金融之间的联系。
在同时期的另一幅标题为“东方的贤人与西方的伯爵”漫画中，内森与格兰特交谈着（见图6.3），
图6.3 佚名，《东方的贤人与西方的伯爵》，《麦克莱恩月刊》，漫画页，第55期（1830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7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为你争取立法的权力，尽管立法主题是你嘲笑的宗教。”格兰特说，“但是小心眼的议会把议案扔了出来。”内森回答说：“啊，好，别在意：你有没有西班牙国债卖？我给你48点的价格。”另一个站在内森身后，显得更为刻板的犹太人小声说，“很好，我们能够轻易地把它的价格推到50点”；另一个则说，“我的上帝，胡子将不再流行了，见鬼！”在两幅漫画中，单词“Bill”（议案，票据）被用成了双关语：暗示犹太人更关心金融利益，议会犹太人解放议案的支持者都十分精明。
工党反对派即便在辉格党重掌政权之后，仍旧阻挠犹太解放运动。第二项议案在1833年通过了下院的“三读”，但面对威灵顿以及以一批大主教为首的反对派面前，法案在上院再次折戟；第二年，这样的情形再次上演。在皮尔1834~1835年短暂的首相任期中，内森是一封写给首相的联名信的签名人之一，这封信建议政府至少支持一项犹太人解放的议案。但是皮尔予以拒绝；政府的各项措施只是在辉格党重掌政权时才开始实施。一年后，1836年，国库大臣托马斯·斯普林·赖斯再次提出了一项犹太人解放议案，但它同样未能通过上院。
很难相信工党对犹太解放的反对意见没有影响到内森的政治观点。我们将看到，他对于改革法案的态度在1830~1832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似乎与威灵顿在犹太解放问题上的立场有关。当然，当他的儿子们举起棒子，投身到他们父亲曾经战败的战场上谋求胜利时，他公开标榜自己是辉格党人，甚至是自由党人。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的花园保留了下来，但罗斯柴尔德在犹太解放运动中的下一个标志——列昂内尔在下院的议席——直到内森死后22年才获得。而那之后，又过了3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与工党和好。
独一无二的犹太家族
尽管他们对犹太教无比虔诚，关注他们“共同信仰者”的利益，但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事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努力将自己与更为广泛的犹太社群区分开来。到19世纪20年代，从财富上来说，他们毫无疑问已经独一无二。在享受的特权方面，相对于其他犹太人，他们同样独一无二；这也是海涅使用“独一无二的家族”这个短语特别要注明的一点。但是，他们在维持一个家族的运转方面同样也是独一无二的。
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多数家族公司的寿命都有限。继承祖业的下一代缺乏经济动机，即缺少驱动他们祖父和父亲的“职业道德”，这样的观点远非托马斯·曼的首创，他在《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一书中，让这种现象为世界所熟知。这一点对于弗朗西斯·巴林来说再熟悉不过。由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子孙缺乏商业热情，他在1803年悲伤地写道：“建立在一个人业绩之上的家族，它（的辉煌）不会持续60年……一个商人、银行家等的后代，尤其是他们年轻时，放弃了先辈的求索精神，或者只通过代理人经营生意，自己则完全不理，这是走向快速毁灭的道路。”不过实际上，巴林家族的金融王朝相对较好地存活了很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才放弃了对自己银行的控制。但19世纪同期的其他无数家族公司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寿命仅持续了一代或两代。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了独一无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出现这种衰落情形。
当然，对公司采取预警措施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后代”，按照迈耶·阿姆谢尔的遗愿（以及当时的社会习俗），“后代”是指儿子。阿姆谢尔无法生育，但他的弟弟们则生育了大量的继承人——一共13个。第一个是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生于1803年；内森有4个儿子：列昂内尔（生于1808年）、安东尼（1810年）、纳撒尼尔（1812年）和迈耶（1818年）；卡尔也有4个儿子：迈耶·卡尔（生于1820年）、阿道夫（1823年）、威廉·卡尔（1828年）和安塞尔姆·亚历山大（1835年）；詹姆斯同样有4个儿子：阿方斯（生于1827年）、居斯塔夫（1829年）、萨洛蒙（1835年）和埃德蒙（生于1845年）。
当这代人开始结婚时，生育男孩仍然得到了重视。实际上，生育男孩的压力比任何压力都要大。“你怎么看待我刚出生的小女儿？”安塞尔姆在1832年第二个女儿汉娜·玛蒂尔德出生后，问安东尼，“如果是一个男孩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他的妻子夏洛特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但在1828年夭折。）当列昂内尔也生了一个女儿（莉奥诺拉）后，巴黎的一个高级秘书写信安慰他：“我真要恭喜你得到了一个千金——你知道那是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女孩……这有点迷信，但事实就是这样的。”“你可能希望得到一个儿子，”他接着说，“他会来的——两年内你就会看到他的降临。”但是，当第二个孩子如期到来时，却仍旧是个女孩，安东尼难掩失望之情：“向你和你夫人表示祝贺，在这些事情上，一个人必须接受他能够得到的东西。”而安东尼自己也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弟弟迈耶只生了一个女儿。卡尔的儿子迈耶·卡尔和威廉·卡尔有十几个女儿，但没有儿子。直到1840年，第三代才生育了第一个男孩（列昂内尔的儿子纳撒尼尔，两年后另一个儿子艾尔弗雷德出生）；当纳特（内森三子纳撒尼尔）的妻子怀孕消息公布后，胜利的消息令人欣喜。“内森决定不被家族里的兄弟打败，计划明年向大家展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这可是今天的重大消息。”兴奋的安东尼写道，“非常肯定的是，如果他愿意与他的大哥一较高下的话，那么家族将增加许多小家伙，也会增添许多快乐。”但那依旧是一个女孩，未满一岁便夭折了。
但是，如果从他们的评价中得出一个残酷的“性别主义”，那就错了。它们显露的是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它持续了数年——担心第三代可能生育不出男性继承人。在内森妻子汉娜的眼里，如她在1832年所说的那样，“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为我们带来的欢乐是一样的，因为我对任何（因没有男孩）而发牢骚的人毫不怜惜。”这不仅仅是一位女性的看法。安塞尔姆的妻子为他生下儿子后，他对男孩子的偏爱就消失了，他在妻子再次怀孕时透露：
如果卡洛·多尔（显然是纳特的昵称，他的妻子也刚好怀孕）生了一个小姑娘或小男孩，那么我的孩子无论将来是一位丈夫还是妻子，都能被大家所接受……公众将不会说罗斯柴尔德家族那年没有生育一个子嗣。我希望比利不久也能学习我们，如果他去泡泡温泉，他肯定会成功的。
到此时为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遵从的仍旧是传统习俗。但安塞尔姆轻松的信件中可能也触及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女儿没有儿子那么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家族秉承的族内通婚的策略。
1824年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娶（嫁）其他类似犹太家族的成员，通常是那些与他们有生意往来的家族。这一点在迈耶·阿姆谢尔的子女身上表露无遗，几个儿子（只有一个除外）分别娶了埃娃·哈瑙、卡罗琳·施特内、汉娜·科恩和阿德尔海德·赫茨，几个女儿则分别嫁给了沃姆斯、西奇尔、蒙蒂菲奥里以及贝弗斯两兄弟。按照19世纪的标准，这很平常。我们知道，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日耳曼联邦法》或多或少地迫使他们只能在一个小社区里进行同族通婚。但是，即便不强迫，大多数人——不仅仅是犹太人——也倾向于在自己同一信仰的社区里进行通婚，如果他们正好离开家乡，就会寻找一个对等的社群（就像内森在伦敦那样）。但是，1824年后，罗斯柴尔德人倾向于只与罗斯柴尔德人通婚。1824~1877年间，迈耶·阿姆谢尔后代进行的21起婚姻中，至少15起发生在是直系后代之间。尽管表亲联姻在19世纪也司空见惯——尤其在德国犹太人的商业王朝里——这种族内通婚的数量也极不寻常。“这些罗斯柴尔德成员以最异常的方式与别人相处，”海涅说，“非常怪异，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家族中挑选结婚对象，各分支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节点，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要弄清楚（这个家族）谱系图非常困难。”这再正确不过了，即便欧洲的王室也没有如此紧密的通婚关系，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称呼的“我们神圣的家族”则暗示，他们将自己视为某种代表人物。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克逊–科堡家族相似的原因之一。
家族内部通婚起始于1824年，詹姆斯娶了自己的侄女、哥哥萨洛蒙的女儿贝蒂。（因为詹姆斯比萨洛蒙小很多，他和贝蒂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当时他32岁，贝蒂19岁。）两年后，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娶了内森的大女儿夏洛特。然后是长达10年的空白，直到内森的长子列昂内尔与卡尔大女儿夏洛特的联姻——这桩婚事恰好发生在家族历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阐述。又过了6年，纳特娶了詹姆斯的女儿夏洛特（不停重复的名字也增加了家谱的复杂性）；卡尔的儿子迈耶·卡尔娶了内森的三女路易丝。内森另外两个儿子安东尼和迈耶的妻子不姓“罗斯柴尔德”，但他们之间依旧是表亲关系：路易莎·蒙蒂菲奥里（1940年）和朱莉安娜·科恩（1850年）。（前者也是迈耶·阿姆谢尔的直系后代，因为她母亲是内森的妹妹亨丽埃塔，后者是汉娜的侄女。）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四代。1849年，卡尔的第三个儿子威廉·卡尔娶了安塞尔姆的二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一年后，他的哥哥阿道夫娶了汉娜的姐姐卡罗琳·朱莉。1857年，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娶了列昂内尔的女儿莉奥诺拉；1862年，他的弟弟萨洛蒙·詹姆斯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阿黛尔；1877年，詹姆斯的小儿子埃德蒙娶了威廉·卡尔的二女儿阿德尔海德。安塞尔姆的两个儿子娶的也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列昂内尔的二女儿埃维莉娜（1865年）和阿方斯的大女儿贝蒂娜（1876年）。最后，列昂内尔的大儿子纳撒尼尔——通常被称为“纳蒂”——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埃玛·路易丝（1867年）；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娶了埃玛的妹妹劳拉·泰蕾兹（1871年）。
他们为何要这样做？浪漫的爱情、现代婚姻的理性准绳在老一辈的眼中只占非常非常小的位置，他们在“便利的婚姻”和“爱情的婚姻”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卡尔的婚姻就是一个典型，他在德国人之间精挑细选寻找合适的新娘，但谈到最终选择阿德尔海德·赫兹时，他却对其他兄弟说：“我没有恋爱。恰恰相反，如果我认识其他人的话，我会和别人结婚。”阿姆谢尔娶埃娃·哈瑙同样不是出于爱情；按照当时的一则记录，他曾公开承认，“我真正爱过的那个人，我从没能称她是我的人”；他的侄子安塞尔姆称阿姆谢尔与埃娃的金婚纪念日，标志着“50年的婚姻煎熬”。卡罗琳和萨洛蒙更是合不来；我们已经知道，1812~1815年期间，两人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萨洛蒙不停地奔走于各地做生意——或按照内森的要求四处奔波。5年后，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卡罗琳（在法兰克福）敦促萨洛蒙（在维也纳）不要仅仅因为“你的弟弟内森希望你去”就动身前往圣彼得堡：
这真让人十分费解，有什么地方是你不想去的吗？亲爱的萨洛蒙，不要让你自己被呼来唤去，用你的力量和你的聪慧（抵制它）。此外，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来信。因为信中提到，你将不得不前往巴黎，甚至伦敦。我通常愿意接受你对内森超越情感的生意观，但是我看不到这次的合理理由……你的内森不能无视你们所有人的看法……无论如何，亲爱的萨洛蒙，如果你不告诉去伦敦的理由，你就去不了那里。明白了吗，我亲爱的丈夫？你不会去那里。
如果说两人之间曾经有过浪漫的关系，那么到萨洛蒙结束流浪生活，最终在维也纳定居时，它们也已经荡然无存。卡罗琳一直没去维也纳与丈夫团聚，萨洛蒙一个高级秘书的儿子回忆说，到19世纪40年代，萨洛蒙对年轻的女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但能够确定是，这类婚礼能够产生也确实存在爱情。内森与妻子汉娜的关系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她写给“亲爱的罗斯柴尔德”的信件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真诚、紧密，尽管两人大部分的共同语言是对赚钱的热爱。但是这种亲密关系也被认为是屈从于婚姻，而不是凌驾于婚姻之上，他们别无选择。对于詹姆斯，尽管他的侄女、妻子漂亮聪慧，但他主要将她当做了一种有用的社会资产。“要将自己与妻子剥离开很困难。”婚后仅仅几个月，他就向内森吐露心声，“我不能将自己与我的（妻子）剥离，她是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成为巴尔扎克小说中人物纽沁根的原型，尊敬他的妻子——实际上，非常平等地对她——但却找了一大串情妇来满足他的性欲，只恋爱过一次，是和一个妓女。
之后的一代被认为对婚姻的态度没那么倔强，这种趋势可能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有关（她成功地将自己安排的一桩婚姻转变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确实存在一些证据证明下一代罗斯柴尔德成员对婚姻态度的软化。列昂内尔与堂妹夏洛特1836年在法兰克福结婚前，他曾从巴黎给夏洛特寄去一封爱意绵绵的信，“由于我身在异乡，”他在当年1月7日的信中说，“我只懂得文字的意义，只能够将我的爱，我全部炽热的爱给你，亲爱的夏洛特，我希望能将它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我做不到，即便全身心投入，我的钢笔也经常从手中滑落，然后就是对你的长时间思念，以至于忘了拾起笔……”夏洛特的回信让他更为痴迷：
我焦急、乏味地度过了几个漫长的日子，没有收到你的只言片语，最亲爱的夏洛特，我离开后，第一次收到你寥寥数语的来信时，欢乐感持续了几分钟，现在我再次陷入了愁思中。你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读一次，就越懊悔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开。我同时也很悲伤地发现，你对我仍然如此的漠不关心，你谈的都是娱乐、职业等。你认为，那些东西中，有我没有与你分享的吗，亲爱的夏洛特？我到处接到邀请，被请求出席一些舞会，与一些老朋友一同玩耍，但是我全部拒绝了。唯一静静消磨我的时间而且不会被激怒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待在旅店里，想着、只想着你，最亲爱的夏洛特……
一周后，他的语调变成了近乎绝望的浪漫：
迫使你把心思集中到一个远在异乡的朋友身上，即便只有几分钟，也是甜蜜的，这个朋友自从离开你后，就一直没停止过思念你。这与别人的情形一样吗？还是我与众不同？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有如此多的感觉想和你分享，我最亲爱的夏洛特，以至于我的头脑变得十分混乱。我从一个地方出发，却又回到同一个地方，最后发现自己停留在原地，如果我不能在短时间里享受到向你叙说的快乐，我会发疯的。
但是列昂内尔接着说的一些话却破坏了这封情信的浪漫效果：“我父母看到我如此迷恋你，如此幸运地获得众人口中的佼佼者的垂青，他们该是如何高兴，他们如此急切地想认识你。”但就在几个月前，当天还在马德里打理生意时，他在写给弟弟安东尼的信里表达的却没什么热情：
我会按照父母和叔叔们的安排去做，留下还是回去全听他们的。如果查尔斯叔叔（卡尔）已经去了那不勒斯，那么我就没必要那么早去法兰克福。每件事将根据家族的计划进行，我认为我早回或晚回法兰克福几个月没什么差别，我对立刻结婚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如果我们的好父母没要求我去法兰克福，那么早去或晚去几个星期真的没什么差别。
此外，夏洛特似乎也对嫁给堂兄的未来并不乐观（列昂内尔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给她的信实际上可能是抄袭流行小说与坚决的自我暗示的合成品——要赞扬列昂内尔的是，他的信似乎达到了目标。他们结婚时，正如他的兄弟们带着吃惊的感觉所认定的那样：他似乎真的爱上了她。
说实话，第三代的罗斯柴尔德族人之间的婚姻与他们的父母一样，不过是自发产生的相互吸引的产物，即便其中一方或双方的父母鼓励他们选择伴侣。“他们想与亨丽埃塔姑姑安排一些事情，想让比利（安东尼）和路易莎（蒙蒂菲奥里）在一起。”列昂内尔在自己的婚礼前晚向兄弟们报告了花边新闻，而不是法兰克福股市的表现：“乔（约瑟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想从汉娜·迈耶那里讨得欢心。他在追求路易丝，但她却没有注意到他。小查尔斯（迈耶·卡尔）与路易丝之间不会有进展，他们只说过几句话。”但婚礼过后，他立刻提供了更新的情报：“汉娜·迈耶和约瑟夫·蒙蒂菲奥里彼此没看上对方。后者追求着路易丝，另一个堂弟（迈耶·卡尔）也在追她，他很迷恋她。上帝，这将会有一场竞争，他将成为我的‘双料兄弟’（堂弟兼妹夫）。”他的母亲对“婚姻市场”同样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她报告说，迈耶·卡尔“比我想象的要可爱得多，善于与人沟通，如果他希望讨一个女孩子欢心，他很容易就能做到。他比我们其他的花花公子显得更有男子气概，迈耶用情专一，没有与另一个夏洛特·罗斯柴尔德调情，因此无论谁在将来成为‘开心的男人，都不会有妒忌的理由。”6年后，她将自己的女儿路易丝嫁给了她提到的迈耶·卡尔，而“另一个夏洛特”——她第一次提到这小姑娘的将来时，她只有11岁——嫁给了她的儿子纳特。
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婚姻体系的一个典型秘密就是，男性罗斯柴尔德成员被允许“撒播野燕麦种”：内森的儿子、侄儿和他们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暗示，他们有大量婚前性行为。这些都被上一辈所容忍，只要它没危及族内通婚的制度。1829年，安东尼——他显然是他那一代中的花花公子——出现了越轨行为，他在法兰克福过于痴迷一个身份不明的（也不合适的）女孩子。他的父亲愤怒地将他召回了伦敦，同时指责阿姆谢尔没有尽到伯父的责任。
族内通婚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五个兄弟分行渐行渐远。与这点相关的是另一个期望——确保外人不能染指五兄弟的巨额财富。与当时大多数包办婚姻一样，每一桩婚姻都伴随着一份详细的法律协议，列明双方的财产。当詹姆斯娶贝蒂时，她无权染指他的财产，但是她那价值为150法郎（6万英镑）的嫁礼只有一部分仍是她的财产，如果他在她之前去世并且没有子女，那么她除了能拿回全部嫁礼外，还能再得到225万法郎。当安塞尔姆一年后娶夏洛特时，她不仅从父亲那里得到了1.2万英镑（以英国股票的形式）的嫁礼，还从叔叔，也是公公那里得到了8 000英镑“由她自己支配”，安塞尔姆也给了她1 000英镑，作为婚前分期付款中的首付款。同时，安塞尔姆从父亲那里得到了10万英镑，从内森那里得到了5万英镑。如此大手笔的嫁礼很容易给孩子们，因为钱仍然停留在自己的家族里。
但是，除了利益考虑之外，在家族外部寻找合适的伴侣也确确实实存在困难。到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是富甲一方，将有相同信仰的其他家族远远甩在了身后。早在1814年，兄弟几个就发现，为他们的小妹妹亨丽埃塔找一个合适的丈夫非常困难，经过了多次挫折后，最终选定了亚伯拉罕·蒙蒂菲奥里（内森当时已经与蒙蒂菲奥里家族有了亲戚关系）。他们最初的选择，一个名叫霍伦德的男子，似乎不符合卡尔的标准，不是因为亨丽埃塔不爱他，而是因为，卡尔解释说：“与霍伦德家族有关的人似乎多得可怕……说实话，现在上层社会的年轻男子太稀少了。”另一方面，亨丽埃塔喜欢的男子考夫曼是一个“恶棍”。10年后，兄弟几个的姐姐珍妮特在丈夫贝内迪克特·沃姆斯死后，听从了阿姆谢尔和萨洛蒙的劝说，再次结婚，但她几个年轻的弟弟则发出了不同的意见。詹姆斯向内森抱怨说，她的新丈夫只是一个来自犹太街贫穷股票交易员：
她没有任何可以过活的东西，她跟我妻子说，家里一块面包都没有。这个家伙是一个无赖。他输光了她的嫁妆。今天，他又跑到交易所，可能他希望赢回自己输掉的钱。但是我想，他不会成功。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我们需要每年都为她做些事情吗？与此同时，我私人已给了她几千法郎。
此时，只有一个罗斯柴尔德族人才会真正去帮另一个罗斯柴尔德族人。
没有什么比约瑟夫·蒙蒂菲奥里1836年的经历更能表明合伙人制度以及族内通婚制度独一无二的特点。尽管他的母亲亨丽埃塔是罗斯柴尔德的直系成员，但在内森去世后，他提出自己“应该被吸纳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的提议却遭到了列昂内尔的断然拒绝。“他厌恶这样做，”蒙蒂菲奥里对叔叔摩西说，“他声称已经有太多的合伙人了，而且会开一个不好的先例。即便我向法兰克福的舅舅们寻求帮助，投票时他也会占多数。假如我能成为合伙人，我一定把自己的姓改成罗斯柴尔德。”这个念头最终自行打消，他也收到了意料中的效果：蒙蒂菲奥里“非常明确地表明不喜欢这种情况”，但实际上“他也同意自己无力改变任何事情，甚至没去找舅舅们诉苦”。作为第二选择，这个深肤色的年轻人又提出一个建议，他希望加入伦敦分行，他不再谋求合伙人的身份，但是希望娶列昂内尔的妹妹汉娜·迈耶。但这个建议同样遭到拒绝，我们在下文会提及。
族内通婚的策略中存在着一个危险，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少意识到。在基督教文化中，表亲禁止结婚早在6世纪就已经广被接受，教皇格雷戈里规定，“忠诚的信徒只娶（嫁）隔了三四代的亲戚”。在19世纪的美国，8个州通过了法律，宣布表亲结婚属犯罪行为，另外30个州将其列为民事犯罪。威廉·科贝特曾引用“罗斯柴尔德娶了他自己的侄女”的事实，作为反对犹太解放运动的论据。但是犹太法律并没有此类的限制，由于被迫居住于像法兰克福的聚居区里，无形中造就了表亲联姻的现象。直到19世纪晚期，遗传科学的研究才起步，直到20世纪后半期，基因学家才真正了解了表亲结婚以及其他形式的族内通婚的影响。比如，现在我们知道，德系犹太群落中高发的家族性黑蒙性白痴症——严重损伤大脑的疾病——便是几个世纪近亲通婚的恶果。表亲结婚——尤其是一个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几个世纪的家族——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无论牵涉的经济利益多么重要。如果迈耶·阿姆谢尔与居特林两人当中，有一个人携带有害的隐性基因，那么他们孙辈的两个孩子结婚（发生了4次），双方遗传一个受损基因的概率为1/6；他们的孩子遗传两个受损基因的概率为1/4，这很有可能会患病。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幸运并没有成为某种隐性基因的受害者，而当时血友病广泛出现于19世纪的王室中。后代健康不佳的唯一迹象就是，迈耶·阿姆谢尔的44个曾孙辈的孩子中，有6个在5岁前夭折。按照现代的标准，那是相当高的死亡率（13.6%）；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西欧所有儿童5岁前夭折的比率为25%。当然，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存在着某种罗斯柴尔德“金融基因”，某种程度上族内通婚使它一直流传了下来。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变得真正的独一无二。但这并不容易得到证实，即便它是事实，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似乎对此也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