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先生的特别答辩

假定萨达姆确有一些藏匿的化学和生物武器，他会不会使用这些武器呢？这对托尼·布莱尔来说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他自己所在的工党，也因是否应当支持现在被理解为是“美国”战争的问题而分裂。他自己内阁的两名成员因为这个问题而辞职。如果他在3月18日的下议院上被击败的话，他也很有可能不得不辞去首相一职。在布莱尔看来，只有一条补救措施。有确凿证据证明萨达姆不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他已经能够使用这些武器了。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服犹豫不决的后座议员们：英国这么做是为了自我防御。

首相尽量利用的是支持他想法的情报报告，这一点没什么可怀疑的。虽然他不像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所指责的那样犯有伪证罪，但他更像一名只选择最有利的证据办案的律师。在9月24日出版的一份英国情报档案汇编的序言里，布莱尔先生明确声明：“我确信（萨达姆的）威胁是相当严重而且是随时可以发生的。”萨达姆·侯赛因“对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事计划可以在下达发射令后45分钟之内准备就绪”。就在同一天，他告诉下议院：“伊拉克拥有化学和生物武器……萨达姆已经继续在生产这些武器了……他有使用这些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现成的积极的军事计划，可以在45分钟之内就付诸实施。”除了那最后一句话还有些模棱两可之外——到底是实施什么，武器还是军事计划——基本上，这位首相所想表达的意思与他的此番评论所基于的原始情报的内容之间是存在重大差异的。2003年8月，赫顿勋爵要求内阁对英国情报部门认为是哪些种类的武器可以在三刻钟之内准备就绪作出具体说明。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翰·斯加莱特回答时透露内情说 “是一些与弹药有关的武器，我们诠释为战地迫击炮或小口径武器装备，与导弹不可同日而语”。

3月18日首相给英国下议院作演讲，这无疑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演说。相比他在美国白宫的那位同事，他如此娴熟地将萨达姆·侯赛因暴政的威胁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联系在了一起。他赞成发动战争，不仅仅是要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更要解放伊拉克的人民，恢复中东和平进程，还有——可能也是最聪明的一点——要挽回联合国安理会的信誉。发动战争的理由从未如此具有说服力。然而说到他演讲的核心部分时，他极其巧妙地打住了。他只是声称，联合国武器专家小组至今在伊拉克未发现违禁武器，原因是与伊拉克人有可能正在策划一场可以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相匹敌的阴谋有关联。这两段话，由于一些会议纪要上的技术问题和来自议员席上的干扰，几次被中断，值得在这里被详细地引述：

3月7日，调查人员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件……详述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未能找到答案的问题。这份文件列举了29个不同的他们未能获取信息的地方。举例来说，在针对人造化学神经毒剂（VX）的报告里，是这样说的：“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监督、核查与视察委员会可以获得的证据表明，伊拉克至少有将VX武器化的长远打算。”针对生物武器，调查人员的报告阐述道：“根据我们发现的未列入联合国估算的生物培养基的数量来看，伊拉克潜在生产炭疽热病毒的能力已经达到1.5万升到2.5万升的范围……根据所有可获得的证据表明，一个有力的假定，即伊拉克大约还有1万升炭疽病毒没有被毁掉，可能还存在……”

让我来解释一下它的危险性。一枚火箭发射3千克的人造化学毒剂将污染一个城市的0.25平方千米的面积。1升炭疽热中含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致命毒剂。1万升就解释不清了，9月11日已经使得美国人的心理发生了改变。

布莱尔先生的机灵与雄辩取得了胜利，但是仍不难逃脱这样的结论，他要在他听众的头脑中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萨达姆自己能够上演一场生化武器版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而且地点有可能就在伦敦。尽管赫顿勋爵已经不加追究了，但如果布莱尔先生的信誉度在英国选民的眼中永远也恢复不了的话，他也只能怪他自己了。反对萨达姆的战争并不需要借助于完全不相干的基地组织的威胁，战争本身就有很好的理由。

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可以指望“英国人”的。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仅一个星期之后，就已经宣布，“此后两年，只有英国人会和我们在一起”。事实如此：2001年9月之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英国这样始终如一地支持美国政策，这个现象既重要又令人感到惊奇。它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它确保美国可以在安理会上获得另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而且连美国人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的是，它也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国风格。这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英国不像在波斯尼亚的危机期间，对美国军事行动表现得那样缺乏热心。当布莱尔支持美国出兵科索沃时，他是因为更加充分的理由而支持一位投缘得多的总统。克林顿为人权而战与布什发动的反恐（和政权变更）的战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英国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小布什总统要极力满足布莱尔提出的发动战争就得争取联合国授权的要求。有英国在安理会上撑腰，美国就可以领导反对萨达姆的战争同盟，也可确保美国军队会从实力雄厚的英国分遣队那里得到增援。尽管，英国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不能够同美国军队相提并论，但英国军队在战后必然要担负的维持治安的行动中比美国人的表现更加迅速和有效。但为什么英国首相要为华盛顿设计美国需要的反伊战争计划，并甘愿冒自己政治生涯的风险呢？英国可得的好处相当有限，支持美国要付的代价则立刻凸显出来：英国必须分担战争的成本，以及承担接下来的占领任务。而与此同时，英国也成为了伊斯兰教狂热信徒，继以色列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热衷的攻击目标。但是如果战利品都归了胜利者一方，就如他们历来所做的那样，那么与胜利者一同扛枪的那个人又能拿到什么好处呢？举个例子，英国石油公司要确保在伊拉克油田战后重建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看来不大。尚且，如果小布什总统下一次因为国内政治上的原因要提高进口关税的话，英国出口商当然也不会被豁免，因为所有的英国贸易的谈判都必须得通过欧盟来执行。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老”欧洲与“新”欧洲也许是存在的。而在贸易中，只有布鲁塞尔独占鳌头。在2003年，“英美特殊关系”下的英国所获得的利益看来既微不足道，也不可捉摸。

当然，几乎所有的英国首相自二次大战以来都被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想法所引诱——一种被温斯顿·丘吉尔拟人化了的，情感与相互的失望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的关系。当结束英国在伊拉克统治的政变发生时，这位83高龄的老政治家虽然已经退休了，却很想就盎格鲁–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发表一场演说。他的笔记被保存了下来，46年后的今天看来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美国同英国必须共同战斗，目的是要达到团结。中东出现的复杂情况，只有也仅仅能够通过联合起来的力量和共同原则加以解决，不能只依靠实力的增加。如果我们分开，我们就输了。

这是丘吉尔的一个观点，虽然他最终决定不写进他的发言稿。他旨在暗示，1958年在巴格达发生的政变导致了美军对黎巴嫩的军事干涉，这可能是未来美国版的“苏伊士危机”的先兆。“要讽刺美国，实在太过容易了，”丘吉尔不无戏谑地说，“现在不是我们设法清算多头账务的时机。这些账务会自己趋于收支平衡。”但是英美特殊关系的账务是否会自动趋于平衡呢？

不是所有的首相都假定它们会趋于平衡的。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明智地抵制了来自美国的所有压力，没有派一兵一卒到越南。“作为英国人，”当外相乔治·布朗在1968年1月去华盛顿时，一名美国官员诚恳地说，“你们怎么可以背叛我们？”（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只要在越南能得到英军“高地警卫团的一个营”就满足了。当这个要求也被否决的时候，他满腹牢骚地说： “要是苏联人侵略萨塞克斯，不要指望我们来救你们。”然而，即便是威尔逊，对美国的奉承与哄骗术也并非完全是有免疫力的。1975年在一次对华盛顿访问活动结束之后，他告诉他的一个内阁大臣芭芭拉·卡斯尔说：“欢迎仪式远远超过任何我以前参加过的仪式。”那可能给我们一个启示，为什么这么多的首相愿意如此依附在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上，即使它的实际成果是那么难以确定。不管怎么说，与访问爱丽舍宫相比，访问白宫——甚至是得克萨斯的克劳福德镇（即小布什的农庄–––译注）是更加令人兴奋的事。至访问德国联邦总理府，则更是兴趣索然。如果在布鲁塞尔和美国华盛顿的环城公路之间作选择的话，大多数英国首相会选择后者。这条规则中，唯一一个真正例外就是爱德华·希斯了，他告诉理查德·尼克松，从今往后，他将不得不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9个成员国当作一个来应对。甚至托尼·布莱尔也未能免俗，他原本更喜欢（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而不是（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但结果证明他仍没能抵挡住英美特殊关系的诱惑。

那么谁赢得了胜利呢？一个答案是克劳塞维茨赢了。美国再次通过战争继续追求其政治的目标。这是一场确保其经济和军事优势的战争，快速，也没有多少美国人牺牲：从3月20日战争爆发到6个星期之后，总统小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宣布战争胜利之间，只有91名士兵阵亡。这是一场与20世纪90年代打的不同的战争。尽管人们喜欢谈论“震慑”战略，空中轰炸的阶段短暂而带有选择性，更多的战斗仍然留给了高度机动灵活的地面部队，他们向主要大城市横扫过去，只遭遇了零星的抵抗。萨达姆被颠覆了。9个月之后的搜捕，他被发现躲藏在一个“蜘蛛洞”内。结果证明，萨达姆一直在虚张声势：最初的搜查工作并没有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连制造它们的设施的踪迹也没找到。不过萨达姆更加愚蠢，倘若他直接将实情告诉联合国核查人员，而不是刻意愚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或许还能在他那众多的、令人厌恶的宫殿中，过着奢华而舒适的生活，安享晚年。即便是他的常规武器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大多以这些武器武装的士兵简直就没有进行什么抵抗，而是落荒而逃。

因此伊拉克战争最终更像一场出于人道主义意图的战争，这一点出乎任何人的预想。由于缺乏明显的成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注意力开始被转移到了伊战同盟声明的第二个目标上：将伊拉克人民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事情就开始变得明显，不仅克劳塞维茨赢了，美国也赢了。2003年6月，皮尤全球态度民意公司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及伊拉克战争结果时，足足有3/4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答复者赞同，没有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人民将会过得更幸福。甚至更加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普通伊拉克人看来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巴格达进行的第一次严格的投票显示，62%的巴格达居民认为“自入侵发生以来，他们个人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同取缔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目的相比较是值得的”。此外，有2/3的人（67%）相信伊拉克五年之后的情形跟美国行动之前相比略有好转，或者要好得多，持前者观点的人所占百分比为35%，持后者看法的人所占百分比为32%。该城市的贫困地区对取缔萨达姆政权的支持尤其强烈。对这场战争的反对派的唯一安慰是，根据这项民意调查，在伊拉克人气最高的西方政治家居然是雅克·希拉克。

国际事务中没有感谢一说，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干好事反而不得好报。2003年美国对萨达姆政权发动战争，这个政权屡次违反国际法，屡次公然违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根据人权观察组织报告——杀害自国公民，被萨达姆处决并埋在万人坑里的人数也许就有3万之多。大多数欧洲政府支持美国颠覆萨达姆的决定。欧洲和伊拉克自己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十分欢迎萨达姆垮台这个结果。然而，同样在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人抱怨美国的行动太过于“单边主义”；美国是真正的“流氓国家”，而不是伊拉克。这真是无稽之谈。如何有效地对付那些不愿接受国际社会管束的，从事武力侵略，或者从事大屠杀的国家，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太过软弱无能，这一点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已经非常明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例子已经证实，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军事领导是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阿富汗的事件表明美国多少有独立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的能力，但美国决不是想要完全孤军奋战，无论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暴政被推翻之后，联合国就有事可做了——实际上，北约和国际社会的所有组织都可以有所作为。这个角色所承担的是与军事进攻非常不同的任务，这是政权变更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任务。准确点说，就是国家重建。小布什总统和他的亲密顾问们对国家重建政策一向是心存疑虑的。

阿富汗战争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塔利班政权被颠覆之后美国想怎么做时，拉姆斯菲尔德部长作了透露。他宣布说：“我不认为，我们有责任试图解决那个国家应该成立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我不相信，来自别的国家的人特别聪明，能够告诉另一些国家的人们如何就统治他们自己的体制进行安排。”这也是总统的观点。拉姆斯菲尔德发表声明后的第三天，小布什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如是说：“我反对使用军事手段进行国家重建，一旦做完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的军队就不是维和部队了。我们应该把联合国放在那里，起保护作用，然后我们离开。”他特别赞同他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一个有关“联合国授权，加上第三国军队统治的喀布尔”的想法。如同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截然划分一样，要在美国实行的政权变更和联合国主导的国家重建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是不可能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旦大规模的战事结束，美国并不能轻易地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出。

即使在入侵伊拉克爆发之前，迈克·伊格纳蒂耶夫称之谓“帝国监督的特别新形式，即国家重建”——用他诙谐的造词法来说就是“淡化的帝国”——已经至少在三个国家中进行了。虽然没有一次是联合国正式提出要求的，联合国参与的国家重建（准确地讲，是政权重建）工作之所以可能，美国的军事干预是先决条件。而且，每次都是联合国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给予国际合法性和国际增援。随着时间的迁移，双方的目标当然发生了变化。在巴尔干地区，共同目标是人道主义：阻止大屠杀和大批难民的背井离乡。将塔利班政权赶出阿富汗显然有人道主义方面的益处，但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们说的那样，纯属“偶然的外部因素”。主要的目标是“根除”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然而，其根本倾向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帜进行帝国主义活动。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不管敌人是大屠杀的罪人还是恐怖分子，美国和联合国现在正在以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半帝国”的方式进行合作。这在伊拉克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联合国对美国提出的政权取缔的解释持怀疑态度。毕竟，小布什总统所希望的将政权变更与国家重建划分为不同的行动领域是做不到的。不可避免的是，一方渐渐变成了另一方，而且虽然美国能够进行单边主义的政权变更（或至少是不需要联合国），他并不能够独立地进行国家重建。联合国也不能够独立进行国家重建，对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而言，这一点十分不幸。到2003年年末，面对战后伊拉克的重建工作，美国和联合国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只能尽释前嫌，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