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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从开普敦到开罗
19世纪中叶，除了少量沿海口岸，非洲的大部分地方都未被划入大英帝国的世界版图。在开普敦北部，大英帝国的占领区只限于西非，包括塞拉利昂、赞比亚、黄金海岸和拉各斯，绝大部分是英国在进行奴隶贸易，后来又为反奴隶制而战的过程中夺得的。但就在1880年后的短短20年内，1万多个非洲的部落王国被改造成40多个城邦，其中36个在欧洲人的直接控制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版图更动。到1914年，除了阿比西尼亚和利比里亚（后者是美国的准殖民地），整个大陆都被欧洲人以各种形式占领了，其中大约1/3被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瓜分非洲”——虽然我认为，说“宰割非洲”更为确切。
维多利亚统治后期，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够大规模扩张，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金融力量和武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塞西尔·罗德斯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罗德斯是彼谢普斯托福的一位牧师的儿子，17岁时移民南非。正如他后来所说，移民是因为他“无法再忍受冻羊肉的味道了”。他既是一位商业天才，也是一位极富政治远见的人；是一位好掠夺的男爵，也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与其他“兰德贵族”不同，至少与他的搭档巴内·巴尔托纳不同，罗德斯并不满足于从金佰利巨大的德比尔斯钻石矿中赚钱。他不仅仅想发财，更希望成为一个帝国的缔造者。
虽然在公众眼里，他就好像一个骑在非洲身上的巨人，但是，若没有他在伦敦的朋友们的协助，他也很难在非洲的钻石生产领域占据几近垄断的地位。他的朋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时是世界上金融资本最雄厚的财团。就在罗德斯来到金佰利的钻石矿之前，已经有上百家小公司在当地4个主要的矿脉上工作了，这不仅让市场充斥着钻石，也导致这些公司一家接一家地破产。1882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一位代理人造访金佰利，建议进行大规模的并购；4年时间里，这些公司的数量缩减为3家。一年后，罗德斯的德比尔斯钻石公司并购弗朗西斯公司，紧接着又进行了最后一次重要合并，收购了规模更大的金佰利中央公司，（罗斯柴尔德银行为这两次并购都提供了融资）最后就只剩下了罗德斯的德比尔斯钻石公司了。我们通常都认为，德比尔斯钻石公司的老板是罗德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才是比罗德斯本人更大的股东；实际上，到了1899年，罗斯柴尔德所持股份是罗德斯的两倍。1888年，罗德斯在致罗斯柴尔德勋爵[1]的信中说：“我知道，有了您的支持，我可以实现我所说的一切。如果您与我意见相左，那么我绝不会说一句话。”因此，1888年10月，当罗德斯在非洲有了一个新的项目后，他很清楚自己应该向谁求助。
罗德斯希望罗斯柴尔德考虑的是一个金矿开采项目。他刚刚从马塔贝莱族酋长洛本古拉手中获得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因为罗德斯相信，这里的林波波河之外一定存在一个“取之不竭”的金矿。从他致信罗斯柴尔德的措辞中可以看出，他对洛本古拉的态度是极不友好的。这位马塔贝莱族酋长，他写道，是“进入中非的唯一障碍，一旦我们获得他的领土，剩余的就简单了，因为其余部落都由不同的头领领导，各自为政……现在的关键就在于拿到他的土地马塔贝莱，这里藏有黄金的事可不仅仅是传闻……想想看，2年前用15万英镑买下的黄金矿，现在能以1000万英镑的价格卖出。”罗斯柴尔德给出了积极的反馈。当罗德斯与贝专纳公司共同创立新企业“马塔贝莱中央研究协会”时，罗斯柴尔德成为新公司的大股东，当该公司在1890年更名为联合特权公司时，罗斯柴尔德又追加了投资。1889年，当罗德斯创建英属南非公司时，罗斯柴尔德也是原始股东之一；事实上，他仿佛是不拿公司薪水的财务顾问。
如果说，德比尔斯公司经历的不过是在金佰利的股东之间的争斗，那么英属非洲公司所经历的就是真枪实弹的战斗了。当洛本古拉发现自己被骗签署了不仅仅涉及采矿权的特权授予协议后，他决定抓捕罗德斯。而罗德斯也决心除掉洛本古拉。罗德斯派出了一支由特许公司700名自愿者组成的侵略军。以非洲人的标准来看，马塔贝莱军队是一支强大而有组织的军队；洛本古拉的部队人数也有3000人之多。但是，罗德斯的侵略军配备了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秘密武器，那就是马克西姆重机枪，这种1.13厘米口径的机枪由4个人配合操纵，每分钟可发射500发子弹，子弹数量是速度最快的来复枪的50倍。一支军队只要配备5挺这种致命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了。
1893年的桑格尼河战役是最早使用马克西姆重机枪的战争之一。一位目击者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马塔贝莱军队在努布祖军团的率领下冲过来，但始终冲不过100码之外的火线。努布祖军团是酋长的保镖团，他们一边冲，一边像魔鬼般叫嚣，前仆后继地赴死。因为马克西姆重机枪的威力出乎他们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就像除草一样一茬茬地倒下了。我从未见过像马克西姆重机枪这样的武器，也想象不出会有这样的武器：持枪人打得有多快，子弹带就能多快地往枪膛传送子弹。托上帝的福，战壕里的所有人靠着马克西姆重机枪才得以保命。当地人告诉他们的酋长，他们不怕我们，也不怕我们的来复枪，但是，他们杀不了那一直连射的怪物，他们指的就是那马克西姆重机枪。
对马塔贝莱人来说：“白人……带着……枪来了，这些枪射出的子弹就像天上下的冰雹一样向他们砸来，没有哪个马塔贝莱人能够经受这样的枪林弹雨。”最后，大约1500个马塔贝莱勇士牺牲。而700名侵略者中只死了4人。《泰晤士报》自鸣得意地报道说，马塔贝莱人“诬蔑我们的胜利，说我们是靠巫术取胜的，他们以为马克西姆重机枪纯粹是邪恶神灵的创造。他们称它为‘斯库卡库卡’，因为它开火时发出的特别声音就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不知道是谁策划了这场战役，那么我们只要看看这块被征服的土地的名称就知道了，它被命名为罗得西亚。而在罗德斯背后，则是罗斯柴尔德强大的金融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该家族法国分支机构中的一名成员满意地看到了“与马塔贝莱人发生激战”的新闻与罗德斯的英属南非公司的“股票小幅提升”之间的联系。罗斯柴尔德的唯一忧虑，（而且，这也不无道理）就是罗德斯正将资金从利润丰厚的德比尔斯公司转移到前景尚不确定的英属南非公司。1891年，保守党那位特立独行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访问南非归来后，声称“没有比投资于（矿业）更加不明智和不安全的投机了”，他还谴责罗德斯是个“骗子……不能让他在城里集资51000英镑用于开矿”，罗斯柴尔德也被激怒了。在这位颓废的金融家眼里，没有比贬低一项投资更严重的罪过了。
马塔贝莱战役的官方纪念品在这场单方面伤亡战役的40周年纪念日被公开，首先公开展示的就是罗德斯为那些征服了马塔贝莱“野蛮人”的军人颁发的“勋章”。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则是献给征服者挚爱武器的一首奇特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实际上开头就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远征进行了一种嘲讽，但是，罗德斯的军队却厚颜无耻地用它当做他们的颂歌：
特许士兵们朝着异教徒的土地向前进发，
祈祷书放入口袋，来复枪握在手中，
顺着商贸之路，我们乘风破浪，
传播和平的福音——用一杆马克西姆重机枪。
告诉可怜的当地人，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罪恶，
让他们的异教寺院变成圣洁的地方。
如果他们不听从你的教诲，
叫他们听听另一种布道，用你的马克西姆重机枪。
……
当他们深刻理解了十诫，
你必须哄骗他们的头领，并吞并他们的土地；
如果他们不听从你的指挥，
叫他们听听另一种布道——从山上，用你的马克西姆重机枪。
马克西姆重机枪实际上是美国人的发明。但是，它的发明人海勒姆·马克西姆始终将目光牢牢地锁定英国市场。当他在伦敦哈顿公园的地下室研发出机枪的雏形后，他立即邀请一些名人和神枪手来试用这款武器。接受邀请的人中有剑桥公爵、军队总司令、威尔士亲王、爱丁堡公爵、德文郡公爵、萨瑟兰郡公爵，以及肯特郡公爵。剑桥公爵直接表达出他对这款武器的欣赏，这是他那个阶层人士的典型特征。他声称，自己“非常欣赏这款机枪的价值”；实际上，他“坚信，不久之后，这种枪就会在所有军队中普及”。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是购买的最佳时机”，他还补充道：“当我们需要这种枪时，我们会购买最新的机型，而且聪明人能够在几个小时内就学会使用它们。”其他人更是马上对马克西姆发明的巨大潜力表示了赞赏。当1884年11月马克西姆重机枪公司成立时，罗斯柴尔德勋爵加入了董事会。1888年，他的银行为马克西姆重机枪公司与努登费尔特机枪公司和军火公司的合并提供了190万英镑的融资。
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甚至将自己遗嘱的执行权交给了罗斯柴尔德勋爵，并说明，他的财产要用来建立一个地位相当于耶稣会的帝国主义组织——这也是后来罗德斯奖学金基金会成立的初衷。这将是一个“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而建立的精英协会”。他的遗嘱上潦草地写道：“考虑到我所提出的问题，请尽可能地参照耶稣会的形式设立一个组织，其成员效忠于大英帝国，就像耶稣会成员效忠于罗马天主教一样。”罗斯柴尔德则安慰罗德斯说：“在南非问题上，我们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愿望，就是你应该保持在该殖民地所有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你也应该执行伟大的帝国政策，实现我们毕生的梦想。”
创建自己的个人王国，获得自己的帝国主义圣职，实际上只是罗德斯更宏大的“帝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那张能覆盖整张桌子的非洲地图上（现在还能在金佰利看到这张地图），罗德斯用铅笔在开普敦和开罗之间画了一条线。这就是后来的帝国铁路线。从开普敦出发，这条铁路线就像一根巨大的钢铁脊柱，经过贝专纳，再从贝专纳到罗德西亚，从罗德西亚到尼亚萨兰，随后经过大湖区到喀土穆，最后沿尼罗河北上到达终点站埃及。
在罗德斯的愿景里，这样就能将整个非洲大陆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了。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民族，我们占领的领土越大，整个人类的进步就越大。”罗德斯的野心根本没有尽头。他甚至一本正经地讨论“最终收复美利坚合众国，使其重新成为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设想”。
曾经，诸如罗德斯打击马塔贝莱人的战役，不过是由金佰利俱乐部等私人俱乐部谋划的私人战役。金佰利俱乐部是资本盛宴背后古板的堡垒，罗德斯本人也是其创始人之一。大英帝国没有花费英国纳税人的一分钱，就将马塔贝莱纳入了英国版图，因为这场战役的士兵都是罗德斯雇来的，而打仗的经费是英属南非公司和德比尔斯公司的股东出资的。如果最后发现马塔贝莱没有黄金，那么损失的也是这些股东。事实上，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又一次依靠了私人力量的支撑，这好像回到了大英帝国早期，垄断贸易公司作为英国扩张的先行者，从加拿大一直拓展到加尔各答一样。罗德斯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英国曾凭借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贸易拉开了扩张的序幕，如今，英国在非洲的统治也将建立在商业利益的基础上。在致罗斯柴尔德的一封信中，他甚至将德比尔斯比做“另一家东印度公司”。
这么想的人不只是他一个。乔治·戈尔迪出身于曼克斯一个靠走私发家的家族，年轻时是一名浪荡的兵痞，他也是从孩提时代就梦想着“英国的白底红色正十字旗能占满整个世界地图”；他的宏伟规划就是占领从尼日尔到尼罗河之间的每一寸土地。1875年，他赶赴西非去拯救他嫂子的家族在当地的一个小商业公司。1879年，他已经并购了多家棕榈油公司，从而建立了英国国立非洲公司。但是，戈尔迪很快认识到，“在一个不能强制实行真正的法律和规则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1883年，他建议国立非洲公司在王室授权下接管尼日尔的整个中南部地区。3年后，他如愿以偿：重新建立的皇家尼日尔公司获得了特许权。随后，再次上演了17世纪殖民活动转包给私营机构的模式，由股东而非纳税人来承担风险。戈尔迪欣喜地看到“为创立公司而投资的股东，得到了公平对待”：
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但我说这回出头鸟不应该挨子弹，它确实也没有挨打。我走上街头，劝说人们给我100万启动资金。我承诺他们的投资会获得公平的回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食言了。我的工作就是努力让英国占领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土，我要提醒诸位的是，在尼日尔公司的特许权到期之前，这项工作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绝对会将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英国政府当然乐得坐享其成。正如1892年戈尔迪所说，英国“已经采纳了依靠商业公司进行扩张的政策……”，而且，如果要“动用大英帝国的资源”来推进他野心勃勃的计划的话，“议会是不可能同意的”。
戈尔迪和罗德斯一样，对他们来说，对公司有利的事情显然也对大英帝国有利。另外，戈尔迪也像罗德斯一样，将马克西姆重机枪视为公司业务和大英帝国拓展的关键。19世纪80年代末，他攻占了好几个富拉尼酋长国，并向比达和伊洛林的几个定居点发动了战争。虽然他手下不过500名士兵，但是，马克西姆重机枪能帮助他们打败多于他们13倍的兵力。东非的情况也很类似，弗里德里克·卢格德在受雇于大英帝国东非公司期间，在布干达确立了英国人的统治。戈尔迪对卢格德的成就非常欣赏，于是便雇用他为尼日尔公司效力。1900年，北尼日利亚成为英国的受保护国，卢格德被任命为高级专员；12年后，他成为统一后的尼日利亚的总督。从贸易垄断向“政治保护”转变正是“瓜分非洲”的典型途径。政治家总是先让商人在当地统治一段时间，然后迅速介入，创立某种正式的殖民政府。虽然这些新的非洲公司最初的统治模式很像东印度公司，但是，它们统治非洲的时间却比其前辈公司统治印度的时间短得多。另一方面，即使英国在开始“正式”统治后，也只保留最核心的那部分统治架构。卢格德在他的书《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1922年）中，将这种间接统治称为“系统地将当地人的习俗惯例作为统治当地的手段”。这么说看上去很复杂，实质的含义是，统治非洲的方式将与统治印度土邦的方式一样：将非洲现有的统治者充当傀儡政府，而英国人则尽量躲在幕后操纵，避免直接干预政治。
但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上述情况只代表了其中部分情况。当罗德斯从开普敦向北推进，以及戈尔迪从尼日尔向东推进时，英国政客们则从开罗向南推进。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他们无所作为的话，其他国家就要插手了。
他们说的其他国家就是法国。法国一直在北非拓展，比英国更稳扎稳打地在奥斯曼帝国的边缘蚕食。他们在埃及的第一次霸权之争是由拿破仑领导的，但在1789年的阿布基尔湾海战中，他们却遭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重创。不过，拿破仑下台后，法国很快就恢复了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早在1830年，法国军队就开始入侵阿尔及利亚了；7年后，控制了该国大部分地区。当思想进步的埃及领袖迈赫迈特·阿里企图挑衅（如果不说推翻的话）奥斯曼苏丹的政权时，他很快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投资者是最早开始在土耳其和埃及进行经济开发的。设计和建造苏黎世运河的是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而实施这项庞大的战略性工程（1869年11月开建）的资金大部分都是法国人出的。不过，英国人却再三坚称，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将由五大强国决定，除了英国和法国，还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
确实，要理解瓜分非洲的形势，我们就无法忽略它实际上只是欧洲列强为了保持——或者推翻——它们在欧洲以及近东地区的权力平衡而进行的无休止争斗的延续。1829~1930年间，它们就希腊和比利时的未来达成共识。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前夕，它们又就欧洲在土耳其的剩余控制权，尤其是对黑海海峡控制权的未来达成了一个更加脆弱的协议。19世纪80年代，对非洲的争夺在很多方面就是欧洲列强在其他地方外交政策的延续——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俄国或者奥地利对地中海以南地区的兴趣不大。因此在1878年的柏林国会上，将突尼斯让给法国，只是在它们针对巴尔干半岛的未来所签订的一份更为复杂的协议的一条子条款。
1874年当埃及和土耳其政府破产后，起初人们都认为，按惯例这应该由各列强会晤讨论解决。但是，先后担任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以及他的主要对手格拉德斯通，都抵制不住采取单边行动为英国在该地区赢得优势的诱惑。当埃及总督以400万英镑出让他在苏黎世运河中的股份时，迪斯雷利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向他的朋友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还能找谁呢？），请求后者贷给他达成交易所需的巨额现金。当然，在运河公司中持44%的原始股还无法让英国对运河拥有控制权，尤其是这些股票在1895年前都不具备投票权，而之后也只有10票的投票权。但另一方面，埃及总督承诺每年将每股价值的5%以股息的形式派发给股东，这让英国政府对埃及的投资有了新的兴趣。迪斯雷利曾暗示，英国如今依靠运河开展的运输业务正日益增长，不可不考虑运河公司有权关闭运河的风险，他这么想其实多虑了。但从另一方面说，该公司确实也未必永远遵守禁止关闭运河的法律规定。迪斯雷利不无道理地说，在该公司持股为英国增添了一个制衡“工具”。况且，这也是一项收益极佳的公共投资。
后来，埃及财政的重组让法国紧绷的弦稍微松弛了一点：在法国政府的建议下，埃及建立了一个多国委员会，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其中拥有平等的代表权。1876年，旨在处理埃及公共债务的国际银行建立，两年后，在该银行的建议下，埃及又建立了一个国际化政府，由英国人担任财务部部长，法国人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同时，在英法两国都有业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向其贷款850万英镑。《新闻讨论报》甚至夸张地将这个合作描述为“几乎是英法之间的联盟”。一位英国政客概述了这种妥协的理由：“要么断绝关系，要么垄断权力，要么分享权力。断绝关系将导致法国转而与印度结盟。垄断权力难免挑起战争。所以，我们决定分享权力。”但是，这种分享政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879年，埃及总督废除了这个国际化政府。各列强立即作出反应，罢黜了这位总督，扶植其继子陶菲克继位。但是，当陶菲克政府被阿拉比帕夏领导的埃及军队推翻后，欧洲人很快意识到，埃及随时准备着从海外经济强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于是，亚历山大港加强了防御，苏黎世运河上筑起了一个大坝。该国全面拖欠外债成为债权国们的一大忧虑。而居住在埃及的37000名欧洲人的生命似乎也受到了威胁。
作为反对派领袖，格拉德斯通曾经激烈地反对迪斯雷利在近东的外交政策。他曾经出于本能反对购买苏黎世运河的股权；他也谴责迪斯雷利无视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针对基督教群体的暴行。因此，当格拉德斯通当上英国首相后，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当然，他的本能是坚持英法对埃及的共同控制体系。但在埃及危机爆发的同时，法国国内正发生政治骚乱，这在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简直是家常便饭。法国人内讧不断，埃及拖欠债务的风险显得尤为突出。亚历山大港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欧暴乱。在主战意愿更强的内阁成员的怂恿下，加之罗斯柴尔德也向其保证说法国不会反对，格拉德斯通在1882年7月31日同意“镇压阿拉比”。英国舰队炮轰了亚历山大港，9月13日，海军将军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率领侵略军——由三支王室骑兵中队，两门大炮和1000名步兵组成——在半小时内奇袭并摧毁了阿拉比在泰勒凯比尔的规模更大的军队。次日，他们攻占开罗，逮捕了阿拉比，并将其押送到锡兰。用罗斯柴尔德勋爵的话来说，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了，未来占领”埃及的“一定是英国”。不过，这种占领始终未能以完全殖民地化的形式正式延续下来。占领埃及后，英国人就开始告诉其他列强，后者在当地的势力可以暂时保留。1882~1922年间，英国人反复重申这句话不下66次。表面上看，埃及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但实际上，它不过是英国统治下的“蒙着面纱的被保护国”。埃及总督不过是另一个政治傀儡，实权掌握在英国代理人和总领事的手中。
占领埃及为大英帝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诱发非洲瓜分战的真正原因。在欧洲其他列强的眼里，现在显然有必要采取行动了，在英国占据整个大陆之前必须快速行动，法国人的默许同样没有持续多久。事实上，如果这些国家只保留对开普敦和开罗几个战略据点的控制，英国人是很愿意与他们分享这块肥肉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垄断权争夺战即将上演。非洲俨然已成为待宰的羔羊。
正如我们所见，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瓜分他国领土并非什么新鲜事。但在此之前，非洲的未来还只是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第一个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最关心的问题。而现在，三个新的国家加入了争夺，它们是比利时王国（1831年创立）、意大利王国（1861年创立）和德意志帝国（1871年创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已在1876年建立了他的国际协会，赞助刚果的探险行动，旨在占领该地进行经济上的掠夺。意大利人则幻想着建立一个横跨地中海两岸的新的罗马帝国，并将的黎波里（现在的黎巴嫩）作为他们攻占的首个目标；后来，他们又侵略了阿比西尼亚，但是，1896年在阿杜瓦战役中却一败涂地，只好满足于控制索马里的一部分领土。德国人的角色比较微妙，起码一开始就是如此。
德国总理俾斯麦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天才型政治家之一。他曾说过，他的非洲地图就是欧洲地图，他的意思是，他将非洲视为挑拨英法两国关系，同时将德国选民的注意力从他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党的身上转移开的一个良机。1884年4月，俾斯麦宣布对安哥拉佩克（在今天的纳米比亚）实行保护。随后，他又扩大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英属开普敦殖民地的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葡属安哥拉的南部边界，外加西非沿岸的喀麦隆和多哥，最后，还有大陆另一侧的坦噶尼喀。将德国确立为分食非洲的重要成员后，俾斯麦又在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期间，在柏林召开了一个有关非洲的重要国际会议。[2]表面上看，柏林会议的目的是确保各国在非洲的自由贸易，尤其是在刚果河和尼日尔河的航运自由。会议最终制定的《总议定书》中多数条款涉及的是这些问题。这份议定书给利文斯顿时代的解放事业和理想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它规定所有签字者：
确保当地部族的生存，关心他们道德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帮助他们消灭奴隶制，尤其是禁止奴隶贸易。他们应该不分种族或国家，保护和支持为了上述目的而建立的所有有关宗教、科学或者慈善的机构或事业，或者致力于教导当地人，让后者得到文明祝福的所有机构或事业——基督教传教士、科学家和探险家，以及他们的随从、财产和收集品同样也将被置于特殊保护之下。我们应该明确地向当地人承诺良心的自由和宗教的宽容，就像我们对殖民地的人民和外国人所承诺的那样。
但是，此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是（正如它在开幕议程上说明的）“确定大家共同认可的，未来瓜分非洲领土的条件”。这次会议的焦点是第34条：
从此以后，任何国家如果要在目前的领地之外占领非洲大陆沿海地区的任何一寸土地，或者占领迄今尚未被占领的任何一寸土地，都要在占领后承担起保护国的责任……都要同时对本议定书的其他签字国发出通告，以便他们在有反对理由的情况下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为了让《总议定书》看上去无懈可击，第35条又模糊地规定了签字各方“有责任在他们非洲大陆的沿海占领地确立权威机构，以便保护现有权力”。但当地统治者及其人民的“现有权力”，显然不在议定书制定者的考虑范围内了。
这简直是一份强盗式契约：只要凭借“有效占领”，而无须其他更有法律效应的依据，就有权将非洲瓜分成多个“势力范围”。而且，他们的瓜分行动立即开始了。在会议期间，德国对喀麦隆的占领就得到了承认；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主权也就此合法。但是，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更为深远。除了将非洲大陆像蛋糕那样瓜分，它还巧妙地实现了俾斯麦的核心意图，即挑拨英国和法国相互争斗。确实，在接下来的10年间，这两个国家时常发生冲突，在埃及、尼日利亚、乌干达和苏丹都产生了矛盾。对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他们的眼中钉就是米宗和马尔尚等法国探险家，就是他们造成了像1898年法绍达冲突（那是发生在苏丹一个小村落的一次超现实主义的尴尬事件）那样怪异的妥协。事实上，英国人被德国总理骗得更惨；因为他们对后者在柏林的胜利所作出的第一反应就是将他在非洲想要（或者看似想要）的所有东西都给它，事实上还不仅如此。
就在柏林会议结束后，英国驻桑给巴尔岛的领事接到了伦敦外交部发来的电报，说是德国皇帝已经宣布对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和尼亚萨湖之间的区域实行保护，因为在一年前，探险家卡尔·彼得的德国殖民协会声称对这块土地拥有所有权。这份电报生硬地要求领事“在所有方面配合德国”，并让他“谨慎行事”，也“不能允许桑给巴尔政府对德国代理人或者其代表有任何敌意的言辞”。英国驻桑给巴尔岛的领事叫约翰·柯克，曾是戴维·利文斯顿在桑给巴尔岛那次命运多舛的探险旅途中随行的一位植物学家。在利文斯顿去世后，他曾发誓继续前者未竟的事业，终止东非的奴隶贸易。与德国合作的命令让他震惊万分。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获取桑给巴尔岛统治者巴尔巴什苏丹的信任，并与他达成了一个相互认可的协定，如果苏丹终止奴隶贸易，那么柯克将帮助苏丹拓展在东非的领土，并通过合法贸易让该地区繁荣起来。1873年，巴尔巴什苏丹果然在桑给巴尔岛废除了奴隶贸易，而柯克也履行了他的承诺。到1885年，苏丹在非洲大陆的领地沿着东非沿岸绵延有1600公里，并深入非洲腹地，最远达大湖地区。可现在，英国政府却因为要取悦德国而抛弃苏丹了。
柯克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我劝告苏丹，”他负责地回复道：“撤回它对德国保护权的反对，并承认德国的所有权。”但同时他也毫不掩盖他的沮丧之情。“我的处境始终是非常微妙而困难的，曾有一度，我以为在说服苏丹作出这次让步后，以后我将再无希望对它产生任何影响力了。”
在我看来，德国意在吞并整个桑给巴尔岛，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是这样，它为什么要否认呢？我认为……德国和英国之间早已达成了一个协议，让我们不要反对德国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但是，对这份协议我却一无所知。如果它们此前已有共识，那么德国的计划就势在必行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呢？这些计划到底是政府的计划还是一些德国人的私人计划？……虽然有人对我下达了指令，可是这些有关德国和德国人政策的指令是很晚才下达给我的。我曾遵循我一贯的行动准则……与苏丹订立条约……规定，在没有得到英国允许的情况下，他不得将他的任何领土或权利，或者对其国土的全部或者部分的保护权授予其他人……我以前从未接到过向德国让步的命令，但现在我很快认清了形势，因此我采取了谨慎行动，寄予谨慎的期待……但是，为什么与会各国不要求苏丹殿下去柏林呢……他们集会的时候显然是堂而皇之地忽略了他，就我所知，他们也从未告诉过他，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柯克感到，他没有理由“因为不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牺牲自己在这里效力多年而获得的英名”。如果他像英国所明确要求的那样向苏丹施压，要求后者同意德国的要求，那么，苏丹就会“直接抛弃”他，“而我也会因我无力阻止的事情受到谴责”。
只要我们还有一线希望收回失去的一小块土地，或者保留一小部分土地，以便在其归属权问题最终盖棺定论之前的多变形势中派上一点点用场，我也不愿意一脚踢开这最后一根支柱。毕竟德国在此建立殖民地说来不过是场闹剧，很难长时间地持续下去。要么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糟，要么德国人付出血和金钱的代价，就像我们在印度时一样，以便把这里建成其帝国的一部分。它如果真这么做倒是对它有好处，但我现在看不出德国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苏丹统治时期所享有的保护国的尊荣和自由，因此使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我前期所有的工作也将功亏一篑。
但是，柯克竟然希望柏林大会邀请苏丹与会，这充分说明柯克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垄断统治完全是根据无关道德的真正的政治规则而进行的游戏。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与俾斯麦一样，都准备好按这些规则“出牌”了。而苏丹只是位非洲统治者，牌桌上根本没有他的席位。
索尔兹伯里勋爵是一位臃肿、邋遢、极端保守而狡诈的人，对帝国主义也常常冷嘲热讽。他认为帝国价值的计算很简单，就等于“胜利（除以）税收”。“这头水牛”对“做做表面文章的慈善事业”，以及那些为了自身利益在非洲扩张的“狂热分子”的“流氓行为”非常不屑。与俾斯麦一样，只有当某块殖民地能够成为权力政治谈判桌上的筹码时，他才会对此感兴趣。他对罗德斯在非洲大陆拓展英国势力的前景公开表示蔑视。正如他在1890年对他的同僚所说的，他认为：
这简直是个奇怪的想法……凭什么占领了从开普敦一直延伸到尼罗河源头的广大土地后，我们就有了特殊的优势？现在，坦噶尼喀湖以北的领土非常狭窄，我都无法想象有人去那里进行贸易，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国家，曾经只被葡萄牙占领，而在葡萄牙的统治下，据我所知，在过去的300年内都没有开展过轰轰烈烈的贸易潮。我猜想，正是一门心思研究地图才破坏了人们的推理能力……但是，如果考虑商业贸易之外的战略意义，我想，我再也找不到比在非洲腹地占领一部分狭窄的地区更尴尬的处境了。这里距离沿海有3个月的行程，可以阻隔德国的军队……但也能阻隔我们的军队。失去了地理优势，我们在防御上会陷入重重危险。
换句话说，只有一块土地能够同时增强大英帝国的经济和战略地位时，才值得去占领。罗德斯规划的从开普敦延伸至开罗的“红色道路”，也许在地图上看还不错，但是却欠缺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因而未被索尔兹伯里勋爵放在眼里。至于那些居住在非洲的人，索尔兹伯里勋爵丝毫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如果我们的祖先那么关心他人的权利，”他在1878年提醒他的内阁同僚说：“那么大英帝国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巴尔加苏丹很快将领悟到他这句话的含义。
1885年8月，俾斯麦派来5艘军舰去桑给巴尔岛，命令苏丹向德国移交他的帝国。当1个月后他们离开时，这片土地几乎被德国和英国瓜分了，只留给苏丹沿海的一部分狭长地区。但苏丹并非唯一的输家。约翰·柯克在非洲的工作也到此为止了，德国要求他辞职，他确实也遵从了。德国倒没有多重视桑给巴尔岛。没过几年，就在1890年7月，俾斯麦的继任者就承认了英国在该地区的保护国地位，以换取德国对北海沿岸赫尔葛兰岛的所有权。这确实是在全球范围内赤裸裸的垄断交易。
在非洲，这样的故事到处重演：首领被骗、部族被驱逐、按一个指印，或者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十字就表示签名画押，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送，有谁胆敢反抗，就用马克西姆重机枪实施镇压。非洲的国家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被征服了——祖鲁族人、马塔贝莱人、马绍那人，尼日尔王国、伊斯兰卡诺公国、丁卡人和马赛人，苏丹穆斯林，贝宁和贝专纳人。新世纪开始时，这场瓜分总算结束了。英国人差不多实现了罗德斯所憧憬的从开普敦到开罗之间不间断的领土控制：他们的非洲帝国从开普敦殖民地向北延伸到纳塔耳、贝专纳（博茨瓦纳）、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北面从埃及开始向南经过苏丹、乌干达到东非（肯尼亚）。德国占领的东非是罗德斯梦想的南北纵贯线上唯一未被英国夺取的地域。另外，正如我们所见，德国占领了西南非（纳米比亚）、喀麦隆和多哥。当然，英国也占领了冈比亚、塞拉利昂，以及西非的黄金海岸（加纳）和尼日利亚，还有索马里兰（索马里）的北部。但是，西非殖民地大多像孤岛一样，被包围在一片法国殖民地的海洋中。从北部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向南穿过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法属苏丹、几内亚、象牙海岸、上沃尔特、达荷美、尼日尔、乍得，到法属刚果和加蓬，西非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法国人手里；法国人在东部只占领了马达加斯加岛。而葡萄牙呢，除了占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它还在几尼保留了一小块占领地。意大利占领的是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大部分的索马里兰。比利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比利时国王——则占领了刚果中部的广大地区。西班牙占领的是里约奥罗（现在的南摩洛哥）。非洲现在几乎完全落入欧洲人的手中，而英国则占领了其中的大部分。
[1]纳斯尼尔·罗斯柴尔德在1885年被册封为贵族，成为第一个进入下议院的犹太人。
[2]与会代表国包括奥匈帝国、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俄国、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美国。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位非洲代表参加该会议，虽然此时，已有不到1/5的非洲领土处于欧洲人的统治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