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革命由经济因素引发，这样的错误太粗鄙了。毫无疑问，它们经常有助于平息一场灾难；而引发一场灾难的情形却极为罕见。”本杰明·迪斯雷利于1844年写道。而随后的4年将证明他完全错了。

由于没有经济危机的事先预警，1830年革命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像是一个意外事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848年革命出现在如此漫长的经济衰退之后，他们等待风暴的到来几乎已经筋疲力尽——可能甚至开始想象它有可能不会爆发了。如果他们最终未能作好充足的准备应对19世纪欧洲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那么其原因可能在于革命爆发的时机。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最低潮实际上出现在1847年；到1848年春天，最糟糕的形势已经过去了。历史学家以后可以推断，准确地说，这个时候政治动荡最可能爆发，因为大众的期望值提高了；但是对于当时的银行家来说，还远看不清这点。

1830年与1848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作为革命目标的处境。1830年，詹姆斯远离了查理十世政权，使得他相对容易地转投到奥尔良派那一边。18年后，他和他的兄弟们不仅与法国政权，而且与全欧洲的政权确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他们不仅为奥地利帝国政府（提供服务），而且也给德国和意大利众多小公国提供便利，他们似乎——尤其对革命运动中的民族主义人士来说——是梅特涅体系的大财主，甚至是其主人。爱德华·克雷奇默的漫画《封神并膜拜我们时代的偶像》，将“罗斯柴尔德”描绘成坐在金钱王座上的人，四周跪着各地的统治者（见图4–1）——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画面。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国的财政支持使得他们很难欢迎彻底重新界定欧洲边界的观点，而这恰恰是政治民族主义基本理念所倡导的——即政治和民族或语言结构应该保持一致。诗人卡尔·贝克在1846年哀叹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将其金融权势用于“人民”一边——尤其是德国人民——而是用在了他们憎恶的王公们那一边。

图4–1 爱德华·克雷奇默，《封神并膜拜我们时代的偶像》（1848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6页。（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太容易考虑转到革命的一边，因为此时的形势表明革命带来的可能是一个共和制度，而非简单的王朝更迭。而且，还不仅仅是一个共和制：因为1848年革命与此前的革命不同，它对社会问题以及宪章问题给予同样的关注。社会主义（以及极端保守主义）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调首次与之前要求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交织在了一起，尽管有时两者之间也有矛盾之处。革命者不仅关注权利（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以及通过宪章获得立法机构的发言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希望抗争工业时代带来的物质不平等。在许多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成为不平等的化身。北线铁路事故发生后爆发的反罗斯柴尔德浪潮，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批评者认为，当三等乘客死亡时，“罗斯柴尔德一世”却在无情地计算着政府补助的利润。1848年的另一幅漫画将罗斯柴尔德刻画成了国王（和教皇）崇敬的对象，画面上同时还有一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家庭，背景是一群举着自由旗帜的学生在游行（见图4–2）。当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于1847年寻求界定中产阶级时，他将其称为“一个稳固的阶层，其缺点就是选举资格上的财产限制在下，而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上”。对赫尔岑来说，当自由主义宣扬“穷人享有罗斯柴尔德同样的公民权”或“饱食是……饥饿的同志”时，它其实是在传播一种“怀有恶意的讥讽”。

图4–2 佚名，《国王们的膜拜》（1848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2页（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布伦瑞克）。

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那些痛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资本家的人，同样不可避免地将他们的犹太教信仰拉扯了进来。比较典型的是，卡尔·贝克也禁不住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精于算计的同胞只为自己和亲属填充永远也填不满的钱袋！”因而，当诸如贝克这种小人物这样做时，卡尔·马克思这位被证明是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者也做着一模一样的事，他在1844年2月的《针对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说：

犹太主义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实用需求，利己主义。犹太人的世俗信仰是什么？贩卖。他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钱……因此，我们认为犹太主义是当下反社会的一个因素……综上所述，犹太解放运动是将人类从犹太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运动。

当然，马克思以黑格尔式的抽象语言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他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但从他引用布鲁诺·鲍尔的小册子中的内容来看，他头脑中存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子：

“（那个）犹太人，比如，在维也纳是唯一受容许（享有特权的犹太人），他用他的金融力量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犹太人即便在最小的德国公国也没有（公民）权利，却决定着欧洲的命运。”（此后文字是马克思的评论）这并非是孤立的事实。犹太人以犹太方式解放了他自己，不仅是因为他获得了金融权势，而且还因为……金钱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性力量，而且犹太人的实用精神变成了基督教国家的实用精神。犹太人已经解放了他们自己，因为基督徒已经变成了犹太人。

只有社会“成功摒弃犹太主义的经验主义本质——贩卖及其先决条件”，那么“犹太人……才能变成什么都不是。”实际上，社会主义理念可以无须种族偏见来支撑，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点（毕竟，他生来便是一个犹太人，如卡尔·贝克一样）；继续发展和提炼与种族偏见相结合理念的是其他的革命者，比如理查德·瓦格纳。不管怎样，面对革命者重新分配财富以及对拥有这些财富的资本家/犹太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显得极为脆弱。这使得1848年的革命比1830年的革命要危险得多。

尽管1848年革命时，海涅在政治立场上与马克思相近，但是他后来取笑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动机。在他最后一些笔记中，他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敌人，其主力军由穷人组成；他们都在想：“我们没有的，罗斯柴尔德都有”。那些失去了财产的人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他们没有将损失归咎于自己的愚蠢，而是谴责那些竭力保住他们财富的人，声称后者的诡计骗走了他们的财产。只要一个人没有了钱，他就变成了罗斯柴尔德的敌人。

他改写了一个传统的犹太故事，以便为詹姆斯应对社会主义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答案：“共产主义者……希望分享罗斯柴尔德那3亿法郎的财产。罗斯柴尔德给他们送去了钱，确切的数额是9苏（昔日法国铜币，无价值之物）：‘现在别再烦我了！’”但实际上，摆脱没收财产的威胁远没有这么容易。在他留存下来的第一封信里（写于1843年），激进青年威廉·马尔确实提出了海涅所嘲讽的要求。“时机成熟了，”他在信里跟父亲说，“将罗斯柴尔德的财产分给3 333 333.3（原文如此）个贫穷的纺织工，也足以维持他们一年的生计。”马尔后来组织的反犹太联盟，其根源隐藏在19世纪40年代。

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些捍卫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声音。一个见解独到的作家于1846年在巴黎《环球报》上指出，“今天，没人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更能体现19世纪平等与工作带来的成就”：

他实际上是什么？他生来就是一个男爵吗？不，出身于最低等的阶层，出生时甚至连公民权都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公民自由，甚至哪怕一点点的政治自由，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事。作为一个犹太人，连仆人都不如；根本算不上是一个人；他们就像是小孩子在街上追逐、用石头砸的狗。多亏了神圣的平等原则，犹太人变成了人，犹太人变成了公民；一旦他的聪明才智允许发挥，活动获得批准，他就能够在社会等级制中爬升。还有更好或更明确的证据比这些更能彰显平等原则的优越之处吗？但是，民主主义者对这一壮举选择视而不见。有名无实的民主人士，毫无疑问。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应该会欢迎这种犹太人，从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开始，通过平等的美德攀升到了阶梯最上端。这个犹太人天生是一个百万富翁吗？不，他出身贫寒，而且只要你了解建造被称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座欧洲大厦所耗费的才智、耐心和艰苦工作，你就会心生羡慕，而不是出言侮辱……你们笨拙地搬出费加罗的例子，但是却没有了解费加罗与德·罗斯柴尔德先生相比，其生长的条件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费加罗出生时，他驰骋的疆域已经无比巨大，对他完全敞开了怀抱。而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出生时，却发现可以施展的地方对他关上了大门，但他在自由的帮助下，爬得比你们还高。辱骂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就是亵渎平等。

但是，这类提及罗斯柴尔德家族起源于犹太街的警醒，在19世纪40年代非常罕见。只有在英国，这方面表现得比较中肯，英国犹太人议会代表权问题将在整个革命时期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欧洲大陆的革命者没有想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街中的艰苦，而是想象他们在叙雷讷和格鲁纳堡等城堡里花天酒地。比如，在约瑟夫·艾兴多夫的讽刺喜剧《自由和她的解放者》当中，阿姆谢尔再次被刻画成平库斯、一个独立奋斗而成功的“世界公民”，他获得了男爵称号以及附带的一个城堡和花园。平库斯难以忍受自然天性，喜欢强行将花园保持严格的一致性（通过蒸汽机完成了这一点）；在那里，自由主义者希望将植物、鸟儿和其他动物恢复自由。当她试图这么做时，平库斯用他的“武装人员”逮捕了她；但是原始森林的精灵救了她，将平库斯井井有条的花园弄得一团糟。

罗斯柴尔德家族远没注意到他们所遭到的怨恨。实际上，或者说他们采取了积极的举措来应对——慷慨且能装饰门面的慈善捐助。1835年的大旱季节里，萨洛蒙捐献了2.5万古尔登修建多瑙河到维也纳郊区的高架渠。3年后，佩斯和奥芬遭遇重大洪涝灾害时，他也急忙向受害者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他捐献了4万古尔登用于在布林成立一家科学研究机构。当汉堡在1842年几乎被一场大火烧成废墟时，他和詹姆斯向帮助受害者的基金会提供了重要捐助。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慈善活动大部分局限于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犹太社区里。此事，萨洛蒙开始注重向哈布斯堡上流社会认同的事业提供捐助。库贝克男爵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上流社会的反应。1838年，为科洛弗拉特伯爵所设的晚宴上，萨洛蒙热情洋溢地宣布，他的贵宾的到来：

“让我如此高兴，就好似别人给了我1 000古尔登，或给了一个穷人1 000古尔登一样。”科洛弗拉特伯爵回应道：“非常好，给我1 000古尔登，我送给一个需要帮助的穷人，他曾跟我讨过。”罗斯柴尔德一口答应了下来，晚宴过后，科洛弗拉特伯爵收到了1 000古尔登。

萨洛蒙如此频繁地做出这些善举，以至于19世纪50年代充满感情色彩的中篇小说，将他描绘成了维也纳的圣诞老人，向一个木匠的女儿提供了支持，她希望嫁给父亲的徒弟，她的意中人资质甚好但家境贫寒。这类矫情作品的“巅峰之作”是一篇描写一群“乞丐”的文章：“乞丐”们出现在萨洛蒙雷恩街豪宅的会客厅里，自称是上帝女婿的人（被打发走了）；希望萨洛蒙做自己孩子教父的人（得到了50古尔登）；5岁女儿凭记忆能背诵72首诗的妇女（得到的东西没有记录下来）。吸引他们想方设法接近罗斯柴尔德住处的，不仅仅是他的财富，还有他被世人所认可的智慧与慷慨。一篇文章中，慈祥的老罗斯柴尔德甚至给一个希望得到富人慷慨解囊的年轻法兰克福银行家提供了一句训诫。

这或许就是萨洛蒙希望别人认可的形象。但并不是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都认同他的这一特质。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的儿子赫尔曼——19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小男孩——记忆中的萨洛蒙是一个冲动、急躁的“暴君”：“一个自我中心倾向严重的人，一个没有教养、缺少智慧的人，他轻视身边的人，利用一切机会粗暴地对待他们，而这仅仅是因为他富有。”他暴饮暴食，习惯性地粗暴对待别人，从他的理发师到俄国大使，喜欢被“马屁精”众星捧月般地陪伴着。他垂涎“非常年轻的女孩子”，他与她们进行的“冒险”活动被警察所遮掩。最重要的是，萨洛蒙的生活极度奢华。他习惯穿着带有金纽扣的蓝色外套，淡黄色或白色袜子，但如果他需要一件新外套或帽子，他一次就会买12件。他乘坐奢华的马车周游维也纳，身边带着一个穿着整齐的仆人。1847年——经济严重下滑时——他斥巨资在雷恩街修建了一座新住宅和办公楼。诚然，戈尔德施密特写下这些字句时，是带着愤怒回忆过去的；但是，他对萨洛蒙的这种敌意可能与当时政治上更为激进的同时代人所持的观点并没有多少差异。

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也希望通过公共慈善活动方面的举措来缓解公众的敌意。1847年5月，阿姆谢尔给法兰克福的穷人派发了面包配额卡，当时城里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但是，尽管他收到了法兰克福议会“一致同意给予的感谢”，但此举似乎并未增加他受欢迎的程度。当阿姆谢尔商讨为德国市场从英国进口粮食时，他的侄子安塞尔姆发现：“在德国我们对玉米问题必须非常小心，已经发生了许多暴乱了，每个地方都在反对玉米交易商，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对玉米交易产生了兴趣，那么我们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个时期，慈善姿态摆得最成功的可能是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他们在应对爱尔兰“土豆枯萎病”灾害和饥荒方面贡献颇大。这次灾害是19世纪40年代诸多灾难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例，大约夺去了77.5万人的生命，并迫使200万人背井离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爱尔兰并没有太多的生意；尽管早在1821年，内森听到一则流言称爱尔兰即将发生一次饥荒，于是他向利物浦勋爵提出警告：“在投机者进入市场之前，购买美国和东印度大米，现在的价格还比较低，储量充足；这主要防止土豆产量不足，而它是那个国家众多穷人在冬季的唯一食物。”当皮尔25年后用爱尔兰饥荒作为例证，证明废止《玉米法》（因而使得粮食能够自由地进入英伦三岛，但是同时也导致了他自己政府的倒台）的正当性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心里颇为矛盾。当阿方斯认为皮尔转向自由贸易不过是“别无他法”，他父亲对“皮尔的倒台感到非常遗憾”——尽管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巴麦尊重掌政权可能带来的外交冲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列昂内尔是个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但他知道仅凭自由贸易不可能缓解爱尔兰的饥荒，因为整个欧洲的粮食都出现了短缺现象。而且，官方的赈灾努力一直没有见到，因此他在纽考特率先成立了爱尔兰与苏格兰边远教区赤贫赈灾英国协会，这个协会在其存在期间共筹集了47万英镑的救灾款——他们甚至从热心的爱尔兰人、同时也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迪斯雷利那里筹到了一笔捐款。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捐了1 000英镑，仅次于女王捐献的2 000英镑，与德文希尔公爵旗鼓相当。从这方面来讲，当时的人们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善举印象深刻，心存敬意。此后担任爱尔兰大臣的W·E·福斯特说，他“很高兴”看到“罗斯柴尔德、金奈尔德和其他数十位伦敦的百万富翁每天都碰面，努力地工作。与仅仅捐献善款相比，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大的牺牲”，他这席话无疑发自肺腑。列昂内尔亲自参与“监管提供给爱尔兰的救灾物品的购买和装运，以及在海岸和爱尔兰境内的储藏情况”。尽管这些举动其部分目的可能是为了拉拢1847年选举中的天主教徒（列昂内尔是自由党候选人），但他母亲的信件证明了这个家族对于爱尔兰灾难的热心反应。

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几个分行相比，令人刮目相看。当然，法国的食物危机远没有爱尔兰那么严重：纳特在1847年写道，“他们恐惧地谈论了各省的贫穷恶魔，但是我认为那些没有爱尔兰那么严重——无法与爱尔兰相提并论。”但是，1846年小麦歉收格外严重：产量比之前10年的平均产量下降了15%，它也是1831年之后最为糟糕的年份。詹姆斯早在1846年1月就首次开始购买粮食，他预计整个欧洲将遭遇粮食歉收的状况。一年后，他敦促法国政府从俄国购进粮食，1847年春天他提议“从国外购进500万法郎的玉米和面粉，防止巴黎这方面的消费出现危险，倘若发生任何损失，我们应该可以承担，如果有利润可得，我们应该将其以面包票的形式发放给穷人”。除了博爱之心，詹姆斯实际上也担心食物短缺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他在1846年11月跟侄子们说，“我们粮食的形势实际上很不乐观，这让我们感到很害怕。”出于这个原因，他毫无疑问希望自己被看到为缓解粮食困境作了贡献——萨洛蒙也直白地在信里说，要通过向“大众”提供便宜的面包和盐，“让我们的名字为人们所欢迎”。

但是，詹姆斯表示只买卖粮食不会赚钱，他并没有打算在这上面亏本。比如，1847年年初，他预计粮食价格将保持高位；但那年的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从而使得价格预期发生混乱时，他和纳特难以抑制自己的烦恼。“从没有看到过像这次玉米买卖如此愚蠢的事情了，”纳特抱怨说，“刚买下全世界的玉米，但丰收却要来了，我们将损失一大笔钱，将来我们要更谨慎点。”这可能也解释了詹姆斯并没有从巴黎的普通消费者那里赢得多少声誉的原因。如纳特预计的那样：“我觉得我们叔叔的博爱之情将会让他付出一点点代价。如果人们不错误地评判我们的动机，那么一切将会顺畅地进行下去。但是在巴黎，没人能够想象一件事可以公正无私地完成，如果有人说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处理掉我们高价购进的粮食，我不会感到惊讶。”1847年5月，圣安托万便爆发了此类暴动，其部分目标就是粮食商人；詹姆斯被普遍认为并不比其他粮食商好到哪里去。实际上，有谣言称，罗斯柴尔德的面包里掺杂了玻璃碎片和砒霜。这可能是海涅构想的罗斯柴尔德噩梦的灵感来源：“他梦到给了穷人10万法郎，于是他心力交瘁。”

让粮食危机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双重担忧的因素是它对于欧洲银行体系的冲击。所有被迫从相对较远的市场，比如俄国与美洲进口粮食的国家，都出现了金银紧张的情况，这直接冲击了他们的货币体系，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的效应就是出口到英国的玉米销量大幅度地增长，从1843年的25.1万吨增加到1847年的174.9万吨。皮尔这一政策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降低了面包的价格，而是避免了继续保留《玉米法》将带来的价格疯涨情形。但是，这一政策对皮尔另一项重要的立法成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它迫使1844年的《银行特许条例》中止实行。出现这样的情形，主要是因为特许条例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与英国货币供给的联系。当玉米大量地流入英国，而黄金快速地流出时，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减少：从1844年（价值）1 580万英镑减少到4年后的980万英镑。银行被迫逐步提高它的利率，从1845年3月底的2.5%提高到1847年10月最高峰的10%，这导致了剧烈的银根紧缩，最终迫使暂停（执行特许条例）。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经济能够允许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流出，但是每个地方都能感受到英国这个时期对于欧洲大陆的金融统治地位的收缩。只有粮食出口商除外，这部分解释了这个时期俄国完全不同的经历。

最先遭受冲击的是法兰克福。早在1846年4月，安塞尔姆就报告说：“法兰克福的生意数量越来越少，如果天上不掉黄金下来，我真不知道这个地方如何才能复苏。”他的这一论断得到了詹姆斯的认同，他在7月造访了法兰克福。很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受害者，不幸的是这场冲击刺到了痛处。1847年，哈贝尔家族崩溃，威胁到了贝弗斯兄弟银行。由于迈耶·阿姆谢尔的两个女儿（芭贝特和朱莉）嫁给了贝弗斯兄弟，因此有必要向他们伸出援手——共计150万古尔登——尽管这样做带着莫大的不情愿。伦敦和巴黎的年青一代对“老疯子贝弗斯”没什么好感。“他们自己选择灭亡，我们却要给他们钱，”纳特抱怨说，“（这样一来）这位老先生就会知道他们能够从我们的钱箱里得到什么……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尊敬的亲戚认为提供帮助是合适的。”实际上，似乎只有詹姆斯坚持拯救“如此亲近的关系”，尽管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都发出了抱怨——这也很好地证明了詹姆斯此时在家族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哈贝尔家族的沉沦——贝弗斯家族与其亦有联姻——比贝弗斯兄弟银行的幸存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媒体上再一次出现了“指责我们毁了……德国工业”的报道。“这些攻击如此猛烈，”安塞尔姆写道，“我们被迫签发了一份声明发表在德国主要的报纸上，以回应这些诽谤。”安塞尔姆还报告说，在巴登议会上，一个自由派代表所说的话“无异于煽动公众发动一次针对我们家族的宗教改革运动，将我们的家族描述成一种邪恶的金钱势力……凌驾于……所有国王、所有民众之上”。甚至有传言称，列昂内尔同意让南部德国的工业破产，以换取巴麦尊提供一个下院议席的许诺。

银行业危机产生了多米诺效应：哈贝尔家族的难题使得维也纳一家大银行的处境更加艰难，这便是阿恩施泰因和埃斯克尔银行。麻烦从1847年年初便开始在维也纳市场酝酿，促使梅特涅要求萨洛蒙紧急从巴黎赶回维也纳，“制订一些计划来避开市场中的危机”。到9月底，似乎他成功地“避开了”一个“巨大的灾难”。但是，哈贝尔的失败被证明对埃斯克尔带来了灾难性的潜在威胁，哈贝尔欠他100万古尔登。或许可能是萨洛蒙已经与埃斯克尔有了密切的生意往来，他们合作发行奥地利政府债券已有数年。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管如何，他在12月23日通知法兰克福分行，埃斯克尔：

几个小时前来到我这里，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目前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只要他需要（资金）时，他会将抵押贷款的规模放至最大。我的投资组合里有152万古尔登的汇票须由埃斯克尔承兑，其中118.5万古尔登来自哈贝尔，剩余的背书都不存在问题。

实际上，萨洛蒙与希瑙已经同意拯救埃斯克尔，就如他在6年前希望拯救盖米勒一样。但是这次萨洛蒙采取行动时，并没有征询其他兄弟的意见（可能还记得当年他们反对拯救盖米勒的情形）。很自然地，他急忙向他们保证，拯救行动不会涉及任何风险，希瑙“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他敦促安塞尔姆保持“冷静”：“愿上帝保佑，我们将能够维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他的兄弟——和儿子——怀疑已经发生了一个致命错误，萨洛蒙自己则一无所知。他所犯的错误，其严重性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显现出来。

在巴黎，法兰西银行面临着一场“金钱供应危机”（詹姆斯语），这早在1846年10月便已浮现。在之前的例子中（1825年以及1836~1839年），都是法兰西银行向英格兰银行伸出了援手；这次，英格兰银行还清了“债务”——它向法兰西银行出售了价值2 500万法郎的白银。与19世纪30年代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参与这一交易的计划最终落空：尽管詹姆斯12月亲自去了伦敦一趟，但生意最后被奥廷格获得；詹姆斯此后希望提供500万法郎的建议也被法兰西银行行长达尔古拒绝。纽考特与针线街之间自内森死后所积累的仇怨，仍然未能肃清。

列昂内尔充当圣彼得堡与法兰西银行调停人的尝试也未能成功，当时俄国通过出口粮食积聚了大量金银。本杰明·戴维森带着几马车黄金经里加前往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其目的很明显，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分支机构。但是这一期望最终落空。经历了俄国冰天雪地里的漫长颠簸，戴维森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外国犹太人，在此地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开展生意。当俄国政府向法兰西银行伸出援手，从它的保证准备中购买了5 000万法郎的法国公债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作为一个看客。实际上，1846~1848年危机给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一个增强自己控制法国货币体系能力的绝佳机会：不仅通用银行关门大吉，而且在拉斐特就任法兰西银行行长期间鼓励发展的区域性银行也纷纷倒闭。纳特简洁地总结了这段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法兰西银行的感觉：“它们竭尽所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们没兴趣与其争执。”

伦敦的情况与巴黎差不了多少。看到英格兰银行的利率无情地攀升后，詹姆斯在1847年说道：“你们的银行是局势的主宰和主使。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于是黄金将被迫回归到英国。”但是，英国国库大臣查尔斯·沃德爵士对于英格兰银行为填上黄金储备窟窿之前掌握危机的能力没有信心。他和首相对于列昂内尔对形势的判断毫无兴趣。沃德向他的知心朋友萨穆埃尔·琼斯·劳埃德透露：“今天早上，我在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家里见到了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兄弟公司的乔舒亚）贝茨，我对他们表现出来的无知感到非常惊讶，我以为伦敦的每个商人一定都了解了事实和形势，他们竟然一无所知。他们真没什么可为自己辩解的，只能承认形势的发展太过迅猛。”如果纳特的观点代表了列昂内尔所说的一些话，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可能让沃德觉得他们在政治上十分天真。他写道，英格兰银行的政策是“偏执的——我必须说，我难以理解他们的政策，他们竭尽所能地阻止贸易，而国家将为他们的黄金付出高昂的代价”。沃德知道这点；他想知道的是如何在不重蹈范西塔特覆辙的前提下中止1844年特许条例。当他为自己的银行特许条例寻求建议（和修饰）时，皮尔同意列昂内尔并不在“那些真正理解通货问题的人当中，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支持那些构成银行特许条例的准则以及特许条例本身”。皮尔告诉他，“值得他信任的人并不是伦敦的主宰罗斯柴尔德以及领头人格林，而是那些他私下接触的人，如琼斯·劳埃德、W·科顿、诺曼和英格兰银行行长”。两个党派都不认同列昂内尔的专长，证明了内森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影响英国货币政策方面遭遇的损失。

货币紧缩政策对欧洲工业带来了直接影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一政策对法国铁路公司的冲击最为棘手。不仅铁路投资和建设中止：某种程度上，这些已经受到危机前的政治与商业决策所预演，更大的问题是要停止十分困难。因此，铁路公司的银行家与投资者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工作继续进行时，银行发现自己需要为成本超支提供新的贷款；而银根紧缩挫低铁路股价时，投资者只能沮丧地观望着。实际上，詹姆斯有些乐观过头了，这也是他的英国侄子们所担心的。在危机爆发的前夕，他和儿子向亲戚们保证，铁路不仅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收益，而且还能让人们“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支持政府”。“法国风平浪静，”阿方斯1846年1月对迈耶·卡尔说，“政府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工业主义和铁路吸收了所有的想法和政治中的偏离。但愿上帝能够保佑我们在未来数年里都能享受充满喜悦的和平。”没过几个月，他们的语调完全变了。詹姆斯在8月向安塞尔姆坦白：“我必须承认，当我想到我们为铁路投入如此多的资金，而这些钱不会迅速地回到商界人士手里时，我感到恐惧万分。”到10月时，他被迫重新规划向政府支付北线铁路款项的时间表，并托市以推高股价。

詹姆斯应对这次危机的方法就是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精力集中到北线铁路上，从其他拥有小股份的铁路中抽身。他对侄子们说：“如果我不能肯定，铁路耗费我们的钱何时能够拿回来，那么我认为情况非常危险。”因此，当“那个无赖塔拉博”希望得到更多的资金修建阿维尼翁至马赛的铁路时，詹姆斯断然拒绝。其他公司中的股份也全部抛售，而且詹姆斯也不再将自己的钱投入到北线铁路中：当公司需要新的资金支持建筑工程时，他直接向股东发出呼吁。与1847年诸多不满现状的人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指责政府给他们带来了难题。“政府必须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安东尼抱怨说，“他们对于铁路公司的举措完全毁了他们的信誉。你根本无法想象每个人都在叫嚷失去了自己的金钱，他们都将过失归咎于政府，它也确实要好好被谴责一番。”这些委屈被放大1 000倍，革命就会爆发了。

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们对于欧洲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满，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好像条件反射似的——仍乐意在第一时间充当他们的借贷人。将1847年的经济危机与第二年的政治危机连接在一起的传输机制就是财政。在整个欧洲，不断增长的开支（首先在铁路上，然后是社会救灾，最后是应对革命）以及下降的收入（因为社会收入和消费滑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府的赤字。比如，1842~1847年间，奥地利的预算增加了30%。由于萨洛蒙借钱给奥地利政府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当政府在1847年2月再次接触他，要求提供8 000万古尔登的新贷款时，他为得到“绝好的生意”而“感谢上帝”。他与希瑙联合了自身有困难的埃斯克尔，发行了面值为8 000万古尔登的2.5%和5%年利率的债券，他们需要向政府提供8 400万古尔登的现金，5年内付清。如果此后5年和平和繁荣能够维持的话，这确实是笔好生意。

表面上，贷款是建设铁路所需：萨洛蒙试图向现金充足的教皇兜售“数目巨大的”债券时，也正是这样告诉加塞尔的。但是到1847年11月时，奥地利已经开始准备武装干涉伦巴第和维尼夏，这两个地方的暴乱似乎非常激烈。萨洛蒙知道这点是因为梅特涅告知了他，但是萨洛蒙并没有因此警觉起来，反而乐意提供更多的财政资助。他难以置信地同意提供另一笔370万古尔登的贷款，以换取4%年利率的债券，他更进一步宣称不会在已经紧张不堪的市场上出售：他向库贝克保证，债券将“一直保存在他自己的保险箱里”，以换取4.6%的利息。当时，伦敦的短期利率已经达到了5.85%，而且5%年利率的奥地利国债的价格与3年前相比已经下跌了10%，因此萨洛蒙此举是个非同寻常的（或者说是自杀性的）决定。即便在讨论萨洛蒙的提议时，库贝克就警告，干预意大利的行动可能导致“我们财政的完全崩溃”。“我们站到了悬崖边上，”他未雨绸缪地告诉梅特涅，“镇压外国革命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财政需求已经使得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我们可以从各省中产阶级的态度以及我们邻近国家媒体上的文学革命中看出端倪。”梅特涅不为所动。当萨洛蒙1月份开始临阵退缩时，梅特涅愤怒地对他说：“政治上，一切正常；但汇率却不是这样。我尽了我的职责，但你们却没有。”

就如拯救埃斯克尔一样，萨洛蒙与奥地利政府之间的交易并没有与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协商。“我们收到了从维也纳寄来的信，内容非常古怪。”纳特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写给纽考特的信中说，“我们的叔叔手里全是奥地利2.5%和5%年利率的国债，他怎么从这个市场中抽身，只有上帝知道——梅特涅王子把我们的叔叔带入局，因此他可能会继续他的金融活动，我在想，法兰克福分行下次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将会发现（与往年相比）有一点不同。”这被证明是一种仍有所保留的说法。1848年2月第一次计算萨洛蒙应承担的款项总额时，发现他总共需要支付近435万古尔登（约61万英镑）。这是当年维也纳分行总资金的两倍多。如纳特所说的那样，从概念上讲，法兰克福分行仍然要为维也纳分行承担一定的责任，毕竟后者是它的直接分支；但是法兰克福分行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也积累了大量其他德国政府的债券，而且直到1848年3月还在讨论向普鲁士提供一笔新贷款。当安塞尔姆最终从法兰克福启程前往维也纳挽救大局时，他丝毫没有做子女应有的态度。他与父亲的关系也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48年革命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法国的开支也逐步上升。到1847年，预算比12年前上升了55%，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种提供给铁路公司的政府补贴。早在1846年秋天，就有消息说将筹措一笔贷款来填补政府的赤字；到第二年夏天，向正在挣扎的货币市场推销国债已经困难重重，这使得发行新的法国债券成了当务之急。毋庸讳言，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乐意将生意留给别人，尽管詹姆斯的侄子们不时担心法国财政的稳定性。巴黎的情形与维也纳一样：政府贷款已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事，不管经济状况如何。诚然，詹姆斯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得到了貌似慷慨的条件：筹集的贷款面值总额为3.5亿法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3%年利率的债券（以75.25点的价格发行）承担了2.5亿法郎的份额，其发行价格比市场价格低了两个百分点。实际上，他的竞争对手们可以公道地抱怨其中隐含着不可告人的内幕。当时，新公债的拍卖似乎被财政大臣垄断了，因此詹姆斯竞标的报价与财政大臣的最低价格恰好相符。纳特在这之前跟他的兄弟们说，迪蒙已经“泄露了秘密”：“（他）说不能透露标底，他只能在议会中宣布，因此他封上了信封，对每个人都保密，但是我们能够与他达成一定的共识。”

不过，纳特认为这次贷款“最危险最让人厌恶”，这点他是对的。詹姆斯没有萨洛蒙那么莽撞，但是他没有采纳不看好市场的侄子们希望他“远离贷款”的一致建议。新发行的债券一部分卖给了投资者，从海因里希·海涅到沙皇都在名单当中，但是并非全部卖了出去。根据留存下来的一些记录来看，詹姆斯决定只向市场出售1/3的债券，剩余1.7亿法郎的债券留在手里，当时他预计3%年利率的债券价格将升到77点以上。当然，与此同时，詹姆斯必须在两年内分期向财政部支付2.5亿法郎的款项。这笔生意后来被证明是另一次代价高昂的失算。

在英国，伦敦分行在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夕同样出现了判断错误的贷款。1847年3月，所谓的爱尔兰饥荒贷款进行了筹集，总额为800万英镑，名义上用于援助爱尔兰，但有理由相信，这笔钱被财政上出现赤字的政府用到了别的地方。由于英国独一无二的信用等级以及一个能得到广泛支持的好名头，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他们平分了债券的承销权——也不难找到买家。实际上，詹姆斯自己就抱怨只分到了25万英镑的份额。但是债券价格很快就从发行时的89.5点跌到85点，这让投资界大为惊愕，承销商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即便在意大利，那里的革命也可以说已经开始了，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46~1847年仍在漫不经心地考虑筹措政府贷款的可能性。在那不勒斯，卡尔似乎一直对提供给政府的一笔贷款很感兴趣，他最后逃过一劫，还是因为波旁王朝自身作出决定时总是拖拖拉拉。在罗马，同样也在讨论贷款的事宜。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按照19世纪30年代的贷款协议支付的资金后，教皇国的财政再次陷入混乱：1847年的财政赤字是前一年的两倍，罗马5%年利率的债券自1834年以后第一次跌破面值。但是詹姆斯被1846年皮乌斯四世当选一事激起了信心——“他据称是个自由派。”他如此评价道——下令停止出售罗马债券，因为他预计“一些真正积极的改变将会发生”。这可能是指罗马犹太社区的地位，他们争取更好待遇的活动再次得到了萨洛蒙的过问。他们只是在接到新的意大利代理人赫克特的一系列警告之后，才放弃接受托洛尼亚筹措一笔新贷款的建议；当时，赫克特“以最悲观的语调描述了教皇国的局势，认为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当阿方斯于1848年1月造访圣城时，他目睹了激烈的政治辩论以及军事准备，这让他极为不安。出于同样的原因，伦敦分行让人吃惊的向皮德蒙特提供贷款的建议，遭到了阿方斯拒绝，时机太不合适了——1848年1月！阿方斯委婉地指出：“这个国家可以被看做……已经陷入了全面爆发的革命当中。”这个时期，另一个希望获得贷款但遭到拒绝的国家是比利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影响最小的一个国家。

“最糟糕的一次革命”

如果说1848年革命发源于意大利，可能不太准确：发生在加利西亚和瑞士的内战是大变革的征兆，其他一些迹象还有：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于1847年在柏林召集德国州议会失败，以及南部德国一系列的自由派掀起的浪潮。但是，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密切、谨慎地关注着这些事件，但他们并不担忧。实际上，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看起来似乎是波兰又一次被分割：与此前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表示“可怜的波兰人非常值得同情”。“我想他们中的很多可能会被枪杀。”纳特冷冷地评价说，他的叔叔萨洛蒙唯一关心的就是外国政府不要挑战奥地利的举动。1848年1月，西西里爆发了一场工匠暴动，费尔南多二世批准了一个自由宪章，这才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次感到了害怕。纳特评价说，这是“让人恶心的消息”（与平常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得知了这一消息）。

但是，纳特和家族里的其他人仍然主要从外交的角度看待局势，担心那不勒斯的危机会不会坚定奥地利干预的决心（萨洛蒙不安地予以否认）。安塞尔姆在写给列昂内尔与阿方斯的信里，开玩笑地说他写信时手直发抖，暗示他与他父亲一样担忧局势，更不用说他怯懦的性格了。但这只是开玩笑。卡尔最初的反应实际上显得很冷静：早在2月19日，他就再次讨论了向波旁王朝提供贷款的可能性。当安塞尔姆评价慕尼黑自由派攻击路德维希一世的政府时，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诊断很快就将适用于整个欧洲：“唉，就是这样的：最高层的政治就如大多数底层社会关系一样，人们将自己的意志和指令强加于法律之上，以谋求更高的权位。”他仍然希望“动荡能够很快结束”——也希望低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的债券价格能够止跌回升。

与1830年一样，法国革命的爆发将焦虑转变成了恐慌。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对七月王朝具有足够的信心，但当路易·菲利普的大儿子在1842年去世后，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国王自己坦陈“在他死后……1830年革命将再次发生”。“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让我心如刀绞，”安东尼不安地评价说，“我认为只要国王活着，就不会有危险——但是他死后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我但愿上帝能让这位老先生活得长久，让一切变得顺畅——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何担心针对国王的暗杀获得成功的原因。当詹姆斯在1846年接到一个死亡威胁时，他将信件交给了政府并评价说：“想要枪杀我的人可能也会瞄准国王，反之亦然。”当路易·菲利普第二年4月逃过一次暗杀图谋后，纳特称赞他是“世界上最值得敬仰的人之一”。

但是，1847年国会要求选举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使得一个可能性浮出水面：即便路易·菲利普还活着，1830年的革命也可能重演。纳特在1848年1月和2月分别从巴黎发出的报告显示，他认为危机即将来临：“人们谈论的东西与1830年革命前夕一模一样。”他在2月20日评论说。两天后，按计划将举行一场决定性的改革集会，以挑衅政府的一项禁令。

我想政府更迭将能惩处罪恶，但不可能预言将发生的事情——没人能够说出一个法国暴徒将要做些什么，当议会议长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时，很难断定他们将会走得多远，他们什么时候保持平静——我们必须作最好的打算，同时，我亲爱的兄弟们，我真诚地强烈建议你们卖出股票以及各种公共证券。

但是，第二天他又变得比较乐观了：

让人作呕的集会继续刺激着公众……这真的与1830年之前的情形很像，但是无论如何，我禁不住想象它将慢慢平息，让我们远离喧嚣——这个国家如此富有，人们总体上非常乐于维持现状，我相信革命运动不可能发生……结局将是政府发生更迭，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基佐将很可能出局——如果那样的情形发生的话，我将非常开心，那将会让我们的公债价格上涨，从而将一切事务恢复正常。

“但是，我毫不怀疑，当集会结束后，我们将看到非常大的改善，”他在另一封信里接着说，“所有的朋友都向我们保证，无须担心‘左派’举行的任何革命性示威——在我看来，他们的集会将遭到彻底的失败。”“目前，人们对于维持现状的兴趣要远大于发生暴动。”他在集会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里得出结论说，“我认为暴动不在日程表上，至少目前不会发生。”喜怒无常的悲观主义者选择了最糟糕的时刻来看待局势光明的一面。

即便在2月23日的信中，街上出现了路障，国民卫队出现了兵变的迹象，纳特仍然低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只是焦急地希望政府的更迭将足以平息骚乱：

政府已经发生变化，基佐刚在议会中宣布，他已经向国王递交了辞呈；现在国王正在与莫莱秘密商讨着——我们必须希望他们将炮制出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是如果满足捣乱的少数派以及不安分的国民卫队的要求，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尝试——比较大的过错就是没有尽快地将基佐解职，人们已经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当下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压住公众舆论——暴动自身并不严重，并不让人担心，只有少数人甚至没人被杀——但是让国王真正担心的事是国民卫队支持改革、反对基佐的现象……从各方面来讲，暴乱已经结束，现在他们已经进行了改革，我看不到他们为了什么而斗争，我想我们将听到一些解释，其他东西只有上帝知道。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你们卑鄙的公仆将来不会再持有大量的法国股票……向国民卫队支持的一群暴徒屈服，真的很危险。

这封信可能写于卡普桑街道上的致命对垒前几个小时，那场对垒共有50名示威者被守卫外交部的士兵开枪打死。第二天，面对他所称的“道义起义”，路易·菲利普将王位让渡给孙子，然后逃往英国。多个反对派联合组成了临时政府，其中包括律师亚历山大·勒德吕–罗兰、诗人阿方斯·德·拉马丁、社会主义者路易·布兰克，以及一个叫做阿尔贝的工人。第二天，一个委员会成立了，以处理失业的建筑工人获得“工作权利”的要求。纳特的下一封信很短，直指重点：“我们身处最糟糕的一场革命当中——这封信到达你那里不久，你们就可能看到我们。”当时，他和詹姆斯已经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前往勒阿弗尔，搭下一班船前往英国。

法国发生的事件，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之前革命的记忆。那些认为1830年革命成果甚微的人决心在更为真实的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那些对18世纪90年代的经历仍心有余悸的人则决心不能让权力流落到新雅各宾派手里。整个局势直到6月下旬才有些眉目。尽管制宪会议的选举表明，巴黎以外对激进共和主义的支持有限，但是，巴黎发生“红色政变”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5月，拉斯帕伊、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等社会主义就进行了尝试，但未获成功。6月，国营工厂的关闭导致幻想破灭的工人与国民卫队发生冲突。直到1849年6月，所谓的“山地党”走上街头，最后一次尝试重新点燃雅各宾派的精神。

欧洲各地爆发的革命几乎与法国一模一样。尽管革命废除的国王相对较少，但许多国王被迫从首都逃离，大多数在街头爆发“暴力冲突”之后，被迫作出宪章方面的让步，这暴露了警察力量的不足（或不可靠）。国王的这种集体沦陷意味着一系列的宪章革新成为可能，从法国的共和制（在罗马和威尼斯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到君主立宪制（许多德国公国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在1830年革命的中心荷兰，荷兰与比利时国王急忙向自由派压力作出了让步，允许进行宪章改革；丹麦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德国，革命从巴登开始，那里的大公几乎在法国革命一发生就被迫同意接受一个自由宪章，这一范例随后被黑森–卡塞尔、黑森–达姆施塔特和符腾堡所采纳。在巴伐利亚，路德维希国王被迫退位，他的声誉因他与劳拉·蒙特兹（爱尔兰出生的舞蹈家，路德维希的情妇）的关系而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王权体系内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让更为激进的共和派感到满意，他们4月试图在巴登发动政变。甚至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乡都感觉到了革命的颤动：与安塞尔姆的预测相反，1848年对法兰克福这类古老共和国也带来了威胁，只要它们的公民权定义过于狭窄，他们的政府结构就已经过时。法兰克福市中心的首次暴力事件出现在3月初。

每个地方似乎都出现了两次（可能是连续的）革命：其中一个目标是宪章改革，另一个目标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社会差异。受过教育的学者、律师和教授们发表演讲、起草宪章，工匠、学徒和工人们则充当着街垒，遭到枪杀。

可能1848年与1830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时的革命浪潮波及到了奥地利。梅特涅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那里获悉了巴黎革命的消息。“嗯，很好，亲爱的，一切都结束了。”据称他如此评论道，尽管他后来向萨洛蒙所作出的评论更为乐观。实际上，确实一切都结束了。3月13日，奥地利下院正在开会的大厦外，示威者与军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梅特涅宣布辞职，然后乔装迂回逃出欧洲大陆，身上只带了够用的钱——他的心腹银行家萨洛蒙提供给他的信用证，作为他全家逃往英国的路费。国王费尔南多用他的政敌科洛弗拉特取代了他的位置，并承诺进行宪章改革。与其他地方一样，当新政府采用英国式的两院制，给予下院财产特权时，激进民主派——主要是诸如赫尔曼·戈尔德施密特倔强的表兄伯纳德·鲍尔之类的学生——走上了街头（5月15日），迫使国王逃往因斯布鲁克。当制宪会议被证明十分保守（农民代表对废除农奴身份很满意）以及革命政府试图减少公共建设投入时，骚乱再次发生：工人们7月举行了罢工，学生们则在10月进行了最后一次政变尝试。

哈布斯堡王朝在其政权中心发生崩塌，从而在整个中欧引发了连锁反应。在普鲁士，骚乱已经在莱茵地区开始，但正是维也纳传来的消息改变了柏林的气氛。3月17日，尽管数日的抗议后，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似乎愿意有条件“投降”，即同意改革宪章，但是同时又部署军队以恢复秩序。与巴黎一样，市中心不安的士兵也向示威者开了枪，进而将变革转变成革命。经过24个小时的激战，国王屈服，向柏林人、普鲁士人以及——重要的是——向“日耳曼民族”发布了一系列告文。与巴登、符腾堡和汉诺威一样，自由派人士担任了大臣，尽管所有这些履职的官员很快就意识到，很难将他们对于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期望与工匠、学生和工人的激进目标进行调和。民族主义一度似乎是实现团结的最佳纽带。因此，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德国革命就不仅仅是各个公国内部的宪章改革，它同时还承诺改变日耳曼联盟本身。

哈布斯堡王朝崩溃的冲击也不局限于德国境内。在布拉格，如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的温和自由派要求在财产特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议会，取代过时的波希米亚议会。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类似地独立派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思想。意大利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只是时机有些不同。我们看到，两个西西里王国的革命很早便已开始：3月16日，费尔南多二世批准了在西西里设立一个独立的议会，不久之后他被迫放弃那里的统治；两个月后，他同意那不勒斯自己组织一个议会。皮德蒙特和教皇国，查尔斯·阿尔贝和皮乌斯四世作出了类似的让步，两人都在3月批准了宪章。在威尼斯和米兰，革命以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形式爆发。与德国（尽管规模较小）一样，一些革命者看到了统一意大利的机会，使它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为何1848年革命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最糟糕的一次革命”？我们需要注意到，他们的反应并不是由单一的对于自由派或共和制政府的憎恶之情决定的，这点很重要。对于革命的态度，各个家族成员之间互有不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萨洛蒙，他似乎只能从宗教角度理解降临到他身上的灾难。在寄给他兄弟和侄子杂乱无章的信中，当他不再为自己的金融投资过错辩解时，他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灾难，它可归咎于路易·菲利普的无能，梅特涅夫人的虚荣以及巴麦尊的不负责任，与之相匹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不仅包括1789年革命，还有农民战争、十字军东征和《圣经》中记载的蝗灾。不论是什么，他都将其视为对宗教信仰的神圣考验。

他的侄子纳特缺乏这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尽管他比起伦敦的兄弟，政治上更为保守，性格也更为谨慎，但是他还是受到了革命的重创——近乎生理或精神崩溃的状态。（之前从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更为糟糕的“政治霍乱感染了全世界，”他在前往埃姆斯接受温泉理疗前这样说道，“而且我担心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这种病，将来将会血流成河。”革命期间，几乎每一封他写给兄弟们的信，都警告他们抛售所有的股票。

家族里没有像他这样看待革命的人。无论是阿姆谢尔还是卡尔，似乎也都深刻地反思了这一事件：对他们来说，革命就像是一场自然灾害——难以理解，但在上帝的祝福下，总是能存活下来。革命的想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思考范围——卡尔拒绝谈论意大利统一是“一些疯子的愚蠢目标”——他和阿姆谢尔都尽可能地远离政治辩论。类似地，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三色旗，爱国歌曲——对于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人来说毫无兴趣。当时的一幅漫画描绘了困惑的阿姆谢尔问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任命的“帝国贸易大臣”阿诺德·杜克维茨（阿姆谢尔乐观地估计一个新的帝国正在形成）：“什么都还没交易吗，部长先生？”（见图4–3），暗示他被漫长而又没有结果的议会辩论所困惑，这点或许是对的。与他形成对比的是，詹姆斯对于革命追求的东西十分清楚。他的观点越来越明确，即所有的政权都不再可靠，财政上更为顺从，他愿意向风暴后升起的任何旗帜敬礼。比如，他拒绝让阿方斯加入国民卫队，更多的是表明了家族的利益永远排在政治之前，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反对共和制的姿态。詹姆斯没有为路易·菲利普流过一滴眼泪。

图4–3 男爵：“什么都还没交易吗，部长先生？”（1848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0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立及大学图书馆）。

这种实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家族几个长子，即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和阿方斯的认同，他们已经倾向于对政治发展采取类似的清醒认识。但是，与詹姆斯不同，他们偶尔会表达一些同情自由改革的声音，尽管他们将这些与激进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想法进行了区分。安塞尔姆对于德国发展的评价显示，他对诸多被迫向“人民的意志”低头的国王、王子和大公们几乎没有表露出一丝同情，而且对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老家伙”极不耐烦。在离开法兰克福前往维也纳之前，他兴致盎然地参加了德国“支持议会”的首场辩论，尽管这是种超然的兴趣：与伦敦的堂弟列昂内尔不同，他和迈耶·卡尔从没有想过支持选举。安塞尔姆热烈地欢迎了1849年3月公布的奥地利宪章，其条款实际上自由色彩比较浓厚。与之对比的是，更为年轻的几个兄弟作出了更有特色的反应。阿道夫在那不勒斯被吓坏了。另外，安东尼认为德国王子们就像是“一群驴”，对法兰克福议会统一德国的目标“十分看好”，他认为这一目标“正确且合理”。而对于19岁的居斯塔夫来说，他渴望回到巴黎亲眼看看革命——但最后对于自己碰到的“悲哀”感到失望无比，工人阶层暴乱的范围以及共和派政治家可怜的才能都让他失望。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矛盾的态度，没有什么比女性成员的信件和日记能更清楚地予以说明了。詹姆斯的妻子贝蒂对于革命无比敌视，她对4岁的孙子詹姆斯·爱德华的一席话极为赞同：“如果我有钱，我将买一支枪，向共和国以及共和党人开枪。”她希望法国的共和宪章“很快就将与它的姐妹会合，后者早已经被埋在时间的尘埃中”，并将制宪会议的代表贬为“我们巴黎大动物园里的野兽”。她同样轻视德国革命。她跟大儿子说，法兰克福议会是“错误教条和混乱的代理人”。当罗伯特·布吕姆在维也纳遭枪击时，她很高兴地表示，“捣乱的声音终于消失了”，并对巴黎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形感到遗憾。有些怪异的是，尽管父母出生于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但贝蒂竟然表达了一种怀念18世纪政权的思想：“那个世纪的思想如此丰富，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争取符合自己级别的荣誉，不会因为屈从于更高的权威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19世纪，在她看来，是一个“邪恶时代”。

但是，她堂兄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对待革命的观点完全不同。当然，她担忧家族未来的财务状况；但同时，她从革命中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满足感，将其视为自我否认和自我改进的一个机会。从她亲属的信件中以及报纸上获悉的消息让她产生了一种欣喜的感觉，一种历史加速的感觉。她在日记中写道，它“实际上……是铁路时代，过去的6个星期中发生的事件几乎可以与见证了路易十四死亡、大清洗、国民大会和拿破仑当权的那6年相媲美”。最重要的是，她对于法兰克福出现的统一德国的可能性感到着迷：

对于德国，她有希望很快就变得繁荣、强大、统一和自由。在普鲁士，人们同样也赢得了对于军队的胜利，国王被迫批准了他的臣民提出的所有改革要求。政府进行了更迭、普鲁士的王子已经逃亡、媒体自由了、法庭的程序公开……所有的教派拥有了同等的权利。德国将再一次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帝国，强大、幸福、高贵且自豪，她将严斥俄国人的攻击、哥萨克人的侵略和法国人的威吓外交。

当然，她的德国统一理想严格地限制为君主制：与安塞尔姆一样，她抗拒共和制。但是在法国的大环境中，夏洛特能说出一些积极的东西，甚至是关于共和派人士的。她的观点是：

那些掌握着国家的人，希望为他们的国家奠定一个繁荣与幸福的基础，尽管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勒德吕–罗兰……对法国抱有诚挚的希望，在这个动荡的时刻，在所有的政府成员当中，显然只有他能够担当领导。

夏洛特的堂弟媳路易莎也看到了“这次伟大的革命”积极的方面。由于“我们的家族只得经历风暴”，她觉得能够忍受“任何损失，不管多么严重”。她坦陈：“我不能说，它对我们财富可能产生的效应让我感到极为不安。这不是什么哲理，只是不关心，或者说不喜欢作出庄重的姿态并以此炫耀……”

简而言之，整个家族没有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这点也可以从各个家族成员对待流亡到英国的国王和大臣们的方式看出端倪。贝蒂很吃惊地听到生活在英国里士满的路易·菲利普和他的家人每天开销只有100法郎。但是，他从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那里得到的只是一箱好葡萄酒。革命也让梅特涅失去了权力，变得贫穷，夏洛特评价说：

他在约翰尼斯贝格的城堡被没收了，因为他在过去9年里没有缴过税……王子从没有拥有过大量的财富。年轻时，他挥霍无度；但后来被迫替他儿子还债。现在，他要供养一个大家庭并要教育孩子。他的财务直到最近才在萨洛蒙叔叔的帮助下恢复正常。

她对梅特涅的境况没有丝毫的同情，并且认同法兰克福合伙人的观点，即不要给他提供进一步的财务援助。但是，列昂内尔对“叔叔”感觉到有一丝家庭的责任。6月，梅特涅获得了32.3万古尔登的预支款，以他（严重贬值的）铁路股份为抵押。另一笔提供给梅特涅夫人的5 500古尔登的贷款出现在维也纳分行1848年11月的账本上，到第二年，梅特涅家族的债务总计达到了21.65万古尔登。此外，1827年贷款剩余一半的偿还时间——本应在1859年还清——进行了修正，因此直到19世纪70年代，仍然有很大一笔钱未还。

梅特涅在写给萨洛蒙的两封长信中——其中一封是他乔装经过阿纳姆时所写，另一封发自英国——回报给他忠实的银行家以杂乱无章的辩解，这有趣的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世界变得多么混乱！你一直问我战争是否来临。你也一直听到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手里掌握着缰绳，我就能够确保政治和平，因此战争不会发生。今天的危险不在政治战争的战场中，而是在社会战争的战场中。在这个战场中，我也尽最大可能地掌握了缰绳。当这种可能性失去时，我从驾驶者的位置上走了下来，因为被推翻有悖我的天性。如果我被问到，如果采用天真的乌托邦式的改革能否避免这一切，我会用一个响亮的“不”作回答——其原因是，今天被称为改革的举措，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带来某些改进，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价值，鉴于目前的社会形势，所谓的改革就像是举着火把在炸药桶上跳舞……亲爱的萨洛蒙，你了解我已有数年，其他许多人并不是这样。

法国的局势刚刚开始。之前，那里从没有出现比现在更大、更深的混乱。

这可能是梅特涅讨好那些可能资助他“中产生活”的人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对于相互理解的阐述，是萨洛蒙与梅特涅伙伴关系合适的墓志铭，他们30年前在艾克斯便已相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对欧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只是，满腹狐疑的安塞尔姆评价说，这些话只是一些“对当今世界毫无帮助的理论”。

财产受到威胁

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担心的，并不是革命对他们的生命带来的威胁。尽管危机爆发时，他们很快就让他们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前往安全的地方，但男性罗斯柴尔德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那段时期至少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在子弹和砖头开始飞舞时，仍然能保持镇定。2月24日，詹姆斯被年轻的费多（当时他在国民卫队中服役）看到与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挽着手出现在和平大街，并朝着遭到洗劫的杜伊勒里宫走去，当时四周都是枪声。

“男爵先生，”费多对他说，“在我看来，选择在今天出来散步似乎不是一个好选择。您最好回到家里去，而不是将自己暴露在枪林弹雨中，现在这个城区子弹到处呼啸。”

“我年轻的朋友，”他回答，“我很感谢你的建议。但是告诉我，你为何在这里？尽你的职责，是吗？我也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为同样的事情而来。你的职责是持枪警戒，确保良好市民的安全；我的职责是前去拜访财政大臣，看看他们是否需要我的经验和我的建议。”

说完他就离开了。

早在3月4日，詹姆斯就准备让他的妻子和儿子返回巴黎——尽管同意了贝蒂的请求，但他仍有一些警告：

如果你决定回到伦敦，我所要求的就是你用不同的名字办一个往返的护照。如果带着阿方斯，他也需要一本印着不同名字的护照，因为我不想报纸上出现一个大标题说，“德·罗斯柴尔德夫人回到了伦敦。”那会增加无聊的闲话……回到巴黎，带上阿方斯，尽管我在犹豫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置身于政治之外。如果他们看见了他，就可能要他加入国民卫队。如果他愿意保持低调，那就可以回来。

5月，巴尔贝斯和他的同党政变“流产”，人们谈论协和广场的断头台时，詹姆斯再次准备将儿子们送到国外以求安全，他自己实际上也短暂地造访了伦敦。但是，他自己只是在6月初考虑过离开巴黎。他与惊恐不已的侄子纳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甚至被新任警察局长马克·科西迪埃派去保护拉斐特街的警察吓到了：“一群长相凶恶的人，佩戴着红色腰带，你绝对不想在黑夜里赤手空拳地遇到他们——他们能活吞了你。”尽管他在局势最为动荡的几个月留在了巴黎，但是他在11月底还是如释重负地撤到了英国。詹姆斯非常蔑视这种胆怯的行为。贝蒂曾自豪地告诉阿方斯，她丈夫是少数几个“勇敢抗击可怕风暴的人之一，那场风暴击垮了大多数人的勇气和意志”。

萨洛蒙也坚守在维也纳，当然他很少出门。尽管3月13日之后，不时听到“街上的鼓声”，但他直到6月才离开维也纳，然后选择与阿姆谢尔待在不那么平静的法兰克福。安塞尔姆一直坚持到10月6日到7日，武装的革命者在战争部大楼外面处决了拉图尔伯爵，然后攻占了军械库；接着又占领了罗斯柴尔德办公楼的楼顶，“他们离我们的房子只隔了一栋楼”。由于维也纳的形势此时变得异常危险，以至于返回抢救银行文件的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被迫化装成一个牛奶工；安塞尔姆则被迫在乡下待了一个月。

阿姆谢尔从未离开法兰克福，尽管警报一直没停过。当1848年3月的一个晚上，一群人聚集到他的房子外面时，他“早就睡着了，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最后他在窗户外面悬挂了国旗，希望能得到安静。9月，法兰克福分行被街垒包围并且被4颗子弹击中时，它的生意仍在进行着。当时的一幅木刻画捕捉到了阿姆谢尔的沉着，画面里，阿姆谢尔对两个扛着来福枪的革命者发出了自己的抗议。“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问道，他指的是钉到他前门的标志。“街垒搭建者”回答说：“现在它开始了，男爵先生，现在所有东西将被瓜分，但私人财产是神圣的。”对此，阿姆谢尔火冒三丈：“什么开始了？你们给我走开！财产是神圣的？瓜分？你说什么？我的财产对我来说一直是神圣的，我不需要你把它写在我的门上。瓜分？当普鲁士人来的时候，你们将全部被瓜分（见图4–4）。”

图4–4 佚名，9月18日的街垒场景：“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1848年9月18日）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28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立及大学图书馆）。

纳特以及那不勒斯的卡尔与阿道夫的“不安”是例外，这也影响了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尽管他们经常评论中欧地区伴随革命而来的反犹主义，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男性似乎从没被它吓到过。实际上，詹姆斯更为担心的是，万一爆发战争，他可能会被当成德国的间谍而遭到逮捕，而他的妻子似乎一直像关注着詹姆斯的生命那样关注着他的尊严。她高傲地对夏洛特说，新任法国内政大臣路易·安托万·加尼耶——帕热斯竟然“总是称呼我们的叔叔为‘罗斯柴尔德’，而不加‘男爵’头衔或‘德’”——这是一个不尊重的标志，从而将他与老一辈的革命者，如拉马丁区分。罗斯柴尔德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则发现革命的自省特征（而且通常会审视过去）有些可笑。马克思不是唯一怀疑历史在重复自己的人，不过一切更像是闹剧，而非悲剧。巴黎无穷无尽的照明，仪式化的植树活动，最重要的是优雅的新阶层参与的仪式需要一袭白衣的处女，这看起来非常荒谬，对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来说尤为如此。

实际上，对他们财产的威胁比起个人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更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忧。家族的一些城市住宅被画上了标记，萨洛蒙在叙雷讷的别墅遭到了洗劫——同遭噩运的还有路易·菲利普的别墅——这只是威胁的一些征兆。北线铁路公司所拥有的一些火车站以及桥梁遭人纵火。复活节进行的制宪会议选举让纳特确信不会再有“流血革命”的危险，但是他仍然预期“我们的钱包”将会“流血”。有谣言声称，拉斐特街将遭到洗劫，而且一直将持续到4月；随后一个月，在决定性的“六月暴动”前夕，居斯塔夫描述了贴在巴黎各处围墙上的传单，“传单指明了去哪里抢劫，上面提到我们拥有6亿法郎”。在法兰克福——尽管从许多温和的革命者那里得到了保证——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还是被单独挑选出来列为攻击的目标。阿姆谢尔的窗户先后三次被打碎，他采取了预防措施，将“我们大部分动产”转移到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直到他更为确定地相信“私有财产将得到尊重”。在维也纳，戈尔德施密特的房子在5月被外面修筑街垒的工人洗劫一空。安塞尔姆和纳特此时将银器和瓷器运往伦敦保存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财产面临的第二个威胁是革命政权的正式没收——直接没收或以沉重的直接税方式变相没收。他们的朋友布雷克劳德3月18日从柏林传来的有关保证——“绝对没有理由担心私有财产”——也难以让他们安心，因为诸如坎普豪森与汉泽曼等温和派可能被更为激进的政客取代的危险非常明显。对此，詹姆斯4月解释说：“他们不会碰你的一根头发，但是他们会一点点地蚕食（你的财产），直到你什么都不剩。”在维也纳，媒体上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文章暗示，如果工资和工作环境不改善的话，就要没收他们的工厂。在威尼斯，萨洛蒙的盐厂在马宁的共和政权面前显得非常脆弱。

但是，最为严重的没收提议出现在巴黎，国有化铁路网络的计划——这一激进要求在革命前就已经出现——在3月便开始讨论。当局认为，铁路公司未能履行1842年计划中的义务：低估了铁路建设的成本，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用于股票投机，他们甚至不能按照合约的规定向政府支付到期款项。毫无疑问，1848年春天的铁路公司，其地位岌岌可危。比如，北线公司欠政府7 200万~8 700万法郎的款项，而且很可能不会支付；这些债务很容易成为政府接管的理由。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国有化对纳特来说，并不是件坏事，他对铁路从来就没多少兴趣。由于公司的股价跌到了每股212（法郎），铁路工人又不断地藐视上司的权威——甚至坚持要在主要车站前种植“自由之树”——纳特急着想摆脱他们。但是，詹姆斯并没有准备将自己初见雏形的工业帝国主心骨交给政府。与那些铁路线还没有完成的公司不同，北线铁路已经从货运和客运业务中赢利，革命对这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面临的最大威胁莫过于他们手中的政府证券，在新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星期里，这些证券的价格急剧下跌。表4–1显示，革命对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持有的主要证券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尽管这些证券价格在1846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甚至更早）就已经普遍下跌，但1848年 2~4 月这段时期，出现的是灾难性的崩溃。

表4–1 1846~1848年金融危机

备注：英国与法国公债价格是伦敦的周收盘价，奥地利公债价格是法兰克福的月收盘价，罗马公债价格是巴黎的均价。

数据来源：《投机者》中的“私有银行”，海恩著；《私人金融》，费利西尼著。

我们已知道，詹姆斯持有1847年发行的3%年利率公债，面值总额约为1.7亿法郎。到4月，这些债券的市值跌到成本价的一半。但是，他在11月被迫继续向法国财政支付部分期款（此时要求两年内付清，每个月应付款总额高达 1 000 万法郎）。除了这些重大的损失外，票据账目也可能出现亏空：如纳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1 600万法郎的票据，但是天知道会有多少能够兑现。”诸如戴希塔尔这样重要的银行都陷入了困境，因此前景自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巴黎分行欠北线、斯特拉斯堡线和格朗德孔布线等铁路公司约1 000万法郎。它太多的资产都是不断贬值的股票、股份和票据；而它太多的债务则需要以现金偿还。1848年的一幅漫画显示，一个像是恶魔的罗斯柴尔德让交易所的天平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而在他的上方，一群学生正在示威，他们旗帜上的口号要求废除一切，“除了学生”（见图4–5）。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革命中损失惨重。

图4–5 “亚历山大”，《一场风暴：交易所中的起落》（1848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5页（维也纳市历史博物馆）。

在这些情况下，许多观察者预计詹姆斯会宣布破产，然后可能和家人一起逃离巴黎。奥地利大使奥波尼整个3月和4月都紧紧地盯着他，防止他的银行随时会倒闭。比如，在2月27日，奥波尼发现詹姆斯和其他银行家“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公债已经变成了“废纸，一钱不值”。科西迪埃肯定也怀疑詹姆斯正在计划离开巴黎：有传言称，詹姆斯将黄金藏在运肥料的车中偷运出巴黎，而且他已经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既盯着他，同时也保护他的房子免遭洗劫）。整个3月和4月间，一直有流言说，德·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将是下一个倒闭的银行。奥波尼觉得詹姆斯“命悬一线”，他的朋友莱昂·福谢形容他“流尽了鲜血”。这些话与事实相差得并不远：4月的某个时刻，詹姆斯的现金储备减少到只有100万法郎多一点。当一个办事员忙中出错填错了数字，使得数额更少时，他承认自己曾恐慌不已，并开玩笑“放弃生意，前往乡下，靠土豆度日”。

如果巴黎分行的情况危急的话，维也纳分行的情况将更糟。萨洛蒙不仅手里积压了一大批奥地利国债；而且，我们也看到，为了拯救埃斯克尔，他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萨洛蒙估计不久就要支付的款项大约为300万古尔登。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安塞尔姆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拯救埃斯克尔的钱是用国家银行为期3个月的融通票据来筹集的，总额为275万古尔登，票据续期问题在革命前并没有达成一致。此外，还有价值200万古尔登的票据，其中大部分是萨洛蒙用来筹集资金建设北方铁路的。这些加到一起，他即将要支付的款项接近800万古尔登。萨洛蒙此时根本无力支付即将到期的款项，因为他大部分的资产是工业股份，而革命的爆发，使得它们难以出手。萨洛蒙困境的范围之大能够从安塞尔姆后来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中看到。他资产的27%存在于维克奥兹钢铁厂、北方铁路和奥地利劳埃德公司中，当然还有他各种用做贷款抵押品的较小工业企业。这些资产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轻易地变现。他“妒忌受祝福的弟弟内森”就能够理解了；他对其他几个兄弟说，他“身处最为痛苦的形势当中”。这也是他的英国侄子们担心的情况，他们当时建议詹姆斯不能将钱耗费在铁路上。

维也纳分行的窘境反过来危及了法兰克福分行的地位：3月份进行的新统计显示，萨洛蒙欠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主要是法兰克福分行——170万英镑（是他债务的一半）。萨洛蒙后来试图辩称法兰克福多年来一直“压榨”维也纳分行来为自己开脱，但是可以说的一点是，阿姆谢尔也确实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他听任萨洛蒙积累了如此巨额的债务。此外，法兰克福分行自身也有诸多难题，特别是欠符腾堡的贷款、欠黑森–卡塞尔的钱，以及日耳曼联邦存在它那里的巨额资金（所谓的“要塞款”），这些资金此时可能被要求提取。加到一起，安塞尔姆估算短期负债为800万古尔登，同时感到有必要停止支持贝弗斯家族，勾销了已经提供给他们的130万古尔登。罗斯柴尔德家族另一件焦虑的事是普鲁士欠法兰克福分行的一大笔钱（120万古尔登），这笔款项有可能收不回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姆谢尔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向萨洛蒙寻求协助——当时詹姆斯正绝望地向法兰克福分行寻求帮助，敦促安塞尔姆卖出证券，“不管价格如何！”每个分行都认为其他分行欠自己的钱，但谁都没钱还债。萨洛蒙用自己所有的房子和房产作为欠法兰克福分行债务的抵押品；但是，这些资产没有一个能够兑现，他给它们确定的估值（500万古尔登）完全是概念上的。

5家分行当中有3家濒临破产，整个家族的未来显然也变得迷雾重重。在伦敦，夏洛特遇到了外交官们全新的、不尊敬的语调，比如奥地利大使迪特里希施泰因伯爵。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他非常粗鲁地恭维了我几句，说：“看看你，很显然，你不会再享受这么高的地位了。现在如果有人说你漂亮，你会满怀感激；但在过去，这种讽刺会让你笑得要死。”我回应说：“为什么我不会再享受这样的地位了呢？是因为我没有钱袋子来保住我的王座或脚凳，还是因为我没有了钱袋子？”“钱袋子还在那里，但是革命已经让它空了一半。”“大家不用为此担心，阁下，因为我们不会拖延我们的款项支付，不会赖账。”

她怀疑即便迪斯雷利都“相信我们的权势受到了损坏”，尽管这点她也予以驳斥：“它（权势）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财富当中，万能的上帝不会收回庇护我们的手。阿门！”她私下里也承认：“罗斯柴尔德家族两个月前的财富超过了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现在已经损失了绝大部分财富。”

在革命中幸存

那么，他们是怎么幸存下来的？明显的答案是革命自身没能存活，主要城市之外，对于自由派以及共和派宪章革新的支持率被证明十分有限；而在城市内部，各种职业群体对于经济事务存在着很深的分歧：第一，自由化的银行家与愤懑的工匠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后者急切地希望恢复公会制度。这类分歧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法国的共和党人和德国的自由党人。第二，1848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远没有1830年那么严重——从许多方面来讲，大国之间的战争仍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噩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将会导致激进的革命。詹姆斯在多个场合提及，如果爆发一场大战，他将离开巴黎；但是，拉马丁的法国（再次）拒绝扮演革命输出者的角色，而巴麦尊的英国也不能决定是否支持革命，即便它的一些方面似乎与英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尤其是德国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宣示了主权）。普鲁士和皮德蒙特走向了战争，但是目标非常有限，甚至都没多大的决心。第三，革命者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国内问题上，比如重新划定边界以及修订宪章等；这其中，“人民的春天”的矛盾而非互补的本质开始显露。

与1830年一样，波兰人成为俄国反对其革命热情的受害者，尽管三心二意的普鲁士提供了一点支持（一切在5月就宣告结束）。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小斯拉夫国家对匈牙利成功分离担心不已，创造一个规模更大的德国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尤其是语言。法兰克福孵化的德国计划得以创建，表面上是因为规模庞大、声音嘈杂的议会不可能同意一个王室傀儡领袖来统帅自由化的联邦；实际上是因为无法协调奥地利和普鲁士如何改革日耳曼联邦的想法。除了皮德蒙特、米兰和伦巴第组成的“上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统一的概念实际上是针对意大利半岛不断发生的暴乱而提出的一个想法。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倾向于消除彼此。最后，哈布斯堡的军队在温底什格雷兹 、耶拉契奇和拉德茨基的带领下重新组织起来，他们迅速地镇压了革命者。布拉格在1848年6月沦陷。查尔斯·阿尔贝的皮德蒙特军队7月25日在库斯托扎被击败。维也纳也在11月被攻占。

但是，所有这些都难以比较确定地预测。从许多方面来说，革命在1848年10月以后达到了最为激进的状态，它在意大利、南部德国和匈牙利的失败并不是决定性的，直到1849年结局才最终确定。在1848年3月的情况下，詹姆斯和萨洛蒙如果跟随路易·菲利普、基佐和梅特涅一起流亡，那么他们可能已经受到宽恕了，因为他们如此认同流亡的国王与大臣们。但相反，他们留了下来；他们的幸存也是1848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革命注定失败的一个经典标志。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幸存，其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和睦”。迈耶·阿姆谢尔要求男性后裔保持家族团结的神圣训诫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正是伦敦分行（那不勒斯以及法兰克福分行也贡献了一点力量）拯救了泥足深陷的巴黎和维也纳分行，这点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它也使得在西西里如此成功的革命，在那不勒斯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账目显示，1848年尽管境况不佳，但并不是灾难性的一年：1848年上半年的利润只有2 709达卡（欧洲通用金币），但是下半年便反弹到58 229达卡；1848年全年利润比1847年仅下滑了40%。资产负债表显示，那不勒斯分行十分稳健，它的资产构成在1845~1850年之间没发生大的变化。这使得卡尔能够在4月初寄钱给法兰克福。

它的帮助甚至远不止那些（夏洛特就曾说），“摧毁了陈旧的不公正体制的革命春风并没有吹拂到英国”——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在1847年废止了《玉米法》以及中止了《银行特许条例》。宪章派人士于4月10日在肯宁顿议会的示威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忧虑不已，但这一现象被证明是昙花一现；而且，纳特对于列昂内尔的警告也被证明是过于悲观了，他说：“你们将发现自己和阿尔贝王子将置身于同样的处境，就像我们现在与路易·菲利普的境地一样。”在爱尔兰，粮食收成同样比人们担心的情形要好。这意味着，伦敦分行经历了1847年这一最为糟糕的年份——损失了660 702英镑，占其资金的30%——它已经能够在1848年和1849年通过一些成功的举措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将自己的利润恢复到132 058英镑和334 524英镑。就如夏洛特向迪特里希施泰因承认的那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没过去那么富有了，但是他们的“钱袋”绝不是空了一半，这点可以从她被迫承担的一点家务活看出端倪。“我们本来有3名女佣，后来解雇了两个。”她说道，“只留下一个做比较脏和累的零活。我们要亲自给孩子们穿衣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手肯定要失去一些白净和美丽，但是我们希望，它们对我们仍然有用。”她女儿莉奥诺拉的钢琴老师每个小时只能得到10先令；但肖邦告诉莉奥诺拉的奶奶，他每次演奏需要“花费”金币，她“回答说我的表演当然非常好，但是她建议我收费少点，因为当下每个人必须变得更为‘适度’。我从中得知，他们手头也不是很宽裕，现在每个地方都缺钱”。

但是，这些开支与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分行所需的巨额资金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列昂内尔2月底前往巴黎的匆忙之旅似乎让他相信詹姆斯的情况是可以补救的，但是他对萨洛蒙和阿姆谢尔的状况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动情地呼吁列昂内尔看在他父亲内森的分上伸出援手，但是他们仍然要为自己的获救感到羞愧，并需要付出代价。实际上，列昂内尔对于萨洛蒙寻求帮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当他真正回应法兰克福分行的呼吁运送白银（第一批于4月14日到达）时，他首先确保伦敦分行能够从船运中赚到利润。他的叔叔们接触了他，但是他们都是祈求他的怜惜，并且被逼着感受到这一点。列昂内尔的强硬路线得到了安塞尔姆的支持，后者在4月10日抵达维也纳，着手清理他父亲“污秽不堪的马厩”，他进行这项任务时，明显缺少了作为儿子的孝道。面对向阿恩施泰因和埃斯克尔银行（以及另一家维也纳银行海因里希和韦特海姆）提供更多帮助的要求，安塞尔姆：

立即清楚地通知了我父亲，因为是五家分行代表的权力，我禁止再进行任何的财政牺牲……不管此举会给生意以及这个地方形势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并且又加了一句，如果有人坚持要给他们提供帮助，我将立刻离开，以示抗议……相信我，亲爱的叔叔，我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将会诅咒我是我父亲的邪恶天使……他不幸地处在了道德崩溃的国家，被形势完全压制住了，他留在这里对他的健康无益……如果他3个月前离开维也纳，那情况会好很多。

父子之间围绕财务困境所发生的争执从许多方面标志着第二代主导地位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1848年革命。

但是，现实是伦敦分行并不是提供最后一根稻草的人。因为纽考特帮助巴黎和维也纳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代理人向纽考特回充资金的能力。1848年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对贝尔蒙特代理的决定性测试：如果这一机制失败了，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面临严重的风险。从1847年夏天开始，他们紧张地注视着贝尔蒙特，因为他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烟草投机以及资助1846年5月开始的美国反对墨西哥的战争。甚至直到1848年2月，詹姆斯才批准他的决定，向美国政府提供一笔以国债为抵押的巨款，帮助美国《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向墨西哥支付1 500万美元的赔款，以便从后者手中获取领土。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墨西哥也有代理人——列昂内尔·戴维森——他在那里已有数年，一直进口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出产的水银，然后卖给墨西哥的银矿；戴维森也参与了美墨赔款的业务。古巴的沙芬贝格和新奥尔良的哈瑙在欧洲危机爆发前夕，也在烟草和棉花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都是大手笔的投入：詹姆斯自己曾很不高兴地评论说：“我们现在被这些人捏在手里了。”实际上，贝尔蒙特这个时期的重要性，没有其他东西比巴黎和伦敦疯狂发给他的信件更能够凸显的了，那些信严斥他参与墨西哥赔款业务，并指责他越权。最终，在1848年年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阿方斯被派往纽约，似乎要取代错漏百出的贝尔蒙特。

这自然收到了效果。由于担心阿方斯是派来取代自己的，贝尔蒙特急忙向伦敦运去了大量白银。这被证明是稳定欧洲金融形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白银，列昂内尔可能就很难支持欧洲大陆的亲戚。但是贝尔蒙特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明白，他此举是施舍了恩惠，而不是遵从命令。阿方斯在纽约受到的是冷冷的接待，在他看来，贝尔蒙特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既是半独立也是半受缚，他既是一个代理人，同时也是一个通信员。”讨论已久的用家族成员取代贝尔蒙特的计划，面对贝尔蒙特的顽固以及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不愿在美国定居的现实，只得再次流产。不久之后，贝尔蒙特将阿方斯打发去了新奥尔良，并恢复了以往的做法，继续参与墨西哥赔款事宜。

罗斯柴尔德家族幸存的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各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这毫无疑问有助于终止证券价格的崩溃。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暂停金本位原则确立了一个范例；但是，劝说欧洲其他央行采取同样的措施并不十分容易。当然，法兰克福没有央行，花了很多时间才说服议会创造了一些紧急信用产品。在巴黎，情况要好一点，当恐惧一消退，共和政府就利用法兰西银行作为发行强制性公债的“摇钱树”。除了暂停兑换外，政府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柜台贴现和商店储备指数，从而为各公司提供了流动性的新来源，尽管这些被证明是十分短暂的举措，但是革命的持续效应提升了法兰西银行的权势，它收回了地方银行的发行权。在维也纳，国立银行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出口黄金和白银，在5月又暂停了黄金兑换。当然，巴黎和维也纳的举措都存在一定的危险，即纸币发行可能过量，安塞尔姆不是唯一担心中欧爆发通货膨胀的人（没人能够忘记法国革命时期的纸币噩梦）。这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从美国和英国获得白银再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能够让他们再次填满欧洲大陆各央行的储备。早在4月，法兰西银行就下订单，通过纽考特购买大量白银。类似的交易给了安塞尔姆重要的筹码，使他能够在谈判父亲到期的巨额票据时，向银行施加压力，他最终成功地将票据延期了两年。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有必要发出一个大胆的威胁以确保这笔交易：“无论是延期票据，还是埃斯克尔以及韦特海姆银行的破产，都无力阻止维也纳和各省许多其他银行的倒闭，同时国立银行自身的资产组合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这是拯救维也纳分行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但是，对巴黎分行来说，更重要的是厘清政府财政方面的交易。1847年约定的政府贷款，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沉重的包袱之一。减少这些负担的唯一途径就是迫使各个政府接受苛刻的条件。因此，安塞尔姆与国立银行谈判的同时，也寻求适度调整他父亲亏欠奥地利财政部债务的归还时间。在法兰克福，迈耶·卡尔也试图与卡塞尔以及日耳曼联邦达成交易。甚至在那不勒斯，围绕到期的那不勒斯公债利息，那不勒斯分行与政府也签订了一项协议。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的地位最为脆弱，詹姆斯手里持有约1.7亿法郎的3%利率的公债，此时的价值只有成本价（即他承诺向政府支付的金额）的一半。詹姆斯并没有抛售公债吞下这个苦果（曾经有人说他确实这样做了），他试图将自己从1847年的委托中解脱出来；他所采取的方法是谈判中以劣势取胜的一个案例。

过程远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看到，2月24日，詹姆斯拜访了财政部，可能是要求新政权支付即将到期的希腊债券利息，这些债券由前一个政权提供了担保（正常情况下，应该由他支付利息）。（政府支付利息）有一个前提条件：第二天，他宣布捐献一笔表面上比较巨额的善款——5万法郎，用以资助那些在街垒大战中受伤的人；他同时宣称自己将“为如此美好和诚挚的革命提供自己的合作”。2月26日，他又出现在当地的警察局里。当科西迪埃翔实地指责他将钱偷运出巴黎准备逃往海外时，詹姆斯予以坚决驳斥，他采取了一个聪明的策略，介于承认破产和暗示自己有数百万法郎的资金可以支配的两个极端之间：

人们认为我是“钱”做的，但是其实我只有一些“纸”。我的财富和现金都转化成证券，它们现在一文不值。我绝对不想宣布破产，如果我必须去死，那么我就会这样做；但是我视逃跑为怯懦的行为。我已经写信给我的家人，让他们给我提供资金，以便让我偿还债务；他又补充道，如果你们愿意，我明天就可以将你们介绍给我的侄子认识。

金钱再次发挥了作用：科西迪埃要求詹姆斯为一家印刷厂开出一张信用证，避免它的150名工人失业，詹姆斯第二天带着列昂内尔再次出现时，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给了科西迪埃2 000法郎，“由他支配”）。这点钱对于詹姆斯来说微不足道，但是4月初，他面临的款项要求剧增，当时政府意外地要求他支付50万法郎，这是革命之前与路易·菲利普签订的一项抵押贷款的差额。与此同时，他被提醒他的铁路公司还欠着政府的钱。

詹姆斯以威胁加奉承的方式回应了这些要求，夏洛特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相关情节：

罗斯柴尔德银行破产对法国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相当于轻易杀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也永远地放弃了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政府不能拍卖家族的豪宅：费里埃不可能出售；弗洛朗坦大厦空空如也，在现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租出去。但是，如果他们挽救了我们叔叔的生命——我是指他的金融生命——那么他不仅能为国家，而且还能为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在英国，他们说，没人感激已经得到的好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寄望于还在考虑的好处。我们的叔叔刚刚向德·拉马丁先生、科西迪埃先生和克雷米厄先生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如果北线铁路欠政府的钱被要求立刻支付，那么“三四千工人将失去政府保证的工作，财政部用于资助失业人员的开支将大大增加”。

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信詹姆斯的抗议，认为他的“金融生命”处在了危急关头。“社会主义”渗透到金融领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詹姆斯以“我的生意减少”为由削减德·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办事员的薪水时，后者提出了抗议。“是的，你什么都没失去！”其中一个人喊道，“你比任何人都要富有，我们不会（接受降低薪水的做法）。”但是，詹姆斯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等到政府的委员会支持政府回购各公司的铁路合约时，已经是5月的第三个星期。仅仅过了一个月，巴黎的政治局势就因残酷镇压“六月暴动”（6月22~28日）——自然爆发的工人暴动而改变，率领军队镇压的是欧仁·卡韦尼亚克将军。

马克思对于“六月暴动”以及它的结局的诊断，就是“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与1830年革命相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没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恢复“秩序”（他们对革命引发的各种外交纷争同样置身事外）。他们只是谨慎地欢迎卡韦尼亚克的到来。实际上，他们竭力避免直接参与他的镇压行动：詹姆斯将阿方斯打发去了法兰克福，以确保他不用参加战斗，而他留在巴黎，就可能被迫参军。因此，军事恢复“秩序”带有“最后一招”的特征。那不勒斯的情形也比较相似，费尔南多解散了议会，并在8月成功地占领了西西里；在维也纳，温底什格雷兹在11月月初的炮击，最终迫使革命者投降。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如何紧跟时代潮流。卡韦尼亚克治下的共和政权重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不仅可以埋葬铁路国有化计划，还可以调整北线铁路偿还债务的时间以及解决1847年贷款问题。后来有人声称，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重生”应该归功于政府——詹姆斯的孙辈对此嗤之以鼻，他们竭力否认他们的银行曾依赖过政府的干预。“重生”这个词有误导作用，但是——与其他相关的政府太过慷慨的指责一样——它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本质上，詹姆斯采取了巴尔扎克数年前就预计到的一种策略：一个债务人欠债权人太多钱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让他破产。由于担心詹姆斯可能不能继续支付亏欠财政部的钱，法国政府被迫重新协商1847年贷款的条款。这一决定是可以理解的：用“金鹅”之死威胁他们时，詹姆斯是在含蓄地威胁整垮法国财政体系。梅里美当时就表示，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危急”；德·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的倒闭将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

比较容易的方案就是与“男爵”以伙伴关系合作。因此，当列昂内尔7月造访巴黎时，他发现詹姆斯——照旧——与财政部长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现在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因为没有其他银行家或其他人有钱或愿意站出来，他自然非常受人尊敬”。但是，新任财长部长古德绍采用的权宜之计——将3%年利率的1847年公债转换成5%年利率的债券——可能太过慷慨了，因为它神奇地将一笔2 500万法郎的亏损转变成了1 100万法郎的利润。古德绍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另一个与詹姆斯有联系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克雷米厄也是犹太人）为政府支持罗斯柴尔德的激进阴谋论更是增加了不少“证据”。实际上，詹姆斯可能夸大了自己的财务困境，以便将自己在1847年贷款中的损失降到最低。他们与古德绍远不是“同谋”，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实际的人”，他“对于交易所的了解不比月球人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状况，实际上至少在“六月暴动”前一个月就已经稳定了下来。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夏洛特就已经可以确认她对“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未来感到一片光明”。纳特在6月前往法兰克福时，他发现阿姆谢尔对列昂内尔仍然极为不满，但最终法兰克福分行获得了保障，列昂内尔又给他提供了至少2 600万古尔登的资金，而且金银储备也达到了40万英镑。实际上，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吃惊地发现阿姆谢尔开始向维也纳分行出售白银，而这些白银是他几周前刚从伦敦拿到的。正常化的另一个迹象就是西班牙水银矿新协议的谈判（巴林公司在那里发出了有威胁的挑战）很快地恢复了。这也恰好与戴维森报告的智利和秘鲁发现新银矿的消息碰在一起，新银矿可能会促进水银市场的繁荣。到8月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营与财务状况已经足够好转，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塞尔姆——此时家族的三大支柱——已能够在敦刻尔克碰面，清点联合账户的情况。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外面的人才比较明显地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渡过了难关。当激进的《工人警钟报》8月评选一名幸存领袖时，所用的语气尖刻反讽；但是，呼吁詹姆斯为共和国的事业贡献他不可思议的金融力量时，它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一种真诚的敬慕之情：

您是一个奇迹。尽管他拥有合法的多数人支持，但路易·菲利普还是倒台了，基佐也消失于无形，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也都成为了历史；但是你，纹丝未动！……阿拉戈和拉马丁在哪里？他们已经玩完了，但你却幸存了下来。银行业的王子们纷纷清盘，他们的办公室将关门大吉。工业和铁路公司的巨头们步履蹒跚。股东、商人、制造商和银行家一个接一个破产；大人物和小人物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打击；但你却是这些废墟中屹立不倒的一个。尽管你的银行感觉到了巴黎的第一波冲击，尽管革命的浪潮追着你从那不勒斯到维也纳和柏林，但是你面对影响全欧洲的一场运动时仍然稳如磐石。财富消散，荣耀褪色，领土破碎，但是犹太人，我们时代的帝王，却依然稳固地坐在王座上。但这还不是全部。用《圣经》上话来说，你本来可以逃离这个山峦起伏的国家。你留了下来，宣布自己的权势独立于古王朝之外，你还勇敢地向年轻的共和国伸出援助之手。你毫无恐惧地支持着法国……你远远超越了一个政治家（的能量），你是信誉的标志。难道现在不是银行、中产阶级的强力武器帮助人民实现梦想的时刻吗？即便没有成为一位部长，你仍然是我们时代商界最伟大的人。你的工作可能更加庞杂，你的名誉——你对名誉没有兴趣——可能更加辉煌。获得金钱的王冠之后，你将被尊封为神。你对这点难道没兴趣吗？如果有一天，法兰西共和国将在万神殿给你提供一个位置，你应该坦陈那将是个相宜的场合。

但即便这样的表述，仍被一些人认为言之过早：直到11月，仍有传言称詹姆斯将要清盘。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实际上已经幸存了下来。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也能看到为何那时他们的逃脱那么不可思议。

日渐复苏

1830年与1848年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缺乏外交影响力。尽管他们经常为欧洲大战的危险所困扰着，但是在1848年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忙于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因而无力分身在大国政治中扮演1830年那样的角色。当奥地利政府要求萨洛蒙派遣“一名家族成员以奥地利政府的名义开始谈判”以帮助“结束意大利难题”时，年青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均不愿参与其中。迈耶·卡尔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因为，不论局势结果如何，最终受到惩罚的都是小丑，而我们就是小丑。我也相信伦巴第不会向奥地利支付一分钱。意大利（独立）事业已经吸引了太多的同情，任何解决方案最后都一定会激怒奥地利。而且每个人都会说，天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中捞了多少。人们习惯于认为我们从来不会做赔本的生意。

当拉德茨基在库斯托扎给了皮德蒙特军队“致命一击”时，安塞尔姆和他的堂兄弟们都很高兴，但是对奥地利的外交意图知之甚少，因为奥地利将放弃更多的意大利领土。尽管詹姆斯后来意识到法国新任外交部长巴斯蒂德对北意大利统一不甚热情，因此巴麦尊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但是他的侄子们有一段时间仍然相信伦巴第和维尼夏将能够用钱买得独立：安东尼在信里写道，那“只是钱的问题”。他们在德国的消息同样不那么灵通。比如，当法兰克福议会3月邀请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出任日耳曼联盟的统治者时，迈耶·卡尔似乎预期他会接受王冠，甚至还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奥地利与普鲁士“走到一起”。（实际上，他傲慢地拒绝了他所称的“革命、不忠和通敌的尘土与渣滓做成的王冠”。）直到1849年2月底，安塞尔姆才开始收到关于奥地利外交的内部信息，此前这类信息对他父亲畅通无阻已有数年。他也跟随萨洛蒙的步伐，在第二次针对皮德蒙特战争中，他急切地站到了施瓦岑贝格一边——这一倾向在他父亲4月重返维也纳后进一步加强。

当然，只要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实力仍然虚弱，他们就难以寄望施加政治影响力。毕竟，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展影响力的传统杠杆就是提供贷款。但是整个1848年，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利用自己对于欧洲大陆分行的主导权，否决了诸多向革命之后的政权，即奥地利、匈牙利、罗马、伦巴第、普鲁士、巴登和其他地方的政权提供贷款的动议。（难以置信的是，萨洛蒙似乎建议借钱给匈牙利人，以帮助他们从英国购买枪支——这甚至就发生在他悲叹哈布斯堡帝国崩塌的时候！）直到9月底，整个家族才开始考虑“将生意恢复正常”，尽管向奥地利提供的建议被证明还不成熟。麻烦就是革命不甘就此平息。“红色共和主义”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刚被打败，在意大利却又再次爆发；它刚在意大利被打败后，却又在南部德国擦出了火花。

只要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会秉承退缩策略。奥地利政府3月接触安塞尔姆，希望借贷6 000万古尔登，他十分谨慎，认为这“极为荒唐”，是一个“愚蠢的计划”。随后一个月，詹姆斯接到巴黎市的要求，希望筹措2 500万法郎的贷款，他“予以拒绝并连说了3次他不想做任何生意”。这种犹豫反映了如何处理维也纳分行的困难，当时，尽管安塞尔姆进行了巧妙的修补，但它仍然欠法兰克福分行170万英镑，同时还欠巴黎分行一些钱。直到夏天，主要合伙人之间经过了一系列会谈（包括春天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全体大会”），他们决定保留维也纳分行，同时划掉了大多数欠款。同时，伦敦的合伙人希望限制叔叔们的权限范围，这可以明显地从阿方斯对于“大会真正目标”的评价中看出：

（目标应是）修正我们家族的根基，至于伦敦分行，他们与政治活动以及第一代人热诚的商业精神一直难以融合，要让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的叔叔（阿姆谢尔）难以承受我们财富减少（的事实），急切地希望在旧的基础上重建辉煌，这其实是将我们带入了危险的境地。

伦敦合伙人开始区分自己的信件，哪些可以给叔叔们看，哪些只能给几兄弟看，这也是1848年危机引发的不信任感的一个标志。鉴于直到这个时候，私人信件的流通是合伙人体系的血液，伦敦分行的这种做法是一个革命性的暗示——尽管不能确定伦敦合伙人在这个方向上走了多远，因为他们大部分信件已经丢失或损毁。

另外两个因素也造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影响力的消退。其一，他们与巴麦尊的关系一如既往的平淡。夏洛特抨击巴麦尊1848年的政策“非常可笑”，因此也可以推定列昂内尔的想法与妻子相近；而且，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麦尊在这个时期有过沟通。在纳特看来，“外交事务发生任何变化都是巴麦尊的进步”，这一观点得到了他叔叔詹姆斯的“高度”认同。对于贝蒂来讲，巴麦尊是一个“妖怪，到处放火，他知道如何站在自家门口操纵别国的政治傀儡”。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英国政策的评价似乎更多地建立在自我估计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一手的政府情报——这可能反映了列昂内尔这个时期对于议会中犹太人代表权问题所持的陈见。其二，他们误判了法国的政治前景。詹姆斯过高地估计了“值得尊敬的”温和共和主义的持久性。他认为卡韦尼亚克和他的同伴尼古拉·尚加尼耶将军（既是国民卫队的司令，也是巴黎军政府的总督）仍将是新政权当中的关键人物，他开始迎合他们。与卡韦尼亚克和其他部长碰面讨论法国队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频繁。“我们的小朋友”尚加尼耶曾受邀前往费里埃城堡狩猎，而且也是罗斯柴尔德晚宴上的常客。他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都能够报告尚加尼耶“心仪”贝蒂的闲话。最终的结果表明，詹姆斯支持的是一个失败者，尽管他这样做的原因可以理解。取代这些将军的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前任国王的侄子。

整个19世纪，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比路易·拿破仑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更值得怀疑，更不用说轻视他了。这部分是因为他品行不端的过去——1836年在布洛涅以及1840年在斯特拉斯堡的大胆妄为、标新立异的行为，拥有英国情妇——以及他从没有完全摒弃的声名狼藉的生活方式。比如，1849年4月，安东尼报告说，他的叔叔和婶婶“讨厌路易·拿破仑。他们说他夜夜笙歌，天知道他还干了其他什么事”。他与霍华德夫人的关系也是人们议论的笑柄：用安东尼的话说，路易·拿破仑想要的就是“大量的（金钱），这样他就可以舒服地鬼混，想什么时候喝醉都行”。詹姆斯将其视为“一个愚蠢的混蛋”，他秉承着一贯的实用主义，准备将个人的好恶放到一边，和他打交道，他从6月16日开始有所动作——路易·拿破仑宣誓就任总统仅仅18天之后。“我难以拒绝他的邀请。”詹姆斯向他的侄子们辩解道。实际上，他似乎在路易·拿破仑当选后不久借给他2 000法郎时就保持了戒心。不论如何，这次不是1830年事件的重演，詹姆斯和路易·菲利普几乎在一夜之间将私人的、财务上的关系转变成了公共的、政治上的关系。当路易·拿破仑一接触到公共基金，詹姆斯就切断了他的信用，命令安东尼“不要再给拿破仑钱，他对于我们没有任何信用……我在他的预算通过之前答应给他两万法郎，但是现在他已经拿到了政府的钱，所以我不想再浪费我们的钱了，我不会再给他一分钱”。

他的妻子对路易·拿破仑的厌恶之情更甚，部分原因是她仍然对流亡的奥尔良王室念念不忘。迪斯雷利曾向麦考利回忆过贝蒂痛骂“她憎恨的”拿破仑的情形，麦考利试图说服贝蒂，让她认为路易·拿破仑可能是奥古斯图斯，他的叔叔则是尤利乌斯·恺撒。贝蒂不为所动：法国“折腾在一个无名之辈和一个被极具破坏性且无用的少数派绑架的领导人之间”。如果卡韦尼亚克获胜，那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没有“掌权者应具备的正直和能力”。但是，如果路易·拿破仑赢了，那将是“一个耻辱”，因为他“是精彩的过往历史之上升起的一面荒诞旗帜，他在政治上什么都不是，除了作为反面典型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价值，他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粗暴荒诞的内心”。法国与他的“恋情”，她预言说：“可能就像一部轻松的爱情小说开头的章节；这种情况下，恋人们通常以相互憎恶对方或大吵一架分手为结局。”他的胜利是“各种不同以及反对意见联合起来反对这个国家上层社会的一个痛苦标志”。从一开始，她就断言“一个拙劣的帝国模仿品”将会出现。直到1849年4月，她仍然拒绝参加总统的招待会。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关心的是，路易·拿破仑可能会像他的叔叔那样追求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而这可能会将整个欧洲拖入一场大战当中。路易·拿破仑1848年中期当选议长，仕途开始闪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开始担心他的外交政策。认定他是“混乱和骚动”的盟友，他们判定他的走红是战争即将到来的预兆。詹姆斯曾说，路易·拿破仑将：

投入大量的金钱以确保他们选他当总统，在我看来——我从不相信战争——现在的形势看起来更为黑暗，因为人们现在被迫……制造战争。在交易所，每个人都无比忧郁，因为他们说工人阶级可能会支持他，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而能够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中获得支持……我想清算资产了。

尽管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修正了这一评估，但是他们对他在总统选举中越来越大的获胜可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认为卡韦尼亚克“毫无疑问更好”。两方阵营均接触了詹姆斯，寻求支持，但是他告诉他们：“由于不是法国人，因此他保留自己对这种严肃事务的影响力，不会支持任何一方，他等待着国家作出它自己的抉择，不会反对大多数民众选出来的总统，不管他是谁。”私下里，他预计路易·拿破仑将击败卡韦尼亚克。但是他发现新总统“愚钝，没有任何非凡的领导力”，尽管他献媚地要求詹姆斯应该“经常去拜访他，和他共进早餐”。路易·拿破仑于12月获得胜利后，詹姆斯和贝蒂就焦虑地预计“六月暴动”可能重演，甚至担心法国和普鲁士之间会爆发战争。

这样的担忧，在另一个假设出现后——最早出现于1849年1月——变得更为沉重，即路易·拿破仑“直到将自己变成国王才能停止折腾，而军队和农民将足以保证他获得成功”。詹姆斯毫不怀疑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1849年前几个月，他焦急地观察着法国外交政策是否出现“向外”的迹象，因为这样的政策将强化路易·拿破仑的复辟势头。而意大利持续动荡的局势似乎也需要法国采取某种干涉行动。在詹姆斯看来：“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维持和平。”巴黎每一丁点的骚动似乎都提升了新政府豪赌战争的可能性。“战争将会爆发，”詹姆斯在6月9日预言说，“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我们不仅遭受亚洲霍乱的折磨，还遭受着政治和金融霍乱的吞噬……我不相信公债价格将会上涨。”

获悉路易·拿破仑计划联手教皇——他在11月被迫逃离罗马——干涉意大利的事务，而不是站在罗马共和国的一边，他们如释重负，虽然安东尼一开始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在一个共和国还存在的情况下，进入意大利，然后将教皇扶上王位呢”？实际上，这方面旷日持久的争论意味着这将以最后一次外国干涉而告终，这种反对共和主义的干涉最终使得革命宣告终结。第一波打击出现3月，即奥地利对皮德蒙特取得的第二次也是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之后，是5月的托斯卡纳共和国被占领。4月，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再次整理财产，准备逃亡，因为当时最后一波骚乱浪潮席卷了德国南部，但最终遭到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联手镇压。与之前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站在边线外摇旗呐喊，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安塞尔姆急切地希望俄国干预匈牙利，因为他意识到温底什格雷兹独自一人不可能战胜革命者。

只有当各个地方的革命火苗都遭到镇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开始认真考虑恢复传统的贷款业务。7月4日，安塞尔姆开始更为积极地讨论奥地利贷款问题，同时敦促巴黎分行通过维也纳分行为匈牙利的俄国军队提供财政资助。他同时开始参与到稳定奥地利汇率的行动中，当时，战争以及白银中止兑换严重削弱了奥地利汇率。到9月中旬，一笔数额不大的奥地利贷款以 7 100 万古尔登国债的形式筹集；尽管大多数国债都被维也纳市场吸纳，但仍有2 200万古尔登被阿姆谢尔获得，并在法兰克福售出。

自然地，这些交易包含了明确提供给王室反动力量的服务，这点在法国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当中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焦虑，这两个地方的成员相当同情匈牙利的革命者。贝蒂根本无法忽视海涅同情匈牙利人的一首诗所表达的悲伤情感，这首诗名为“1849年10月的德国”，海涅当时将这首诗抄送了一份给贝蒂。但是安塞尔姆没时间理会英国亲戚对匈牙利问题的“不安”，建议“你们英国成员应该关注爱尔兰和它的土豆收成，让他们关注身边的事”。卡尔向教皇提供贷款的建议也可以被看做“为虎作伥”，帮助镇压革命。对于1848年失望的革命者来说——不仅仅是马克思——其含义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发现，每个暴君身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像每一个教皇背后都有一个耶稣会士。事实上，如果不是一支耶稣会士队伍压制思想以及一小撮犹太人往钱袋里捞钱，那么压迫者的渴望将变成绝望，战争也不可能爆发。”

但是，如果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刻画成反动力量的金融家，那有些误导，尽管他们之前经常被描绘成此类形象。首先，就如列昂内尔8月从维尔德巴特报告说，革命让之前的自由派变得更为保守：“德国的自由党与英国的自由派很不一样。所有富人或生意人都支持社会原来的样子。”詹姆斯最关心的是恢复正常的商业活动——他提醒英国的侄子们说，他是“生意的朋友”，希望“轮子一直在转”。由于国际局势已经比较稳定，他对于借贷政权的政治复杂性并不太在意。比如，教皇将在法国支持下复位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前，詹姆斯非常乐意与罗马共和国做生意。实际上，当共和国的代表1849年3月与他接触，希望存入一小笔钱时，问他“是否愿意做他们的生意”，他接受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一名共和国的公民”——非常讽刺，因为他在别的场合经常称其为“该死的共和国”。当教皇的地位在6月底恢复时，詹姆斯通知卡尔说，他没有兴趣再与梵蒂冈做生意了。阿道夫对于教皇也没有什么尊重之情——“他迂腐的虔诚都是一堆废话。”他的法国兄弟坚称，每笔贷款都需要附加条件，即确保罗马犹太人的公民权益。因为，如列昂内尔所说的那样：

教皇一度如此的自由化，他过于草率的改革给意大利带来了如此多的灾难，现在虽然不完全是反动的，但也是效仿黑暗中世纪教皇的例子，偏执至最高程度，我甚至不得不说这有些没人性。如果教皇能够与其他任何一家银行做生意，他肯定会离我们而去。

詹姆斯和列昂内尔也不愿意让维也纳分行重拾其传统的角色，即毫不犹豫地充当哈布斯堡政权的支持者。12月，两人均强烈反对萨洛蒙支撑奥地利汇率的做法，因为他们的对手当时做空投机获利颇丰。

这种政治中立特性在皮德蒙特事件上显露无遗，后者是1848年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之一。如安塞尔姆指出的那样，皮德蒙特提供给奥地利的赔款将引发“一桩美丽而又安全的生意”，主要是给皮德蒙特提供贷款的业务以及面向奥地利的支付业务。纳特一开始对此表示存疑——如夏洛特察觉的那样，家族里“更敏感”的成员还没有忘记前一年“可怕的时期”——但是，即便他也能看出这一交易的吸引力。至于詹姆斯，由于他对皮德蒙特的兴趣异常浓厚，以至于安塞尔姆担心他会给都灵政府一种“过于热心”的印象。这低估了詹姆斯作为谈判者的技巧。他在皮德蒙特与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之前就已经打探了有关情况，然后暗示自己正与意大利银行家洽谈交易，后者希望自己发行债券，以排斥巴黎和维也纳的竞争者。9月，他亲自前往维也纳和米兰，提供了1 500万法郎的预支款，作为皮德蒙特的赔款支付给了奥地利政府。最终，他成功地在都灵拿到了7 600万法郎皮德蒙特贷款的一半多，只给意大利银行家和公众留了800万法郎。

这不仅是因为他希望看到奥地利得到其赔款。就像他向一个名叫卡米洛·迪卡武尔的年轻金融家保证的那样，他“非常渴望与这个国家做生意；他不停地对我说，他认为皮德蒙特的基础比奥地利还要好”。在迪卡武尔眼里，詹姆斯“欺骗”皮德蒙特财政大臣尼格拉的方式让他感到震惊。由于认为皮德蒙特不应依赖“这个狡猾的老混蛋罗斯柴尔德”，他后来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意大利拓展空间的一个巨大障碍。但是，此时，詹姆斯似乎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点将能够带来与整个意大利的金融“联姻”。类似地，法兰克福分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接触了德国的公国，如符腾堡和汉诺威（约翰·施蒂韦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一直掌权到1850年11月），尽管这些接触均遭到了拒绝。

詹姆斯在都灵的成功也终结了一年的生意停滞。即便列昂内尔和他的弟弟们，此时也准备考虑新的生意，尽管他们仍然对未发生革命的西班牙和美国更感兴趣。水银、棉花、黄金、烟草——甚至尼加拉瓜运河与非洲的落花生——都比提供给政治动荡国家的贷款要安全。

在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态度当中也出现了一丝放松的迹象。金融判断的主要晴雨表——公债价格——显示1849年对于总统制政权的信心正在增长（尽管不那么真实）：1848年12月之后的一年里，5%年利率的公债价格从74点上升到93点，纳特对此欣喜若狂。这部分地反映了路易·拿破仑克制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效应）。当远征罗马的消息开始散播时，纳特评论说：“总体来说，当军队开始行动时，债券持有人将惊恐不已；但这次因为它是为了重建秩序，我也相信它将产生好的效应。”恢复的金融信心也反映了人们逐渐意识到路易·拿破仑远不是“激进左派”的盟友。尽管纳特仍然认为总统是“一个又小又丑的家伙”，但他一天晚上在总统府目睹了社会复苏的迹象后，还是被打动：“女士们佩戴着漂亮的珠宝，而叫马车时，头衔都是不能省略的”。“如果我们保持平静，”他满怀希望地接着说，“那么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将不存在差异了。”这有些过于乐观：严格地从金融方面来讲，公债价格从未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这反映了公众对政权的稳定性仍然存疑——这点从安东尼那里可以看出端倪，他不停地警告说，路易·拿破仑将效仿路易·菲利普或共和党人，将屈从于波拿巴的政变。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有足够信心提出一个难以回避的主题：向法国提供新的贷款。

而且，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狂热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莱昂·福谢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最为鼓舞人心）。1849年2月，佩雷尔兄弟公布了他们当时最具野心的计划：一条连接巴黎、里昂和阿维尼翁的铁路，它将融合阿维尼翁至马赛的铁路（巴黎——里昂——马赛铁路线的雏形）。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复苏北线铁路所依赖的铁路系统，政府为巴黎至里昂线的初期建设投资1.47亿法郎，保证公司获得5%的回报，与此同时，公司投入2.4亿法郎运作铁路99年。实际上，佩雷尔兄弟此时似乎寻求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为新公司筹集资金，他们一开始接触了德莱塞尔，并通过他找到了巴林兄弟——这是佩雷尔兄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裂痕的第一个标志。詹姆斯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在5月进行了首次回击，迫使伊萨克·佩雷尔退出北线铁路董事会。没人会想“佩雷尔兄弟与罗斯柴尔德一样了”，他告诉安东尼，“你不知道这些小人多么的卑鄙。他们总是想利用我们的名声”。但是“这些人不需要你时，他们会在你屁股上踢一脚”。

为象征性地彰显自己铁路之王的地位，詹姆斯利用7月北线铁路一条支线开通的仪式，与路易·拿破仑和尚加尼耶一同出现在众人面前。11月，他寻求强行加入巴黎——里昂——阿维尼翁铁路合约的谈判中，他利用晚宴将路易·拿破仑拉入局，并坚持不懈地与新任财政部部长阿希尔·富尔德讨价还价。但是，在佩雷尔兄弟的眼里，这或许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提醒，警告他们注意自己与“罗斯柴尔德一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计划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一种批评者警告，此举将导致“佩雷尔–罗斯柴尔德巨型财团控制马赛到敦刻尔克、从巴黎到南特的所有乡村，控制地中海沿岸、英吉利海峡沿岸以及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地区，使其成为法国地峡的主人”。形成对比的是，塔拉博和巴托洛尼提出了比较适中的提议——连接巴黎和里昂垄断特征似乎没那么强烈。佩雷尔兄弟提出的巴黎至雷恩的铁路线计划同样遭到了反对，他们计划将这条铁路与右岸铁路终点站连接在一起。当然，他努力追求这样一种“铁路霸权”主义，其中心思想是测试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复兴程度。詹姆斯在写给安东尼的一封信里解释说：“最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没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此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满足罗斯柴尔德的所有要求，这样很好。”

没有其他东西比这种复原的自信更能说明一切回到原点的现实了——可能除了詹姆斯在1849年与亚历山大·赫尔岑建立的非常矛盾的友谊。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土地与自由”的说法便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赫尔岑1847年1月离开俄国前往巴黎，短暂地去了一趟意大利之后，在1848年5月，也就是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候回到了巴黎。他因为自由主义倾向而遭到了国内驱逐，但是当他到了巴黎时，他的观点已经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者，如迈克尔·巴枯宁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另一句著名格言“财富是窃贼”的作者）。实际上，赫尔岑曾资助过蒲鲁东昙花一现的报纸《人民之声》，他提供的资助总额达到了2.4万法郎，当时蒲鲁东还在监狱里面。一个不太可能的人成为最受欢迎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这让人很难想象。他拓宽了詹姆斯政治视野的事实，可能证实了海涅此前的论断，即他本质上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反革命者。

尽管是私生子，但赫尔岑从他的贵族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富，因此我们并不奇怪，他在意大利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提供了小额银行服务；当他开始出售俄国资产时，他们又帮他投资了1万卢布。赫尔岑后来回忆他如何与罗斯柴尔德相识：

他建议应该为我换两手莫斯科储蓄银行的债券。当然，生意那时候还没有复苏，汇率非常差；他的条件并不好，但是我立刻接受了它们，而且很高兴看到罗斯柴尔德的嘴唇露出了一点怜悯的微笑——他将我看做大量在巴黎欠债的俄国王子中的一员，因而称我为伯爵先生……根据罗斯柴尔德的建议，我购买了一些美国股份、法国的一些股份以及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的一个小房子，这个房子租给了阿弗尔宾馆。

但是，当俄国政府寻求阻止赫尔岑抵押他母亲在科莫斯特拉的房产筹集更多的现金时，他们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减少提供正统的财务协助。根据赫尔岑自己的叙述，詹姆斯同意接受以抵押房产估价为金额的汇票，但俄国政府拒绝授权抵押，“（詹姆斯）火了，在房间里边走边说：‘我不会允许自己被玩弄，我必须采取针对银行的行动，我将要求得到财政大臣的详细答复！’”尽管从俄国大使基谢廖夫伯爵那里接到了有关他的新客户的警告，但詹姆斯此时以赫尔岑的名义进行了反击，起草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交给了在圣彼得堡的加塞尔；信中，詹姆斯威胁起诉俄国政府，并向媒体曝光有关情况。

他为何要这样做？他不会不了解赫尔岑的政治（观点），因为基谢廖夫已经给他提供了“非常不利于赫尔岑”的观点。如赫尔岑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此时“推测我不是一个俄国王子”。答案似乎是詹姆斯开了一个玩笑。赫尔岑对于詹姆斯“现在开始称呼我为男爵”的事实感到困惑不已，更让他困惑的是，詹姆斯拒绝将赫尔岑的信送给加塞尔，直到赫尔岑将交易佣金从0.5%提高到5%，信件才得以成行。这种“险恶而狡猾的无情”意在考验赫尔岑，因为后者拒绝对另外的0.5%作出让步：

半小时后，我正沿着拉斐特街的金融冬宫楼梯拾级而上，（沙皇）尼古拉的竞争对手迎面走了下来。

（金融国王）陛下和蔼庄重地微笑着，威严地伸出他的手（说），“信件已经签名并送了出去。你会看到他们将改变主意。我将告诫他们不要捉弄我。”

“只要不是要0.5%（的佣金就好）。”我觉得想跪下来，并满怀感激和忠诚地向他发誓，但是我还是控制住自己：“如果您对它感到非常确定，请允许我开一个账户，如果能拿到全部数额的一半就好了。”

“非常乐意。”国王陛下回答说，然后消失在拉斐特大街上。

我（向他）表示了臣服……

6个星期以后，钱到账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赫尔岑回忆说，“我与罗斯柴尔德形成了最良好的关系。我对他来说就像是马伦戈或奥斯特利茨，他数次在我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淡淡地微笑着描述行动的细节，他同时大度地放过那些被打败的对手。”赫尔岑被波拿巴政权赶出巴黎时，詹姆斯继续照看着他在美国的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债券（他的名字出现在1851年的资产负债表里，欠巴黎分行5万法郎）。此外，当他希望前往巴黎的时候，詹姆斯会给他弄到许可证。詹姆斯还把他推荐给伦敦分行，后者接管了他在英国流亡时期的账户。

赫尔岑从叛乱分子转变成投资者，从罗斯柴尔德的批评者转变成他们的客户，在许多方面象征着欧洲思潮的转变——因为詹姆斯自愿与一个著名的革命者玩这场游戏。他知道提供给赫尔岑的钱用到资助《工人之声》上面了吗？即便知道，他也不会为此担忧。到1849年年底，革命已经结束，更为迅猛、也更持久的经济发展步伐使得1848年的情形很难重演。在赫尔岑眼里，他视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这种飘离革命政治趋势的具体代表：

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早上必须出现在办公室里，将他上亿的资金资本化；巴西发生了瘟疫，意大利爆发了革命，美国四分五裂——所有事件都壮观地发展着：如果有人跟他谈论不承担职责，谈论不同的财富分配（方法），那他自然听不进去。

当然，这些转变是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时代里，冲突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而非外部；发生在国家之间，而非阶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