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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必须走”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是相对开放的,因为它们大部分仍掌握在私人手中。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远洋班轮和电报局是按价格配给的,仅此而已——由于技术进步,旅行和通信的价格都在稳步下降。与此同时,任何能够阅读报纸甚至听到他人读报的人都可以获得来自国外的新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意味着,在世界各地,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有他们的祖先没有的选择。他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过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们朝着这些人的方向,能够去往更美好的家园。
单一的贫穷问题难以推动大规模移民,通常大规模移民的条件包括国内的政治动荡和一个可及的更稳定的新定居地。1840年至1940年间,大约有1.5亿生活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人(欧洲和中国)遇到了上述两个条件。革命、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苦难与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同时发生,其结果是人口外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三次人口外流,每一次的规模都差不多。众所周知的大规模移民(5 500万~5 800万)是人们从欧洲移民到美国。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大量外流到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澳大利亚(4 800万~5 200万),俄国和其他国家人口大量外流到中国东北、西伯利亚和中亚(4 600万~5 000万)。[1]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中国人流向美国?虽然太平洋比大西洋要宽得多,但从上海到旧金山的旅程并不昂贵,而蓬勃发展的加利福尼亚的经济能提供的机会更多。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移民集群发挥与东海岸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集群相同的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横渡海洋来到这片希望之地。而实际上,这个谜题的答案是政治。因为如果不是民粹主义者反对中国移民美国,太平洋两岸的人口流动肯定会更大——今天的美籍华人也会相应增加。
如今,应该很少有人记得丹尼斯·卡尼的名字,他是加州工人党的领导人,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人必须走!”卡尼本人是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他参与了旨在结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本土主义政党和“反中国苦力”的运动。1877年调查中国移民的联合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给人一种浓浓的时代感。委员会认为:“太平洋海岸要么变成蒙古海岸,要么就是美国海岸。中国人带来了专制政府的习惯、在法庭上说谎的倾向、逃税和智力不足的弱点……以致无法自治。”此外,中国妇女“被拐卖从事卖淫,待遇比狗还差”,而中国人“对病人残忍冷漠”。委员会的报告宣称,给予这些低等生物公民身份,“实际上会摧毁太平洋沿岸的共和体制”。[2]
不必多说,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旧金山华人“六家公司”(代表该市华人的法人团体)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移民对加利福尼亚州贡献很大。中国人不仅为美国快速发展的铁路和农场提供了劳动力,他们还致力于改善自己定居的社区的环境。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赌博和卖淫行业中扮演了负面的角色,而统计数据显示,与中国人相比,爱尔兰人给该市医院和慈善机构带来更大的负担。[3]然而,一个由“劳动者和工匠”、小商人和“农民”(旨在将税收负担转嫁到大企业和富人身上)组成的强大联盟团结起来支持卡尼的事业。正如一位精明的当代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他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不仅攻击中国人,还攻击那些从雇用中国人中获利的大型轮船和铁路公司,更不用说管理旧金山政治的腐败的两党体制了: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无所作为,也似乎不会有什么作为来消除这些邪恶或改善人民的命运。他们只是在为自己寻找(人们所认为的)地位或工作机会,而且他们总是可以被强大的公司收买。劳动者必须自力更生;必须有新的方法和新的出发点……老党派虽然在它们举行的每一次会议上都谴责中国移民,并声称要立法禁止,但都没能阻止它……简而言之,对于煽动者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命运之神对加利福尼亚人已经算善良了:这些卑鄙、吵闹和自信的煽动者,根本没有政治远见,也没有建设性的才能。[4]
卡尼可能缺乏远见和“建设性的才能”,但是他和他的伙伴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从1875年开始,《佩奇法》禁止亚洲妇女出于“淫秽或不道德的目的”移民,此后美国立法者几乎没有停歇,直到中国移民完全被禁止。1882年的《排华法案》暂停了10年的中国移民,美国为离境工人颁发了“登记证”(实际上是重新入境许可证),要求中国官员审查来自亚洲的旅行者,并且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非法移民定为犯罪,将驱逐出境作为惩罚的一部分。《福伦法案》(1885年)禁止“外来合同劳工”,即禁止美国公司雇用中国“苦力”并支付他们去美国的通行证费用。1888年通过的立法禁止所有中国人去美国旅游,除了“教师、学生、商人或游客”。总而言之,1875年至1924年,十多项立法限制最终完全终止了中国人移民美国。[5]
从中我们能得到清晰的教训。全球通信和运输网络使得19世纪末的大规模移民成为可能[6],但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政治网络也应运而生以抵制移民。丹尼斯·卡尼和他的盟友们极尽粗鲁行径和夸夸其谈,却有效地封锁了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边境;事实上,当时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他们在旧金山港对面建了一堵墙的情形(见插图16)。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达40%的中国移民已经离开亚洲,尽管抵达美国的人数实际上相对较少。(在1870年至1880年间,有138 941名中国人移民至美国,仅占移民总数的4.3%,与同期欧洲移民大规模跨越大西洋相比相形见绌。[7])排华行为所做的是确保中国移民不会进一步增长,然后逐渐减少,最后停止。
由英国领导的欧洲帝国在19世纪末实现了全球化。随着蒸汽运输和电报的新技术“消灭”了距离,货物、人员、资本和信息的国际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在帝国时代出现的网络,特别是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城市以如此快的速度创建的“小意大利”和“唐人街”的移民网络,对当地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给反对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国际资本的人冠以“民粹主义”的通称,这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民粹主义色彩。如果说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在西海岸受到憎恨,那么爱尔兰人就是东方人鄙视的对象,而德国和法国的民粹主义者同样将矛头指向从东欧向西迁移的犹太人。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随着犹太人从俄国帕莱移民到美国的浪潮,反犹太主义蔓延到整个大西洋。矛盾的是,反对移民的人同时也降低了新移民的贫困程度,并夸大了他们所认为的领导人的权力。旧金山的中国人非常贫穷,却是当地洗衣行业的垄断者。纽约的犹太人一度被称作寄生虫,却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幕后操控手。没有什么图片比漫画《英国章鱼》能更好地说明人们对犹太金融网络的日益信任了,该漫画发表在1894年民粹主义小册子《钱币金融学校》中,作者威廉·哈维是金本位的批评家和民粹主义煽动者,也是三次失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顾问。这张图所展示的就是帝国网络,它构想的不仅仅是反犹太人的图景,也是能造成更深远影响的网络(见图31.1)。
图31.1 “英国章鱼:它只吃黄金!”反罗斯柴尔德漫画,1894年。
[1] McKeown, ‘Chinese Emigration’, table 1, 156.
[2] United States Congress, 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iv-viii.
[3] Gibson, Chinese in America, 281-373.
[4] Bryce, ‘Kearneyism’, vol. Ⅱ, pp. 385-406.
[5] See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 1.
[6] Moretti, ‘Social Networks and Migrations’.
[7] Lee, At Americans Gates,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