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偿还

凯恩斯在凡尔赛“爱上”的人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称为“具有吸引力的”、“战后历史新发展的里程碑”。毫无疑问，梅尔希奥的观点是正确的。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反对和攻击无疑让曾经迷途的德国产生了罪恶感。时至今日，学者们还普遍赞同当时的观点，即协约国的赔款协议是将德国拖入通货膨胀泥潭的元凶。哈勒尔认为，在德国财政已经失常的情况下，协约国的赔偿要求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平衡顺逆差结构，德国除了通过售卖马克纸币来购买硬通货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外汇汇率被压低，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水平却随之抬高。巴里·艾肯格林一语中的：赔款“对通货膨胀负有终极责任”，如果没有战争赔款，预算赤字就不会出现。因此人们往往得出结论，协约国希望德国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来支付战争赔款，但这一建议普遍不受欢迎，德国政府除了逃避付账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让通货膨胀继续存在，用格雷厄姆的话说，这种方法“绝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公共财政的好转只能带来更为严苛的勒索”。这种手段在政治方面同样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拉动德国的出口量。协约国国家会对此感到压力，让它们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战争赔款只能以牺牲协约国工业利益的代价来实现。因此，货币贬值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并成为“说服全世界其他国家降低赔款负担”的最有效途径。实际上，这一策略一举两得：由于这一时期流入德国的借款从未得到偿还，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进一步将这种现象描述成“美国向德国的‘赔款’”。在其关于德国通货膨胀的权威研究中，费尔德曼明确指出：协约国的和平条约“提出了对方无法实现的要求和无法容忍的选择”，赔款可能反而“抑制了稳定因素”。这是凯恩斯的观点在之后80年中的传承。然而历史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凯恩斯被其德国朋友利用的程度，以及他在其和平结果的分析中的错误程度。

那些1919年德国政府的和平代表团成员深知，他们面临的是艰难的和平。毕竟，如果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也会给对方施加同样大的惩罚力度。以下是一位美国外交官在战争期间写下的一段话：

德国人为了偿付数额巨大的军事开支，也变成了强盗。他们洗劫了比利时，并还在搜刮着能够得到的每一分钱。他们掠夺了波兰和塞尔维亚……他们还试图以法国为目标……如果他们能够挺进巴黎，每周内得到的价值将不只30分——他们要向对方每天收取上百万法郎作为罚款。

1915年8月，考虑到德国迅速发展的战争债务，德国财政大臣卡尔·黑尔费里希称：“战争的挑唆者已经背负了10亿多债务……如何偿清债务从一开始就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连相对开明的沃伯格也表示了赞同。1914年11月，他假设战争只持续4个月便结束，于是提出，德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赔款额数是500亿马克；1918年5月，他设想协约国的战争赔款为1000亿马克。1918年8月27日签署的追加财政协议向俄国提出了60亿马克的赔款，但1918年3月签署的原协议并没有赔款项目。这是继大面积割让领土之后的附加条件：芬兰和乌克兰独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库尔兰以及利沃尼亚割让给德国。（在1918年的超现实氛围中，德国的王室成员为谁应该统治这些国家而争执不下：乌拉赫公爵想成为立陶宛的国王，奥地利大公欧根觊觎乌克兰，德皇的内兄弗里德里希·卡尔对芬兰虎视眈眈，而德皇本人也在垂涎着库尔兰。）这些争议领土拥有俄罗斯帝国90%的煤炭储量以及50%的工业份额。与此相比，《凡尔赛和约》中涉及领土的条款要仁慈得多。除了殖民地，德国丧失了9块周边的帝国领土；但这些土地仅占其战前国土面积的13%，且其中46%的居民并非德国人。德国人为失去80%的铁矿石、44%的生铁、38%的钢铁以及30%的煤炭储量而感到惋惜；但俄国人在1918年失去的资源更为可观，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同样在领土问题上忍痛割爱（匈牙利人丢掉了战前国土面积70%的土地），在其各自的条约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也遭受重创。德国殖民地损失也相当惨重：但是尽管失去了3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1230万人口，但这部分领土的经济价值并不高。

尽管在协约国提出这些条款时，德国人进行了痛苦的反抗，但他们知道该来的总归会来。当沃伯格应邀加入德国代表团后，他对此做出了评价：“毫无疑问，协约国的条件未免过于严苛。”新任财政部部长欧根·施利芬以及外交部赔款问题专家卡尔·贝尔格曼在谈及赔偿时认为这一数额会在200亿~300亿马克之间；但沃伯格警示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一个“天价”。他在4月初向外交部部长乌尔里克·冯·布洛克多夫–兰曹伯爵也这样说：“我们必须准备接受对方开出的过高条件。”实际上，沃伯格认为，德国未来25年~40年都将背负着战争赔款的重担。唯一能够卸下这一负担的方式就是国际贷款，因此德国便能用25~40年以年金方式支付固定的最高赔偿额。4月，他设想了一份千亿马克的贷款蓝图。

德国人认为，请求获得一个相对慷慨的条约的最佳借口是，如果协约国不这样做，德国将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进一步实践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计划。沃伯格的朋友弗朗茨·维特赫夫特在同意加入德国派往凡尔赛的代表团后不久也这样说：

秩序与劳动的前提条件是面包与和平，否则我们将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偏离，德国会彻底失去希望。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危险的笼罩之下，虽然协约国也妄图彻底挫败我们，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具有连带关系的安全阀。如果这种不安的迹象从匈牙利传播到德国，法国和英国也会无一幸免；那时，整个欧洲就会彻底失去希望。

4月底，在柏林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梅尔希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向俄国倾斜”，这一观点受到了德国宰相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的支持。毫无疑问，当他第一次见到凯恩斯时，梅尔希奥真切地为德国的政治局面而担忧，毕竟是他自己的家园正在遭受一个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的控制，且1918年11月的革命局势还很不明朗。它会以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更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守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三者之间达成妥协而告终吗？即便如此，一个明朗的结论是：为给凯恩斯辩护，他夸张地鼓吹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带来的威胁。红军在1919年年底和1920年年初取得的胜利以及在德国发生的连续性社会暴乱激发了梅尔希奥的新一轮预言：“成立一个俄国和德国的革命失败者联盟”。实际上，拉特瑙与俄国人在1922年肯尼亚会议上就赔款问题达成的协议（帕拉洛协议）让他和沃伯格都惊骇万分。

与此同时，德国人并没有为平衡预算做出努力，而这是在国际贷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支付赔款的方式。实际上，作为财政部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将德国的税收体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变，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他还试图在1920年3月卸任之前将直接税收大幅度提升，这一“帝国临时税”将税率提高到65%，而帝国所得税则提高了60%。然而在降低赤字方面，这些措施都远远不够（1919~1923年，其数额平均占据国民生产净值的约15%）。首先，出现了大量逃税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法律框架允许范围内的行为。比如，“临时税”可在47年内分期缴纳，其利息在1920年12月之后仅有5%。只要通货膨胀保持在5%以上，拖延缴纳显然就更有利。同样，不以工资形式获得的收入（税款在收入源头便被扣除）能够轻而易举地延期缴纳新帝国所得税。

这并非偶然，税制改革也是出于有意逃避赔款的目的。约瑟夫·沃思总理本人也反对征收财产税（即‘剥夺实际价值’），“我们的所有政策必须以消解‘伦敦通牒’为目的。因此，如果在此刻引入剥夺实际价值的制度，我们实际上正将‘伦敦通牒’80%的内容付诸实施。”因此，1921年5月到1922年11月，国内关于财政改革的讨论变成了一场伪装，总理本人也没有诚意。为了给赔款委员会一个交代，关于财产税的规划不得不被提上议程。同样，作为对协约国在戛纳要求进行财政改革方案的回应，关于10亿黄金马克的强制贷款成为重点规划项目；财政部规定了将马克纸币兑换成金子的系数，但其级别如此之低，以至于税收收益仅占目标数目的5%。州务部长大卫·费舍在提到赔偿委员会的“增加未来税收的愿望”时，实则将这种愿望暗示为“将德国经济摧毁的愿望”。实际所得税在1921年下半年有所下降，在1922年上半年也只出现了轻微反弹。

凯恩斯对他的德国朋友表现出十足的信任。1921年11月，有观点认为德国故意激化通货膨胀，以此避免支付战争赔款，但凯恩斯予以否认，他写道：“我全然不相信这个愚蠢的故事。德国政府不会大胆或疯狂地刻意设计这样一出戏，因为这种行为最终会对自己的人民造成灾难性后果。”不幸的是，这个“愚蠢的故事”是真实的。德国人相信，尽管赤字和货币贬值的局面还在继续，但他们能够以此增加出口；用梅尔希奥的话说，这样还可以“通过摧毁和英美国家之间的贸易，让债权人亲自向我们提出缓和措施”。

1919年6月到1920年2月，马克与美元的汇率从14马克换1美元下跌到99马克；之后，德国对汇兑的管控有所增强，经济部部长罗伯特·施密特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愿景：“德国低价向海外大量倾销商品……这样协约国就会允许我们恢复汇兑秩序。”正如电气巨头AEG的菲利克斯所言：“我们脆弱的货币是不幸中的万幸，它让我们能够进行大规模出口。”为了保持这种优势，1920年3月到6月，经济部部长针对马克采取了行动：通过买进大量外国货币来限制马克的升值。沃伯格在1920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了这种战略的基本原理：“就算有一定风险，有时候也需要向国外低价卖出我们的产品……必须要让其他国家明白，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在被剥夺支付方式的情况下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的……如果和平条约不做出让步，那么货币的彻底崩溃便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