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漫长的战争

美国对越南的介入开始于1945年。此时，英国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统治实际上采取了赞成的态度，而华盛顿方面决定对此不表示反对。美国这场介入持续了30年，直到共产党军队占领了西贡，最后一批美国人才很不光彩地撤离。

这场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与共产主义的第三次交锋。1949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许多美国人长期以来都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将中国提到与苏联、英国、美国一样的地位，认为它是控制战后世界的“四大国际警察”之一。在此后的20年里，民主党都因为“谁丢了中国”这个问题备感困扰。随后，在1950年，美国在亚洲自此遭遇了共产主义。朝鲜战争让杜鲁门政府卷入了一场美国人难以想象的战争中。在一场残酷的持久战中，美国决定向法国提供重要的援助，因为法国为维持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已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阵亡的美国人达50000名，而朝鲜的局势却仍然维持原状，这成了民主党政府的又一个污点，杜鲁门关于扭转战争局势的豪言壮语随之销声匿迹。

1954年，英国和苏联共同主持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宣布老挝为独立、中立的君主制国家。日内瓦会议还试图就越南战争达成某种协议。法国放弃了对越南的控制权。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已经击垮了帝国主义军队，获得了北部地区的临时控制权。南部地区拒绝接受越南保大皇帝的领导，转而支持1955年10月26日建立的一个共和国，其领导人为吴庭艳。日内瓦协议号召1956年夏天在全越范围内进行选举。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考虑到胡志明作为民族主义领袖的威望以及北方地区人口较多，必然会导致共产党赢得选举，因此极力鼓动吴庭艳取消这次选举。艾森豪威尔没有向越南派兵，但他在任期间的美国政府延续了原属法国的责任：训练越南军队，向越南提供资助。1961年，吴庭艳政府在美国对外援助对象中已经名列第五，位于南越的美国大使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美国提供的资金被部分用于难民的安置。在美国的鼓励下，约有100万人从越南北部逃到南部。这一大批逃难者都是天主教徒，因此对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吴庭艳表示支持。而在吴庭艳的庇护下，这些人在当地享有的地位高于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佛教徒。

吴庭艳也求助于美国的天主教团体以及“中国游说团”，这个团体在蒋介石1949年逃往中国台湾后，狂热地促使美国对他提供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杰克·肯尼迪是美越友好协会组织者之一，他在1956年解释道，“越南是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基石、中流砥柱，意义举足轻重”。吴庭艳是顺化皇宫里一名官员的后裔，和肯尼迪一样对家族有着至高无上的信仰。他的兄弟之一吴庭儒极端偏执，是个瘾君子，掌管着国内安全部门，其中还包括人人惧怕的国家警察部队；另一个兄弟吴庭俶是顺化天主教会的大主教；还有一个兄弟吴庭练是驻英大使。他的嫂子吴庭儒夫人成为了政府的主要发言人，但令美国人大感失望。

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反共产主义思想，让公认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总统职位时不得不与外交政策领域的右翼势力发生争执。肯尼迪对艾森豪威尔的外交与国防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位年轻的马萨诸塞参议员指出，曾经当过将军的老迈总统正在让美国的声望衰退、国防力量变弱。他总结道，这很有可能让苏联在“冷战”取得胜利。同时，在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中，肯尼迪也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中国金门和马祖岛的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过于软弱，而且还让古巴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这种军事态度在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中也有所体现：

让每个民族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会承担一切代价和重负，不畏任何艰难，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从而保证自由的存在和胜利。我们宣誓要做到这些，并且还要做得更多。

刚赢得选举，肯尼迪就得知艾森豪威尔的确曾制订过一项反对卡斯特罗的计划，即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策划政变。肯尼迪对这份计划秘而不宣，不过他将为此后悔不已。1961年4月17日发动的“古巴入侵计划”失败，成为了肯尼迪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挫败，导致美国及其领导人显得软弱无能。6个月后，柏林危机似乎更加表现出美国的虚弱。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民主德国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决定围绕西柏林修建一圈高墙，这个挑战让西方世界无言以对。赫鲁晓夫显然在维也纳峰会上已经掂量过对手，认为它不足为惧。历史学家现在认为，柏林墙的修建实际上表示苏联承认了美国的力量；但在当时，它象征的却是美国的软弱，就像肯尼迪决定接受老挝停火谈判一样。

在美国人看来，老挝问题的处理让越南的处境岌岌可危，同时对于美国来说，它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对抗也因此显得更有价值。1961年1月19日最后一次会晤时，艾森豪威尔提醒肯尼迪，老挝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恐怕会导致危机。但正如肯尼迪对他的官员们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得不在东南亚进行战争，那就让我们在越南开火”。自1959年以来，南部局势就在持续恶化，在当地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得到了胡志明政府的许可，开始对吴庭艳政府加大进攻的力度。1960年，越南北部党代表大会再次重申了这个决定。两个月之后，西贡爆发了一场军事起义。吴庭艳的决策让这场起义变得更加简单。他对农民加强了控制，这迅速导致许多人直接倒戈投向南越共产党；而他的“专制手段以及通讯不畅”，也让那些愿意反共的人离他而去。吴庭艳引进了北部的官员来治理乡村，但这些官员很快就将农民贬至近乎农奴的地位，这让他们又想起了法国人的统治，引发了仇恨情绪。在宣传失败后，南越共产党决定在劝说中软硬兼施，西贡政府很快就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

慌乱的肯尼迪政府作出了两个步骤的回应。由于被《时代》等权威杂志指责在共产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所以总统明白自己必须在越南问题上立场明确——与其说是因为这个国家非常重要，不如说是因为美国无法接受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较量中再输一次。总统建立了一支越南特别工作组，由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开赴越南南部。1961年5月3日，工作组提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进行军事上的安排，明确地表明支持越南反对共产主义进攻的决心”，同时，工作组还督促美国政府从经济和政治上全力支持吴庭艳政府。一周之后，肯尼迪批准了第52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重申美国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彼此支持的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政府方面的行动”，防止共产主义者统治越南南部。备忘录还指出，国防部要对“随时有可能开赴越南的军队的规模与结构进行充分全面的考察”。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要“尝试增强吴庭艳总统及其政府对美国的信心”。这些行动中的关键在于约翰逊的访越之旅。这位副总统并不属于肯尼迪的小圈子，他于5月11日到达越南，对之进行了36个小时的访问。约翰逊被造访的达官贵人簇拥着，听吴庭艳滔滔不绝地讲述越南南部的历史、艰辛和困难，完全插不上话。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这位盟友对华盛顿方面的想法并不感兴趣，仅仅关心美国不断增加的援助。尽管约翰逊在西贡公开地称赞吴庭艳是越南的温斯顿·丘吉尔，但其实他并没抱什么幻想。在飞离西贡的途中，有记者问约翰逊，他的评价是否是真心的，约翰逊答道：“吴庭艳是我们在越南唯一的同伴。”他的报告表达出支持该政府的态度，同时还强调，美国有必要帮助南越建立一个军事与经济改革的大型网络。

他的建议是在春天提出的，夏天到来时就已经成了政策。美国政府要员对西方国家处境的不断恶化感到惊恐，更急切地推行这些政策。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科默对同僚沃尔特·罗斯托所说的，“老挝之后，柏林问题又迫在眉睫，此时我们只能全力以赴，彻底清理南越”。

然而，种种建议在其一致目标背后有着各自对战略的不同看法。肯尼迪为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在10月向越南派出了一个专门的实地调查团，由马科斯韦尔·泰勒带队，成员还包括罗斯托和反恐怖主义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总统特别交代泰勒，“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军队或美军进入越南后产生的可能后果进行评估”。调查报告于11月3日呈交总统，报告极其乐观地建议美国将军事行动升级。总统的使节们都相信一场“赫鲁晓夫所谓的‘自由之战’”一触即发，局势虽然“严峻”，但也“绝非毫无希望”。因此，报告中还建议“美国应调整与越南的关系，由建议转为部分参与……在各个层次上，美国都应该作为朋友和伙伴（而非像有所顾忌的建议者那样）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接下来的12天里，总统及其高级助手、属下一直在讨论美国在越南将要实行的政策。泰勒希望美国士兵能在越南得到部署，罗斯托也持相同意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是政府内部的强硬派人物之一，认为“南越一旦陷入共产主义，就会导致共产主义控制势力迅速扩张到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在督促总统升级军事行动的同时，国防部长也告诫总统：“我们必须明白军事承诺的最大限度……我相信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美国地面军队最多不会超过6~8个师，约22万人……”

肯尼迪仍然一如既往地就所有可能的选择征求不同来访者的意见，其中包括11月7日抵达白宫的印度总理尼赫鲁。8天后，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重要会议。显然，总统对于美国进军越南南部仍然存在疑虑。他在会上提到“他甚至会强烈地反对在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区用20万人的美国军队，来对付1.6万人的游击队员。美国已经在那里投入了上百万美元，却看不到任何成效”。肯尼迪还问莱姆尼策将军，在古巴仍然存在共产党政府的同时，如何为越南的扩大军事行动正名。莱姆尼策“很快地补充道，参谋长联席会议即使在此时也仍然认为应该进军古巴”。但正是部分因为美国还没打算进军古巴，1961年11月22日，肯尼迪批准了第111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在征询过国务院法律顾问，确定国际法允许美国向越南派兵之后，肯尼迪同意了泰勒在报告中提出的增加兵力的部分要求。同时，他还批准增加美国对越南南部共和军的后勤供应、人员及设备上的支援，以求改善“军事政治情报系统”，同时增加特定的经济援助“以支持越南南部政府有效进行洪涝地区的赈灾工作与人员的重新安置”。总统拒绝了两种极端做法——要么谈判，要么直接部署美国战斗部队。肯尼迪习惯性地选择了中间路线，将美国的身份由建议者转换为合作者。如此一来，他就将战争进行了美国化，让美国承诺进行军事介入成为了既定事实。未来争论的焦点不是美国是否应该放弃这个盟友。让美国官员备受困扰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承认自己在应对一场共产主义暴乱时遭遇失败。而转折点已经出现：肯尼迪已经不能回头，此后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无法全身而退了。

美国向越南派出的顾问在1961年12月时还是3205人，一年之后已经增加到9000多人。随着装甲运兵车和300多架美制军用飞机的抵达，一个经过扩充的反暴动计划“比弗亚普计划”展开了。不过，美国提供的人力与物资都没能扭转局势。到1962年底时，越共已经获得了主动权。12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最多只能说：“我们看不到隧道的尽头，但我必须说我认为这条隧道不会比一年前更黑，在有些方面它甚至开始有些光亮了。”考虑到古巴导弹危机已让美国人再没机会在离美国海岸91英里的古巴军事基地上消灭卡斯特罗，总统的这些话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久，1963年1月2日，亚普贝克战役彻底粉碎了美国人的幻想。多年来，美国军队高层始终认为，假如越共放弃游击战术转而进行阵地战，南越政府军就能够获胜。在美国顾问约翰·保罗·范恩的召集下，1200多人的南越精锐部队被美国直升机送到亚普坦泰村，试图俘获一台越南共产党无线电发报机。在那天，3名美国顾问和61名南越政府军士兵战死。而越南共产党在击落5架、击伤9架直升飞机后，带着毫发无伤的发报机顺利撤离。更糟糕的是，南越政府军将军拒绝下令让手下人进攻。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写到的，西贡的美国官员对局势的这种突变感到迷惑不解。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原因归为吴庭艳政府的失败。吴庭艳认为，假如南越政府军指挥官听从美国顾问的意见，对越南共产党采取密集猛烈的进攻，他的政府无法承担这样做产生的政治后果。相反，南越领导人命令前线指挥官避免扩大遭遇战，结果就造成了在亚普贝克的溃败。而且，虽然吴庭艳口头上答应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但1962年里他反而开始镇压他的批评者。他听从了那个形迹诡秘、日益癫狂的兄弟吴庭儒提出的建议，驱逐了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NBC（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禁止销售《新闻周刊》。这暴露出美国在与这个盟友打交道时的挫败和无奈。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常常不幸地遇到腐败的盟友。

越南南部政治形势在1963年5月也决定性地恶化了。吴庭艳的天主教少数派政府和占总人口80%的、满怀仇恨的佛教徒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终于在5月8日爆发为公开的对抗。佛诞日当天，当地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拿起棍棒和枪械，试图阻止佛教徒升起有宗教象征的旗帜，以致庆祝活动演化成了一场血腥的骚乱。据美国官员报告，有6名儿童和2名成人在骚乱中死亡。警察的镇压引发了进一步的抗议。佛教徒原本只是想争取与天主教徒同等的宗教自由权利，但吴庭艳坚持认为“越南南部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共产党正在利用这种局势”，拒绝作出让步。双方的对峙在6月11日达到了顶峰。73岁的和尚释广德在西贡的一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自焚身亡。突然间，地方冲突转变成美国的危机。肯尼迪自己也认为“历史上没有别的照片能像这张照片一样让整个世界震惊”。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糟糕的是，吴庭艳拒绝接受美国建议对抗议者作出让步。与佛教徒的谈判毫无结果，又有一名和尚自焚。吴庭儒夫人在8月1日对CBS新闻频道表示，佛教徒只是“用进口汽油拿这个和尚做了烧烤”。国务院指示美国大使弗里德里克·诺尔廷建议吴庭艳把他嫂子逐出越南，因为白宫对现行南越政府的改变不抱任何希望，而在美国顾问看来，这个政府只有作出关键性的改变才能赢得战争。

美国的答案很明确：再建一个政府。正如国务院所得出的结论，“我们不知道吴庭艳是否真的会做那些为了维持他的政权而应该做的事情”。华盛顿方面断绝了与这个它长期援助的家族的关系。美国外交官告知南越副总统，美国将在吴庭艳失势后对他加以支持。美国总统此时签署了第249号令，再次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同意美军从越南全部撤离，也不主张全力进行军事斗争，仅仅是建议增加军事援助与顾问的数量。肯尼迪还选择了强硬派人物、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二世担任美国大使和总统特使，并在8月15日与他会面时提到“吴庭艳政府显然已经走向末路了”。肯尼迪的决定将他的预测变成了现实。当然，吴庭艳政府长期以来始终处于一次次未遂政变带来的无尽烦恼中。但到8月，当最严肃的一次请求遭到拒绝后，南越的将军们耐性尽失，洛奇提前同意发动政变。

肯尼迪试图从战场传回的混乱报告中理出头绪，于是他在9月向南越派出了两个调查代表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再次出现在代表团里，随同他的还有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们情绪乐观地回到美国，向总统报告说，如果进展顺利，数量已达1.6万人的美国顾问也许就能在1965年全部撤回美国。泰勒和麦克纳马拉还建议到年底时先撤回一个1000人的工程营。10月11日，肯尼迪同意实施两人的建议，但下令不得公开宣布部队在实行撤离。美国与吴庭艳的关系仍在继续恶化。吴庭儒已经在公开抨击美国，认为美国对援助的削减已经“让越南开始出现瓦解”。华盛顿方面不断地听到谣言，暗示吴庭儒正在与共产党接触。南越政府军再次试探美国，希望美国能明确对可能的政变的态度。同时，在南越，认为自己的地位相当于总督而不仅仅是总统特使的洛奇，一方面对南越政府军中持不同政见者表示着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私人电报不断地向总统汇报情况。10月末，肯尼迪最关心的就是“控制和停止”，即保持对政变局势的控制，如果事态恶化还可以矢口否认。最终，11月1日万圣节时，事情按照预期的那样发生了。南越政府军按照美国编写的“脚本”，占领了西贡政府。“脚本”里并没要求他们处死吴庭艳、吴庭儒，他们拙劣地谎称二人是自杀。总统因为他们的死颇为不安，尤其在得知美国原本可以保住他们的生命时。然而，在准备1963年11月22日下午进行的一次演讲时，总统打算警告美国人，他们“不能厌倦”支持南越这项任务，不管这个决定会是多么“冒险和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