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11月15日，76岁的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迈耶·A·罗斯柴尔德五个儿子中的最后一人离开了人世。尽管詹姆斯时不时会受到病痛的困扰——他抱怨最多的是“眼睛疼”——但是，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一直表现出了十分罕见的巨大活力。1867年2月份，他还曾经提到“想要退休”，并且十分坚决地对他的儿子们说（用那种重现他的拿破仑式青春活力的方式）：“既然要从战场上退下来，就必须把所有可以想得到的权力全部留在将军们的手上”。但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只是在1868年4月，他的精力开始出现了不济的情况。费迪南德报告说：“詹姆斯叔叔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他很少去公司，而且在家也几乎大半天时间都坐在他的椅子上。”就算是在詹姆斯最后的这些日子里，他也一直让他的那些年轻的亲属感到敬畏。“他总是很严肃地指责我，说我不给他写信。” 费迪南德心有余悸地补充道，“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可以骄傲地说，他没有对我发过火。”危机到来的时候，詹姆斯把自己的状况随时通报给他的亲人，这一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难忍的剧痛让我痛不欲生。”他在10月初的时候抱怨道，“我的视力很糟糕，我非常遭罪。”然而，一直到10月31日，尽管已经卧床不起，他居然还有精力口述一封关于给西班牙贷款事宜的信。11月3日，尽管刚排出了“确实异乎寻常”数量的胆结石，而且当阿方斯认定“跟他认认真真地谈业务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时，詹姆斯还是发出了他的最后的有记录的指令：售出国债。跟他的哥哥内森一样——事实上他们俩在商人特征方面非常相似——詹姆斯的生命是以卖空来谢幕的。

对于詹姆斯的儿子们来说，他们的世界就像是忽然间失去了主心骨；对于他的侄子们来说，再也看不到詹姆斯的信函标志着一个持续了很久的年代终结，因为他们全都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治权——“男爵”曾经一直是家族里的掌门人。“看到所有人都为之悲痛——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老人还是青年，至少我们感到了些许欣慰。” 阿方斯这样写道：

再也没有什么人能比我们如此出类拔萃的父亲更受人欢迎，也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他在各种有他出现的社交场合中，给最罕见和最珍贵的精神品质加入了欢乐和随和，这使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并把他们与他永远地联结在一起。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精神，享受着他的能力带给他的欢乐，四周满是尊敬、友爱，以及——我深深相信——广泛的赞誉。

詹姆斯定在11月18日的葬礼事实上变成了法国公众生活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分水岭。来自法兰克福（威廉·卡尔与他的妻姐路易丝）以及伦敦（安东尼、里奥、纳特和艾尔弗雷德）的吊唁团成员，无不为他们的叔叔出殡那天的万人场面所震撼。“整个巴黎都来表达他们的敬意。” 里奥这样报告道，“整个庭院到处都是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都缓缓地从这座房子前面经过。葬礼仪式开始后，整条大街都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完全是一次公共葬礼，我们的叔叔用他的伟大和魅力为他赢得了这个荣誉，而且由此引发的同情惠及了我们所有的亲属。”“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今天早上的这种阵势，这么多人聚集到了拉斐特大街。”他的大哥纳特这样说道，“4 000人走过了画室，他们说还有6 000人在院子里，而且，从拉斐特大街到道佩·拉·蔡斯（墓地），路两边的自行车已经都排成了长长的5行……”

这些说法没有一点家族自豪感的夸张成分。甚至《时报》驻巴黎通信员普雷弗斯特–帕拉多尔都深受感动：“10点以前，拉斐特大街已经满是来自巴黎各个地方的人群，他们到此来向詹姆斯的家人表达他们的慰问。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从那条大街的角落一路通向圣丹尼斯港的各条道路都这么拥挤，需要很多名警察花费很大的力气才可能维持一条小通道的道路通畅。”参加葬礼的有外交使节（包括奥地利大使梅特涅），各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包括三位总拉比），同时还有来自法兰西银行、交易所和北方公司的代表。此外，还有那些规模稍小的银行家群体——比如格森·布雷希罗德以及西格曼·沃伯格等人，他们都专程来到巴黎对这位“大国的动力”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尽管家族因为不愿意领受骑兵团大十字荣誉勋章而拒绝了享受军葬礼的机会，尽管詹姆斯的墓碑只有一个简单的刻纹——简简单单的字母“R”，詹姆斯的葬礼仍然让艾尔弗雷德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葬礼，更像是皇帝的葬礼”。

法国皇帝没有亲自出席詹姆斯的葬礼，只是派出了他的礼宾总管，不是很有名的德·康巴瑟公爵。除此之外，没有看到有资深的政治人物出现。另外，在发来唁电的各国首脑名单中，有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甚至还有被放逐的奥尔良皇室（他们的王朝被拿破仑三世千方百计地篡夺了），他们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不会被他们同时代的人遗忘。正像普雷弗斯特–帕拉多尔发表在《争鸣杂志》上的一篇措辞巧妙的讣告中所说，詹姆斯代表着“金融世界的王权”。而面对政治王权，情况正好相反，他总是被逼在反复出现的政治纷争的旋涡中寻找出路，保持审慎的中立。尽管没有人可以责怪他并不总是非常准时地“把恺撒应得的付给恺撒”，但他算得上是“世界公民，而不只是属于哪个具体的国家”。

尽管如此，他也有自己的喜好……当然，对于他来说最开心的时期是王朝复辟的那些年……而奥尔良政府待他也不错……但是出于强烈的本能意识，他知道真正的保障只存在于自由政府的领导之下。他对待生意的态度很严谨，不盲从空洞的理论，也不喜欢冒险行为。也就是这些品质，使他能超然于当下，并赋予了他一种能在风险意识缺失——不仅是商业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年代仍保持着一种优雅的古风遗韵。

这在波拿巴政权下有一种欲盖弥彰的挖苦——这种类型的新闻批判只有在1867年更为自由的《新闻法》通过后才成为可能，它也很接近事实的真相：詹姆斯对第二帝国的态度确实一直到最后都很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敌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葬礼上会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政治人物缺席的原因。

詹姆斯的辞世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这个家族出生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位。在1836年继承了其兄长内森的衣钵后，他成功地指挥他的家族公司闯过了1848年它的发展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风浪。尽管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享有更大自治权利的要求，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止住了家族内部由于浮躁和利益冲突产生的分裂倾向。他对巴黎银行进行了成功转型，在它原有的接收和发行功能之外增加了新的角色，使之成为一家工业投资银行，并拥有了自己的铁路“帝国”。1815年，他建立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的时候资本金是55 000英镑；到1852年，这个数字是3 541 700英镑，而到他辞世10年之后是16 914 000英镑。让这个成就显得更加非凡的是詹姆斯不仅成功地渡过了那些阶段性的金融危机，还成功闯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1830年、1848年和1852年。而且，他从总体上对法国的对外政策和欧洲的国际关系施加了将近40多年的影响力。1868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就很难能够再重现了。费里耶尔和加利·杜·诺德——他留给子孙的这两座伟大丰碑——与他的地位非常相称。

从个人的角度说，詹姆斯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根据《时报》的说法，他的个人财富按照他的遗嘱给后世分享继承的就高达11亿法郎（4 400万英镑）。而《科尔涅时报》给出的数字更高，达到了20亿。这些数字——甚至还没有包括他大量的遍布乡下与城市的不动产，分布在拉斐特大街、费里耶尔、布罗涅和拉斐庄园——是如此的巨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按照法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说，11亿法郎相当于4.2%，这确实很让人吃惊。）然而，保留下来的文件使我们可以算得出一个更为真实的数字。詹姆斯的遗嘱里规定了他的现金或者说是年金分给他的亲属以及一部分其他的受赠人（包括他的男仆），金额合计大约为2 000万法郎，其中的大部分（1 600万法郎）给了他的妻子贝蒂。另外，他不确定的资产剩余，包括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各银行的混合资本金中的股份，由他的三个儿子、他的女儿夏洛特和孙女海伦分享。遗憾的是，有关1863年和1879年间的公司资本的数据没有留下来，而1863年的数据是由基尔估算出来的。1855年的时候詹姆斯个人的股份是25.67%，据此我们就能估算出8年之后他的股份市值约为572.8万英镑，或者是约14 320万法郎。要对詹姆斯的不动产给出一个准确的价格，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从费里耶尔的藏品价值2 000万法郎，而拉斐特的地产曾经花费了410万法郎的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出大致为3 000万法郎。将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合计是19 300万法郎（770万英镑），这应该是一个很合理的数字，尽管这肯定是被低估了的数字（我们不知道除了在家族合伙中的股份，詹姆斯又积累了多少证券组合；我们也不可能把他庞大的艺术品收藏赋一个现金价值）。“在我看来，”梅里美有些不逊地开玩笑道，“当一个人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时候，死亡更加是一件令人感到不甘心的事。”

詹姆斯想要留给后人的遗产中，还包括他从迈耶·A·罗斯柴尔德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他的遗嘱是对作为罗斯柴尔德成功基石的那些精神特质最后的权威诠释。其中有过去对兄弟团结的要求——他敦促他的儿子们“作为一种责任，对它的履行将会结出最幸福的果实”。他明确要求他们：

永远不要忘记相互的信任以及兄弟和睦，这是我亲爱的兄弟们与我之间至高无上的关系，这也是我们那些美好时光中结出幸福果实的源泉，同时也是我们在困难时期的精神庇护所。兄弟间的团结加上我们对工作的热爱与勤恳的努力，一直是我们繁荣昌盛以及公众良好口碑的根源。而兄弟间的团结是我最敬爱的无与伦比的父亲的临终遗愿，它一直是支撑我们的精神力量，也是让我们避免受伤害的保护盾牌。我希望这个愿望由我在此再次表述，并因此能让我的每个孩子都虔诚地铭刻在心，当成是我作为父亲的慈爱的最珍贵的遗产……

这也是过去所定的原则（自从最早的合伙合同开始就被奉为神圣的原则），要求他的儿子“不得在（家族）公司以外的地方做生意，无论是公共基金、商品交易还是其他的债券”。詹姆斯对于这一点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而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似乎并不是太需要：

只有在他的所有员工都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而且在同一条道路上共同努力时，这家公司才能够管理得好，团结才能有保障。我希望，我留给我的每个孩子的财富足够让他们独立经营，不用再去做危险的生意。我要求他们不要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别人提供给他们的任何事务上，以便他们的名字能够一直像现在一样被尊重。我要求他们不要把他们的财富全放到纸上，并且要尽可能多地拥有流动资产，以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变现。

这最后一条原则让我们接近了罗斯柴尔德生意理念的精髓：将你的资产一部分投资在不动产上，而你的证券资产组合要偏向于高流动性。詹姆斯再一次用他父亲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说的话，通过对他的孩子们的生意与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警示来结束他的指示，他要求他们：“永远不要放弃我们先辈们的神圣传统。这是我们留给你们，而你们又将传递给你们的子孙后代的最珍贵遗产。上帝的意志给了人类在有生之年中的信仰。遵从这个天命的戒律是我们的首要义务，放弃信仰是一种罪过。爱你先祖的上帝，并用你的诚意来侍奉他：愿我能投入到他的怀抱，从上面的天堂来守望你们，就像我曾经在地上守望着你们的那样。”

在这些神圣原则的指导下——人们甚至可以说是由于这些神圣原则的帮助，詹姆斯比他的大部分对手都活得长久。最让人兴奋的是他对那些江湖术士的弟子、佩雷尔家族取得的最后胜利。工业信贷银行面临困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资产分流到了不动产信贷银行，部分是因为他们试图参与到奥地利与西班牙政府的金融活动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麻烦的迹象首先出现于1866年年初，当时它通过发行大量的认股权证使它的名义资本翻番，并且试图为不动产信贷银行再筹集8 000万法郎。那一年的金融危机由于中欧弥漫的战争紧张空气而更为严重，最终成为致命的打击。尽管佩雷尔家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价格从1866年6月最低的420法郎拉了起来，但到年底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够支付红利。与往常的情况一样，埃米尔·佩雷尔指责“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敌视”，并请求他在政府里的朋友提供帮助。但是，来自于地产信贷的2 900万法郎远远无法堵住窟窿。在1867年4月，当不动产信贷银行亏损的全部账目曝光后，佩雷尔家族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置于向法兰西银行——这家他们做梦都想取代的银行——祈求怜悯的境地，向它申请7 500万法郎贷款。可以想见，他们遭到了冷遇，主要是由于阿方斯作为银行董事，其影响力不断增强。在9月14日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他强调只能提供3 200万法郎，而且这是作为“帮助工业信贷银行破产清算”的资金。当银行股票价格探到140法郎的底部时，这艘旗舰终于沉没了。

佩雷尔家族的没落，并没有引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任何同情。一直到最终的悲剧结尾，詹姆斯对工业信贷银行的所有原则都怀着敌意。“在某一天，”他在1867年3月告诉兰道，“这些金融机构之间会达成协议，拿走所有的业务，什么也不给我们留下，因为他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他坚决反对任何拯救工业信贷银行的努力。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似乎是佩雷尔家族自作自受。在法兰西银行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之后10天，拿破仑三世事实上的代理人罗谢尔看到：“佩雷尔家族真的很令人同情，他们不应该遭到现在这种如此强烈的仇恨。”事实确实是这样。一旦工业信贷银行彻底消失，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近乎掠夺的价格整体收购佩雷尔家族的私人资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佩雷尔家族兄弟在乡村和城镇紧邻罗斯柴尔德资产的附近购买房子，曾经让詹姆斯大为光火。所以，人们很容易想见罗斯柴尔德现在幸灾乐祸的嘴脸，1868年，阿道夫从伊萨克·佩雷尔的儿子尤金手里买下了蒙梭大街47号的饭店，仅用了42 000英镑——比佩雷尔家族当时所付出的少了17 200英镑；1880年，埃德蒙买下了佩雷尔的阿蒙维利山庄。然而，放下屠刀似乎还远远不足以让对手解恨，当佩雷尔家族的艺术品收藏在1872年进行甩卖时，阿方斯拒绝购买他们的任何画作。“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他很轻蔑地说道，“只是些表面光鲜的货品。”人们倾向于把这解读成对佩雷尔家族间接的盖棺论定。

相反，詹姆斯的辞世似乎把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到了无人可敌、至高无上的地位。“毕竟只是走了一位罗斯柴尔德，”1868年一篇颂词的作者这样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继续。”1870年，英国杂志《周期》采用了一幅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画面，描绘列昂内尔作为新的罗斯柴尔德“王”，端坐于他的现金和债券组成的王座上，接受世界各地统治者的参拜——参拜者中有拿破仑三世、教皇威廉一世以及女皇维多利亚等（见图9–1）。

图9–1 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XVII版。

工业信贷银行的失败并不代表着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整体失败，相反，詹姆斯死后的几年间，人们并没有看到这类银行的涌现出现任何减缓。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大，更具竞争性，而且联系更加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私人资本集中的重要性已经出现相对衰落，尽管它仍然巨大。在詹姆斯辞世两年前，法国记者埃米尔·德·吉拉丁这样评论道：

这个伟大的银行企业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当政治及货币环境没有对他们不利（但是这种时候越来越少）时，他们仍然能够决定大型的金融行动，但是……从现在开始，投机性的普选将超过这个或者那个银行家的影响力。“银行家”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机构、大金融公司支配的时代”即将到来。

如果1868年标志着法国金融史上的转折点，那么它是否也标志着政治上的转折点？人们试图说，是詹姆斯的辞世紧随着工业信贷银行的倒闭，在某种程度上敲响了这个政体经济上的丧钟。“帝国意味着空头。”詹姆斯在1866年的时候说。在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它在政治体制上的终结难道不是已经非常临近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历史学家可以很容易来解释“正统的银行家”是否真的“对第二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的信贷体系给予了致命一击”。现实的情况是，1866~1870年这个时期，最令人称道的特点是法国金融市场的乐观氛围。1863~1866年间，毫无疑问是一种空头的趋势。债券从1862年10月末最高位每股71.75法朗跌落到了1864年11月的每股64.85法朗。但是在此之后，它的趋势开始掉头向上。突如其来的奥地利–普鲁士冲突引发的危机，曾经被詹姆斯用来作为他要求改变法国对外政策的理由，但是这场危机从很多方面看，其影响都是暂时的。债券价格在1866年4月28日触底（每股60.8法郎），这个时间差不多是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而在孔尼格拉兹战役爆发的那个星期，价格却从每股63.03法郎涨到了68.45法郎。之后价格出现了起伏——通常与拿破仑三世的健康状况有关——但是总体的趋势却是明白无误的。1870年5月21日那一周最后的收盘价是每股75.05法郎，这个水平自19世纪50年代的帝国盛世以来就没有见到过。像1870年出现的这种债券市场对于一场崩溃的到来，竟然没有任何一点准备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我们对此应该怎么解释？最直接的答案是孔尼格拉兹战役后的第二帝国是愚蠢的食利者的天堂。这是因为由于根本性的国际原因，货币体系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法国收支平衡情况的改善，再加上拉丁货币联盟的建立，导致黄金和白银流入到法兰西银行的储备中，使得贴现率可以低至1866年8月的3%和1867年5月的2.5%。当时有很多对于同期实业投资活动下降（1862年后铁路投资出现了急剧的下滑）的忧心忡忡的评论，但是所谓的“金银大发现”（指法兰西银行空前的储备）对提高债券价格产生了巨大的正面的影响。在1868年新发行的价值3.4亿法郎的国债出现了严重的超买，而1868年和1869年的情况也非常好。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在1870年的战争失败后，还能够赢得1871~1873年的和平。

金融市场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乐观情绪在拿破仑三世推出的自由化改革的影响下进一步高涨。从专制下迈出的实验性的第一步出现在1860年和1861年，还是橡皮图章的立法会议的权力得到了一些提升；但是一直到1867年，拿破仑三世才开始向“自由帝国”的体制快速迈进。立法机构中的代表被赋予了质询部长的权力，在1868年，对于报纸的限制被取消。从短期看，这只是揭开了媒体批评的这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此间最刻薄的讥讽出现在亨利·罗奇弗特的《天窗》中。或许，获得解放的反对者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在于揭露出了乔治·豪斯曼在整修塞纳河时为支付他那宏大的重建巴黎计划这个帝国时期最具体的成就的款项过程中，所犯下的特别严重的金融违法行为。在1869年5月的选举中，尽管罗谢尔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只有57%的选票投给了政府；而在19世纪50年代的选举中，这个数字超过了80%。

在这些事情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从某些方面看又是矛盾的。早在1866年12月12日，迪斯雷利告诉史丹利，他“收到了某个罗斯柴尔德家庭发来的关于法国局势的惊人消息，这个消息说人们对帝制感到越来越厌倦了”。詹姆斯从一开始就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帝国的自由化。“我觉得很难让人相信，”他在1867年1月告诉他的孩子们，“这些自由化的改变能对信用的改善或者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大问题即将到来的先兆。”在写给儿子们的一封非同寻常的信里，詹姆斯列出了他事实上的政治遗嘱：

你们会说，你们的父亲正在改变思考的方式，而且他站在非常自由化的一方。一方面，我已经在信里给你们讲了西班牙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在讲关于法国的反自由化。让我这样来跟你们说，严格讲，你们是对的，但我的内心一面是政治性、自由化的人，另一方面是经济的人，而且很遗憾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是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前进，但要是自由太多，它所取得的进步反而更少。我把我的思想转回到过去，转回到路易·菲利普统治的这15年间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这期间政府允许（代表）在议会自由地畅所欲言，给报纸以完全自由的权利。这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引向推翻政府，引向所有那些从此以后将会不断发生的变化和革命。因为，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法国是一个虚荣的国家，从这个国家，一个发言的人可以为了炫耀他的才能用堂皇的言辞对议会发表演说，可以根本不考虑国家的真实利益。现在我相信，从这个角度说，自由是需要的，人们应该有权发表简单的文章，可以公开地对大家都在议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从这个程度到皇帝愿意赐予的所有自由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很坦白地告诉你们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很危险的事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将被迫进行战争，这并不是因为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过早、过快地给予我们过度的自由。一个在监狱里被囚禁了很久的人不会很轻松地享受他梦寐以求的空气，当他出来后，马上吸入太多就会要了他的命，而且我担心这种情况在报纸获得充分的自由时可能就会发生……我只希望，法律能够在它的条文中包括制止邪恶的必要的限制条件，因为这种邪恶会因此把我们引向战争。

阿方斯对他父亲的悲观有着一定的同感，尽管他的观点并不是严格的经济性的。正如他所看到的，“在这些时候的某一天，自由化运动会很简单地变得势不可当”；他预言“冲突”以及更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将会到来。在1866年年底，他告诉他的岳母夏洛特（根据她的记录）：

我相信帝国不可能持续，将会被一个共和体制所代替，但是这个变化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整个法国将很高兴地接受这个共和体制，并将之作为一个过渡的过程，这期间将会允许进行那些最急迫的改革，给统治者足够的时间进行选择，以从波旁以及奥尔良家族中选择出国王或者是皇帝。

当夏洛特表达了对拿破仑继续他的自由化政策所持的期望的时候，阿方斯凄楚地回应道：“最有必要的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战略，因为说实话，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和谁一起去。”但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这并没有限制阿方斯积极地投身于反对波拿巴统治的斗争中。1867年夏天，阿方斯参加了塞纳和马恩地区的一个反政府论坛举办的地方议会选举。有意思的是，詹姆斯说“他有点恼怒，因为他的儿子成为了反对派人士”，他并不赞成“公开反对”这种方式。事实上，詹姆斯明确地向拿破仑三世保证“他不站在反对派一边”， 但同时他并不限制他的儿子。他告诉他的儿子“没有一个大臣会自己出来承担把我们推向反对派阵营的责任”，换句话说，他把阿方斯的做法看成是向政府施压的一种方式，并且深信法国没有哪届政府甘冒疏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风险。

詹姆斯也不反对居斯塔夫的朋友勒翁·塞的做法，他于1865年发表在《争鸣杂志》上的系列文章在很多领域引发了反对豪斯曼的巴黎地区政权的运动，为尤里斯·菲利著名的书《豪斯曼的奇妙账本》提供了素材。身为扎拉果扎和北方铁路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塞被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的人，起码也算是罗斯柴尔德家的“仆从”。尽管很显然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攻击豪斯曼时，他是罗斯柴尔德的“斧头”。自1860年起，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为巴黎市承担小规模融资活动时，豪斯曼还是依靠地产信贷来为他的建筑工程融资，同时依靠那些愿意接受以延期付款和“委托债券”的借据承包商。通过对已经关闭的那些账户中违规情况的曝光——账户里面多出了大约４亿法郎的无授权债务——塞间接给了地产信贷一个耳光——这让阿方斯很满意。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用于清算豪斯曼不太规范的债务的新贷款。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阿方斯对自由派反对党在1869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巨大成功感到（暂时性的）高兴，尽管“红方”的所为很对居斯塔夫的胃口，而纳特对于工人阶级所发出的“呐喊”有了一些警觉。阿方斯在1869年7月写给伦敦的信中说：“在我看来，如果法国想要自由，它的革命精神比以前要少很多，保守主义的情绪比几年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但是我很确信这场风暴还是会来，尽管这次的危机不会伴随着骚乱，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不可否认，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迹象，但是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一个覆盖更广泛基础的议会机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认为自由派会胜利的看法破坏了具有广泛基础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第二帝国在政治上正滑向革命的泥沼，这种情况甚至在1870年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反，通过与反对派人士的和解，拿破仑三世似乎把“罗谢尔政府”的倒台变成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1870年1月2日，前共和倡导人埃米尔·奥利维尔被任命来组建一个新的自由派政府——这个举动早在1869年7月就被纳特言中。阿方斯对奥利维尔并不是很欣赏，但是阿方斯还是很看好他。“巴黎为它的新政府而欢呼雀跃。”阿方斯在1870年1月初时这样说道，“放眼所见都是心满意足的群众，而交易所也以上扬的走势表明它对自由化的支持。所有在这个行业里的人，就算不是天才，起码也都很聪明、很敏感。这一时刻，他们支持议会里的绝大部分人，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保有信心。”按照迪斯雷利在当月与安东尼接触后所给出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非常确信事情会很平稳地发生，他们认为皇帝通过采用一个宪政体系，已经挫败了奥尔良派，并且充满信心地展望着他的儿子们的未来。”就连罗切夫特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上搞出的那些没有规矩的情形，也没有让阿方斯感到过分不安：“当一个政府能够接纳公众的意见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加强大”。他告诉他告诉堂兄弟们说，“民主党的软弱”是“毋庸置疑的”。

在随后3个月的进程中，《宪法》的修订按照议会的意见按部就班地进行。5月8日，新的政权在取得了68%的选票后获得批准。进行另一次公民投票的决定在一开始的时候让阿方斯感到非常不满——这让他觉得就像“一场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而且新上任的部长们不称职和平庸的鲜活证据，唤醒了他对皇帝第二次政变或者是社会主义者在大城市发动起义的担心。但他还是欢迎这个结果，“因为这是一个有条理的政党的伟大胜利，而且是自由党战胜了混乱的政党”——这个论断很显然得到了交易所新的暴涨趋势的支持。

问题在于自由化的代价是军事上的衰弱。拿破仑三世自己深谙孔尼格拉兹战役的意义，他要求对松懈的军队体系进行改革，以便能使军队编制规模翻番。夏洛特早在1866年8月就曾说过，皇帝“脑子里一天到晚转的都是关于新的后膛炮和撞针枪，以及惨无人道的加农炮的各种规划和项目”，4个月后，詹姆斯听说皇帝计划扩充军队。在立法院投出他的反对票后，他确定这个军队议案将会被大大削减。正像是10年前普鲁士所表明的那样，自由党人并不欣赏增加军事防务的想法，他们为此支付的财政收入远远少于实际的需要。在考虑到浪费在墨西哥以及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仍被继续吞噬的那些巨额军费后，反对提高支出的意见获得了更多的喝彩。

皇帝在这个方面付出的所有努力因此遭遇到了很强硬的政治抵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反对法国重整军备，因为詹姆斯看到，重整军备会“造成一个很坏的印象，而且人们会更加崇尚战争”。 因此，他和他的几个儿子在军队议案被大力削减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悲伤。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似乎都相信法国已经强大到足够挑战普鲁士的程度，而俾斯麦就像阿方斯说的那样，犯了“世界上最大的错误，给了法国一个借口与他发生争端，而这个时候，各种条件似乎又对法国特别有利”。当巴黎博览会的组织者（阿方斯位列其中）很难从下面各省借到作品时，一个笑话开始传开了：“普鲁士人可能会来，并把它们拿走。”这个笑话的意义就在于“普鲁士人来”被当成了一个玩笑。按照詹姆斯说的，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里面包含着“无法言明的矛盾”：“我们正在举办一届博览会，我们想要把我们所有的资金都引导到工业项目里来发展国家；但是与此相反，我们却被迫去借钱来支付国防开支。”当财政部部长马涅在1868年1月宣布贷款的时候，刺激经济与增加军备在贷款目的中的地位几乎是平分秋色。阿方斯在给他的堂兄弟们的信中反复提到了他对法国扩充军备是否明智的怀疑：事实上，他似乎是军备竞赛引发战争这个错误理论最早的赞同者。迈耶·卡尔在柏林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是法国而不是普鲁士的政策应该受到指责。阿方斯在1869年12月满腔热情地从巴黎发出报告说，财政部长报告了“一个非常欣欣向荣的局势，盈余有6 000万法郎，其中的大部分将会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剩余部分用于减税以及改善低级职员的地位”。一个月后的说法又变成了用于铁路建设的新的政府补贴。

如果说政府一直致力于追求应该完全中立的对外政策的话，这个根本性的军事弱势或许也不至于出现问题。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在某种程度上想寻求媲美俾斯麦在德国取得的胜利，使法国的弱点一览无余地全部暴露了出来——或许早就应该这样了。

资本与外交

在整个19世纪，存在着这么一种潮流——说它是规则却又有太多的例外——外交的联系如果是建立在资本运转的基础上，会更加稳固。英国是首个有足够大的支付盈余来保证持续的资本输出的国家，它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与对抗拿破仑的大多数盟友的关系；而且在1815年之后，在不断增长的海外借款潮的基础上，正式或非正式地建立起了大英帝国。法国是19世纪另外一个大规模输出资本的大国，事实上，1861~1865年间，在巴黎发行的外国贷款的金额与在伦敦发行的金额几乎持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850年后，很多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新建立的银行和铁路都源自于法国的资本。这种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但是，无论它在经济上有多大的合理性（甚至对这一点很多人也存在质疑），其外交或者战略利益仍然还是受到了很大限制。如果普鲁士挑战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权益，而法国要迎战的话，它就需要盟友。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是，英国开始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投资：1854~1870年，英国的海外投资中，投资于欧洲大陆的份额从54%降到了25%；到1900年时，这个数字只有5%。这帮助我们解释了英国越来越明显的“孤立”外交。安东尼在宣布奥地利–普鲁士战争直接后果的时候，同时为科布登主义的自由党人和孤立主义的托利党人都说了好话：

我们愿以任何代价来争取和平。这是我们所有政治家的愿望。拿德比爵士来说，他12万英镑的收入来自于他位于爱尔兰和兰卡郡的那些建满工厂和工业城镇的地产。他会愿意支持穷兵黩武的政策吗？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德国或者奥地利或比利时呢？那种事情早就过时了。

而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上，法国资本却流向了那些既不能，也不愿意付出任何东西（除了利息，有些情况下连利息都没有）的国家。

1866年以后，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本市场的区域划分越来越明显。法国继续大量地投资于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并且与他们做贸易。这帮助我们解释了由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在1865年建立的拉丁货币联盟能生存的原因。在1866年的大灾难之后，奥地利重新将自己从政治和经济上引向了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北部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的银行开始向其他的德国联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的大量投资。法国外交政策的玄机与这些事居然没有能引起关注的原因同样玄妙。因为法国资本正流进两个在势力均衡上完全被忽视的国家——比利时和西班牙，而至于意大利，由于有棘手的罗马问题，因此永远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波拿巴法国的怀抱里。为了制衡普鲁士，法国需要俄国；如果这个目的未能达到，还可以考虑愿意重新开启孔尼格拉兹的奥地利。外交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这两个联盟都没有能实现的原因：只要俾斯麦能够让俄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很暧昧地怀有重建神圣同盟这个想法，法国就不得不为获得它们的支持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奥地利和俄国都索要了一个很让拿破仑三世踌躇的高价——支持它们在近东去对抗对方。然而，不管是奥地利还是俄国，只要它们还是法国巨额资本的债务方，法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就很强。没有这些的话，法国就只有它的军事实力可以拿出来亮一下；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很难让人放心。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从很大程度上看是无意识的。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认同广为流传的帕默斯顿的观点，认为威胁欧洲均势的大国是法国而不是普鲁士。1866年8月，在《布拉格和平协定》签订前一周，夏洛特在对她儿子讲话的时候表达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我们很久前就已经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拿破仑皇帝是战争的挑动者，他还想从中获利。”列昂内尔毫不犹豫地把他从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那里受到的对法国政策的批评都转给了迪斯雷利。

最能增加英国人对法国的反感的事情，莫过于拿破仑三世愚蠢地重提某种对法国领土“补偿”想法的努力，据分析，这里所指的可能是作为对它在1866年保持中立的补偿。那一年中，拿破仑三世曾经两次提出了这个议题，但两次都遭到了否决。1867年3月，他又再次尝试。在俾斯麦对欧洲采用既成事实的手段的怂恿下，他向荷兰国王提出了一项从他手里购买卢森堡公国的交易：这是具有19世纪60年代特征的另一项失败的地产交易。卢森堡是一个特例——它是荷兰国王的个人财产，但它是1815年之后后德国联邦的一部分，而且其边境由普鲁士军队把守；它还是普鲁士关税联盟的成员。被法国吞并的这种可能性因而激起了德国国家自由党（俾斯麦向他们泄露的秘密）的愤怒，而且似乎会再次引发法国–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詹姆斯与阿方斯没有参与到巴黎与海牙之间的谈判中，但我们可以想见，当他们听到这种风声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大惊失色，并且不断疯狂地向伦敦发出请求，要求英国调停。就在詹姆斯发出政治自由化可能把法国引向战争的预言后不到两个月，战争的警报似乎就快要拉响了。甚至在拿破仑三世再次低头后，普鲁士可能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会被轻易地解除：迈耶·卡尔对俾斯麦打算和平的保证与布雷希罗德发自柏林的说法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战争的担忧在双方同意将问题提交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大会进行讨论之后才得以结束。大会上形成的决定是卢森堡将按1839年以来的比利时模式维持中立。尽管到了这个时候，妥协似乎也只是一种拖延战术：安东尼在那个夏天访问欧洲大陆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了双方在莱茵河两岸进行军备竞赛的证据。迈耶早在9月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印象——德国的其他邦在“面对法国行动的问题上”会与普鲁士保持一致。

1867年危机中更多的积极方面是旧式的罗斯柴尔德非官方外交系统明显又重新启用。詹姆斯和阿方斯在4月份时经常拜会皇帝和罗谢尔，布雷希罗德和迈耶·卡尔传送来自于俾斯麦的信息（经常是矛盾的），列昂内尔将这些消息转给迪斯雷利，迪斯雷利把这些消息送给史丹利爵士，史丹利爵士再转给女王。任何英国的回应都会又传回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交给布雷希罗德的“朋友”。很显然，正如史丹利给女王报告的，纽考特“转来的关于欧洲大陆的信息的及时程度与准确程度，和通过外交渠道获得的信息几乎是一样的”。对于将这个问题提交在伦敦举行的大会进行讨论的决定，部分就是通过这些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来制定的，这种通过简单编码的电报在柏林与伦敦间所传递的信息为谈判建立起了基础的框架。从很多方面看，阿方斯所希望的由英国出面进行有效调停的愿望因此得以实现了。后续发生的很多问题使这个程序没有能够在1870年得以再次使用。第一，保守党政府在伦敦遭到了失败。尽管里奥与外交大臣克来伦敦的儿子关系不错，而且尽管列昂内尔和夏洛特经常拜会格莱德斯通，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迪斯雷利在任时相比还是远不如昔。第二，根据艾尔弗雷德1868年4月所观察到的，詹姆斯的逝世以及阿方斯对反对派的认同越来越意味着“拉斐特大街很少听到来自法国内阁的消息了”。第三，法国政府通过在1869年亲自参与对某些关键的比利时铁路的控制权收购计划，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英国方面意见的抵制。

另外，这或许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十分有利的一项交易，但是他们自己对比利时的影响力那些年来一直呈现减弱的趋势。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老朋友和老客户利奥波德一世在1865年逝世，而和他继位的儿子的关系始终没有能够达到和他以前一样亲密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比利时银行（特别是国民银行和兴业银行）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摆脱他们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所一直需要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帮助，以及对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依赖。当比利时政府在1865年筹集6 000万法郎贷款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只提供了400万法郎。两年之后，当另外新发的6 000万的时候，罗斯柴尔德的份额也只有一点点提高（600万）——这样一个数字在阿方斯看来“几乎就是在嘲弄人”。在法国政府未遂的铁路收购计划中，罗斯柴尔德没有卷入，这次收购计划被广泛地解读为为了一个战略性的目的，以便在与普鲁士发生战争时可以快速地将法国军队部署到比利时。在伦敦，这被看成是一种外交挑衅：保持比利时的中立正在成为英国大陆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法国的金融和外交政策之间水火不容的情况，在西班牙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表现得都更加明显。正是对于西班牙政治未来的分歧，使法国最终在1870年与普鲁士之间爆发了战争，而历史学家不大会费心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在于19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资本对西班牙经济的持续渗透，而让波拿巴政府的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产生出这样的假想，认为这给予了法国对这个国家产生非正式影响力的权力。1868年9月的革命不仅没有影响到各家法兰西银行对西班牙金融、矿山和铁路的各种计划，似乎还对法国更多地参与发出了邀请。事实上，只有在革命之后，才有可能按詹姆斯从1866年以来就一直设想的路径与马德里达成一个贷款协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议会体制的轮换总是会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受到鼓舞，就算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是被迫的。尽管在这个协议正式签署前的几天之前詹姆斯离开了人世，但是正如塞当时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1868年的西班牙贷款是詹姆斯一生中最后的大动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按33的价格买入了价值1亿法郎（面值）债券的3%，为西班牙债券重新打开了巴黎市场；作为回报，西班牙政府给扎拉果扎公司提供了价值3 000万法郎的补贴。这是近几十年来罗斯柴尔德第一次为西班牙发行债券，并且拟将此作为让这个国家“重新站立起来”的一系列持续努力的开端。

然而，就像在西班牙一样， 巴黎对于这个新的议会体制也只是有着短暂的热情。除了通常的革命后的分裂趋势外，新的政权还不得不为保持对古巴的控制进行一场持久且花费不菲的战争，这就使得金融稳定成为了一种奢望。经典的罗斯柴尔德的解决办法——把岛屿出售给美国——从政治上证明是行不通的，尽管阿方斯发现普瑞姆首相个人对这个想法很支持。这就意味着只能走回到压低债券价格以水银或者烟草作抵押的特别借款、在“铁路这个恶魔”身上继续亏钱的这条老路上，用一句话说，就是过去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然而，就像在19世纪60年代时的情况一样，其他的银行都很急迫地想要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马德里的传统优势。具体来说，巴黎银行发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它的董事德拉罕特计划“将艾尔梅登、力拓（的众多铜矿）等矿山的收益以及其他大多数国有资产进行资本化，也就是让他自己能挤进政府机构里”。尽管他提出的这个方案是一个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实施的投机，阿方斯还是怀疑德拉罕特梦想着让自己代替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一场新爆发的政治动荡以及货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使这个计划无疾而终。这场斗争的顶峰出现在1870年，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彻底击退了德拉罕特想要获得尔梅登矿区控制权的进攻。不管是从象征意义上还是从经济意义上，这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甚至在这场胜利之后，那些作为竞争对手的法兰西银行还在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竞争对马德里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只是取得了局部的成功。1871年，一个再次由巴黎银行为首的银团成功地发行了新的西班牙贷款，只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分得了“非常小的一杯羹”。次年，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使得里昂信贷银行信心膨胀，大言不惭地说“罗斯柴尔德”已经“失去了西班牙”。从另一方面讲，对于西班牙政府的长期借款，其风险依然与过去同样高。1866~1882年间，人们看到西班牙的债务迅速增长：公共债务从46亿比塞塔^[49]上升到了129亿比塞塔。大量的新债掌握在外国债主手里：由海外掌握的总债务的百分比从1867年的仅仅18%上升到了1873年的44%。这个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总的债务水平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大约70%上涨到了1879年高峰时的180%。君主立宪体制在1873年的倒台把西班牙债券的价格打到了每股18比塞塔以下，而在1868年的时候这个价格还在每股30比塞塔以上，而且在后面的年份中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当其他的竞争对手收回被烧伤的手指，放在嘴里舔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心满意足地继续着他们传统的以艾尔梅登矿区的产量作为担保的借款体系，这个担保价值的可靠程度是西班牙货币的价值所不具备的。这一直都是很可靠的收入来源，并且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19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政治的不确定性达到了顶峰，而债券价格在一路暴跌——水银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上扬，从通常的每瓶6~8英镑涨到1873年顶峰时期的22英镑。由于担心这样的价格可能会鼓励其他的商人开发不够经济的矿山，罗斯柴尔德家族急忙扩大矿山的产能：1873~1887年间，产量几乎翻了一番。

艾尔梅登体系运作得如此成功——阿方斯把它描绘成一棵“摇钱树”——以至于在1872年的时候，把这种模式延伸到西班牙政府力拓的铜矿上的可能性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873年出现的共和插曲使这个计划胎死腹中，但是第二年年底，波旁王朝复辟又把这个矿山以37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英国公司（这个价格远高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的它们的真实价值）。在此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对力拓产生了兴趣并成为了大股东——这个决定最后证明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国际上对铜的需求急剧上扬。然而，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对于扎拉果扎铁路的参与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境况。尽管它慢慢地吞并了那些较小的线路，比如可多巴–塞维勒，但是马扎阿铁路从来没有向它的股东分过一分钱的红利。它与佩雷尔家族的北方线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竞争，这场竞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而且这项投资应该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项目中最不赚钱的投资之一——尽管政府总的补贴额达到了2 400万英镑，而法国总共的投资是7 000万英镑。

但最为重要的是，对西班牙持久不衰的经济兴趣为我们解读了法国政府在1868年革命之后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兴趣。在伊莎贝拉女王被推翻之后，从其他欧洲皇室寻找一个可能的继任者的投机活动马上就开始启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精明地并没有轻易放弃波旁：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基本上可以说从推翻波旁的这场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就直接参与到了对这个皇室的资助活动中。但是在短期看来，一个来自波旁家族的候选人是不会被考虑的，虽然说拿破仑三世比较倾向于伊莎贝拉的儿子、奥地利王子阿方斯。与通常的情况一样，仍然有一位萨克森–科堡候选者——费迪南德。在王位空缺的这段时间内，革命爆发到最后在1870年10月接受由萨伏伊的阿马德奥（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纽的儿子）加冕的过程中，也曾经提到了很多名字。其中之一是霍亨佐兰–西格玛林根的利奥波德，他是普鲁士国王的一位亲戚。法国自然尽其所能来阻止他的候选资格，并暗示说这可能会变成从南边过来的新普鲁士的威胁，就是这种威胁导致了1870年战争的突然爆发。

如果比利时和西班牙没有什么实力，那么至少意大利算是一个竞争者。詹姆斯在1866年危机期间试图对意大利政府施加经济压力的尝试，基本没有任何效果：最终他从意大利购买威尼西亚的计划是实现了，但却是在他曾经力主避免的战争发生之后。在《布拉格和平协定》之后的那段时间，法国和意大利间结成反普鲁士联盟的可能性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提了出来，而奥地利则可能成为加入联盟的第三国。俾斯麦把这样一种联合称为“空中楼阁式的垃圾想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想法也不会一拍即散。1869年2月，纳特听到有人声称“陛下打算作出开战的决定，以便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内部事务中转移出来”，而且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正准备返回意大利时肩负着政治目的，“也就是说服他的政府与这个国家建立进攻（和）防卫协定”。两个月之前，意大利事实上曾经秘密地提出过在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的想法，要求以蒂罗尔作为代价。当战争在1870年爆发的时候，维克多·伊曼纽尔郑重地考虑过与法国联手反对普鲁士的想法；不同寻常的是，他这一次居然出现了被他的大臣们否决的情况。

从金融的观点来看，意大利是应该顺从的。战争的花费——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两方面——已经从1862年的9.16亿里拉增加到了1866年的13.71亿里拉；但是财政收入却远远跟不上这个步伐，仅从4.8亿上升到6亿，以至于到1866年时超过一半的支出都依靠借款来解决。在1861年之后的4年间，意大利国家债务翻了一番还多，达到了大约50亿里拉（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55%）。在1867年，意大利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债券的价格从大约66下跌到了50多一点儿；在1866年，里拉的兑换不得不暂停，进而导致了货币的进一步贬值。例如以英镑计价，意大利货币1862~1867年期间贬值了差不多12%。意大利的政治局势仍然让外国观察家感觉像云里雾里一般（凯沃尔的弟子昆汀诺·赛拉是唯一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定的后复兴运动的人物，而乌尔巴诺·拉提兹则是他们最讨厌的人）。与在西班牙的情况相仿，法国的银行之间为在任何一种金融业务中获得一点份额不得不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业务则只是意大利人为使他们从金融困境中解脱的一种手段。1867年一开春就看到了金融行业特立独行的预言家天主教徒朗格朗–杜蒙苏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最新步伐，而罗斯柴尔德对他却很不以为然。

然而，困扰着意大利和法国结成任何可能的联盟的问题是意大利王国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外交钥匙关于罗马城本身的地位，尽管在1864年与法国达成了协议，意大利政治家依然觊觎于此。然而，存在于意大利政府与教会之间的敌意所产生的影响也蔓延到了法国国内。当意大利政府建议通过出售教会的财产来筹款的时候，引发了很多外国银行的兴趣。通过几个月的谈判，一个辛迪加露出了水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兴业银行和地产信贷银行，后面还跟着朗格朗–杜蒙苏——他们在正式出售之前就先给政府预付款项：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贷款5亿里拉，佣金为10%，而教会的土地粗略估算价值超过10亿。但是，当交易一公布，出售教会土地就遭到了教皇的强烈反对，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意大利政府希望将至少部分的这种征用土地的责任转给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退缩了。

这次退缩部分是由于商业原因，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所提议的交易中有很多内容是詹姆斯不喜欢的，最起码他不喜欢与像朗格朗这样的“诈骗犯”一起共事。但是根据写给伦敦的家书中所透露的信息，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詹姆斯不想招惹在法国影响力正如日中天的教皇势力。这种对天主教好恶的敏感性是詹姆斯晚年很有意思的特征，186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露出端倪，当时他竭力反对马上出售西班牙债券，理由是“与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的政府和部长作对，从长远看没有什么好处，更何况这些国家现在甚至连犹太会堂都还不让兴建”。现在，他又再次提出了同样的理由：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不喜欢与教会作对，因为这样可能会伤害到各地的犹太人……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所占）的份额小，还因为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交易，根本不可能达成。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可能强迫教会出售他们的资产？……我只是一个搞金融的，不想被卷入到政治中，这会让教会转过来反对我们。

很现实的阿方斯认为“把自己与政治活动搞在一起，做事情可能会很方便，但是这既不公平也不公正，相信这会把自己的好名声变成贪得无厌的恶名，而且会把意大利的反犹太人情绪挑动得像中世纪一样疯狂”。

来自罗马的阻碍最终被证明是不可逾越的。地产信贷银行与拉塔兹政府间于1867年7月重新启动了关于一笔更加直接的金额为1亿~1.2亿里拉的借款谈判，但是由于那年秋天在罗马又爆发了危机而使谈判告吹。拉塔兹曾鼓励加里波第对罗马进行第二轮攻击，之后罗马将拉塔兹逮捕。当法国人向罗马新增派军队之后加里波第提出辞职。随后，加里波第从他隐居的位于凯普雷拉的岛上逃脱，但是他发现罗马的民众非常冷漠，而意大利的正规军站在了法国人一边：他的志愿军因此兵败蒙大拿，与5年前在阿斯普罗蒙特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

这次惨败使战争的幽灵时常出现在法国与意大利之间，而教会土地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但是，詹姆斯和阿方斯再一次拒绝参与其中，尽管这让伦敦的合伙人觉得非常遗憾。与通常的情况一样，他们这次的保留也存在商业方面的理由：打算对意大利债券征税的说法使詹姆斯很不高兴，而同时地产信贷银行在谈判中采取了越来越独立的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而且这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阿方斯遗憾地说道，“人们无法反抗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宗教偏见，特别是当你属于信仰不同的族群的时候。”纳特对此深表赞同：“参与到教会的生意中对于我们的巴黎银行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认为“只要有机会，教会人士会将我们撕成碎片，而且世界上再找不出比这件事情更让我们不受欢迎的事了。从我的角度看，利润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我衷心地期望我们与这种事情不要有任何牵扯”。阿方斯很尖锐地提醒他的伦敦堂兄弟“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形下”，他们已经“拒绝了俄国的贷款，主要是因为英国所弥漫着的自由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那些日子里支持波兰而反对俄国”。此外，那时又增加了法国在罗马的这种复杂的政治因素。1868年2月和3月，阿方斯和詹姆斯两人都很认真地征询了拿破仑三世和罗谢尔的意见，他们把就罗马问题达成某种谅解看成是任何类型的意大利贷款的先决条件，但是这样一个谅解从来就没能实现。

甚至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在1863年关闭的情况相比，1867~1869年间流产的谈判更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意大利历史上的转折点。迈耶·卡尔抱怨说，这是“一个天大的遗憾，让我们的敌人和那些永远都在世界各地反对我们的人抓到了这么一个赚钱的生意”。他说对了，确实，出售教会土地所筹集到的钱比预期的要少，这个事件的主要作用是压低了意大利土地的价格。不过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管理意大利的外债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占着主导地位：1861~1882年间，对债券的外国持有人应付的红利中，70%都是通过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在进行支付。在意大利政府于1880~1881年恢复现金支付时，需要6.44亿里拉的稳定贷款，他们找的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然而，阿方斯再也无法恢复詹姆斯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曾经享有的那种对意大利政府的影响力。

从法国对外政策的这个点上说，由于出售意大利教会土地导致的困难显得更加严峻。因为与罗马的纠葛不仅把罗斯柴尔德排除在土地出售的业务之外，还使法国与意大利结成反普鲁士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彻底消失。每一次，当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从教会土地的业务中退出时，那些德国银行家，诸如艾兰格尔、奥本海姆、汉森曼和布雷希罗德就加入了进来。

法国资本在意大利影响力下降的另一个标志是那个曾经由詹姆斯缔造的最使他感到自豪的王国——南奥地利–隆巴多–威尼西亚及中部铁路公司的衰落。与扎拉果扎铁路相比，隆巴蒂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确实在给它的股东们派发着红利，它未来的前景似乎也是一片光明：奥地利的布勒那关隘在1867年对铁路交通开放；1871年，福勒杰斯隧道开通，使意大利到法国的路程一下子缩短了很多。每当英国的家族成员在隆巴蒂铁路网上驰骋时，他们对这个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另外，人们似乎也找不到限制隆巴蒂铁路在地理范围上进行扩展的理由。1867年，隆巴蒂公司通过向意大利政府合理支付了1 100万里拉后，获得了对几条罗马线路的控制权。两年后，在听到了它将把网络延伸到巴尔干并到达康斯坦丁堡的说法后，公司的债券涨声一片。

然而，人们也不能无视问题的存在。纳特与他的叔叔安东尼都在抱怨铁路网络的意大利部分冗员太多。更为严重的是，隆巴蒂公司的财政需求似乎是个无底洞。公司所吸走的资金就算算上政府补贴都是令人惊愕的。按照吉尔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在1864~1870年间贴进这个公司的钱超过了500万英镑，而且缺口每年都在增加。阿耶尔的数据表明，1866~1871年之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发行的隆巴蒂债券票面总值合计超过2 460万英镑。这些债券的发行价格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1866年首次发行时的价格是票面价格的93%；同年稍后再次发行的平均价格是79％；在1871年，价格下降到了43％。仅在187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该公司户头上所支付的金额合计为89.3万英镑。在19世纪60年代，现金流危机成了每年的例行公事。无可避免地，公司在金融上的脆弱使它的大股东能掌握的政治杠杆远不如过去那么受人重视。由于它横跨奥地利–意大利边界，又给两边的政府按正常的基数支付巨额的款项，使得这条铁路在过去曾经赋予了詹姆斯真正的政治影响力。而到19世纪60年代末，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过去那种把应付给政府的钱预先支付出去的老把戏仍然还可以继续，但是各个国家独自向公司发出自己指令的情况却越来越普遍。

比如在1868年，意大利政府威胁把停止对铁路的补贴作为削减开支的一个部分，而且在两年之后它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税种，阿方斯担心这个税的推出将会吞噬掉铁路网在意大利部分所产生出的全部利润。与此同时，奥地利政府还试图强迫公司在政治敏感的泰罗尔地区修建一条经济上根本不可行的支线铁路。普鲁士政府的企图是修建另外一条通过圣戈特哈德关隘连接德国与意大利的铁路，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间引起了混乱：迈耶·卡尔对所提议的补贴投了反对票，引来了那些希望新补贴提议的通过能促进隆巴蒂债券价格的人的质疑。当奥地利政府宣布它决定强制性地把奥地利南线铁路从几乎不能赢利的意大利铁路网络中独立出来时，也引起了类似的混乱。这个拆分行动从1866年起已经被多次延后，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187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以7.5亿里拉（3 000万英镑）的价格把意大利铁路网络卖给了政府；自此以后，意大利铁路成为意大利政治精英们自己的保留地。

这些金融和政治上的压力在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引发了新型的摩擦，在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巴黎之间造成了周期性的“口水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被其他分行斥责过度偏袒隆巴蒂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且对来自于其他的大股东，比如塔拉伯特的压力过于敏感。阿方斯指责安塞尔姆把商工银行的利益放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体利益之上。然而，这只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分歧的一小部分，到19世纪70年代，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跨国合作伙伴体制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而这个体制的重要性詹姆斯在遗嘱里已经做了重申。尽管与个人的差异不相关，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利益上面的分歧主要是因为资本形态的结构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逐渐使中欧可以把自己从西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渐渐的，各家分行之间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地变得具有地理性质的特征。法国在寻找能够有效地平衡普鲁士实力的方法上所遭遇的最终失败，其根源也源于这个变化过程。

奥匈帝国的孤立

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结盟就算已经得以确保，但要是没有奥地利的加入，也几乎难有什么战略价值。从表面看，法国–奥地利联盟是1866年之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合作；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866年期间确实已经出现了，而且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奥地利敢于冒险反对普鲁士的一个原因。奥地利战败之后，法国曾经多次尝试重提这个想法——1867年4月和8月、1868年的夏天、1868年的12月、1869年的3月和9月。对于德·格拉蒙特公爵——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在1870年4月成为外交部长——来说，这样一个联盟可以变成现实，他甚至相信已经是现实了。格拉蒙特对待1869年流产的协议的态度就好像它真实存在，同时也“从道义上签署了”（拿破仑三世一相情愿的说法），一名法国将军甚至都已经被派遣到维也纳去讨论联合军事行动的问题。但是，自始至终一直无法跨越的绊脚石是新的奥–匈双重君主制具有不同于过去的奥地利帝国的优先权。就像列昂内尔1867年时在维也纳告诉迪斯雷利的，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所产生的雪耻的想法，维也纳都没有严肃对待过，与布达佩斯相比也差得很远：看起来未来似乎寄托于巴尔干。法国面对的问题是奥地利首相贝斯特兴趣所在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隐含着与俄国而不是与普鲁士的冲突。除非法国愿意支持奥地利在东方问题上抗击俄国——比如对于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克里特岛人起义——否则奥地利–法国联盟就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结果也被证明，确实如此。真正的情况是，1868年年底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报告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贝斯特打算发动另一场反抗普鲁士的战争，而且这很显然与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特岛的问题的关系比与法国问题的关系更为紧密。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周期性的财政赤字部分由英国和法国的资本提供资助。在1866年的大崩溃之后，詹姆斯努力想把业务恢复如前。尽管他声称“真的不再对烦人的奥地利信用抱有任何大的信心”，但实际上他几乎是马上就开始给他们提供现金借款。詹姆斯在1867年夏天访问了维也纳，试图就新发售“英国–奥地利债券”——这类债券在1859年时发行过——进行谈判。然而，对于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来说，这似乎还为时尚早，因为当时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刚最终达成了协定。迈耶·卡尔对于奥——匈“双重体系”这个新系统的经济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个体系赋予了匈牙利几乎完全的金融自主权，而相对来说，它对“共同的”奥匈帝国防务预算的贡献相对很低；他一直在谋划发行新的奥地利债券，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价格低得过分。纳特在英格兰也怀有同样的谨慎。

他们的担心只有在奥地利政府1867年11月获得来自地产信贷银行和巴黎其他银行的竞争报价之后，才会得以证实。正如阿方斯所抱怨的：“说真的，与奥地利政府打交道非常困难，他们总是迫切地要钱，而且这种要求又总是同时发给所有人。”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带给任何谈判一个愉快的结尾”。最为严重的是，尽管这些谈判仍在继续，但奥地利政府却宣布对所有债券征收新的税种，而且强制性地把现行的政府债券利息从5%调成4.5%——这种做法被阿方斯很放肆地宣称为“不切实际的经济激进共和主义”，而且是实际上的“破产”，因为这只会让奥地利的信用雪上加霜。匈牙利政府很幼稚地想尝试，结果直接借款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这些问题需要放到维也纳银行和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之间沟通失灵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在1867年，安塞尔姆的做法让他的叔叔怒火中烧，安塞尔姆居然与一个维也纳辛迪加安排了奥地利皇室地产抵押贷款，甚至还让兴业银行在巴黎发行了新的债券。这是安塞尔姆采取半自治做法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举动与上面描述的铁路利益的分歧同步发生。匈牙利国民信贷银行由维也纳银行和商工银行在1867年成立，这个银行的成立也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产物：安塞尔姆在匈牙利进行投资的时候，对于巴黎和伦敦的意见只是例行公事地进行敷衍。当奥地利的债券在1868年进行强制转换在伦敦被暂停交易的时候，安塞尔姆非常愤怒，坚定地与政府站在一起，抵制这个他自认为是极少数英国债券持有人的行为，而且谴责列昂内尔没有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他的奥–匈倾向在1870年2月显现无遗，当时他宣布达成了一项新的3 000万古尔登的匈牙利彩票型贷款。他的合作者仅限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银行，而且只给列昂内尔提供了很可怜的25万古尔登。一直到1871年，另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兰克福）才在一份以国有铁路做抵押的匈牙利贷款中获得了一个稍有价值的份额；而到了1873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才参与了匈牙利债券的发行。各分行间日益加深的隔阂表现在从维也纳到伦敦的沟通频率日渐减少上：安塞尔姆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871年试图重新恢复定期通报的传统做法，提供奥地利经济和政治的详细报告——除了其他的情况之外，这些报告还揭示了他父亲与贝斯特的亲密关系——但是，这些做法不久也就停止了。

可以想见，安塞尔姆的特立独行让其他分行非常生气。詹姆斯抱怨道，他“不是在协议达成之前，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告诉我们那些交易的事情”，而且事实是“这些交易中的大部分其实更适合放到国外，最好是巴黎，而不是在奥地利市场”。迈耶·卡尔指责安塞尔姆“总是维护政府的利益，而从来不考虑我们自己”，这与早年对安塞尔姆的父亲萨洛蒙的抱怨如出一辙。在另一方面，阿方斯牢骚满腹地说，“尽管安塞尔姆与政府的关系很好”，他却“常常不了解维也纳在发生什么事。”总体来说，安塞尔姆似乎是“让所有的业务都旁落他人之手”（迈耶·卡尔语）。阿方斯认为：“通过向这些新银行提供帮助，我们的好叔叔正鼓励他们在欧洲的每一个市场与我们的银行竞争。”在安塞尔姆对这些抱怨的回应中，人们看到了家族内部的分歧日益加深。他在没有知会巴黎的情况下建立了匈牙利信贷银行，他写道，因为他不希望只被看成是“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理或者是通信员”。 安塞尔姆抱怨道，在过去的很多场合中，在罗斯柴尔德的其他银行所进行的交易中，他被完完全全地挡在了外面，而且：

在最近的隆巴蒂债券的发行中，我被空洞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私人信件所蒙蔽，这些信只是说（巴黎）交易所的情况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而对通常很有意思的与意大利、西班牙等的谈判和借款的相关细节只字未提。如果说是我太敏感，我承认，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就应该有自然感情的发泄渠道……我与商工银行联手做了很多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完全可以理解。是我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缔造了这个企业……因而我对这个银行具有某种特别的感情，这家银行由于拥有了5 000万古尔登的资本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里的金融巨人，赢得了应有的尊重，而且在奥地利的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

在1869年4月，费迪南德向列昂内尔转达了一份来自他父亲的类似信息：

他对他已经着手的业务都很满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持有14 000股商工银行的股份，获得的利润为10万英镑。他现在正与匈牙利政府谈出售位于佩斯的一座桥的交易，他希望这项交易能赚20 000英镑——他说在维也纳的交易所有大量的交易业务成交，而公众都是在他的后面盲目跟风，他对于自己在金融家兄弟中的地位很满意。

这并没有说服安东尼，当他在1869年9月访问维也纳的时候，给他的印象是由中央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驱动的投机泡沫。在商工银行卷入到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策划的给西班牙的贷款中时，安塞尔姆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地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而安塞尔姆给出的辩解是，作为一个大股东但不是控股的股东，他无法决定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的借贷政策，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在巴黎得到认可。

在暴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分歧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将奥地利铁路经巴尔干延伸到土耳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安塞尔姆从1869年年初开始努力推动的。让他气愤的是另外几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对这个项目都持有很深的疑虑——部分原因是由于土耳其的金融非常不可靠，另外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现有的铁路投资对他们已经是非常重的负担了。最终安塞尔姆不得不退了出来，把这块业务留给了比利时银行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对于土耳其铁路我们没有任何兴趣。”阿方斯和列昂内尔很认真地对此表示赞同。从1866年开始，安塞尔姆便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聆听来自他的亲戚们的那些刺耳的话，但他可以同样的以牙还牙。连接君士坦丁堡的铁路规划可以由“规模宏大的欧洲企业、那些来自法国和英国的金融大鳄” 与那些奥地利的金融家联手参与其中。当阿方斯稍后反对安塞尔姆参加新的奥地利–土耳其银行的时候，安塞尔姆并没有坚持：

我只是无法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对这个企业所产生的这种厌恶的感觉，这个企业从哪方面来说都不会损害我们各家银行的利益，最起码不会损害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正如你们所了解的，在君士坦丁堡并不保留代理机构，而且据我所知，与土耳其政府也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如果不是这样的方式，我会毫不迟疑地放弃为其他银行在公司里谋求哪怕是间接的任何利益，但是我应该顺便提一下，这个公司运作得非常好，而且已经完成了几笔较大的给政府的付款业务，证据就是其股价站在了高于面值40％~45％的位置。

接下来，他很气愤地继续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奇特且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在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的大交易都是由这些地方的银行来联合完成。但是对于维也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我肯定我无法解决不断增加的成本所带来的问题，也无法满足人们对我的姓氏产生的期待。一定程度上，我是有些抱负，这当然不应该受到谴责，我想继续前进，如果不能与其他的银行齐头并进的话，至少也不要被落下太远——而且截至目前看，承蒙上帝的眷顾，这个计划的进展还不算坏。

如果伦敦和巴黎的分行逃避了巴尔干和土耳其的挑战，他们还能够指责安塞尔姆在其他领域的特立独行吗？从根本上来说，贝斯特也曾经问过拿破仑三世同样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找不到真正的答案。

德意志帝国的经济本源

不管他们对巴尔干铁路有什么样的看法，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确实有一个东欧问题引起了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兴趣：罗马尼亚犹太人的生存条件。由于从俄国帝国迁来了大批移民，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人口数量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出现了增长。1866年，布加勒斯特提出了一个犹太人解放的立法计划，并进行了辩论；在随后几年，也爆发了类似的暴力冲突。在雅西，犹太人成为残酷且持久的迫害目标。罗马尼亚政府对此表现得很麻木，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试图使用他们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来代表他们的“穷教友”讨说法。在巴黎，詹姆斯敦促法国政府向布加勒斯特政府提交了正式抗议。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动员了对“发生在雅西的对犹太人残忍的猎杀行动”的官方批评，尽管列昂内尔对于理事会提议的派遣摩西·蒙特费欧执行又一次海外任务的想法一直持怀疑态度。但是，最重要的行动出现在柏林，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中了他们所有的力量。初听起来，人们难免会觉得奇怪；但应该记住的是，在1866年的4月，一名普鲁士王子（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的查尔斯，安东尼的二儿子）成为了罗马尼亚的国王卡罗尔一世，而且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正如戈尔德施密特对布雷希罗德所说的，“有一名执政的王子坐镇布加勒斯特，普鲁士的影响力是首位的，而且也是最大的”。费迪南德也希望迈耶·卡尔可以在柏林使用他的影响力“帮助那些可怜的犹太人”。按照普鲁士驻伦敦大使的说法，不少于“12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曾经作出了最紧急的呼吁”，希望普鲁士进行干预。迈耶·卡尔似乎直接给罗马尼亚王子的父亲写了信。

事实上，俾斯麦确实指示他驻布加勒斯特的总领事调查当地局势，并且“如果合适的话，向相关当局提出一个措词稍缓的抗议”。但是，在得不到俄国的支持时，他不愿意做得太多，因为俄国还一直认为过去的多瑙河公国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很多罗马尼亚犹太人已经逃到了条件更恶劣的东部，俄国外交部长戈尔查科夫仍然面无表情地表示，他“认为是罗马尼亚政府在采取措施来应对那里的犹太人在国内无序蔓延的过程当中犯下了错误”，并且补充道：“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克里缪克斯家族那样，那么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政府在力图保护他们的人民免受这些吸血鬼的伤害，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受到人们的指责。”迈耶·卡尔报告说老霍亨索伦“很难过地抱怨奥地利报纸在持续攻击他的儿子……这些报纸大多数都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在1869年10月，阿方斯以私人身份拜会了罗马尼亚王子，并就这个问题与他交换了意见，王子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不错的男孩子，表现得既有智慧又精力充沛”，而且他答应“将可怜的犹太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

但是，得到的总是同样的故事：犹太人把自己当成是外国人，他们满是蒙昧和偏见，而且他们拒绝那些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以便让他们融入到其他公民社会中，使他们能将自己的才智应用到那些或多或少都有些违法的商业活动之外的地方的努力。

这些努力（在1872年、1877年和1881年又不断重复）产生了多少效果，很让人怀疑。一直到1900年，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和匈牙利信贷银行都不得不拒绝参与到由贴现公司所提议的罗马尼亚石油交易中，原因就是布加勒斯特政府持续虐待犹太人。这首要的意义就在于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作好了修复与俾斯麦的关系的准备，这个曾经紧密的关系由于1866年的变故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些关系修复的速度是对迈耶·卡尔聪明才智的验证，同时也表达了对俾斯麦的感激，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曾经竭力为他的德国政策设立障碍，但是对他来说他们仍然还有利用的价值。他们之间的政治和解可以说是始自于1867年2月，当时，迈耶·卡尔被说服——很明显是被俾斯麦，当然还有其他人——出来参加新的定都在柏林的北方德国联邦的议会选举。应该说，他对学着他的英国堂兄弟们参与到议会政治中还有所保留。“他不会答应，”纳特报告道，“他说这里有个党派希望把他撵出来，以便能够垄断所有的业务，而且如果他能去柏林，对德国的货币政策表达他的看法，其他的人对他也不会心存感激。一直以来，在很多的事情中，普鲁士的利益与法兰克福总是相左。”但是，正如夏洛特所写的：

法兰克福城将不会再听到另外一个代表的声音，他将被选上，尽管他一再地拒绝，而且他会看到自己在最后妥协，特别是看上去德国议会似乎不会在一年中集中开会几个月……俾斯麦先生和德·萨维尼（卡尔·弗里德里希，他参与了联邦宪法的起草）都写信恳求他接受这份人民给予他的荣誉，说他的能力、知识以及经验都得到了柏林的高度赏识。信里所表达的尊敬和溢美之词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迈耶·卡尔接近全票当选的选举是由列昂内尔首开先河的家族传统中的胜利。就其本身来说，这只是个“荣誉的象征”，这个事件所蕴含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获得了5 600张选票中的5 300张……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在50年以前，这里所有公园的入口都立有一块丑陋的警示牌子，上面用粗大的字体写着：‘犹太人禁止入内’。”还能有什么样的胜利能比罗斯柴尔德“被法兰克福这样一个对犹太人充满仇恨的城市以绝大多数通过的方式选择出来在德国议会的中枢代表它的利益”更具有象征意义呢？从另一方面说，对于迈耶·卡尔来说，这个事件也有现实的考虑。现在他有了正当的理由经常到访柏林，这可以使他“接触德国的所有伟大人物和思想家”。在柏林有罗斯柴尔德的存在这一点同时也受到了俾斯麦的欢迎。他不仅鼓励迈耶·卡尔参选，当他在1867年夏天访问巴黎的时候，他还向詹姆斯抛出了一根精心挑选的橄榄枝，外形是一个印有红鹰标识的勋带。“伟大的荣誉，”正如阿方斯所注意到的，“而且是犹太人在普鲁士所获得过的最高荣誉。”俾斯麦还更进一步，那年11月，他把迈耶·卡尔擢升到了普鲁士上院——实质上是一个终身贵族的封赏，这次封赏比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最终获得可传承的贵族身份早了将近20年。至少有一次，俾斯麦甚至敦促迈耶·卡尔在柏林买所房子，以便他可以在那里消磨更多的时间——对于这个建议，迈耶·卡尔在1871年的时候开始考虑。两人的关系不久就到达了相当亲密的程度：在1867年柏林皇宫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俾斯麦以玩笑的口吻告诉迈耶·卡尔：“如果英国想要给阿比西尼亚找个王，他会推荐汉诺威的前领主。”这次会面的地址显示，迈耶·卡尔也被当成了近臣（可以出入宫廷）。在1869年3月，他“与王储进行了长谈，王储对什么事情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得到满意的讲解”，随后又拜访了王后。一年之后，他应邀参加了一个王族们的小型聚会，见到了沙皇的兄弟米盖尔大公；1869年4月，他还出席了在宫中举行的戏剧表演。

对于迈耶·卡尔来说，俾斯麦从孔尼格拉兹时的恶魔转变成了现在的朋友。“老俾”不仅只是表面风光，而具有实用的价值：从1868年4月开始，迈耶·卡尔可以接触来自柏林的第一手政治消息了，而这以前曾经是布雷希罗德的专利。对于俾斯麦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通过迈耶·卡尔，他不仅可以确保与巴黎的直线联系，还可以确保与伦敦也能直线联系。他们之间新建起来的这种新的关系模式的典型表现出现在1868年4月，当时，迈耶·卡尔为了“海关议会”的召开来到柏林，这个会议把1868年从整个索伦地区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集中到了一起，会议的目的是为南德诸邦进入北德联邦铺平道路。但是议会让俾斯麦非常尴尬，因为南德诸邦成员中绝大部分人都怀有反普鲁士情绪，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决定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抛出一份法国——普鲁士双边裁军的提议。

4月23日晨，迈耶·卡尔给伦敦银行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你的朋友（迪斯雷利），自5月1日起军队裁减已经正式决定，而且如果能得到很好响应的话，还将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军。”他在同日发出的一封信中详细作了解释：

我认为俾斯麦采取的这个做法会起好的效果，而法国皇帝将会被请求中断他的军备计划，这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现在，一切都有赖于法国，而且如果你的朋友们能应用他们的影响，那么事情将会朝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裁军将会在5月1日开始，但是我不认为这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人们最想看到的就是普鲁士追求和平的简单的证据。

迪斯雷利抓住了这点，将这封电报转给了史丹利，并以典型兴奋过度的笔触在电报上写下了这段话：

我认为这很重要：查尔斯（迈耶·卡尔）实际上代表了俾斯麦。几天之前，俾斯麦还要将所有的怒火发到法国人身上，并且宣称法国问题将通过战争解决等。但是在周一，罗斯柴尔德写信告诉柏林，他们清楚英国对普鲁士非常满意，这也证明它真的希望和平……因此英国不会应法国的请求采取什么行动，这会让普鲁士产生怀疑，等等。这就是答案。我禁不住想，您现在面临着另外一个确保欧洲和平，并建立您功勋的大好机会。

两天之后看到迈耶·卡尔的信，首相深受鼓舞：

我感觉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天早上来了一封详细的信件，对电报做了解释，使内容更加完善。写信者直接从俾斯麦本人那里得到了第一手鲜活的信息，并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说：他提供了所有从5月1日开始的以及随后马上会开始的更大规模的所有裁军细节，当然前提是法国能有正面回应。

迪斯雷利的正面回应及时传回到柏林。然而，从表面看，史丹利是冷淡的。他清楚迪斯雷利的如意算盘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信息提交给法国，作为我们的表示，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对其裁军作出某些承诺：当结果全面公开后，英国总体上会获得很多好处，特别是政府的地位会得到增强”。但是他“怀疑这种合作的可行性，因为这种方式以前从来没有过”。显然，他并没有怀疑迈耶·卡尔情报的质量，这可以从迪斯雷利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封信的批注中看出来：“他们（迈耶·卡尔和俾斯麦）几乎每天都会碰面。”1869年3月，在柏林和伦敦之间也有类似的通信。迈耶·卡尔在3月15日报告说“老俾对比利时问题的看法并不是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仍然希望不要有任何可能危害和平局面的事情发生；他说全部都取决于法国皇室的态度，而且没有人能预见他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计划”。4天之后，“俾斯曼今天在议会里就坐在我的旁边，并且跟我讲了同样的话，但是他很希望知道老拿破仑三世是什么样的计划，而且是否真的有与奥地利和意大利联盟这回事”。

所有的这些往来信件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狡诈的俾斯麦是否是利用迈耶·卡尔来向伦敦和巴黎传递隐瞒普鲁士真实意图的假消息？毫无疑问的是早在1867年4月，迈耶·卡尔就开始把普鲁士的利益当成是他自己的利益了——证据是他开始用“我们”来代替对普鲁士政府的称呼。当他在1870年投票反对圣戈特哈德隧道补贴时，他回应说他不支持，“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议会里不是作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表，而是广大人民的代表，从这一点上看，我就反对在政府还在为自己面临的赤字作斗争的时候向任何外国铁路投资进行补贴。”“在普鲁士与所有其他垃圾国家之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他在法国–普鲁士战争爆发的前夕宣称，这是他也转变为野蛮的沙文主义的很多例证之一，这种情况在1866年对激励普鲁士人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不应该被解读成那个耳熟能详的德国犹太资产阶级向容克强人“缴械投降”的通俗故事，也不应该认为这是俾斯麦在设圈套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钻。俾斯麦有可能期待着南德诸邦进入他新建的联邦将会在某一天引发与法国的纷争这样的问题，但是在1870年3月之前的任何时候，他都不应该被指责成加快了走向战争的步伐。正如他在1868年2月的时候所说的：“德国的团结可以通过暴力事件得以进一步加强，我也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引发一次暴乱灾难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德国团结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果实。”俾斯麦通过布雷希罗德传递给巴黎的信号是和平；然后，在1868年秋季，阿方斯从柏林得到的一个消息说“战争在开春后将不可避免”，迈耶·卡尔对此不以为然：“我不太看重布雷希罗德所说的，因为他主要是重复从悲观的人那里听来的说法，而且他自己对那些符合我们要求的事情也总是很悲观。”

迈耶·卡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俾斯麦的愿望是和平，短期看是这样的，因为他所有有关俄国经济地位的情报都指向这个方向。这个判断又被1866年战争之后大量涌现的新的私人领域的金融机会大大增强了。

罗斯柴尔德早在1867年1月就重新开始参与到普鲁士金融活动中，当时迈耶·卡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和巴黎银行争取到了参与票面利率为4.5%的1 400万塔勒的国有铁路债券的发行。这次发行首开了与贴现公司银行进行合作的先河，之后双方又多次合作，该银行董事阿道夫·汉森曼被迈耶·卡尔很有远见地看成是在新的，而且处于剧变中的普鲁士–德国金融界的一匹黑马。尽管1866年感觉都非常不好，迈耶·卡尔仍计划马上就重新进入到普鲁士贷款银团中：就好像1866年所有的重话都没有说过一样。他随后参与了另外的两笔贷款活动，贷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普鲁士的战后军费支出，一笔是1867年3月的3 000万塔勒，另一笔是8月的2 400万塔勒。1868年5月，又做了另一笔1 000万塔勒的贷款。在同年11月，还提出了2 000万塔勒的铁路贷款；1860年5月，又提出了500万塔勒的贷款。每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都与伦敦和巴黎银行均分数额。“你完全可以肯定，”迈耶·卡尔在1869年圣诞节向纳特保证，“如果不让我知道，或者不让我参与，没有普鲁士贷款或者是用于北德联邦的贷款可以被批准……你知道我与康福豪森的关系非常好，而汉森曼是我最重要的朋友，因此我不担心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当康福豪森在1870年试图合并普鲁士债券的时候，迈耶·卡尔吹嘘说“我们位于法兰克福的银行将会是被授权进行新的配置的唯一企业”。

迈耶·卡尔心里非常清楚，这次借款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持续的预算困难所导致的结果。要弄清楚那些年间普鲁士的经济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战争和政治对官方统计数据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尽管现在可以找到的数据一目了然。根据公布的预算，普鲁士总的公共开支从1860年的1.301亿塔勒上升到了1867年的1.689亿塔勒，军队和海军预算的增长占了差异部分的大约40%。然而，这些数据说明的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实际的支出要远高于这个数字。1863~1868年间，预算目标连续被突破：实际支付的比预先计划的总共多出了2.46亿塔勒。这里军费（包括常规费用、特别费用和预算外数据）同样也是关键：它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从1861年的23%上升到了1866年的48%。这些支出靠的是短期借款（向柏林的银行出售短期的财政票据），1866年之后就是通过发行上述票据来筹款。公共债务的上升非常剧烈：3年之后就从1866年的8.7亿塔勒上升到了13.02亿塔勒。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战争对普鲁士造成的财政压力比对奥地利造成的压力要小很多，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普鲁士在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债务负担相对较低。其次，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债务的增长比较适中——按照某种方式估算，尚不足国民收入的2%。然而，同时期的债券市场（当时没有现代的这些分析数据）却让人大跌眼镜：1864~1870年间，普鲁士债券的价格出现了剧烈的下跌，从每股91.25塔勒跌到了每股78.25塔勒。

迈耶·卡尔毫不怀疑，俾斯麦仍然受困于现金短缺。“这里的财政还是非常缺钱。”他在1868年5月报告说，“如果他们认为可能会发生战争的话，政府的日子会很难过。”政府在1868年秋提出的以烟草专卖作为保证发行债券的计划是一个败局。“这里的银根很紧，”他在1869年4月报告说，“而且最近的普鲁士贷款也没有成功。”再也找不出比迈耶·卡尔同年5月份的那些信中更显而易见的公共金融、私人利益和对外政策相互交织的交汇点了：

5月10日：这里的政府经济非常困难，俾斯麦尤其痛苦，因为几乎所有的新税种都被联邦议会拒绝……

5月23日：俾斯麦发表了长篇演讲，而且耐心地对反对的议员作了解释，但是……未能在投票中得到自由党人对新税种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府的处境很尴尬，而且如果我们要新换一位财政部长，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这可能会是首当其冲的事，因为现在的这位（冯·德·赫伊特）是一个傲慢的“德国佬”，并且与议会不和……

5月25日：议会里的气氛非常糟糕……天知道政府怎样才能脱离这种金融困境。只要人们还关注和平，这就是一个大事情，而我们在塞纳河沿岸的朋友在听到我们困难的时候不会不高兴……

5月31日：我很高兴地说，感谢老天，国王非常不错，但俾斯麦是暴力型的，脾气火暴而且非常乖戾……我所有的朋友都要求我出来说话，并且批评政府的新金融措施，但是我告诉你们这让我有多么不舒服，特别是当你所说的要向整个世界公布而且总是被误解的时候……

6月3日：俾斯麦说他病了，但是我认为他只是太郁闷了，因为他提出来的所有新的计划都面临着失败，而且，自由党决心对那些不可能对体制带来变化的所有提案反对到底……

6月5日：俾斯麦又好了起来，并且认为他的方案会在关税同盟议会获得通过，但是我可以肯定对石油征收重税的提案会被否决，因为所有自由党议员都决定投反对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向自由党的方案寻求和解……

6月10日：俾斯麦对他所遭到的反对觉得非常恼火，他甚至说想要辞职，但这只是一个老把戏，没有人会当真……

政府面临金融困难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那年秋天对它以普鲁士铁路作担保的1亿塔勒的彩票型贷款案的否决。只是在康福豪森取代了冯·德·赫伊特成为财政部长，迈耶·卡尔对金融的未来才变得更加乐观起来。

然而，尽管俾斯麦使出浑身解数，最终还是功败垂成，未能为普鲁士和新的联邦获得足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受到政治控制的——税收收入，但是德国的私人金融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后来有名的创建期——创业年代的第一阶段，1866~1873年之间，新建立起了大量的股份制公司。“你根本想象不到现在这里的生意竞争有多激烈，”迈耶·卡尔在1870年3月这样说道，“用狂热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完全像是爆发了一场霍乱。”在这个热火朝天的时期，迈耶·卡尔与汉森曼的关系为他在数不胜数的交易中找到了位置：给但泽和孔尼斯堡以及给西里西亚、马吉德伯格和科罗尼–明登铁路贷款。这里也有对国际局势充满乐观的原因；因为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最雄心勃勃的新银行是普鲁士中央土地信贷银行，一家以法国地产信贷银行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普鲁士第一银行。一开始，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原本计划（尽管没有遵从迈耶·卡尔的意见）这个项目由汉森曼在1870年以保证金的形式发起，并逐步充实到所认购的数额。从俾斯麦的观点看，这个项目的国内政治诉求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通过成本低廉的信用来调和东艾尔边地主阶级与新兴的自由时代之间所存在着的矛盾的方法。正如迈耶·卡尔所评论的，“国王的远大理想是拥有一个普鲁士的地产信贷银行来取悦那些对银行充满敬畏的新贵。”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计划的国际意义更值得关注，因为从一开始就打算把它做成一个法国–普鲁士合作的产物，巴黎地产信贷银行的大股东还有法兰西银行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们没有必要再猜测俾斯麦在这件事中是否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动机。尽管当布雷希罗德通报他地产信贷银行在6月26日新发行债券的时候，他对日益临近的西班牙危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沉默并不是有意要在战争爆发前夕把法国资本抽取过来；俾斯麦仅只是希望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扮演好他们现在业已在普鲁士经济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角色。发行债券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在巴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绝对是在波拿巴政府的交易所里上演的讽刺剧。

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迈耶·卡尔和布雷希罗德之间在这个时期内的交恶。与弗雷兹·史丹的印象正好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布雷希罗德感觉越来越不耐烦，并且把汉森曼看成是他们在柏林的主要商业伙伴。从1868年秋季开始，迈耶·卡尔就开始不停地抱怨布雷希罗德的所作所为，对于布雷希罗德自称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他很轻蔑地予以否认。“我认为布雷希罗德给你们和巴黎写信希望你授予他委托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他在1868年给普鲁士新贷款的谈判过程中告诉纽考特的人，“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年之后，他谴责布雷希罗德是“一个老笨蛋，想让所有人都认为且相信他是我们的代理人，而同时又与所有给他1/8佣金的人做生意”。“我对他不太了解。”他在1870年3月这样评论道：

他很嫉妒汉森曼先生，而且当他与每个人都做生意的同时，又想让其他的人相信他是我们的代理的时候，我对他并不太在意。他这样做也跟自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而追逐名声、名分以及地位、财产，这些都在犹太部落的成员中间变成了一种寻常的癖好……布雷希罗德是一个傻瓜，他只关心个人的荣誉，他对这些领域没有任何的影响。

几周以后，他又同样评论道：

布雷希罗德先生非常有意识地想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我们银行的代理，而且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并且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同意。如果你与柏林有什么业务，我强烈地建议通过汉森曼先生，他是一流的人才，而且特别诚实。我们所有的业务都是与他做的，而且我不需要告诉你说我们有完全的理由来对他的服务表示满意。

在10月份他又再次评论：

你知道我们主要雇用汉森曼先生为我们处理我们在柏林的事务，而从来不通过布雷希罗德，因为他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与此同时又希望让整个世界都相信他是我们的代理，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汉森曼先生非常诚实，而且根本不会考虑做任何我们没有参与的事情，同时，我并不十分确定布雷希罗德先生是否能够受到同样的尊重。

迈耶·卡尔对俾斯麦的和平意愿充满信心的最后理由，是他觉得把南德诸邦纳入进来并不需要通过战争手段：经济力量似乎就可以完成统一的进程。1867~1870年间，我们看到迈耶·卡尔不仅奔忙于普鲁士的金融事务，同时还奔忙于其他德国各邦的金融事务，包括仍然游离于俾斯麦的联邦之外的南德诸邦。他参与了对威腾姆伯格王国的一系列贷款，比如1867年总额为1 500万古尔登中的900万古尔登，1868年的2 500万古尔登；同时还为巴登、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尼发行了债券。此外，他也为很多规模较小的德国邦安排贷款，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布罗涅斯威克、萨克森·梅宁根、萨克森–科保–戈萨和汉堡城邦。通常情况下，与这些贷款有关的金额和利润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迈耶·卡尔是“不因事小而不为”、“半个鸡蛋也比空壳好”等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活动从地理范围来说都具有真实意义：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一个统一德国的资本市场现在已经形成，其主要的中心位于法兰克福、柏林和汉堡，服务于一个呼之欲出的南北德联邦——萌芽中的德意志。这些贷款中的大多数都将用于铁路建设而不是军事目的：南德诸邦或许会朝普鲁士吼叫，但他们显然没有真正动武的打算。对于迈耶·卡尔来说，来回穿梭于法兰克福和柏林时，他所看到的德国经济走向统一的证据肯定是不会有错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诉诸武力呢？

俄国的意见

人们事后都明白，只有法国和俄国结盟，才能真正阻止德国在俾斯麦的任期内走向统一。这样一个结盟的外交计划出现在1867年6月，当时戈尔查科夫和沙皇访问巴黎“来做生意”，但是随后在对待克里特岛人起义的意见上出现分歧，成为了双方之间达成谅解道路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另一个障碍——这里存在着1887年后那段时期内的市场反差——巴黎资本市场想在俄国金融领域建立主导地位的尝试遭遇失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詹姆斯曾经在很多场合下尝试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立足点”，但是遭到了失败。1867年秋，俄国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申请了半官方的借款，但是詹姆斯在1868年8月会见了其财政部部长鲁滕后，分文未给。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詹姆斯建议实施“一个大型的金融行动”，言下之意是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券，以便为新建铁路项目进行融资。但是鲁滕对此没有兴趣。政府“没有考虑金融行动”，也不希望借钱来是为了把钱存在詹姆斯那里——而且以一个更低的利率。鲁滕希望在俄国的铁路建设中把政府的干预降到最低，不想让政府直接来为铁路融资。他所能提供给詹姆斯参与的是把莫斯科到敖德萨的铁路私有化。尽管对这个项目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这显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的结果。在詹姆斯的眼里，“在一个距离我们的活动范围如此偏远的区域”直接参与到私人运营活动中太冒险了。

这种通常意义上的疑虑在詹姆斯死后变得更加严重。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在1868年年末所指出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与俄国之间的合作都不顺利，而且在所有这些问题出现之后，我们的到来似乎就像是晚宴结束之后所上的芥末，既不令人愉快，也没什么面子。”1869年年初，俄国政府似乎改变了主意。但迈耶·卡尔在想到大笔贷款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通过普通的通信方式根本不可能让我们对如此规模的业务有很强烈的兴趣……但是我们派不出人手到圣彼得堡去，而且一直到现在，我们与北巴巴瑞安人之间也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好的机会，因此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让别人坐收渔利。”他不太愿意去圣彼得堡，阿方斯也不愿意去，他怀疑一次高调的罗斯柴尔德访问只是用来给那些在俄国的传统银行——像巴林和霍普施压。到186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整个项目仍然处于一种很初级的状态。与在美国的情况非常相似，罗斯柴尔德家族多次拒绝了在圣彼得堡建立一个家族的代表处。1871年8月，戈尔查科夫敦促迈耶·卡尔说，“我们应该在彼得堡有个银行，”并告诉他“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在俄国有多少生意可以做”，他的原话是“这是一座金矿”。但是，他的这个建议根本没有得到重视。阿方斯甚至反对安塞尔姆或者迈耶·卡尔间接参与到一个由商工银行在圣彼得堡建立的奥地利–德国合资银行的计划中。

然而，这样的谨慎态度并没有被柏林的其他银行所认可。“柏林的交易所是俄国债券的资本市场。”迈耶·卡尔在1868年5月以明显怀疑的口吻这样说道，“而且，公众除此以外几乎什么都不买。”布雷希罗德在促进实现俄国地产信贷银行的理想方面可以说不遗余力，他的想法完全是汉森曼–罗斯柴尔德–奥本海姆普鲁士抵押贷款银行的翻版。布雷希罗德和汉森曼对俄国铁路的兴趣也远远超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应该被看成是早期德国资本东进运动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各种源自于柏林和汉堡对瑞典和芬兰（尽管受沙皇的统治，但是拥有自己的议会并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的贷款建议。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项目都表现得三心二意，例如1867年认购了5 000万卢布俄国抵押贷款中的5%，但是当两年后增发同一债券的时候，拒绝了增持的选择权，而且此后完全陷入了摇摆不定之中。

十分奇怪的是，他们在1863年对给俄国提供借款的建议表现得非常保守，但是向人们证实俄国业务价值的却是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纳特批评迈耶·卡尔没有能够在流产的1869年谈判中及时赶到莫斯科，而且在他的鼓动下，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同年的12月份了结了此事。以80的价格发行1 200万英镑的俄国票面利息5%的债券是这一时期最雄心勃勃的罗斯柴尔德事业之一，而且在所有接受订购的市场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巴黎和柏林还出现了严重的超买。正如迈耶·卡尔所宣称的，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最伟大的胜利，而且俄国政府应该对你感激涕零，从今往后不应该再去找别的其他任何人，我希望他们会给你提供数不尽的新业务”。事实上，这是截至187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连续承担的5次主要俄国债券发行的第一次（票面价值合计为6 200万英镑），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仍然表现得非常脆弱。

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俄国政府只做这一类债券的发行，停止为私人铁路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做法，但是事实证明，只要布雷希罗德以及其他人还愿意直接投资俄国铁路，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真是天大的遗憾，”迈耶·卡尔不止一次地抱怨道，“俄国政府居然允许所有的铁路公司发行他们的债券，而且全部都由公众认购，这损害了我们的市场。”另外，早在1870年10月，随着俄国对1856年黑海中立的谴责，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在东方问题上开始走向恶化，尽管阿方斯在他和埃德蒙上一年对圣彼得堡的访问过程中曾经表达了良好的愿望。这种关系重大的金融版图的重新调整把法国和俄国，最后还有英国都包括了进来，聚集在一起来共同重新审视新兴的德国，而且这种调整在此之后持续了数年之久。

[49] 比塞塔（peseta），西班牙货币单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