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

更具争论性的问题是，士兵究竟有没有接到射杀俘虏的命令。当然，很多情况下，上级军官会吩咐他们的士兵“杀掉这些野蛮人”。第24师的指挥官曾在1915年12月敦促士兵“只要有机会，就杀掉任何一名身上有武器的德国人”，但他特别强调的是“身上有武器的德国人”。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的约翰·斯图尔特上校曾对他的妻子说，1915年，他的部队在卢斯“鲜有俘虏”，还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在保证我们最低损失的情况下，杀掉更多的敌人。”但这只是一封私信，并不代表他曾命令手下杀害俘虏。

然而在索姆河战役中，关于下达“赶尽杀绝”命令的证据则清楚明白，通常被描述成“英国军队的集体殉难”。战斗前夕，一位士兵听到一名准将（或许是戈尔）说：“你可以俘虏敌人，但我不想见到他们。”据第17高地轻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回忆，他曾接到“格杀勿论，不要放过一个俘虏”的命令。在一名士兵“关于最近战况”的备注中（8月17日），克劳德·雅各布将军下令不许俘虏敌人，因为他们会阻碍进攻。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兰克·马克斯韦尔上校9月26日也曾下达过同样的命令，理由是“所有德国人都应当被清除”。10月21日，马克斯韦尔离开了部队，留下一封告别信，其继任者将其进行了传阅。信中，他高度赞扬了他的士兵：“他们已经懂得，对待德国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杀了他们……我从不知道俘虏长什么样子，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部队知道应该怎么做……记住，米德尔塞克斯郡第12部队的‘硬汉’们‘不会俘虏任何敌人，除非对方已经受伤’。”克里斯托弗·斯通上尉持同样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德国佬就是废物，对整个世界也是。”

1917年，帕森达勒战斗打响之前，休·奎格利接到命令，称“不要射杀在阵地中走投无路，并正在经历一场屠杀的俘虏；不要杀死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但如果你认为俘虏妨碍到自己，就将他处决”。这至少是一种灵活的指导路线。以下这场发生在3个军官之间的对话（发生在皇家伯克郡军团的食堂里）反映出许多前线军官典型的心理状态：

L：昨晚的战斗中发生了一件事儿。

R和F：说来听听。

L：他们抓了一个德军军官，把他带了回去。他的双手被反绑在一起。这时，护送他的人中突然有一名士兵被一发不知哪来的子弹射中，于是他们转向这名俘虏，杀了他。

R：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正常啊……杀德国佬，多多益善。

L：但是……他已经被俘虏了，而且那发子弹只是擦枪走火才射中了我们的人，更何况他的双手还被绑在身后，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就这样无端地把他杀了。

R：杀得漂亮。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军官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皇家爱尔兰军团的安东尼·布伦南讲述了一个案例，是关于“一位上等兵故意向已投降的德国士兵开枪并将其打死”。布伦南和他的次官“对此感到非常反感，一时间，这名上等兵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杀手”。而另一方面，一位随军牧师对来自都柏林第10燧发枪手团的英国士兵奥布莱恩等人说：“孩子们，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如果你能成功俘虏敌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失去一半的口粮。因此不要俘虏他们，杀了他们！他们会分一杯羹，但你却没得吃了。切记，不要俘虏。”

值得一提的是，黑格的幕僚兰斯洛特·基格尔中尉并没有起助纣为虐的作用。他于1916年6月28日下达的命令只是提醒英国军官要防范德国人的诈术：

所有人都有责任继续战斗，除了确定对方不仅停止了所有的反抗，而且他们明确地最终放弃了所有继续反抗的希望或意图——以自愿丢掉武器或其他方式。当敌方做出投降姿态后，他的投降是否有效取决于他对自己意图的表达以及是否会造成我方的误解。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事实：有些情况下，在得到上级的许可之后，士兵将投降者赶尽杀绝。就算他们没有得到特许，当他们有机会杀掉俘虏时——并在担心后者随时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也会将他们杀掉。当然，相比之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千名俘虏能够顺利从战场上生还，经过脱离大部队、分别关押、司令部的审讯之后，顺利到达战俘营，并且在战后重返家园（通常是战争结束数月之后）。在后方，德国战俘不再是仇恨的对象，而更像是人们好奇的对象（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甚至还博得了同情心。正如《西线无战事》中那位处在半饥饿状态的俄国士兵激起了英雄的同情。但是尽管身处战俘营，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是无法得到保障。萨默塞特·毛姆亲眼见到一群法国宪兵无缘无故地将一群德国战俘击毙，事情就发生在离前线25千米的地方。

只有在战争的最后3个月中，才出现了大批德国士兵投降的情况，战争也因此而得以停止。这是决定协约国取得胜利的关键，但我们很难解释德国人为何突然如此热衷于投降。最普遍的一种解读是，鲁登道夫的春季进攻计划虽然一开始小有成果，但最终仍然免不了失败，因此士兵们坚信他们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另外一种可能性在于美国士兵参与西线作战，由于他们恪守善待俘虏的良好传统，因此许多德国士兵“慕名”投降了。来自马林第5军团第21营的埃尔顿·麦金在1918年11月7日向默兹河进发的途中，偶然发现了几具德军机枪手的尸体，他顿时感到十分困惑：

敌人四散逃窜，那些绝望的勇士竭尽其所能，以死相抗，最终一命呜呼。

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他们为数不多，每组很少有超过两三人的，并且都非常年轻。这些年轻人留下了，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只是因为上级的命令。而那些老兵则要精明得多，还没等我们开枪，他们就高呼“投降”，因而保住了性命。

然而研究数据明确表明，只有很少一部分德国人——大约4.3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美军投降，而向英军和法军投降的人数却有33万之多。瓦解德军士气的或许并非是美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是德国人对美国源源不断的增援力量的想象和担忧。无论如何，正如那些老练的英国和法国部队一样，美国部队同样采取赶尽杀绝的方式来对待俘虏。根据麦金本人的回忆，他曾接到美国远征军第5军团的查尔斯少将的命令：“前方向北延伸的道路上有一个分配站……去给我拿下。在你们夺取它后，如果身边有俘虏，那你就不得不分给他一部分食物而自己挨饿……所以大家都听好了，在这3个山脊作战期间，不要接受战俘。”之后麦金又讲述了他们是如何执行这一命令的：有一名德国伤兵活了下来，“因为我们年轻的战士还不懂规矩……他是唯一一名幸存的俘虏”。

关于1918年年底德军大量投降的原因还有待商榷。如果说德国士兵已经“悟”到自己会输掉战争，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对战争的总体局势有所把握，而实际上许多前线的士兵并没有这种能力。继续作战还是投降的抉择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直觉判断，并非出自对战略时局的分析。比如，恩斯特·云格尔为何在自己已经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时（就在停战协议签署前几个星期）仍然拒绝投降？如果与他手下的士兵一道负隅顽抗，那么他的生命将岌岌可危。他的动机似乎出于对个人荣誉的维护，就像那位身负重伤的德国士兵拒绝接受英方的药物治疗一样，因为他想“光荣地死去”。类似的一个问题是，麦金在1918年11月见到的那些阵亡的年轻德国机枪手又为何要进行毫无意义的反抗呢？

1920年7月8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讲称：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见证了那些在枪林弹雨的危险中向敌人的堑壕发起猛攻的英国军官和士兵，在他们成功抢占敌人的阵地之前，他们中的半数都倒下了。这无疑是漫长、血腥的一天，炮火纷飞，朝不保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士对待俘虏的态度不仅表现出仁慈宽厚，还非常友好善良。他们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依据战争法惩罚了那些理应被惩罚的人，同时对那些诚信投降的侵略者予以谅解。他们对战俘表现出同情，甚至在自己面临危险时，还想方设法帮助那些受伤的俘虏。这种事例数不胜数。

“数不胜数”，或许如此，但这种情况总的来说不常见。如果双方都能够积极鼓励敌人投降——而非继续贯彻“赶尽杀绝”的传统，使对方过分担心投降带来的危险——那么可以想象，战争不久就会结束，且德国不一定是失败的那一方。相反，如果更多的人都排斥俘虏，那么战争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