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作的反事实假设

占领意味着什么？迈克尔·伯利曾就德国在东欧胜利的可怕后果作出分析。西欧国家的经历（对英国来说更切实）显然是大为不同的。在法国、荷兰和其他被占领的西欧国家，种族政策并没有像在东线那样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犹太人仍然被不论国籍地送往东部的集中营。另外，德国对西欧的盘剥主要是基于经济原因而非种族差别。特别是法国，几乎成了德国推进战争的摇钱树；而且很多法国战俘在被变成劳动力的同时，还是德国用来要挟维希政府的人质。

最近流行一种看法，即英国人对被侵略和占领的反应不会与法国人、捷克人或卢森堡人有什么差别。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英国民族认知的核心。《卫报》记者马德琳·邦廷在她论述战时海峡群岛的著作中认为，“岛上居民向侵略者表示了妥协，并愿意与之合作和友好往来，就像欧洲其他被占地区的人们一样”，因此他们的做法“直接挑战了那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英国人与其他欧洲人本质上有所不同的信念”。她认为1940年至1945年海峡群岛的经验削弱了“英国民族性格与欧洲大陆民族性格截然不同这个神话”。根据她的研究，应该走出“对战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解”，“就欧洲这段共同的动荡历史形成一种认识”。在回顾她的著作时，剧作家约翰·莫蒂默将海峡群岛描述为“考验高压下英国人的性格与美德的理想场地”。他的结论是，“英国在这场考验中的表现与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是保守党《观察家报》撰稿记者安妮·阿普勒鲍姆也认为：“一旦被纳粹占领，英国人的表现和其他战败国的人们相比不会有太大差别。”还有作家想象了这样的英国：“英国人和德国军人的关系渐渐有所发展……医院里很多孩子会收到带着陌生口音的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另一位历史学家相信，“许多正派的普通英国人会开始和德国人合作，他们放弃抵抗，只是为了实现和平”。

所有这些评论者都没有发觉，海峡群岛和英国内陆实际上存在深刻的差异。首先，群岛已经收到战争部的命令不要抵抗入侵者，因为它们在战略上无足轻重；但6月4日，丘吉尔呼吁英国本土的人们“到海滩上与敌人作战”。丘吉尔认为伦敦可以吃掉整支德军，而圣赫利尔[1]则很难做到。其次，海峡群岛1/3的人口已经撤出，其中包括适合从军的、体魄强壮的青年男子（他们中有10000人曾在战争中有英勇杰出的表现）。德军用了37000多人来看守岛上余下的60000人——照这种比例，占领并驻守伦敦的德军则需要3000万人！最后，海峡群岛虽然和萨里郡在建筑风格上非常相似，但从总体上说，岛上的居民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英国本土的居民。根西岛人仍然把泽西岛人叫做“克拉坡”（绰号，意为蟾蜍），而且在1939年，岛上仍广泛地使用原始方言——诺曼法语。群岛人口只占本土的0.1%，从统计学角度看，完全不足以作为样本来说明英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倾向。海峡群岛的地理和社会情况也让居民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地势平坦，人口稠密，而且战争期间当地每平方英里的德国人比例比德国本土还要高。由于没有政党、商会或明显的抵抗中心，群岛的情况也无法用来说明伦敦东区、威尔士南部矿区和格拉斯哥贫民窟对于纳粹军队的入侵会有怎样的反应。就连邦廷也承认，“群岛并没有反抗权威的传统。当地社会严格遵从等级制度，习惯了顺从”。

实际上已有迹象表明，如果德国真的在英国登陆，那么就算他们凭借武器与战术上的绝对优势在精心策划的战斗中获胜，接下来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满怀对敌人的仇恨，尽管武装是临时拼凑的，但仍然会不屈不挠地坚持抵抗。为了征服整个英国，德国步兵必须占领所有的乡镇和城市。因此，一支仅有坦克和集中营的军队并不必然会胜利。我们已经了解，在1940年5月，德军的侵略不管多么猛烈，也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5月14日，国防大臣安东尼·伊登继续在广播中号召“17到65岁的男人们站出来”，加入地区防卫志愿军。在他的讲话结束前，各地警察局就接到无数报名的电话。第二天早晨，人们排起了秩序井然的庞大队伍；不到24小时，就有25万英国人自愿报名。战争部原本计划招募15万人，到5月末报名应征的人就达到了40万，而且人数还在继续增加。截至6月末，至少有1456000人自愿报名参加抵御侵略的战斗，他们中超过1/3的人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支装备极差的军队。志愿军常常是还没接到上级指令就开始进行巡逻，随身携带的只是农用工具、猎枪和自制武器。只有1/6的人有步枪。当然，也正是在1940年的这一时期，诺埃尔·科沃德写出了地方军的哀叹：

请给我们一架布伦机枪，

或者，有几颗手榴弹也可以，

我们这样的武装

派不上用场太无力，

看看赫斯上校

还把那支火绳枪拿在手里，

它是一名老兵，

曾在滑铁卢战争服过役。

拿着牧师的手揿泵、草耙和铁锹，

怎样才能保卫机场？

所以，不能给我们布伦机枪

地方军最好回地方！

不过，西班牙内战和华沙起义的例子说明，非常规武装下的人们可以通过游击战有效地进行反击。6月，情报部在怀特岛贴出的公告则清楚地显示政府鼓励人们采取一切形式发起抵抗：“岛上居民应集体反抗侵略者，每一个公民都应将阻止与挫败敌人视为自己的责任，采取一切机智有效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军队。”同时当时散发的小册子《绝不后退》劝阻那些过分投入的人：“平民不得独自攻击敌军。”

最有效的抵抗将来自军事集结地区。一位“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战时的伦敦：“整个民族团结一心，带着尊严、勇气、决心和令人吃惊的幽默感，在猛烈的轰炸面前毫不后退。”“大众观察民意测验”运动发起者汤姆·哈里森几乎把打破战时神话作为自己的事业，但他同样认为，在德军对伦敦的空袭中，“如此众多的英国人在最后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就。或许用不朽来形容其意义也不过分。他们没有辜负士兵们和领袖的期望”。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面临被侵略和占领的威胁时，他们的反应会与此时有些不同——事实上他们的抵抗情绪很可能比此时更强烈。对伦敦的轰炸直到1940年9月才开始，所以此时英国人的抵抗士气会比1945年5月的德国人更加高昂——当时的德国人已经饱受4年的轰炸和一年毁灭性的千机轰炸。

在唐宁街，在林荫路与骑兵路交汇处的怀特霍尔街军事掩体里，丘吉尔都曾就死亡问题大谈特谈，不过，他很可能在尼斯登丢了自己的性命。伦敦北部高地的“围场”表面上是格拉德斯通公园的一部分，在其地下却有一座城市，战时内阁及其200名成员就被安置在那里。丘吉尔也许就是通过那里的广播室重振了伦敦的抵抗运动。1995年，这个地方向记者开放，之后有一家报纸这样说道：“‘围场’原本可能是丘吉尔最后的一道防线。当德国坦克开进多利斯山路，那些只知道维护市政绿地的官员很容易被碾碎，大英帝国的灭亡或许从这里开始。”丘吉尔在战后写道：“双方必定会展开一番残酷持久的厮杀……我还曾想过用‘让我们拼个你死我活’这样一个口号。”

当然，要想通过比较来论证英国人在德国占领下的反应和行为，海峡群岛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参照。在某些方面，与法国进行比较更有意义。有些人认为英国政府也会像维希政府一样；但他们并不明白，1940年的英国与当时的法国在民族问题上有许多深刻的差异。跟英国的国王兼印度皇帝、伊丽莎白女王比起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下的国民忠诚度要弱得多。1924年至1940年，法国内阁经历了35次更迭，而英国仅有5次。1934年2月6日，在法国协和广场附近发生了15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的街头冲突，而此时伦敦争议最大的政治问题是驾照考试。法国社会与政治出现了两极化趋势，这意味着在1936年的选举中，37.3%的选票投给了左翼人民阵线，35.9%的选票则投给了新法西斯党派；此时在英国的情况是，左翼和法西斯正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法国的行动派夏尔·莫拉斯提到莱昂·布卢姆这位犹太籍的部长时，认为他“应该被枪毙——不过，是从背后给他这一枪”，而英国政界从没有像这样评价过莱斯利·霍尔·贝利沙。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政治，充斥着腐败、党派积怨、蛊惑人心的宣传、反议会团体、反犹主义，还包括对宪法本身的普遍反对，而这些现象在英国很少见。在法国，德雷福斯冤案经历长达50年之久的意见纷争后仍悬而未决，因此团结一致抵抗纳粹主义是不可能的。1940年7月9日，安德烈·吉德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德国人能让我们变得富足，10个法国人中有9个人会接受它的统治，同时，其中3个或4个还会面带微笑。”

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哈罗德·尼科尔森写信给妻子时说，他宁愿服毒自尽（或“一剑了断”），也绝不愿屈从纳粹的统治：“如果为了荣誉需要立刻结束生命，我毫不畏惧。”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英国，和平主义思潮广泛流行，但战争爆发后，它作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势力已经消失；“假战”时期召开会议时与会者很少，工党内部几乎没有出现和平主义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英国的和平主义源自宗教和道德原则的推动，而在法国，拒绝服兵役的背后是一种与道德无甚关联的虚无主义思想。“为但泽去送死？”1939年夏天，巴黎很多报纸的头版上都这样提问。1936年9月，不会有英国评论家像罗歇·马丁·迪加尔这么说：“不管怎么样，不要战争！怎么都行……哪怕法国也实行法西斯主义：苦难也好，奴役也好，没有什么事会比战争更可怕。不管怎么样，就算希特勒来了也比战争强。”在政治腐败方面，英国也没有发生类似法国斯塔维斯基事件[2]的例子。法国曾在1870年和1914年两度遭到普鲁士入侵，并经历了比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为惨烈的伤亡，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以“远离普鲁士进攻路线”为噱头的房屋广告。

当然，作为臣民最重要的忠诚对象、国家合法性的最终保证，英国王室或许会由于战争局势的不利发展而被迫离开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曾计划一旦广播大楼倒塌，就将伍斯特郡的伍德诺顿大楼作为避难所；同样，考虑到在战争中有可能无法继续留在温莎宫，王室也指定了4个高贵的地点（主要是比彻姆伯爵在伍斯特郡附近的宅邸曼斯菲尔德庄园）作为避难所。据猜测，他们会从那里转移到利物浦，然后到加拿大继续指挥英国的抵抗。1939年，被报纸裹着送进温莎宫的王冠，也会随之被送到渥太华，以象征国王乔治六世的正统地位将继续下去。关于王室的迁移过程，有一个细节并不为人所知，但这个细节也许会促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王室最终目的地究竟是渥太华还是百慕大的总督府？1940年5月25日，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谈话提到，国王和王后如果到达加拿大，“将对美国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两人都认为政敌们会利用这一点指责总统在北美确立君主制度。此外，他们还就一项建议达成了共识，即国王可以到百慕大避难，这就不会刺激到美国人的共和情感”。

罗斯福将商讨结论告知了伦敦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丘吉尔因此大发雷霆，但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英国本土的最终解放至关重要，如果美国政府执意要求，王室也许真的会改变计划，迁到百慕大、堪培拉或奥克兰。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于英国银行的黄金、债券被移送至加拿大，美国并没有提出异议。6月24日，它们将搭乘“绿宝石”号离开格林诺克。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英国所有的有形资产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被储存到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蒙特利尔办公室地下三层的地窖里。该地窖由24名加拿大骑警看守。

英国大城市中的抵抗运动也许由科林·格宾斯上校担任先锋，他后来也是特别行动执行局的创始人之一。格宾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名英雄，他在1940年5月组织了预备队。他的组织是“留守”组织，有可能形成民族抵抗运动的核心力量，所以他原本可以成为英国的“让·穆兰”[3]。以位于史云顿海沃斯附近的科尔希尔别墅为基础，3524名男女组成的预备队接受了爆破、伏击、游击战术和短波通信等方面的训练。四处的树林、地窖甚至是废弃的獾窝，都成了他们的隐蔽处；到了夜间，三五个人组成的巡逻队会从敌人背后对之进行袭击。根据欧洲其他德占区的记录，预备队（及其可能多达百万的、未经训练的支持者）的遭遇非常惨烈，德国人一般都会对人质进行野蛮的报复。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战俘集中营已关押了25万的人质。当地的显贵（市长、郡议员、乡绅和扶轮社主席等）也都被抓起来，以确保民众不出现反抗行为；只要有一个德军士兵被杀，这些显贵就会按照1∶10的比例被枪决。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他们也许会实行恐怖统治，而我们则将不遗余力地反抗到底。”

毫无疑问，德军的报复有可能会让一些人改变持续抵抗的态度。如果夏姆里格林村也像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泽村或法国格拉纳河畔的奥拉杜尔村那样，遭到了德军毁灭性的报复，这种态度会转变得更为明显。东部民防区域长官、剑桥大学前任副校长威尔·斯彭斯爵士认为，一旦德国战胜英国，他的首要责任是保护人民的安全。他威胁格宾斯的参谋长皮特·威尔金森，“只要发现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有预备军成员，一律进行逮捕”。

1940年9月9日，被指派统治英国的德国集团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陆军元帅签署了“关于驻英军事政府的组织与职责的命令”：英国必须在投降后24小时内上缴所有武器和无线电设备；为确保英国人不进行反抗，抓走必要的人质；张贴标语口号者就地处决。最残酷的一条要求是：所有17岁到45岁的健康男性必须在最短时间被拘留并押往大陆，除非当时局势有特殊要求。阿尔贝特·施佩尔[4]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来参与他的建筑工程。防御经济指挥部的官员们也会从英国榨取原材料和战略设备。罢工者、示威者和私藏军火者都将立刻被送往军事法庭。只要战争还在继续，这就意味着饥饿与艰难；法国的经验已经表明，形势越是恶化，对抵抗运动的支持者就会越多。

对英国43万犹太人来说，情况会更糟糕：他们必然会被纳入“东部再安置”计划，也就是被运往波兰的死亡集中营。鉴于远在克里特岛和法国南部的犹太人都曾被迫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奥斯威辛，希姆莱也不太可能在英国本土建造毒气室。马德琳·邦廷认为，在围捕犹太人时，英国民众和警察可能会与德国人合作，至少也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这实际上忽略了一个事实：英国并没有像很多法国人那样，把战争或社会动乱归咎于犹太人。另外，英国法西斯联盟在1937年末只有40名正式成员，而且从未赢得过议会席位，这也充分说明英国的反犹主义远不如法国普遍。因此，尽管军情五处和警察特别分局千方百计地搜寻，甚至有时还凭空捏造，但战时英国并不存在所谓的纳粹第五纵队。保护犹太人的英国人（例如伦敦东区的劳动者都与莫斯利[5]手下的暴徒有过对抗），始终要比谴责犹太人的英国人要多。在英国的战场上，犹太人很有可能像“自由波兰”和“自由捷克”等抵抗力量那样，成为民族抵抗运动中最坚定的反纳粹斗士，并得到人们的尊重。

1940年8月1日，戈林命令党卫队中央保安局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活动，针对英国大量重要的反德组织和团体展开逮捕和有效的打击”。这些组织和团体包括商会、共济会、私立学校、英国教会甚至还有童子军。德国建立了6个特遣队来协助肃清政敌的工作，分布在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如果福斯桥被炸毁，就换成格拉斯哥）。纳粹党卫军上校弗伦茨–阿尔弗雷德·西克斯被海德里希任命为党卫军和高级警察的领袖，他曾经是柏林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如今负责对肃清运动进行监督。结果，西克斯最后死在斯摩棱斯克而非伦敦，在那里他屠杀了大量的苏联人民委员，这番罪行后来让他被判了20年的监禁。为了帮助西克斯确定要逮捕的组织和个人，中央保安局列出了包括2820个姓名和地址的名单，他们都应被“保护性地监禁”。这份“特别搜索名单”（或者说“黑名单”）的拟定是仓促而就的。比如，其中提到的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死于1939年9月，而利顿·斯特雷奇早在1932年就已不在人世。尽管如此，这份名单显示出了有哪些人和组织被纳粹视为潜在的敌人，涉及的领域不仅限于政界，还包括了文化界、文学界。除了明显的政治人物（丘吉尔、伊登、马萨里克、贝内斯和戴高乐），名单里还包括H·G·韦尔斯、弗吉尼娅·沃尔夫、奥尔德斯·赫胥黎（1396年开始在美国定居）、J·B·普里斯特利、C·P·斯诺和斯蒂芬·斯彭德，以及移居国外的艺术史家弗里茨·萨克斯尔和左翼出版商人维克托·戈兰茨。当丽贝卡·韦斯特发现名单上有自己和诺埃尔·科沃德时，向后者发电报称：“天哪！我们要和这些名人一起死！”虽说德国人认为“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首相”会耐心地留在“肯特郡威斯特汉镇得查特维尔庄园”坐以待毙，显得有点过于乐观，但名单的确清楚地表明纳粹试图对英国公共生活的上流阶层进行彻底的大清洗。那些主张与德国和平相处的人没有被列入名单，包括著名的乔治·萧伯纳（他曾于1939年10月7日在《新政治家》中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与德国缔结和平”）和戴维·劳埃德·乔治（他曾在1936年宣称“希特勒的确是个伟人。‘元首’这个称呼对他来说非常合适，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位领袖——是的，他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

以赛亚·贝尔林爵士认为，找出哪些人会真的与德国人同流合污实在是“英国人所能玩得最恶毒的游戏”。尽管由法西斯党徒、官场失意者和不满现状的野心家组成的乌合之众很有可能会接管政府，但卖国政府为了在公众眼里确立其合法性，必然需要吸收一些广为人知的傀儡领袖。最适合的人就是温莎公爵，1939年他曾经在私下场合表示对战争的反对，甚至到了1940年12月，他还向美国记者透露英国应该和希特勒达成和解，否则布尔什维克必然会渔翁得利。不过，对于1940年夏天温莎公爵的言行，那些捕风捉影的描述实际上夸大了他与纳粹的同谋关系。研究那一时期历史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公爵性格的自负与幼稚导致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叛国行为。但如果英国真的沦陷，他会怎样做就很难想象了。如果里宾特洛甫不无恭维之情地请5月末在法国的公爵（其中也许还顺带提及了公爵夫人，这是个类似麦克白夫人的厉害女人）继承一个实为傀儡的王位，以此抚慰人民情绪，公爵也许会乐于接受。他为自己找到的理由可以是：让大英帝国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存在和发展（希特勒经常宣称自己并不反感英国）。当然，公爵重新即位意味着要撤销已存在4年的退位书。到时候，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有可能在BBC总裁威廉姆·乔伊斯（即“呵呵勋爵”）的运作下，改变整个英国对退位的看法。我们大致能推断出乔伊斯采用的宣传策略，因为他在1940年9月发表的政治声明《英国上空的曙光》中这样写道：

在鲍德温、坎特伯雷大主教这类老练阴谋家的煽动下，神圣的宪法和流行的代表制原则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全盘推翻，这实在是太有趣了……爱德华一周之内被赶下了王位……关于国王或总统的任免，人民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在赶走英国国王前，没有人问过人民一声。

因此，爱德华八世的复位将被看做是对民主精神的倡导。

由于随英国战败而来的困惑、沮丧和绝望，有些亲德者无疑会率先以爱国主义的面目（不管是否是某种伪装）出现。艾伦·马西在他的小说《忠诚问题》中写道，当德国的胜利变为既成事实，至少在一开始时，维希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是以保护人民为其出发点的。也许还会有英国人认为，“国王的政府必须继续存在”，而且人们肯定会援引1688年光荣革命甚至是玫瑰战争作为先例，来说明新政权的合法性。英国贝当政府[6]的领导候选人可能会包括劳埃德·乔治、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塞缪尔·霍尔（这些人都没被列入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黑名单”），以及哈利法克斯勋爵（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劳埃德·乔治和贝当一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也曾担任过英国首相。1942年1月，希特勒曾告诉马丁·博尔曼，他相信劳埃德·乔治会与他合作，“如果给劳埃德·乔治必要的权力，他一定会促成德国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德国人知道他对英德开战持怀疑态度，所以劳埃德·乔治必然会成为新政权领导的首要人选。劳埃德·乔治在战争爆发时曾告诉哈罗德·尼科尔森：“如果机会对我们不利，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与德国达成和平。”1939年10月3日，他在下院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到1940年8月，比弗布鲁克认为“公众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温斯顿应该逮捕他，另一派则认为希特勒会扶他上台”。劳埃德·乔治自己则在1940年10月对秘书说，“我会等到温斯顿身败名裂的那一天”，这也许能说明他充分相信自己有责任重新执政，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德国直接统治英国——发生。

相比之下，即便莫斯利跃跃欲试准备投靠德国人（考虑到他1940年5月9日曾下令要一直战斗，直到“把外国人全部赶出我们的土地”，因此不太可能投靠德国人），傀儡政府也不太可能由他执掌。英国法西斯联盟在和平时期已经声名狼藉，如果此时让任何一个右翼人士担任首相，都会明显暴露政府的傀儡性质。而法国的例子已经说明，德国人想要为新政府赢得某种合法性，不管这种合法性有多么虚伪。由于莫斯利更推崇的是墨索里尼而非希特勒，因此在战争爆发时，他与德国人的关系并不太密切。1940年12月，在盘问了莫斯利之后，诺曼·伯基特·KC认为他“完全不用考虑”所谓“德国人一旦登陆英国，莫斯利会立刻叛国，拿起武器替德国人作战”的看法。无论如何，当德国人到来时，在1940年5月22日被关押的莫斯利，很可能已经在布利克斯顿监狱的牢房里被处以绞刑。他如此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他战前的行为、锒铛入狱以及报纸对他持续不断的口诛笔伐。

虚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曾经是主张绥靖政策的主要人物，5月末他成为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他也是希特勒眼中可能取代丘吉尔成为首相的人选。如果德国人对此有所示意，他很可能会扬扬自得。外交部次官R·A·巴特勒同样也认为，对从政者来说，权力政治比情感更重要。他曾在6月17日告诉瑞典特使布乔恩·普吕茨，他“现在的官方态度是战争必须继续，但他要确定的是，如果可以就合理条件达成一致，就不应该放过任何妥协机会，任何顽固分子都不能加以阻挠”。巴特勒擅长妥协调停，认为政治“就是寻求可能性的艺术”，而且对丘吉尔这样有着坚定信念的政治家表示怀疑。他还告诉普吕茨，政府在与德国打交道时应该以“遵从常识、不虚张声势”为行事原则。当被问及维希式的英国政府时，他的朋友、同僚伊诺克·鲍威尔简要地说：“巴特勒在行政管理方面非常出色。”巴特勒和张伯伦一样推崇绥靖主义，他很可能也认为，通过与侵略者达成某种妥协来减轻英国人民的痛苦，实际上是履行了自己的爱国义务。

另一方面，哈利法克斯可能会受丘吉尔的委任，负责送国王和王后（他与王后非常熟悉）去加拿大，并在海外组织抵抗运动。作为殖民部前次长、印度前任总督和自1938年初开始任职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帝国的情况有非常广泛的了解，私下也很熟悉殖民地的那些政客（流亡政府到了海外后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如果他在劝说下愿意离开他深爱的约克郡，哈利法克斯或许有可能成为流亡政府的首相。当他在5月初将首相之位让与丘吉尔时，他仍然在政界享有广泛支持。所以如果丘吉尔死了，他可能会重获支持。还有一个潜在的领导人是张伯伦，但他因为癌症已奄奄一息。到10月时他已经无法活动，最终在11月去世。

如果德国在英国实施与在法国同样的政策，即占领人口密集的工业化地区及其首府，并在乡村选择一个疗养胜地作为傀儡政府的首都，那么小镇哈罗盖特最有可能被选中。小镇上有大量维多利亚时期的旅馆、酒店（如Cairn、Crown、Majestic、Old Swan、Granby和Imperial等），可以被改造为农业部、健康部、交通部及内务部的办公场所。外交和国防政策则将由布劳希奇或希特勒指定的“总督”或“帝国卫士”来负责。法兰西共和国是在一个改建的电影院里自行解散的，但英国残余的下院至少还有皇家巴斯会堂。

不管是哪个英国政治家接管了傀儡政府或是流亡加拿大的政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帝国的身份问题。尽管希特勒在1937年“保证”大英帝国不会消亡，而且1939年10月6日他又在演讲中伸出了橄榄枝，但如果德国真的占领英国，就不可能长期让英国人自己治理英国。一旦希特勒战胜苏联后将注意力投向美国，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基地对德国海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前方港口。大英帝国很可能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由于存在两个英国政府而冲突不断。如果哈罗盖特政府（即傀儡政府）和渥太华政府（即流亡政府）都声称自己对印度及英属其他海外殖民地拥有权力，那么冲突势必会发生，就像1940~1942年法国维希政府与非洲的“自由法国”政府之间那样。而英国人之间发生对抗，最后的胜利者显然是纳粹。

戈培尔会怎样向英国民众解释发生的这些灾难呢？这并不难预测。他会鼓动人们将他们的挫败都归咎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优柔寡断的“老派”民主政治家、丘吉尔式的战争贩子、北美那些制造军火的资本家和国外金融家等。他也会指出，王室和哈利法克斯采取的是怯懦的逃跑路线。（此时我们的脑海里几乎可以形象地浮现出“呵呵勋爵”对他们“落荒而逃”嗤之以鼻的画面。）但仍然还是存在一些希望的。正如乔伊斯在书里写道的，“英国将转败为胜”。20世纪初张伯伦曾提出英德联盟的建议；劳埃德·乔治和希特勒有可能再次讨论这项建议，并“成功”地达成一致。德国和英国的联盟将被描述为雅利安人的天然联合，以便共同对抗斯拉夫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美国人（北美资本主义）。欧洲其他德占区的经验表明，戈培尔宣传这些思想的方式除了无线电，还有那些向当局献媚的报纸。波兰被侵占后，“总政府”在不同城市发行了8种（大体相同的）日报和6种期刊。这些报刊的稿件都是由战前就住在波兰的德国人撰写的，并且还得到了约120个波兰人的协助。一些政治中立的专业杂志，涉及范围从助产学到家禽饲养，都被保留了下来。

如果德国像1943年的东线战争中那样遇挫，英国的报纸也会和波兰的一样，在腔调上产生微妙的变化。宣传重点从对德国武器、文化的赞美转向共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泛欧洲斗争”。维希政府在宣传中强调欧洲共同的未来，以此促进人们荣誉感和自尊感的恢复，英国的傀儡政府也会照搬这种策略。希特勒曾经告诉马丁·博尔曼：“英国应该努力地促进整个欧洲的联合而不是竞争。这样一来，英国仍然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1942年，德意志第三帝国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博士写出了《欧洲的经济社会》的第一章，其中呼吁在欧洲发行统一货币。该书还描画了纳粹关于共同的农业政策、汇率机制、统一市场和中央银行等问题的蓝图。其中一章《新欧洲及其共同特点》是由化工巨头法本公司的安东·赖特勒博士撰写的。纳粹会不断地宣传未来的新欧洲秩序，部分是为了让英国人接受战败这个既成事实，部分是为了遮掩德国对英国赤裸裸的统治，部分是为了在英国人中激起对苏联和美国的反感。

纳粹还会鼓动各地区的独立运动，从而削弱伦敦的影响力。1940年夏天，在比利时的“喀里多尼亚”广播电台试图煽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起来反抗英格兰压迫者。戈培尔为了削弱英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将不惜采用任何手段。1941年，希特勒曾说道：“苏联广袤的大地上居住了许多民族，我们针对他们实行的政策鼓励任何形式的挑拨与分裂”。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英国的凯尔特极端分子。不过，苏格兰人并不那么好骗。曾经有人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听到一个苏格兰高地人对同伴说：“如果英国人也投降了，这场战争可就漫长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相信纳粹会尊重爱尔兰自由邦的独立，那他很快就会大跌眼镜。

纳粹还希望用另一种方式来剥夺英国民族认同感——建筑，这是新秩序中希特勒相当感兴趣的一点。众所周知，他花了许多时间来计划柏林与德国其他城市的重建项目，一旦赢得了战争，这些项目就会得到实施。这项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当德国征服一个城市时，就会对其建筑进行掠夺。在备忘录《对英国的计划》中，德国中央保安局三处设想了从建筑上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羞辱的方案。“纳尔逊纪念柱对英国来说是海军力量及其世界统治地位的象征，”报告中提到，“如果纳尔逊纪念柱被运往柏林，将更明确地表明德国的胜利。”纳粹还开出了冗长的清单，上面列有将被洗劫的英国珍宝。毫无疑问，如果英国无法将国家美术馆储藏在北威尔士矿井里的美术作品安全地运往加拿大，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就会被戈林夺走，就像他在欧洲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纳粹还计划将埃尔金大理石雕运回希腊。

[1] 圣赫利尔，海峡群岛组成岛屿之一泽西岛上的主要城镇。——译者注

[2] 1933年法国发生的政治事件。S·A·斯塔维斯基是法籍俄国人，因长期从事投机诈骗活动，发行大量伪债券而暴富。1933年底事情败露，翌年初其诈骗和曾先后贿赂1200名政界人士的罪行被公之于世，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译者注

[3] 让·穆兰（1899~1943年），法国政治家和民族抵抗运动英雄。——译者注

[4] 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1981年），德国建筑师，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帮助希特勒管理帝国经济，曾逼迫大量战俘和犹太人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译者注

[5]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英国法西斯联盟头目。——译者注

[6] 亨利·菲利普·贝当（1856~1951年），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德国占领法国后，成立傀儡政府（即维希政府），贝当任元首、总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