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集会与无能为力

当然，有些地方也见证了迸发的战争热情。我们可能对希特勒的阐述表示怀疑，但是其他人同样有令人信服的亲历和描写。1945年，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写下了与希特勒的回忆类似的话：“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1914年8月出现的狂热状态无疑是段最难忘的记忆……德国人民之间所有的分歧……在共同面临危险的时刻霎时消融……”迈内克甚至在当时匆匆写就了一本关于“德国的战争狂热”的书。

高涨的热情需要通过集会的形式来表达。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难忘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捕捉和定格：慕尼黑广场上人头攒动，从中还可以找到他本人的面孔。在维也纳，当置身于爱国群众之中时，著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热血澎湃；当看到工人们于7月26日走上街头，请愿支持对抗塞尔维亚的战争时，约瑟夫·雷德利希也同样印象深刻。前天晚上，在柏林举行了第一次民族主义者游行；26日，游行再一次发生。在汉堡，从7月25日起，也举行了类似的聚会活动。这种情绪笼罩着战争的头几个月，运送士兵开赴前线的火车上装饰着鲜花，大批人群聚集在证券交易所门口，庆祝坦能堡战役的胜利。在《沙勒罗瓦喜剧》（The Comedy of Charleroi）中，德里欧·拉罗舍尔的英雄讲述了亲身经历置身巴黎集会人群中的美好体验：“我陶醉在其中……在一片陌生人中欢呼雀跃。”17岁的银行职员E·C·鲍威尔回忆，8月3日他从银行休假旅行回到伦敦后，发现“整个城市兴奋得不正常”。“庞大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来，堵塞了街道，每个人手中都挥舞着旗子，引吭高歌爱国歌曲。他们就这样从我们面前呼啸着走过……我们也被卷入了这场歇斯底里的狂欢。”劳合·乔治也回忆说，“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少见的热烈场景。”

就连那些不曾亲历这激动人心场面的人，都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评价（劳合·乔治本人很不情愿随“兴奋的人群”振臂高呼，因为他们让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马弗京解放时狂欢的景象）。卡尔·克劳斯对维也纳集会的描写十分讽刺——他描绘了一位报社记者如何将一群醉醺醺的狭隘的排外者变成爱国者——但他没有否认集会的真实性。就连社会民主党党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都承认，他亲眼见到动员后争先恐后挤进火车的“自信”的后备军人，那些向他们挥别的人群同样“情绪高涨”。根据伯特兰·罗素的观察，“特拉法尔加广场上人声鼎沸”，“我很荣幸看到男男女女为了战争而容光焕发”。威廉·贝弗里奇同样目睹了欢乐的人群，“他们挤在轨道上，议会大厦对面的栏杆上已座无虚席，纳尔逊纪念柱的基座也是一样”。

“七月危机”期间，政客们——尤其是英国的政客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是“民意”。1914年7月25日，爱德华·格雷男爵告知英国驻俄国大使，“民意不会允许和支持我们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动武”，弗朗西斯·伯蒂在巴黎也持同样的立场。6天后，皮斯在其日记中记录，尽管“侵犯比利时的行为可能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内阁还是表示，“民意显示，公众不希望我们支援法国”；格雷也曾向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庄严地宣告了这一结果。康邦向巴黎汇报，“英国的公众舆论在事态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应当尽力避免先于德国进行战争动员。之后在1915年，格雷又说，他对去年7月和8月发生的事件“最深的感触之一”是，“仅凭他的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制定政策，他只是英国的传话筒而已”。如果公众舆论像无数作品中描述的集结的人群那般激情洋溢，那么对于我们在上一章所提到的关于战争的五花八门的意见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对于公众的集体失控，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对其进行了解释（如果不是全盘否定的话）。当时的确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但是简单将其定义为“亢奋”或“陶醉其中”的行为，恐怕有失偏颇。在那种情况下，战争的爆发所引发的群体效应堪比焦虑感、痛苦，甚至宗教狂热情绪导致的效果。

让人惊讶的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政客和将军并没享受到这份战争带来的激动心情。我们已经了解贝特曼和毛奇两人的悲观情绪，更别提德皇了。的确，即便德国的攻势已经展开后，毛奇仍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当德国外交大臣雅戈收到英国于8月4日正式宣战的消息时，据一位在场人员的回忆，“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苦恼和郁闷”。头天傍晚，格雷对战争做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光亮四散，将点燃整个欧洲”，并告诉他的朋友，“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绝不能再让它重新亮起了。”这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墓志铭。当日下午的早些时候，当阿斯奎思和他的妻子单独待在下议院的办公室时，他向她简单地说了句：“这下完蛋了。”但丘吉尔是个例外。他于1915年2月22日向维奥莉特·阿斯奎思说：“我认为我应当被诅咒，因为我着实喜欢这场战争。我知道它每时每刻都在摧残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但是，我欲罢不能，我享受它的每一秒钟。”

但平心而论，丘吉尔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够轻易打赢这场战争。他的妻子显然无法接受这种狂热。

毫无疑问，庞大的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组织对战争的爆发感到恐慌，考虑到第一章中所述，社会主义者在1914年前获得的选举胜利，显然不是小事。诚然，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在阻止战争发生的尝试中明显是失败的：在所有的争吵和解决方案之后，第二国际中的大多数政党在战争来临之际纷纷投身国家事务中去了。面对支持战争的呼吁（各个参战国政府都将其描述为防御之战），那些向军国主义发起总罢工的人明显处于下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众所周知，但英国工党的作为与此大致相同。

7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媒体《前进报》就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政策表达了严肃的保留意见，并敦促政府与法国和英国达成“互信”。该党领导人觉得这种表态如此露骨，出于对政府不予采纳政党意见的担心，其中两位——埃伯特和奥托·布劳恩于7月30日离开德国前往瑞士躲避风头。然而事情发生的头一天，埃伯特极其党内同僚还向政府保证，“不用担心我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全面或局部罢工，消极怠工等）或者酝酿什么破坏计划。”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代表——修正主义者爱德华·戴维——甚至被视为赞同并支持贝特曼的国会演讲。110位社会民主党代表中，只有14人反对议会党对战争贷款的决议（其中包括那位最为不屈不挠的反军国主义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仅两周前，他用法语向近万名法国社会主义者做了一次深受好评的演讲）。9天后，埃伯特在其日记中写到，法国和意大利早在7月23日便开始了针对德国的动员（实际上这是政府发布的虚假声明）。与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一样，他接受了政府的意见：为了抵挡独裁专制的沙皇俄国对德国的进攻，战争势在必行；同时，他接过了贝特曼伸出的“国内和平”的橄榄枝（后者旨在促进非官方改革议程）。英国工党领袖阿瑟·亨德森的行为与此大同小异。1914年，他与基尔·哈迪共同编了一本热情洋溢的反战书籍《向工人阶级的呼吁》（Appeal to the Working Class）；1915年5月，他却以教育大臣的身份加入了阿斯奎思政府，同时还有两名工党议员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官职。

然而，那些将国家统一的借口置若罔闻，一心反对战争的左派人士并非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团体。很难让人相信的是，7月29日柏林的“数千名工人挤满了会议现场，上街参加反战游行，呼吁和平”，但在一周后这些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是7月底在德国参加反战示威游行的近50万人中的一部分。1万名巴黎社会主义者在7月13日听取了李卜克内西的演讲后也采取了行动。那些在8月与政府意见相左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并不是孤家寡人，但面对官方的压迫和困扰，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和恢复力。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助手们于1915年创建了名为《国际报》的反战报纸，其销量达到5000份，但之后政府出面干预，查抄了剩下的4000份。在英国，独立工党同样拥有一股忠实的支持力量，特别是在苏格兰地区，诸如詹姆斯·马克斯顿这样的领导人似乎都乐于与权威做对，但这样可能会坐牢。马克斯顿将其立场浓缩进了他写的一首反战歌曲中：

啊，我是亨利·杜布

我不想踏上从征之路

因为我还不清楚

他们这样做是何苦

去他的德皇

去他的沙皇

去他的德比勋爵

还有那个叫GR^[1]的人物

幽默自然是“左翼”人士更为明智的筹码。早在1914年7月30日，社会主义报刊《先驱报》就刊登了J·C·斯夸尔的短篇故事。故事中，作者想象一位历史学家在1920年将会如何描绘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

英国的海外部队惨遭屠戮，最后仅剩下一人生还……成百上千的德国人在克拉科附近落入圈套，只有1/10的人存活，幸运地获得了向后人讲述这残酷一幕的机会……每个国家的食物供应都已消耗殆尽……数以百万计的生灵在饥荒、折磨和炮火中化为乌有……每个国家的首都都发生了此起彼伏的暴乱，黑死病……又一次从东向西横扫欧洲。

为了将这一点表达得更加明确，该报当日的头条这样写道：“战争万岁！……让我们为涌出的鲜血和肠子、为子弹射穿的肺、为恸哭的母亲和失去父亲的孩子、为战死他乡的孤魂野鬼和断壁残垣欢呼吧……”

在工党内部，拉姆齐·麦克唐纳是继格雷8月3日的演讲之后，在国会下议院公开而明确地表示反战立场的人之一。他声称，外交部“并没有说服我”，“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险之中”。他同样对格雷关于国家荣耀的说辞嗤之以鼻：“如果不是打着民族荣誉的幌子，这些政治家便不会得逞。我们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是为了国家荣誉，我们开赴南非也是为了国家荣誉。”麦克唐纳同样不赞成英国因为比利时问题而参战（但他在这个问题的表达上着实婉转）：

如果哪位绅士阁下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告诉我们，诸如比利时这样的欧洲弹丸小国正在遭受危险，并且向我们保证他要阻止发生的冲突，那么我们会支持他。但是如果连你自己都深陷一场欧洲大战了……又何言为比利时提供帮助呢？

麦克唐纳同样对格雷的协约政策做了有效的驳斥：

这位绅士阁下刻意回避俄国的问题，但我们要知道真相。我们试图了解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俄国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提到法国，我们很遗憾，但是很明确地说，这位绅士阁下所描述的两国之间的所谓情谊，根本不可能成为以下事情的初衷：一国以另一国的名义加入战争。

在8月5日对德宣战之后，麦克唐纳甚至试图让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以此谴责格雷的行径，并声明工党此举旨在“确保初期的和平”。尽管他没能说服议会党——后者当天便投票赞成了格雷的战争贷款——但他对格雷的攻击得到了独立工党的认可。

非社会主义者阵营的反战者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在德国，1914年秋成立的“新祖国联盟”接过了衰落的“和平主义者社会组织”的接力棒。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同样参与了位于中立地区的泛欧罗巴中心组织，呼吁持久和平。在英国，1914年7月，新成立了两个反对英国参与战争的集团：由诺曼·安杰尔等人组织的英国中立联盟，以及成员中包括J·A·霍布森的英国中立委员会。后者于8月3日公开了一封信，该信将德国描述成“处于敌对的环境中，拥有高度文明”，与英国“同宗同族”。之后，“停战委员会”和“非征兵集团”相继诞生。众所周知，乔治·萧伯纳以其独特的方式呼吁反战的原因，与这些（广义上说的）激进组织所宣传的内容大同小异。

在反战方式上有所区别的，是那些稍显自负的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利顿·斯特雷奇、邓肯·格兰特、戴维·加尼特、杰拉尔德·肖夫、E·M·福斯特以及弗吉尼娅·伍尔夫的兄弟阿德里安·斯蒂芬——几乎所有的布卢姆斯伯里名人都是认真负责的反对者（但只有肖夫一人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或许他们自命不凡的文学观点能够在格兰特写给其父亲的信中得到最佳总结：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一场伟大的欧洲战争。对一个开化文明的民族来说，那样做简直是彻底丢失理智的表现……我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是大批大批的外国人，而是暗藏于国内和国外的小股势力；我们的朋友是那些拥有真实想法的人，不管他们从哪里来。我仍旧在思考，并且认为发动战争完全是疯狂和愚蠢的行为。

在克莱夫·贝尔和奥托兰·莫雷尔眼中，战争是“文明的终结”，它能够将“我们的余生变成一团糟粕”：贝尔的文章《即刻平静》简明（却相当精辟）地指出，战争将使人们的幸福感降低：“我们用劳动换来的却是糟糕的食物、更短的假期、狭小的房间、缩水的愉悦。简而言之，我们获得的幸福和安康与之前相比，大打折扣。”

在欧洲的一些大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反战论点。在维也纳，大众的爱国情绪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疯长之后，西格蒙德·弗罗伊德向这种“因为允许自己做出如此暴力的动作和罪行，而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蒙羞”的“敌对状态”发起猛攻。在柏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战争生物学》（The Biology of War）的作者、内科医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古拉都曾签署了《告全体欧洲人民宣言》，该宣言是对93名学者联名签署的夸大战争的标语“致文明的世界”的有力还击（见第八章）。马尔堡法学教授沃尔特·许金是德国卓越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国际关系体系需要建立在法律和仲裁的基础上，而非军事冲突。在巴黎，音乐理论家罗曼·罗兰谴责战争为“人类文明的崩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对人类手足情谊的美好愿望的践踏”。剑桥大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加入了民主力量联盟和非征兵集团，他认为，格雷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这场战争就是由实行绥靖政策失败所引发的。罗素因此在剑桥受到孤立，他加入民主力量联盟的行为也使得三一学院将他拒之门外。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战争狂热并非是主流情感。J·J·汤姆森教授是1914年公开指摘英国介入战争的人之一，历史学家F·J·福克斯–杰克逊也签署了8月1日的学者抗议声明。另外一位公开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的罪行”的历史学家（但已不在剑桥供职）是G·M·特里维廉。有些导师从心底里便是激进的反德主义者，如三一学院的亨利·杰克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或许是剑桥人更为典型的代表，他痛苦地打着高尔夫球，来转移自己对这场“可怕的战争”的恐惧。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雷厄姆·沃拉斯是英国中立委员会的会员。但是，很多早期反对介入战争的人——包括沃拉斯和乔治·特里维廉——在8月4日之后都变了主意。在8月13日的一封信中，特里维廉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当下一切痛苦的努力都是为了从德国容克手中拯救英国、比利时和法国，让我们精致的岛国文化不至于就此瓦解”。但这离拥有一腔战争热情还相差甚远，它只是表现出其对比利时问题的呼吁，对象则是针对持有19世纪传统自由观点的人。

相比较而言，更为保守的牛津大学所表达的反战情感则不如以上的人物和事件那么知名。两位曾经签署过《反对对德作战的学者声明》的导师在8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将德国视为一个引领艺术和科学潮流的国家，我们从德国学者那里汲取营养。因为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利益而让战争降临到这个国度，着实是反文明的罪过……我们强烈抗议自己也卷入这个旋涡，也抗议与一个跟我们在种族血缘和文化认同上都如此相近的国家反目成仇。

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副院长T·B·斯特朗对该观点也非常同意。他在1914年第一学期初发表的演讲中，将德国描述成“欧洲国家中与我们有着最为密切关系的国家”。《牛津杂志》向在战争中死去的德裔牛津校友表示哀悼；1915年1月，该杂志还刊发了库尔特·汉恩——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一封信，指责格雷的战争外交政策。事实上，牛津历史学家在反德宣传（见下章）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学生杂志《校队》中也出现了越发激进的反德论调。过百人联名签署了一封信，信中抨击了该杂志为德语教授H·G·菲德勒带来的烦恼（特别是号召联合抵制德语考试的行为）。副校长于1916年宣称，牛津大学从今以后“将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而不再尝试向体系中引进德国教学方法和其刻板的模式……”，但他的发言却成为一种讽刺。实际上，正是战争期间，哲学博士学位才被引入牛津大学，这正是对德国研究生系统的刻意效仿。直到1916年3月，罗兹奖学金的代理人一直没有屈服压力而终止向德国学生颁发奖学金。三一学院研究员H·斯图尔特·琼斯在其发表在某北方报纸上的一封信中，极佳地演绎了这种“比起愤怒，更多是哀叹”的心情：

我的反战立场，既不趋同于诺曼·安杰尔，也不参与到其他人的行列；安杰尔告诉我们，德国因为担心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会出现麻烦，所以在之前的危机中对激起敌对状态的行为加以限制，并预计如果攫取了鹿特丹、安特卫普和敦刻尔克，它将从进攻中抽身而退，因为它将在管理其征服国家的人口上遇到困难，我们对这样愚蠢的说辞真是哭笑不得。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对战争期间所做出的努力予以支持的“左倾”自由党人并没有走向狂热，而是表现出与此相反的状态。威廉·贝弗里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自始至终都在为英国的战时经济殚精竭虑；但是私下里，两人都认为战争是个错误。贝弗里奇于8月3日告知其老母：

尽管看起来有必要尽到我们的义务……但是与法国和俄国一起向德国开战，完全与我的个人意志相背。如果我们非要加入这场战争，我只能希望，我们要理解，德国人也要理解，我们之间并非存在深仇大恨，我们总归是希望这一切早点儿结束，早日恢复和平。

两周后他又绝望地写道：“我憎恶我的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所做的一切都将陷入军国主义的泥淖。”

凯恩斯曾试图劝阻其兄弟杰弗里及其匈牙利朋友费伦茨不要参军，但未果。当得知他的朋友弗雷迪·哈德曼于1914年10月底战死沙场时，他给邓肯·格兰特写了一封信：“我痛苦万分，无论如何，战争早就该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了。他的死讯让我无法承受。”后来，他的另一位剑桥好友鲁珀特·布鲁克以及费伦茨也相继离世，这更使他悲痛欲绝。1916年2月，由于他在财政部“担任国家要职”，本可以自动免除战争兵役，但他还是以强烈反对战争兵役为由，正式提交了豁免申请。1月4日，他对奥托兰·莫雷尔说，他希望能够发生“全面罢工和一场真正的起义……给那些激怒并羞辱我们的嗜血成性的人以教训”。1917年12月，他又对邓肯·格兰特说：“我为一个我深感鄙夷的政府工作，这无疑是在犯罪。”

就连那些曾经志愿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人，都开始对战争政策加以批判。那位传奇的战争狂热者，曾身为布道者、中学教师和诗人的鲁珀特·布鲁克于8月3日悲叹道：“一切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进行着。我一心想让德国把俄国碾成碎片，然后法国再将德国拿下……但仿佛事与愿违，我担心德国会先击垮法国，然后被俄国横扫……普鲁士简直是魔鬼撒旦。但是俄国则更象征着欧洲和文明的末日。我认为将来的世界必是‘斯拉夫’的天下，举目尽是暴虐和专制的荒唐和疯狂。”政府的官员们同样对英国东部这位邻居持有矛盾心理。“我竭力反对继续这场拖垮德国、让俄国渔翁得利的战争。”劳合·乔治在8月11日寄给其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只是要教训一下容克贵族，而不是德国人民。我可不想出于这个目的，让我的子民去送死。”

人们可能会认为，以上观点只是出于人数上占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观点。然而，从1914年英国报纸上搜集的证据来看（特别是信件专栏），有许多头脑冷静的人也持类似的观点。1914年8月3日，一位名叫A·辛普森的先生在《约克郡邮报》写道：

看看现在的英国和德国。我们两国之间不应该发生战争，我们的商业、思想和宗教上的联系既紧密又真实，以至于不允许此类事情的发生……德国人天资聪颖、道德约束力强、实力雄厚。欧洲即使团结起来，也无法阻止德国成为更加强大的国家。纵使它在今年或者明年（抑或任何时间）被英国、俄国和法国打败了，它同样会卧薪尝胆、厚积薄发、意志坚定……直到东山再起；而欧洲的将来，将属于德国人……俄国则代表了蛮力，让它来掌管欧洲霸权实为一种人类理想的逆行。

纽马基特圣玛丽教区的一位牧师同样拥有这种“恐俄症”，他说道，“俄国政府是世界上最为恐怖可憎和野蛮残暴的政府。”8月5日，《卫报》刊登了C·R·巴克斯顿的一封信。该信鼓励“自由党人拿出他们的原则和尊严来，保守党媒体正试图让我们陷入战争的泥潭，尽管我们对这场战争并不关心”，但一切为时已晚。

究竟应该多么严肃地处理这些反对战争的声音呢（无疑，这只是一个渺小的群体）？实际上，政府已经很严肃地在看待这个问题了。在普鲁士政权的统治下，1851年的戒严令（该法令适用于除巴伐利亚以外的德国全境，从战争伊始便开始生效）使德国许多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都有计划地受到了迫害。战前和平团体的内刊被封杀，其领袖路德维希·克维德也被禁止参与“今后一切劝诱改宗的活动”。新祖国联盟也在1915年受到来自审查制度的控制，并于1916年被彻底认定为非法组织。许金的言论也被有效钳制，当局不允许他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英国，那些在战前负责反间谍活动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其职责范围被扩大，将国内的反战者也包括在内。邮政体系的检察制度最初被引入是为了鉴别德国间谍的身份，现在也开始搜集那些可能与敌人相勾结的英国公民，它列出的名单上包括多达3.5万个名字；之后又有3.8万人“因有可疑行为或与敌对组织有联系而成为嫌疑对象”，5246人因有“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等”倾向而受到注意。除了独立工党以外，反战争委员会和非征兵集团都受到官方调查。领土防御法（DORA）的设置不仅使诸如马克斯顿的独立工党领袖遭到囚禁，还让一些在伦理和宗教、而非政治上对战争表示质疑的人锒铛入狱。例如1915年12月，两名男子因为印刷传单（上面含有基于《登山训众》的基督教战争教条）而遭到6个月的监禁。伯特兰·罗素于1916年6月被起诉，原因是散发反征兵的小册子，他在1918年因为“侮辱我们的一个同盟国”而最终入狱。整个战争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34名英国人因为拒服兵役而被移送法国，当庭审讯后被判处死刑，后来在罗素等人的抗议声中，死刑改成了苦役。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唯一的原因是，它们根本没有拒服兵役的制度。

[1]GR是拉丁文“Georgius Rex”的缩写，即乔治国王的意思，一般见于硬币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