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中的成功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项矛盾被牢固地建立起来：那就是作为一家银行，S·G·华宝公司的成功似乎独立于英国经济的失败。1971年1月，S·G·华宝公司成立25周年，这提供了某种适度沾沾自喜的机会。沃伯格在伦敦庆功宴后致信给亨利·格伦菲尔德：

我必须承认你说的是对的，我有理由对25年来S·G·华宝公司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到上周六公司成立25周年了。事实上，我感到，我必须与你在一个完全合伙制的基础上分享这份自豪……重要的是，我从心里对你忠实的友谊、你的鼓励和理解表示感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因为它们从未令我失望过。我完全可以这样形容你：“没有比你更好的同志了”。

即使沃伯格–格伦菲尔德这对组合不断壮大，英国的整体情况也在持续恶化。1969~1972年间的经常账户盈余没有想象得高。代表英国引以为荣的过去，从劳斯莱斯到《泰晤士报》，都处在资不抵债的边缘。保守党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的解决办法是放松信贷管制。1972年6月，英国政府不再对抗货币投机者，而是跟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允许货币浮动。但结果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从1972年夏季的不到6%，猛增至1973年11月的10%以上，这一增长只能部分归咎于“赎罪日战争”之后出现的石油危机（见下一章）。正如战后英国历史上常常见到的那样，一项出于政治动机的刺激方案不会产生较高的增长和较低的失业，反而导致较高的消费者价格、不断上升的加薪要求、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英镑却遭遇不断下跌的压力。从后退到停滞，这一不可避免的转变——其形式是上调英格兰银行最低贷款利率，1972年第4季度从6%上调至9%；1973年下半年，再从9%上调至13%——未能遏制通胀。1973年12月，为防止付息银行负债的增加，补充性特别存款（所谓的“紧身衣”）被引入，但这个计划也不太奏效。1972年11月，当希思政府被迫恢复工党限制薪金的政策时，这就为自己宣判了选举失败。等到希思于1974年2月7日宣布大选时，矿工们在进行罢工。保守党的选举口号是“谁在领导英国”，但答案不是希思。

1974年3月，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10号，鉴于上个月无果的大选，希思未能组成执政联盟，沃伯格再次将注意力专向英国的宏观困境。这种困境现在是可怕的。矿工们在闹罢工，整个经济依靠一周工作3日（更不用说北爱尔兰几乎陷入内战），而且英国膨胀的经常账户赤字赶上了阿根廷一个国家的价值。正像沃伯格所说，威尔逊再度执政“时值英国正面临它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不但性质重大，而且波及我们整个社会”。沃伯格一度建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亿~30亿美元的贷款，“以阻止外国债权人使英镑进一步外流，并以超大金额增加英国的外汇储备”。私下里，他也只是稍微地赞扬了新政府：“至少人们能说，威尔逊政府没有希思政府那么糟糕。”当沃伯格在6月初拜会威尔逊时，威尔逊留给他完全不好的感觉，“对于他的同事们、对于反对党、对于工会、对于所有重要的人和事，首相超然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

沃伯格的主要担心是新政府仍在低估通胀的危险。它过去也是如此。当工党再次上台时，零售价格的通胀是8%；到1975年中，该数字超过20%。沃伯格再度回归他的嗜好：筹集硬通货，而且最好是德国马克。要么通过出售政府在英国石油的股份，要么通过公共机构借款，比如国家企业委员会，以及（用威尔逊的话说）“那家新成立的大型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将包含北海的资产”。但到现在，海外对英国公营部门发行的证券已没有多少热情。就商议向投资人在联邦共和国出售英国石油的股票，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持保留态度。1974年，英国钢铁成功发行了350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而下一年英国燃气进行类似的发行几乎失败，原因是瑞士和美国的投资人抱怨，债券给予的收益过低。与此同时，克莱斯勒英国分公司被置于美国母公司的直接控制下，这是为减少损失所做的最后努力。李·亚科卡在出任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后不久，将公司在欧洲的所有分支以1美元的名义价格出售给标致汽车。（沃伯格系代表克莱斯勒为出售资产提供建议——又挣了一笔顾问费。）

到1975年，沃伯格放弃了对英国政府的信心，尤其是对英国工会联盟的信心，他认为这个组织完全失去了对其一般成员的控制。听说罗伊·詹金斯正在工党内部组织一个“新团体，叫‘社会民主同盟’”，沃伯格以提供财务支持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兴趣。1976年3月16日，威尔逊出乎意料地宣布他想辞职的打算——声称自己筋疲力尽，但也许害怕老年痴呆症早发的后果——沃伯格对此没有流露出任何同情。数月内，公营机构的借款要求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威尔逊的继任者、“幸运的吉姆”·卡拉汉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39亿美元。贷款伴随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这些条件预示着一个公共开支被削减和货币政策被定位的新时代的到来。前一年某期《华尔街日报》的标题道出了一切：“再见，大不列颠”。对于伯纳德·凯利而言，他要抚养8个孩子。出身贵族的他渴望拥有多套别墅和精美的艺术品，但对他来说，这真是再见。面对惩罚性税率，他和他的同事吉安卢卡·萨莱纳开始问自己，“我们的职业（‘真是毫无价值，它没有提供任何附加值’）是否能超过我们的寿命，而且我们谈到向哪里移民”。当他听见沃伯格轻率地“解释丹尼斯·希利是一位如何强有力、如何优秀的财政大臣”时，凯利“忍不住争辩道，当希利用严酷的税赋正在摧毁上层和中产阶层时，这样的评价不妥当……一度，我礼貌地说，‘我们将占领日内瓦湖两岸’。”最终，凯利在1976年夏季从沃伯格系辞职，他选择接受了一份在摩纳哥的工作，直到1980年才回到伦敦。

威尔逊时代以失败告终——在12年的时间里，从白热化的技术到被烧成“冷灰”的滞胀。它的失败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宏观层面，英国带有政治性的经济更像是拉丁美洲的经济，而不像欧洲的经济。微观层面，太少的英国企业或制造业曾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合理化。对于沃伯格来说，他比伦敦金融城内的任何人都更愿意支持威尔逊，但结果却令人极为失望——而且对于沃伯格系里的“保守派”来说，不只凯利一个人觉得，这个结果是人们不想看到的。当保守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彻底采取一种更为极端的经济政策时，沃伯格感到某种宽慰就不足为奇了。他对1964~1979年的定论带有诅咒性质：“局势……在战后工党、保守党连续执政下持续恶化。撒切尔继承的烂摊子几乎无法管理……前几届政府鼓励英国寅吃卯粮……这种不计后果的自我放纵路线早就应该进行激进的变革。”

不过，鉴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大危机，激进变革的出现是在意料之中的。实际上，如果只用狭隘的国家视角看问题，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英国经济的下滑、没落和复苏。西格蒙德·沃伯格当然愿意把自己比做英国企业的金融“诊断师”和政府幕后的顾问，他为之提供服务的政府表面上要能分享他关于英国经济合理化的愿景。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沃伯格渴望的其他角色——随着他的“英国病人”健康状况的下降，这个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更具远见卓识。最重要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作为全球化的先知，需要被了解。当时的背景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所以接下来，我们更应该看看沃伯格在这个角色上表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