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不平等的成因

为什么一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更为富有？确切地说，为什么一些国家用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实际工资水平（这已根据生活成本进行了调整）会高于另一些国家？根据200年前所作的粗略比较（其中已将消费方式的差异考虑在内）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伦敦的实际工资比广州高出7倍以上。1这是源于在1700~1900年这200年间，世界经济已经日益实现一体化，其中资本、货物、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空前繁荣。如今，我们迈入了又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却面临着类似的差异。如今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不再是美国2005年水平的1/20，实际上，从2012年到2015年，预计它将升至美国工资水平的1/10至1/5。若从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两国的差距则会进一步缩小。若是比较麦当劳员工每小时工作所得可以购买的巨无霸数量，美国仅仅是中国的4倍。2尽管，这其中的差距仍不容小觑。

毋庸置疑，这些差异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相关，但是对于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大家却是各执一词。18世纪时，还可以强调地理、气候、疾病或自然资源条件方面的原因，但如今这些解释已经很难服众。科学知识、技术革新、市场一体化已使得地理距离、气候、病菌等因素的重要性大不如前，而拥有大量矿藏也是件喜忧参半的事。强调因种族不同导致智力和勤劳、努力程度方面存在差异，这种解释也很难站得住脚。在基因差别不大的人群中，智商不会出现显著不同，比如，1991年前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或是1970年前后的爱尔兰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就是如此。我们还发现平均智商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远大于生物学角度的变化。3宗教、文化、“民族性格”等因素发生的作用，一直以来都令社会学家迷惑不解。而经济史的证据表明，从贫穷到富裕的变化往往都过于突然，其中太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对此都无法给出满意解释。

无论如何，各个国家的经济福利在诸多层面都存在差异，这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样显著。2007年，收入最顶层的1%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其余99%的美国人平均收入的30倍之多。这是近些年出现的另一种快速变化的差异，但是和国家间的不平等不同的是，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势头日渐加剧，而不是相反。1978年，收入最顶层的美国人仅仅较其他人富裕10倍。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美国社会都较20世纪20年代晚期更为不平等。4换言之，在过去35年间，经济增长成果的相当比例都进入了超级精英阶层的腰包，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货膨胀时期，却并非如此。在1933年到1973年，那其余99%的普通美国人平均收入（税前）增长了3/4；但在1973年到2010年，这一数字实际上出现了下滑。5

那么事出有因，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正如前文所述，仅仅从经济角度进行解释，针对金融因素（“去杠杆化”）、国际一体化（“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影响（“离岸业务”和“服务外包”）、（刺激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调整等进行分析，都不足以为这一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各种制度的历史发展，寻根溯源，才能理解当今世界分分合合的复杂动因。本书第一章着重分析了民主制度的不足，第二章则是关注了监管措施的脆弱性，第三章着眼律师之治，第四章探讨了不文明社会。所有这些都较好地解释了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何以不及从前，而不平等程度却越发严重，即为何现如今西方社会处于亚当·斯密所称的发展停滞的静止状态。

城市的未来

在本书的最后，我想试问，我对西方社会的制度大衰落给出的分析判断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若要回答这一问题，我想借用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象征主义名言，“有些事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有些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知道，同样有些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再补充一点，“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有所知”。历史系的学生可以在未来的景象中发现有些东西似曾相识，但是大众却对此熟视无睹。

先从我们知道自己有所知开始入手。除却物理化学定律，在可预见的未来，下列因素也不大可能发生太大的改变：人口的智力正态分布（或钟形曲线）、人类意识的认知偏差，以及我们进化的生物学行为。我们还可以设想全球人口会继续增长，突破90亿大关，当然也要考虑到几乎所有增长都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亚地区，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年龄结构会进一步趋向老龄化。另一方面，至少部分主要商品，特别是基础金属和稀土，将保持限量供应。但是，全球技术扩散的速度很可能会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这将鼓励人们继续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发展中国家出现新兴“巨型都市”，诸如人口超过千万级的包含卫星城的大都市等，这些都会在21世纪发挥重要作用。如今，这样的城市已有20个——中国有6个（以上海为首）、印度有3个（以孟买为首），以及墨西哥城、巴西圣保罗、孟加拉达卡、巴基斯坦卡拉奇、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菲律宾马尼拉、巴西里约热内卢、俄罗斯莫斯科、埃及开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尼日利亚拉各斯。麦肯锡全球学会的数据表明，上述城市与其他420个非西方城市，可以在2012年到2025年产生出将近半数的各类增长。6

从很多角度而言，未来的前景都非常令人振奋。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为大家展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会（在基础设施方面）出现规模效益和（人类创造性方面的）规模效益递增。在他看来，“城市就是……美好生活的来源。城市是创造财富、创造力、发明革新的中心，这是令人兴奋的所在。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人们都纷纷吸引过来”。韦斯特和他在圣菲研究所的同事发现了两条著名的统计规律。第一点，“在基础设施的数量中……从铁路总长度到电力线总长度再到燃气管路总长度……这些与加油站的数量成比例”。也就是说，城市规模越大，人均所需加油站数量就会越少，规模经济的一致指数会达到0.85左右（这就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00%，其人均加油站数量仅需增长85%）。第二点则更令人称奇：

在社会经济方面，如工资、教育机构数量、专利数量等，都在以一种超级线性方式按比例发展。而且规模效益的增长指数并非小于1，而是可以大于1……这就意味着规模效益递增……从系统角度而言，城市越大，就可能会有更高收入，大体上会出现更多教育机构、更多文化活动、更多专利生产，并更具创造性等。更为卓越的是，所有这些的增长比例都是同步发生的。通用指数可以达到1.15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将城市人口从5万增至10万，或从100万到200万，从500万到1 000万……就可以在人均生产率、专利数、研究机构数量、工资方面得到将近15%的增长……同样，在道路长度等一般基础设施方面会有15%的节省。7

人们在大城市中行走速度都会比在小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可供选择的工作种类也会更多。所有这些都可以从网络效应得到很好的解释。诚然，也有一些负面网络外部性不容忽视：大城市的犯罪率、疾病发病率和污染程度也会更高。但是，韦斯特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巨型城市就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推迟崩溃一刻的到来。[1]

韦斯特的分析解释了城市化的进程为何能以指数倍增长，而城市化本身在诸多方面也是文明史的核心。虽然他是从世界各地选取的数据，但是我们了解纽约和伦敦城市化优势的差距和孟买与拉各斯的差距相比各有千秋。2012年7月末，在印度北部出现的大规模电网停电，使得6.4亿人生活在没有电力的黑暗世界，这让我们意识到巨型城市的网络其实相当脆弱。我们也知道在纽约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暴力犯罪曾经一度猖獗，在那些时刻，网络外部性负面影响曾一度超过正面的影响。

本书的观点就是城市化的净效益取决于城市所采用的制度架构。行之有效的代议制政府、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卓有成效的法治体系、独立于国家政府的公民社会、利大于弊的密集人口，这些固然可喜，但是也并非一成不变，其负面影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在稳定的制度架构下，城市网络就是处于纳西姆·塔勒布所言的“反脆弱”状态。它们不仅可以经得起干扰，而且可以从中获取力量变得更为强大（1940年经历闪电战的伦敦就是一例）。当缺乏这种架构时，城市网络就会不堪一击：只消稍许打击，就会使之崩溃（正如公元410年罗马遭西哥特人解体）。

拿枪的和干活的

在意大利西部片《黄金三镖客》中，有一个经典场景，相当于对当今的世界经济予以了概括。金发小子布兰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饰）和图科（埃里·瓦拉赫饰）最终找到了埋有黄金宝藏的墓地，但问题是这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大片墓地，谁都不知宝藏具体埋在哪座坟墓下。伊斯特伍德看了看枪，又看了看瓦拉赫，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朋友，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拿枪的……一种是干活的。”

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秩序中，也同样存在两种经济体。一种是积累了大量资产，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总数已超4万亿美元）以及硬通货储备（仅新兴市场就有5.5万亿美元），这就相当于那个拿枪的人。与之相反，那些背负巨额公债的经济体（在全世界有近40万亿美元之多），就是那些需要干活的人。在这样的世界中，也是要将地下资源开采出来，但地下资源的分配却并非各国平等。据我统计，世界上已探明的地下矿藏储量的估计市值在359万亿美元左右，其中60%储量为10个国家所有，即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中国、几内亚（铝土矿储量丰富）、伊朗、委内瑞拉、南非、哈萨克斯坦等。8

接着来看我们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话题上来，我们不知道在未来还会探明多少资源（特别是在尚未勘探的非洲地区），也不知道技术进步（如水力压裂技术）可以增加多少自然资源的供应。我们还不知道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否会波及商品价格，从而是否会带动新型燃料和材料的开发。最后，我们更不知道，鉴于资产的不可移动性，政治会对易于进行横征暴敛的部门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知道，毫无限制的燃烧化石燃料很可能会导致地球气候变化，但我们不知道变化的程度究竟会有多大，也不知道问题发展到何时才能让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政策出台。直到那时，西方社会才会寄希望于“绿色”能源的美好幻想中，可是其他地方的人还是我行我素，挖出多少煤炭，就用多少，而不会致力于发展那些可以真正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事业，比如，建造核电站或清洁煤电站，车辆改用天然气做燃料，提高普通家庭的能源效率等。9所有这些“知道我们不知道”，造就了自2002年起商品价格所出现的剧烈波动。

依旧回到我们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范畴。有两大自然灾害：一是地震和由此引发的海啸，这是地壳构造板块运动随机产生的结果（因此我们只是知道灾害可能发生的地点，但是对于发生的时间和规模却一无所知）；二是大规模流行病，这是由类似流感病毒这类病毒所产生的随机变异而导致。对于人类的这两大威胁，我们所知道的至多不过是它们在未来会比以往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因为亚太区的人口密度在不断上升，而且又恰恰是聚集在容易出现问题的沿海地带，因为人类偏偏就喜欢靠海而居。再加上核扩散的问题，若是说如今的世界较“冷战”期间更为危险，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冷战”时期，人类的主要威胁不过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所致的最糟糕的情况，这也是可计算的风险。现如今，我们要面对的不确定性远不只可计算风险这么简单，这就是两极世界已然变为网络世界的结果。

鉴于“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类问题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我们无法对之进行预测。那么什么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呢？这是指历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而大多数人却视而不见吗？进入2011年后期，当问及“在未来三年间，可以左右快速发展市场的主要风险有哪些”时，近千名全球商务高管都将资产价格泡沫、政府腐败、收入不平等以及未能有效应对通货膨胀列为四大首要风险。10到2014年，这些担心似乎已然不合时宜。在历史学家看来，在非西方国家中，如今真正的风险在于革命和战争。在出现上述情况后，战争和革命的确在所难免。食品价格飙升、人口年轻化、中产阶级抬头、意识形态混乱、旧有政权腐败、国际秩序脆弱，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势必会引发革命。这就是中东的现状，实际上伊斯兰革命已然来临，尽管西方社会将其错误地贴上了“阿拉伯之春”的标签。值得担忧的是，往往如此规模的革命会伴随着战争的爆发。尽管斯蒂芬·平克乐观预期说人类历史长远看来会远离暴力，但是战争爆发的频次数据统计却并未印证这种趋势。11与地震预测一样，我们知道可能爆发战争的地点，但是我们不知道其何时爆发，以及具体规模会有多大。

反对“技术乐观主义”

革命和战争并不是新出现的威胁。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也是对后来称雄世界的英语帝国的两大威胁的基础。在大西洋两岸对抗革命的过程中，英国欠下大量公债，这主要是与革命派的法国斗争的结果。在拿破仑时代的尾声，英国国债已经超过GDP的250%。但是随后的去杠杆化，使得债务负担大幅降至GDP的25%，这可能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成功的减债。之后，也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多亏有着严格的财政纪律及高于利率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双管齐下，英国政府才可以一直保持着和平时期的基本财政盈余。这次“漂亮的去杠杆化”[2]也并非一帆风顺，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及19世纪40年代晚期，紧缩政策（再加上爱尔兰的饥荒救济措施不力）招致了社会的不满。不过，去杠杆化进程恰逢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时期的铁路投资热潮，大英帝国几乎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当国家实现技术革新，且地缘政治有利扩张时，是可以走出巨额债务的困境的。12

那美国也可以如法炮制吗？我深表怀疑。首先，有证据表明，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要取得高速发展可谓难上加难。通过研究26例“债务积压”的案例，其中发达国家所欠的公债至少有5年都超过了GDP的90%，卡门·莱因哈特、文森特·莱因哈特和肯尼斯· 罗格夫认为，债务积压与长期以来（平均长达23年之久）的低增长（GDP的1.2%）相关联，相对于债务积压之前，经济产出水平降低了近1/4。13特别重要的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一定是较高的实质利率使然，关键在于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为只有在债务升至GDP的90%限度时，才会使经济增长放缓，由此看来，在赤字尚未成为一害之前，赤字经营的习惯早已养成。这些证据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若想缩减私有部门的去杠杆化总需求，正确的做法就是让已然负债累累的公有部门增加借贷。他们还声称美国国库的低利率就是有力的市场信号，说明政府有能力也应该发行更多国债，这种说法也令人质疑。14

同样，寄希望于出现与当初铁路热潮相媲美的技术突破以救美国于水火，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就是，以2012年为着眼点，在下一个25年间（2013~2038年），在科技方面的巨大突破很可能将难以与过去25年（1987~2012年）相媲美。不必多言，仅仅是在“冷战”末期和亚洲经济奇迹期间，通过技术革新，大幅削减劳动成本，随之而来的硬件价格降低（毋庸置疑，那些前苏联的博士们终是做出了些卓越贡献），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这些都已一去不返。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对美国国内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即便如此，也不能对之夸大其词，但我们的确是处于收益递减的阶段（特征就是出现通货紧缩，还有非技术性工作部分被自动化所取代导致的失业）。同样，在医药科技方面，可以期待的突破包括人类基因图谱的成功绘制，可能会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但如果我们在神经学方面没有取得相匹配的进展，只是成功地延长了身体的寿命，却在精神寿命方面无所作为，那么最后的净经济后果还是负值，因为我们最终不过是增加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数量。

我对技术领域出现机械降神持悲观态度，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过去25年间所取得的成绩与上一个25年（1961~1986年）相比就不足挂齿（例如，1961~1986年期间人类登上了月球）。再往上追溯25年（1935~1960年），所取得的技术突飞猛进则更为可观（例如，这期间实现了分裂原子）。传奇的硅谷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认为，也许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方圆百英里内，只有他这么一个孤独的怀疑论者，他说过，“我们想要的原本是极速飞车，结果却是发了条140个字的微博作罢”。[3]自从协和飞机时代以来，旅行速度已然降低。老百姓对绿色能源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即便在美国有近1/3的85岁以上的老人在受着老年痴呆症的折磨，但我们还是缺乏勇气去向阿尔兹海默症宣战。15此外，技术乐天派还必须回答：为何巧合的是，早期飞速的科技进步总与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武装冲突同期发生。（若是问及1932年，从科技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来看，世界上哪个国家科技进步最显著？答案就是德国。）那么，显而易见，更多信息，更快的信息传播速度，未见得是件好事。知识本身不会总是万能良药。网络效应也并非总是正向。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这并未使大萧条告一段落，相反，它引发了世界大战。

美国疲于应付镇压暴乱的战事，又将目光转向用裂压法获取化石燃料的丰富储量，这可以使美国到2035年时不再依赖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于是，美国迅速将自己在中东地区历时40载的霸权告一段落。不知谁会填补这里的空白。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新奥斯曼土耳其？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的阿拉伯的伊斯兰党派? 无论是谁将力拔头筹，流血冲突很可能都在所难免。若是问及那些在谍战频发的阴暗世界工作的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何方，他们很可能会列出：生物恐怖主义、网络战争、核扩散。上述这些的相似之处在于，（甚至是近乎于疯狂的）极端分子和组织在用现代技术武装自己。相信在非历史学者们终于意识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内容之前不久（是在帝国收手时，而不是在它肆意扩张时），暴力活动会达到顶峰。暴力现象可以出现在曾经的帝国核心所在。经济计量史学家彼得·特琴就表示，“下一次（暴力）活动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高峰期将在2020年前后的美国出现”。16

并非一己之力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衰退到一定程度，其中的寻租精英阶层主导了经济和政治进程，那么国家就会进入停滞不前的静止状态。我认为，这就是西方社会如今主要乱象的症结所在。公开及隐含的公债造成了寅吃卯粮的局面，老一辈人的生活以牺牲年轻人和未出生之人的利益为代价。监管已然不再奏效，反之加重了体系的脆弱性。律师阶层本可作为富于活力的社会中的革命力量而存在，如今却成为停滞状态国家的寄生虫。所谓公民社会，也沦为企业利益和大政府之间的无人孤岛。所有这些相结合，就是我所提及的西方社会大衰落。

就在本书付梓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非常明确地提到：

如果你获得了成功，那是因为在你成功的道路上获得了别人的鼎力相助。我们的生活中有着这样的恩师。有人帮我们创建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社会体系，让我们能在其中茁壮成长。是他们在慷慨解囊铺路搭桥。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意可做，也并非完全出自一己之力，那也是因为别人帮你创造了机会。互联网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政府研发的结果，以便所有公司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自身盈利。

……世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事情，比如救火，那不是为我们一己私利而为之……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自从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就是如此，要知道，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这就是当初制定《军人安置法案》、创建中产阶级、建造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和胡佛水坝（Hoover Dam）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发明互联网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要派人登上月球的原因。17

这的确是来自一个处于停滞状态国家的真实声音：国家领袖在就地方各省的遥远问题发表意见。我并不是说私有部门和经济的相互依存不值得称道，相反，令人不安的是对此的过分夸大，仿佛是需要政府参与开办每个中小企业，或是索性要“一手创建中产阶级”。令人越发不安的是奥巴马在演讲中刻意隐去了未来的计划，这些计划本该能与以往相媲美（曼哈顿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但这在政治上却又不可取）。

西方社会的再度复兴已悄然开始。

[1]在韦斯特看来，“关于开放式发展，问题之一就是发展速度以指数倍增长，这样开放式增长会最终导致崩溃。这是数学模式的崩溃，是因为所谓有限奇点而起。这就涉及到有关奇点的术语，系统触及到奇点就会发生崩溃”。

[2]这个短语援引自美国对冲基金经理雷·戴利奥，他所掌控的对冲基金Bridgewater在金融危机期间表现极其卓越。

[3]推特网每条微博的字数以140字为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