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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BAT和欧盟

2017年3月，以伊薇特·库珀为首的下议院内政委员会抨击了谷歌、脸书和推特，谴责它们在互联网的审查监管上并没有以身作则，所做的远远不够。库珀指出脸书没有主动删除一个标题为“禁止伊斯兰教”的页面。正如她所说：“我们需要你们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保护民众。”[1]同一星期，德国司法部长海科·马斯公布了一项法律草案，对未能删除“仇恨言论”或“虚假新闻”的社交网站处以高达5 000万欧元的罚款。用他的话说：“（目前）网络上被删除的非法内容太少，删除速度还不够快。”[2]

对于网络负面内容的审查，人们各持己见。而令人惊诧的是，一些公司和政府机构在发布网络广告时，对网络平台几乎不加筛选，以至它们精心设计的口号最终会出现在圣战分子的网站上。然而，主张让谷歌和脸书自己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这种想法不仅是推卸责任，还是不一般的天真：好像这两家公司的权力还不够大，欧洲政客显然还要把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力赋予它们。

关于信息革命，我们需要理解三个要点。第一，这几乎完全是一项基于美国的成就，尽管来自世界各地涌入硅谷的计算机科学家和降低硬件成本的亚洲制造商也做出了贡献。其次，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现在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地位。第三，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优势会转化为巨额资金。面对这场来自美国的网络革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两个选择：妥协并加以监管，或者抵抗并发起竞争。欧洲人选择了前者。想要找到欧洲本土的搜索引擎、在线零售商和社交网络的尝试基本上是徒劳的。最大的欧盟互联网公司是声破天（Spotify），这家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和视频流媒体公司成立于2006年。[3]FANG已经深深地扎进欧盟国家，乃至整个欧洲。欧盟委员会用来骚扰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的方法包括：反垄断指控、追溯税收账单以及更严格的隐私和数据保护规则，更不用说就业权利了。[4]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人率先确立美国公司不能独立于国家或欧洲法律在其领土上运营。正是法国人马克·诺贝尔提出，雅虎不能在其拍卖网站上为纳粹纪念品做广告，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用户访问该网站的服务器位于欧洲（斯德哥尔摩），还因为雅虎（如其声称的那样）不能区分法语用户和其他用户。[5]一些欧洲国家（不仅是法国，还有英国和德国）已经通过法律，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其公民观看违禁内容（如面向恋童癖的色情片）。然而，欧洲政治精英现在实际上依赖脸书等美国公司代表他们进行审查，这似乎忽视了脸书的“社区标准”最终可能比欧洲法律更严格的风险。[6]

相反，中国人选择了第二种方式：竞争。这对于美国来说有些出乎意料，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政府会简单地试图“控制互联网”——比尔·克林顿总统把这一行为比作“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7]一位美国学者在2003年写道：“互联网是一个渗透性极强的网络，如果中国人想要从硅谷的网站获取信息，即使是最无所不能的政府也很难阻止他们。”[8]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审查制度并不是中国应对网络时代的关键举措。其战略的核心是，鼓励当地企业家借鉴FANG，并形成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此举的结果是，如今中国的互联网被BAT主导：百度（2000年由李彦宏创建的搜索引擎）、阿里巴巴（马云于1999年借鉴亚马逊的形式创立的）和腾讯（1998年由马化腾创建，以其微信应用而闻名）。但这些企业集团远不是美国同行的翻版，每一家公司都显示出自身的创新性——它们的综合市值超过4 730亿美元，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规模几乎和美国同行一样大。中国86%的互联网用户使用微信，微信正在快速将曾经在亚洲商圈几乎是强制使用的名片替换为简单易用的二维码。2015年，阿里巴巴在中国的收入超过了亚马逊在美国的收入；它在中国零售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超过6%）是亚马逊在美国的两倍。[9]

毋庸置疑，硅谷被排除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之外，并对此咬牙切齿。扎克伯格还没有放弃希望，他用流利的普通话接受采访，甚至在天安门广场的雾霾中慢跑，但是优步最近的遭遇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前一年，在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之后，优步高举白旗，承认自己无法击败本土的拼车应用程序滴滴出行。[10]这一结果部分是由于滴滴的灵活性和雄厚的财力，但也部分得益于监管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让优步在中国市场处于不利地位。[11]可想而知，类似的打击让美国公司很沮丧。然而，中国在与硅谷的较量中获胜的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这都是一个明智的举措。中国政府现在有了其所需的大数据来密切关注中国网民。而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国家安全局想要从中国收集元数据，就必须通过长城防火墙。

中国人对待社交媒体的方式远不是把果冻钉在墙上，而是越来越多地利用微博所揭示的公民的担忧。当来自中国香港、瑞典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至2013年间在新浪微博上挖掘了超过130亿篇博客文章的数据集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有38.2万篇文章隐含了社会冲突，多达250万篇文章提到了大规模抗议，如罢工。如果政府现在正在利用社交媒体来监控异议和腐败行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680名在微博上被控腐败的官员中，最终被起诉的官员被提及的次数几乎是未被起诉官员的10倍。[12]另一个数据集（2010年至2015年间因腐败被调查的1 460名官员）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控制着中国的网络，而在这个例子中，该网络是“老虎和苍蝇”的网络，其不当行为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打击目标。[13]信息和计算机技术有可能让中国政府建立一个“社会信用”系统，类似于西方的金融信用系统，根据官方的说法，这将“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14]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似乎比美国领导人更擅长“网络技术”。尽管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可能会终止。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稳步吸引新的参与者。人们都在关注对中国发展方式的一大考验：在快速增长的金融技术领域，它能否超越美国，又将超出多少。自古以来，各国都在利用自己垄断货币发行的能力，无论是印有国王肖像的硬币、画着前任总统的钞票还是屏幕上的电子条码。然而，与美元或人民币等法定货币相比，比特币或互联网等区块链数字货币具有许多优势。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尤其是在线交易）比信用卡或电子汇款更快、更便宜。作为一种价值储蓄，它也有黄金的许多重要属性，尤其是有限供应这一点。当然，作为一种记账单位，它不太稳定，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投机对象：数字黄金。而更糟糕的是，比特币非常浪费计算机资源，因为它需要“挖矿”或进行交易，并通过身份验证。[15]另一方面，比特币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似乎很好地解决了认证和安全问题，比特币也可以作为一种防欺诈的信息技术，以太坊甚至可以自动执行合同，而不需要昂贵的政府监控，这是现有国家和国际支付系统中不可或缺和昂贵的一部分。[16]简而言之，在这种网络下，“信任是分布式的、个性化的、社会化的……不需要一个中央核查机构”。[17]当然，中国政府不会将支付系统移交给比特币，就像不会将出租车系统移交给优步一样。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事实是，全球比特币网络的40%已经被中国“矿工”占据，而近3/4的比特币交易是在比特币中国交易所进行的。然而，中国政府显然是赞赏区块链作为一项技术的潜力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和一些省级政府将在一两个省份推出一种“官方加密货币”——或许是“比特元”。[18]而新加坡在推出第一种官方加密货币的竞争中可能会超过中国，但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19]如果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验成功了，将标志着货币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未来构成严重挑战。

[1] Daniel Martin, ‘Shaming of Web Giants’, Daily Mail, 15 March 2017.

[2] Guy Chazan, ‘Germany Cracks Down on Social Media over Fake News’, Financial Times, 14 March 2017.

[3] GP Bullhound, European Unicorn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2016).

[4] Adam Satariano and Aoife White, ‘Silicon Valley’s Miserable Euro Trip is Just Getting Started’,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20 October 2016; Mark Scott, ‘The Stakes are Rising in Google’s Antitrust Fight with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30 October 2016; Philip Stephens, ‘Europe Rewrites the Rules for Silicon Valley’, Financial Times, 3 November 2016.

[5]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5ff.

[6] For a different view, see Hafner-Burton and Montgomery,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Power Politics. ’

[7]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The Man Who Nailed Jello to the Wall’, Foreign Policy, 29 June 2016.

[8] Spar, Ruling the Waves, 381.

[9] Mary Meeker, ‘Internet Trends 2016-Code Conference’,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 1 June 2016, 170f.

[10] Kirby et al., ‘Uber in China’, 12.

[11] William Kirby, ‘The Real Reason Uber is Giving Up in Chin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 August 2016.

[12] ‘Chinese Censors’ Looser Social Media Grip “May Help Flag Threa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February 2017.

[13] ‘Visualizing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ChinaFile, 21 January 2016.

[14] ‘Big Data, Meet Big Brother: China Invents the 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 Economist, 17 December 2016.

[15] Nick Szabo, ‘Money, Blockchains and Social Scalability’, Unenumerated, 9 February 2017.

[16] Nick Szabo, ‘Money, Blockchains and Social Scalability’, Unenumerated, 9 February 2017.

[17] Haldane, ‘A Little More Conversation’. See also Bettina Warburg, How the Blockchain will Radically Transform the Economy’, TED talk, November 2016.

[18] David McGlauflin, ‘How China’s Plan to Launch Its Own Currency Might Affect Bitcoin’, Cryptocoins News, 25 January 2016; ‘China is Developing Its Own Digital Currency’, Bloomberg News, 23 February 2017. Details of the PBOC plan at http://www.cnfinance.cn/magzi/2016-09/01-24313.html and http://www.cnfinance.cn/magzi/2016-09/01-24314.html.

[19] Deloitte and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The Future is Here: Project Ubin: SGD on Distributed Ledger’ (2017). See in general Bor do and Levi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