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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使徒社

对于游客来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几乎没什么区别。两所学校自古以来的竞争，在局外人看来可能只是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细微差别：比如在“第二学期”的叫法上，牛津大学是“希拉里学期”（Hilary），而剑桥称其为“四旬节学期”（Lent）。牛津本科生的“辅导时间”，就相当于剑桥的“教学监督”；牛津人在方头平底船的中央划船，而剑桥人则站在另一种船的尾部划船……这种微不足道的差异数不胜数。然而除此之外，这两所大学之间确实存在哲学层面的深层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伊希斯河[1]和康河[2]之间知识分子的差距达到了顶峰。米尔纳在牛津大学建立了一个肌肉发达、武力至上、帝国主义和异性恋主导的网络；而剑桥却几乎完全相反：在剑桥使徒社的内部和周围发展起来的网络是女性化的，是和平自由且崇尚同性恋的。

1820年，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创建了剑桥使徒社，尽管这之后它的机构主体变成三一学院，成为牛津和剑桥中规模最大、最富有的组织。该协会的创始人中，有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和奥斯卡·布朗宁[3]，以及“道德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和神学家兼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4]从某种角度来说，该协会起源于剑桥的“知识贵族”（这是诺埃尔·安南后来的说法）：凯恩斯、斯特拉奇和特里维廉这样的姓氏似乎天生被赋予了会员资格。[5]而从其他角度来看，由于其复杂的选举制度和有点愚蠢的仪式，它只能算作另一个同时期在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都能见到的男性兄弟会。然而，有两件事让这个使徒社与众不同。那个时代没有一个组织能在智力上与其比拟。哲学才能是进入使徒社的最大门槛。其次，在任何其他组织中，成员的自身优越感都不会导致如此强烈的与既有秩序的疏离——这种优越感最终渗透到了方方面面。20世纪初，一个剑桥使徒会问另一个：“我们所感受到的巨大的道德优势是一种偏执的狂热吗？”[6]使徒们喜欢开玩笑说只有组织才是“真实的”，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只是“现象的”。当哲学家埃利斯·麦克塔加特晚年结婚时，他调侃说，他只是娶了一个“现象上的妻子”。总之，他们会令常人难以忍受。

在1820年至1914年间，这个组织总共产生了255名剑桥使徒。会员资格标准如此之高，以至在某些年里根本没有新人加入。在1909年至1912年间，只有一位新成员加入。[7]潜在的新会员被称为“胚胎”，他们会在一连串尴尬得出了名的下午茶中接受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当一名大学生被认为有价值的话，他就能在组织中“出生”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他要不可避免地进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保密宣誓。此后，他将在学期期间参加每星期六晚上的例会，在会上，成员们在“炉边”发表演讲，阅读标题为“美”或“行为道德”的论文，并在（传统意义上不相关的）问题间进行表决，使徒们必须互称“兄弟”。出席会议的还有所谓的“天使”，他们是在毕业时退出组织的前成员（这种行为被称作“拿掉翅膀”），并且被强制要求分享凤尾鱼吐司（这种东西被称作“鲸鱼”）。不同世代的成员之间有可能建立紧密的希腊文化式的友谊，这是使徒们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8]作为学者留在剑桥的六位“天使”（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怀特海德）也会定期出席会议。

19世纪，剑桥使徒们的政治与他们同时代的牛津社群没有太大的不同。1864年时，有人就说他们是“政治上的托利党，宗教上的福音派”。[9]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保守党议员。大约14%的使徒成为议员或公务员；1/4到1/3的人进入法律行业。[10]在1900年之前，没有太多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组织存在后来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它的领导人竞相争夺印度公务员队伍中的高级职位，获得这些职位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11]使徒们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跟整个英国精英社会是一样的。[12]然而，在早期——部分是因为其隐秘性，这个组织以激进主义著称。早在1830年，理查德·谢维克斯·特伦奇不得不驳斥这样的说法，即使徒社是一个“为推翻所有已建立的政府而建立的秘密组织”。[13]直到1900年之后，随着有新世纪的苏格拉底之称的哲学家G. E. 摩尔带领着新一代成员崛起，这种颠覆精神才显现出来。

摩尔不是政治人物，相反，他鼓励他的使徒蔑视政治。[14]摩尔的热情是追求个人美德。他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的口号是感性、人际关系、情感的解放、创造性本能和对自己完全客观的诚实。[15]这些想法（在另一个剑桥使徒福斯特的小说中得到了文学表达）吸引了三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利顿·斯特拉奇、伦纳德·伍尔夫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于1903年2月28日成为第243号使徒。[16]斯特拉奇是曾在印度驻军的理查德·斯特拉奇将军与他第二个妻子（一个名叫简·玛丽亚·格兰特的苏格兰人）的孩子，在十个孩子中他排行第八。利顿·斯特拉奇身材矮小，嗓音洪亮，可能是最没有军人气质的将军的儿子。伍尔夫则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不那么张扬，他是犹太律师西德尼·伍尔夫十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凯恩斯是剑桥意义上的真正贵族：他的父亲，一个老头子，只渴望他的大儿子赢得大学里的每一个数学奖项。然而，年轻的梅纳德关心的并不是数学，而是男人。

斯特拉奇和凯恩斯的身份不仅仅是同性恋；他们也是激进的同性恋支持者，并认为他们的性取向优于普通的异性恋者，任何女人进入他们的上流社会，他们都会沉迷于对女性的厌恶和冷嘲热讽中。这种使徒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布朗宁，就像在《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关于他的大胆言论说的那样：“在罗马，他帮助年轻的意大利人，就像他帮助年轻的英国人一样，给他们渴望的开放。”到1903年，这种文化已经不再是笑话了。斯特拉奇和凯恩斯曾为了争夺美貌的亚瑟·霍伯豪斯公开对决。亚瑟·霍伯豪斯的颜值是他能成为使徒的工具。他们推广、吹嘘“与男人的性行为是更高级的”，但他们并不排斥与下层阶级中的同性恋人群接触。到了1909年，他们的高调引来了反对的声音。[17]从鲁珀特·布鲁克和詹姆斯·斯特拉奇早期的通信来看，剑桥使徒社当时的主要关注已经从知识交流转变为性问题了。[18]用西奇威克的话来说，上一代的使徒相信“一群亲密朋友绝对忠诚、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19]而凯恩斯和斯特拉奇只是在追求他们的“亲密朋友”。

诚然，并非所有的使徒都是同性恋者，但是该群体的比例的确在上升。甚至那些（像伍尔夫）并不是“同志”的人最终也认可了“同志兄弟”。德斯蒙德·麦卡锡在1900年12月针对剑桥的使徒社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指出，老一代人受制于旧制度：家庭、国家、荣誉法等。但是这些旧制度“未能向年青的一代提供令人信服的权威证明”，他们认为“一切都更个人化”。[20]“唯有联结”（only connect）是新的绝对命令，也是福斯特最优秀的小说《霍华德庄园》（1921年）中的关键句。当然，剑桥使徒社的缥缈的网络就像白厅的官僚阶层一样，让人中毒之后就会厌倦。凯恩斯在印度公务员队伍中赢得一席之地后，很快就厌倦了公务员制度。“现在新奇感已经消失了，”他抱怨道，

我9/10的时间都很无聊，另外1/10的时间就在想我无路可走，并因此无理取闹，暴躁不已。当你还很有自信的时候，有30个人能让你变得无能，这是非常令人恼火的。还有，官员们只顾保全自己的面子的特点是致命的。[21]

凯恩斯谴责他的印度公务员同事不仅“害怕承担责任”，而且很虚伪。回顾他在1938年的“早期信仰”，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这一点：

该行为完全拒绝承认因遵守一般规则而产生问题所需要承担的个人责任。我们声称有权根据每一个案件的是非曲直对其进行评判，并声称这样做是明智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简单而粗暴，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也是我们最明显和最危险的特征。我们完全摒弃了传统道德、习俗和传统智慧。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是不道德主义者。当然，也要考虑被发现的后果。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道德义务，也没有内心的约束力去顺从或服从。[22]

一年后，福斯特在将摩尔的哲学极端化时，抓住了其中最危险的含义：“如果我必须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对个人的爱与忠诚可能和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我认为，当这件事情真有一天发生了，这个国家也就快不行了。”[23]

甚至在1914年之前，一些组织内部成员就已经厌倦了这一切。鲁珀特·布鲁克可能像阿多尼斯一样，但他不是同性恋，而且很快有人发现他和女性费边主义者在一起了。[24]在组织中“出生”后，维也纳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只跟其他使徒见了一面就逃跑了——在一次会议之后就退出了组织。虽然斯特拉奇说服他撤回了辞呈，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之后的会议。[25]随着战争的爆发，组织中的咒语被打破了，大多数剑桥使徒都没有入伍。布鲁克则热情地参了军，他于1915年圣乔治节在斯基罗斯岛附近的一艘法国医疗船上死去，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事件之一。[26]征兵制度的介入使这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而在财政部工作的凯恩斯并没有要求豁免责任，但他也以出于良心拒服兵役为由正式地寻求过豁免权。他痛苦地向邓肯·格兰特抱怨道：“我为一个我鄙视的政府工作，做着犯罪的行径。”[27]私下里，凯恩斯利用他的影响力和资源来支持其他宣称自己是良心反对者的使徒，特别是詹姆斯·斯特拉奇和杰拉尔德·肖夫[28]，但这对于利顿·斯特拉奇来说是不够的，他在1916年2月的一天晚上，在凯恩斯的餐盘上留下了一份沙文主义的报纸剪报，并附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梅纳德，你为什么还在财政部？”[29]

战争不仅破坏了剑桥使徒社的网络。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见图33.1）是另一个与剑桥使徒社智力相似的网络，它在许多地方与剑桥使徒社有重叠——福斯特、凯恩斯、斯特拉奇和伍尔夫是十个人中的四个。[30]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也接纳女性——特别是斯蒂芬姐妹、凡妮莎和弗吉尼亚，并开始接纳已婚夫妇：凡妮莎和克莱夫·贝尔（住在戈登广场46号）以及弗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1915年搬到里士满）。战争的影响是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群体（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赶出伦敦，来到苏塞克斯查尔斯顿的一座大型农舍，凡妮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于1916年搬到了那里。彼得·道尔顿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最新分析表明，斯特拉奇在1905年和1925年都有最高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在后期，邓肯·格兰特、梅纳德·凯恩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斯特拉奇之后，排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位。[31]然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它的成员有多喜欢在南唐斯游荡。就像剑桥使徒社一样，性关系再次定义了这个网络。跟格兰特发生过性关系的人不仅有凯恩斯、斯特拉奇、阿德里安·斯蒂芬和凡妮莎·贝尔，甚至还有大卫·加内特。而另一边，凡妮莎·贝尔虽然跟格兰特发生过性关系，但同时也跟罗杰·弗莱有染，有时也和她自己的丈夫克莱夫一起睡觉。同时，凯恩斯和格兰特、加内特、斯特拉奇以及俄国芭蕾舞女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发生过关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爱情生活错综复杂：加内特对凡妮莎·贝尔保持着单恋，奥托利尼·莫雷尔对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有同样的问题，多拉·卡林顿和利顿·斯特拉奇在一起，利顿·斯特拉奇和马克·格特勒在一起，马克·格特勒和多拉·卡林顿在一起。正如道尔顿所说：“凡妮莎·贝尔与克莱夫·贝尔结婚，但与邓肯·格兰特住在一起；伦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结婚，哈罗德·尼科尔森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结婚，但是维塔和弗吉尼亚相爱了。”[32]

在《霍华德庄园》的结尾，才华横溢的玛格丽特试图向她那相当普通的丈夫亨利解释布鲁姆伯里原则。“唯有联结！这就是她所讲的全部内容。只有将单调和激情联系起来，使两者都得到提升，人类的爱才能达到顶峰。不再生活在碎片中。唯有联结，和野兽和僧侣，任何被剥夺了孤寂生命的人，都会死去。”但是，正如福斯特所说，“她失败了”。因为亨利的座右铭不是“唯有联结”，而是“集中”。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不想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我的力量。”[33]当人们思考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性关系时，就会明白他的观点。

33 - 图1 图33.1 1925年前后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网络图。网络的核心：克莱夫·贝尔（CB）、凡妮莎·贝尔（VB）、福斯特（EMF）、罗杰·弗莱（RF）、大卫·邦尼·加内特（BG）、邓肯·格兰特（DG）、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MK）、德斯蒙德·麦卡锡（DMC）、利顿·斯特拉奇（LS）、伦纳德·伍尔夫（LW）、弗吉尼亚·伍尔夫（VW）。“外部群体”：索比·斯蒂芬（TS）、萨克森·悉尼·特纳（SST）、阿德里安·斯蒂芬（AS）、杰拉尔德·布雷南（GB）、多拉·卡林顿（DC）、安杰利卡·加内特（AG）、奥托利尼·莫雷尔（OM）、拉尔夫·帕特里奇（RP）、哈罗德·尼科尔森（HN）、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SW）、马克·格特勒（MG）、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M）、莉迪亚·洛波科娃（ll）和摩尔（GEM）。

[1] 泰晤士河的支流牛津段。——译者注

[2] 也被称作剑河，大奥希河的支流剑桥段。——译者注

[3] Levy, Moore, 65-122.

[4] Allen, Cambridge Apostles, 86.

[5] Levy, Moore, 22-5.

[6]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18.

[7] Skidelsky, Keynes, vol. I, 240.

[8]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69; Allen, Cambridge Apostles, 21.

[9] Allen, Cambridge Apostles, 1.

[10]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48. See table 3.1.

[11]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76.

[12]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90f.

[13] Alien, Cambridge Apostles, 20.

[14] Levy, Moore, 7.

[15] Levy, Moore, 296.

[16]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15.

[17] Skidelsky, Keynes, 127f., 235.

[18] Hale (ed.), Friends and Apostles.

[19] Skidelsky, Keynes, I, 116.

[20] Skidelsky, Keynes, 134f.

[21]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81.

[22]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42f.

[23] Forster, What I Believe.

[24] Skidelsky, Keynes, vol. I, 239f.

[25] McGuinness, Wittgenstein, 95f., 118, 146-50.

[26] Hale (ed.), Friends and Apostles, 284.

[27] Skidelsky, Keynes, vol. I, 319.

[28]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94.

[29] Skidelsky, Keynes, vol. I, 324.

[30] Skidelsky, Keynes, 243f., 247.

[31] Dolton, ‘Identifying Social Network Effects’.

[32] Dolton, ‘Identifying Social Network Effects’.

[33] Forster, Howard’s End, 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