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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的胜利

当约翰·佩里·巴洛通过电子邮件向全网发送他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时，他正身处达沃斯。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巴洛此时正同时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建立电子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于1971年，由一位曾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创立，他认为定期召开国际商业领袖会议可以实现他的愿景，即让“企业与政府和民间团体一起成为全球社会的利益相关者”。[1]达沃斯论坛被描述为一个“名流云集的天堂”，参与者不仅有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精英的政治家，还有“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工业领袖、对冲基金巨头、悲观主义的预测者、天体物理学家、僧侣、犹太教士、科技奇才、博物馆馆长、大学校长、金融博客作者和德行高尚的继承人”。在他们眼中，“达沃斯就像国会、工厂、摩门教徒神龛、波希米亚丛林，是‘世界上最好的晚宴’，这个论坛可以囊括任何系统，包括金融系统、脸书、火人节、训练营、高校、洛杉矶和夸格市。达沃斯是一颗洋葱、一个千层蛋糕、一组俄罗斯套娃”。多亏了施瓦布，达沃斯现在真的配得上托马斯·曼曾经给这座高耸的山取的名字“魔山”（其代表作《魔山》），神奇的山。而多亏了达沃斯，施瓦布现在才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在基辛格之后）他是“地球上与所有人联系最紧密（或许也是最好联系）的人”。[2]

那些嘲笑世界经济论坛的人低估了网络的力量。在达沃斯论坛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演讲比1992年1月的那场演讲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演讲者是一名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近获释的政治犯。施瓦布和与会者都在认真地倾听着他的演讲，并表示赞许。演讲者说，我们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共同发起一场全球攻势，促进发展、繁荣和人类生存。这位演讲者认为，“我们有必要从北方向南方大规模转移资源”，但这不是慈善行为，也不是劫富济贫。然后，他列举了他的国家应该采取的四个步骤：

应对解决……债务问题、较贫穷国家出口的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制成品如何进入市场的问题。

确保（我们）经济的增长……这需要在资本形成或固定投资方面取得快速和持续的增长，利用国内和外部资源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

建立一个公共部门，可能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为在座的南非和国际投资者提供非常好的前景。[3]

这位演讲者是纳尔逊·曼德拉（见图48.1）。他所说的这些要点非常清楚，却又令人惊讶：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他即将接管的国家，这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人物将放弃1955年《自由宪章》中的一项关键承诺：南非核心产业的国有化。[4]

48 - 图1 图48.1 1992年1月，纳尔逊·曼德拉与克劳斯·施瓦布在达沃斯会面。曼德拉放弃了非国大的经济国有化计划。

尽管曼德拉在1962年被监禁时是南非共产党的一员，但他不是普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彻底研究所有的革命，包括失败的革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所指的是以色列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和布尔人游击队员德尼斯·赖茨，以及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著作。成立于1961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派别革命理论来源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而不是列宁。[5]曼德拉在劳宾岛被囚禁的漫长岁月中，他关于哲学的想法发生了许多方面的改变，但他依旧坚持经济制高点应该国有化的想法。1990年，当英国大使罗宾·伦威克试图说服他放弃国有化时，曼德拉回答，“这是你的主意”——暗指英国工党宪法第四条，承诺该党将致力于实现“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共同所有权，以及对每个行业或服务的最佳民众管理和控制制度”。[6]

但为什么仅仅两年之后，曼德拉就改变了想法？他自己也承认达沃斯之行对他的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回国后会说：‘各位，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要么继续国有化，继续没有任何投资；要么我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得到投资。’”[7]后来他还在2000年初回忆说，当他“周游世界，听取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如何发展经济的意见”时，他是如何“被自由市场完全地说服”的。[8]然而，对此也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对于像龙尼·卡斯里尔斯这种跟他同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来说，“反对国有化的决定是与白人世界的‘浮士德式交易’，是对南非穷人的出卖”。[9]记者安东尼·蒙泰罗声称曼德拉事实上“在被释放之前与白人政权进行了秘密谈判”，并在早期阶段就同意放弃国有化。[10]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曼德拉（以及后来接替他担任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听取了南非商界领袖，特别是哈里·奥本海姆的意见，白人反种族隔离领袖海伦·苏斯曼给他们牵了线。[11]另一种解释表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导致了其政策的改变：“为了8.5亿美元的贷款……南非致力于财政紧缩、自由化和私有化。”[12]据娜奥米·克莱恩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而且被“外国的商学院、投资银行、经济政策智库和世界银行”慢慢灌输了新自由主义思想，更不用说“构成迅速扩张的‘转型’产业的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了。[13]从其他的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都反对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原则。（据说贝克曾对曼德拉说：“国有化已经是老一套了。”[14]）

曼德拉的达沃斯之行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1990年2月，曼德拉获释。这之后不到六个月，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已经合法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斗争至此中止。然而，到1991年年底，南非距离民主选举政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产生民主宪法的多党谈判进程直到1993年才开始，直到1994年4月才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许多研究者仍然认为，相较于内战，自由选举更有可能是种族隔离结束的结果。然而，并不是哪位西方政客或富豪说服曼德拉改变了他对国有化的立场。用之后的劳工部长蒂托·姆博韦尼（他是曼德拉达沃斯之行的陪同之一）的话说，事实上说服曼德拉的是中国和越南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代表。他们告诉曼德拉：“我们目前正努力将国有企业多样化，并邀请私营企业进入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是共产党政府，你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为什么还困于国有化呢？”[15]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同时，另一位达沃斯代表，荷兰工业部长也建议他减少国家所有权，在被讲荷兰语的南非白人俘虏了将近30年之后[16]，为什么曼德拉还会听取他的建议呢？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所属的网络是20世纪最成功的网络之一：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网络。达沃斯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克劳斯·施瓦布将这个古老的网络与新资本主义国际网络整合在了一起，这同时也是中国和越南政府接受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

[1] Navidi, Superhubs, 95.

[2] Nick Paumgarten, ‘Magic Mountain: What Happens at Davos?’ New Yorker, 5 March 2012.

[3]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3/12/nelson-mandelas-address-to-davos-1992/.

[4] Paul Nursey-Bray, ‘The Solid Mandela’, Australian Left Review (June 1992), 12-16.

[5] Barnard and Popescu, ‘Nelson Mandela’, 241f.

[6] Sampson, Mandela, 427.

[7] Sampson, Mandela, 429.

[8] Jake Bright, ‘Why the Left-Leaning Nelson Mandela was such a Champion of Free Markets’, 6 December 2013: http://qz.com/155310/nelson-mandela-was-also-a-huge-champion-of-free-markets/.

[9] Ronnie Kasrils, ‘How the ANC’s Faustian Pact Sold Out South Africa’s Poorest’, Guardian, 24 June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n/24/anc-faustian-pact-mandela-fatal-error.

[10] Anthony Monteiro, ‘Mandel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rrent South African Crisis’, 24 February 2015: https://africanamericanfutures.com/2015/02/24/mandela-and-the-origins-of-the-current-south-african-crisis/. See also Monteiro, ‘Nelson Mandela: The Contradictions of His Life and Legacies’, Black Agenda Report, 12 November 2013: http://www.blackagendareport.com/content/nelson-mandela-contradictions-his-life-and-legacies.

[11] Sampson, Mandela, 428. See also Gumede, Thabo Mbeki, 81-4.

[12] Ken Hanly, ‘Mandela and Neo-Liberalism in South Africa’, 18 Decem-ber 2013: http://www.digitaljoumalxom/news/polkics/op-ed-mandela-and-neo-liberalism-in-south-african/article/364193. See also Danny Schechter, ‘Blurring Mandela and Neo-Liberalism’, 14 December 2013: http://www.truthdig.com/report/print/blurring_mandela_and_neolib-eralism_20131214.Cf. Schechter, Madiba A to Z, KL 1619-61.

[13] Klein, Shock Doctrine, 216f.

[14] Landsberg, Quiet Diplomacy of Liberation, 107-10.

[15] Andrew Ross Sorkin, ‘How Mandela Shifted Views on Freedom of Markets’, The New York Times, 9 December 2013. See also Barnard and Popescu, ‘Nelson Mandela’, 247.

[16] Sampson, Mandela, 42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