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反对俾斯麦的人

我……有点儿不大明白为何你建议我们退回到俾斯麦时期的那种外交方式。我一度计划写一本关于俾斯麦外交的书，而且实际上已写了一半，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政策更容易在目前形势下招致灾难。

——1961年，亨利·基辛格对迈克尔·霍华德说的话

法国所有政策都是为了和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法国官方认为……世界分为三极。一个中心在华盛顿，一个在主导东亚的北京，第三个就是莫斯科和巴黎支配的欧洲……戴高乐跟柯西金说过：“因为越南战争，美国在欧洲一天比一天不受人待见。我们就是要这样来一起建设欧洲。”

——1967年，让·德拉格朗维尔对基辛格说的话

1

就连最敏锐的基辛格作品研究者也犯了个错误，断定他非常认同德意志帝国首任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的理念。但是基辛格“从未雄心勃勃地想做一个美国的俾斯麦……在冷战搭建起来的世界舞台上‘运用政治现实主义的原理’”。1961年夏，基辛格的朋友、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建议，美国应考虑更多地像俾斯麦一样制定外交政策。当时，英国的很多人，尤其是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很担心，（错误地）认为约翰·F.肯尼迪总是理想主义地感情用事。霍华德解释：

我选择俾斯麦是因为他经常可以跟格拉德斯通顿抗衡，因为他这个人相信强权政治，不相信世界事务中的道德领导权；他在担任首相的大部分时间里，使用强权保护、调整了欧洲和平赖以存在的均势，实现了严格限定的目标……我说我们需要冷静地估计利益就是这个意思，其他国家也更容易理解，如果你提倡“道德领导”，一定会在国外遭到误解……我们希望在美国那里看到的不是道德热情，而是一种放松、礼貌、自信的力量，看起来基辛格正在朝这个方向摸索。

基辛格承认霍华德的观点让他“有点儿不大明白”。他答复说：“我一度计划写一本关于俾斯麦外交的书，而且实际上已写了一半，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政策更容易在目前形势下招致灾难。”

要理解基辛格对俾斯麦的那种很重的矛盾心理（他从未质疑俾斯麦的天赋，但认为其所作所为存在致命错误），我们不能光看基辛格1968年夏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那篇题为“白色革命家”的文章虽然写得很漂亮，却并没有说出基辛格全部的想法。他对霍华德说，到1961年，“关于俾斯麦外交那本书……”已经“写了一半”，大部分很可能还是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1967年2月，他把未完稿寄给玛利昂·登霍夫看，总忘不了提醒她“记住这是十多年前写的”。不过，他也表示还想“接着写”。）原计划这本书是《重建的世界》两部续集中的第一部，第二部主要讲从1890年俾斯麦免职到“一战”爆发期间的世界局势。换言之，基辛格的三部曲主要是讲“如何通过基于均势的联盟制度维护欧洲百年和平”，而写俾斯麦的这部书是核心。无论怎样，基辛格的伦敦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就是这么指望的。第一部书“销量极低”，此后他就“没见到”基辛格，《重建的世界》出版12年之后两人才再次见面，那时基辛格已经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韦登菲尔德回忆道：“我听他的美国出版商透出风声，俾斯麦这本书可能快写完了。”但是基辛格的说法令他很失望。他说：“我要把手稿烧掉。我在权力中心周边工作了短短几个星期，就意识到在真正的决策过程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这不全是实话，就像韦登菲尔德所说，这只是“他不想把书写完的优雅借口”。事实上，基辛格这本写俾斯麦的书从未完稿，但他也没烧掉。这部未完稿一直保留在他的私人文件里，半个多世纪无人问津。如果你仔细阅读草稿的章节，就能确定基辛格发表的《白色革命家》一文只说出了他的部分观点。

当然，我们知道基辛格后来是怎么看俾斯麦的，因为他在《大外交》和《世界秩序》两本书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这位铁血宰相。根据基辛格后来成熟的观点，俾斯麦开创德意志帝国之后，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在维也纳大会上建立的欧洲秩序就分崩离析，因为“德国统一了，法国依旧是对头，这个制度就没有灵活性可言”。1871年以后，一个更严格的大国政治体系（这是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大国指的是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完全靠外交大师俾斯麦保持平衡。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俾斯麦如何叱咤风云、维护和平，这里无须详细讨论。然而，有一个策略在基辛格退出政坛后似乎变得尤为重要，那就是1887年6月俾斯麦与俄国外长尼古拉·吉尔斯签署的《秘密再保险条约》。条约规定，德俄同意当对方和第三方交战时自己保持中立，除非德国攻打法国，或者俄国攻打奥匈帝国。根据协议，如果俄国试图占领黑海海峡，德国必须保持中立。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不让俄国和法国签订双边防御协议，而俾斯麦下台后《秘密再保险条约》没有得到续签，于是俄国和法国乘机签订了双边防御协议。基辛格后来写道：“可笑的是，恰恰是那种模棱两可保护了欧洲平衡的灵活性。以透明度为由放弃模糊性，所以引起了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对峙，最终爆发‘一战’。”基辛格认为，俾斯麦下台后，大国制度让争端“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一段时间以后，“政治领导人失去了对自己战术的控制”，最终，军事计划跟外交斡旋一起溜之大吉”。然而，基辛格年轻时对俾斯麦政治生涯最感兴趣的地方，还不是他晚期高超的外交艺术。

跟《重建的世界》一样，《代达罗斯》杂志发表的文章《白色革命家》妙语连珠。基辛格这么描写俾斯麦眼里的欧洲：“新的秩序对保守派来说太民主，对自由派来说太独裁，对正统派来说又太看重权力。这个秩序是为一个天才量身定制的，他提出要想限制国内外针锋相对的力量，就要操控它们的对立面”。还有，“不是俾斯麦撒谎——他撒谎会感到很难为情，而是任何最微妙的环境动态他都能完美地适应，根据实际需要拿出最恰当的解决办法。俾斯麦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始终都很真诚”。由于反对者无法相信他们的目标，俾斯麦设想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不是革命者成功的头一例。俾斯麦是投机者吗？当然是啦！“任何想影响局势的人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投机取巧。真正的区别在于，有些人是让自己的目标适应现实，有些人则试图根据自己的目标改变现实”。俾斯麦否认“任何国家有权为了原则牺牲机会”。但是，“革命家（包括‘白色’革命家）的盲点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世界既有新设想的所有优势，又有被推翻制度的所有优点”。

这里的每句话都引人入胜。但这些都是主要观点的陪衬或者说装饰。他的主要观点有三。第一，俾斯麦不仅是天才，而且是魔鬼（他频频用“恶魔般的”来形容俾斯麦）。正因如此，基辛格才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俾斯麦从自然神论、泛神论到虔信主义的精神之旅——这一点乍一看似乎跟主要观点没有明显关系。基辛格说得很清楚，俾斯麦的宗教觉醒是一个假象，在这个假象的掩护下他逐渐变成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者：

梅特涅的制度是受到18世纪宇宙像个大钟观念的启发：各个部件互相啮合，极为精密，一个部件受到干扰就会打乱其他部件的平衡。俾斯麦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平衡不再被视为和谐与机械的平衡，而是一种流动力量的统计平衡。其相应的哲学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观。俾斯麦标志着政治理性主义到政治经验主义的转变……俾斯麦宣称一切信仰都是相对的，他将这些信仰转变为力量，可以用各自产生的能量来评价。

由此可见，“白色革命家”这个由1867年犹太银行家路德维希·班贝格尔首创的名词，只是用来表现俾斯麦表面上的保守。

基辛格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俾斯麦提出新欧洲秩序的关键在于他有能力“操纵其他国家的承诺”，“这样普鲁士与其他任何竞争方的关系都胜过竞争方相互之间的关系”——基辛格的这种洞见尤为重要，独具特色，下文再谈。俾斯麦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梅特涅式的合法观对他不再有任何约束力。他想和谁结盟就和谁结盟，想打谁就打谁。但是，这需要沉着冷静，因为要达到目的，普鲁士必须坦然接受巨大风险、孤立或者突然和解。

第三个观点是俾斯麦虽然成就显赫，但这些变革却不可持续，因为无法制度化。基辛格写道：“制度只适用于一般办事标准，很难包容天才或鬼才。一个社会如果每代都要产生一个巨人，维护自身的国内国际地位，必然在劫难逃。”反之，“具有长远建设眼光的政治家，会把个人创造行为转变为可用普通办事标准来维护的制度”。基辛格认为俾斯麦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实现这种转变。“正是因为他成功了，德国就要永远表演绝活……也留下了一笔难以继承的巨大遗产……要求每代都产生伟人的制度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以攻克的挑战，尤其是伟人一般都会压制有个性者的产生。”特别是俾斯麦的继承者不能“恰当分析……国家利益的需要”：“因为他能很好地把握强权关系的细微之处，所以俾斯麦知道自己的理念中有一种自控原则。这些细微之处在其继承者和模仿者看来并不明显，所以他们学以致用的结果是出现军备竞赛、爆发世界大战。”

的确，俾斯麦是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但他自己和继承人却错失良机，一个普鲁士首相可以拥有的良机：和法国结盟，哪怕是很短暂的结盟。1871年后，德国希望结盟的只有三个大国，其中之一的英国已经打算“光荣孤立”。然而，俾斯麦颇具雄才大略，依然有可能让国家起死回生。可惜后来者只看到权力政治而忽视了自控因素。为了击败“联盟梦魇”，他们耀武扬威，四处殖民，建设海军，结果却是巩固了法俄联盟。“因此，德国最担心的局面反倒是自己一手促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现代最伟大的人物……播下了20世纪德国悲剧的种子”。

由此可见，《白色革命家》一文的意义肯定不是基辛格认同俾斯麦。基辛格的家庭遭受了大多数家庭不曾遭受的“种种悲剧”，在文中基辛格称之为俾斯麦赐予德国的高傲遗产。恰恰相反，基辛格虽然很钦佩俾斯麦，但至少也同等程度地谴责他。有一点很重要，基辛格认为他与戴高乐是一类人：

正如戴高乐冷酷无情、玩世不恭是因为他对法国历史使命抱有一种近乎浪漫的想法，俾斯麦这种讲求实际的权术主义者认为，普鲁士具有一种独特的团结意识，可以将此强加于对德意志人的统治之上。俾斯麦跟戴高乐一样，认为要走政治统一之路，重点不能放在法律条文上，要重视历史国家的自豪感和完整性。俾斯麦极力主张外交政策不能建立在情感上，必须建立在实力评估上……政策取决于计算，不是感情。国家利益就是客观命令，高于个人偏好。

基辛格那些见多识广的同代人在1968年读了这些话，无不知晓其中的道理。俾斯麦和戴高乐都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大国要求”重于一切其他力量，尤其是意识形态，不管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还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俾斯麦像戴高乐一样，“认为国际关系具有高度灵活性，制约因素只有一个：国家利益需要”。

基辛格对俾斯麦的态度就是如此，无可辩驳，如果把上述观点跟他的未完稿联系起来看自然会明白（发表出来的《白色革命家》不过是文稿的一小段）。全书共保留下来6章，有的写过不止一稿，《代达罗斯》杂志的那篇文章主要就是在前4章基础上写成的。基辛格可能写出一本什么样的书，看了第5章（“克里米亚战争”）和第6章（“合法的意外性”）就很清楚了，可惜他热心于当前的行动，不能坐下来安静地研究过去。这两章比压缩了的论文说得清楚，基辛格显然认为现实政治很危险，很不道德。基辛格写道：“他从克里米亚危机中得到的结论始终不变，那就是只有冷静地计算权力关系，而不是感情上的依附，才能让普鲁士勇于担当。因此，从危机开始以后俾斯麦的所有奔走都可视为对实力的筹算。”然而，在他那构想的恶魔般的新世界中有一样东西令人非常不安，“在那个世界只有误算是恶，只有失败是罪。那里没有幻想，只有巨人或虚无主义者能活下来”。他写道，“俾斯麦是科学家，他衡量各种因素，考虑各种可能的组合，试图通过操控建立一种能反映真实权力关系的结构”。德国统一后，“如果有欧洲共识，这种共识是从力量运算而来的，合法与否取决于计算是否精密”。

这里还有很多地方讲到可选性的重要。基辛格写道，“俾斯麦有一个政策，开放所有选项，直到最后一刻”，于是他身上就存在矛盾，“既坦率又叫人捉摸不透”，“大胆又谨慎”。说实话，有时候基辛格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政治家最终是因其选择观念而与众不同。过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只有俾斯麦有本事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组合中看到可能。”无原则的德国贵族地主似乎神话了100年后才出现的基辛格原则：政治家必须始终在“知情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行动，“因为如果所有东西都齐备了，想改都来不及”，治国艺术就是“伺机而动的艺术”。然而，归根结底，基辛格站到了真正保守派一边，没有站到白色革命家一边。在未完成的最后一章“合法的意外性”中，基辛格力图讨论他所称的“保守派与俾斯麦之争的难解之谜”。基辛格显然是辛辛苦苦地用了两大段的篇幅（这里照录原稿的删除号和手写^[1]添加成分，它们很有启发意义）来说明他支持俾斯麦批评者的理由：

俾斯麦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问题，细心地评估本质，严密地推导结论，无情地运用这些结论。相反，保守派的信念则几乎全凭直觉，因而陈述得很笨拙：分析的准则不一定就是行动命令。因为分析的力量跟个人对分析主体的态度无关，但行动的动力涉及个人承诺。对分析而言，人是多种力量之一，是可以操控的手段。对直觉而言，他代表目的。声称自私自利始终是人的动机，这是老生常谈，因为重要问题恰恰在于人自私自利的本质。宣扬承诺的价值同样很空洞，除非承诺被赋予某种内容。分析的矛盾在于，它有可能回避损害可激活行动的信念，加深理解只会导致意志麻痹。行动的矛盾在于，无法将人和人身外的诸多力量联系起来；人可以看到这些力量的形成，但只能通过类比来把握其动机。保守派始终认定人类行为的这面源于一种尊敬感，一种对超越人的力量的认识这正好跟一种认识相反：个人对现实的了解是有局限的。大叛乱分子否认这一点，认定在其自身魔鬼般的本性中可找到足够的承诺动机。在保守派看来，社会能联系起来是个神话，用一种高于分析性真理的类比调和了把人当作手段的观点和其自身体验。在叛乱分子看来，神话是弱者的工具。

第二段基辛格也接着划了两条对角线，不过也很值得转录：

但是无论叛乱者的教训在他自己看来是多么不证自明，它仍然预设了一种几乎是超出人类认知的抽象能力，那种把别人和自己都看作一种力量、一个局外者一个局外者的能力，以免人的偏好破坏最精确的计算。俾斯麦的革命性精华在于他所有的结论都源自一种怀疑：所有信念在他看来都是可以操控的因素。因此有一点就绝非偶然：因此俾斯麦越是宣扬他的原则，他就越是离人类更远；他越竭力运用自己的教训，同代人就越无法理解。保守派逐渐在他身上听到魔鬼的声音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要用各种虔诚来毁灭天使。无论俾斯麦的分析多么高明，社会都不敢讥讽他。只要认定人是一个个的原子，社会代表着一种种力量，就能漂漂亮亮地回避破坏所有的自制。因为社会运行靠的是近似值，不能做出精细的区别，所以权力是手段这一原则最后可能会把权力变成目的。因此，尽管俾斯麦在思想上更有道理，但有可能保守派代表了更多的社会真理。

基辛格痛苦地否定了俾斯麦，这跟他迄今为止所写的提倡战略不应仅仅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文章一脉相承。理想主义者依然坚持反对现实主义。然而，这一段被删除自然意味深长；基辛格写文章一般不会出现犹豫不决的增删现象，而俾斯麦这本书的撰写工作竟然就到此为止，自然也耐人寻味。

2

乍一看，欧洲统一时代的德国问题和越战时期的美国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有人也许认为，俾斯麦和胡志明的共性比他和林登·约翰逊的共性要多。因为俾斯麦和胡志明都是以铁血手段统一国家的。然而，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重新关注俾斯麦有助于他从4个方面思考越南问题。

首先，显然约翰逊政府最基本的错误是自甘在外交上被孤立、颜面尽失。除了韩国和遥远的澳大利亚，几乎无一盟国在越南问题上给予实质性帮助。（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贡献也很微薄。）越战升级说明“二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衰落。不仅东南亚条约组织近乎毫无作用，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是如此。相反，河内乐得坐山观虎斗，让苏联和中国相互争斗。

其次，基辛格知道，是俾斯麦冷静地计算自我利益，才帮助普鲁士走出19世纪四五十年代那种长期不利的局势；如今，美国也要采用同样的方式脱离困境。白宫其他人都认为，美国为了证明越战的合理性而大肆宣扬一些理想，在欧洲领导人中间对此最为不齿的是戴高乐。然而，基辛格知道，就国家利益而言，法国比西方任何国家都更了解越南，只有法国才最有能力支持美国。

再次，研究俾斯麦让基辛格重拾他的毕生兴趣——德国统一问题。美国大多数人认为戴高乐是美欧和谐关系的头号威胁，基辛格则不然，他认为真正的威胁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谓的东方政策，即和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苏联集团恢复邦交。不能脱离地缘政治来看待统一问题，越南如此，德国亦如是。两种情况下，如果统一最终扩大了苏联卫星国范围，就必须加以抵制。

最后，基辛格通过研究俾斯麦的成功及其后继者的失败，或者说俾斯麦的成就无法持续的本质，得到了一个教训：在大国关系体系中维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至关重要。俾斯麦担任德国首相时走了一步妙棋，完成了两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是在共同防御基础上和奥匈帝国结盟，二是和俄国签订《秘密再保险条约》。美国可否与其他大国建立类似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便有可能做出矛盾的承诺呢？基辛格渐渐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设计的大战略分三个阶段。首先，他想恢复、弘扬美国与西欧的联盟——北约，通过重新修复美国与法德英三个欧洲大国的双边关系，来对抗欧洲统一的强大力量。其次，他想给缓和注入实质性内容，从越南入手寻找美苏合作的实质性内容。最后，他开始察觉，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明显的革命性，也可以将其纳入均势范围。在这一点上，在很多问题上，基辛格受到戴高乐及现实主义实践者俾斯麦的影响。

为了学习戴高乐，基辛格要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美国政府决策者看来，戴高乐是问题的部分根源——尤其是越南问题，因此不可能从他身上找到解决办法。前面说过，戴高乐对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等计划表示反对。同时，他也拒不实施1963年签订的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肯尼迪政府看来，戴高乐似乎就是想挑拨离间，搞垮欧美联盟，一方面疏远法美关系而加强法德关系，一方面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提案。这还不算狠的。早在1963年8月，戴高乐明确表示法国希望看到越南“摆脱……外来势力，实现国内和平统一，与邻国和谐相处”。1964年4月，他吓唬美国驻法国大使、资深外交家查尔斯·波伦，对他说“只有中国同意才可能出现军事稳定，若中国同意了就可能出现真正的中立”。很显然，戴高乐不顾美国抗议，设想只有越南共和国中立，而不是整个越南中立。两个月后，戴高乐又对乔治·鲍尔说：“我认为美国赢不了越战，尽管美国有军事上的优势，哪怕它还想打全面战争。”日复一日，戴高乐迫切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越南冲突。他声明，会议的目标是使中、法、苏、美四国承诺不干预东南亚局势。他的意图显而易见，要承认法属印度支那以前的领土属于中国势力范围。（早在1964年1月，法国便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戴高乐不同意支持开启越美谈判，除非美国明确承诺撤军。他对美国最大的侮辱，是1966年9月在柬埔寨金边发表的演讲，指责美国不肯休战。那时，戴高乐已下令让法国退出北约指挥机构，也完全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几乎所有美国决策者眼里，这显然是一种惊世骇俗的不忠行为。

如果说戴高乐和肯尼迪的关系比较紧张，那么戴高乐和约翰逊之间则不存在什么联系。两人只见过三次面，每次都是参加国家元首的葬礼：肯尼迪、阿登纳和艾森豪威尔。（1966年1月基辛格报道说，曼斯菲尔德议员建议两人在巴黎会晤，但爱丽舍宫的反应一点儿也不热烈，尤其是曼斯菲尔德议员说戴高乐和约翰逊一起在阳台出现将会是美丽风景的时候。）法国总统一再呼吁越南中立，约翰逊总统的高参，尤其是腊斯克、邦迪兄弟和洛奇，一直不予理睬。只有大卫·内斯（1964年总统选举时洛奇大使被召回国，此前此人短期担任过洛奇在西贡时的二号人物）慢慢意识到戴高乐提出了一个比军事升级更好的选择。

前文说过，基辛格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批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没有处理好美国与西欧主要国家的关系。1964年他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写了很多演讲稿，其中一篇写道：“北大西洋联盟一团糟。民主党政府……不能理解欧洲发生的重大变化。政策也不具备连续性，时而呼吁联盟统一，时而又强调单边行动。”一方面，华盛顿行动时也不好好跟盟国协商（例如，在荷属新几内亚争议上选择支持印尼、反对荷兰）。另一方面，美国从根本上误解了欧洲对核安全的态度，热衷建设多边核力量。尤其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倾向于在双边基础上与苏联谈缓和，难怪欧洲主要国家担心“美苏和解”（弗朗索瓦·德罗斯的说法）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基辛格在波恩同样听到有人抱怨，一个是德国情报局前副局长克劳斯·里特，一个是北约地面部队前司令汉斯·施派德尔将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成熟地呼吁欧洲国家在越南问题上予以支持必然无人搭理。

基辛格心中的欧洲地图跟俾斯麦设想的一样。他现在每年都去欧洲，通常是五六月哈佛大学春季学期结束以后，只要越洋出行必定去波恩和巴黎，再就是伦敦，然后是布鲁塞尔、海牙和罗马。他很少去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斯堪的纳维亚是未知领域，伊比利亚半岛也是。基辛格对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以后推动西欧统一的经济力量兴趣不大，基辛格心中的欧洲依旧是兰克学派所谓的大国政治体系：英、法、德、作为失败者的意大利，以及成为死火山的中立的奥地利。在留存下来的三个大国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德国，最不感兴趣的是英国。然而，很快局势就很明朗了，通往河内的道路要走巴黎，而不是柏林。

这条路自然不经过伦敦。基辛格和迈克尔·富特、塔里克·阿里的电视辩论表明，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呼声在迅速变高，英国几乎也是如此。1966年2月，基辛格出访伦敦，“以受人尊敬的独立观察家身份发表演讲”，他会晤了一众议员和公务人员，竭力阐明政府主张，但遭遇左右两派甚至中间派的反对（左派中最明显反对的是副总理乔治·布朗，右派是影子国防部部长伊诺克·鲍威尔，中间派是自由派领袖乔·格里蒙德）。只有少数“或许还记得英国人在丛林战中打败了共产党游击队并赢得越南的马来亚战争的“中层公务人员”认为美国“应该更强硬”。基辛格装出一副英勇的样子向伦纳德·昂格尔报告说：“英国人几乎无一例外愿意支持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和行动，尽管他们对要做的事还不是很热心。甚至左翼工党分子也声援我们，即便是负面意见最多的英国人也比哈佛那些做研究的同事好交流得多。”不过这也不是高标准，因为校园里的反战情绪已经愈演愈烈。事实上，就连保守派反对党也开始反战。一次基辛格吃早餐，保守党新领导人爱德华·希斯对他说：“虽然我整体上很乐观……但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战略我不怎么明白。”影子国防部部长伊诺克·鲍威尔“反对得最激烈，提倡我们现在就撤出越南”。虽然基辛格可以在伦敦主张越南问题很重要，“不仅是对其自身环境很重要，而且事关美国的世界地位及印度、日本的未来走向和作用”，但是，他宣称进行越战“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这一点谁都不买账。鲍威尔后来宣称，哈罗德·威尔逊想出兵越南，“显而易见，谁都能看出来他成了美国的附庸”，此言一出，公众纷纷喝彩，险些让威尔逊打消出兵的念头。

3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德国争论有所不同。一方面，大多数德国人看得出来他们的处境和越南的有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分裂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像民主德国一样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对其非共产党邻国有潜在的军事政治威胁。但即便如此，德国也不想帮助美国。基辛格就此会晤了许多德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他们认为德国分裂已经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因此无暇也无力担心越南问题。

对于联邦德国的发展前途，基辛格总有点儿杞人忧天，不过他大体上能正确判断联邦德国前进的方向。早在1964年11月，他就警告麦乔治·邦迪说，“美国强推多边核力量计划，事态发展已到严重关头”，有可能“毁灭基督教民主党”。他预测：“这又会促使社会民主党转向更左、更民族主义的道路。”“我最担心的不是多边核力量，而是三四年后德国会出现今天意大利的这种形势”——换句话说，政治中心会彻底转向左派。两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了大联盟，维利·勃兰特被任命为联邦德国外长和副总理。

1965年4月，基辛格首次会见勃兰特的新闻发言人：后来成为“新东方政策”设计师的埃贡·巴尔。巴尔出生在铁幕对面的图林根州，1956年加入社民党，他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他怀疑（一点儿不错）无论是基督教民主党还是美国，希望德国统一的动机都不纯。在勃兰特的教唆下，巴尔急不可耐地要见基辛格，专程跑到波士顿。（基辛格其实一直都躲着他。）据基辛格报告，巴尔兴高采烈地跟他解释，社民党一上台他的老板意欲何为：

勃兰特决定全速前进。我（指基辛格）问朝哪个方向？巴尔说要大大加强与东方的联系，包括民主德国。他补充说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研究出一份和平协议草案。他和勃兰特考虑的计划包括下面几条：德国统一后将离开北约；德国将不再拥有核武器；外国部队将撤出德国领土；德国军队将保留目前规模；四国将保证德国领土完整。此外，四国将签署互助条约，一旦德国发动侵略，四国将互相支持。

基辛格听后惊恐不已。“我问巴尔就不担心四国协议签署之后，共产党会不断干预德国？巴尔说我还在用冷战时期的思维考虑问题。”巴尔的意思是基辛格还以为“苏联贪得无厌，总想扩大自己的范围”，而“柏林社民党的看法是，苏联的民族特色将越来越显著”，会“逐渐重视苏德友谊，而不是想给德国施加压力”。然而，如果苏联真的施压，那么“现有的德国军队可以采用缓兵之计，等候北约救援”。

完全是一派胡言！基辛格忍无可忍：

我指出，如果巴尔的计划是希望北约强大，那恐怕是痴心妄想。如果出现巴尔所说的那种情形，不仅德国要离开北约，而且北约自身也可能解散。似乎难以想象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跟苏联签订互助协议，另一方面建立一个针对苏联威胁的联盟。巴尔回答，他不认为这样的北约很可靠，最重要的是美国保证，如果美国说到做到，有没有北约根本无所谓。

情况越来越糟。基辛格问巴尔打算如何实现德国统一。巴尔的回答是“通过紧密联系东方，包括民主德国”。德国统一需要等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消除之后，因为这样民主德国就不会感到“难以忍受的耻辱”，而实现这一点可能要等到“5年之后”，“5年之内联邦德国要对民主德国予以大量经济援助，拉近两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基辛格反对说，“那时民主德国在不发达国家中将更活跃，”但巴尔回答“我准备冒一次险”，因为“柏林社民党的总体思路是民主德国首先是德国，其次才是共产党国家”。

听了巴尔的一席话，基辛格吓坏了，赶紧撰写了一篇很有份量、有预见性的文章，题为“德国统一的代价”，发表在《记者》上。基辛格是研究俾斯麦的专家，深知德国是“欧洲均势的关键”。正如他在《白色革命家》中所言，“如果德国太中央化，太强大，结果会是法国和俄国扩张，联合起来对付它。如果德国分裂太严重，就会引致法苏不断施压”。德国必须“足够强大，能抵挡东西部来的打击，但又不能太强大，让邻国不得安宁；比较团结，能够动员力量自卫，但又不要太中央化，想到攻打邻国，给它们造成威胁”。巴尔的设想可能表面上听起来很诱人。实际上，很多美国人接受一种观点：“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加强联系，有助于削弱民主德国政权。”但实际上，新东方政策必然推动德国不仅朝统一方向发展，而且会朝“民族主义、中立或民族主义加中立”等几个方面发展。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巴尔的办法将提高民主德国政权地位。要么德国分裂越来越稳定，要么各方将会“逐渐以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接受苏联为德国统一提出的框架：德国统一直接由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国谈判解决”。

基辛格则主张采用常见的北约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要搞联邦制，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保证通过自由选举选出政府、德国领土彻底实行非军事化、15年后就统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两个德国必须承诺接受奥得河–尼斯河线为德国东部边境。总之，基辛格认为，德国统一只能在跨洋、泛欧洲统一的大框架下进行：

德国统一的长远希望在于联邦德国的演变，联邦德国演变可以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东欧国家。如果西欧实现政治统一，任何国家都不会很担心。而且，欧洲统一了，就会像一个强力吸铁石一样吸引东欧国家。东欧和西欧关系增强了，民主德国卫星国会逐渐成为过去时代的残迹。进而，这个统一的欧洲应该成为紧密、自信的大西洋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个有远见的欧洲政策，应该设法将所谓的德国问题转变为建设欧洲和大西洋机构，联邦德国可以凭受人尊敬的平等的成员国身份加入其中。

从2015年的立场来看，这段话几乎就是一种预言。新东方政策的确经过勃兰特的检验；苏联的确试图颠覆它，把它变成一种工具；20年以后在一位基督教民主党总理的领导下，的确实现了德国统一，而且完全是在一个重新确认了的大西洋联盟和一个内部联系更紧密、更广泛的欧盟基础上实现的。

然而，如果你不是一个大乐天派，20世纪60年代中期你绝不会相信以后很可能出现这么美妙的结局。1965年6月，基辛格听社民党主席赫伯特·魏纳讲自己的预感，更是觉得毛骨悚然。这位坚定的前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数落联邦德国主要政治领导人，包括他自己的总理候选人：

艾哈德——糕点师，喜欢烤大蛋糕，上面插蜡烛。施罗德——迷恋干净的马甲，出于美学追求而不是道德原因成为反纳粹者。如果我们碰到麻烦，会发现他又穿了件干净的马甲。勃兰特——一旦情况不妙，他就随便抓住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在人家肩上大喊大叫；埃勒尔——他很随和，什么事都说两遍。蒙德——魏纳听说美国媒体赞扬那个虚无主义者很灵活。这证明美国人是政治白痴^[2]。

然后他继续点评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比利时前首相保罗–亨利·斯巴克“是一只气球，不用绳子系好就会飞走，轻轻一扎就破”，而刚刚去世的英国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是一个书呆子，把走上讲台和历史进程混为一谈”。至于戴高乐，他是“过去几个世纪遗留的残迹”。这些都还是铺垫。魏纳像巴尔一样，原来是民族主义者，后来成了社会主义者。他狂热地认为“德国如果保持分裂，道德上就崩溃了”，还说西方其他国家谈德国统一，不过是耍嘴皮子说得好听。然而，魏纳跟巴尔不同，对苏联极度不信任。他同意基辛格的看法：

任何人接受民主德国政权，只会导致两个民族国家你争我斗。不过，如果联邦德国不愿失去所有道德凝聚力，不愿看到极左或极右党派再次出现，必须实施非常积极的统一政策。他说新一代人不再极度惧怕共产党，他们可能会开始跟民主德国耍弄一番。“那个半吊子”巴尔等人已经开始打这种主意了。

基辛格在德国期间，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这些话。魏纳对他说：“越战不是战争，是深不见底的沼泽。”老先生（已经下台但依然活跃的康拉德·阿登纳）表示同意：“越南战争是个祸害。欧洲是起决定作用的地区，而我们却在东南亚的沼泽里越陷越深。我说我们是在东南亚保卫欧洲。阿登纳回答，如果我们保持目前的步伐，欧洲、亚洲一个也保不住。”

德国人抱怨美国像联邦德国联邦议院主席欧根·格斯登美尔说过的那样，不停地让他们“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二选一”。对此基辛格想回答说：“选择之后法国就从欧洲消失了吗？”基辛格曾设法向麦乔治·邦迪解释，“国务院老是拿联邦德国说事，固执地对法国抱有一边倒的偏见，这么做毫无意义。如果总是让德国在美国与法国之间二选一，德国终究会用一种破坏性方式实现统一……为了阻挠法国而拉拢德国……最后会把巴黎和波恩两边都得罪了”。

基辛格听说麦克纳马拉终于放弃多边核力量，准备提议成立一个“核问题执行委员会”，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多边核力量计划后来彻底被搁置了，1965年12月，约翰逊会晤艾哈德，告诉他，“路德维希，我愿为你效犬马之劳，但别找我要核武器，否则我的生活就复杂了”。）但是他指责“北约早期那些大佬们”试图破坏这一想法，误以为“欧洲长期的危险”在于“欧洲人过分自信的意志”。基辛格正确地预见，真正的危险“正好相反，是倾向于放弃一切责任……再过10年，欧洲就会陷入意大利目前的局面：迫不及待地把外交决策权移交给我们，但在任何紧张时期都不可信赖。我无法相信成为西方唯一实施严肃外交政策的国家符合美国利益”。

这个话题基辛格一年后又提到了，那时美国政策出现了新变化，提出所谓的“硬件解决办法”，把美国核潜艇卖给北约，由最终配备了各国人员的北约联合检查组管理。这基本上是把多边核力量重新重视起来，基辛格毫不留情地讽刺了一把。大西洋联盟的真正问题不可能用过于狭隘的军事化的、毫无意义的整合形式来解决。真正需要的是欧洲要“为其政策和防御承担更大的责任”：

让欧洲成为我们罗马眼中的希腊——文化上有趣却无法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上的一潭死水，这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洲利益。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因为霸权长远来看是会令人丧失信心的。我认为维持美国影响只有一条路：减少形式上的统治……目前的体制纵容了太多的盟国将共同防御的开销和责任推卸给美国。

美国必须不再反对欧洲将自己的防御产能，包括核产能，集中使用。有一种主张尤其必须放弃，那就是德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核威慑力。“总是认定联盟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限制一个主要成员国的潜在威胁，这对联盟的团结能有什么好处？”

基辛格的呼吁无人理睬。约翰逊政府不是按照基辛格赞成的方向（建设一个政治上更统一、军事上更平衡的北约）行动，而是继续走缓和之路，似乎更信赖苏联，而非德国。1967年，约翰逊政府宣布美国将接受《核不扩散条约》的想法（最早是爱尔兰提出的），德国又是一阵群情激动。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做过一项穷尽性调查。根据这项调查，美国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没有更好的办法防止世界拥核国家数量从4个跌跌撞撞发展为15~20个。弗朗西斯·加文表示，美国对核不扩散问题的思考既有全球观又很复杂：“美国需要在与其主要对手（苏联）的关系既缓和又合作的时期，在一个战略意义不大的地方（越南）打一场常规战争，需要说服一个盟国（日本）和一个中立国（印度）不要发展核武器，因为如果它们发展核武器，联邦德国的压力就会增加，与苏联的矛盾就会升级，缓和将会延缓。”从约翰逊的角度看，不用说还可增加一条，《核不扩散条约》在国内具有政治吸引力；只要博比·肯尼迪对条约表示兴趣，约翰逊也必须喜欢。联邦德国对美国的复杂思维不感兴趣，他们只看到，虽然自己是忠实盟国，但不知何故和中国一样被排除在外——中国说什么还在1964年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1967年1月，德国负责裁军的资深外交官对基辛格说，“这是德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很多方面损失已经无法弥补”。现已重回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还跟以前一样说话时火药味十足：“不扩散条约就像是一个超级雅尔塔协议……美国的行为让我想到一个大酒鬼对那些不饮酒的人说，如果他们喝一点儿酒就判他们死刑。核不扩散条约相当于让美苏在核问题上享受永久霸权。”91岁高龄的阿登纳倚老卖老，极为直白地对基辛格说：

约翰逊总统建议和苏联建立一种与世界为敌的霸权关系。两个大“富翁”想不顾全体“穷人”的意愿瓜分世界。美国正在亚洲忙活。美国的重点首先是亚洲，然后是缓和；欧洲不添乱的时候也就是提供点儿便利……美国甚至考虑签署条约，永久性地将联邦德国置于一种歧视性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先生警告，他要“公开发表讲话对你们表示抗议”。

美国政府的几位老江湖，尤其是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鲍伊比较同意德国人的看法，但基辛格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还有点儿摇摆不定。他跟施特劳斯交谈时，想把这个问题和德国统一联系起来，立马遭到冷遇，施特劳斯说：“别人老跟我说德国统一将是缓和的结果，我都烦透了。实际上德国统一对谁都没有一丁点儿好处。俾斯麦很幸运，因为所有周边国家都误以为奥地利比普鲁士强大，竟让他如愿以偿，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当然是巴伐利亚人的观点，不过也不无历史价值。

基辛格想跟阿登纳打越南这张牌。他问，德国真的会受益吗？“如果美国声誉彻底毁灭，共产党的最顽固分子会感到欢欣鼓舞吗？如果美国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手里，而乌布利希想给柏林施加压力，苏联会如何反应？”

阿登纳看着我说，你以为我相信美国会保护德国？我说当然。他说，我不再相信美国会保护德国。美国近几年的行动表明，你们把缓和看得高于一切。我认为美国哪一个总统都不会冒险为柏林打核战争，能挽救德国的只有一样：苏联对美国打不打核战争还没有把握。

基辛格又问到德国统一的事。阿登纳没好气地回答，在他看来，“靠美国或有美国插手就不可能实现德国统一”。事实上，“美国人在政治上最不可靠”。他认为更有可能“也许是法国会为了联邦德国实现德国统一”，至少“从国家层面来看，法国必须把共产党从欧洲中心赶走，赶得越远越好”。

美国正在竭尽全力破坏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后方，摧毁那些它赖以建立西方安全体系的国家的自信。他说几周后将拜访戴高乐，强烈要求他推进欧洲政治联盟的成立。单纯的经济联盟远远不够，单一民族国家也是不够的。

很难得的是，基辛格听到来自这么多政党、这么多年龄层的人的观点。埃贡·巴尔基本上跟施特劳斯和阿登纳一样，对不扩散条约很悲观，只是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又在主张把联邦德国作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3]，给该条约明显针对的瑞典、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增加一个伙伴。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新任主席赫尔穆特·施密特也持同样观点：在他看来，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希望缓和，但有可能牺牲一个关系最密切的盟国……北约的目标正在加速实现”。如果美国着手设计一项政策，巩固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新联盟（该联盟是两个月前随着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领导的大联盟的成立而成立的），《核不扩散条约》可能就是最佳政策了。

总之，联邦德国不能为美国提供任何帮助，至少是在越南问题上。基辛格在德国会见了那么多人，结果只落得心灰意冷。他回国后向约翰·麦克诺顿报告：“我不确定这些谈话是否真实反映了今天波恩的那种自怜和初期民族主义的情绪。”

4

基辛格只在一个方面赞同联邦德国发展的方向。正如他首次会晤埃贡·巴尔时所言，“新东方政策的整个想法让我感觉很像是戴高乐的想法。巴尔回答，勃兰特迷恋戴高乐”。这再次说明巴黎是关键。谈到德国问题以外的事情，柏林和波恩的政要说得很少。1965年，联邦德国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基辛格称之为“阿登纳的最亲密的知己、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提出那种典型、乏味的担心……美国在东南亚投入太多资源，可能不会对欧洲很感兴趣”。正如基辛格对玛利昂·登霍夫所言，有一段时间他“对美国这么重视纯粹的德美关系感到疑虑”。联邦德国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事，不可能给美国很多回报。因此关键还在于法国。

早在1964年7月，基辛格就与众不同地开始对戴高乐表示同情。那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深刻的批评文章，分析大西洋联盟的问题何在，文章中就阐述了戴高乐主义。近20年来，核武器发展突飞猛进，现存核武器数量更多、毁灭性更强，但从未被使用过，在这种形势下，政治独立的“新精神”和“多中心主义”完全可以理解。遏制的一大成功就在于不可避免地让美欧关系更松弛，因为世界末日大战的威胁似乎变小了。基辛格认为：“戴高乐根本不怀疑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承诺，其实他信心百倍，不去考虑政治独立的威胁。”无论如何，法国要批评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合理合法。多边核力量是个噱头。这个计划“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手段，目的在于让大家接受美国的核霸权”。根据灵活反应理论，欧洲应该默许“美国独家控制核战略”，只能建设自己的常规部队。但是，“戴高乐却染指北约这个关键问题。在没有共同外交政策（至少是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分歧范围）的情况下，设计一个共同战略可能徒劳无益”。基辛格不仅同意戴高乐早先的提议，整理一份大国“名录”，也赞同法国提出的欧洲统一观，前提是召开外长和内阁各部门官员参与的制度化会议，而不是搞德国式联盟制，尤其是因为后者“最便于英国参与”。这些评论表明，尽管洛克菲勒计划建立欧美联邦制以解决北约问题，基辛格却从未完全信服。

基辛格写了一篇故意挑衅的文章，题为“幻想家”，指责美国人“误解”戴高乐。就连玛利昂·登霍夫这种与他志趣相投的人看了也很不舒服。（她很厌恶这篇文章，读了一部分就搁下了。）他对她说：“尽管我很不赞同他的一些答案，但是他提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试图自己找答案，1965年就出了一本书《麻烦的伙伴关系》。这本书的献词页上说献给他的两个孩子，而本书是在基辛格于1964年3月外交关系协会所做的三个系列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该协会赞助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分裂的另一种选择》，另一本是蒂莫西·W.斯坦利的《转型期的北约：大西洋联盟的未来》。基辛格的这本书写得很仓促。即便年轻的彼得·罗德曼提供了“特别巨大的”研究帮助，托马斯·谢林提出了“犀利的高见”，也无法弥补行文的仓促（有几处把“英国人”拼错了，至少有一个地方明显是要说“法美”，却写成“法德”）。好几个章节都脱胎于早先发表的文章，所以谈论大西洋联盟的部分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不过，有一个重要观点讲得很好：美国必须更加郑重其事地看待戴高乐主义。“美国称霸、欧洲无能”的日子已经结束，却留下了遗产，一方面是美国“自以为是、没有耐心”，另一方面是欧洲“爱发牢骚、缺乏安全感”。现在美国控制了核战略，美苏玩起了缓和，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政治独立风险小，潜在的好处相当大”：戴高乐是头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欧洲领导人。

基辛格专门讨论戴高乐的那一章表明，这个时期他在思想上把戴高乐与俾斯麦相提并论是多么重要。美国人（尤其是国务院的乔治·鲍尔）已经开始认识到应该把欧洲统一为欧洲联邦合众国，因为这样的政治实体才能更好地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伙伴，但是戴高乐已经把它看穿了。他虽然诚心希望欧洲统一，但他只想看到民族国家联盟：一个不再依赖美国来保护自身安全的联盟。基辛格赞成这种远见：

尽管戴高乐做事经常给人感觉他是为反对美国政策而反对，但是他其实有更深的教育目的：教育法国人民或许还有欧洲人民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态度……他的外交风格跟俾斯麦一样，因为俾斯麦就是在锲而不舍地寻找他认定的普鲁士的应有地位，但找到以后又通过谨慎、克制和节制来保护新的平衡。

基辛格在书中对戴高乐总统的所有行动都表示支持，包括那些激怒华盛顿的举动。因此，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做得对，1963年签订法德合作协议确立法国是“联邦共和国利益的保护者”做得对，坚持法国寻求独立核遏制力量做得对（“拿出火险保单并不表示喜欢火灾”），拒绝多边核力量计划做得对。基辛格新近提出成立“北约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由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小国轮值代表组成”，基本上就是对戴高乐正在酝酿的三方名录思想的一个改进。唯一的隐患在于，戴高乐可能像俾斯麦一样，人一死，建立的机构也就消亡了。

政治家必须从现有材料开始。如果他有很多好的想法，但环境无力接受，他的见解再有效也终究会失败。如果他的做派叫人难以接受，那么他是对是错都无关紧要。伟人只有铭记他们的成就必须靠可能跟随他们、天赋不如他们的个人来维持，才能真正有所建树。如果一个机构只有每代都出一个伟人来保护，那么这样的结构天生就很脆弱。这可能就是戴高乐成功的报应。

有些书成功，是时机把握得好。《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就是这样。但是，《麻烦的伙伴关系》的时机把握得很不好。他父亲用地地道道的德国式不够得体的语气写道：“可惜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亚洲那边，不在欧洲这边。”不过，书评倒是很友善。《纽约时报》的书评出自资深记者德鲁·米德尔顿，他驻德国6年，刚刚期满回国。他以万事通那种老练的倒拍马屁的口吻写道：“基辛格先生是专家，很多时候他似乎是写给其他专家看的。”不过，整体上他支持基辛格对多边核力量的批评和对德国困境最新说法的分析。伯纳德·布罗迪很喜欢这本书，写了两篇书评，称之为“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基辛格最好的一本书，也是我知道的有关大西洋联盟的最好的一本书”。另一位评论者赞扬基辛格“对政治现实很敏感”。最严重的批评也许是说基辛格似乎完全忽视了美欧关系中的经济问题。书中只字未提总部在巴黎的经合组织，完全不提诸如“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国际货币流动性的复杂性、贸易关系和关贸总协定”等内容。然而，这本书最明显的弱点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基辛格的设想和戴高乐在他那宏伟但日渐被孤立的爱丽舍宫中设想的现实根本不相容：基辛格设想的是“能让内部的北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国家都能实现愿望的大西洋联邦”。等到基辛格被叫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为大西洋联盟作证时（那时书已出版整整一年），《麻烦的伙伴关系》已经过气，伙伴关系也变得更麻烦。

5

欧洲对大西洋联盟的绝望有各种表现。1965年巴黎各界的普遍情绪都带有总统那种傲慢的色彩。5月，法国外交部全权公使让·德拉格朗维尔告诉基辛格：

戴高乐决心削弱美国对北约的统治，也许要把北约变成老式传统联盟。今年大部分时间他将为德拉格朗维尔担心的更持续的攻击建立基础……在他的印象中，戴高乐想要扰乱欧洲的美国驻军，直到我们减少兵力，只需能维护眼下的安全就行，不想让我们建立一个戴高乐认为的旨在政治上统治欧洲的机构……简言之，戴高乐政策目前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他听戴高乐说“我们要在越南刺破美国气球”。

德拉格朗维尔承认“对西方的趋势感到绝望”，“尤其是法国政策”。戴高乐不仅很想“刺破美国气球”，他还决定阻止欧洲向联邦制方向进一步发展，最惊人的是，他还要直接跟苏联谈“两个德国”问题（戴高乐特意跟葛罗米柯说过）：“两个德国……对不起，我是指美国占领的德国地区和苏联占领的德国地区。”基辛格惊呆了。他对德拉格朗维尔说：“只要我认为戴高乐是个西方人，我就会同情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认为他的行为符合所有盟国的长远利益。现在我有些怀疑。”

上文说过，一年之内，戴高乐将法国拽出了统一的北约指挥部。不难预测他会拒绝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1967年1月，基辛格再访巴黎，德拉格朗维尔又跟他说戴高乐如何发疯，基辛格听得津津有味：

正式文件中记载的法国官方说法是世界将分为三极。一个中心在华盛顿，一个在主导东亚的北京，第三个就是莫斯科和巴黎支配的欧洲……因此，柯西金来访，戴高乐跟他说：“我们必须不断地观察德国，如果有必要我们一天见两次都行……美国在欧洲一天比一天不受人待见。我们就是要这样来一起建设欧洲。”柯西金回答：“我听说你是这么想的，但我要当面听你说出来。”

然而与此同时，戴高乐正设法利用“一种如有必要也可以煽动的厌美情绪建设一个自治的欧洲……戴高乐告诉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他不过是提早一步走在了一条基辛格迟早要走的路上。”在德拉格朗维尔看来，“疯了，因为法国将是德国这种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最后是亚洲，“法国政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挑衅北京在东亚的地位”。

德拉格朗维尔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法国在越南问题上不会保持中立。他听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说必须要在东南亚教训一下美国，这样美国就不会在其他地区装腔作势了。法国官员频频会晤胡志明，强烈要求他采取更灵活的方式，这让美国人难以应付。同时，法国极力要求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正式政府以寻求认可。

于是，在此就能发现为何基辛格最终重拾对这位法国俾斯麦的崇拜。不仅是因为他坚决反对美国的缓和大战略，设法重建“一战”以前的老式法俄联盟，也不仅是他坚决引诱联邦德国离开美国怀抱，同时制止英国加入欧共体。最可怕的是，他积极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打败在越南的美军。他这么做的动机就是要地地道道地推动俾斯麦式的世界分裂出现，让中国主导东亚、美国困守西半球、法国在泛欧洲伙伴关系中与苏联重掌霸权。如果通往河内之路不经巴黎而经北京怎么办？

戴高乐虽然对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但他比大多数人都精明，早就预见到中苏会分裂，想到法国可以浑水摸鱼。亨利·基辛格也想到了。在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基辛格直接谈到“一个经常提到的看法”，即“我们开展外交工作要制造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苏联不和”。然而，他还是持怀疑态度：“当然，不能忽视两国有可能出现不和。如果真有此事，我们应该善加利用，不用固执地强迫往昔的伙伴建立新联盟。不过，这跟主张我们可以促成他国不睦有天壤之别。”

渐渐为人所知的恐怖均势可能在领导6亿人口的中国领导人看来没那么可怕。即便是在人口中心地区公开开战，中国也会觉得可以承受，或许还认为这是称霸世界的最佳手段。

1962年2月，有人问基辛格：“哪一个对和平威胁更大——苏联还是中国？”基辛格的回答模棱两可：

我想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比苏联更容易扩张。与此同时，最近大多数危机都是苏联一手指挥的……我的看法是两者都会威胁世界和平，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

从战术来看，中国可能更危险；从潜力来看，苏联更危险，两者之间的争议有点像是两个人争论是先杀人后拿走钱包，还是不用给你当头一棒就拎走钱包。总之你的钱包没了。

两个月后，人们撰写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立场文件，文件这样开头：“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检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否有意改善美中关系。”基辛格修改了语句，设法让表达变得强硬起来：

我们要设法如果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同意放弃在台湾海峡动用武力，我们可以考虑开放非官方联系渠道……记者、学生、游客，等等。

如果使用这些手段有进展，我们要设法可以建立商务联系，首先放弃武器禁运现在对苏联集团成员国实行什么限制，将来也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实行什么限制。

如果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国际社会成员，同意武器控制，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就可以（在“两个中国”方案基础上）重新讨论。

这就成为洛克菲勒的路线。除非北京放弃在东南亚和台湾海峡实行“好战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不然美国不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基辛格认为，法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遭到谴责”。

后来，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意识到，美国对中国开放能带来冷战时期的外交革命，基辛格也有了新的想法，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辛格的立场是西方在共产党内部分裂上捞不到什么好处……实际上，这种分裂有可能简化我们的问题，也容易让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1964年10月，基辛格为洛克菲勒起草一份演讲稿，他认为“中苏分裂削弱了共产主义，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敌对派系……‘大西洋世界’可以针对不同的共产党政权采取不同的办法，加深共产党世界的分裂”。然而，新形势也有新危险。“从今以后，西方面对的将不再是时而敌对、时而和平共处的局面，而是同时面对两种局面。”再者，共产党分裂后，“对西方双边办法也产生了很大诱惑”。这可能“让共产党坐山观虎斗，乘机逃避困难”。很难相信基辛格看了赫伯特·魏纳的报告无动于衷。报告中说，“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告诉魏纳，中国不再是共产党国家，而是‘纳粹’国家——这是苏联词汇里最恶毒的一个词。”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出自中国的报告没有一份能让人对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的未来作用表示乐观。

唯一暗示基辛格未来立场的，是他1966年发表的论文《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中的一段话。他说：

尽管中国依然比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狂热”，但有趣的是，他们的权力结构可能对新的违背常规的做法更宽容。战术固执和思想活力不应与结构僵化混为一谈。因为领导层的制度是建立在超越官僚权力的威望之上，所以还不至于处处听任行政结构的摆布。如果领导层有变，或者领导层态度调整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有可能比那些制度更健全的共产党国家出现大得多的政策变化。

这就是基辛格常说的“猜测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再次用1936年希特勒的例子加以阐述。

如果行动范围很广，行动时牵扯的知识就很少，很模糊。如果能得到有关知识，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常常又降到最小。由于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根据估计来采取行动，而估计的时候又无法证明估计对不对，因此猜测因素在革命时期最为重要。那时，旧秩序显然在解体，而新秩序是什么样子也很不确定。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对未来的某种构想。

但是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戴高乐也许是法国的俾斯麦，而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在1966年很难预料。

6

基辛格研究俾斯麦和戴高乐之后，发现自己的理想主义遭到挑战。平生第一次，他不得不考虑一种可能性：只有采取现实主义策略，以纯粹的权力关系计算为基础（纯粹的意思是在道德上冷漠、思想上中立），才能将美国从荒谬的越南困境中解救出来。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不能战胜第三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共和国。目前还有一个限制——俾斯麦超越了，但戴高乐却因之在1969年陷入低谷，那就是内政。1966年，基辛格在《代达罗斯》杂志上发表文章《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提出决策过程的几点洞见，他要是坐在哈佛大学的书房里，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基辛格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故意将一个问题的有关因素简化为普通作业的标准”。只有“当官僚机构认定日常的工作不能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或者它规定的行动模式不能用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官僚机构才成为问题。此时，官僚机构开始吸收高层管理者的能量，“调和预期和现实的差异”。注意力“从选择行为（治国术的终极考验）转移到积累事实”，而计划则沦为“将熟悉的情况投射到未来”。

第二个问题是应该取得结果的时间段越来越短，或者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衡量政府成功的时间段比决定历史成就的时间段要短得多”。领导人做决定都很仓促，有压力，决策者如何决定往往跟情况通报是否具有“戏剧性”成效有关。但是，“并不是听起来合理就正确，很多正确的事情第一次讲时可能听起来并不合理”。

第三个问题也引发了“官僚机构竞争”成为做决定的唯一手段的倾向，或者说“官僚机构的不同分支制定一系列非侵略性条约，因而决策者也就沦为仁爱的宪政君主”。因此，总统外交政策演讲的主要意义可能就是“平息华盛顿的内部争议”。同样，总统可能将职责移交给特使或公使，从而绕开官僚机构。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基辛格是在一年后的一篇文章中补充的，那就是许多国家在当高官的要求和当好官所需要的素质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

如果身居高位必须经过无休止的斗争，那么领导人可能到了高位就不行了、创造性枯竭了，或者他们倾向于在位时仍然使用爬上高位的那些手段。一旦政治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放在争权上，一旦他们决定当官第一、办事第二，那么他们维护权力的技能必然是短期的、操纵他人的。

如果每一个现代国家大体上沿着这种路线制定外交政策，即便不存在思想分裂，“跟其他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洽谈”的可能性也不大。“官僚实用型”国家（例如美国）想与“意识形态型”国家（苏联和中国）、“革命魅力型”国家（例如古巴）做生意，最终能达成一致，真是匪夷所思。

虽然是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基辛格还是说出了结论：由此就出现了越南问题。一边是美国，美国谈判者一般“对谈判桌上的要求极其敏感——有时都不顾长远打算”。在内部讨论中，“美国谈判者经常会提倡最大程度的让步，他们的法治背景诱使他们在华盛顿和正在谈判的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奉行“如果双方出现分歧，通常真理是在中间某个位置”的准则。这种墨守成规与“低估历史因素的作用”齐头并进。（“美国领导集团处理技术问题能力很强，但把握历史进程则低能得很。”）另一边是越南。与罗斯托这种乐天派相反，“河内领导人不是很想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这只能通过缓慢、痛苦、技术性强的手段才能实现，不像独立斗争那么具有英雄气概”。“他们相信冒险的外国政策不会危害经济发展前景，甚至还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原因之一是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一方不提供经济援助也会有另一方提供经济援助。（“他们的外交政策越冒失，主要竞争者就越有可能拉拢他们。”）

场景已布置停当。两个对手的行动方式天差地别，跟各自声称的目标也大相径庭。现在该想办法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基辛格现在总算明白，要实现这一目标，再去西贡没有意义。为了寻求越南和平，他四处奔波，跑华沙，跑越南，跑布拉格，不过头一站是巴黎。

[1] 这些手书的添加成分在原稿中实际上全为英文大写。

[2] 这里提到的人有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外交部部长格哈德·施罗德、柏林市市长和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维利·勃兰特、社民党的议会领袖弗里茨·埃勒尔、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和副总理埃里希·蒙德。

[3] 当基辛格回复说“总存在一种危险就是桥梁是人人都能走过的东西”时，巴尔有充足的理由来取消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