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困窘的战时经济

财政与战争

伯特兰·罗素曾将战争的目的定义为“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说，同盟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了全面把握同盟国规划战争的优势，我们不仅要考虑军事效率，同样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第九章衡量了交战国的经济状况，但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实际的破坏行动，因此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正如罗素所说，所有战争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对敌人造成杀伤。因此，对战时效率的任何评估都要考虑到对对方造成的军事损失，正如对军事有效性的任何评估都必须考虑其付出的经济代价一样。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将目光聚焦战时经济。

众所周知，尽管大部分国家都通过法令来规定分配物力资源，但直到战争结束，它们的经济制度仍旧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并通过物价管制来监测和控制过分畸形的经济。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全盘掌控原材料、大公司或人力资源（正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切都需要花钱购买。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财政与任何或多或少带有官僚性质的资源分配机构（正如第九章中所讨论的）一样，是经济动员的关键。

1914年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人们无力承担这场发生在主要欧陆强国之间的战争；任何战争行为都将导致财政的崩溃。当战争真正打响后，其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似乎验证了这些预言（见第七章）。1914年8月10日，凯恩斯兴奋地向贝阿特丽策·韦布说，

他坚信战争不会超过一年便会结束……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但这种财富并不能够迅速帮助实现战争目的：对于战争来说，利用资本设备生产的东西毫无用武之地。当所有可资利用的财富都被挥霍一空时——他认为这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些国家便不得不诉诸和平了。

1914年的伦敦充斥着上述这种草率的乐观。阿斯奎思向乔治·布思保证，战争“在几个月内”必会结束。英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军官阿奇博尔德·默里也信誓旦旦地对埃舍尔说，“如果诸事顺利，战争3个月后便可结束；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或许需要8个月；如果超过这一期限，我们便没有能力供养战场的军队和居民，到时需要承担的财政压力将突破欧洲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此我们不必多言，1914年8月的财政危机并没有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停下脚步。一位明智的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早在1913年1月就对此有较为准确的预言。其发表在《国民评论》的文章《英德对抗与美国》中，他敏锐地反驳了财政崩溃将会结束战争的观点：

这场对抗更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久的鏖战……参与其中的两方谁都不会占据上风。尽管有很多文章指出，持久战是经济能力所不允许的，但并没有实际的案例来支持这个理论，并且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代信用体系对战争的延长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论点也有不少支持者。1914年，基奇纳也曾对他那些持乐观主义的同事发出过警告。他对埃舍尔说，由于“战争的脚步从未被财政压力所阻挠”，因此这场战争将“至少要持续2~3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布洛赫预示的崩溃局面到来之前，战争的实际花销、欧洲的纳税人，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和货币市场都挺过了这长达3年的浩劫。

但崩溃的厄运是否像众人所说的，降临到了德国的头上呢？的确，经济历史学家自始至终都认为，1914~1918年德国的战时经济并不乐观，并将这种局面归咎于“冲上云霄”的通货膨胀。批评的声音中，主要是谴责政府没有充分利用直接税收，并过于依赖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借债形式。在他那颇有启迪性的英德经济情况对比中，就连西奥·鲍尔德斯顿都始终坚持认为，德国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是一种失败。他的观点颇为让人信服：实际上，德国通过税收而对战时的公共开支付账的份额并没有比英国少很多。但他的结论却涉及致使德国失败的细微之处：除此之外，正是德国金融市场在吸收政府短期债务上的能力不足，才导致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货币过剩。而这些闲置的资金与我们在上一章节中讨论过的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不无关系。遭到抑制的通货膨胀——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价格调控——又导致了黑市的出现。这使现存的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更加恶化，并促成了德国经济总体效率的下滑。

因此，德国的经济局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下列情况。战争的花销甚至比悲观者的预期还要多。包括社区和社保体系在内，公共总开支从战前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8%，飙升至1917年的76%。税收仅能满足开支中的一部分。政府提高直接税收的失败体现了商业的强大政治地位，因为正是它们——尤其是工业行业——成为战争的受益人和暴发户。典型的案例是抵制1916年6月引进的对所有商业活动均按照统一费率课税的营业税。与此相反，大量开支通过贷款得以支付。鉴于德国只能向国外借到有限的资金，大部分借款压力落到了德国的资本市场头上。然而随着公共部门赤字的螺旋上升，贷款的程度超过了公众向政府贷出的额度。1918年11月，德国的流动债务达到512亿马克，占到德国总债务的34%。过度的公共借款反过来导致了货币的迅速扩张（出现在1914年7月31日德国银行非法终止现金支付之后）。通过对德国银行储蓄条令的若干修改，8月4日通过的法令为无限的货币增长创造了机会。其后，流通的货币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货币的扩张导致了通货膨胀，尽管在物价调控下，情况稍微有所缓解。然而，人为制造价格差别的管控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从而使得提供必需物资的黑市蓬勃兴起，加剧了官方市场货源短缺的局面。这种让人无奈的购买力出现过剩，并降低了经济效益，让德国逐渐陷入国内崩溃和失败的泥沼。

从这一论点中我们能够得出，英国的财政优势奠定了它胜利的基础——劳合·乔治坚信这一点。作为财政大臣，他惊讶地发现，战争伊始英国的承兑所几欲崩溃，清算银行也使得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兑换陷入全面停滞。（它们就可以向客户提供低于银行费率的流动资金。）延期偿付的政策以及延长的银行假期拯救了承兑所，但尽管清算银行再三恳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依旧坚持1844年的协定，避免任何形式的停滞状态。双方达成一致，货币兑换应当继续，但银行利率继续降低1个百分点。一周后，银行能够对8月4日以前接受的所有票据进行贴现，这缓解了承兑行的现状，不得不说是一种胜利。劳合·乔治也因此声名鹊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909年有人预言，如果预算法案通过，伦敦金融城将面临破产。劳合·乔治已经成功击败了银行家。几周后，他在女王大厅的著名演讲中透露出了些许骄傲：“你们身上有没有面值5英镑的纸币？（笑声和掌声）要是有的话，烧了它吧。还不是几张废纸！它们是用什么造的？残片碎布罢了……可它们价值几何？事关大英帝国整体的信誉啊。（更大的掌声）”众所周知，大英帝国的整体信誉保证了战争的胜利。9月，他在另一次演讲中说道：“我认为，资金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就连凯恩斯本人都被这种乐观情绪所渲染，但之后他的心态却大为逆转，变得悲观消沉。1915年1月，他是如此说服其友人伦纳德和弗吉尼娅·伍尔夫的，“我们志在必得，并以一种伟大的姿态，在最后关头调动我们所有的才智”——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的——“以及我们的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