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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经济后果

反对宗教改革，打击“加尔文主义”[1]的行动最终宣告失败，这场失败也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西北部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经济发展上几乎没有差别。而在路德的改革之后，新教盛行的国家逐渐显现出更有活力的经济发展态势。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尽管路德的愿望是净化教会，然而宗教改革还是引发了大规模的资源再分配：宗教活动的资源流失到了世俗活动中。德国的新教区关闭了2/3的修道院，其大部分土地资源和其他资产被非宗教领袖卖给了一些富豪或大公司。这种情况在英格兰也屡屡发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摒弃了在修道院生活的想法，转而选择更多的职业。新教堂越来越少，现代建筑却接连拔地而起。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宗教改革其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是一场“促进了欧洲世俗化的宗教运动”。[2]

与此同时，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的印刷业变革也产生了一些非预期后果。从1450年到1500年，图书的价格降了2/3，并且呈持续下跌趋势。在1383年，雇请一名抄写员为威斯敏斯特主教誊写弥撒书（祈祷书）的费用相当于主教208天的工资；而到了17世纪40年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英格兰每年各种年鉴的销售量都能达到30万册，45～50页的一册书只卖2便士，而当时的普通日工资是11.5便士。15世纪到16世纪，英格兰图书价格平均下降了90%。而这不仅仅是一场书籍销售的狂潮。 [3]

从16世纪到17世纪，在15世纪末就建造了印刷厂的城市与那些规模相似却没有印刷厂的城市相比，发展的速度至少快了20%，甚至有的达到80%。从1500年至1600年，城市发展中的18%到80%都是由印刷业贡献的。[4]迪特马尔甚至认为：“印刷业产生的社会福利，在19世纪40年代相当于收入的4%，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则相当于收入的10%。”在当时，这远大于当今个人电脑所产生的社会福利影响，据估计，2004年个人电脑产生的社会福利也不超过个人收入的3%。[5]

而1977年至2004年，电脑降价的态势与15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图书价格的下降轨迹非常相似。然而，似乎越是早期、越缓慢的信息技术革命越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对这种差异最好的解释是，在传播对现代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的知识方面，印刷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已知的印刷数学文本是《特雷维索算数》（1478年）。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在威尼斯出版，该书肯定了复式簿记的好处。很快，关于酿造和玻璃吹制等制造技术的书籍相继出版，这些书籍使得最佳实践经验得以迅速传播。

这还不是全部。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文化生活以罗马为中心高度集中。路德革命后，欧洲文化网络完全改变了。根据欧洲思想家的出生地和死亡地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种重叠网络：一种是“赢家通吃”的政权，在巴黎周围大规模集中；另一种是“适者更富”的政权，存在于整个中欧和意大利北部，其许多子中心在集群中相互竞争。[6]1500年后，“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似乎并不适用了（见插图10）。

[1] Owen,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34f.

[2] Cantoni, Dittmat and Yuchtman, ‘Reformation and Reallocation’.

[3] Dittmar, ‘Welfare Impact of a New Good’.

[4] Dittmar, ‘Ideas,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5] Dittmar, 'Welfare Impact of a New Good’.

[6] Schich et al., ‘Network Framework of Cultur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