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克岛的骷髅

当20世纪的黎明到来时，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前驱。德国的教授们赢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金中最大的一份：从1901年到1910年，占了总奖金的33%，随后的10年这一数字达到29%。德国的大学引领了世界的化学和生物化学。雄心勃勃的毕业生从欧洲各地汇集到哥廷根、海德堡和图宾根，仰视着一个个德国科学巨人。帕斯特后，罗伯特·科赫以细菌学的主导力量出现。另一个德国人——埃米尔·冯·贝林——是破伤风和白喉抗毒素的开发者之一，为此他被颁以诺贝尔奖和铁十字勋章。另两个德国科学家——弗里茨·绍丁和埃里克·霍夫曼，发现了苍白密螺旋体是梅毒的起因。保罗·厄里奇是洒尔佛散的发明者之一，这是治疗梅毒的第一种有效药。

但是，这样特别的科学成功有它阴暗的一面。潜伏在真科学里的是一种伪科学，它声称人类不是单一的、大体同质的种类，而是有划分、有排序的，从雅利安“优秀种族”一直往下划分，到不值得以智人相称的黑色种族。还有比德国获得的非洲殖民地更好的地方来验证这些理论吗？非洲又变成了另一个实验室，这次是种族生物学。

每个欧洲大国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来争夺非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国人喜欢建铁路和卫生中心。英国人更多的是去挖金子、猎寻幸福的峡谷，他们也建设教会学校。比利时人把刚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奴隶国家。葡萄牙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德国人则是宴会的迟到者，对于他们而言，殖民非洲的目的之一是对种族理论进行大试验。当然，早先的殖民国家也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非洲人在生物学上是低等的，在先进的白色“雅利安人”对非洲的开发中，这是个恼人的障碍。但是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残暴地将此理论转化为殖民实践，地点是西南非洲，即今天的纳米比亚。

1884年德国人首先对西南非洲荒凉的海岸宣称主权。一年以后，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被任命为帝国专员，他是更为有名的赫尔曼·戈林的父亲。到西奥多·莱特温1893年被任命为该殖民地第一任总督时，德国的目的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剥夺当地土著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土地，让德国农民住下来。该政策在保罗·冯·罗赫巴赫有影响的著作《德国殖民经济学》中被公开加以鼓吹。这个计划在当时看上去充满了科学的合法性，就像欧洲人正在进行的抗击热带病斗争一样。

1851年，查尔斯·达尔文的堂兄弗朗西斯·盖尔顿在皇家地理学会的帮助下，曾来到这个贫瘠但可爱的国家。回到伦敦后，盖尔顿报告，他曾见到“足够多的原始种族，这些材料可让我余生思考不尽”。盖尔顿对赫雷罗和纳马的观察后来为他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素材。正是盖尔顿在人类遗传方面所做的人体测量学工作，为由他命名的“优生学”学科打下了基础，即通过血统甄选来改善人类基因库^[1]。这就是对公共健康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培育出能抵挡病原体攻击的超人的优秀种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类似盖尔顿这样的工作在100年前属于科学前沿，因为在当时，种族主义不是什么反动意识形态；科学上无知的人对它的信奉就像今天的人们对全球变暖人为说的认同。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种族间的基因差距被证明相对较小，而种族内的变异却相当大，优生学和相关的“种族卫生学”概念才最终被摒弃。

一个世纪前，西方几乎没有人怀疑白人优于黑人。白人认为就是如此。而种族理论更让这臭名昭著的种族不平等变得理所当然，这种不平等后来在美国南部发展成制度化的种族隔离，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德属西南非洲，黑人被禁止骑马，必须向白人敬礼，不能在人行道上行走，不能拥有自行车或去图书馆。在殖民地的初级法庭，一个德国人的证词相当于7个非洲人的证词。殖民者因谋杀和强奸罪只需罚款，而非洲人则要即刻被绞死。正如一个传教士评论的，“一般的德国人看不起当地人，就像自己是高一级的首主教（他们最喜欢用狒狒一词来称呼土著人），并且对待他们就像对动物一样”。在19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体现出些许进步，而德国人却没这样做。

然而，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不是种族理论中孩子般的人。赫雷罗人是强悍的牧民，在广袤的纳米布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之间的牧场上放牛，经验丰富。纳马人能征善战，是技艺高超的骑手和射手，就像东部的布尔人一样。看到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南非的所作所为，他们深知德国人会做些什么。在世纪之交，令人震惊的牛瘟爆发严重削弱了赫雷罗人的经济地位。结果，他们不得不将土地出售给德国殖民者。由于德国商人的收债方式过于蛮横，他们和赫雷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赫雷罗人要抵制明目张胆的抢劫，特别是在一系列极端恶劣的暴行，包括一名德国殖民者谋杀了（企图强奸）他们一名部落首领的媳妇之后。

一位名叫泽恩的年轻人作为分区主官助理，在划定土著人新保留地边界的文件上伪造了赫雷罗头人的签名，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1904年1月12日，在萨缪尔·马哈雷诺的领导下，赫雷罗人起来反抗，杀死了奥克哈贾地区能找到的每一个有行动能力的德国男人，但是有针对性地放过了妇女和儿童。超过100名德国殖民者被杀死。作为回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派遣阿德里安·迪特里希·罗塔尔·冯·特洛塔将军，指示他“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来恢复秩序”，而特洛塔选择了最恶劣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德国的殖民化理论家比起他们法国或英国同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提出，对于“不好的、文化上笨拙的、掠夺成性的（土著人）部落”有必要进行“真正的灭绝”。特洛塔将此理论付诸实践。他发誓要用“绝对的恐怖主义”来“摧毁反叛的部落，让其血流成河”。在向赫雷罗人发表的寒气逼人的政令中，他将德国种族理论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是德国的大将军。我要告诉你们赫雷罗人的是，你们这些赫雷罗人不再处于德国羽翼之下（也就是说，不再是德国的属民了）……你们这些赫雷罗人现在必须离开这片土地，它属于德国人了。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就要用大炮驱逐你们。你们任何人只要踏上德国的土地就要被枪打死。我不会抓妇女或病人，但我会在他们的头人后面驱赶他们，不然我就要用枪杀死他们。

这就是我向赫雷罗人说的话。

伟大的德国皇帝属下的大将军
特洛塔

1904年8月11日，靠近沃特伯格高原的哈马卡里战役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一场大屠杀。赫雷罗人被集中到一个大的营地，他们在这里曾为以前的德国部队送行，他们等待着和平谈判。但是特洛塔包围了他们，向他们发动了致命的炮击，接着用马克西姆机关枪将男女老少杀死。正如他事先设想的那样，幸存者逃往贫瘠的奥玛何克沙漠，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他们的劫数”。沙漠边缘的水源被严密把守。按照西南非洲总参谋部一份官方报告称：“德国机枪没有杀尽的赫雷罗人，将被无水的奥玛何克灭绝。”特洛塔也是同样地直截了当：“我认为像这样的民族应当被消灭。”

德国人不只是依赖沙漠来实现种族灭绝。没有参加起义的赫雷罗人被殖民卫队的“清洗巡逻兵”追捕，这些巡逻兵信奉的是“清洗、绞杀、枪击，直到他们全部死亡”。那些没有被当场杀死的人，主要是妇女儿童，却被关进了5个集中营。后来，纳马部落的人也加入了反德暴乱，但错误地相信了德国人缴枪不杀的承诺，放下了自己的武器。德国的集中营与英国人在南非布尔战争中设立的不同。那里正进行着一场游击战争，目的是为了切断布尔的供给线；糟糕的卫生状况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惊人的死亡率。在德属西南非洲，战争已经结束了，集中营成为死亡营。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靠近吕德里茨的沙克岛上。

这个集中营位于岛的最远端，最大限度地暴露在风中。没有足够的遮蔽物、衣服和食品，犯人们被强迫建造防波堤，站在齐腰深的、冰一样冷的水里。那些在劳作中踉跄的人会被卫兵挥舞着粗皮鞭无情地抽打。1905年9月，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库尔曼的传教士访问了该岛。他惊恐地看到一个精疲力竭的妇人只是为了爬着去找水，就被致命地射中了大腿和胳膊。从1906年9月到1907年3月，沙克岛上的1 795名犯人中，共有1 032人死亡。最后的死亡率接近80%。起义前，赫雷罗人有8万，此后仅有1.5万人幸存。纳马人曾有2万，1911年人口普查时剩下不足1万人。集中营里的纳马犯人只有1/10活了下来。随着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土地被悉数没收，根据1905年12月的一份帝国政令，德国殖民者的数量到1913年增加了两倍，达到近15 000人。幸存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只比奴隶稍好些，但最微小的过失都会招致一顿毒打。

西南非洲土著居民的苦难并未就此终结。似乎还嫌已被大量杀死的人数不够多，德国人以“种族卫生”的名义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实施进一步的试验。至少有一名医生在西南非洲对集中营的犯人进行了致命的试验。1906年，为了所谓的种族生物研究，对犯人进行了多达778例尸体解剖。随后，标本颅骨还被送回德国进一步研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强迫女性犯人用玻璃碎片将颅骨刮擦干净。

众多德国科学家对时髦的种族新领域非常感兴趣，尤金·费舍尔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听说西南非洲有一种混血种族，叫做雷欧巴斯巴斯特斯，受此吸引，他在当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给他们从头量到脚，并仔细地看了他们的面相。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鼓吹这是奥地利人格里高尔·门德尔提出的基因遗传理论运用于人类的第一次尝试。“这些杂种”——他这样称呼他们，在种族上优于纯黑人，但劣于纯白人。因此，混血儿们可以发挥的作用是担任殖民地警察或低级官员。但应避免任何进一步的种族混血：

我们对这点确定无疑：那些吸纳了低等种族血统的欧洲人——只有狂热分子才否认黑人、霍屯督人和其他人（比白人）低一等——无一不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已经沦落。

此时，在德属西南非洲已经有许多法律反对跨种族通婚。

并不是德国的每个人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对于他们自认的文明祖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抗议。即使是殖民经济学家保罗·罗赫巴赫也谴责特洛塔的种族灭绝政策，指出没有非洲劳力，西南非洲就无法发挥作用。但是，恼人的问题依旧存在。西南非洲是否会成为将来更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的试验场？如同康纳德在其小说《黑暗之心》中所言，这是不是一个非洲将欧洲人变成野蛮人，而非欧洲人教化非洲的范例呢？真正的“黑暗之心”在哪里？在非洲？在欧洲人中，谁视其为种族伪科学的实验室，将它列为破坏西方文明出口的毒瘤？

对非洲人滥施暴虐，定将遭到可怕的报复。由于种族理论太过恶毒，不可能把它仅限制在殖民地内部。随着新世纪的降临，它回到了欧洲老家。西方文明将要遭遇其最危险的敌人：它自己。

1914年开始的战争不是一些吵闹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它是世界帝国之间的战争，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战争。这也是西方裹挟着自身毁灭种子的第一个征兆。在这场战争中，不同于以往冲突的是，西方放出撒手锏来对付自己。工业化经济提供了机械化毁灭的手段，现代医药也在整个血腥战争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没有哪个地方的交通问题比非洲还要严重，缺乏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可依赖的驮畜，只剩下一个解决方法：人。超过200万非洲人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都是在搬运供给、武器和伤员，尽管他们远离佛兰德斯战场，但这些被遗忘的附属品和欧洲最前线的士兵一样，经历了地狱般的时刻。他们不仅吃不饱，而且加班工作；一旦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他们就像他们的白主子一样对疾病相当敏感。在所有被雇为搬运工的非洲人中，近1/5死亡，他们许多人是痢疾的受害者，这种疾病蹂躏了战场上的所有殖民军队。在东非，服役英军的3 156名白人在岗位上死亡，其中死在敌人手上的不足1/3。但是如果加上黑人军队和搬运工，整个损失超过10万。

正如我们所见，分享文明是白人为统治非洲经常宣扬的基本思想，而战争——在德国所有的殖民地都打响（包括多哥、喀麦隆和东非以及西南非洲）——让这种说法成为了笑料。“在我们身后，我们留下了被摧毁的田野、仔细搜寻过的仓库，而在不久的将来，就是饥馑。”路德维希·德普写道，他是德国东非军团的一名医生，“我们不再是文化的代言人；我们的足迹打上了死亡、劫掠和扫荡一空的村庄等记号，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我们自己和敌人军队所干的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多数战场处于僵持状态。英法联军必须瓦解德军在西线的严密防线，德军作为防御方占得优势，这种优势也为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提供了条件。特伦蒂诺和艾松佐前线同样僵持不下，意大利人无法击退奥匈联军。东方的战事更为机动，但在这儿德国人也占了上风，尽管他们的哈布斯堡盟军犯了大错。为了打破僵局而开辟加里波利、萨洛尼卡、美索不达米亚新战线的努力，也只落得悲惨结局。没有什么神奇武器会带来原子弹那样的效果；毒气被广泛使用，威力虽大但不是决定性的；潜艇可以破坏英国的进口贸易但不能阻断它。到1917年春天，随着消耗战苦苦地进行，法国的前景黯淡。2月份，俄国的叛乱和革命给了德国取得东线胜利的希望。美国尽管从4月6日开始与德国处于正式交战状态，但要在西线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至少还要6个月。另外，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中遭受巨大损失后，法国政府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法国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地对家庭规模实行了控制——也许是因为法国妇女对性了解较深，她们较能接受避孕措施——因此，年轻的法国人比德国人要少很多。到1917年3月，已经有130万法国人被杀或被俘。简言之，法国战时的损失近乎英国的两倍。几乎1/8的从15岁到49岁的法国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血税”，即义务兵役，事实上相当沉重。

人们容易忘记在1870年到1940年间，法国在三场对德国的战争中失败了两次。1917年似乎也到了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法国应当到哪里寻求帮助呢？回答是非洲。正如我们所见，虽然法国的大多数非洲属民被认为不符合享有法国公民权的资格，但在扛枪保卫祖国上倒被认为是符合资格的。然而不管在任何地方——塞内加尔、法属刚果、法属苏丹、达荷美和象牙海岸——非洲人都拒绝回应母国的召唤。从一个母亲对一名法国军官的抱怨中可以反映出这种集体情绪：“你已经拿走了我所有的一切，现在你又要拿走我唯一的儿子。”多数人认为征召入伍相当于“必死”的判决。看来能够解此困境的唯一人物是布莱兹·迪阿涅，第一个被选入法国国民大会的非洲人。现在，他愿意回到塞内加尔去当一名光荣的征兵中士吗？

迪阿涅看到了与乔治·克莱蒙梭总理做交易的机会。他认定，任何来参战的非洲人都应给予法国公民身份。西非应当建设更多的医院和学校。老兵应当免除税负，并得到体面的养老金。迪阿涅打电报给他在达喀尔的同事，如果他要求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就抵制征兵。

在法国国民大会的首次演说中，迪阿涅曾说：“如果我们能来这儿立法，我们就是法国公民，如果我们是的话，我们也会要求像所有法国公民那样在军队服役。”这是一个巧妙的诉求，它贴合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统，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有武装力量的国家，国家的每个公民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也有拿起枪来保卫国家的神圣义务。克莱蒙梭被说服了。“那些在炮火下倒下的人，既不是作为白人倒下，也不是作为黑人倒下，”他宣称，“他们是作为法国人，为了同一面旗帜倒下的。”

作为参军的鼓励，法国公民权的许诺被证明是惊人的成功。至少63 000名西非人回应了迪阿涅的召唤，超过了法国人要求数目的两倍多。总之，来自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164 000人在战争期间成了欧洲的战士，占了来自整个法帝国的50万强大殖民军的相当部分。作为一名应征者，奈马蒂·姆巴耶回忆道：“他（迪阿涅）告诉我们，法国已经和德国人开战了。他说，‘你们是法国人的朋友。当他有难时，你们必须去帮助他们。法国人已经请求（你们）去帮助他们打仗。’”大多数志愿者热情很高，证明他们去服役很“高兴”，去打仗很“幸福”，在军队里会觉得很“自豪”。登巴·姆波普是急于为法国而战的一员：

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不知道战争究竟什么样。我很好奇，我想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当一名士兵是什么样的……（想到）我要去找寻新的感觉了，我很高兴。我不知道。

很快他就知道了。

他的指挥官查理·芒金将军认为他对非洲人略知一二。芒金曾是马尚法绍达探险队的一员。1910年，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中校，他和一群科学家游历了西非，他还带了增加招募的命令。芒金对最新的种族科学比较熟悉。在用一系列的伪科学方法检查了新兵后，他的考察队得出结论，多亏了非洲人未开发的神经系统，非洲士兵才会比欧洲士兵更不害怕，更不觉得疼痛。所以，在炮火下，他们更为坚定。1917年，芒金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在他的领导下，姆波普和他的同伴被用来对付西方最精良的军队，这一战争机器就是德帝国军队。

[1] 盖尔顿在晚年写了小说《无名国》，描绘了一个信仰优生学的人组成的乌托邦世界，在这里，人的繁衍权取决于测试结果，而“那些不合格的人若擅自生子，则被视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