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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破坏
有民间传言说，圣雄甘地曾经被记者问及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他回答说，他认为这是个好的想法。他或许对世界秩序也做出过如此评价。亨利·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中认为，世界正处于一种近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境地。欧洲、伊斯兰、中国和美国这四个渴望掌控世界秩序的主体，即便还没有衰退，也各自处于不同的质变阶段。因此，它们的愿望都没有真正的合法性。这种新的世界秩序的新特点是区域集团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摩擦可能升级为某种大规模冲突的潜在风险，其根源和潜在破坏性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区域集团化，而这些区域集团扮演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的角色？”基辛格这样问道，“如果是这样，它们是会产生平衡，还是会将世界秩序的核心玩家的数量压到少之又少，以致产生不可避免的僵化？而这些固化的集团是否会争个你死我活，以致20世纪早期的危险卷土重来？”[1]他对该问题的回答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我们要担心的）与其说是国家间的一场大战……不如说是通过特定的国家结构和治理形式所确定的影响范围的演进变化——例如，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和激进的伊斯兰模式的对抗。在每一种模式的影响范围的边缘，每个主体都会被诱惑着去测试它与其他被称为非法秩序的实体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进程的紧张局势将退化为在大陆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争夺地位或优势的策略。区域间的斗争可能比国家间的斗争更具破坏性。[2]
这一理论跟一些关于1914年战争起源的理论有些相似。一个不稳定的权力网络即使在轻微的扰动下，也可能“达到临界值”。
与那些声称（基于对冲突统计数据的误读）世界正在稳步变得更加和平以及“国家间的战争……几乎都过时了”的人相反[3]，基辛格认为，当下全球力量之间的冲突的火花是极易被点燃的。首先，鉴于“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世界的政治结构却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4]其次，核武器被默许扩散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冷战“俱乐部”的国家，从而“增加了核对抗的可能性”。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网络空间领域，基辛格把这个领域比作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对称性和一种先天的世界性紊乱被纳入……权力关系”。[5]在最近的采访中，基辛格概述了以下最有可能催生大规模冲突的四种情景：
（1）中美关系的恶化，两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6]，在历史上，似乎每一个占主导地位大国和正在崛起并挑战它的国家都会陷入这一陷阱；[7]
（2）在相互不理解的基础上，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破裂，而下述两项共同发生或单独发生都可能引发这一情况；
（3）由于当今欧洲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缺少令人信服的武力威胁的外交只是空话，这导致了欧洲硬实力的崩溃；
（4）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看来，由于奥巴马政府准备将该地区的霸权移交给一个仍然具有革命性的伊朗，因此中东冲突升级。
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美国战略，那么这些威胁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多个的组合都有可能将单纯的混乱变成大规模的冲突。[8]
基辛格的警告不容忽视。如今的世界就像一个经常会灾难性停电的巨型网络。2017年年初，美国总统曾在推特上说，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正在非法向《纽约时报》泄露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通信的机密信息，但是他坚称这是个“假新闻”。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通过维基解密和一个在线网络军团（所谓的领导军队）干预了美国的总统选举，违反1987年《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部署了一枚新的巡航导弹，并派遣间谍船“维克托·列昂诺夫号”去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侦察美国的潜艇基地。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法国和德国的政客们同样为俄罗斯干涉他们即将到来的选举感到担忧。尽管如此，那个星期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却是一个YouTube网红的耻辱，网名为屁弟派的费利克斯·谢尔贝格当时27岁，他的反犹太主义的调侃导致谷歌和迪士尼都取消了与他的合作。[9]
与此同时，那个自封的伊斯兰国发布了一份在线政治宣传指南，向其支持者解释如何利用新闻业对“点击量”的渴望来发射亲ISIS的“媒体炮弹”。一份关于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开办学校的报告显示，他们要求学生上报他们认为可能被自杀式炸弹炸死的什叶派穆斯林或“异教徒”的人数。一名ISIS恐怖分子似乎是为了帮助学生找到答案，在巴基斯坦塞万的一个拥挤的苏菲派神殿内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至少75人死亡。在首尔，三星电子帝国的继承人因涉嫌贿赂被捕，这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和她神秘的朋友崔顺实被卷入腐败丑闻之后的最新受害者，崔顺实是永生教会创始人的女儿。另外，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一名女刺客将致命的VX神经毒剂泼到一位朝鲜籍男性游客的脸上。她的T恤上有一个通用的网络聊天缩略语“LOL”（Laughing Out Loud，大声笑）。[10]
然而面对这些事件，我们没法笑出来。全球化正处于危机之中：民粹主义正在抬头，专制国家正在崛起。与此同时，技术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有可能使大多数人变得多余、不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为了寻求答案，许多评论家简单粗糙地诉诸历史的类比。对一些人来说，唐纳德·特朗普是即将宣布美国独裁统治的希特勒。[11]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特朗普是尼克松，正处于被弹劾的边缘。[12]但现在既不是1933年，也不是1973年。技术的集中化使得极权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可能。40年后，民主选举出的总统很难在犯错之后逃脱法律的制裁。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媒体仍然由电视网络、报纸和新闻机构组成。可能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家，这些机构都是由中央控制的。因此，如果不理解新的信息技术给当今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变化，就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这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关键问题是，它是如何改变世界的？答案是，相对于传统的等级权力结构，技术已经极大地增强了各种网络的力量——但是这种变化的后果将取决于这些网络的结构、衍生性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在前文提到过印刷技术对16世纪欧洲的影响，而将互联网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与其做类比应该是最合适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就像路德时代的小册子和书一样，赋予网络以力量。事实上，1977年至2004年间，美国个人电脑的生产和价格轨迹与1490年至1630年间英国印刷书籍的生产和价格轨迹非常相似（见图58.1）。[13]在宗教改革时期及之后，随着识字率的提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呈指数级增长，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各种印刷书籍，而不必依赖于演说家和传教士向他们传达新思想。
图58.1 书籍和个人电脑的价格和数量随时间变化，分别是15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和1977年至2004年。
但同时，我们的网络时代和欧洲印刷术出现后的时代也有三大不同。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区别，是我们的网络革命比德国印刷机引发的革命浪潮更快，地理范围更广。让世界的大部分人上网，比让世界上84%的成年人识字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在1998年，全世界只有大约2%的人可以上网，而今天，这个比例是40%。这一变化的速度大约比后谷登堡时代快一个数量级：1490年后的几个世纪相当于1990年后的几十年。正如我们所见，谷歌发迹于1998年门洛帕克的车库；今天，这个网站可以每天处理超过42亿的搜索请求。2005年，在圣马特奥一个比萨店楼上的小房间，YouTube出现了；今天，它允许人们每天观看超过88亿个视频。脸书的雏形出现于十多年前的哈佛大学校园；今天，每月至少登录一次脸书的用户近20亿。[14]而每天发送的电子邮件数量是这个数字的100倍。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相连。从每年新增的互联网用户和智能手机用户的数量来看，全球网络的增长速度可能正在放缓，但没有停止的迹象。其他方面（例如，从文本到图像和视频的转换，以及从键盘到麦克风接口的转换）也在加速。这意味着，读写能力最终将不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障碍。
这场技术革命不仅限于发达国家。就连通性而言，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正在迅速赶上。在全球20%最贫穷的家庭中，大约70%的家庭拥有手机。印度的巴帝电信公司拥有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客户群。事实上，印度的互联网用户数量现在已经超过美国。让每一个肯尼亚家庭都拥有手机用了8年时间。而该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狩猎通信首创的M-Pesa支付系统仅用了4年时间就覆盖了80%的家庭。[15]即使是贫穷和混乱的索马里，5年内手机普及率也从5%上升到50%。[16]给穷人提供移动通信貌似比给他们提供清洁用水要更容易——这或许是让私营部门而不是软弱腐败的政府来提供清洁用水的一个理由吧。[17]
其次，当今网络革命的分配结果与早期现代革命的分配结果大不相同。15世纪的欧洲不是实施知识产权法的理想之地，在那个时代，知识产权只存在于技术秘密被行会垄断的时候。印刷机没有创造出亿万富翁：谷登堡不是比尔·盖茨（实际上，他在1456年已经破产了）。此外，只有印刷媒体的一部分（报纸和杂志）试图从广告中赚钱，而互联网最重要的赢利方式就是广告。尽管如此，很少有人预见到，尽管互联网提倡知识的民主化，但是互联网联结的巨大网络会是如此不平等。基本上远离了冲突的一代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没有吸取教训，能够减少不平等的不是一个不受监管的网络，而是战争、革命、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形式的没收。[18]
诚然，创新降低了信息技术的成本。从全球视角来看，1992年至2012年间，计算和数字存储的成本每年下降33%至38%。[19]有些人预言，互联网将成为大量众包应用程序的集市，然而正相反，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无规模的网络，是一个超级连接中心。[20]寡头垄断已经在硬件和软件领域以及服务供应和无线网络领域发展起来。看似坚不可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进行了彻底改革的苹果公司之间的联系说明了一个古老的事实：如果让公司自由行动，它们的目标将是形成垄断、双寡头或寡头垄断。这甚至也包括那些致力于“开放架构”网络的公司——如亚马逊、脸书和谷歌，它们也在各自的领域寻求垄断权力：三者分别对应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和搜索。[21]各国在移动服务和互联网成本方面的巨大差异归因于糟糕的治理和监管。[22]这同时也解释了少数国家主宰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原因（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就资讯及信通技术对其整体经济的相对重要性而言，美国排在第七位——落后于爱尔兰、韩国、日本和英国）。[23]
这些动态变化解释了为什么世界电子网络的所有权如此集中。本书撰写时，谷歌（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更名后的母公司Alphabet）市值为6 600亿美元。其约16%的股份，价值约1 060亿美元，由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持有。脸书的市值接近4 410亿美元，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拥有28%的股份，价值1 230亿美元。尽管社交网络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平等主义者”，但它“本质上是不公平和具有排斥性的”。由于优先连接——通过网络连接紧密的枢纽有变得更加紧密的趋势，最终的“社交网络真理”确实来自《马太福音》。[24]与过去不同，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人：拥有和运营网络的人，以及仅仅使用网络的人。网络空间的商业大师们可能仍然会在口头上支持网民的扁平世界，而在实践中，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也是一个等级制度组织，即使它们的“组织图表”（见图58.2）与阿尔弗雷德·斯隆时代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图表大不相同。
图58.2 该图讽刺了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网络。
在传统社会，市场力量所破坏的通常是世袭的网络，从而促进了社会流动性，减少了不平等。同时，精英统治盛行。但是，像当今时代这样，当网络和市场具有一致性时，不平等就会爆发，因为网络的回报绝大部分都流向拥有它的内部人士。诚然，拥有现代网络的年轻人和非常富有的人往往有一些左翼政治观点。（彼得·泰尔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是一个愿意在2016年与民粹主义者共进晚餐的自由主义者。）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支持斯堪的纳维亚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更不用说一场平等主义革命了。互联网的主导者似乎渴望着像十年前，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前那些华尔街的狼一样富有，但是相比于消费的能力，他们在良心上的不安好像更加明显。很难想象一个投资银行家会像Y Combinator（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的山姆·奥尔特曼一样，前往中美洲朝圣，好像在为2016年的选举结果赎罪。[25]然而奥尔特曼结束朝圣所返回的旧金山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大都市，尤其是因为贵得离谱的房价带来的扭曲。（作为财富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不动产所有权仅次于知识产权，最有价值的住房往往位于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产生地的地理集群附近，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大型科技公司打算用无人驾驶汽车取代数百万卡车和出租车司机，但是看上去它们也愿意为这些人提供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唯一的安慰是，FANG的最大股东都是美国的机构型投资者，他们作为美国大部分中产阶层储蓄的管理者，为该阶层提供了ICT（信息通信）行业利润中的大量份额。然而，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可能拥有美国大公司至少14%的股权，而且，就海外销售额非常大的公司（如苹果公司，其海外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3）而言，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数字还要大得多。[26]然而，没有一个认真研究资本市场的人会认为这些外国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有丝毫的影响。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印刷机最早扰乱的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生活。相比之下，互联网是从扰乱商业开始的；直到最近，它才开始扰乱政治，而实际上它只扰乱了一种宗教，即伊斯兰教。正如我们所见，网络是2016年美国政治生活的关键。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脸书、推特和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平台上建立了草根支持的网络，也可以说这些网络是自发形成的。这些曾经“被遗忘”的男男女女于11月8日在网络上横空出世，击败了特朗普的对手，所谓的“全球特殊利益集团”和“失败和腐败的政治体制”的化身。圣战网络也参与其中，选举年期间与ISIS有关的恐怖袭击给特朗普承诺的“切断激进分子的支持网络”和禁止穆斯林移民的口号带来了可信度。
作为一个大富豪，特朗普仍然可以泰然自若地扮演煽动者的角色，他本人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悖论。他既是一个小寡头，又是一个大品牌。据说，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就职时拥有像特朗普那样庞大的商业、投资和公司关系网络，与1 500个人和组织有着已确定的商业联系。[27]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成功以及其对手在硅谷网络上的失控也打击了那些自认为控制着硅谷网络的人。选举进入最后几周时，他们显然进入极度痛苦的状态。谷歌起初试图拉拢新一届政府，只是谴责了针对某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前往美国的旅行和移民的限制令。[28]马克·扎克伯格缺席了一些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与新总统的会议。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安慰，因为据说反对特朗普的女性游行是通过脸书组织起来的。[29]很难相信特朗普政府和大型信通技术公司之间会一直相安无事，尤其是如果政府推翻了前任总统在2015年出台的一项决策，即联邦通信委员会应该像对待旧的铁路或电话网络一样，将互联网作为一项公共事业进行监管。电信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和像网飞这种无限带宽的内容提供商平台在“网络中立”问题上似乎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所有数据都应该被同等对待的原则，无论其内容或价值如何）。[30]而对FANG的反信任行动可能是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
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印刷术出现后的革命时期在两个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像印刷机一样，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在改变市场——尤其是推动了共享汽车和短租行业的发展，也在改变公共领域。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在一个即时反应的网络中被连接在一起，通过这个网络，“迷因”[31]可以比自然病毒传播得更快。[32]但是，让全世界都参与这个网络的想法可能会创造出一个网民的乌托邦，网络空间人人平等一直以来都只是一种幻想——就像马丁·路德“所有信徒皆祭司”的说法一样，只是一个错觉。现实是，全球网络已经成为各种狂热和恐慌的传播机器，就像印刷和识字的结合一度推动了千年教派和女巫的流行一样。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些政府和教派相比，ISIS的残酷性似乎没有那么特别。[33]在美国，或许也包括欧洲的部分地区，政治暴力的升级似乎是可以想象的。[34]其次，正如在宗教改革期间以及之后一样，人们处于一个领土主权受到侵蚀的时代。[35]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陷入一系列宗教战争，因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制定的原则——教随国定，主要是在不断的冲突和分裂中得到执行的。在21世纪，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不断升级的现象。
而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毕竟还有第三个网络——俄罗斯的情报网络。在本书撰写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俄罗斯政府尽了最大努力以维基解密为渠道，将窃取的文件传递给美国媒体，从而打击希拉里·克林顿及其竞选团队松散的电子邮件安全系统，最大限度地损害她的声誉。[36]访问维基解密网站就像进入这项行动的陈列室：这里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存档”，那里是“约翰·波德斯塔（希拉里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的邮件”。当然，并非所有泄露的文件都是美国的。但是如果想找到能让俄罗斯政府难堪的泄密文件，结果一定是徒劳的。朱利安·阿桑奇可能仍然躲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里，但现实是，他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贵宾，躲在一个陌生的网络世界——俄罗斯网络特工栖息的一个虚拟灰色地带。
俄罗斯黑客和网络特工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威胁，就像耶稣会教士对英国宗教改革构成的威胁一样：一个受到外部因素协助的内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网络司令部的负责人迈克尔·罗杰斯上将说，“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37]网络活动现在是国家情报部门威胁清单的首要任务，而维基解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仅五角大楼就报告每天有超过1 000万次的入侵未遂发生。[38]当然，被媒体称作“网络攻击”的大部分行动可能仅仅是一些谍报活动的试探。能激发网络战争全部潜力的，可能是一场会击垮美国主要电网的攻击。这种场景其实并不是空想。2015年12月，乌克兰的电力系统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该系统被一种叫作“黑暗能量”的计算机恶意软件感染。
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在互联网早期就已经理解了网络战争的破坏性潜力。起初，造成混乱的是像罗伯特·塔潘·莫里斯那样的怪怪的青少年黑客，1988年11月，他发布的一个极具传染性的软件蠕虫病毒，差点摧毁了整个互联网；[39]2000年2月，15岁的加拿大“黑手党男孩”黑了雅虎网站。Blaster（爆破工）、Brain（大脑）、Melissa（蜜蜂花）、Iloveyou（爱虫病毒）、Slammer（监狱）、Sobig（巨无霸）——早期病毒的名字暴露了其始作俑者的年轻。[40]而现在，许多网络攻击仍然是由非国家主体实施的：青少年破坏者、罪犯、“黑客”或恐怖组织。（2016年10月21日，有人对域名服务提供商“动态网络服务公司”发起了攻击，该公司使用网络摄像头作为“机器人”，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起恶意破坏行为。[41]）然而，2016年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还是俄罗斯黑客网络“赛伯利亚”的崛起。
作为率先建立了互联网的国家，美国必然会在网络战中处于领先地位。实际上早在里根的第一届政府时期，它的地位就确立了。[42]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间谍侵入了伊拉克网络，并发送信息敦促对方将军们立即投降。[43]7年后，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核浓缩设施释放了超级工厂病毒。[44]问题是不只是两个人可以玩这个游戏，而是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主体可以参与多少网络战争。近年来，美国发现自己频频受到伊朗、朝鲜等的网络攻击。然而，这些攻击针对的只是公司（典型的案例包括索尼影业），而不是美国政府。俄罗斯是第一个直接对美国政府发动网络战争的国家，它试图通过互联网提供的“广泛的不对称可能性”降低敌人的战斗力，从而弥补自身相对较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45]而在此之前，俄罗斯从对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攻击中吸取了经验。2017年，克里姆林宫对美国政治系统发动了持续的攻击，其武器不仅包括维基解密，还有一个罗马尼亚博客网络“古奇费尔2.0”。[46]
那么在俄罗斯的干涉行为和上一章所讨论“假新闻”中，哪一个才是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占优势地位的决定因素？现在，让我们先将这个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只需要知道俄罗斯的干涉是他的助力，尽管希拉里的负面新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可能在没有俄罗斯介入的情况下得到传播。让我们也撇开特朗普竞选团队中到底有多少成员参与了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知道多少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47]关键点在于，莫斯科背后的网络特工形成的网络依然在发展壮大。对于国家安全专家来说，这只是网络战争中令人困惑的许多特征之一。他们从前习惯了冷战期间形成的“确保相互摧毁”这一严谨的理论，而现在，他们正努力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冲突创造出新的理论。而在当今世界的冲突中，有无数潜在的无法识别身份的攻击者，且具有多重破坏性。2010年，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说：“我们能知道一个导弹是从哪里发射的，却无法得知计算机病毒的来源。”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来说，只有美国以攻击者的姿态做出表率，网络战争的威慑力才有可能起作用。奈提出的另外三个选择是：加固网络安全系统；试图将潜在的网络攻击者“缠”在贸易和其他关系中（从而增加他们在网络攻击上的成本）；在全球建立起使用网络的禁忌，类似于（大部分）阻止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禁忌一样。[48]这些理论分析并不是很令人欣慰。鉴于网络攻击者的数量之多，按照传统军事逻辑，防御似乎注定要落后于攻击。但俄罗斯人已经证明他们对所谓的贸易纠缠和字面上的禁忌毫不在意，而中国则可能更愿意接受奈的建议。事实上，俄罗斯政府似乎更愿意与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其目标。[49]
对于“赛伯利亚”，我们应该有多恐惧？对安妮-玛丽·斯劳特来说，我们超网络化的世界总的来说是一个良性的地方，而“美国……将逐渐找到网络力量的中庸之道”。[50]的确，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网络威胁（“恐怖主义……毒品、武器和人口贩卖……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水资源战争和食品不安全……腐败、洗钱和逃税……流行病”），但是如果美国领导人只能“考虑将棋盘联盟转变为连通性和能力的枢纽”，那么所有这些都应该是正确的。她认为，关键是将等级制度转变成网络，将北约转变成“安全伙伴关系网络的枢纽和国际安全问题协商的中心”，并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新的主体”开放。[5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机构需要转变成“一个更平坦、更快、更灵活的系统的中心，一个在公民和国家层面共同运作的系统”，整合“优秀的网络主体、企业、公民和公众”。她举的一个例子是《全球气候和能源市长盟约》，该盟约连接了世界上7 100多个城市。[52]另一个例子是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发起的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有70个致力于“透明度、公民参与和问责制”的国家参与其中。[53]而斯劳特在国务院的前同事伊恩·克劳斯则看到了全球城市网络的潜力。[54]
“好的网络行为主体”能否组成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网络，让他们的“网络技术”与不好的网络行为主体形成对抗？乔书亚·库珀·雷默对此存疑。他同意斯劳特的观点，即“对美国利益的根本威胁并不是中国、基地组织或伊朗，而是网络自身的演变”。然而，对于美国是否能轻松应对这一威胁，他并不持乐观态度。网络防御落后于网络攻击整整10年，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无法实现的“三位一体”的新版本：“系统可以是快速的、开放的或安全的，但三个中一次只能出现两个。”[55]对世界秩序的威胁可以归结为“极其快速的网络/人工智能/黑匣子/新种姓制度/时间压缩/日常物品/武器”。[56]在《第七感》中，雷默主张在真实和虚拟之间建立一个“大门”，将俄罗斯黑客、网络罪犯、青少年网络破坏者和其他犯罪分子拒之门外。然而，雷默本人还引用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家罗伯特·莫里斯设计的三条计算机安全规则：“规则一：不要拥有计算机。规则二：不要打开电源。规则三：不要使用它。”[57]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继续忽视那些新的“绝对命令”——尤其是我们的领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在他们的电子邮件账户上启用双重认证，那么那个“大门”将如何阻止像阿桑奇和古奇费尔这类行为主体呢？
一场智力的军备竞赛正蓄势待发，其目的是设计一个可行的网络安全条款。而沉浸在国家安全的传统思想中的人似乎不太可能赢得这场竞争。也许，最现实的诉求不是对网络攻击者加以阻止或报复，而是监管我们社会所依赖的各种网络，使其更加坚韧——或者在更好的情况下，是“反脆弱的”，纳西姆·塔勒布创造了这个术语来描述一个在不断的攻击下能够变得更加强大的系统。[58]像塔勒布这种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扎根的人，在2008年目睹了国际金融网络的脆弱：一家投资银行的失败几乎导致全球信贷系统的崩溃。而金融领域之外的我们，如今也跟10年前的银行家和交易员一样拥有密切的联系。就像金融网络一样，我们的社会、商业和基础设施网络经常会受到无赖的攻击，而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无法阻止他们。我们能做的，就是设计和建设我们的网络，以抵抗“赛伯利亚”的破坏。这意味着，当（就金融监管而言）简单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时，要抵制构建复杂性的诱惑。[59]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所创建的网络结构。
在大多数真实世界的网络随机图中，如果其中的一半节点被移除，网络就会遭到破坏。但是，当对同样大小的无标度网络执行相同的节点移除程序时，“即使移除了80%以上的节点，巨大的连接组件仍在抵抗，并且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与开始时相同”。[60]这一现象对于“反脆弱”网络的设计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所设计的网络要抵抗住蓄意的、有针对性的攻击。
[1] Kissinger, World Order, 93f.
[2] Kissinger, World Order,371.
[3] Steven Pinker and Andrew Mack, ‘The World is Not Falling Apart’, Slate, 22 December 2014. For a critique of Pinker’s book, Better Angels, see Cirillo and Taleb, ‘Statistical Properties’. See for a reply Steven Pinker, ‘Fooled by Belligerence: Comments on Nassim Taleb’s “The Long Peace is a Statistical Illusion”’: http://stevenpinker.com/files/comments_on_taleb_by_s_pinker.pdf.
[4] 这种紧张关系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当时（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的诙谐表述）国际银行“生为全球，但死为国家”。
[5] Kissinger, World Order, 340, 347, 368.
[6] 这里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描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雅典的力量在增长，这在斯巴达引起了恐慌”。
[7] See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8] Jeffrey Goldberg, ‘World Chaos and World Order: Conversations with Henry Kissinger’, Atlantic, 10 November 2016.
[9] 危机爆发前不久，屁弟派在YouTube上有超过5 000万的粉丝。屁弟派出生在瑞典，和他的意大利女友住在布莱顿，但他把自己的追随者称为“兄弟”，这是一个从非洲裔美国说唱音乐中借用的术语。不要把他和米洛·扬诺普洛斯搞混，虽然两人都把头发染成金色。
[10] Niall Ferguson, ‘The Lying, Hating Hi-Tech Webs of Zuck and Trump are the New Superpowers’, Sunday Times, 19 February 2017.
[11] See e. g. Snyder, On Tyranny.
[12] See e. g. (published on the same day) Jennifer Senior, ‘“Richard Nixon”, Portrait of a Thin-Skinned, Media-Hating President’, The New York Times, 29 March 2017; Jennifer Rubin, ‘End the Nunes Charade, and Follow the Russian Money’, Washington Post, 29 March 2017.
[13] Dittma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1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Playing to Win, 11.
[15] World Bank, Digital Dividends, 95.
[16] World Bank, Digital Dividends, 207.
[17] World Bank, Digital Dividends, xiii, 6.
[18] Schiedel, Great Leveler.
[19] World Bank, Digital Dividends, 217.
[20] Alexis C. Madrigal, ‘The Weird Thing About Today’s Internet’, Atlantic, 17 May 2017.
[21] Thiel, Zero to One.
[22]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obile-phone service costs vary from nearly $50 amonth in Brazil tosingle digits in SriLanka. The price of Internet for a megabit per second is around 300 times higher in landlocked Chad than in Kenya: World Bank, Digital Dividends, 8, 71, 218.
[23]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obile-phone service costs vary from nearly $50 amonth in Brazil tosingle digits in SriLanka. The price of Internet for a megabit per second is around 300 times higher in landlocked Chad than in Kenya: World Bank, Digital Dividends, 13.
[24] Charles Kadushin, ‘Social Networks and Inequality: How Facebook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and Other) Inequality’, Psychology Today, 7 March 2012：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understanding-social-networks/201203/social-networks-and-inequality.
[25] Sam Altman, ‘I’m a Silicon Valley Liberal, and I Traveled across the Country to Interview 100 Trump Supporters-Here’s What I Learned’, Business Insider, 23 February 2017：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sam-altman-interview-trump-supporters-2017-2.
[26] ‘As American as Apple Inc. :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the Fight for Tax Reform’, Penn Wharton Public Policy Initiative, Issue Brief 4, 1: https://publicpolicy.wharton.upenn.edu/issue-brief/v4n1.php.
[27] Sandra Navidi, ‘How Trumpocracy Corrupts Democracy’, Project Syndicate, 21 February 2017.
[28] Cecilia Kang, ‘Google, in post-Obama Era, Aggressively Woos Republicans’, The New York Times, 27 January 2017; Jack Nicas and Tim Higgins, ‘Silicon Valley Faces Balancing Act between White House Criticism and Engagement’, Wall Street Journal, 31 January 2017.
[29] Issie Lapowsky, ‘The Women’s March Defines Protest in the Facebook Age’, Wired, 21 January 2017; Nick Bilton, ‘Will Mark Zuckerberg be Our Next President?’ Vanity Fair, 13 January 2017.
[30] World Bank, Digital Dividends, 221-7.
[31] 例如，2009年9月，支持奥巴马医改的网络迷因被成千上万的脸书用户复制，其中一些人（大约1/10）对措辞进行了些许的修改：“没有人会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死亡，也没有人会因为生病而破产。如果你同意，请在这一天的剩余时间里把它作为你的状态发布。”
[32] Lada A. Adamic, Thomas M. Lenton, Eytan Adar and Pauline C. Ng, ‘Information Evolution in Social Networks’, 22-25 February 2016: https://research.fb.com/wp-content/uploads/2016/11/information_evolution_in_social_networks.pdf.
[33] James Stavridis, ‘The Ghosts of Religious Wars Past are Rattling in Iraq’, Foreign Policy, 17 June 2014.
[34] Turchin, Ages of Discord.
[35] Maier, Leviathan 2. 0.
[36] Mark Galeotti, ‘The “Trump Dossier,” or How Russia Helped America Break Itself’, Tablet, 13 June 2017.
[37] Fareed Zakaria, ‘America Must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 Real National Security Menace’, Washington Post, 9 March 2017.
[38] Nye, ‘Deterrence and Dissuasion’, 47.
[39] Ramo, Seventh Sense, 217f.
[40]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95-8, 104f.
[41] Drew Fitzgerald and Robert McMillan, ‘Cyberattack Knocks Out Access to Websites’, Wall Street Journal, 21 October 2016; William Turton,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the Cyberattack That Crippled America’s Internet’, Gizmodo, 24 October 2016.
[42] Fred Kaplan, ‘“WarGames” and Cybersecurity’s Debt to a Hollywood Hack’, The New York Times, 19 February 2016.
[43] Nye, ‘Deterrence and Dissuasion’.
[44] Ken Dilanian, William M. Arkin and Cynthia Mcfadden, ‘U. S. Govt. Hackers Ready to Hit Back If Russia Tries to Disrupt Election’, NBC, 4 November 2016.
[45] Nathan Hodge, James Marson and Paul Sonne, ‘Behind Russia’s Cyber Strategy’, Wall Street Journal, 16 December 2017.
[46] For the most recent WikiLeaks release, see Zeynep Tufekci, ‘The Truth about the WikiLeaks C. I. A. Cache’, The 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17.
[47] Bonnie Berkowitz, Denise Lu and Julie Vitkovskaya, ‘Here’s What We Know So Far about Team Trump’s Ties to Russian Interests’, Washington Post, 31 March 2017.
[48] Nye, ‘Deterrence and Dissuasion’, 44-52, 63-7.
[49] Mark Galeotti, ‘Crimintern: How the Kremlin Uses Russia’s Criminal Networks in Europ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April 2017).
[50] Anne-Marie Slaughter, ‘How to Succeed in the Networked World’,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6), 80.
[51] Slaughter, ‘How to Succeed’, 84f. ;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KL 2738.
[52] Slaughter, ‘How to Succeed’, 86.
[53]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KL 2680-84.
[54] Ian Klaus, ‘For Cities of the Future, Three Paths to Power’, Atlantic, 19 March 2017.
[55] Ramo, Seventh Sense, 182.
[56] Ramo, Seventh Sense, 233.
[57] Ramo, Seventh Sense, 153. See also Clarke and Eddy, Warnings, 283-301.
[58] Taleb, Anti fragile.
[59] Arbesman, Overcomplicated.
[60]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