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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

19世纪40年代，另一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了，法国辩论家将其与萨克森-科堡家族进行了类比[1]，然而这两个家族的联系比他认为的更相近。因为这两个来自南德的家族王朝几乎有着共生的关系，这可以追溯到1816年萨克森-科堡家族中与夏洛特公主订婚的利奥波德。[2]萨克森-科堡在拿破仑统治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凭借高超的技巧和过人的运气登上了权力顶峰。而出身更为卑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大约在1810年至1836年间，梅耶·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从法兰克福犹太人区脱颖而出，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和空前的权力。尽管出现了许多经济和政治危机，竞争对手也在努力应对这些危机，他们仍然占据着优势，即便在1868年，他们中最小的那个去世后，另外四个兄弟的主导地位也只是在慢慢被削弱。在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们的非凡成就只能通过神秘论来解释。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记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是因为一个神秘的“希伯来护身符”。这个护身符让伦敦分公司的奠基者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巨兽”。[3]直到19世纪90年代，这样的故事还在俄国的犹太人定居点流传着。[4]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就是划时代的。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积累的金融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早在1828年，他们的资本总和就超过了和他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巴林家族。对于他们的成功，一种从经济学角度的狭义解释是，他们引入国际政府债务市场的创新手段和快速积累的资本使他们能够将业务扩展到商业票据、大宗商品、金银和保险市场。然而，他们在业务中创建的独特结构也很重要，它既是管理严格的家族合伙企业，也是一家跨国公司——一个单一的“大型联合企业”，旗下有来自法兰克福、伦敦、维也纳、巴黎和那不勒斯的家族分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联姻抵抗离心力。1824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大量族内通婚。在1824年至1877年，梅耶·罗斯柴尔德后代的21次婚姻中，有不少于15次都是他的直系后代之间的联姻。尽管堂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在19世纪并不罕见，但在德国犹太商业王朝中，这是非同寻常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指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以最高调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和谐。“奇怪的是，他们甚至从自己的族人中选择婚姻伴侣，他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解开的结。”[5]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对自我的认知中提到“我们的王室家族”时，表明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其与萨克森-科堡家族的相似之处。[6]

而同样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网络的速度之快——不仅有欧洲各地的代理人和金融合伙人，还有“政治高层”的朋友。“你知道，亲爱的内森，”所罗门在1815年10月写道，“父亲曾经说过，要坚持跟政府中的一个人建立关系。”[7]在另一封信中他说：“你应该记得父亲的原则，那就是你必须做好准备，尽一切努力找到最佳的人脉，融入政府。”[8]与此同时，梅耶·罗斯柴尔德也在教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拉拢这些政客：“我们已故的父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对一个犹太人负债，他就在这个犹太人的掌控之中了。”[9]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客户包括卡尔·布德鲁斯，黑森-卡塞尔高级财政官的选举人；卡尔·西奥多·冯·达尔伯格，前光明会成员，他从1806年到1814年一直是莱茵联邦的首领；夏洛特公主的配偶，后来的比利时国王，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创始人利奥波德；还有约翰·查尔斯·赫里斯，1811年10月任英国总干事，后来（短暂地）任财政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威廉·斯图尔特，伦敦德里的第三侯爵，卡斯尔雷勋爵的兄弟；奥尔良公爵，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和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埃斯特哈奇王子。

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政治精英喜爱的一个关键方式是拥有一个非凡的情报系统和通信网络（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商业竞争对手）。那个时代，邮政服务缓慢且不安全：1814年，从巴黎寄往法兰克福的信件通常只需要48小时；而在1817年，从伦敦到法兰克福的邮件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从巴黎到柏林的邮件需要9天。[10]尽管罗斯柴尔德的兄弟们必须进行通信，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邮政服务，转而依靠自己的私人信使，包括在多佛为他们包租船只的代理人。[11]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内森·罗斯柴尔德是伦敦第一个得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消息的人，这要归功于罗斯柴尔德信使迅速通过敦刻尔克和迪尔，传递了第五份也是结论性的特别公告（6月18日至19日夜间在布鲁塞尔发布的），并在大约24小时后——至少在亨利·珀西少校向内阁递交惠灵顿的官方文件之前36小时——送达他的府邸。[12]最近有人对这个故事表示怀疑，但事实仍然是，罗斯柴尔德收到这个消息的时间还是非常早的——即使是在6月21日，这让他“对提前知道的胜利信息做出了万全的应对措施”。当天晚些时候，《喀里多尼亚水星报》驻伦敦记者发回一份关于这场战争结果的报道，称其消息来源是一位“权威人士，他读过从根特发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件，这名伟大的股票经纪人拥有最佳的情报系统”。[13]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使用私人信使：仅在1825年12月，就从巴黎派了18名信使去加来（并因此去了伦敦），3名去萨尔布吕肯，1名去布鲁塞尔，1名去那不勒斯。[14]从1824年起，他们也用上了信鸽，尽管他们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依赖信鸽传递信息。

开发这种快速安全的通信网络有许多好处。首先，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它为欧洲精英提供一流的邮递服务。1822年在伦敦，夏多布里昂子爵从杜拉斯公爵夫人那里收到了“一份重要的电报”，传信人就是她的门徒罗斯柴尔德。[15]到1823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收到消息”已成为伯爵夫人内塞尔罗德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6]1840年后，在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了。[17]此外，他们的信使服务也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能力为重大政治事件和机密信息提供官方渠道，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1817年，詹姆斯提出将法国从巴黎到伦敦的外交文件传达给内森·罗斯柴尔德，以便在外交文件到达法国大使之前内森能得知消息。[18]1818年，一名前往亚琛会议的英国外交官被内森的情报量震惊：“他对我们党内的细节，和可能组成这个党的人员的了解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在外交部出现过”。[19]1820年2月，贝里公爵（法国国王查尔斯十世的第三个儿子）被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首先将新闻传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20]同样，当夏洛特公主于1821年去世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到了巴黎。[21]作为首相，乔治·坎宁不喜欢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断窃取英国大使的报告，但是他也从不忽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情报，如土耳其在阿克曼的投降。[22]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向伦敦的阿伯丁勋爵和波希米亚的梅特涅透露了1830年7月法国大革命的消息。[23]没过多久，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就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网络，部分原因是它比用于传递外交信件的官方通信系统更快，也因为非约束性质的信息可以通过兄弟之间的私人通信系统从政府传递给政府。

当然，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五个分支来获取情报，这个系统网络就会非常有限。但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种远远超出他们最初欧洲根据地的网络。由于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们都不希望（或不被允许）建立新的“家族”，于是他们就通过成立一个特定的受薪代理团队来实现这一举措，他们雇用该团队看管家族银行在其他市场的利益：主要是马德里、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后来是纽约、新奥尔良、哈瓦那、墨西哥和旧金山。与这些特殊员工的通信线路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且复杂的情报和商业网络。[24]像纽约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或马德里的丹尼尔·魏斯威尔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他们地处偏远，并且对当地有更多的了解；然而，需要记住的是，他们始终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情报网络的中间人。这种具有大型影响力的网络也并不是全部，与其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更大但更松散的，包含着其他银行、股票经纪人、中央银行和金融报纸的联系网络。

一种新的金融力量这时已经出现了。1826年，法国自由主义者文森特·富尼耶·韦尔纳伊首次宣称法国政府是“金融贵族的腐败傀儡，他们是所有贵族中最枯燥无味、最不高贵的”，其首领正是“罗……公爵”。[25]两年后，激进的国会议员托马斯·邓科姆在英国下议院抱怨道：

有一股崭新的强大力量正在悄悄席卷欧洲，直到今天还不为人所知：这种力量的主体掌握着无限的财富，他夸口说他是和平与战争的仲裁者，国家的荣誉取决于他的想法；他的信使不计其数；他的信使比君主的信使跑得更快；国家部长的薪水由他来付。他渴望统治每一个人，在欧洲大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26]

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杂志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尽管在措辞上有所收敛：“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银行业的奇迹……他们两手空空却掌握着整个大陆……没有他们的建议，内阁是不会行动的。”[27]英国作家托马斯·雷克斯同时指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成为欧洲的金融君主。从他们在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不同机构中，他们获得了对欧洲交易所的控制权，这是以前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到的，现在他们似乎掌握着公共财政的控制权。没有他们的帮助，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现在都贷不到款。”[28]一位匿名的德国漫画家在描绘一个怪异的漫画犹太人的故事时（显然这是一个合成的罗斯柴尔德）提出了与《将军借贷》（一部关于德国贷款的双重含义的戏剧，到底是借贷还是压榨）基本相同的观点（尽管更生动）。这幅漫画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巨大的引擎，向世界各地输送资金。[29]

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受到了一些指控，说他们在政治上与反动势力和复辟力量结盟。据一名消息人士称，他们已经成为“圣徒联盟”的成员。[30]确实，德国亲王皮克勒·马斯科在给妻子的信中首次介绍内森时，就把他称为“我们神圣联盟的主要盟友”。[31]内森同时也被讽刺为“空洞联盟”的保险经纪人，他的作用是防止欧洲发生政治冲突。[32]1821年，他甚至收到死亡威胁，因为“他与外国联系密切，特别是对奥地利进行了援助，而奥地利政府是反对欧洲自由计划的”。[33]早在1820年8月，不来梅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联邦议会时就指出，“奥地利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来支持它反对那不勒斯，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普鲁士早就完成宪法的制定，就不用延迟到战争发生的那一天了”。[34]对自由主义作家路德维希·鲍恩来说，他们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为了破坏自由，他们做了数不清的事，毫无疑问，如果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这样的人没有向独裁者提供资金支持，欧洲的大多数人此时将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35]

然而，这种判断夸大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梅特涅保守复辟愿景的政治忠诚度。正如不来梅驻法兰克福代表一针见血的观点：

这个家族通过其庞大的金融交易以及银行和信贷联系，取得了一些实权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获得了对一般货币市场的控制，以至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阻碍或促进当权者甚至欧洲最强大国家的行动。[36]

如果价格合适，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为奥地利承销贷款。对于更自由的国家来说，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当奥地利皇帝说梅耶·罗斯柴尔德“比我更富有”时，他并不是完全在开玩笑。[37]拜伦在他的《唐璜》的第十二章问：“谁在控制着世界的平衡？保皇派和自由派，到底谁在统治着议会？”回答（用嘲讽的语气）：“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基督徒同伙巴林家族。”银行家才是“欧洲真正的领主”。[38]关键的一点是，拜伦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保皇派和自由派政权都有影响。亚历山大·威尔在《罗斯柴尔德与欧洲国家》（1841年）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虽然“罗斯柴尔德过去需要各国才能成为罗斯柴尔德”，但他现在“不再需要国家，而国家仍然需要他”。[39]一年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有着自己的王室网络、政府网络。他的脑子里有它们所有的账目，他甚至不用看账本就能对它们说‘如果你任命这样一位官员，你的账户将会变成赤字’这样的话。”[40]在另一个方面，等级秩序与其说是“恢复”了，还不如说是在1815年后重新排列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这样的大家庭可能会给新秩序赋予王室谱系的合法性，但是支持欧洲君主制的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暴发户，因为它拥有新的信贷和信息网络。

[1] Dairnvaell, Histoire édifiante et curieuse, 8.

[2] For details see Ferguson, World’s Banker, 166f, 207, 294, 404, 409, 411, 530.

[3] Anon., Hebrew Talisman, 28ff.

[4] Iliowzi, ‘In the Pale’.

[5] Prawer, Heine’s Jewish Comedy, 331-5.

[6] Rothschild Archive London (henceforth RAL), T20/34, XI/109/48/2/42, Nathan, Paris, to his brothers, 4 September, probably 1844.

[7] RAL, XI/109/2/2/149, Salomon, Paris, to Nathan, London, 21 Octo-ber 1815.

[8] RAL, XI/109/2/2/153, Salomon and James, Paris, to Nathan, London, 25 October 1815.

[9] RAL, T63 138/2, Salomon and James, Paris, to Nathan, London, 22 October 1817.

[10] RAL, T29/181; XI/109/0/7/21, Carl, Frankfurt, to Salomon, 23 August 1814; RAL, T63/28/1, XI/109/8, Carl, Berlin, to his brothers, 4 November 1817.

[11] RAL, T5/29, Braun, (James’s clerk in) Paris, to James, London, 13 September 1813.

[12] Rothschild, Shadow of a Great Man, 135-7.

[13] Cathcart, News from Waterloo.

[14] Gille, Maison Rothschild, vol. I, 187f.

[15] Chateaubriand, Correspondance générate, vol. Ⅲ, 663f.

[16] Quennell (ed.), Private Letters of Princess Lieven, 237.

[17] Davis, English Rothschilds, 132f.

[18] RAL, T27/280, XI/109/7, James, Paris, to Salomon and Nathan, 18 June 1817.

[19] Kynaston, Cityy vol. I, 54f.

[20] Corti, Rise, 242.

[21] Serre, Correspondance du comte de Serre, vol. IV, 249.

[22] Aspinall (ed.), Letters of King George IV, vol. Ⅲ, 175.

[23] Corti, Rise, 424f, 427f.

[24] Liedtke, N. M. Rothschild & Sons.

[25] Fournier-Verneuil, Paris: Tableau moral et philosophique, 51-2, 64f.

[26] Anon., Annual Register, 1828, 52.

[27] Quoted in Glanz, ‘Rothschild Legend in America’, 20.

[28] Kynaston, City, vol. I, p. 90f.

[29] Cowles, The Rothschilds, 71.

[30] Capefigue, Grandes opérations, vol. Ⅲ, 103.

[31] Pückler-Muskau, Briefe, 441.

[32] Rubens, A nglo-Jewish Portraits, p. 2. 99.

[33] The Times, 15 January 1821.

[34] Schwemer, Geschichte, vol. Ⅱ, 149ff.

[35] Balla, Romance, pp. 191ff.

[36] Schwemer, Geschichte, vol. Ⅱ, pp. 149ff.

[37] RAL, XI/82/9/1/100, Amschel, Frankfurt, to James, Paris, 30 April 1817.

[38] Byron, Don Juan, Canto XⅡ, verses 4-10.

[39] Reeves, Rothschilds, 101.

[40] Gille, Maison Rothschild, vol. I, 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