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的步骤

人们通常认为冷战期间美国政策最大的失败就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在中南半岛输给了共产主义政权的结果证明这里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虽然使得美国在政治上陷入窘境。美国丢了面子，这才是美国遭受损失的全部。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为美国的失败付出了令人无法想象的高昂代价，美国人自己却能够从“遏制政策”造成的残垣断壁旁走开了。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也渐渐地明白了这个现实，越南其实并不重要。经过充分考虑，古巴其实也并不重要，所以美国悄悄地放弃了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想法。不管共产主义在河内也好，在哈瓦那也好，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分子相对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多大危害。就古巴来讲，美国目睹着卡斯特罗一边积极参与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内战，一边在冷战的外围战场上竭尽其能给华盛顿制造麻烦。如果说加勒比海地区对美国还有一定重要性的话，黑非洲就无疑是无关紧要的地带，尤其是与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相比更是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时候，美国已经不能失去的那个地区就是中东。

有关美国对该地区的态度的认识存在很多的误解。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被与以色列的一种无条件、绝对的“特殊关系”所驱使。另一种观点则声称，美国主要是被中东茫茫沙漠下面巨大的石油储备所吸引。第三种说法是，“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在该地区犯下种种罪行之后，应当得到的惩罚。鼓吹这个观念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们。在下曼哈顿中心商区的大火刚刚熄灭，混乱尚未平息之时，已有大批的评论家们在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体上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现实则要复杂得多。首先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长期以来的特点呈现出既存在抵触情绪，又有爱恨交加的一面。这个“婚姻”绝不是天作之合。第二，石油储量丰富的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远低于西欧和日本，美国早就否认要“控制”阿拉伯的石油储备；如果出于保证西方世界的石油供给的目的，这种控制是有必要的话，也应该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贫油国家最为起劲。第三，中东的恐怖活动现象——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地区——直到最近才与美国扯上一点关系。“9·11”恐怖袭击事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只不过在于恐怖分子拖了这么久才施行了对美国本土进行的一次重大恐怖暴行。激发攻击的原因如果被归结于美国的罪行，看起来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在沙特阿拉伯派驻军队是为了保卫那个国家免遭其邻国——即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的入侵。

中东在过去30年美国外交政策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人们很容易忘却它曾经是多么被忽视的一个地区。5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东存在的战略重要性不过是在教育方面，具体体现在一些著名学府的建立上，如开罗和贝鲁特的几所美利坚大学，伊斯坦布尔的罗伯茨学院和伊朗的阿尔伯兹学院。1946年9月，美国国务院近东及非洲事务办公室主任罗伊·W·韩德逊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定义为：“防止那个地区相互竞争的对手之间的利益冲突升级为公开的敌对事态，从而最终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至多使美国扮演了一个和蔼仁慈的裁判角色。美国并没有寻求更多的约束性的承诺，事实上是1947年英国决定推卸其在土耳其（以及希腊）的责任才促使美国接管了中东地区的事务。那之后的至少十年时间里，英国仍然是该地区的主要外部力量。即便在苏伊士危机惨败之后，英国仍然继续把波斯湾视作他们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美国长期从该地区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自20年代以来，美国石油公司都努力在那里插足， 1927年在巴巴格格地区发现油矿之后的一年后，他们强迫并非心甘情愿的英国公司将土耳其（后来还有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分给他们，这还是中东石油生产的初始阶段。即便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中东石油生产商的产出也占不到世界石油供应量的5%。但是美国人那时已经相信这里有巨大的未被开采的石油宝藏。30年代里，他们辛勤工作，在后来叛逃的英国的阿拉伯专家，哈里·圣·约翰·菲尔比的帮助下，将沙特王室家族统治的这个沙漠王国变成了美国的一个附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乘英国人之危提出一个交易方案：美国将拿下沙特阿拉伯，将波斯留给英国；而伊拉克和科威特则大家共享。美国–沙特两国的关系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美国为沙特王室提供金钱与武器，沙特王室则以石油开采特许权以及军事基地加以回报。由石油公司财团组成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这个石油公司则变成了王室收租的一个渠道：很快他们付给沙特相当于他们一半的收入所得，这个收入在美国财政部看来是可以免税的。1953年访问中东的第一位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该地区印象深刻。他宣称，这个地区的“石油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将对我们的经济利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美国当真这么想的话，那么它肯定会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同：没有什么能比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更能疏远阿拉伯人了。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哈里·杜鲁门立即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的合法性，对此他负有个人责任。1948年5月他不顾国务院的反对建议，坚持己见。杜鲁门的承诺不顾艰难险阻持续了下来，到1958年为止，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用前美国驻埃及大使的话来说：“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早的直接利益……继续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代表了美国基本外交政策的一个承诺……”许多分析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产生这个承诺的诸方面因素：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的院外集团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多数美国人民就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产生的负疚感；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一片民主绿洲的事实；对基督福音派的信仰，认为犹太人民重返圣地是基督快要再来的征兆。然而，人们并不太关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多少意见上的分歧。杜鲁门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涉及军事协助方面，例如，杜勒斯不止一次暂缓对以色列的援助。1956年以色列占领西奈山和加沙地带时，美国是持反对态度的，并坚持要求以色列公民撤出。尽管在联合国面前保证会确保以色列船只在“六日战争”前夕自由通行于蒂朗海峡，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后来美国赞成耶路撒冷的国际化，批评以色列在1967年从阿拉伯抢来的领地上实行殖民主义的政策。以色列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很明显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20世纪50年代，真正把美国卷入中东的既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石油，而是对苏联的畏惧。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害怕苏联人利用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危机在阿拉伯世界一举成功，就像他们在亚洲获得的成功一样。首先，苏联人表现得特别笨拙，斯大林向德黑兰进军却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英国发起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的对伊朗总理穆罕默德·穆萨德的颠覆却似乎保证了美国以最低成本进行统治的优势。穆萨德曾鲁莽地将英国–伊朗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美国的颠覆计划称为“阿贾克斯行动”，从实质上讲是一场先发制人的遏制行动。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所回忆的那样，“那是针对苏联所作所为的行动，而我们对他们未来的计划也了然于心。”在他看来，伊朗在苏联的“优先列表”上，排名十分“居前”。

一些美国人对美国政府支持老的殖民主义者，反对一个明显不是马列主义者，并且为大众所喜爱的政治领袖的做法表示怀疑态度。在埃及，美国起初是支持一个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煽动家——这就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实际上，美国国务院肯定并鼓励了埃及领导人要求结束英国军方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域的做法。但是到了1956年，纳赛尔和苏联人暧昧了起来，同时，他的个人风格对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一切都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大为光火，他们决定迫使纳赛尔（与赫鲁晓夫）摊牌。美国拒绝资助纳塞尔的阿斯旺大坝的项目触发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这次的矛头直指苏伊士运河。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能够控制住它的两个理论上最亲密盟友——英国和以色列——的话，历史的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而且不仅局限于在中东地区。但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却同意了法国的一个愚蠢的计划。他们将以阻止一场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作为托辞，用武力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以色列共和国当然很乐意为其效劳。艾登不仅没有跟艾森豪威尔商量此事，而且，他实际上已经受到美国方面关于此事的明确警告——美国将不会同意发动这场打击。原因很简单，美国方面认为，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做法看起来要比颠覆穆萨德政权更为过分，所冒的风险更大，很有可能会将除了以色列之外的所有中东国家推入赫鲁晓夫的怀抱。艾森豪威尔忧心忡忡地问道：“如果这么做会让我们失掉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怎么可能支持英国和法国呢？”

不幸的是，在世人的眼中，赫鲁晓夫公开威胁将使用核武器成了英–法联军撤退的原因。然而，真正的原因是英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灾难性的一路下滑，而且，除非艾登同意撤军，美国是不肯借给英国任何资金以解救危机的。更糟糕的是，西方世界的混乱给了苏联人为所欲为的机会，它以极端残忍的手段镇压了匈牙利改革主义者伊姆雷·纳吉的政府。这样一来，美国结束艾登的行动计划并没有为其在开罗赢得信誉，并且仅在两年之后，一群受到纳赛尔鼓动的伊拉克军官在巴格达上演了一出军事政变，致使亲英的哈希姆王朝被颠覆，费萨尔二世及其总理努里·埃斯·赛义德总理被暗杀，美国对此却无能为力。此次政变后，美国派驻1.5万名海军陆战队到黎巴嫩的决定也未能取得任何结果。实际上，很难看出他们在那里能做出什么影响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事件（此时的贝鲁特还是大都会的游乐场所，同它后来变成的战火纷飞的地区大相径庭）。如果美国的战略是受操控中东石油的欲望所驱使的话，这便是一次严重的受挫。政变发生不久，新的伊拉克政府便取消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特许经营权（由此也切断了英国自1917年侵略伊拉克成功以来的主要收入来源）。伊拉克是首批实行石油产业国有化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也停止了其从美国购买武器的行为，并且拒绝与美国续约以出租达兰空军基地。纳赛尔与古巴的卡斯特罗不同，他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兴趣不大，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接受莫斯科的施舍，并以此来讥笑华盛顿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