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解放

美国的民权运动在肯尼迪时代达到了顶峰。运动的发起者——非洲裔美国人希望获得在一个世纪前南北战争时期被否定的法律和宪法权利。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决宣布隔离设施不合法，由此在美国南部诸州掀起了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激烈争论。在这个判决的支持下，非洲裔美国人前所未有地团结组织起来，摧毁了学校、公园、公共汽车、住房和公共场所体现双重制度的种族隔离设施——这些设施曾经是美国梅森–狄克森线（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以南诸州的特征。同时，南部的白人也紧密团结，决定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威胁。时任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个人并不希望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国家原本支持的隔离政策。1957年，他极不情愿地向阿肯色州小石城派出联邦军队，以便在解除中央高中校园中的隔离设施时维持治安秩序。当时已经是参议员的肯尼迪批评了总统派兵的做法。当时拍摄的联邦军队用枪指着愤怒父母的照片，为苏联的宣传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1960年的竞选中，肯尼迪一方极力避免让民权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但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在试图解除亚特兰大里奇斯百货的种族隔离时，遭到地方警察的逮捕。金后来很快成为了民权运动最杰出的人物。其他示威者被保释出狱，但6天后金却被宣判处以4个月监禁。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金会在监禁期间被杀害。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相信金“是被冤枉的”，但由于从法律角度看这个问题过于微妙，他拒绝对此进行干预。罗伯特·肯尼迪当时是他兄长杰克的竞选主管，他作了些努力让杰克给金的妻子打电话表示慰问。结果，1956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金以及他的父亲、支持尼克松的老马丁·路德·金牧师都改变了立场。老路德·金牧师宣布：“我有一箱子宣判，现在要全部带给肯尼迪先生，倒在他的衣兜里！”鉴于非洲裔美国人一直对林肯的党派心怀感激，尼克松原本指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1月20日，在不同寻常的寒冷天气里，肯尼迪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号召美国人“为迎接黎明肩负起漫长斗争的重任”，“不要问国家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尽管马丁·路德·金并没收到就职仪式的邀请，但他上百万的追随者认为肯尼迪的激昂言论是在号召他们的行动。1961年春天，种族平等协会成员发起了所谓的“自由之行”运动，目的是要考察联邦法院在1960年12月裁决（即无条件对州际旅行者解除种族隔离设施）的实施情况。当他们到达南卡罗来纳州的岩石丘时，一群白人暴徒暴打了“自由之行”队伍中一名55岁的白人。随后，在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形势一片混乱。一群白人伏击了两辆巴士，在“自由之行”成员绝望地试图避开着火巴士时，这些白人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5月15日，有关这些暴行的照片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肯尼迪遭遇了他的第一次民权危机。他气恼自己没能控制住“自由之行”，同时也由于他们给共产主义宣传攻势创造了机会而大动肝火。肯尼迪与弟弟罗伯特（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商谈后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这整个事件和涉及到的人都是烫手山芋”；其次，尽管不情愿，但联邦政府还是得站在“自由之行”一边。肯尼迪按照一贯的做法，试图在他认为的两个极端（民权示威者和否认民权者）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总统最希望的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任何对峙——无论是和非洲裔美国人还是和南部的白种人。

尽管身负政治责任，肯尼迪仍然不愿意介入这个问题。国会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南部的民主党人。由于南部实行的是根深蒂固的一党制，因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足以影响到手握实权的国会委员。南部这些所谓的“迪克西民主党人”有能力阻碍肯尼迪想要实行的任何一项法令。他的办法不是与之争论，而是收买他们。比如，他按照南部参议员提议的，将最坚持种族隔离主义的律师派往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总统力图避免的就是对道义的呼吁。他认为美国尚未准备好处理民权运动领袖提出的日程，希望黑人们能采用更为坚忍和低调的方式。美国的黑人在为平等权利等待了一个世纪后渐渐不耐烦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愿接受总统的日程安排，而是不断地迫使肯尼迪面对民权问题。1962年，空军退伍军人詹姆斯·梅雷迪思提议废除密西西比大学里的隔离措施。第二年，一些志愿者试图废除亚拉巴马大学里的隔离措施。在这两个事件中，对于哗众取宠地主张隔离主义的州长们（比如密西西比州的罗斯·巴涅特和阿拉巴马州的乔治·华莱士），总统最初都是迎合态度，而没有派出联邦军队。他左闪右挡，试图避免像以往总统那样向人们发出总统的号召。他自己并无什么道义，也就不会为了美国而发出什么召唤。

但民权问题是不会消失的。正当肯尼迪兄弟思考怎样选择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应该提交一份新的联邦民权议案争取国会的通过），他们用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报收集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在调查民权运动中是否有共产主义的涉入时，窃听了金的律师、法律顾问斯坦利·利维森德的电话。当胡佛首次向他名义上的上司司法部长提议继续监听时，罗伯特除了同意别无他法。联邦调查局局长手里握有关于杰克性生活的资料，这让总统和司法部长只能对其言听计从。尽管肯尼迪兄弟没有利用金的性生活情报（其实肯尼迪的癖好也和他差不多），但这让他们更不愿意与金打交道。最后，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戏剧化举动迫使肯尼迪在电视上发表关于民权问题的讲话，而这个主题是他一直以来想方设法回避的主题。针对华莱士在位于塔斯卡鲁萨县的亚拉巴马大学校门前表明的姿态，总统不得不在全国性的节目上作出回应。1963年5月21日，他发表了18分钟的讲话，呼吁林肯精神，最后他还发出了白人不可能忽视的一个道义号召。一周之后，肯尼迪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主张废除公共住房种族隔离制度的民权法案，其中还包括了联邦实施条款。电视讲话的代价立刻显现了：6月22日，政府为《地区开发法案》提出的无关痛痒的拨款法案在众议院以209对204的差额被推翻。差额的产生来自19名南部民主党人和20名共和党人，他们在肯尼迪的民权演讲后都对议案投了反对票。

事实上，肯尼迪提出的立法议案在国会也被长期拖延，直到1964年才成为法律。而且是肯尼迪的去世才使其得以通过。因为暗杀事件的发生使得一个热衷并重视民权问题的总统取代了一个不关心这个问题的总统。约翰逊来自得克萨斯一个贫困的家庭，他对各种族的贫困人群都怀有一种本能的责任感。他相信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选举权法案中体现的理念和原则。此外，在立法方面，他也很有手段促使这些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约翰逊并不是个幼稚天真的人，他知道对法案的推动将使自己失去“坚固的南部”的支持——民主党将在美国南部地区失势。然而他使出浑身解数，将肯尼迪最初的民权提议变成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他毫无疑问是当时同辈中最富天分的参议员。他轮番应付参议员，软磨硬泡，终于将持续了80天的阻挠势力击垮。1964年总统选举时赢得多数派支持让约翰逊坚持到了最后。在那场竞选中，约翰逊发动了“消灭贫困之战”，目的是“通过向每个人提供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的机会”，赶走贫困和匮乏。第二年，他的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计划变成了现实。同时，他还引入和实现了选举权法案。这位来自得克萨斯的总统对美国贫穷的下层人民表示了同情，而富有家庭出身的约翰·肯尼迪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只有这样一个经历过贫穷和歧视并愿意付出巨大政治代价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总统，才有可能让美国社会中出现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革命。

肯尼迪永远不会像约翰逊一样为了民权问题用自己的政治未来冒风险。我们可以想见，假如他还活着，在1964年很可能会遭遇一场比约翰逊面临的更为艰苦的战斗。即使最后他获得了胜利，他也不会像约翰逊那样不顾政治筹码地去推动民权法案的通过。肯尼迪会按一贯的作风，对各种选择的利弊仔细衡量，这样一来，非洲裔美国人将无法从法律、道德和经济上获得支持。而正是由于他们获得了这些支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才有可能发生那样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