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服装与围巾

在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初的1949年，中国是地球上色彩最为暗淡、单调的社会。最后一丝清朝的丝绸已不复存在了，大战期间为民族主义者们所青睐的西式服装也一去不复返了。在追求严格的平等中，大家都穿着灰色服装。然而今天，如果你走在一条有代表性的中国街上，映入眼帘的往往是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西式服装。所有主要城市的大幅广告牌兜售的都是从阿玛尼到杰尼亚这些西方品牌的高品质。正如其他所有的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也是从纺织品的生产开始的。直到最近，在沿海经济特区所生产的大部分服装，都用于对西方的出口。现在，随着西方经济体因为经济低迷而需求有所下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使中国工人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换句话说，买更多的服装。

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西方文明的外在服装在这里的街头早已司空见惯。走过主要的购物街独立大街上，你就像到过地中海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但若去同一城市的其他地方，例如靠近苏丹·阿合麦特广场的法提赫，景致则截然不同。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女性服装的西方标准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标准远远超出了他们宗教的规定。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头巾、面纱与宽松的黑色罩衫再度流行并变得时髦的原因。

这表明土耳其在发展方向上的重大转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着手西化土耳其人的着装方式，禁止在所有的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穿着宗教服饰。于1982年当权的世俗主义军政府则重申了这一政策，禁止女生在大学戴头巾。然而，直到宪法法院于1997年明确裁定在包括中小学校和大学在内的学术场所戴头巾违反了宪法第二条的规定后，这一禁令才得到严格地执行。这一裁定体现了共和国的世俗性。（男生留长胡须也被宣布为是违反宪法的。）当大学与学校当局请来防暴警察实施这一裁定时，国家陷入了危机。1998年10月，超过25个省份的约14万人挽起手来形成了一条人链，对这项禁令以示抗议。在伊斯坦布尔，数千名女孩宁可选择缺课，而不摘下她们的头巾；一些人在她们的校门外举行守夜祈祷。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伊诺努大学，反对禁令的示威演变成了暴力冲突，最终导致200名示威者被捕。在东部城市卡尔斯，一些年轻女性甚至因为这件事情自杀，而一名支持这一禁令的法官于2006年5月在法庭上被枪杀。自2003年以来便由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伊斯兰教政府，在2008年修订了宪法，允许在大学戴头巾。不料，这一决定被宪法法院推翻了。欧洲人权法院也赞同这一头巾禁令。

这件事情再次说明了我们的外在服装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头巾或面纱仅仅是一种任何西方化了的社会根据表达自由的原则应该予以包容的个人信仰的表达吗？抑或是世俗社会应该禁止的由宗教所规定的性别不平等的过时象征？这个问题被伊斯兰教徒们（如记者尼哈尔·本吉苏·卡瑞克）表述为个人自由与人权的问题：

我们想要得到与不戴头巾的女性同样的对待。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想要被一视同仁地对待，希望能够拥有她们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我们只是想要不戴头巾的女性与戴头巾的女性之间的民主。

伊斯兰教的说法是，遮掩只不过是一个可供女性自由决定的没有害处的选择。他们说，面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服饰，在伊斯坦布尔的商店里有各种颜色与样式可以选择，为了使面纱更为艳丽，还加上了闪闪发光的装饰品。当然，正如你在伊斯坦布尔大街上所见的罩袍，将穿戴者从头到脚裹在一片黑色里，仅留下一个细小的缝隙向外看——这种服装太过约束，以致法国国民大会于2010年投票完全禁止这种装束。这种服装的转变一直伴随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并非偶然。一旦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亲美骨干力量与欧洲联盟成员候选人，土耳其便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东方，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展开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争夺，不禁让人想起奥斯曼帝国的霸权岁月。

简言之（若你喜欢，也可长叙），人们穿什么至关重要。西方两个伟大的经济飞跃——工业革命与消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服装有关：首先是效率更高地制造服装，之后是更为大胆的穿着。西方穿着方式的传播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息息相关，正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服饰的强烈抗议象征了全球伊斯兰教的复兴。伊朗革命者将西化者贬称为“fokoli”，这个词来自法语的“faux-col”（领结），今天德黑兰的男人们也都刻意回避领带。随着穆斯林社会在西欧的发展，如今在伦敦街头，戴面纱的女性像上海街头曼联足球队的队服一样常见。英国应该效仿法国禁止罩袍吗？

也许经过反思，你发现问题都问错了，因为它们暗示了西方文明所有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科学、法治与民主——均可归结为购物这一点，此外别无深意。购物疗法未必是对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也许，对于西方来讲，最终的威胁不是来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或任何其他的外部因素，而是源于我们对自身文化遗产缺乏了解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