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出兵越南

我反对越战，而基辛格支持越战。

——汉斯·摩根索，1969年

奥里娅娜·法拉奇：但您不觉得越战毫无作用吗，基辛格博士？

亨利·基辛格：这一点我同意。

——1972年访谈

1

1975年，美国灰溜溜地从西贡撤走了最后一名士兵。10年后，记者约瑟夫·莱利维尔德敏锐地评论道：“我们在谈论越南的时候，很少谈论越南这个国家，或越南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通常都在谈论自己。这些年很可能都是这么回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难以制定一个适合美国和美国活动范围的策略，这是一个显著原因。”美国在越南令人吃惊的失败，个中缘由不一而足，但事实使人感到震惊。当时，美国人口是越南的6倍，经济总量更是达到越南的77倍。1964年，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全世界仅有十几个国家比越南贫穷，而美国是全球第二富国，仅次于瑞士。美越两国技术上的差距，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差距，可谓难以填平，简直就无法衡量。难怪不仅参加过越战的官兵认为越战是一次创伤，而且那一代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同感。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整个军事升级阶段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回首往事时他羞愧难当：在至少6个美国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上，他难辞其咎。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就成立了，美国却没有与这些盟国协商；美国没有想到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居然能抗击装备精良的美军并赢得胜利；美国没有看到国家建设时期对经济、军事的援助是有限的；美国没有捍卫越南共和国政权的民主原则；没有理解动用武力和达到政治目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最要命的是，美国决策过程本身失败了。决策者们“没有提出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政策选择的问题，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却浑然不觉”。之所以会这样，麦克纳马拉认为一是时间紧迫，二是政府内部缺乏制度记忆，三是“对越南进行干预的决策过程逐步推进，一旦决策已定，便没有机会打退堂鼓”。

在先前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另一位饱受诟病的官员是麦乔治·邦迪。1967年5月，在卸任国家安全顾问、出任福特基金会主席一年后，邦迪写了一份备忘录，信心满满地对约翰逊总统说：“越南共和国没有输，也不会输。这是事实，一个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将近30年后，邦迪在这句话边上加了一个简单的注释：“麦乔治·邦迪大错特错。”他对美国失败的解释是从根本上低估了“敌人的耐性”。

正如约翰·加迪斯所说，对越南的这次干预是美国“灵活反应”战略的必然结果。不必对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理论”照单全收，美国方面“真心以为”（1961年8月沃尔特·罗斯托就是这么对博比·肯尼迪说的）“要拯救东南亚、尽可能地降低美国卷入深度军事纠纷的概率”，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总统尽快做出大胆的决定”。此外，灵活反应意味着使用武力要精准：如果威胁不大，干预的力度也不用大，如果威胁比想象的大，可以径直增加军事压力，就像调高越战时期家家户户都有的晶体管收音机的音量一样。但实际结果呢，“不是‘微调’，而是笨手笨脚、反应过度，不是协调，而是失调，不是战略精确，而是最终的战略真空”。

五角大楼养着一大批技术专家，都学过系统分析，深信战争胜利的步伐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就像计算通用汽车公司工厂的汽车产量一样。像沃尔特·罗斯托一样的顽固分子奉行让美国军事卷入升级的策略，他们有严重的“证实性偏见”（行为心理学术语），即“脑子里有一种自动过滤的机制，只接受强化现有观念的数据，对相反的证据，无论多么有说服力，都会无一例外地完全拒绝”。毫无疑问，以后会不断有人著书来说明美国其实是有能力打赢越战的。书中会重点介绍军事行动的胜利，而对一次次行动背后的重大战略性误判闭口不谈。克劳塞维茨教导我们，“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也是一种实现政治交往的手段”。（《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由此看来，在越战问题上，说美国政治上失败但军事上胜利了的这类观点统统站不住脚。

很久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汉斯·摩根索在1969年首次提出），基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是“支持”越战的，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之所以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诚然，起初基辛格像麦克纳马拉、邦迪和罗斯托一样，认为美国需要帮助越南共和国政府抵抗共产党入侵，但与这些同僚们相比，他很早就意识到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弄巧成拙了。在为数不多被要求露面的公开场合，他是捍卫约翰逊政府的。但在私底下，档案记录表明他对政府的批评非常严厉。为什么不公开批评？因为他不喜欢当旁观者，说风凉话。基辛格去过越南三次，第一次是在1965年。每次去越南，他都想加深对越战的理解，想挽救越南局势。起先，他建议完善美国反叛乱战略，后来还寻求在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某种平等条约，动用了许多可间接影响河内的交际渠道，比如法国和苏联，而学者们以前从未认识到这一点。

2

越战起源可追溯到1956年。当然，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美国的行动路线在1956年至1965年间可能随时改变。1965年很关键，因为就在那一年，约翰逊总统增加了驻越美军的数量，而如果不增派部队，美国单方面撤军的代价不会太大。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决定不支持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1]，同时又害怕共产党取得胜利，于是对越南共和国政府取消原定于1956年7月的选举的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可以无限制地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庭艳和他的主要顾问——他的弟弟吴廷瑈。兄弟二人联合操纵全民公决，把保大皇帝拉下了马。而在美国人看来，此二人控制的天主教保守政权极为腐败、极为落后。

美国决策者在越南问题上畏首畏尾，部分原因是大家都知道，艾森豪威尔对越南的邻国老挝的态度过于温和。对老挝，美国不必施加很大压力，只要不让共产党领导的巴特寮执政就够了，不必制止梭发那·富马首相领导的中立政府接受大量包括武器在内的苏联援助。老挝接受苏联武器，主要目的是“想肃清该地区的各种国际干预，保持该国中立”。于是，出现了常见的冷战僵持局面，两个超级大国都往老挝投入大量资金，苏联支持富马，而美国则支持反对派富米将军。1960年，老挝发生军事政变，眼看富米就要取代富马，不料越南民主共和国频频入侵，很快将老挝的大部分国土变成一条援助越南共和国共产党的物资通道（“胡志明小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即将卸任时告诫肯尼迪，老挝解体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需要军事干预。

1961年春，美国已着手向老挝派遣一部分以美军为首的维和部队。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刚刚经历过猪湾事件的肯尼迪心有余悸，所以，当英国提议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在老挝建立一个还是以富马为主但又吸纳巴特寮成员的具有广泛基础的中立政府的问题时，肯尼迪满口答应。虽然麦克纳马拉和邦迪持保留意见，但是埃夫里尔·哈里曼说服总统，即便由共产党领导，成立中立政府也比打内战强。归根结底，肯尼迪认为老挝“对大国而言不值一提”，而赫鲁晓夫则气定神闲地等待老挝“像熟苹果一样落入怀中”。

1961年1月9日，肯尼迪就老挝问题咨询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罗斯托告诉他，“我对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无法判断”。也不知为什么，罗斯托对越南问题信心十足，跟总统谈起来毫不拘谨。同年晚些时候他又说：“当然，我们在越南脱不了身；当然，我们要信守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承诺。”罗斯托早就有一种看法，如果炮轰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个经济弱国必败无疑。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伯特·科默也有同感：“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不断入侵，美国必须认真调整自己的反应，警告共产党，美国坚决支持由非共产党掌权的越南共和国，若共产党对越南共和国增加哪怕一丁点儿压力，美国都愿意而且能够进行军事报复；如果共产党坚持施压，我们将加强军事报复。”1961年5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达成共识：美国坚决支持非共产党执政的越南共和国的立场是根本的，不可改变的。5月11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52号备忘录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制止共产党占领越南共和国；在该国建立一个独立的、逐步民主化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加速开展一系列隐蔽而相互支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行动”。该备忘录同时授权国防部，“一旦需要出兵越南，可全面调查驻越部队的人数和结构”。

1961年10月，罗斯托与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访问越南，由此成为“主战派”魁首。助理国务卿埃夫里尔·哈里曼提议像对待老挝问题一样，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罗斯托厉声答道：

如果我们推迟对越行动，和共产党谈判，那么越南和整个东南亚必定会说我们胆小怕事。上次处理老挝问题时，就有人说美国不愿对抗共产党，再这么做，我们的懦弱形象就板上钉钉了。世界将会出现恐慌和混乱……况且共产党还在不断渗透，如果我们现在谈判，别人会说我们比处理老挝问题时还软弱。

当时，一大帮顾问、专家和军事教官即将被派往越南帮助吴庭艳的西贡政府，泰勒和罗斯托联名建议派遣8 000名士兵随行，这得到麦克纳马拉和一些国防部官员（尤其是罗伯特·约翰逊）的支持。国务卿腊斯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了这一建议。麦乔治·邦迪也逐渐认为，“有必要出于军事目的而不是为了鼓舞士气，派遣少量美国作战部队援救越南共和国”。他对肯尼迪说，这件事已经“成为考验我们意志的一块试金石”。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美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给主战派壮了胆，腊斯克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罗斯托想用实施空中打击的好处来说服腊斯克，他解释道：“冷战经验说来说去就一条，最近的古巴危机也不例外：我们升级行动，而共产党不会。”

简言之，干预越南体现了灵活反应策略。在“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报告”（1962年3月）中，罗斯托向肯尼迪总统表明，“共产党的思想和工作习惯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危言耸听，如果想让他们捞不到一点儿好处，就要多考虑对策，明的暗的都要有。”反之，他说如果丢失大量领土，“美国要创造出一种理想的世界环境就比较困难……会在非共产党政权和人民中间滋生一种失败思想，或者会令美国人民灰心丧气”。当然，美国也有不同的声音。J.K.加尔布雷思说：“后果很危险，如果美国取代法国成为越南的殖民者，最终会像法国一样付出血的代价”。就连麦克阿瑟将军也告诫肯尼迪总统：“亚洲问题永远也解决不好，就算派去100万美国步兵，依然会发现自己四面受敌，寡不敌众。”但反对也没用，在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前，美国已经占领战略村，毁掉林木上的树叶，准备好对越开战了。

基辛格是一个坚决反对共产党当权的理想派，提倡“有限战争”，所以外界可能以为他在越南问题上会支持走强硬路线。起初他评论越南问题时确实是一副强硬口吻。早在1961年6月，基辛格就斥责沃尔特·李普曼“言不由衷”，说“我们不应卷入东南亚事务，否则会削弱金门、马祖和柏林的防御力量”。1962年2月，他谈到老挝问题时“发表了一种离经叛道的看法，连许多军界人士都不同意……他说，老挝是个打常规战争的好地方”。

如果我们的空军还有些能力，我看不出中国怎么能在唯一可用的大路上布下重兵。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如果你问我什么地区可以打常规战争，那我认为首先侵略者在这个地区只能有一两条交通线路，而可用的工业资源又遥不可及，并且这个地方不适合大规模作战，因此老挝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说这番话的时候，基辛格已经离开肯尼迪政府，重操旧业，当上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1962年2月，在洛克菲勒还没上电视发表讲话之前，基辛格发过一份简报，再次表明其立场是有条件的。有人问到一个老套的问题：“您同意美国在越南共和国的行动吗？”基辛格写道：

人类历史证明，想打败游击队根本没有省钱又省事的办法。越南共和国自1954年独立以来，一直遭受越共攻击，饱受其苦。要想打败越共，只能靠出动足够的兵力。希望我们明白这一点，并且已经下定决心：只有动用足够的兵力才能消灭游击队；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维持不安宁的和平。

然而，仅靠外在的安全还不能解决问题。要想实现政治经济稳定，越南共和国人民必须对政府怀有长久的信念……

肯尼迪政府主张先改革政府，再提供额外援助，很遗憾他们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政府正在提供援助，我们却看不到重大改革的迹象。

洛克菲勒准备再次竞选美国总统，很多人为他起草重要的立场文件，但显然基辛格对1962年4月起草的越南问题文件提出了一些重大修改，再次强调打游击战的困难：

1.美国目前的军事计划好像并非全心投入，也不够完备，可以说是行动方案的漏洞大全。这个计划会把我们一步步引入战争的泥潭，如果现在采取果断行动，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2.加大对越南共和国的军事压力会有风险。但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在越南共和国使用武力，就必须到东南亚其他地区开辟战场，而那些地区的条件可能更糟。

3.许多人有人担心说如果美国大幅增加对越军事援助，将会引发一场大战。然而，我们必须要考虑，当前不断增加的使用小规模军事力量的次数会导致冲突升级。只控制游击队而不打败游击队才是最糟糕的方案。这么做十有八九会酿成一场大战。

同样，基辛格建议洛克菲勒强调一点：在老挝问题上，苏联已经占了上风，老挝现已沦落为“往越南共和国运送物资的过道”。1962年5月的一份立场文件甚至建议“美国承诺出兵老挝”，这种观点跟基辛格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不保卫老挝，那么可能以后我们必须在其他国家、在更为恶劣的条件下开战……要么必须下决心保卫老挝，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兵力，要么必须愿意后退，在越南共和国、柬埔寨和泰国划定我们的防线”。基辛格在此提出警告，如果现在行动不力，会导致将来另一个地方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发生一场“大战”，这与全盘支持肯尼迪政府的立场不可同日而语。

1963年秋，肯尼迪的政策遭遇危机。当时，肯尼迪已经认识到，正如10月2日他的新闻发言人所说，“到1965年年底，美国在越主要军事任务可以结束……今年年底，1 000名军事人员可以撤离”，当时驻越美军共计16 700余人。这就是麦克纳马拉建议的“撤离越南的办法”，麦克纳马拉是在与马克斯韦尔·泰勒（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越后提出该建议的。10月11日的国家安全局263号备忘录明确提到“实施”从越南“撤军的计划”。问题出在哪儿？“肯尼迪遇刺了”的回答过于简单，因为它忽略了1962年8月就已开始在西贡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当时，美国国务院掌管东亚事务的罗杰·希尔斯曼起草了一份发给美国驻越大使的电报，电报声明吴庭艳总统必须“除掉”弟弟吴廷瑈，否则将失去美国的支持。埃夫里尔·哈里曼审查通过了电文，里面还有一句威胁的话：“如果你使尽浑身解数，吴庭艳还是顽固不化、拒绝行动，那么我们必须面对‘除掉’吴庭艳的可能性。”

当时正值盛夏。肯尼迪总统在海厄尼斯港。腊斯克在联合国。麦克纳马拉、邦迪和麦科恩都不在华盛顿。腊斯克手下的二号人物乔治·鲍尔正在和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打高尔夫球。不过哈里曼和希尔斯曼还是找到了他们俩，希望鲍尔能批准电文。尽管鲍尔是肯尼迪政府中的主和派，但他根本不把吴氏兄弟放在眼里。他草草给腊斯克打了个电话，然后打电话向肯尼迪请示，话说得轻描淡写，两人在电话里“从头到尾研究了一番”。肯尼迪指示，这份电报可以发，前提是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要代表国防部同意。吉尔帕特里克以为总统已经同意，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得知后火冒三丈，腊斯克马上发电报给越南要求撤回总统指示。（肯尼迪恼羞成怒，对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感叹道：“天哪！我的政府要垮台了。”）然而，这位刚刚到任的驻越大使原本就看不起吴氏兄弟，自会从中推断出政府的态度。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1960年曾任尼克松的竞选助手。肯尼迪想了很多办法向共和党温和派示好，任命洛奇为驻越南共和国大使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基辛格喜欢洛奇，但也知道他的思维和脾气有缺陷。在西贡，洛奇喜欢向来访者显摆其随身携带的手枪。他得知吴廷瑈吸毒感到很震惊，在得知吴廷瑈的夫人专横跋扈后更是惊诧不已。洛奇总想找机会下手，如果对吴庭艳来一场政变，岂不正好了此心愿？8月24日电报撤回之后，洛奇向腊斯克抗议，强烈要求尽快取消对吴庭艳政府的援助。政变的谣言在西贡不胫而走，肯尼迪总统计上心来。10月6日，他发电报给洛奇，“美国不会阻止政变”。

11月1日，吴庭艳打电话给洛奇，说手下的将军们威胁他。洛奇回答说，华盛顿现在是凌晨四点半，“美国政府不可能表态”，不过如果“我能为您的生命安全”效犬马之劳，“请打电话给我”。吴庭艳、吴廷瑈双双被击毙，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尸体被肢解。政变策划者称两人是自杀，真是可笑！泰勒说，肯尼迪总统得知这一消息，“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冲出办公室，满脸写着震惊和沮丧”。真会演戏！肯尼迪的国务卿承认，发动政变的命令差不多就是总统下的！事隔两年，洛奇在西贡见到基辛格，跟他说政变的事肯尼迪总统不光早就知道，而且一手策划。基辛格直白地回答：“我想现在的许多困难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祸根。”

推翻吴庭艳不仅是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而且在战略上也是一大败笔。这次政变根本没有让越南共和国更坚挺，恰恰相反，越南共和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强了。肯尼迪最后采取了一些决绝行动，把原来说要减兵的话撤回，现在他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态度：西贡政府完全是美国的一个工具，就像布达佩斯政府就是苏联的工具一样。现任政府之所以掌权，是因为他们在超级大国支持下发动了血腥政变。

政变发生后，跟大多数观察家不同，基辛格认为这个错误很严重。早在1963年9月，基辛格便恳求洛克菲勒谴责肯尼迪“公然怂恿军变，不然就削弱现任政府”。一个月后，基辛格斥责道，“政府有一种可怜的做派：用新闻稿指挥政策，将公关把戏与外交手段混为一谈”，“肯尼迪政府几次公开抨击吴庭艳政府”，不过是为这种做派提供了几个新例子而已：

任何游击战的主要目的都是想杀杀现任政府的锐气。我们削弱吴庭艳政权实际上是帮了越共的忙。还有，我们一方面反对世界上的兵变，一方面又怂恿越南共和国对吴庭艳政府搞军变，这说得过去吗……

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发布公告，说今年年底美国将撤军1 000人，到1965年撤回全部军队，越共一定很开心。共产党以为这肯定证实了一个道理：只要他们坚持的时间够长，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显而易见，基辛格并不主张在这个阶段从越南撤军。他依然坚信一个策略：在游击战中打败越共。但是，他比肯尼迪政府的任何官员都更明白一个道理：这场战争并非仅靠火力便可以取胜，这是一场心理战，从这点来看，削弱吴庭艳政府无异于自讨苦吃。

吴庭艳被害的消息传来，基辛格很愤慨。一气之下，1963年11月6日，他给洛克菲勒写信表明自己的几点看法：

1）关于越南问题，存在一种隐隐的道德不安，我感到必须有人加以澄清。

2）我们的政策很可耻，你这个国家领导人如果能头一个站出来抗议，那将是大功一件。

3）据我看越南局势会恶化，这一点千万要告诫国人。

4）你不仅能伸张正义，同时还能团结许多共和党人。

你可以反驳说洛奇无疑会支持肯尼迪政府。但如果我们真把这当回事，以后就再也无权谈论越南问题了，要知道，越南问题是我们最有发言权的问题之一。

基辛格深信这次美国犯了一个大错，于是急匆匆地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如果发表了一定会重新定义人们对越南问题的争议的声明。

一个最初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建立的盟国政府被我国政府暗中支持的军变推翻了。两位领导人遇害……一个军事独裁政府堂而皇之地成立了。美国政策居然引致这种手法，对此我深感忧虑。美国的尊严和道德观要求做事不能不择手段……试想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些军事集团有可能发动军变吗？如果我们让这些军事集团领导人明白美国对不到一个月前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与他们会谈时说的军变的厌恶并非局限于拉美地区，他们还会进行颠覆活动吗？

基辛格是在拿越南和在苏联支持下成立了中立联合政府的老挝做比较。两国局势都不能令美国的其他盟国感到振奋，但越南问题更令人揪心。“因为吴庭艳政府不是一般的政府。1955年吴庭艳政府得以成立主要归功于美国，美国也一直支持该政府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奋力建设一个独立国家”。但现在吴庭艳下台了，有人却说“吴庭艳政府是和共产党游击队打仗打败了，而美国政府却一再喜气洋洋地报道吴庭艳政府如何战胜越共，两种说法正好相反，叫人听了好生奇怪”。基辛格是“局外人”，不想“判断吴庭艳政府会不会打仗”，但他能明确指出“不论谁执政，美国对越南共和国采取有效政策时都会遇到的那些客观障碍”。一是开放老越边境有利于“游击队的渗透”，二是游击队有“特权庇护所”提供的外部支持，打起仗来有先天优势。现在可以再加上第三个——吴庭艳未曾面临的障碍：“美国傀儡”的形象，因为“这种形象会削弱民众的支持，而要想打赢游击战民众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奇怪的是，“新政府比旧政府强大多了，却很难打交道”，因为“谁都知道美国跟越南政府有牵连，但是我们却无法对新政府施加压力”。总而言之，美国解决了一时之急，却牺牲了原则。基辛格最后写了一段话，再次表明他是理想派，不同于肯尼迪政府那些厚颜无耻的实用派：

和美国正式结盟的两位领导人遇害了，如果美国政府与这一事件有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感到骄傲。我不希望别人认为美国是为了一己之利而动用武力。我们的优势是恪守原则，不是操纵别人。我们的历史作用向来是认同人类的理想和最深切的希望。如果我们丧失这一优势，暂时的成功将会毫无意义。

3

林登·约翰逊可不是什么好人。在196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排名中，肯尼迪把他排到二号，殊不知他已经让手下去摸清了近100年有多少总统在任职期间死亡。结果是18个里面有5个。他对克莱尔·布思·卢斯说：“克莱尔，我查过了，总统在任职期间死亡的比例超过1/4。亲爱的，我就喜欢赌，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约翰逊不仅卑鄙而且腐败，这是记者们调查他的朋友博比·贝克的商业活动时发现的。他还是个酒鬼，跟他父亲一样，他最爱顺风威士忌加冰块，堪比他对咖啡、雪茄的癖好。直到1955年他心脏病发作后才戒烟。政治生涯早期，他喝的酒比较淡，说是会“喝酒乱性”。但是他的其他爱好照样也会乱性。在他的办公室，客人喝的酒水始终是寻常度数的，他的则不然。只有到了得克萨斯州自己的牧场他才会豪饮。然而，当他爬到事业顶端后，他在华盛顿的饮酒量又增加了。一名记者回忆道，“我以前也见过别人吃饭时抽烟喝酒”，但是约翰逊“就像是不要命似的”。有朝一日会有人好好研究一下午餐时间饮酒在越战升级中的作用——尽管至少有一个和约翰逊共进午餐的人说，他平常星期二中午和资深顾问进餐时滴酒不沾。

约翰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本事让人就范，这是在参议院中练出来的。诺曼·梅勒接触过很多人，他对约翰·F.肯尼迪那种冷静或超然印象很深。约翰逊身上没有丝毫的冷静或超然，他喜欢把意志强加于人，见面就死命握手，恨不得把你的手握碎。博比·肯尼迪越来越恨他，认为约翰逊“下流、残酷、歹毒——怎么看都像是禽兽”。但是，即便是那些崇拜他的人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横行霸道的家伙怎么就能做到那么谨慎，居然身居总统高位也没被神枪手给打死。

起初，约翰逊满足于继续推行肯尼迪口是心非的政策。在越南问题上他最早的声明含糊其词，这一点谁都清楚。美国对越南共和国的政策，“重点”和“首要目标”依然是“帮助那里的新政府打赢越共叛乱分子”，但同时还有一个目标，撤回1 000名军人。这也是27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的精要所在，尽管这样一来，“在离老挝境内50英里的区域发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会更大。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团队完好无损，政府甚至动员邦迪的老母亲说服儿子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乔治·鲍尔认为约翰逊对肯尼迪总统遗留的国内立法计划比较上心，不大关注“突然冒出来的越南问题”。但是，1963年12月，越南共和国方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麦克纳马拉警告说越南共和国“最多保持中立，很可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后，约翰逊才开始焦虑不安。与肯尼迪相比，约翰逊更加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一种延续。他问道：“你希望看到另一个中国吗？”1949年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共和党曾奚落杜鲁门总统，对约翰逊而言，那一幕还历历在目。他对奈特–里德报业的约翰·奈特解释道：“如果我决定逃跑，让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去……我的天啊，那他们当年说我们对中国见死不救的话今天就真的兑现了”。

说句公道话，约翰逊考虑内政也无可厚非。1964年是竞选年，选民投票的日子离肯尼迪遇刺还不到一年，但他不想靠同情票取胜。他最希望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乱作一团，结局果真如此。洛克菲勒再次成为具有自由倾向的东北部地区所谓的“当权派”的总统候选人。挑战者巴里·戈德华特，原本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名飞行员，1952年入选参议院，至多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保守派。（他曾主张“到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游说”，希望废除新政。）戈德华特跟尼克松不同，是右派意识形态的宠儿。戈德华特草案委员会的发起人有三位：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彼得·奥唐奈、青年共和党领袖F.克利夫顿·怀特和《国家评论》的威廉·拉什。这三人都认为尼克松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者。

共和党呼声最高的两位竞选者各有所长。洛克菲勒有钱，戈德华特有一大帮急不可耐的年轻“郊区勇士”：他们准备在美国各地挨家挨户敲门游说，人手一份请人代笔的戈德华特竞选宣言《一个保守派的良心》，里面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例如精简政府、加强各州的权力（反对民权）[2]以及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但是，两者各有严重的弱点。戈德华特习惯信口开河——被记录在案，无论对民权还是冷战，他都喜欢发表极端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言论。洛克菲勒的软肋是他的私生活。如果参与竞赛的只有两个选手，洛克菲勒有可能获胜，尽管他离婚之后又结婚，还刚添了个小宝宝。但是，事情绝非那么简单。尼克松虽已主动放弃竞选，但又像洛克菲勒4年前那样频频暗示如果共和党领导人指派，他也会接受提名。亨利·卡伯特·洛奇虽人在西贡，但由于受艾森豪威尔怂恿，也入围了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W.斯克兰顿同样入围，也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鼓动；其实艾森豪威尔从不支持任何候选人，他也没这个资格。最后，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也同样入围。直接结果是，这些额外的候选人对洛克菲勒造成了致命影响。

为了赢得共和党内部总统候选人提名，洛克菲勒做了大量工作，但大多考虑不周。1963年夏，他强烈谴责“极端分子”——“伯奇主义者和其他极右分子”包括“写恐吓信、写文章宣泄诽谤和仇恨、采取暴力和怪诞战术、以爆炸相威胁并实施爆炸、用共产党和纳粹的手段渗透和颠覆现有政权”在内的可耻行径。总之，这些人采取的都是极权主义战术。但他对极端分子的谴责不起作用：戈德华特的得票率在上升。洛克菲勒同时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婚姻闹剧对核心选民的影响。第一轮初选的重镇新罕布什尔州的乡村地区还没有进入“60年代”，这里的人还抱着老观念，认为“男人喜新厌旧”是不可靠的。而且，他还错在担心尼克松——尽管基辛格建议“完全不用管尼克松，除非他宣称参加竞选”，殊不知他真正的威胁是不在国内的洛奇。热心的支持者为洛奇举行的补提名投票非常成功，最后洛奇以巨大优势赢得该州初选，洛克菲勒从此一蹶不振。（基辛格后来“责备洛奇没有退出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强烈要求其支持者支持洛克菲勒”。洛奇说没想到自己会赢得那么多选票。）

常识告诉我们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而新罕布什尔州这种地方的党派初选可谓是最具地方性的政治现象。的确，在选民的优先事务清单上，与社保和民权等国内经济事务相比，外交政策问题是排在末位的。但是，戈德华特却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事务上挑衅洛克菲勒。他说洛克菲勒支持政府把麦子卖给苏联是政治上的“跟风”。他做客《面对新闻界》时表示，美国应该收回外交上对苏联的支持。他主张将古巴流亡分子武装起来再次入侵他们的祖国。他呼吁政府撕毁禁核条约。他建议危急时刻北约指挥官应该有权使用战术核武器，不用请示总统。他提出修改《联合国宪章》，让苏联无权否决安理会决议。他甚至诽谤美国核导弹的“可靠性”。

洛克菲勒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忙不迭地一一予以迎头痛击。这活儿可不那么省心。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这样的重量级专家给洛克菲勒介绍太空竞赛等国际事务。不过戈德华特似乎找到《幽默》杂志的阿尔弗雷德·E.诺伊曼了解科学情报。（“什么？我有什么担心的？”）问题是，基辛格发现有些问题两人其实持同样的看法。不过，两人不一致的地方是，洛克菲勒和《纽约时报》看法相同。洛克菲勒说戈德华特的较极端立场“不负责任”“危险”“激进”，共和党选民不大买账。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认为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不应该到贸然交战中去找答案。”然而，1964年，很多共和党人就是相信要交战。

基辛格认为，洛克菲勒应该在越南问题上亮明立场。右有戈德华特，他主张“扩大战场，打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他思及要是10年前美国在河内扔一枚轻型原子弹就好了。左有约翰逊，依然奉行明显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对西贡的控制，一方面又承诺撤军。选民们举棋不定。1964年年初进行过一次针对共和党和有共和党倾向的选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46%的人认为在越南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12%的人还想再推进一些，22%的人认为可以缓和一点，20%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就全体选民而言，只有大约1/3的人希望美国加大力度。好笑的是，林登·约翰逊在“让美国停战”问题上的净支持率是68%。

早在1963年10月，基辛格就开始不停地向洛克菲勒灌输越南问题新主张，规劝他跟其他候选人区别开来，利用公众举棋不定的心理。他应该主张在这个时候迫使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性政策施以限制”。洛克菲勒应该指出老挝和柬埔寨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相似性；柬埔寨这个弱国正在被用来为越共提供给养，有可能最后“中立”。1964年1月16日，罗德·珀金斯和基辛格拿出一份声明草案，声明中洛克菲勒将呼吁约翰逊“坦白地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一次也不是呼吁撤退，恰恰相反，其指导思想依然是“如果我们不在越南打败共产党游击队，共产党将会遍及整个东南亚”。不过，基辛格此时冒着暗示战争将进一步升级的危险，希望洛克菲勒能让约翰逊承认战争进展不顺利，并希望洛克菲勒指出战争之所以进展不顺利，是因为越共具有先天的优势：游击队能得到外来支持。

基辛格说得一点儿没错，洛克菲勒要想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胜出悬而又悬。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更为批判性的立场是否有用还另当别论，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最要命的是基辛格早在吴庭艳被政变推翻前就和肯尼迪、约翰逊两人分道扬镳了。可惜，支持洛克菲勒竞选活动的专业政治人士却认为他的建议过于冒险。1月16日的越南问题声明八易其稿，1月29日发布后却被付之一炬。第二份更正式的声明改了两稿，不顾基辛格的“明确反对”，于2月23日发表。第三份没用上。直到4月26日，洛克菲勒才发表了一份基辛格满意的越南问题声明。早在三个月之前，基辛格就深信这是对民主党政策很具前瞻性的批评。他坚信，无论从竞选战略还是宏观战略来看，拖延都是一种失误。基辛格说道：“外交政策领域是你和政府差别最明显的地方，要利用好这点，这样戈德华特说你像民主党的企图便无法得逞。”

1964年2月初，基辛格和洛克菲勒共进晚餐时，就竞选问题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基辛格回到餐桌，决定用朴实无华的方式袒露心迹。他说：“你的主要对手不是戈德华特，而是几匹所谓的‘黑马’：斯克兰顿、洛奇、尼克松。戈德华特会自行毁灭。”至于约翰逊，“他的软肋是外交政策。在这方面他没什么天赋。他继承的遗产一团糟。很多危机他都无法控制。他的顾问正是造成现有危机的那帮人”。然而，尽管基辛格多次想“谈谈越南问题声明”，但洛克菲勒的其他顾问却处心积虑地阻挠。竞选小组随意发布了一些联合国、太空竞赛等方面的文件，全然不顾整体战略。基辛格抱怨道：“目前的做法过于强调短期公关问题，牺牲了基本的道德关怀，道德关怀才是你的主要目标。你若极其在意明天的头版头条，那么能否在从今以后的半年内一马当先就很成问题。”“你对美国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那些代表你深切信仰的计划。你的职责履行得好不好，明天的社论说了不算，三五年后的社论说了才算。只有抱着这样的态度才能扭转价值观和思想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我们战后的许许多多政策都遭遇过。”

这份备忘录数天之内几易其稿，每次重写都会标明“高度私密与机密”，每次最后都建议洛克菲勒成立“一个负责协调战略、实务和形象的高级顾问小组”。最后定稿时，基辛格附上一封信，请求洛克菲勒不要给手下任何人看，还附上一份有关罗德·珀金斯的含糊其词的材料[3]。洛克菲勒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成立了一个6人“核心小组”，基辛格和珀金斯都是成员。

基辛格现在是一门心思打共和党提名战。他主动提出代表洛克菲勒到西海岸演说（尽管他警告说“一般说来，我在无政治倾向的环境下讲得好，在有政治倾向的环境下讲得不好”。）他反对聘用记者唐·怀特黑德（“这个一流的政治妓女”）于最后关头在马萨诸塞州发起挑战。他主张抓住约翰逊敏感的弱点，说如果能“彻底激怒他”，就能在政治上占很大优势。不过，在内容问题上他始终如一。1月24日他写道：“我认为越南局势一团糟，不过我想，要不了多久约翰逊就会采取行动。我强烈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确立领先地位。”洛克菲勒比他了解拉丁美洲，出于对洛克菲勒的尊重，他愿意把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扩大到古巴、巴西甚至巴拿马等拉美国家，宣称政府整体上存在“领导力差距”。不过，在竞选小组为洛克菲勒于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准备的答词中，越南问题是一个笑点：“古巴是共产党的堡垒，巴拿马乱作一团。老挝在竹幕统治下日益衰退，柬埔寨可能亦步亦趋，而越南共产党显然就要打胜仗了。”

然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孤军作战。一直到1964年3月17日，洛克菲勒阵营还没有就越南问题达成一致，只不过强调“越南共和国对整个东南亚很重要”，“美国政策混乱……造成人心涣散”。早在2月24日，基辛格就不耐烦地声称他不再相信“所谓正确政策的理解和批准这些声明的人的想法会不谋而合”。4月，基辛格宣称，竞选都进行半年了，洛克菲勒却还没有对越南和古巴这两个“我们最大的外事问题”发表重大声明，沮丧之余，他派道格·贝利去找美国海外情报局的道夫·德勒格和唐纳德·罗克兰了解越南方面的情况。两人对越南局势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基辛格的信念：对越共的作战出了很大问题，越战已经演变成一场区域性冲突，老挝和柬埔寨两国也卷入其中，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成功地在苏中争斗中坐收渔利，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援助。

这么做无济于事。4月26日，在越南问题辩论中，洛克菲勒呼吁美国对越共在老挝、柬埔寨的供给线予以空中打击（基辛格早就认为必须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但这种迟来的干预收效甚微。4月14日，戈德华特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一周后洛奇拿下新泽西州，28日又拿下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同一天，斯克兰顿在宾夕法尼亚州取胜。戈德华特势如破竹，一连拿下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接着又将印第安纳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收入囊中。洛克菲勒首战告捷是在西弗吉尼亚州，没想到千万富翁居然能在这个州获胜。至此，洛克菲勒在选举代表人票数上已远远落后，言谈之间已经开始表示他参加竞选的唯一目的是让戈德华特居于“主流”。尽管5月15日他又赢得了俄勒冈州（这对洛奇而言是一个大逆转，因为直到4月中旬他都似乎锐不可当），却在6月2日具有决定性的加州初选中以微弱劣势被戈德华特击败。

从一个方面看，洛克菲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戈德华特那成百上千的保守派志愿者打出了一张王牌：按照乔治·欣曼的策略编制了一份无懈可击的加利福尼亚精英代表名单。但问题是饱受争议的洛克菲勒再婚事件刚过一年，5月30日小纳尔逊就出生了，如果竞选重来一次，老纳尔逊的候选人提名照样会让别人拿走。（正如洛奇后来所言，“只有洛克菲勒这样的富翁才会以为一年当中既能拥有甜蜜的爱情，又能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几周后一名资深记者告诉基辛格：“洛克菲勒输掉加州初选，一方面是因为生了个儿子，一方面是因为其竞选内容华而不实。”第二个缺陷基辛格曾设法纠正，却没能做到。

4

洛克菲勒认输后，基辛格很动情。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寄给洛克菲勒，说“我最钦佩你在那痛彻心扉的几周，独自一人为原则而战。如果共和党和我们的两党制度得以保全，主要功劳归你”。这可能看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也许只是给他战败的恩人打气。然而，如果你低估了这时的基辛格的紧张和兴奋之情，那就错了。7月，共和党1964年全国代表大会在旧金山的牛宫举行，基辛格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种盛会。他还从未与美国民主进程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会议室里烟雾弥漫，会议厅中人头攒动。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录在一篇标注着“私密加机密”的日记中。

离大会还有一个星期时基辛格就来到旧金山。他和洛克菲勒竞选团队的成员都不抱多大希望，但他们的老板一直满怀信心，以为自己可以多少制约一下戈德华特，想着要是能在共和党的这个平台上将这个思想比较极端的候选人肃清该多好。严格来说，还必须投票确认戈德华特为候选人，因为斯克兰顿还在竞争，不过结局已确定无疑。开完第一场会，基辛格写道：“整体气氛比较沮丧。洛克菲勒的表现令人失望。事实上，会议没开好，每个到场的人都有自己的遗憾和说法。”他对其他落选者的表现并不上心：斯克兰顿没有章法、不够果断；罗姆尼衣冠楚楚，但空虚、自负；洛奇妄自尊大、腹中空空。“这些人没有一个……有道德勇气讨论原则问题，一个个都觉得能来这里要么是意料之外的，要么至少也是因为1968年在戈德华特之后成了假定后继者”。基辛格全力主张摆明立场，敦促洛克菲勒“表示不希望人们鼓掌通过将林肯总统的党派交托给戈德华特的提议”，如果大会不满足他的最低要求，就强行要求在会上举行辩论。要求有三：“一、维护美国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二、继续认可苏联；三、不能授权决定使用核武器。”他对反应冷淡的珀金斯说：“反对戈德华特的团队不是在为共和党代表大会竞选，而是在为历史竞选。”基辛格这次最大的贡献，是设法要求大会修改戈德华特提出的建议，即授权北约指挥官控制核武器的政纲条款。他花费大量时间打电话、跟人见面，力图团结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原来的那批官员，尤其是艾伦·杜勒斯、托马斯·盖茨、克里斯蒂安·赫脱、约翰·麦克洛伊，甚至还有艾森豪威尔的弟弟弥尔顿。结果，前总统退出了对峙，斯克兰顿临阵畏缩，而罗姆尼则彻底倒戈。

这次大会的几乎每个环节都让基辛格感到害怕。梅尔·莱尔德主持政纲草拟委员会，满以为戈德华特会取胜，“不停地把玩他的指节铜环”。还有些“无为、无能、自私……的所谓的温和派”，最糟糕的是，各方意见不统一。还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那些老家伙，狡猾透顶，根本不搭理基辛格提出的任何原则。最可怕的是戈德华特的支持者。基辛格发现，这些人根本不是“穿网球鞋的老女人和退休上校”，而是“聪明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语义纯粹……紧张、能干、毫无幽默感、极其不安”。基辛格有一种不祥之感，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德国参加的政治活动。7月9日他写道：“温和派今天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摇摆不定。他们的整个做派让人想到面临希特勒的民主党派——不愿相信他们的对手是认真的，一般下小赌注，忽略基本问题。”相反，“戈德华特的支持者都是中产阶级，‘值得尊敬’。他们感到被人威胁，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渴望那种全情投入的安全感。无论戈德华特的‘真实’观点是怎样的，他的活动从表面看类似于欧洲纳粹主义”。最让基辛格心惊胆战的是，7月13日那个周一的上午他见到了戈德华特的一个支持者。头天晚上，基辛格和洛克菲勒、斯克兰顿、洛奇等人开会开到很晚，想就核武器条款修改稿的措辞达成一致。基辛格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离开会议室时，戈德华特手下的一个人清点人数。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但是他认识我，说‘基辛格，别以为我们会忘记你的名字’。”一个从纳粹德国出来的难民听了这话真是感到阵阵寒意。[4]

当天晚些时候大会开幕。会场一片混乱，这里以前叫加利福尼亚州家畜展示场，真是名不虚传。温和派虽然败下阵来，但还是坚持提议修订纲领中的三项条款：总统控制核武器、民权（戈德华特拐弯抹角地表示反对）以及“极端主义”。但每次交锋都败北。大会的计划也变了，结果修正案的辩论直到晚上9点才开始，东海岸的电视观众压根看不到。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寡不敌众，他们分配到的座位都在离大会主席台很远的角落里。据基辛格估计，负责门迎和引路的3/4的人都是“明目张胆地戴着戈德华特徽章的支持者”；甚至有警察公然到场支持“巴里”。大会主席、肯塔基州州议员思拉斯顿·莫顿对任何阻挠预定候选人的人公开表示蔑视。最可笑的是，戈德华特手下那帮人的滑稽举动，都是由其竞选活动策划人克利夫·怀特在会议厅后面的绿白相间的通信拖车里用对讲机统一指挥的。

但是，让基辛格最害怕的是众人的自发行为。他拿到一张票坐在斯克兰顿的包厢里，占了两个座位，目睹了现代党派大会最不规矩的一次会议。

我即刻感到大部分代表以及所有观众的疯狂、激情和热切。那气氛更像是一场复兴布道会，而不是政治大会。显然，一场革命正在酝酿。观众和代表都不是来参加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胜利集会。他们是来庆祝胜利。他们希望打垮对手，而不是团结对手……今天晚上的牛宫真是险象环生、难以言喻。巴里、巴里的呐喊声响彻会议厅。

艾森豪威尔在开幕词里用种族歧视的口吻提到携带弹簧小折刀的罪犯[5]，“大多代表以为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民权运动，这样一来，后来再有谁谈到民权运动，他们都会狂热地鼓掌”。约翰·古德温·托尔议员念出党纲里那些呼吁“解放”波罗的海国家、解散南斯拉夫的条款时，会场上发出疯狂的欢呼声。但是，当洛克菲勒朗读在那天上午达成一致的发言稿支持极端主义修正案时，会议气氛跌到了谷底：

共和党完全尊重负责任的批评，捍卫民主进程中的异议权。但是，我们拒绝约翰·伯奇协会、三K党和共产党等组织的言行，因为它们试图渗透到我们党内的责任岗位，或者依附于党的候选人，从而败坏我党名声。

洛克菲勒演讲时，不少人在那里喝倒彩。他讲到“打手队和纳粹手段”这个词组，嘘声一片，盖过他的声音。有好几分钟，人群中不停地高喊“我们需要巴里！”那声音几乎完全淹没了他的发言。洛克菲勒毫不畏惧，继续发言，谴责“包括共产党、三K党以及约翰·伯奇协会成员在内的一切激进和迂腐的少数派”，呼吁共和党“不仅要拒绝左派的极端主义，也要拒绝右派的极端主义”。这番话赢得了纽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代表的忠实掌声，但当洛克菲勒批评“外来”右翼“少数派”、声明自己相信“共和党的自由主义”时，会场上其他人喝倒彩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他说出“极端主义威胁”这个词语，支持戈德华特的人简直发狂了，又是摁喇叭，又是喊口号，一片喧闹，那声音震耳欲聋。演讲末了，洛克菲勒对那些闹事者丢下一句“公然以个人暴力相威胁”，愤然离开讲台。好在大多数美国人这时已关掉电视。这种广告对一个政党来说真是太糟糕了，反对者正求之不得。事实上，克利夫·怀特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人。

基辛格被吓呆了：

后来我看了电视重播，几乎都看不到当时牛宫里弥漫的那种恶毒、邪恶、歇斯底里的仇恨。主持人介绍纳尔逊·洛克菲勒时只说他是州长，没加任何形容词，他还没开口，起哄声、嘲笑声和嘘声已经持续了几分钟，主持人根本不制止。洛克菲勒发表声明的时候，每说几个词都会被一阵恶心、卑鄙而恶毒的喧闹声打断，主持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后来的场面也是闹哄哄的，反极端主义的修正案被否决也就毫不奇怪了。罗姆尼提出的比较缓和的修正案也被否决，民权修正案也被否决，基辛格劳神费力、精心措辞的核管理局修正案同样被否决。

大会的高潮是戈德华特发表的浮夸的提名演讲。观众听了演讲大多热血沸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为戈德华特量身定制的词句。演讲稿的作者哈利·雅法，是一位从保守角度重新解读林肯的著名学者。戈德华特厉声说道：“我要提醒大家，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坏事。请允许我提醒大家，追求正义的时候节制不是好事。”（对此并不是人人叫好。一名记者听了很惊讶，嘟囔道：“天啊，巴里·戈德华特就这样去参加竞选吗？”而理查德·尼克松一脸木然，没有鼓掌。）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次演讲意味深长。戈德华特关于“集体主义泥沼”和“共产党恃强凌弱”的讽刺毫无新意。不过，他在外交政策方面讲的几句话正是有意刺激林登·约翰逊：“昨天是朝鲜，今晚是越南……我们已经在越南开战了。（掌声）然而，总统虽然是三军总司令，却不愿说……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要打胜仗。”会议厅外面的敌对群众也值得注意。多达4万的民权示威者占领了市政厅广场，谴责戈德华特是又一个希特勒。

自由派媒体是戈德华特的支持者最中意的炮轰对象。报纸对大会的报道也予以还击。有些报纸显然不知道戈德华特家族具有犹太血统，居然报道他即将在会后去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避暑休闲之地。《生活》杂志说会上出现了“一股狂热潮流”。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察觉到“法西斯主义气息”。一个在场的共和党成员比较认同这种说法。基辛格对自己目睹的一切毫不怀疑：

牛宫那种欢呼的狂热令人联想起纳粹时代……那些支持戈德华特的人都是中产阶级，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是技术官僚，被一种近乎狂热的热情所驱动。他们是自由暴露那一代人，是许许多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信仰，没有党派。那些佩戴亨特利和布林克利[6]徽章的代表在场内到处走是一种新现象。有一个代表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的徽章不够大，不能把霍华德·K.史密斯和东部所有报纸都印上去。”这是一种新型代表。这种组织一旦成立便很难清除。它会成为后10年很可能出现的所有危机的剩余遗产继承者……戈德华特的胜利是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它是欧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的胜利。谁也无法预测其结局，因为没有先例。

报纸纷纷对这出“悲喜剧”进行报道，引起了基辛格父亲的警觉。老先生当时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假，他给儿子写信，警告说如果“此人”在“不满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帮助下获得11月大选的胜利，那“将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世界的悲剧”。不过，他儿子明白同时还会有其他危险。一股同等的对立势力也有可能汇聚到政治左派。他富有前瞻性地写道：“我们前面可能出现的情况已经在牛宫有所体现。”室外有纠察队呼吁越南中立、解散北约，还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示威者。室内是右派极端分子。

几天后他对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说，参加这次会议“是一种惨痛的经历……任何新闻报道恐怕都难以尽述”。霍华德表示同情。这种亲身政治经历值得人们“引以为戒”。他写道：“我们这些学者只是在理论上对非理性的力量有所了解，实际生活中碰上了会叫人非常难受。对那些成功掌握这种力量的政治家，你会更加尊敬。”但是霍华德把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与当时在英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核裁军运动相提并论并不恰当。美国发生的事情比较特殊，基辛格仔细一想，认为这跟肯尼迪时代知识分子背信弃义不无关系。那时候，常春藤高校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对华盛顿趋之若鹜，以为自由派计划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

每个民主国家都要尊重多样性。但是它们必须明白多样性的意义何在。宽容不能等同于道德中立。相反，如果相对论四处蔓延，伪价值会取代被毁灭的真价值。人不能靠陈旧的口号和自以为是的祈祷来生活。20世纪30年代人类还没有明了全部真相。我的很多同事（我可能也是如此）对那些不如我们见多识广的人采取一种自鸣得意、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必然会产生一种感情真空……发生戈德华特现象之后，两党都有责任深刻反省。两党都应扪心自问的是为什么有了和平和繁荣还不够以及为什么在生活富裕时期中产阶级会出现极端行为。他们必须考虑一点，如果民主社会对多样性的尊重不是建立在强烈的目标意识之上，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下去。

可悲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那些统治者深信越南战争可以提供这种目标意识。约翰逊政府引起的越战升级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正因如此，在后来的15年中，即便从选举角度看，戈德华特支持者的人数大大超出左派极端分子，在美国政治剧中饰演主角的似乎也不是牛宫里面的极端分子，而是牛宫外面的极端分子。

5

政府宣传者及政府左派辩护者常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本不是美国侵略的无辜牺牲品。1963年12月，也就是约翰逊总统做出往越南大规模发兵的重大决定前一年半，越南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如下决议：“如果我们不打败敌军，我们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武装斗争具有直接而决定性的作用。”1964年9月，河内政权派遣越南人民军正规军南下胡志明小道；6个月后，约翰逊才派海军陆战队登陆越南岘港。这次战争的目的，在1965年3月第十二次全会决议中被提及，是“打败……美帝国主义者，保卫北方，解放南方，完成全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攻击了。约翰逊总统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公开侵略”也不无道理。他要求国会“授权自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对美国军队的任何武装进攻，以预防进一步侵略”，这么做也合情合理。

约翰逊总统向国会隐瞒了一点，“北部湾事件”的直接起因是34–A作战计划——越南共和国突击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沿岸发起攻击的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国防部策划，得到中情局支持），同时美国海军执行侦察任务。1964年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驶入国际海域，的确遭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巡逻的鱼雷艇攻击，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派出的空中支持可以为证。因此，约翰逊完全有权派美国驱逐舰“特纳·乔伊”号与“马多克斯”号一道巡逻。比较令人怀疑的是8月4日约翰逊和其他政府要员在得知互相矛盾的报道后所采取的处理办法。两艘军舰都报道再次遭到越军鱼雷艇的攻击，它们也还以炮击，而美军执行空中支持的飞行员“却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到黑水和美军火力”。“马多克斯”号司令官迅速给火奴鲁鲁指挥部发送了紧急电文，“责备天气反常，影响雷达和心情迫切的声纳兵”，尽管他后来又换了一套说辞。只有一条截获的信号情报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真的发动了攻击。然而，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却以此为由，针对约翰逊所说的“对美国武装部队多次采取暴力行动”施加报复，进行了首次空中打击。

约翰逊就是约翰逊。他本来不希望在竞选中谈论越南问题，实际上他打算削减1965年的国防开支。但是计划不如变化，良机不可坐失。那天他正跟国会领导人一道用早餐，突然收到越军第二次攻击的初步报告。他厉声道：“告诉你我的想法是什么，我不但要把炮轰‘马多克斯’号的那些鱼雷艇摧毁，还要把码头上的一切全部摧毁。我要把整个工程给摧毁。我要让他们好好尝尝我的厉害。”机会来了，他要令人信服地反驳戈德华特在旧金山提出的指控：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很软弱。在8月4日对全国人民演讲的前夕，他打电话给戈德华特，请他支持“尽可能将所有鱼雷艇除掉，将它们所有的基座都清除”。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怎么会说不呢？从狭隘的选举角度看，约翰逊做得一点儿都不错。从宪法上看，他不需要北部湾决议。不过这样一来他更有力量对付国会。正如约翰逊亲口所言，它“就像奶奶的睡衣，无所不包”。只有俄勒冈州议员沃尔特·摩斯和阿拉斯加州议员欧内斯特·格伦林投票反对总统在越南问题上搞一言堂。这也是共和党的一种聪明的竞选策略，即让约翰逊代表“正面反应”，而戈德华特则代表“负面反应”。结果是约翰逊大获全胜，获得美国竞选历史上最多的选票。就连基辛格也投了他一票。他上个月参加共和党大会后满腔怒火，竞选前夕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戈德华特。

约翰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戈德华特描绘成“一个就像水果蛋糕一样古怪的疯子”、“一个狂热的疯子和”和“一条疯狗”。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判断力很差。约翰逊声称“想往每个人身上扔原子弹”，实际上，有人就根据这句话拍了一条历史上最成功的批评广告——那条著名的广告，描述的是一个叫黛西的小女孩在原子弹轰炸中被焚烧。不过，1964年共和党输掉的不光是总统竞选。他们在众议院也失去了36个席位，让民主党赢得了1945年以来众议院数量最多的多数席位。共和党在参议院也丢了两个席位，结果又是民主党赢得了多数席位（68∶32），这也是民主党战后参议院席位最多的一次。此时共和党的命运跌至低谷。就连共和党的自由派成员，例如纳尔逊·洛克菲勒，此时也很容易偏向左派：博比·肯尼迪辞掉了司法部部长一职（因为他请求约翰逊把自己提升为副总统或国务卿，遭到拒绝），洛克菲勒很担心他会来竞选纽约州州长。民主党在竞选中取胜，在两方面加强了约翰逊的权力。一来他颁布了一系列自由派法律：选举法、医疗保健法、医疗补助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二来他在越南政策上的所有政治限制似乎被悉数解除。越南战争最惨烈之时，也就是民主党最强大之际。可笑的是，约翰逊之所以往越南增派援兵，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人们会因他曾镇压的一场保守运动而说他“软弱”。

踏上地狱台阶的理由千千万，通往地狱的台阶万万千。9月7日，约翰逊下令，只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攻打美国部队，美国部队就“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性空中打击。然而，当越共攻打美国在越南边和市的空军基地时，他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组（组长是时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乔治·邦迪的兄弟威廉）考虑另外两种方案：李梅属意的那种猛烈的空中打击或者沃尔特·罗斯托提倡的那种地毯式轰炸。第二种方案轻易胜出，于是1965年3月开始了“滚雷行动”的第一阶段——这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战持续了8年，中间偶有停顿。同月，美军第一批部队在越南岘港附近登陆。4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调用这些部队直接攻打越共。到1965年5月，47 000名美军战士已抵达越南。6月7日，威斯特摩兰“要求”将在越美军增加到44个营，这样在越美军总人数年底将增至175 000人。尽管麦克纳马拉称之为“鲁莽到愚蠢的地步”，但仍然支持将美军总数提高到100 000人。

决定让越南战争以一种“缓慢上升的节奏”（国安局328号备忘录的原话）升级而没有设计退出战略，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从一开始，约翰逊对此就有疑虑，政府的其他成员，尤其是乔治·鲍尔，也对这一点表示怀疑。首先，美国的直接行动似乎是对付越南共和国长期不稳定局面最简单的办法，越南共和国的那些“争论不休的政客”似乎很难仅凭自己的力量打胜仗。阮庆将军试图夺权，但因为学生和僧人上街游行，未能得逞。不过出动军队后他又很快上台。政府经受住又一次政变，成立了国家高级议会，起草了宪法，建立了以西贡前市长陈文香为总理的平民政府。正如鲍尔后来所言，“那里出现了一系列肮脏的政变，感觉越南共和国的整个政治体制行将崩溃，如果我们不想让这个破玩意儿垮掉，必须采取非常公正、非常积极的措施”。美军轰炸越共算是“帮了越南共和国大忙”。

其次，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的军队向约翰逊承诺“只打有限战争、达到有限的目标、使用有限的手段、动用有限的资源”。约翰逊认为如果付出太多（尤其是如果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可能把中国牵扯进来，他总是担心朝鲜战争再度上演。事实上，也正因如此，李梅认为全力以赴便毫无希望。但是，威斯特摩兰中意的“搜索–歼灭”战略实际上损耗性大，结果美军伤亡惨重，士气低沉[7]。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及其副手克赖顿·艾布拉姆斯提出另一种方案，支持美军清剿、占领一些重点村，而将大部分作战任务留给越南共和国，但该方案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再次，现在美国国内项目发展很快，为了不危及国内项目，约翰逊只能让军事力量“缓慢增长”。事实上，尽管民主党把持了国会，但政府在福利和民权事务上的行动太快，他都有些力不从心了。6月30日，他建议给贫困家庭发放租房补贴的提案险些被否决；7月底要开会审议的投票权和医保法案看起来也不堪一击。财政上保守的共和党和南部各州的民主党结成联盟，威胁着“大社会”蓝图。因此，约翰逊不敢要求国会答应越战升级必须满足的条件：一项新决议、授权他征召预备军人、一笔巨额追加拨款以及增加税收。约翰逊没有在黄金时段上电视发表讲话，而是在一次中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非正式地宣布将调动更多部队，一口咬定这样做“不意味着政策会出现任何变动”。正如他对麦克纳马拉解释时所言，如果他“对国会……提出更多要求……我们的国内立法计划就会化为泡影”。约翰逊决定不让国会有机会在枪炮和黄油之间做选择，因为他们很可能选择前者。在此问题上，他得到参议院多数派领导人麦克·曼斯菲尔德的支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可怜的是那些对战争升级持怀疑态度的人没能证明自己有理。有人说是约翰逊不让在国会辩论，其实不然。根据近几任总统的标准，1965年的国会辩论是相当自由的，大家都能畅所欲言。1965年4月2日的国会备忘录中记载，约翰·麦科恩准确预言“各种因素会增加军方的压力，以期制止轰炸，其中包括美国民众、媒体、联合国和世界舆论”，并准确推测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他还警告道，即便“美国保证不断增加人员”，政府也将发现“这项军事行动让自己陷入丛林战的泥淖，无法取胜，要从中抽身也极其困难”。另一个早就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是国防部副部长约翰·T.麦克诺顿。1965年春，他访问西贡后回国，郁郁寡欢。他认为“美国是一名‘良医’，而越南这位病人已经无可救药，治不了了”。1965年6月，他直言不讳地说：“黄种人的问题应该由黄种人解决。”早在1965年5月17日，克拉克·克利福德就警告过，如果投入大量地面部队，那么美国会“陷入泥潭”。7月23日，他在戴维营对约翰逊总统说：“我讨厌这场战争。我认为我们赢不了……它会毁了我们。5年牺牲5万人，耗费数千亿美元——这还不仅是美国的事。”乔治·鲍尔战后在法国生活过，他比大多数美国官员都了解法国人的感受。他认为越南完全是个“很差劲的国家”。他也怀疑“逐渐升级”的提法。7月21日，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鲍尔毫不含糊地主张“减少我们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国打不过游击队”。往越南增派部队犹如“给癌症晚期病人进行钴放射治疗”。的确，这将意味着失去越南。但是，“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让世人知晓世界头号强国居然打不过游击队”。

种种预测后来一一成真。不过，鲍尔事后承认：“我当时有一种宿命感，因此不会制止事态发展。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这种事一旦开了头，就像人喝了点儿酒一样，之后肯定还想喝，你都身不由己。”相反，罗斯托一直都很乐观，不断安慰约翰逊美军会打赢越战。而麦克纳马拉却踏上一条错误道路，不仅名声遭受致命打击，下半辈子也不得安宁。正是他在1965年7月的重要辩论会上力排众议，重新推出多米诺理论，预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将导致“共产党统治”不仅横行“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可能殃及日本和印度。他悲观地警告：“巴基斯坦将进一步靠近中国。希腊、土耳其将趋向中立。共产党在非洲的活动将变本加厉。”

因此，很多人预言美国一旦失去越南，便将失去第三世界。在这种心态下，美国出手了。

6

基辛格对越战升级的重大决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而洛克菲勒两次竞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都失败了，那次参加共和党大会发表演讲抨击极端主义时甚至被一帮暴徒的咆哮声所淹没。这显然是基辛格的错。林登·约翰逊总统跟肯尼迪总统不一样，像基辛格这样忠于竞争对手的顾问他压根就不用。

无论如何，即便约翰逊不会考虑将美军从越南撤回的脱身战略，基辛格却一直在盘算自己的脱身战略。1964年8月，他和安妮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办完离婚手续。即便他们这么“快速地”结束了婚姻，但也难免耗时费神。这段时期前后，他曾抱怨自己的生活“极其忙乱”，“叫人难以相信”，因为“既存在个人问题，工作上也前途未卜”。基辛格原来住在剑桥的家里，现在要搬出来，要从特意在车库上面建的书房里搬走所有的书和文件，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最大的问题自然是孩子，两人离婚的时候大的孩子5岁，小的才3岁，但他们也知道父母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事实上，有时生活就是这样，离婚后他照顾孩子更周到了，因为他现在跟伊丽莎白和戴维住在一起，不能不全心全意地照料他们。

离婚后基辛格和父母的关系也更近了。1964年2月，他父亲写信感谢他买的寿礼：“我喜欢你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暖。”

我很开心你似乎对我和你妈妈不再有怨恨之情了，以前有一段时间你显然是怨我们的。

亨利，请你相信我，我和你妈妈都能体会你现在的不幸。做父母的不希望你为了我们做出一个不能让你最终幸福的决定。这么漂亮的一栋房子、那么棒的一个书房，家里的一切都舒舒服服的，现在要放弃，心里一定很难过，难以割舍，这一点我们非常能够理解……

只有你自己才能判断，你最需要什么。老天啊，求求你，但愿你能很快想办法过上一种内心满足、幸福的生活。

你负担很重，目前经济很拮据……我们对你深表同情，但求能帮上你。

尽管当父亲的在经济上帮不上忙，但路易斯·基辛格却设法在感情上支持两个儿子。尤其是他设法让两个孩子继承德国犹太人的习俗。光明节到了，父亲一般都会给儿子们买些德国作曲家的黑胶唱片：有由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八、第九交响曲；有舒伯特第五、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有舒曼的莱茵河交响曲；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二年，又给他俩买了录制了两部海顿的交响曲和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的唱片。与此同时，父亲还规劝两个儿子让子女“到希伯来语学校接受犹太教教育”。但是，令老父亲极为伤心的是，兄弟两人（弟弟更甚）毅然决然地要过世俗的美国生活。

离婚的确代价不菲，但也的确值得。基辛格现在搬到了波士顿灯塔街419号的一套雅致公寓里。他还经常往纽约、华盛顿跑，有时候也就是想换换环境，并不都是去办事。父亲知道基辛格喜欢音乐，无疑希望他能去卡内基音乐厅，不料他却买票去观看泽罗·莫斯苔主演的音乐闹剧《春光满古城》。这个时候，基辛格的幽默感越来越外露了。他对洛克菲勒新招的一位助手说：“我只讽刺我很喜欢、很尊敬的人。”这种俏皮话在聚会时很受欢迎。他现在频频出入社交场合，他父亲不以为然。基辛格42岁生日的前两天，父亲写信说很遗憾他不能来和父母吃饭，因为以前他们家孩子过生日一般都会和父母在家吃饭。父母原想给他打电话，但“我猜你不希望我给你打电话，让参加鸡尾酒会的客人都知道那天是你的生日”，于是作罢。其他人也发现这段时期基辛格变了。托马斯·谢林曾在伦敦向一位同事介绍基辛格，说他“肥胖、个子矮、面色苍白、病恹恹的”。但是，一次基辛格去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开会，抵达希思罗机场时，人们看到的远不像谢林所言。他瘦了，面庞黝黑，西装笔挺，完全可以拍广告了。弗兰克·林赛的夫人玛戈特也看到他了。原来基辛格“并不爱笑”，现在瘦下来了，“很风趣、爱聊天”。

父亲虽然对基辛格新的生活方式颇有微词，但谈到儿子的成就时却抑制不住自豪的情绪。父亲开心地说道“上次安息日布道，我们社区教堂的哥德堡拉比提到你，还引了你新书中的几句话。”1965年12月，基辛格出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办的越南问题电视辩论会，父亲更是赞赏有加：

不管是在街上，在家里，还是在地铁上，总有人打来电话，或者主动跟我说话。德国犹太人都很骄傲，“他们”中的一分子居然能代表美国，有些人很欣赏你能解释美国政策，但所有人都佩服你的表现，连那些不同意美国出兵越南的人也佩服你。今天就有个律师跟我说：你儿子太棒了！我也很高兴，你说话很有节制，不像是那种战争狂。

基辛格回信向父母保证，二老去瑞士度假一定会享受隆重礼遇。

前面说过，几乎无论怎么看，基辛格参加1964年共和党大会都是一次惨痛的经历。虽然会场被戈德华特之流弄得乌烟瘴气，但基辛格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正是因为这次大会，在旧金山的一个夏日，基辛格首次邂逅了南希·马金尼斯。她美丽、聪明，而且相对于基辛格而言身材更修长，她是法国历史专家，三年前就开始为洛克菲勒做些兼职工作。两人的激情在旧金山点燃，慢慢地燃烧。到了1967年1月18日，基辛格写信请她做外交政策研究员的全职工作。他在信尾写道：“现在请允许我说一句，如能再次与您交往，我将很高兴。”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在1964年共和党大会召开后不久，两人就擦出了爱的火花。基辛格被迷得神魂颠倒，开会时在会议厅一排排地找她。然而，基辛格刚刚离婚，再说，若自己这个大儿子将来跟不信犹太教的女人结婚，父母可能不喜欢，所以两人决定暂时对这段感情保密。

7

1965年12月，父亲路易斯·基辛格看到儿子上电视，压根儿没想到基辛格能再次参加美国外交政策的公众辩论多么不容易——不仅仅是再次参加公众辩论，而且是再次参加决策过程。有人可能会想，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对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要重新进入决策层一定很艰难。其实不然，从一个方面看反倒是更容易了。1965年7月的几场重要辩论会上，麦克纳马拉的关键立场实际上是多米诺效应的翻版：美国在越南打败仗会产生连锁反应，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会更加有恃无恐地起义。无独有偶，基辛格也得出类似结论。1964年9月，他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发言稿，依然是以批评的形式指责政府“误解共产党挑衅”，在越南问题上“糊里糊涂，摇摆不定，不够坦率”，不料这为他在华盛顿的重新崛起铺平了道路。

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效应暗示共产党会越过边界，像部队一样从一个国家行进到另一个国家。不过基辛格现在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构想、一个更新的想法，更适合这个有洲际飞机和导弹的时代。

面对共产党在老挝、越南的发展，美国优柔寡断，不敢展示出强硬和毫不动摇的一面，因此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盟国中立化的趋势就越发显著……但有一点应该也很清楚，印尼总统苏加诺侵略他国，美国没能让他付出代价，所以后来才冒出个纳赛尔。我们在柏林墙问题上表现软弱，结果，古巴导弹危机又对我们的实力进行了一次检验。

孤立的问题、孤立的国家不复存在。再不会有单一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每一个事件都会产生世界性影响。

这种全球化的暗示引人注目，因此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基辛格多次提到一种悖论：“现代科技创造了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而政治观念和工具却依然局限于民族国家……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民族国家已经无法独立存在下去，而偏偏此时迎来了民族自决的胜利。”易言之，后殖民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增进国际团结、加强国家间联系的科技、经济趋势背道而驰。基辛格认为，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的“更宽泛的结构”。

基辛格始终比那些他批评的人理想化。原则上说，他跟威尔逊总统一样支持建立“一个包含安全与发展的世界体系”。但是这却遭到“敌对势力的阻挠”。因此，“我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是建立一个“自由国家联盟”。为此，第一步是“建立一个负责为西方的未来研究制定共同的谈判立场和共同政策的北约中最高层次的永久性组织”。这样的机构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无论是马来西亚、越南共和国、泰国、委内瑞拉的受害者，还是中东的受害者，都能期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毫无疑问，这个机构也会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基辛格明确表示，他的期望远不止于此：

效率绝不是自由国家人民追求的唯一目标。

无论观念有多么虚妄，我们都不能空谈物质财富来跟它们斗。所有人都希望拥有价值观，因为只有有了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才有意义。

我们应该大大方方地宣称，我们要矢志不渝地追求一个目标，让民主成为未来的潮流。

•我们要让它对于美国国土上所有公民而言成为现实；

•我们要向世界昭示一个信仰，一个有益于实现世界各地人类价值的信仰；

•我们要用精神而不是物质衡量它的价值；

•我们要在它里面找到它赋予我们祖先想象力、主动性和勤劳品质的缘由。

这种夸大的言辞自然是为洛克菲勒准备的[8]，但至少表面上跟约翰逊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为越战升级的辩护之词是吻合的。（这里有一个明显区别：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任何欧洲国家的支持。不过，这个暂时不说也罢。）

1965年春，基辛格开始行动，频频邀请政府前任和现任官员讲演，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写信表示鼓励。他邀请麦克纳马拉到国防政策研讨会就反叛乱战争做一个“比较随意的互动”。[9]他邀请时任纽约州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吃饭。3月30日，基辛格写信宽慰邦迪说：“我认为我们目前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是正确的，政府敢作敢为，我深表敬佩。”两个星期后，邦迪回信致谢，并说基辛格这么支持政府，恐怕“在我们那些哈佛的朋友当中有点儿曲高和寡”。基辛格发现时机到了。第二天他回信说：

就算被人误解，我还是要说，我认为总统在演讲中提到的越南计划完全正确：刚柔并济，恰到好处。我这么说是因为您以前在哈佛的一些同事喜欢挑毛病，这会引起误导，让人以为你们全都是一个想法。我会找机会尽早陈述自己的观点。

话说到这个份上，前嫌尽释。4月30日，邦迪在信中写道：“少数人想知道是不是有些德高望重的教授支持我们，我经常提到你，但他们似乎不信。”基辛格适时重申自己“坚决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谴责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的“无礼批评”。该荣誉学会曾邀请邦迪参加一个极端的“讨论会”，遭到拒绝，于是就指责邦迪“鄙视外行的、学术性的批评”。

然而，自从基辛格担任肯尼迪政府兼职顾问惨遭失败以来，为他谋得一份政府工作的是一位共和党人，不是民主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虽然未能成功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还是再次被约翰逊任命为美国驻越大使，对此决定基辛格表示热烈欢迎。基辛格发动魅力攻势，邀请洛奇给国防政策研讨会演讲，但由于越南内政局势再度恶化，他被迫取消演讲。然而，还有一个洛奇可以演讲，那就是美国驻越大使的长子乔治，他当时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年轻教授，出版过一部发展中国家劳工方面的著作。1962年，基辛格曾支持洛奇家的长子与30岁的爱德华·肯尼迪竞争马萨诸塞州的两个参议院席位之一，不过后来事情没成。（当时，基辛格半开玩笑地对南希·汉克斯说，跟肯尼迪家族的人作对恐怕“我8年的政治生涯会玩完”。）现在基辛格想找一个优秀的年轻学者到国际研讨会做几次演讲，题目是“美国国内迅速加剧的代际冲突”，他一下就想到了洛奇。两人中午在世纪俱乐部吃饭商量。不料，洛奇还有更好的想法，他和基辛格主动要求去越南工作，比如给洛奇的父亲当顾问。

基辛格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他马上向学校申请了一年的学术假，校方批准了。（要不是邦迪恳求他推迟一个月，洛奇也发电报说10月“很好”，他可能立刻就动身去了西贡。）然而，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他这么做是因为胸怀大志，因为驻越大使的特别顾问根本不是什么高位。再说了，下文也会谈到，这份工作不无危险；这段时期，越共对西贡的攻击一天比一天频繁，他父母为此十分担忧，祈祷他平安无事。一些哈佛同事公开表示怀疑。托马斯·谢林嘲讽地对《哈佛深红报》记者说：“哈佛的人谁都不知道基辛格是要穿行在西贡市外的丛林里，还是龟缩在航空母舰上。”有少数同事，比如斯坦利·霍夫曼，显然很好奇，基辛格从越南回来后追着他问这问那。但是，大多数人深信越南民主共和国（用基辛格自己的话说）是“贫穷的、被人利用的、无辜的牺牲品”，到西贡工作是与魔鬼打交道。1965年夏，人们的情绪是何等黯然，看看三位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法国学员在《哈佛深红报》发表的谴责美国政策的文章即可见一斑。文章认为，美国像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一样，认定自己是在为自由而战，纯属自己骗自己。实际上，它们是在有效捍卫“地方政府的封建制度、对农民的压迫及领导阶层的腐败”。

我们应该考虑一个现象，越南遭受战争蹂躏长达20多年，原因只有一个：国外列强不支持大多数越南人民所期待的社会制度的变革……一些大国必须承认，无论形式如何，每个国家必须自行选择自己的命运和政治形式。

基辛格帮助美国政府在越南共和国的代表可能是带有目的的，但不是想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那些哈佛同事当中扬名。他的真实动机似乎很直接。到1965年夏，越南问题不仅是美国面对的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而且是唯一挑战，他渴望深入了解。

基辛格从未去过越南。他对越南历史知之甚少，对越南语一窍不通。但是，1965年8月，他着手准备踏上前往西贡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时，已经明白一件事：这场战争靠军事手段是打不赢的。唯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谈判以达成和解。

他注定要苦战8年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根据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最终达成的协议，法国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该地区划分成三个国家：老挝、柬埔寨、越南。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直到举行民主选举，在其后实现统一。然而，美国并未签署协议，因此选举最终也未进行。尽管日内瓦会议的美方代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表面上承诺华盛顿会予以支持，但实际上美国支持吴庭艳宣告越南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

[2] 戈德华特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投了反对票，理由是第二章和第七章不恰当地扩大了联邦政府在商业领域的权力。

[3] “他优先考虑的东西常常非我所思。他的自由派倾向十分明显，而且在执行那些他以为是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非常咄咄逼人。他的坚持有时候让我十分紧张。”

[4] 还是在那一天，晚些时候，基辛格“在街上被共和党人克莱格·霍斯默搭讪，他是美国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内部资深的共和党成员。他走到我面前，说‘我注意到你转向了敌人那一边’”。而基辛格此前从未见过霍斯默。

[5] 艾森豪威尔说道：“不要对那些罪犯同情心泛滥，这些人带着弹簧小折刀和非法枪械走在街上，目标是无助的‘猎物’，这些罪犯竟然突然就被谅解了，他们成了那种贫苦的弱势群体，因为社会的同情或太多法庭的松懈和软弱，他们获得了原谅。”

[6] 戴维·布林克利和切特·亨特利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的自由派主持人，这是一档晚间新闻节目。《霍华德·K.史密斯：新闻与评论》这档节目在周日早晨通过美国广播公司播出。

[7] 在越南战场，每月的死亡人数大致为469人，而朝鲜战争的月死亡人数为909人。

[8] 读者可能会疑惑这份演讲草稿是被基辛格用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反映了基辛格解读出的洛克菲勒想表达的东西。但是，基辛格可不仅仅是个演讲稿写手。虽然有些语句明显是他用来贴合洛克菲勒那种讲究的讲话风格的，但观点却显然是基辛格自己的。洛克菲勒邀基辛格来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观点，而不让他来写就华丽的文章。

[9] 哈佛国防政策研讨会最初是由巴顿·利奇在法学院组织起来的，由基辛格接手后，研讨会仍在那里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