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控与反指控

实际上，德国士兵是不允许接受投降的，这既触犯了国际法，也极其残忍、不合理。第34燧发枪手团的士兵法伦斯坦在日记中写道，1914年8月28日，他们接到命令，处死法国受伤的战俘。几乎就在同时，第85步兵团的军士戈奇也在安特卫普附近的卡塞尔要塞被上尉告知，不允许接纳投诚的战俘。从一位德国军医的日记中我们了解到，8月31日，一个连队的工兵用刺刀杀害了受伤的法国战俘。一家西里西亚报纸甚至报道，9月底，对法国战俘的杀戮“大功告成”了（打着“军队荣耀日”的旗号）。几乎所有士兵都是被口头告知的，正如第112军团（巴登）和第142军团的士兵们。根据一位德国士兵8月27日的日记，“法国战俘和伤员被全体枪决，因为他们杀害和虐待我们的伤员。”这种说辞都是从他的上级那里听来的。另一位名叫多米尼克·里克特的士兵承认他的部队（第112步兵团）参与了杀害战俘的行动。有意思的是，他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虽然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战友都排斥这个命令。

这种行径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918年3月，恩斯特·云格尔描述了一位其他军官连队的勤务兵是如何将“足足10余个”英国战俘射杀的场景。对此，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杀掉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是卑鄙的，”他写道，“这是战争最让我反感的地方——那些人围坐在餐桌边，用可憎的声音重复玩味着战俘的命运：‘你听说那场大残杀了吗？太过瘾了！’”然而他却同时感到自己“没有立场对这种嗜杀的品行进行指摘”。

在德国人犯下的可怕的罪行中，仅这些片段就足以让人感到发指，但事情要复杂得多。很明显，协约国不久后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报复。卡尔·克劳斯的戏剧《人类的最后时日》的第5幕第14场中，德国军官在萨尔堡对其下属下达了杀害法国战俘的命令。然而就在下一场中，法国军官则在凡尔登商讨如何将180名德国战俘刺杀的事宜。通常，克劳斯的戏剧情节越是诡谲怪异，它们就越接近事实。

1922年8月，前随军医生加林格（1920后他成为慕尼黑大学的哲学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反攻》（Countercharge）的书，列举了一系列协约国士兵对德国战俘施加暴行的指控。大多数历史学家恐怕都不愿谈及此书，认为这部作品只不过是别出心裁的辩护。针对德军在战争期间受到的指控，他通过“负负得正相抵消”的说辞进行徒劳的证明。然而，加林格的指控仍然值得思考。

加林格本人曾服役于巴伐利亚军队，与许多德国士兵一样，他在战争结束时被俘（1918年9月，被法军俘获）。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亲眼见过杀害俘虏的场景。我们都知道，当战争进行到尾声时，这种情况已经很少见了（这或许也是许多德国士兵自愿投降的原因）。

战后，加林格开始搜集其他战俘的经历，他们的叙述都颇为惊心动魄。实际上，大部分人的经历都发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都大同小异。但也有些人所描述的场景则简直能够称得上是冷血的谋杀。这些战犯往往是一些伤员，因此被法国士兵直接杀掉。来自梅尔霍恩的卡尔·阿尔弗雷德描述说，当法国士兵攻陷德军阵地后，他们“从两面包抄过来，无情地杀掉了负伤的德国士兵，有的用枪托，有的则用刺刀。我旁边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刺刀刺中头部，而我因为装死才逃过一劫。”来自多特蒙德的约翰也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向前线进发的法国增援部队将五六名伤势严重的德国士兵排成一排，通过射杀这些可怜的人而获得快感。其中一名连队军官因为头部遭到2次重击而身亡。”加林格认为，这种行为并非无意识：特别是法国第151师，他们因为杀害受伤的敌人而遭到了指控，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已举手投降的德国士兵经常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冲他们的背后开枪”。被杀的不只是伤员。来自富尔思的约翰·波姆回忆道，“一位法国军士走过来问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第一个被问道的人回答‘巴伐利亚’，因此他被近距离射穿了头部，应声倒地。其他人也都是同样的下场。”1914年10月，从费尔根豪尔军士的口述中我们得知，“第140步兵团中有150人被屠杀，仅有36人逃跑，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位法国军官的眼皮底下。”另一位证人说，当他和其他俘虏经过法国防线时，一位法国军官向他们开枪射击。来自凯姆尼茨的马克斯·埃米尔·里克特回忆道，法国士兵命令他和他的战友“放下武器，爬到一个小沟渠中，但当我们这么做时，这些人却向我们开枪，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跌进沟里。那些还没有断气的人会被枪托猛击或是被刺刀刺死……我的肺部和头皮被子弹击中……”来自杜塞尔多夫的阿道夫·K讲述，1915年9月时，他和其他39个人“在法国人攻到他们的堑壕后接到上级投降的指令……但法国人却向我们开枪。我们溃散而逃，我跌进了一个弹坑，膝盖受伤。从那里我看到其他人都倒在地上，法国人将他们杀害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1916年5月，在52步兵团第2连队服役的朱利斯·奎德成为了一名俘虏：

一位法国军官站在离敌军堑壕50~60米远的地方，将已经放下武器的六七名我的战友射杀（其中有些人已经负伤）。我的大腿也中弹了。在他的命令下，我们排成纵队在他面前经过，他近距离地向每个人开了枪。

尽管加林格的书涉及许多法国士兵，但该书仍涵盖了大多数战役和军队。当中同样有对美国、摩洛哥以及“印度”人砍头场景的可怕描写，以及罗马尼亚刽子手处决战犯的场景。书中也提到了英国军队的行为。加林格声称，他们同样“毫不留情”地射杀那些因为伤势过重而无法撤回后方的德国战俘。他们还会冷酷地杀害健康的俘虏。根据一位来自马格德堡的士兵的口供，1916年7月，“4个隶属于第27步兵团的战俘遭英国人枪击，之后又被刺刀刺死。”1917年5月，一位来自波森的军士称，“大约30名来自第98候补步兵团的士兵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向一位英国军士投诚，但却在撤离的路上被杀害。”4个月后，汉诺威的步兵奥伯贝克称，第77候补步兵团的40~50名士兵在圣朱利恩被捕，之后被“送到英国第二阵地的集中营中，并被手榴弹和左轮手枪杀害”。当月，同样来自汉诺威的步兵史托肯亲眼目睹了“伊普尔战役结束后三四名敌军将一群受伤的士兵一一杀害”的场景。英国士兵也疯狂地从战俘那里掠夺战利品。雨果·齐默尔曼曾说，1918年11月，“如果俘虏不能很快地将他的皮带抽出来，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一阵乱刺”。弗里德里希·魏斯布赫说，他“在离敌军阵线500米开外的地方，看到3名英国士兵将1名德国士兵杀死，并打伤了另外2个，但当时他们已经举手投降”。加林格再一次将这些行为归结为上级指令。他引用“苏格兰第2军团”的杰克·布赖恩的话说，“‘不许俘虏敌军’的命令在连队中口口相传。”他还举了许多英联邦自治领土军队的例子。据一位来自巴伐利亚第17候补步兵团的军医埃勒所言，在梅讷西战役中，加拿大士兵“接到命令……不能俘获敌人，而要将他们统统杀掉。但投降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这项命令无法执行”。来自斯图加特的沃尔特军士声称，“一个加拿大军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将步兵马尔和中尉库布勒杀掉，他们两人都来自第120候补步兵团。”

这些是否都是虚构出来的？确实很有可能。因为协约国矢口否认了这些事情的发生。陆军中将约翰·莫纳什声称，澳大利亚军团1918年在法国执行任务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暴虐和不人道对待俘虏的行为”。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加林格同样引用了一些英国士兵的作品。在其战争回忆录《警卫员》（A Private in the Guards）中，斯蒂芬·格雷厄姆描写了指导员所说的一段话：“第二个士兵用刺刀杀死了那名伤者……你不会忍受自己的脚边躺满了受伤的敌人。别那么扭捏，军队发给你一双质量上乘的靴子，你知道该如何使用。”之后，格雷厄姆又说：

俘虏敌军的观点变得不受欢迎。一个好的士兵绝对不会心软到接受敌人投降的地步。就算是被任命护送战俘回营地，那么在半路杀了他们也无妨，就说他们试图逃跑……C中尉在费斯蒂贝尔射杀了2名与自己发生口角的德军战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英雄人物；当有人讲述他的故事时，听众都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

格雷厄姆还提到英国士兵“立誓永不接受俘虏”，并补充道：“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士兵们逐渐将德国人视为一种类似于传播瘟疫的老鼠一般的祸害，需要根除他们。”格雷厄姆同样分享了一个听到的故事：

一位经验老到的军士走向他的军官，顺便提一下，后者是一位诗人，写过许多动人的抒情诗，对艺术也颇有造诣。军士向他致敬：“需要射杀那些战俘吗，长官？”“为什么要射杀他们？”诗人发问道。“替我的兄弟们报仇。”那位军士说。我猜这位诗人长官应该是准许了。他将那些德国人一个个刺死，他手下的有些士兵高呼：“太棒了！”而面前这些不幸的人正逐渐僵死。

加林格还引用了菲利普·吉布斯《现在告诉你》（Now It Can Be Told）一书中关于那位以残忍著称的刺刀训练指导员的故事：

他们在战壕中抓住了一批德国人，军士收到命令将他们解决掉。杀戮的过程中，他突然转过身问道：“艾利在哪里？”

艾利是个胆小怯懦的男孩，常常面对杀人的场景而退缩到后面，但他还是被叫过来负责手刃这几个人。自此之后，艾利渴望杀害德国人的心情不亚于一只饥饿得想吃人的老虎。

再来看看吉布斯讲述的另外一个故事：“或许你会碰到一个德国战俘向你说：‘行行好吧！我有10个孩子！’别犹豫，杀了他！不然他还会再生10个。”加林格还引用过一位名叫瓦利恩特的法国作家的话：“有些军官得意洋洋地说，他们之所以杀掉那些战俘，是为了试试自己的左轮手枪……那些杀掉一群手无寸铁的俘虏的军官还凭借这等暴行升官发财了。”

当然，这些都不能算作无懈可击的证据；实际上，关于英国对待战俘的故事，我们可以怀着一种幽默感去阅读（很明显，加林格缺少这种幽默感）。若不是已完成写作，他还可以用到诺曼·格拉登的回忆：

我们北方的同胞（如苏格兰人）坚决抵制接受俘虏行为，这让我们很沮丧。他们坚信，既然这些德国佬都不接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呢？尽管现在的情况混乱不堪，但我并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我也听过一些悲惨的故事，故事中那些德国战俘出于各种原因并没能活着走进战俘营。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一群血气方刚的勇士，他们极其厌恶这项耗费时间的工作，直接将那批战俘从背后射杀了。他们找到了一条捷径，官方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不是真的，这种简单粗暴的判决得到的是称心如意的回应。

中尉A·G·梅在梅讷西战役后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他看到2名英国士兵带着一群战俘经过，但当他们回来时，那群德国士兵已经不见了：

经过多次盘问才得知，他们俩将那些战俘杀害了。“好吧，”参谋长说，“你们会因此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无所谓，我们十分期待。”“那你们为什么杀了他们？”“在一次空袭中，他们杀了我妈妈。”当中一个人说。“我的心上人在他们炮轰斯卡布罗时身亡。”另一个人说。

1915年6月16日，荣誉炮兵连士兵查尔斯·蒂姆斯描述了在伊普斯附近发生的一场战役之后的事情：

我们已经在枪林弹雨中待了8个小时，一切都像一场梦，我们当时一定是疯了。在这场暴风雨平息后，有些小伙子仿佛精神错乱一般。当我们进入德军的堑壕后，发现了上百名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德国士兵，许多人走出来投降，请求我们饶恕他们；不用说，他们直接被射杀在地，这是赐予他们的最好的饶恕方法。皇家苏格兰军团也虏获了300名士兵，上级告诉他们分一些口粮给这些战俘；但考虑到军官并不在场，这些苏格兰士兵立刻将这批人射杀，高呼“统统给我去死吧！”5分钟后，血流成河，陈尸满地……

加林格或许会对萨默塞特·毛姆的故事感兴趣，它讲述了作者听闻的法国人对待战俘的暴行（1914年他还亲历了一次）。一位在法国服役的哥萨克骑兵军官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在俘虏了一名德国军官后，他将德国军官带到了营地。在那里，他对这名军官说：“现在我要向你展示我们是如何对待俘虏和绅士的。”他给了德国军官一杯巧克力，后者一饮而尽。之后他又对这名俘虏说：“现在我要向你展示你们是怎么对待俘虏的。”然后他扇了对方几个耳光。“那他说什么了？”我问道。“什么都没说，他知道只要自己一开口，我就会杀了他。”他还告诉我一些关于塞内加尔人的故事。他们坚持要将德国人的脑袋砍下来：“这样你才能确定他们已经死了。”

在《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一书中，罗伯特·格雷夫斯分享了更多的逸事：“有些师队，如加拿大军队和低地军团……在行军过程中将受伤的敌人拉到一旁，直接解决了。”他深信，“真实的暴行，私下践踏战争法则的行为”经常发生在“从战俘投降到被送进战俘营之间”：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几乎每个人都知晓战俘在被押解的路上遭到杀害的例子……在这些鲜活的事例中，执行者会在到达总部之后报告称，战俘不幸被敌方的子弹击中。之后便平安无事，不会受到任何质疑。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相信德方也在上演着类似的事情，他们会认为这些废物多一张嘴，多一口饭，尤其在食物供应短缺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样的故事或多或少有些修饰的成分在里面（或者全是编造出来的）。F·S·加伍德少校称，第一次伊普尔战役期间，一名被俘的德国军官声称“我们会杀掉所有的战俘”，加伍德认为，这“表明德国人在向他们的士兵撒谎”。当法国俘虏们讲“我们屠杀俘虏的故事”时，赫伯特·祖尔茨巴赫也有同样的反应，他们表现出“一样的惊讶，因为那根本是子虚乌有”。但是很显然，双方这些故事都基于事实。

因此，我们需要将激烈战斗中的杀戮与战斗背后那些更为冷血的杀戮相区分。但从哈里·芬奇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写的日记中，我们发现想要做此区分并非易事。“我们护送一批俘虏回来了，”他写道，“他们都无比恐惧，害怕死亡。有些可怜的恶魔被我们兴奋而残忍地杀害了。”在这个事例中，对此应负责任的士兵并不是“冷血”的（他们来自皇家苏塞克斯兵团），这正是约翰·基根所描述的无序战争的典型表现——进行攻击的人无法克制自己杀死已做出投降姿势的敌人的欲望。另外一个案例是，1917年9月20日，澳大利亚部队包围了德国一座两层碉堡，并劝说底层的德国士兵投降：

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之后，这群澳大利亚人放松了警惕；但当俘虏陆续走出来时，从碉堡的上层传来枪响，一名澳大利亚人应声倒地。原来，上面的人不知道楼下的人已经投降，但被激怒的包围部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这种行为意味着背信弃义，于是他们立刻用刺刀将俘虏杀害。有个士兵刚要刺死一名俘虏，发现他步枪上的刺刀掉了下来。这个可怜的俘虏苦苦哀求饶恕其性命，而士兵冷酷果断地装上刺刀，刺死了他。

这样做究竟是出于“冷血”还是“热血”？基根曾引用另外一个故事，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了：索姆河战役中，一位军士射杀了一位已经明确喊出“我投降”的德国军官。对此，查普曼认为这位军士“在进入堑壕之后便处于一种半癫狂状态，我认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如果你杀了第一个人，那么这种欲望便会像发动机启动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位参加过索姆河战役的老兵坦言，杀害投降的德国战俘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有些德国人从他们的堑壕中走出来，举起双手，还有些人跑向他们的第二阵地。而对我们来说，这些人都要被杀死。”出于同样的心理，新西兰奥塔戈营在攻陷克雷斯特堑壕时对战俘同样没有手软，但也有例外发生。1916年9月，来自第16部队的一位爱尔兰中尉无比感动：“200名‘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对我们进行屠杀’的‘野蛮’俘虏中，没有一人被杀”。“我没有见到有射杀或刺杀俘虏的事件发生，”他补充道，“你能感受到他们已经逐渐达到一种因愤恨而导致的兴奋状态，但他们选择仁慈对待自己的敌人。不得不说，他们的行为是高尚、不朽的。”他的描述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只是极少的例外而已。

虽然如此，但我们仍然能够列举出许多发生在近距离战斗中那些在形式上颇“不道德”的暴行案例，或许这才是加林格描述的案例所暗含的意思。在《西线无战事》一书中，雷马克生动地描述了投降者的命运是如何在刹那间被决定的：

我们丝毫察觉不到其他人，只有当某些人闯入我们的视线后（他们像我们一样心情激动），我们才意识到旁人的存在。我们像无感知力的死人，被一些诡计和危险的魔法驱使着，继续奔跑，继续杀戮。

一位法国士兵掉队了，我们赶上去，他举起了双手，但一只手中仍握着一把左轮手枪，我们不晓得他到底要投降还是要射击。一只掘壕工具向他袭去，将他的脑袋劈成两半。另外一个法国人目睹了这般景象，想要逃走，一把刺刀插入他的后背。他一瘸一拐，狼狈地逃开了，嘴巴大张着哀嚎，刺刀在他的背上颤动着。第三个人扔下他的步枪，双手颤抖着举过头顶。他与其他几个战俘一道留下，帮着我们搬运伤者。

恩斯特·云格尔本人也曾坦言：

当攻击者紧逼至离防守者仅5步远的地方，后者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果。但在这满目鲜血的最后袭击中，人们的感受不会立刻改变。他们根本不考虑俘获对方的可能，只想赶尽杀绝。他的脑海中没有犹豫，只剩下原始本能的魔力在作祟。

然而，云格尔还引用了另外一个故事：德国战俘向俘获他们的人射击。一个试图俘虏德国战俘的英国军官自己却被俘虏了！正是出于这种担心，艾弗·马克西第18师的诺福克斯才决定在索姆河战役中决不俘虏敌军。一位次官回忆道：

战斗中，我看到一群德国人向我们开火，直到他们之间的距离仅有几码，德国人才肯罢休。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四面楚歌，便丢下武器，冲向我们的人并与他们握手。之后，我们的人还分给他们点心吃。但就在我们帮他们换好衣服后，几名受伤的德国士兵朝我们背后开了枪。这些卑鄙的人！相信我，这是我亲眼所见。

杀掉一个佯装投降但后来被揭穿了把戏的俘虏会让人格外愉悦。“一个将手压在胸口的人回过头来恳求我饶恕他，”一位士兵写道，“但他的眼里却透露出刽子手的凶光。我将刺刀从后面刺入了他心脏的位置，他咕哝一声，跌倒在地。我将他的尸体翻过来，发现他的右手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将其藏在左腋窝下。他试图偷偷射杀我。抽出刺刀后，我又扣动了扳机，确保他必死无疑。”

然而，不信任感并非是人们杀害俘虏的唯一原因。“最普遍的动机……是为自己的朋友或亲友报仇、对战俘能够在英国舒适的兵营中度日感到嫉妒和不满、好战的性格、害怕被战俘反控制，或是对护送工作失去了耐心。”因为担忧战俘造反而处决他们的情况屡见不鲜。据说在1917年10月，第2澳新军团在得知“德国佬会集结在一起对我们进行还击”之后，将一大批德国战俘杀害了。更普遍的情况是，人们意欲为死去的人报仇。前面曾提到，梅目睹了士兵们因为母亲和爱人在空袭中遇难而让德国人血债血偿的例子。但大多数情况下，士兵们是为了能够为战友报一箭之仇。约翰·斯坦福斯中尉描述了3个来自伦斯特省的士兵在韦尔梅勒战役后将6名俘虏杀害，因为在押解途中，他们再一次经过了刚刚结束战斗的阵地，“偶然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他们的指挥官”。有时候人们这样做也是为自己报仇。1916年12月，在德国向卢斯发动袭击时，来自伦斯特省的士兵奥尼尔在一条沟壑旁被子弹射中脚部；随后，当一名德国战俘被带过来时，怒不可遏的他试图将其杀死，但被旁人制止了。据乔治·科珀德回忆，“普鲁士人在霍亨索伦堡垒耍了一个卑鄙的把戏”：

300多名士兵走过无人区，佯装投降；他们高举的手中没有步枪或其他武器，但他们的衣兜中却装满了小型手榴弹。就在他们到达我们的铁丝网附近时，他们突然卧倒并向我们猛掷手榴弹，造成了惨痛的伤亡。这对我们的打击相当大，以至于剩下的人根本无法进行有力的还击。我们对这种卑鄙的诈术咬牙切齿，悲愤交加，将普鲁士人称为血腥的混蛋。有些人称，再抓到俘虏，必定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许多炮手发誓一定要报仇。从那时起，德国人举手投降的动作便成为开火的标志。

事实上，当他在阿拉斯战役中面对斯卡尔普河对岸投降的德军时，曾有机会“好好收拾他们”，但W·D·加伯特中尉最终还是决定将他们生擒。不难理解那些德国人在接到渡河的命令后踌躇不前的矛盾，他们担心自己渡河之后被敌人的机枪打成筛子。

然而，在与德国人进行远距离作战时，这种泄愤的行为也屡次上演。有些士兵回忆了他们亲眼所见的一幕（当然还有许多他们不曾目睹的报复行动）：

有些投降的德国人会跪在地上爬过来，手中高举着一些女人和孩子的照片，但他们仍被杀掉了。原有的那种兴奋已经消磨殆尽。我们冷漠地将他们一个一个处决，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杀掉更多的敌人。沉没的路西塔尼亚号多次在我脑海中闪现。实际上，从那天开始，复仇的信念就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现在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我疯狂地杀戮，只要命运允许我这样做，我就一个敌人都不会放过。

另一个士兵回忆，当他的朋友怒不可遏要杀掉一名被俘的德国飞行员时，他被制止了。

他试图弄清楚这名飞行员是否参加过轰炸伦敦的行动。他怒吼道：“如果是他干的，我要杀了他！我不会饶了他！”他本打算杀了他。生命根本不算什么，到处生灵涂炭。当你抓获了这等龌龊的德国人，对他们同伴和谄媚的营生的同情也将荡然无存。

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描述在1917年8月，一位军官杀掉弹坑里的两名德国人（其中一名是伤员）。“那个德国人请求给他的战友一口水喝。‘好啊，’那名军官说，‘让我给你口水喝——喝吧。’他用左轮手枪赏给他们2发子弹。对待野蛮人只能这样做。我们上战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掉他们，这些连婴儿都不放过的混蛋……”在这里，虚构的暴行（德军杀害比利时婴儿的故事）转变成了现实的暴行，克劳斯如是解读。许多士兵都承认，自己读过诺思克利夫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