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无止境的战争

一般认为，人们当时大规模投降的原因是出于“厌战”。一名叫奥古斯特·比尔曼的巴伐利亚士兵在阿拉斯投降，并对俘虏他的敌人说：“我们厌倦了毒气，厌倦了炮弹，厌倦了严寒，厌倦了饥饿。我们的战斗意志已经不再，我们的精神已经崩溃。”这无疑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虽然疲于应战，但人们对暴力却始终没有厌倦。卡尔·克劳斯曾在《人类的最后时日》中如此警示世人：

从战场上回来的勇士们会闯入他们的家园，并在那里再次点燃战争。他们要借此弥补并夺回自己没能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与已经取得的和平相悖，战争的本质——谋杀、掠夺和奸淫再度粉墨登场。承蒙上帝保佑而脱离了苦海，却又一次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这些并非发生在堑壕、并非出于任何人的命令的可怕行为已经蔓延开来，无孔不入，这个世界将出现更多的死亡和疾病，甚于战争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D·H·劳伦斯对此表示了赞同。“战争并未结束。”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当晚，他对戴维·加尼特如是说：

仇恨和罪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战争不久后便会卷土重来……即便战争暂时停止，由于人们心中挥之不去、愈演愈烈的仇恨，罪恶也不会停止，反而会以比战争更为糟糕的形式再次上演。不管发生了什么，地球上永无宁日。

这番话再合理不过了。战争结束后不久，赫尔曼·黑塞写道：“革命与战争大同小异，战争即政治以其他方式持续的结果。”

战争的阴影依然徘徊在战后的世界。德国的“自由军”是一个由退伍老兵和一些因为太年轻而无法参加战争的学生组成的右翼民兵组织，他们在新划定的争议边界与波兰及其他国家的人发生冲突。当得知他的战友有不少人参加了“东部边境护卫队”后，赫伯特·祖尔茨巴赫大为震惊：“想象一下，成千上万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多年的士兵紧接着成为了志愿者……”在德国的大城市中，其他非常规军部队成员与斯巴达克斯党和共产主义者打成一团：1919~1923年，“左翼”和右翼势力每年都有骚乱的行为。1919年，社会主义者动用自由军与极左势力抗衡；1年后，为了平息前国家党领导人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军事保守主义者的政变行动，他们不得不在鲁尔区动员了一支工人组成的“红军队伍”。1921年，共产主义者在汉堡上演了一次“游行活动”；1922年，极端右翼分子制造了一系列的暗杀事件（遇难者之一是瓦尔特·拉特瑙）；1923年，“左翼”（汉堡暴动）和右翼（国民啤酒厂酒窖餐厅骚乱）同时谋划了政变。发生在德国城市的暴力事件无可估量，根据一项估计，1920年，非法持有步枪的人数达到190万，持机关枪的人数为8452，复员的士兵并没有完全解甲归田。

为了防止阜姆（即现在的里耶卡）被割让给南斯拉夫，狂妄的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于1919年9月率军占领了该地，这样的行为得到了已经复员但仍心怀不满的原战争突击队士兵的支持，而他们的黑衬衫也成为之后热衷于暴力的政治组织——法西斯的象征。阿尔巴尼亚也接连发生了多起冲突，意大利人还向南安纳托利亚的阿达利亚（今安塔利亚）派出部队。尽管意大利政府在1920年放弃了阜姆和阿尔巴尼亚，但却引火上身，招致了暴力行为。在罗马涅和托斯卡纳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地主和社会主义者拿起武器，相互攻击：前“一战”军官来自费拉拉的伊塔洛·巴尔博是法西斯主义早期的代表。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者“进军罗马”（10月26日~30日）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如果意大利国王并没有恐慌到将权力拱手让给墨索里尼，那么包围罗马的2.5万名武装简陋的法西斯分子将很容易被驱散；他们的军仪和军装显然是从战争中草草演化出来的。

在巴尔干地区，“和平”意味着在郊区发生战争，北克罗地亚地区尤为严重。这也是塞尔维亚人动用武力试图统治“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中的少数民族的征兆。根据一项调查，1919年的波斯尼亚，有上千名穆斯林被害，270多个村庄遭到抢掠。1918年，土耳其也已经屈服，等待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瓜分，但3个国家就“战利品”问题争执不休。在劳合·乔治的怂恿下，希腊人派出部队前往土耳其西部城市士麦那。但他们低估了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部队的实力，并于1921年被驱逐出境。

大英帝国也同样出现了地方性的暴力事件。在爱尔兰，“王室警吏团”——英军的退伍老兵组织——与拥护共和政体的人相抗衡；英国交出权力之后，民族主义者在内战中相互倾轧，夺取了至少1600人的生命。在中东地区，英国新制定的法律于1919年被埃及的暴乱分子破坏；1920年，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发生多次起义。在镇压这些骚乱的过程中，英国士兵同样实施了极端的暴力行径：8周内，有大约1500名埃及人被杀；而在伊拉克，艾尔默·霍尔丹爵士甚至下令使用毒气。1919年4月11日，作为大英帝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暴力行动之一，英国士兵在阿姆利则的一次政治集会中杀掉了379人。如果下达开枪命令的陆战队准将雷金纳德·戴尔能够动用2辆带机关枪的装甲车，这一伤亡数字恐怕还要攀升。因此，西线专属的大规模杀伤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

换言之，这个世界并没有厌倦战争，它厌倦的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已。对许多上过前线的人来说，暴力是使人上瘾的；西线的暴力一旦停止，他们就要在别处寻求它。包括在战争中被俘的人，在俄国的捷克军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退伍老兵在没有参加过战争却追求血腥暴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德国学生和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中找到了同谋和帮凶。

最极端的案例当属俄国。俄国军队是最先失败的，其投降的士兵也是最多的。但俄国的暴力行为持续的时间最长（在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俄国人并非命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在本国的内战中丧命的。1917年10月到1922年10月，在某一地区的苏联武装部队服役的87.5万人死于负伤和疾病（占到应征者的13%）；根据一项统计，白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2.5万人。内战中的总伤亡人数为120万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俄军人数也仅为180万。

然而，这些内战的统计数据忽略了一大部分人——他们是在同时期发生的上百起农民暴动和反苏起义中死去的，但他们不属于白军。例如，大约25万人在各种各样的“为面包而战”的冲突中丧生，这些人的初衷是反对粮食征收制度。根据一项调查，“红色恐怖”造成的受害者人数高达50万人（即肃反委员会契卡的秘密警察对政权中持不同政见者造成的伤害），其中有20万人是被官方处决的（这一数字可能会更高）。或许还有3.4万人死于1918年7月之后修建的集中营和劳动营里（或是到这些地方去的路上）。我们同样不应当忘记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一份1920年报告中提到，“共有15万人被杀害。”最后，还有大约500万人死于饥荒，200万人死于疾病。算上他们，整个国家在内战中死去的人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士兵人数相当。一项关于内战期间的人口统计表示，该期间共有800万人死亡。

表13–2 俄国内战伤亡情况，1918~1922年

资料来源：Krivosheev,Soviet Casualties,pp.7~39.

从这一方面考虑，克劳斯关于“复原士兵是导致内战的罪魁祸首”的论断是错误的。经验丰富的保皇党将军带领下的白军对大部分针对平民的暴行负有明确的责任；由同样老道的前帝国军官带领的红军亦有一部分责任（内战结束时，红军中有3/4的高级指挥官由前沙皇政府军官担当）。然而，内战特有的极端暴力却是那些在“一战”中从未向德国人射出过一发子弹的人造成的。具体而言，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设立新的军事标准时采用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他们向俄国人民承诺会为他们谋求和平，并乐意向德国移交俄国在欧洲的财产和殖民地以求结束战争。列宁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一场针对本国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反抗白军及其他革命敌人，他和托洛茨基苦苦寻求解决兵役问题的方案。尽管他们已经远离了帝国主义的战场，但他们的部分设想——受法国雅各宾派影响而形成——远远超过了为新的战争制定标准的程度。

1918年，布尔什维克重新采取征兵制度，但他们不得不面临更加严重的兵役问题，目前的问题甚至比要摧毁的沙皇军队的逃兵现象更为严重。1920年，有2万人从前线逃离，包括59名指挥军官；但就在征兵制度推行不久之后，逃兵的比例高达20%。1921年，总共有400万人逃离红军队伍；许多农民逃兵还自发组建了“绿军”来反抗征兵制度。这是民众没有了解革命思想导致的。对此，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取了严酷的措施：1918年，反逃兵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1919年的7个月中，9.5万人因在危急关头逃跑而被判有罪，其中4000人判处死刑，600人被枪决。1921年，4337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法庭被处决，负责人是托洛茨基。1918年11月，他要求“对使得第10军军心涣散的擅离职守者及逃兵要给予毫不手软的惩罚……绝不能宽恕这样的人”。他在1919年宣称，“危急时刻，只有左轮手枪才能保证人们遵守纪律。”1918年12月，托洛茨基下令组建配备机关枪的“监察队”，其职责是监督试图从前线撤退的士兵。因此对于红军的士兵来说，如果进攻，则有可能被杀死；但如果他们试图逃跑，则会必死无疑。

然而，列宁更热衷于制造可能的恐怖行动。1918年8月，他给托洛茨基发了一份电报：“我们难道不应该告诉他们（红军指挥官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采用法国大革命的模式，将那些在战场上退缩或失利的高级指挥官关进监狱或判处死刑吗？”同时他还敦促萨拉托夫的党魁“不需要询问任何人，也不必查阅任何白痴官文，直接杀死反叛者和犹豫不决的人”。当月，他寄给奔萨的布尔什维克的信中颇有见解地分析了针对平民的新暴力思潮，这种风气是俄国内战的典型特征：

亲爱的同志！针对你所辖的5个区域内出现的富农暴动，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你需要这样做，与所有富农的“最终的决定性战役”已经打响。在这里我试举些例子。第一，对不少于100名知名富农、富豪及其他那些榨取金钱的水蛭处以绞刑。第二，公开他们的姓名。第三，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第四，鉴别人质身份……这些寄生虫必须被处决。

列宁谨上

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对杀害战俘的行为则加以限制，托洛茨基在1919年的命令中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实际上，该命令之所以能够出台，也是因为杀害被捕白军战俘的行为略为失控。同年8月，军官S·S·加米涅夫在击退近卫哥萨克骑兵的攻击后下令对俘虏“格杀勿论”。

费格斯用画笔重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在1920年被红军逮捕的波兰军官被倒挂着殴打致死。这种野蛮的行径可能在对付军纪涣散、四处溃逃但数量庞大的白军军队是行之有效的。但用在波兰人身上却遭到了激烈反抗。因此，内战贯彻了世界大战早期的恐怖策略。这些“新规”将在东线发生的下一场大战中施展拳脚。死路一条的逃兵用同样的暴力手段对付平民、就地处决战俘……这不愧是一场“全面”战争；希特勒和斯大林所运用的手段实际上大同小异，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的失利所造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