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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8章
心理战
我们在“冷战”时期的目标不是武力占领或征服。我们的目标更微妙，更具有渗透性，更全面。我们要设法通过和平手段让世人相信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美国人希望世界和平，世界上所有人都应有机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个人发展。我们传播这个真理要使用的手段通常被称为“心理法”。不要因为这是个大词就害怕。“心理战”是要争夺人的大脑和意志。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2年
的确，我们是想展示西方价值，但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
——亨利·基辛格，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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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似乎天生就爱仪式。然而，现代社会似乎对传统仪式很刻薄，所以现代人一生中只会经历一些极为草率的仪式，比如到死气沉沉的州政府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或者到消过毒的火葬场和死者道别。因此，大学毕业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毕业典礼不仅仅可以公开证明某人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使他有资格找到待遇好的、需要高智商的工作，也为他参加不合时宜的节日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在这点上哈佛可谓独领风骚。
哈佛大学有许多怪招，其中之一就是把学生学术生涯中的毕业这一最后、最大的事件称为“开始”。但是这个名称还是为期一天的仪式中最不足为奇的一环。一些本科生宿舍一早就有风笛手吹响风笛，召集毕业班学生与教职工共进早餐。为了代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米德尔塞克斯县和萨福克县的行政长官会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哈佛校园。获得学位的学生和校友欢聚一堂，观赏校长仪仗队入场，仪仗队成员根据各自的职衔身着华丽的学位服：礼袍、兜帽、学位帽及其他古色古香的帽子一应俱全。引领仪仗队的是地方行政长官，他会身着晨礼服，佩带宝剑，后面跟着学校司仪、校长、前校长、哈佛大学本科学院董事、监察委员会委员、马萨诸塞州州长、荣誉学位获得者。走在这些人后面的是各学院院长、教授及其他教职工，按职位高低依次排列。
“早操”在哈佛园中庭举行，那里空间开阔，现在被称为“三百周年户外纪念剧场”。（毕业班学子只能祈求天公作美。）等到校长在那把古老的、谁都知道坐上去很难受的霍利奥克椅上坐定，大学司仪就请米德尔塞克斯县县长出面要求全场肃静，然后是三个学生轮番发言，其中一个人用拉丁语发表“学术演讲”。然后是集体授予学位，按学院轮流进行。学士学位获得者应邀参加“有教养人士协会”，然后是颁发荣誉学位。然后齐唱《哈佛赞歌》，这是整个仪式中仅有的两个使用拉丁语的环节之一。仪式完毕，校长仪仗队退场，哈佛校乐队开始演奏，纪念讲堂钟声响起。然后各学院、各宿舍用午餐，这个时候才逐一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给他们颁发毕业文凭。然而，这一天的压轴戏是哈佛校友会下午组织的聚会，校长和毕业典礼演讲嘉宾到时会发表演讲。
即便碰上雨天，毕业典礼也是一个欢乐的场合。现在看来可能还有点儿轻浮，不过在基辛格毕业的时候可不一样。在他入读哈佛的前一年，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那是1947年6月5日，马歇尔讲话还是保持其一贯的风格，面无表情，声音单调，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承诺美国将给欧洲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史称“马歇尔计划”。因此，基辛格和他的同学毕业那年，当他们得到通知说当年的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马歇尔的接班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时，他们便料到绝不会听到什么轻率言论。
尽管基辛格学习成绩很好，毕业论文也很有分量，但他并没有在1950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唱主角，那年是历史悠久的哈佛大学的第299届毕业典礼。他不是五人永久班委会委员，也不是发言的学生代表。他不过是浩浩荡荡的分列式大军中3 000名即将毕业的学生之一。虽然他参加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在哈佛举行的年度文学演习，成为为数不多的听到罗伯特·洛威尔现场朗诵的一首新诗的幸运儿之一，但他显然没能参加毕业典礼前的其他活动：洛威尔宿舍楼举行的“大四学生交谊舞会”、波士顿港月光游轮、美国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任命仪式，更不用说哈佛–耶鲁棒球赛及哈佛乐队与合唱团联合演出的音乐会了。对这些青少年的活动，那些勤奋的已婚老兵一般都会回避。然而，毕业典礼又是另一回事。尽管典礼上人们的服饰古典花哨，年轻人情绪高昂，艾奇逊的演讲仍给现场带来一种庄严感。
1950年6月22日，星期四，初夏阳光普照，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格外令人精神振奋。然而，哈佛校园上空也出现了云彩，那可不是普通的云彩。别具意味的是，那天的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约翰·冯·诺依曼。诺依曼仇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更不用说凯恩斯主义），这在他设计第一颗原子弹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还与人合作发明了氢弹、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数字计算机。虽然艾奇逊是毕业典礼的主要演讲嘉宾，但他前面还有一个演讲人卡洛斯·罗慕洛将军：菲律宾人，先后出任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虽然今天好多人都不记得罗慕洛曾担任菲律宾外交部部长近20年，但他当时的讲话极具预见性，令艾奇逊望尘莫及。罗慕洛宣称：“用亚洲人的眼睛看亚洲是西方制定亚洲政策的首要前提。你制定针对欧洲的政策模式……以为在亚洲也管用，这是不行的。”
动不动就认为亚洲的什么民族主义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倾向建立在另一种需要重新审视的观点之上……毫无疑问，亚洲存在共产党领导或煽动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这也不一定能抹杀该地区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固有特征……这些运动尽管原本是因一个民族向往自由而发起的，但后来由于缺乏西方朋友迅速有效的支持，胆小糊涂的自由党被政治上狡猾残忍的共产党夺走了领导权。
要是艾奇逊以及美国后来的国务卿能对这些话深思一番就好了。
艾奇逊出生在康涅狄格州，毕业于耶鲁大学，父亲是英国牧师，母亲是加拿大人（继承了一大笔遗产）。马萨诸塞州的人对他有疑心。（《波士顿先驱报》用怀疑的口吻说他“外表像英国贵族”。）然而，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人。哈佛大学很同情他，特别是当时极端反对共产党、极其无耻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麦卡锡一直污蔑他，因此为他特意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就在4个月前，麦肯锡公然指责美国国务院中“共产党分子活动猖獗”。其实，艾奇逊的对苏政策正越来越强硬。刚打完“二战”时他还比较迁就斯大林，但1950年他已经是美国政府中最坚定的鹰派人物之一了。因为他态度非常强硬，他访问剑桥时引起了几场居心叵测的游行示威，组织者是一个所谓的和平组织：马萨诸塞州和平行动委员会，为首的是罗伯特·穆尔神父，他是罗克斯伯里的一名圣公会牧师。（当天下午，穆尔因未经许可便给波士顿大学学生做演讲被捕。）一名示威者打出标语“艾奇逊，我们要和平不要炸弹”，另一名示威者强烈要求他“停止战争谈判”。
艾奇逊的强硬立场是针对来自麦卡锡的压力的，更是针对斯大林的行为。实际上，他在毕业典礼上主要讲的是1945年以来苏联的敌对行为。他说，苏联对伊朗和土耳其“重新施压，进行恫吓”，把“自己任命的政府”强加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援助“希腊共产党操控的游击队”，“对德国东部地区实施苏式管理”，“成功控制了匈牙利”，试图“通过罢工和其他破坏活动阻止法国、意大利政治经济复苏”。苏联的种种行为迫使杜鲁门政府于1947年先后增援希腊、土耳其以及西欧。之后共产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签署共同防御协议，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艾奇逊得意地将《北大西洋公约》比作英国《大宪章》或美国《独立宣言》。他的结论很明确：“除非苏联领导人真正接受‘共荣共生’的哲学，否则，无论自由世界施展什么妙招，无论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什么特洛伊式的鸽派人物，都无法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也许特洛伊式的鸽派人物这个说法很令人费解，但媒体最关注的还不是这个。因为艾奇逊又找补了一句，或许是为了安抚外面主张和平的示威者吧，“战争不是不可避免”。
没过三天，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的黎明时分，朝鲜战争爆发。
2
冷战已从记忆中消退成为历史，但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要记住：冷战的确是一场战争，不是令人温暖的和平。第二点我们要记住的是，冷战跟众多预言家预测的根本不一样，“冷战”一词最先是记者赫伯特·贝雅德·斯沃普从作家奥威尔那里借用的，后来通过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得到普及。从我们今天变形的后视镜往回看，我们看到的要么是两个对立帝国的经典故事，要么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殊死斗争，或者更确切地说，两者都有。更仔细地审视会发现发生的事情相当奇特。那些预测20世纪40年代末会出现一场美苏战争的人，多数认为到某个阶段会出现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那可能是一场核战争，也可能是一场常规战争，又或者两者兼有，而欧洲将是主战场。的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将军们都在为此而准备着。但是这场战争偏偏就没打起来。实际上，冷战体现为一系列的局部冲突，几乎遍及全世界，就是不包括欧洲，主要战场是亚洲。美苏军队从未正面交锋，但是1950—1990年的所有战争中至少有一方是（或者据说是）超级大国的代理人。
约翰·加迪斯认为冷战是最出人意料的必然事件。首先，美苏“二战”联盟的迅速破裂并不像今天看起来的那样不可避免。斯大林对战后建设似乎有多种打算。他说，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可以“采用其他政治制度，比如说民主制、议会共和制甚至是君主立宪制”。1944年6月，他对“卢布林波兰人”说，苏联要“与西欧国家结盟，与英法结盟，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杜鲁门总统也有充分理由继续与苏联保持战时同盟关系。他与斯大林首次会晤后写信给妻子：“我喜欢斯大林，他很直率，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得不到便会妥协。”
那么为什么战后盟国瓜分德国后不能继续保持和睦关系呢？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确立的“百分比协议”看似公平合理，两国差不多平分了巴尔干半岛。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暗中牺牲波兰的做法不大光彩，但也可以说那是为和平共处打基础。斯大林对米洛万·吉拉斯说：“无论谁占领一个国家，都会在那里施行自己的社会制度。”这句话也没什么不对，只要各自势力范围得到认可和尊重，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问题是总有人心存疑虑，首先是美方，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怀疑斯大林不会满足于在欧洲或其他地区得到一些地盘。早在1945年10月27日，杜鲁门总统就（在一封信中）告诫自己：“除非苏联面临一记铁拳、一种强大的语言威慑，否则另一场战争在所难免。”4个月后这种情感被赋予战略性实质，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电报，这也许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通信。
凯南是威斯康星州人，父亲是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他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任职期间，正值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因此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施行。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继任者杜鲁门均未识破斯大林的真正图谋，凯南十分失望，于1945年8月提交辞呈，理由是“最近一战我们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治资本被肆意挥霍，政治上也未能乘胜追击，因此深感沮丧”。在他第二次任职于美国驻苏联使馆即将届满之前，国务院要求他对近期苏联的行动发表评论。他的答复是要为美国整整一代的战略家奠定基础，尤其是基辛格。如今再读这份长电报，考虑到它的电文风格，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是一份极其微妙的文件。凯南认为，“苏联依旧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圈’中，因此，长远来看，不可能存在永久的和平共处……苏联领导人对世界事务的看法有点儿神经过敏，从根源上来说是一种传统的……不安全感”。（凯南在1946年3月发回的一则新闻报道中不无调侃地写道：“只有美国进行全面裁军，把空军、海军移交给苏联，把政权让给美国共产党，才能消解斯大林‘险恶的疑惧心理’。”）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层面看，还是从历史来看，苏联政策都可总结如下：
必须千方百计提高苏联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相对力量。反过来说也不要错过任何机会，以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
凯南非常清楚，苏联的意图不仅是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欧洲，而且还想称霸全球。他在长电文里提到几个潜在的目标，有伊朗北部、土耳其、中东，甚至阿根廷。在经济上讨好别国将一事无成，因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苏联政策将会真正实现专制”。苏联要应对的只有一样：武力。“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
任何战略争论上的成功干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体现了其他人已有的想法。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会议上吹响号角，告诫人们“铁幕”将降临全欧洲，凯南的观点恰好与之吻合。另外两位美国专家克拉克·克利福德和乔治·埃尔西更是危言耸听，几个月后他们说“苏联……一心要称霸世界”。在杜鲁门看来，这些分析之所以有一定道理，不是因为斯大林要求在东欧设置亲苏联政府，而是1946年8月他要求土耳其赠予领土乃至达达尼尔海军基地。杜鲁门总统派第六舰队前往地中海东部，结果真如凯南预言的那样，斯大林撤退了。至此总统才相信他的话。商务部部长亨利·华莱士发言反对“采取强硬政策”，随后被迫辞职。用凯南的话说，再也不能对苏联表现出任何“愚昧的绥靖姿态”。
然而，凯南并不是战争贩子。1947年1月7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纽约开会，凯南在会上说，美国及其盟国可以“采用礼貌的、非刺激性的方式”遏制苏联，直到苏联国内出现变化为止。同年晚些时候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阐明他所说的“遏制”为何意，文章署名“X先生”，轰动一时。他认为：“苏联……自身就蕴藏着腐朽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任何“神秘的、救世主式的运动都将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调节”，要么是分裂，要么是“瓜熟蒂落”，这样它才能被有效挫败。因此，美国政策应该是“长期、耐心而又坚定、警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不断改变地理位置和政治立场，灵活警惕地运用反作用力，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策略来随机应变”。凯南是外交家，他所构想的遏制主要是一种外交策略，不是军事策略；其蕴含的坚定意志是用一封封电报传递的，而不是一个个装甲师或一枚枚导弹。然而，在1947年的世界形势下，不难读出他对新策略至少下了一个定义：“只要苏联露出侵犯这个和平稳定世界的迹象，就要随时随地用不变的反作用力与之对抗。”这个定义就是命令，只要苏联的侵略行为初露“端倪”，全世界都应该以武力还击。
实际情况是，起初遏制只限于经济领域。在财政紧张的英国政府宣布取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时，美国出台了“杜鲁门主义”，向国会说明在危难之际美国应挺身而出。这些国家其实真正需要的是钱，但杜鲁门在马歇尔、艾奇逊和助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怂恿下，将这一要求表达为世界范围内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应该“支持自由国家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实际上凯南并不赞同杜鲁门演讲时那种救世主式的措辞，但即便是对李普曼这样精明的评论员来说，杜鲁门的用词和凯南定义的“遏制”也并无二致。）第二阶段的遏制也是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同样，美国需要输送给欧洲的只是钱，这笔钱相当于从1946年到1952年美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但是这次凯南的计划玩了个小花招：邀请苏联及东欧政权参与“欧洲复兴计划”，他们早就预料到斯大林会拒绝，结果也确实如此。第二个花招是马歇尔坚持联邦德国不仅要经济复兴，还要政治重组。斯大林深思后认为，还是推动德国统一、去军事化更好，结果又中计了。他正要反戈一击，封锁通往西柏林的公路、铁路，但美国采取空运物资，斯大林第三次失利，美国的后勤工作获胜。
不难想象（欧洲、德国和柏林）一分为三的各种结局，这种划分在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已基本完成。凯南自己向往的是德国统一、中立（A计划），苏联也一再提议采用这种方案。其实，这很可能就是艾奇逊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所指的“特洛伊式鸽派”的观点。在东欧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并非必然：只能通过残酷的方式强制实施，有些时候（例如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布达佩斯、1968年在布拉格、1981年在格但斯克）还需要重新强制实施。西欧共产党全都未能掌权的局面也不是无法避免：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可以拿到高达1/5的普选票，尽管做法比苏联巧妙得多，美国也还是通过见不得人的手段将它们排除。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芬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果不亲苏，就算中立国家）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非民主国家，但不是苏联集团国家），很少有欧洲国家最后成了“灰色地带”。
美苏对立之所以具有深远影响，是因为在1948年，遏制开始演变（为此凯南越来越沮丧）成为军事策略，而不再仅仅是外交、经济策略。其中一个原因是苏联悍然在布拉格发动政变。另一个原因是西欧各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的前兆是《布鲁塞尔条约》，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5国签署了有效期为50年的军事防御盟约。但主要原因是美国意识到一点，即欧洲殖民帝国纷纷出人意料地迅速瓦解，这让苏联轻而易举捡了个大便宜，比东欧还“肥”。在这种局势的启发下，斯大林1948年3月对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布强制令：“大力支持附庸的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英法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当然，在中东地区，尽管苏联竭力拉拢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很难阻止统治权由英法转移到美国手中。然而，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似乎不可阻挡。
1949年夏至1950年夏，战略天平似乎奇迹般地又倾向了斯大林一边，要夸大这一点实属不易。1949年5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夺取了上海；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10日，蒋介石逃到台湾。毛泽东已经表示要和苏联结盟；1949年12月，他动身前往莫斯科表明与斯大林保持同一阵营，回国之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杜鲁门呢，1948年出人意料地再次当选总统，1949年在柏林大获全胜，但1950年上半年却倒了大霉。美国刚刚“失去”中国，阿尔杰·希斯就被判做伪证，克劳斯·福克斯暴露了其苏联间谍身份，于是麦卡锡粉墨登场，发起反共的女巫搜捕行动。艾奇逊与希斯私交甚密，得知其做伪证一事后颇觉尴尬，加上苏联威胁亦令他诚惶诚恐，于是急忙将遏制转变成一种军事策略，宣布了保护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防御圈”计划。（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居然不在保护名单之列。）过于敏感的凯南被调任政策规划部负责人，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前副主席保罗·尼采。下文将谈到，对尼采而言，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的NSC–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之所以提议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主要原因并不是失去了中国，而是因为另一个更可怕的消息：苏联通过间谍活动和自行研制，已经有能力制造原子弹，说不定还能制造一种美国也在研制的杀伤力更大的热核弹。然而，NSC–68号文件是在呼吁生产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NSC–68号文件是多年后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时才解密的一份文件。文件提议“在自由世界迅速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其前提是苏联“计划……彻底颠覆或武装消灭非苏联世界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代之以由苏联控制、对苏联言听计从的组织和结构”。美国是实现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头号敌人”，“必须千方百计颠覆或破坏其完整性和生命力”。而且，苏联正在增加军费开支，不仅是在相对意义上，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在绝对意义上超出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在备战，而自由世界却没有备战，两者距离越拉越大”，为此，美国必须大幅提高其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开支的比例，尼采估计为6%~7%。该文件不仅详细说明了凯南构想的外交遏制的目标，也详细说明了杜鲁门总统“公平施政”的目标，后者旨在削减美国国防预算以支持国内计划。“公平施政”在政府部门内部遭到抵制一点儿也不奇怪，抵制的人有新任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凯南本人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其他苏联问题专家。但是这一切都是苏联支持朝鲜入侵韩国之前的事。
因此，哈佛大学1950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是一个开端：不仅是3 000名毕业生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一个新的危险时代的开端。对基辛格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从今以后他们都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生活，时间长达近40年。我们现在知道冷战并未升级到美苏公开交战的地步。然而，对哈佛大学1950届毕业生来说，“长期和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谁能料到这种紧张状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而且其结果就是凯南在长电文中预料的那样：苏联解体。在与德军和日军作战过的美国兵眼里，朝鲜战争很像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序曲。麦克阿瑟将军重返战场，指挥部队在仁川侧翼包抄朝鲜部队，将他们赶回三八线以北，一时间美军人员心头不由得涌上一种崇高的怀旧之情：曾几何时他们在欧洲战场也是如此这般地英勇杀敌。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又极度恐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几乎将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全部歼灭。诚然，1951年5月，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不听指挥而撤了他的职，改任李奇微将军为美军总司令，及时制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苏联也在纽约首次试探性地提出签订和平协议。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极不友好，举个例子，1952年10月，凯南被苏联驱逐出境，颜面丧尽，成为驻苏时间最短的美国大使。的确，他在柏林对记者说“他现在在苏联首都遭受的孤立比在德国担任外交官被关押时还糟糕……那是在德国对美宣战以后”，这么说不大合适，也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但是，很多人都和他有同样的观点：冷战发展到了新阶段，后面的事显而易见，区域战争会引发世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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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学者都难以理解，更无法容忍冷战期间美国一流大学的学者潜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策略。很多学者在谈到学术界与负责对付苏联威胁的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关系时总是愤愤不平，好像教授效力国防是一种根本性错误。我还是要重申：冷战就是战争。当然，苏联从未入侵美国，但是它却把核导弹弹头对着美国，部署反美间谍，动辄恶语相加。苏联还善于将极不自由的意识形态和管理制度出口到其他国家，比如地理位置靠近美国的古巴等国家。如果有谁暗示哈佛大学不应该那么卖力地支持国防部或中情局，那是低估了苏共造成的重大威胁和大学支持国防的价值。
无论是对新科文学学士亨利·基辛格还是荣誉科学博士约翰·冯·诺依曼而言，有件事是分内之事：他俩都是遭到极权主义威胁而被迫离开欧洲的学者，应该为美国政府效力，何况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为直接公开承诺维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当然也不是说，只有逃难到美国的人才有这种想法。科南特校长在自己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谴责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迅速传播，它否认所有学者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前提。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接受苏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所持的一种态度……辩证唯物主义成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眼里的专制主义”。科南特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委员，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核技术军用和民用问题专家，地位仅次于奥本海默。然而，他和奥本海默不一样，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无可怀疑：早在1948年9月，他就呼吁禁止聘用共产党员为哈佛大学教师。
说到为中情局卖力或与之合作，冷战期间最龌龊的事不是哈佛大学做的，而是耶鲁大学做的。凭借维芬普夫合唱团，还有其独特的耶鲁式思维方式，学校教师于战时在战略情报局和早期的中情局中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大得多。据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谢尔曼·肯特“比西西里人还会捅刀子”。耶鲁的其他历史学家，如沃尔特·诺特斯坦和诺曼·霍姆斯·皮尔森等，也是中情局的常客。普林斯顿大学也是中情局重要的人才备用库，组建了“普林斯顿顾问委员会”，这是一帮高级学术顾问，在顾问委员会主席是艾伦·杜勒斯（1914届毕业生）的领导下，每年在该校拿骚俱乐部召开4次会议。但是，如果低估哈佛大学在冷战早期情报工作上的作用也是错误的。哈佛大学柯立芝荣誉历史学教授威廉·兰格是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部主任，该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中情局国家评估办公室，还是由他担任主任。麦乔治·邦迪虽然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是在哈佛大学成为终身教授的，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邦迪得意地说，哈佛大学的许多战后区域研究计划“得到战略情报局的哈佛大学校友的操控、指导和激励；战略情报局是一个卓越机构，一半是警察和强盗，一半是教授”。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演时说，“有区域研究项目的大学与美国情报搜集机构之间”完全应该“多多相互渗透”。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不难将这种相互渗透看作一场邪恶的勾当，因为堂堂的哈佛大学竟然沦为区区一个“政府扩展机构”，年轻、胸怀大志而又缺乏安全感的基辛格竟然为了个人发展而急切要求投身国家安全事业。但这是对证据的误解。基辛格学的是行政管理。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教授对制定美国对苏策略极为热衷，学生受到老师这方面的指引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早在1941年11月，卡尔·弗里德里希就预测：
除非英国也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可以想象，但不太可能），否则战后世界将被划分为英美和苏俄两大势力范围……美洲和西欧的相当多的国家很可能会聚集在美国周围，而亚洲和东欧很多国家会团结在苏联周围……美苏对立的世界观会在世界各国的内部矛盾中反映出来，在边缘地区引起内战。
弗里德里希在著作《普通人的新形象》中提到冷战“史无前例的”特征。
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国家构成的均势体系。历史上曾有过横跨大陆的帝国……历史上还从没有出现过两个各具防御和自治能力的洲际大国对立的情况。但是更为非凡的是两国都有一个信条。每个国家都像一个宗教派别，都像宗教一样希望所有人接受自己的教义：这些国家都是传教士，情不自禁地要传教。
基辛格读研究生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曾给他布置过一项任务，让基辛格帮他编一本供美国军方使用的讲述民主德国状况的手册。
不过，对基辛格具有更大影响的始终是威廉·扬德尔·艾略特。艾略特渴望为国家安全尽一己之力。早在1946年，他就提议增强联合国权力以对抗苏联的“权力体系”。他是最早主张将核武器置于国际掌控之下从而避免“军备竞赛”的人之一。他认为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奠定了基础，可惜苏联拒绝投赞成票。20世纪40年代末，艾略特担任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尔干半岛功勋卓著的中情局计划处副处长弗兰克·威斯纳的“临时顾问”。然而，尽管他可以游说中情局副局长威廉·杰克逊，但也无法再升迁。1951年，艾略特只好接受他在中情局的“闲置身份”，“免费”提供将来所有的咨询服务。但无论遭受怎样的冷落他就是不离开首都。他成了密西西比州由民主党人威廉·科尔默任主席的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与规划特别委员会顾问。他还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援助特别委员会的人事主管，后者的委员会主席是马萨诸塞州议员克里斯蒂安·赫脱（后曾短期担任国务卿），大部分战后欧洲局势报道都由他执笔，这些报道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支撑材料。该委员会为艾略特首次见到加州新任代表理查德·尼克松提供了机会，尼克松是贵格会教徒，性格腼腆，疑心重，很善于调动听众情绪，因为对阿尔杰·希斯穷追不舍，逐渐为国人所熟知。也是在赫脱领导的委员会，尼克松与弗兰克·林赛首次相识，当时林赛还在中情局，两人的交情在近20年后结出了意义重大的果实。
艾略特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写过一篇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在朝鲜战争期间担任国防动员办公室助理主任，还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与美国教育和共产主义委员会外交政策研究小组组长，该委员会推出一项计划，向美国青年人传授有关“国际共产主义的客观、基础、实实在在的知识”；他还（与邦迪、凯南和施莱辛格一道）是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另一个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改进美国政府的结构与实践才能充分有效地履行美国的职责和义务”。颇令人玩味的是，该小组提出的答案是要增强总统相对于国会和各行政部门办事机构的权力。在这一点上，艾略特比同事更为大胆，称赞英国“严格限制议会调查会影响外交事务的问题的做法”。同时他主张“赋予总统在任期间就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召集选举的宪法权力，并且总统和国会议员均应参选”，换言之，要赋予总统跟总理一样可按自己的意志“进行大选”的权力。
有时，艾略特对各种英国问题的热衷近乎一种自嘲，比如，他曾热心做过一次题为“英联邦精神”的广播讲话。他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做罗德学者时出席过圆桌会议，他花费十多年时间多方游说建立一个美国式圆桌会议却毫无结果。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决定不支持英国，他嗟叹不已，认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运河管理公司国有化是侵略行径。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艾略特依然敌视阿拉伯、亚洲和非洲民族主义，并向尼克松总统保证说殖民地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承担“现代国家应有的职责”。然而，一般人察觉不到的是艾略特希望增强总统在外交事务领域的权力的观点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杜鲁门总统任期将尽，下任总统正在思考如何改进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艾略特提出急需“协调白宫各行政部门的工作……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管理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现在的共同安全主任办公室以及国防动员办公室”。他最初的建议是“将预算办公室主任……提到最高级别，就像是参谋长或总统秘书长的级别”。但是后来他修改了这项提议，建议艾森豪威尔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当作“参谋机构”而不是“秘书处”。
总统不可能下放足够的权力给任何其他政府官员，让那些官员在主要内阁官员之间存在强烈意见分歧时以强硬方式解决问题。他也不可能设一个有权做出决定的助理总统职位。但是他可以，而且在我看来也应当设一个高于秘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主管或人事主管的职位。如果能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具有足够的外交技巧和安排职员能力的人，那么就能促进不同部门达成一致，就能为总统在真正可选政策方面提供合理评价……委员会行政主管应该……保证总统在委员会建议基础上提出的政策指令不仅仅是一种劝告……总统必须支持委员会行政主管或人事主管，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人事主管应该能够始终以总统的名义进行管理。
下文将看到，16年后，艾略特的高足基辛格扮演的正是这一角色。还有一点很重要，艾略特的备忘录也考虑让副总统在决策上发挥更大作用，比如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这一点可谓正中被艾森豪威尔选为1952年大选竞选伙伴的尼克松的下怀。
艾略特满脑子都是点子。1955年，他负责领导另一个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研究小组，该小组的报告（《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提议美国、加拿大应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取得某种联系。6年后，美加两国成为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艾略特骨子里是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他和同事一道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但是他也精明地意识到第三世界将会是“政治斗争的决战区，而那里现在是苏联的主战场”。跟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许多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一样，艾略特极力要求美国开始“训练一支有能力‘支持’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新兴政府的安全部队甚至是军队”。但是他极力主张打“心理战”。早在1950年年初，在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他为生产管理办公室起草的报告中，他就强烈要求在“和平时期打心理战”以替代军事干预。
心理战究竟是什么？艾略特的多种活动表明心理战的内涵颇为复杂。艾略特是1951年成立的美国解放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参与开办了美国对苏广播“自由电台”（原名“解放电台”）。他还坚定主张实施“文化交流”计划，资助那些“开始为我国提供资源的”国家的学生来美留学。1960年，他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讲时说：“我们要帮助发现、培养一些人来治理国家，这样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国家，才能做其他事。”但是心理战也包括赢得国内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53年4月，就在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被任命为总统顾问之前，艾略特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国内心理防御措施组织”。他的观点是“在自由市场和公开竞争环境下让人们坚持保有各种观念”是不可靠的。国务院需要更积极地成立“顾问小组”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还可以让他们转变观念，接受国务院的看法”。
心理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战略情报局（战情局），当时战情局有一个单独的部门，专门负责最初所说的“鼓舞士气”。1947年这一观念再次付诸实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1号文件授意在意大利竞选中采取秘密行动对抗共产党，支持基督教民主党[1]。最初，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A号文件，只有中情局才有权开展“秘密心理行动抵制苏联及苏联驱使的活动”。但是几乎在转眼之间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即特殊项目办公室（后改称政策协调办公室，或OPC），弗兰克·威斯纳任办公室主任。该机构虽然设于中情局，但同时也能得到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信息。OPC专门设立前线组织：比如，负责自由欧洲电台的美国自由欧洲委员会、自由工会委员会、知识自由美国人协会、文化自由大会，仅举此四例。威斯纳把OPC比作“强大的沃利策”风琴，但是一开始它演奏的音乐就不够和谐。一个原因是心理战很时兴，不可能被哪一个机构所垄断，所有人都想参与其中。但是还有一个原因，积极支持文化自由大会等组织的人个个都特别热衷于争吵。自由党成员甚至是社会主义反共党员与那些原来信仰共产主义或麦卡锡思想的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只对苏联同仇敌忾。1951年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PSB（心理战争署），目标是恢复原有的和谐。然而，不和谐之音依旧。PSB内部的某些人，尤其是执行秘书帕尔默·帕特南希望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垮台”、苏联集团解体（“解放”），而政策规划办（和中情局）一些比较谨慎的人士建议“共存”。尼采气急败坏地对PSB主任戈登·格雷说：“我说，你怎么就忘了政策呢，政策由我们定，然后你再让该死的电台播出去。”然而，国务院和中情局开展的一些活动，包括“暗中支持‘友好的’外国分子、搞‘黑色’心理战甚至鼓励敌对国家的地下抵抗等”（凯南原话），成效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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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战的重大策略问题到具体实操事宜，这一切都让基辛格着迷，这毫不奇怪。这是一场新的“大博弈”，常春藤学校的尖子生都渴望一展身手。跟同学讨论苏联对中东的威胁或者杜鲁门总统承认以色列立国的危险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旁观者。我们不能说基辛格要走一条显而易见的权力之路，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应该去拿一个社会科学或法学的博士学位。
基辛格一开始是想沿着艾略特的足迹，申请到牛津大学读“政治学研究生”。艾略特不以为然。他写道，基辛格不具备“特别明显的申请诺克斯奖学金所需的个人资质”。再说他已经结婚了，这也是个不利因素。但是这还不是他放弃到牛津深造的主要原因。基辛格对贝利奥尔学院的资深导师是这么解释的：“很遗憾国际局势不允许我离开美国。我还是预备役队员，希望能够超期服役。”哈佛1950届毕业生中的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大学毕业不久就要重回军营。有人也许以为基辛格害怕这种命运的安排，但若这么想就低估了他从军事活动中得到的满足，而高估了他对学术生涯的执着。这个哈佛的书痴看似矜持冷漠，只有老战友才知道他内心有一团火。在这方面最了解基辛格的莫过于弗里茨·克雷默。1950年9月，克雷默写道：“如果你突然心血来潮，很想挑衅滋事，深夜用石子砸我窗户，给我朗诵你的新诗，或者告诉我你情人的眼睛是多么美丽，我知道你成家了，不赞成找情人，但是试想我毫不犹豫地来到你门前，给我们俩各倒上一杯，悠然自得。”两人一直是铁哥们儿，克雷默推荐基辛格到情报部门工作，“他还可以到总部做些带点儿‘理论性的’案头工作，也可以执行实际任务”。基辛格也投桃报李，设法为克雷默的儿子斯文弄到一份上私立学校的奖学金。1950年3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基辛格自愿提出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现役军人训练”，地点是巴尔的摩市郊霍拉伯德营的反谍报部队学校。培训课程包括“侦察叛国、煽动叛乱与颠覆活动，预防、侦察破坏和间谍活动”。他的表现依然让反谍报部队的上司刮目相看。“基辛格有一种非常出色的、鲜活而客观的伦理价值观，”这是1950年7月一位上司对他的评价，耐人寻味，“他具有一种罕见的个性，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标准，但对于和他的标准截然不同的那些个人的或集体的生活方式，他也能容忍或者理解。”
基辛格效忠国家是因为他成功地、有意识地理解了国家的真正本质和真实目标。效忠归效忠，但他没有对国家的所有政策、所有做法不管好坏全数赞同。他的洞察力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常常能对国家的问题提出冷静的批评……我还没有听说过他的哪次批评是无效的，或者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与最高国家伦理的字面意义或精神实质背道而驰。
基辛格在冷战期间的情报工作生涯，包括心理战，对他的军旅生涯影响至深，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倒未有体现。1951年年初，他成为ORO（陆军作战研究办公室）顾问，这是一个混合机构，其中一部分成员以前属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但其总部是设在华盛顿麦克奈尔堡的国防大学。陆军对作战研究的定义是“对军事问题进行分析性研究，为掌权的指挥官和参谋机构制定行动决策提供科学基础，从而提高军队作战能力”。ORO的大部分工作都跟武器有关，多半工作人员是理科出身。不过C.达尔文·斯托曾巴赫（此人从前做过空军计划分析师，后来在预算局和商务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又成为ORO高级作战研究分析师）希望下属能有不一样的技能。国防大学当时在研的17个项目之一的使者项目“旨在判定被占地区军事政府的行为”。具体而言，军方希望有人就美军占领对韩国人民的“心理影响”进行实地研究。尽管基辛格对东亚状况一无所知，尽管更有资格被派往朝鲜半岛的、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大有人在（比如他弟弟），最后被选中的却是他。这就是部队生活。
基辛格的朝鲜之行还有一段序曲：他去了趟日本。因为军用飞机的行程要求，他只好取道东京，在东京停留时会见了各界人士，有学者、记者，还有国会议员。绕道日本也很有意思：他见到的一个人“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们希望美国把中国和苏联分开”。但是如果他指望跟日本人的这些接触对他的朝鲜之行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是低估了朝鲜半岛的反日情绪，要知道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最终战败前，朝鲜半岛一直是日本殖民地。他顶多也就是比较一下美国占领日本和美国占领韩国有何不同。1951年夏末，基辛格抵达朝鲜半岛，跟往常一样，他一到就开始投入严谨的工作，和美方及韩方人员就各种问题举行会谈，从战区难民的食物配给到高水平译员的缺乏，再到大量韩国官员的腐败，不一而足，最终形成了一份49页的报告，就占领期间的治理问题，尤其是移民处置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改革措施。但是报告最后比较笼统地强调了几点：“军事指挥和民事责任不可分割，军队内部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民政工作”，需要有“在民政职能方面懂行的官员，包括能熟练使用该地区语言的官员”，需要“提醒指挥官和其他军事人员，要实现军事政治目标，处理好民政事务也很重要”。
这份报告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有一点很清楚，部队的兴趣不在韩国本身，而在一般性的占领问题上，说明至少国防部有人希望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进行更多类似的军事干预，最可能的地点是法国正努力重新控制的印度支那。其次，基辛格跟斯托曾巴赫协商报告定稿时体现出他是一名很干练的部队文员。
我知道你不愿意提出我们的数据无法支持的建议。对此我百分之百同意。然而，从方法论角度来说，不可能提出一个完全可以用数据支持的建议，那样的话你就要进行描述。换句话说，建议总会带有一丝解释的成分，因此你总会处于某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我认为我们要提的建议是最低限度的，如果再打折扣，当然无可挑剔了，但也就毫无意义了。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可以修改某些结论。这么做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等到我们有十足的把握再发表意见，到头来我们就发表不了任何意见……如果我们写的报告让国防部的每一个上校都能看明白，那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上校都会认为自己同样能写出这么好的报告。
基辛格的焦躁所透露的不仅仅是他好斗的个性。他对斯托曾巴赫说：“如果我们开始进行重大实质性修改，只怕到印度支那开战了我们还在争论不休。”
事情总是环环相扣。基辛格圆满完成朝鲜报告后大受鼓舞，紧接着给《前线无处不在》的作者威廉·金特纳[2]上校写信，自告奋勇起草一份“备忘录，大致介绍作为远东心理大战一部分的一个针对日本的计划”。与此同时，在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鼓动下，基辛格原来的导师克雷默应征入伍，被抽调到PSB从事针对后来成为美国国家心理战争计划中F小组成员国的德国的工作。不久，基辛格也当上了顾问。从此出差的机会更多了，这次是到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国家。结果他就根据“在德国几个星期的生活”，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探讨新建的联邦德国“对美国的普遍不信任感”。
在基辛格看来，心理战就是透过不满言论的面纱看出人们心态的实质。表面上看，联邦德国人不满国家被永久瓜分的前景，不满对战争犯的处理，不满国家重整军备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基辛格认为“这些具体的牢骚不过是表现了一种更基本的愤恨，夸大它的严重性是错误的”，如果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那错误就更大了。
这些牢骚还可以这么来看：它们说明美国人根本不懂德国人心里在想什么，德国人讲的是历史经验，而美国人却大谈特谈法律文件。
这样一来，美德关系就带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可悲色彩。最近30年，德国经历了三次巨变：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灭亡。年长的一代人玩世不恭，心里就想到一点，即下次要千方百计站在胜利的一方。年青一代还没看清时局，正在摸索。美国人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危险，这很容易让他们联想到戈培尔的宣传，同时也让他们感到很肤浅，因为最近他们还跟苏联打过交道……1950年美国对德国军备问题的态度突变，多数德国人认为这不是宽宏大量，而是极大的讽刺。说来道去，德国人已经很疲惫了，神经兮兮的，无论谁来规劝都会招致反感。到处弥漫着一种恐慌心理：害怕再来一场战争，害怕再次遭到轰炸，害怕再次被占领。
基辛格引用了一些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德国西部地区的人认为美国人比苏联人还坏，比苏联人还残忍、傲慢，这一点倒是出乎意料。他写道：“夸赞苏联人实际上正说明他们很讨厌美国人。德国人逐渐产生了这么一种刻板印象：美国人傲慢、残忍、不通人情、不讲道理，明显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玩世不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的答案解释了他的“心理战”理论。他认为：“德国赤化不存在任何危险。”真正的威胁在于“教条式的反美主义滋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可能出现一个亲苏联的独立政府，其意识形态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倒退的铁托主义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法律关系框架”，但是它“忽略了让这些关系发挥作用的心理氛围”。与此同时，美国似乎将德国重整军备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便利条件。苏联则反其道而行之，“只追求最低目标，试图把德国变成中立国，重视德国的有关利益”：“苏联人提倡德国统一，利用德国人害怕重整军备的心理，强调朝鲜被打败的现实，由此创造出一个中立主义的环境，要实现这样的环境，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即反对美国。”
基辛格的结论很清楚。美国“如不强调其政治策略中的心理成分”，则将无法“修正自己的对德立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又不能通过“官方渠道或官方人员”。关键是要“在各个层次以非官方形式”开展工作，具体如下。
派几个经过严格挑选的人到德国，给他们一个身份做掩护，这样他们就可以到处跑，结识朋友。大学、大基金会、报社和类似机构都是很合适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让德国人和美国人参加合作项目，在工作中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研究小组、文化大会、教授互访、实习项目，在非官方力量支持下，尽量广泛开展各种活动。
总之，虽然心理战（艾森豪威尔后来也承认）这个词并不中听，但其讲的其实就是文化交流，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并非那么险恶。
基辛格回到德国，对故乡又产生了那种矛盾心理。离开奥伯阿默高才5年，这个县的经济恢复情况令人惊讶。他告诉父母：“不管你们怎么看德国，这里的经济恢复情况真是太棒了！”然而很奇怪，德国人还是一点儿也没变，纳粹政府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仿佛从来没发生过似的。“巴伐利亚人还是像往昔一样喝酒，黑森州的人还是那么讨厌。”在去克虏伯兵工厂途中，基辛格在杜塞尔多夫会见了一些实业家，他暗自思忖，他们“谁曾想到”自己会有朝一日举办宴会招待基辛格呢？
更可喜的是ORO为他提供了一个固定职位，接替被派去负责东京办事处的斯托曾巴赫。这么好的肥差怎能错过？基辛格根本不稀罕学术环境，他打心眼儿里高兴能重操旧业做军事情报工作。能回到朝鲜，在“作战区”附近工作真是太过瘾了！再说，回到这种工作环境中，既需要有过硬的沟通能力，又需要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这是多么惬意！（基辛格要求补贴开支时还不忘跟斯托曾巴赫的秘书耍嘴皮子：“我知道你的生活没有票根会多么空虚以及我的生活没钱会多么空虚。”）军队生活也有极为阳刚的一面。他曾向一位朋友坦言：“男人不空谈，踏踏实实地干活，能和他们一起工作……我总会感到很振奋。”与之相反，回到哈佛则意味着回到“左一个如果、右一个假设的大本营”，“哈佛的氛围仍然让人感觉有点儿不大真实，尤其是认真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时，比如采取行动存在哪些前提。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在韩国的议政府美军基地[3]工作比参加剑桥的研讨会收获还大”。
1950年年初他在信中再次提到这种氛围的差别。1952年10月，他写道：“我和部队很多部门打过交道，人们都很有活力，对国家忠心耿耿，我希望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能学习一下这种精神。”两年后他发牢骚说：“不管霍拉伯德堡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样的感情，都比哈佛的很多同事有人情味儿。”
既然如此，基辛格为什么要拒绝斯托曾巴赫提供的职位，放弃实打实的情报工作而选择“不切实际的”高校生活呢？为什么1952年年底他“在华盛顿的活动少而又少”，连ORO的顾问工作也放弃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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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以后不能什么都自己说了算。然而，很难让人相信基辛格决定继续留在哈佛工作是他妻子拿的主意。安妮似乎希望他申请读法学院研究生。这一步比较稳妥，华盛顿高地的犹太人一般都会优先考虑这样做。基辛格找到最关心自己的教授，想在他门下深造，拿到博士学位。基辛格对艾略特本科期间给予的教导表示感谢，这种情感是发自肺腑的，毋庸置疑。
我到哈佛求学时情绪比较低落，感觉战后那种天真、青春的道德激情已不复存在，需要从技术上寻求解决办法。对世界的所有希望在肤浅的经济承诺中化为乌有，虚无主义暗流涌动，年轻人可能会投入独裁的怀抱，只因为这样才能填补他们精神的空虚。
我很有福气，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于我的人生中再次得到恩师的教导。您以身作则，不讲大道理；您是价值的化身，不是简单说说而已。三年来，我的精神世界在不断壮大，这主要得益于您的教导。这种教导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不是靠学术地位，而是靠您的循循善诱，为学生指明发展的方向，而能否做到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事，就看个人了。
但是，很难相信基辛格让艾略特指导论文、做自己的研究生导师，是真心实意渴望得到对方知识上的指导。从严格意义上讲，艾略特和基辛格二人的学术关系并不好，有一份研讨会的文字记录为证。当时基辛格是研究生，要在会议上宣读一篇题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经验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论文，会议主席就是他导师。虽经多次尝试，基辛格最终也只不过读了开头的几句话。艾略特不止一次打断他，而且打断的时候通常都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或是跑题的话：
基辛格：本文探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经验知识之间的关系。本文不能说是想证实一种形而上的真理观念，也不是想批评经验主义。文章只想探讨……
艾略特：等等，亨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也想问研讨会的各位成员一个问题。请问，你们都很清楚19世纪孔德派的实证主义体现的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差别吗？两者有相似之处，都认为形而上学对知识而言是不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区别。你论文后面谈到这一点没有，亨利？
基辛格：谈到了，我是在布里奇曼与赖欣巴哈的差别当中分析这一问题的。
艾略特追问基辛格这个差异是什么，基辛格如实作答。但不等他说完，艾略特再次打断：
基辛格：例如，如果你对神有一种敬畏感，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来看这件事是无意义的……
艾略特：不对，这种说法不大正确。对不起……逻辑实证主义者其实很想在这个框架内做一点很必要的事。他想回答休谟的问题，至少康德是这样，我认为他想通过回答来挽救科学，挽救科学和自然主义。不是吗？
基辛格：我一会儿就会说到，他的观点其实很接近理想主义者的解释，因为这取决于你能否想到某种……
艾略特：是这样的，不好意思打断你了，我真的认为很有必要把这种理论框架作为我们研讨会的一个基本共识。
中间有一次艾略特开始讲解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讲得比较乱，基辛格实在听不下去，客气地纠正了。但是更多时候是艾略特打断基辛格的话去纠正他的错误。几乎每一次被打断，基辛格都会简短地说一句：“您说得对！”然后费劲地接着讲。从文字记录来看，基辛格只读了那篇文章的几个片段。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艾略特有点儿盛气凌人，啰啰唆唆，基辛格只好一味迁就。
显然，这种师生互动毫无成效，但基辛格为什么会一忍再忍呢？原来两人都另有打算。上文提过，基辛格去了一趟德国之后发现，“心理战”最好是通过非官方的文化交流来开展。难道有比哈佛大学校园更理想的开展此交流的场所吗？1951年，艾略特在哈佛暑期学校基础上开设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事实证明其简单而富有成效。研讨会的目标很明确，“在世界许多地方，我们急需朋友，我们要让这些地方的文化领袖们更加理解这些问题，有更好的态度”，其形式是邀请三四十位“青年领袖”暑期来哈佛大学生活一段时间。无疑，国际问题研讨会的原动力是基辛格，艾略特只不过以教授身份予以批准。基辛格在《呈艾略特教授非正式备忘录》中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让精神的天平偏向美国”，消除苏联宣传在欧洲人心中造成的美国人“傲慢、物质至上、素质低”的偏见，让大家都能理解民主、反共等真正的价值观。正是基辛格最初提出目标应是欧洲（不包括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瑞士，因为这些国家都有“坚实的民主传统”）。同时，也是基辛格在负责严格的选拔程序，比如在剑桥设立一个审查委员会对成百上千封申请书进行筛选，他本人也亲自到欧洲参加了几十场面试。加拿大裔历史学家约翰·康韦[4]教授深信，基辛格之所以开展这个项目，目的是要“对已经在欧洲大行其道的中立主义建立起崇拜”。艾略特当然喜欢这个点子，他热情地说这“比任何宣传都有效得多”。但是他也并不讳言基辛格是“研讨会的指导天才”。他承认：“我的工作不过是让大家支持这个想法，在开始阶段筹集一些资金，抽出部分时间参加会议，让学生们乐在其中。”
任何组织过国际会议的人都知道，把世界各地优秀的年轻人召集到一个地方参加短短几天的会议可没那么简单。但是基辛格把目标定得更高：一年一次，每次两个月，兼具学术性和社交性。而且，一开始他就有意扩大研讨会的参与者范围。1952年举办第二届会议时，40名代表中有一半是亚洲人。代表们抵达剑桥后分为三组，一组讨论政治，一组讨论经济与社会学，还有一组讨论人文学科。每组讨论都由一位美国教授主持，同时还有一名美国代表任观察员。各小组每周开三次会，分别是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每次上午开会持续一个半小时，代表们轮流宣讲论文。下午邀请嘉宾举行讲座，场场都由基辛格主持。
自然，一个难题就是要找到合适的人来演讲，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老师都外出度假了。在第一批演讲嘉宾中，有一位是多伦多大学俄国史专家列昂尼德·斯特拉科夫斯基。不过，基辛格很细心，尽量使研讨会上的讨论内容不仅限于学术范围。例如1954年，演讲嘉宾阵容中不仅有邦迪、弗里德里希和施莱辛格，还有创作著名卡通形象莱尔·艾布纳的漫画家艾尔·凯普。在研讨会上讲过两场以上的有埃莉诺·罗斯福[5]、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作家桑顿·魏尔德和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星期三晚上是公共论坛，两位代表就与各自国家相关的问题宣读论文；论坛之后是酒会，通常开到11点之后结束。1953年，基辛格本人写道，他“特别关注以对话的形式来组织这一学术活动……因为一些重量级人物知道自己的分量……希望能多讲讲，而不仅仅是听听而已”。除此以外，组委会还带与会代表去短途旅行：参观汽车装配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或者公共住宅建设区，认识包括当地黑人社区的居民在内的“一些外国游客通常难得一见的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参加国际问题研讨会不可能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那些代表或许在自己的国家都是大名人，但到了这里都要在酷热难耐的本科生宿舍睡觉，在飞机库一样的哈佛大学联盟的楼里用餐。不过通常他们都会应邀到基辛格家里与基辛格夫妇共进晚餐，“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主要是谈政治”。史蒂芬·格劳巴德曾被基辛格请来协助，用他的话说，“参加研讨会的代表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们暑期能来剑桥要感谢基辛格”。参加1954年研讨会的代表、印度文学专家P.S.森德拉姆在全印广播电台感谢“研讨会执行主席基辛格先生”，称“他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个人魅力”。他参会之后发现，国际问题研讨会很快就不再那么欧洲化了，真的是更加国际化了。德国代表玛丽安·福伊尔森格记得基辛格和学生们无所不谈，连性和种族问题也不忌讳。“他对男女问题不感兴趣，只对你讲的内容有兴趣。我记得他做两件事很带劲儿，一是吃东西，二是讨论问题。”还有一位德国代表很佩服基辛格演讲的表现力。
1967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哈佛项目得到中情局资助”。报道一出，众多历史学家对作为哈佛机构之一的国际问题研讨会得到中央情报局“资助”表示震惊。毫无疑问，是艾略特鼓动基辛格去中情局找熟人资助研讨会。更有甚者，他还设法让基辛格进入中情局的名册。早在1950年11月，艾略特就把弟子推荐给了小H.盖茨·劳埃德，他是银行家，普林斯顿毕业，刚刚被任命为中情局行政副局长。次年，艾略特给威斯纳写信，请求他给基辛格“跟我一样的闲职顾问身份，但可以根据需要变动”。那时基辛格已经见过劳埃德，甚至还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有“一些我们项目的阶段时间点”（项目就是指研讨会），包括最急需的一笔开支：代表选拔活动预算。申请的总额是28 500美元。后来基辛格又写了封信，非常痛苦地强调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需要在心理领域下功夫”。随后资金从以福特基金会和法弗德基金会为代表的各种渠道流向研讨会，其实这些基金会都是中情局经费的中转站。
《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两个问题。首先，福特基金会内部讨论该研讨会时强调，“该项目的一大优点在于它的资助和实施过程完全没有政府插手。实际上，代表们的素质之所以很高，可能主要跟这一点有关。有些人职位特别高，如果是美国政府资助，哪怕是部分资助，他们也是不可能接受的”。基辛格表示同意，认为仅仅“出钱”是不够的。1952年10月，他跟艾伦·杜勒斯解释说：“我们的许多关键人物，包括对我们情报工作有极大价值的一些人，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是美国政府资助，他们肯定不来。”
其次，如果报道无诚意，那么为什么研讨会向福特这样的基金会拉赞助就那么难？首要问题是，福特基金会其实不支持国际问题研讨会，所以第一届会议办得很吃力，拉到的都是些小额资助。不错，1952年夏末，艾略特从福特基金会弄到66 000美元，但是他要的是两年的钱，这只有一半。艾略特诉苦说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找朋友催讨”才凑够那些钱。1953年晚些时候，项目预算确定为64 780美元，基辛格和艾略特只好到处讨要，总算凑齐了。艾略特找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斯隆、惠特尼、梅隆、佩利等基金会。1953年年底，艾略特对邦迪诉苦说“已经厌烦了到处化缘”，寻思“举手投降了”。基辛格也很郁闷，对克雷默大吐苦水：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再也办不成研讨会了。大家根本不了解无形资产的价值，我到处募捐但没有一个人支持。艾略特各处集资，三个月过去了连一分钱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不想管事，搞得我也不想卖力，到最近都是如此。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以为只要哪天他们高兴了，这种项目很快就能重新上马。
基辛格到处碰壁，最后还是回过头来找到福特基金会，这次是有最近被提升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邦迪撑腰。1954年10月，福特基金会同意两年提供8万美元的资助，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愿提供等额资助，基辛格他们只好另想办法。到1954年，国际问题研讨会的年预算稳定在55 000美元。1955年，亚洲协会答应提供45 000美元的额外资助。基辛格慨叹，找福特基金会寻求资助的感觉“就像是卡夫卡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人家门前坐等了许久，都忘了门里有什么人，只记得自己希望拿到这笔钱”。1956年9月，福特基金会彻底停止资助，鞭策研讨会“继续广开门路寻求支持”，基辛格只好到处撒网。11月，他写了将近30封信寄给不同的基金会、公司或富人，没有任何人愿意资助。一个运行正常的国家安全体系的附属机构竟然出现这窘境，真是少见。中情局的资金当然是给了福特这类基金会。但是，就像今天的科学家要争取联邦政府下拨的研究经费一样，国际问题研讨会必须争取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基辛格跟自己过不去，不断给自己加压。组织研讨会还嫌不够累，又雄心勃勃着手一项新的计划，出版季刊《合流》。实际上这是殊途同归，按艾略特的说法，“是想给欧美知识界提供一个机会在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讨论当代问题”。就像办研讨会一样，他和基辛格不遗余力地想在杂志上反映五花八门的（反共）意见。艾略特对福特基金会的弥尔顿·卡茨解释：“最好的宣传就是不宣传……因此，我特意邀请那些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发表各具特色的言论。”《合流》杂志表面上严格要求学术化，但用艾略特的话说，杂志认为“尽管大家一个劲儿地想速战速决，但我们还是要痛苦甚至是缓慢地建立一种道德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普通政策实际上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但是他和基辛格得到的反应却大同小异。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点儿也不爽快。福特基金会的谢泼德·斯通总算有一丝恻隐之心，安排基金会旗下的跨文化出版公司提供资助。但是跟筹办研讨会时一样，福特基金会的人不愿意全额资助杂志。
管理福特基金会的人并非外行。其主要决策者之一弗兰克·林赛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二战”期间在南斯拉夫立过功。在中情局工作期间，他还一度（短期内）坚决主张将苏联从东欧“赶走”。他和同事不仅仅是在管理一个行贿基金。他们看了最初几期《合流》，有点儿不大满意，建议基辛格请一个“编辑顾问”来“提高一下刊物的水准”。只有出版商詹姆斯·劳克林（诗人埃兹拉·庞德的朋友、《新方向》创始人）对基辛格深信不疑，他认为基辛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诚人（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的德国人），在竭尽全力做一份理想主义的工作”。1954年，福特基金会决定不再资助出版物，基辛格的“第一反应是让《合流》就此消亡”，“因为老是扮演大检察官，我都有点腻味了”。只是架不住别人劝说他才把杂志办了下去，勉勉强强办到了1958年夏季，终于悄无声息地停刊了。
这一切对我们了解后来所谓的“文化冷战”不无启发。跟其他计划相比，尤其是与中情局资助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计划相比，政府划拨给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的资金可以说微乎其微。与《撞击》《党人评论》等刊物相比，基辛格主编的《合流》只是个小插曲，中情局自己都疑心它“打了水漂”。《合流》的头两期免费邮寄给近2 000人，邮寄名单是基辛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编制的。他的目标是将发行量增加到2万份左右，并向读者收取征订费，但却从未如愿以偿。20世纪50年代，心理战的战线拉得很长，中情局的资金不仅用于学术机构和杂志，也用于工会、女性团体、天主教组织、现代艺术展览，甚至还用来赞助拍动画片。在这种环境下，基辛格在哈佛的活动算是文化冷战中最保守的。用现代术语来说，那是软实力中最软的实力。
经常有人指责基辛格，说他请人参加研讨会也好，给《合流》杂志约稿也罢，都是出于一己私利，都是想以后利用别人，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从1951年的首届到1968年的最后一届，参加国际问题研讨会的外国学生共有600名，其中有些人后来的确成了国家领导人，例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53）、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1954）、土耳其前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1958）、比利时前首相莱奥·廷德曼斯（1962）、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1968）。但多数研讨会代表后来都默默无闻。如果你认为基辛格成功地创造了“一群独立的冷战精英”，相信“他们打造了一个集体身份，即世界范围的具有威胁性的知识实践者和文明保护者”，那就是相信国际问题研讨会实现了它在募捐广告中提出的所有目标。如果你认为基辛格“使那些有权势、有魅力的富人无可救药地迷上了他”，那你就是美化了组织会议、编杂志这类活动，其实这些活动很单调。我们最多只能说基辛格在办研讨会、编杂志最初的那几年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注意区区一名研究生的人。不过，1953年年初他去欧洲不是去见权力掮客，而是去见知识分子，例如巴黎的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安德烈·马尔罗和让–保罗·萨特，牛津的马克斯·贝洛夫、以赛亚·伯林、艾伦·布洛克和威廉·迪金。再说了，担负这些繁重的职责之后，基辛格的研究生生活丝毫没有变得轻松。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论：他打心眼儿里认准了反对苏共的心理战，他之所以双管齐下，既办研讨会又编杂志，是因为他真心实意认为这两项活动能对心理战起到最有效的促进作用。
的确，站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立场去判断20世纪50年代初的局势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判断则更加危险。参议员麦卡锡并不是什么孤独的变节者。1946年7月，参加民意调查的美国人有1/3认为国内的共产党应该要么杀掉要么送去坐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曾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说，必须对共产党进行“辨别和揭露，因为公众会抢先一步将他们隔离起来，不让他们使坏”。1950年，这种辨别和揭露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几近失控。“迫害共产党的人”盯得最紧的目标之一就是哈佛大学。
1950年3月开始，《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系列由记者尤金·格里菲斯和威廉·富尔顿撰写的文章，核心思想是说哈佛大学是共产主义的温床。1951年4月7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哈佛乃红色阵线乐园，左翼教授兜售共产党思想”，报道称哈佛是“共产党、左翼分子和各色激进分子的乐园”，暗示学校纵容“某些人助长颠覆性的外来理论”，泄露原子弹秘密。该文带有明显的诽谤和偏见色彩。（说阿尔杰·希斯“读过哈佛大学法学院”根本不是确凿的事实。）《哈佛深红报》反唇相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连续4次回哈佛寻觅赤党”。但是美国教育全国委员会援引的那篇《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不容小觑。“哈佛大学赤色教育家”名单登记的是哈佛教师参与的可疑政治协会，这份名单堪比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51年3月炮制的《颠覆性组织和出版物指南》。其中所涉组织包括“千人委员会”（该组织曾为拒绝在麦卡锡委员会前做证的好莱坞艺人集资）和美国西班牙民主朋友会（20世纪3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组织）。《芝加哥论坛报》称至少有68名哈佛大学教师是这种“赤面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当时任教于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和克莱恩·布林顿、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以及小亚瑟·施莱辛格这三位历史学家。根据这则“赤色教育家”报道，施莱辛格参加的可疑组织少说也有10个。
施莱辛格当然根本就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自由派，他就像支持战前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样支持民权运动。然而，在朝鲜战争那种躁动的气氛中，麦卡锡主义者使出浑身解数，将自由主义甚至“国际主义”都说成是反美的。在《芝加哥论坛报》对哈佛口诛笔伐的同时，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也想通过一项立法禁止共产党在该州活动。杰出化学家阿尔伯特·斯普拉格·柯立芝以“公民自由”之名反对这种做法，结果也上了《芝加哥论坛报》的可疑教授黑名单。富尔顿甚至指责科南特校长支持全民军训，说科南特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和狂热的红色干涉主义者”。《芝加哥论坛报》还把矛头对准哈佛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麦卡锡主义者多少还是知道如何把孤立主义和对“谁丢掉了中国”的关切结合起来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弄清1953年7月基辛格对一个事件的反应。当时国际问题研讨会的所有成员都收到同样一封信。基辛格拆开一封来看，心里顿时一沉，发现里面有写着“禁止核武器”的传单，很明显是为了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立刻联系中情局。后来有些人认为此举不合法、不道德。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这当然不是草率行事。（同年，凯南暗自庆幸走了一着妙棋：在事先征得中情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同意的情况下订阅了苏联《真理报》。）
这个时期基辛格的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封信中，施莱辛格曾经给他寄过一篇有关麦卡锡主义的文章初稿。基辛格写道：
我发现，可能除了雷蒙·阿隆，欧洲没有一个人知道实际上美国存在共产党渗透的问题，尤其是在军队情报部门和某些关键机构。同样，阿尔杰·希斯案及罗森伯格案的真实含义大家其实一无所知……可悲的是，由于麦卡锡及其同党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批评共产党的方式应遭受谴责……有人就错误地认为美国不存在任何问题。
另一方面，基辛格深深懂得麦卡锡代表了什么，实际上，也只有他这种亲身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人才能明白。基辛格邀请加缪撰文探讨“忠诚的道德准则”，就是想解释麦卡锡主义提出的问题。
问题是……如何将个人从集体的主张中拯救出来，将个人从集体道德与个人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中拯救出来。我想，在一个美国人没有完全理解的问题上，欧洲撰稿人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给予我们很多启发。在我看来，欧洲人在忠于谁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深切体会，这种体会有的是因为外国占领产生的，有的是因为国内专制独裁产生的，有的是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关心自身价值的个人应该立即公开表示反对吗？或者，在机构内部表示反对能够达到最佳效果吗？很明显，是无赖还是英雄，常常不是看行动，而是看动机，这一点也许会在专制期间导致一切道德约束瓦解。
1954年3月，基辛格再次给施莱辛格写信，探讨麦卡锡主义的话题：
无疑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关键时期。我感觉我们在见证一个远远超越麦卡锡的东西，即极权主义民主的出现。民主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失败者能够比较优雅地接受失败。极权制度的根本特点则是胜利者有权排斥对手……如果害怕竞选失败的危险，那么竞选就会非常激烈，这必定侵蚀民主进程。如果竞选从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司法问题，那么即便实际冲突暂时被推迟……政治角逐也会带有内战的性质。由于极权运动具有强大内部力量的优点，多数人尤其是保守分子认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希特勒上台6年后，一些优秀的德国人才意识到治理国家的竟是一个罪犯，原来他们还因为这个国家崇尚道德而感到很骄傲，时隔6年他们才发现无法理解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
我感觉当下真正的问题是……要说服保守分子，目前真正的保守主义要求我们至少要反对麦卡锡。
我们将会看到，基辛格想要《合流》杂志反映广泛的政治立场。但他还是坚决拒绝了几篇文章，有一篇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为麦卡锡辩护的文章。（文章未被录用，巴克利也并未耿耿于怀。）
6
尽管《合流》停刊了，但这本刊物本身的品质是很高的。基辛格成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顾问委员会帮助他争取支持：除了邦迪和施莱辛格，还有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瑟·萨瑟兰、律师亨廷顿·凯恩斯、弗洛伊德学派政治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及布鲁克林学院院长哈利·吉登斯。身为编辑的基辛格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世界的一些顶级作家约稿，但也不是每一条大鱼都上钩：加缪没写过一篇文章，格雷厄姆·格林也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甚至一口回绝。但是，一名研究生能拿到一些名流的原稿足以说明其绝不是等闲之辈，这些名流包括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等人，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汉斯·摩根索、保罗·尼采和沃尔特·罗斯托等大家甚至也在其列。基辛格不仅成功地说服当时最有才华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杂志写稿，而且还成功地让这些人写出了饶有趣味的稿件。基辛格当编辑时十分积极主动，经常要求投稿人重写，甚至连小阿瑟·施莱辛格也按他的要求重写了一篇关于美国保守主义的文章，因为他觉得写得不够好。的确，一位英国读者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这些文章通常非常笼统，不过是一家之言，堆砌词藻甚至绕来绕去，不知所云。”这位读者还说“贵刊某些文章总冒出一些反共的陈词滥调”，此话不无道理。另外，杂志还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有些作者的名字虽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未免出现得有点儿过于频繁；反映东亚形势的文章稀缺。因为总存在不能及时发稿的老大难问题，有些本来计划在一期当中讨论的主题结果拖了两期甚至三期。然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阅读《合流》杂志还是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又回到曾经那个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英雄年代。
“西方文明的根基当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公共价值？”艾略特在第一卷第一期开篇提出这个问题，尼布尔对此给出的答案最为深刻。第二期，基辛格给各位撰稿人布置的问题是：“民主的方法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吗？”这种考题式的问题很快就变成一些不那么有局限性的话题，例如“意识形态的传播”。在这个问题上，阿隆对美国人“通过积极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式清除革命病毒”的雄心表现出法国式的怀疑。罗斯托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人们必须得到帮助才能认清采用美国模式后自己的生活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阿伦特警告，对付共产党“不能沿用靠‘宗教激情’来煽动公共政治生活的老办法”。施莱辛格在修改后的文章中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表示不安。
基辛格很可能不想让《合流》被政治话题垄断。他还请人写文章讨论一些政治色彩不那么强的话题：“艺术和哲学的社会作用”“大众传媒”“科学的作用”“宗教的问题”“当今教育”“社会中的城市”。但是，他有自己关注的重点，再加上办杂志也有一个根本目标，所以重中之重难免还是政治话题：“少数民族问题”（经典民权小说《奇异果》作者丽莲·史密斯写过一篇文章）、“核武器时代的问题”（主要展示了年轻的劳动党鹰派领袖丹尼斯·希利）、“自由主义的问题”、“国际形势”及1958年最后几期谈论的“社会党和劳工运动的前景”。然而，尽管基辛格自己都没想到，影响最大的还是他请人撰写的有关“忠诚的道德原则”的文章。
冷战的中心问题是，从一开始，反共就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涉及前共产党、社民党、古典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分子、反动分子以及彻底的法西斯分子。和遏制苏联的政策一样，旨在平衡地反映各色观点的《合流》杂志很难对后面几种人置之不理。作为一个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一个在纳粹统治时期出走的难民，基辛格也许有一种比谁都强烈的愿望，想要给知识分子留下一片文字的空间讨论德国权利问题。他没有考虑杂志上若出现恩斯特·荣格尔和恩斯特·冯·萨洛蒙的名字读者会如何反应。
荣格尔是在“一战”中受过勋的英雄，1920年他在德国出版小说《钢铁风暴》，声名鹊起。他不屈不挠地反对纳粹主义，曾因与1944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贵族阴谋家有联系而被部队开除，因为早先他鼓吹战争有让人脱胎换骨之效，而且具有强烈的反现代主义倾向，所以战后人们对他仍然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他在《撤入森林》一文中预言：“精英们将开始为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新的自由而奋斗……与之相比……巴士底狱风暴，这起依然滋养着当今自由观念的事件，也仿佛只是周日到郊区散步一样。”他认同那些“准备好反对（现代世界的）自动主义”的“林中漫步者”。在文章结尾他希望“在数以百万计的毫无个性的芸芸众生当中能产生一个完人”。“二战”结束不到10年，能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真够厉害的。
相比之下，萨洛蒙为德国抵抗希特勒所做的辩护就显得很温和了。这位作者本人的身份令人惊诧。他是一个杀人犯，曾因参与刺杀德国外长沃尔特·拉特瑙被判处5年监禁；拉特瑙是犹太人，实业家，支持“实施”《凡尔赛条约》，是极右分子的眼中钉。1927年，萨洛蒙因企图谋杀政治领导人而再次锒铛入狱，尽管他拒不参加纳粹党，却绝不向民主妥协。其实，文章是为后殖民宣传片《卡尔·彼得斯》（1941年）撰写的，他战后出版的著作《调查问卷》对清除纳粹所用的官方表格悍然做出讽刺性回应。萨洛蒙的文章在《合流》杂志刊登后，读者纷纷来信表达愤慨之情，其中有福特基金会的谢泼德·斯通（他的信基辛格无法欣赏，更谈不上会发表）和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
在写给克雷默的一封信里，这位遭到围攻的编辑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写道：“我忘了提一句，现在我和你一样，成了自由的魔鬼研究中的大坏蛋，以前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我刊发了萨洛蒙和荣格尔的文章，似乎就说明我是一名极权主义者，甚至同情纳粹，惹得这里的一些民主价值的守护者向一些支持我们的基金会表示抗议。”但是，他说这番话是当真的。乌拉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问题专家，后来又成为这一辈人当中顶尖的苏联问题权威。他和基辛格一样，也是犹太移民。而且，他还在基辛格所在的学系拿到终身教职。大家都知道乌拉姆有一个特点，他的同事塞缪尔·比尔后来称之为“神秘的正直”，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跟他作对岂不是鸡蛋碰石头？直到此时，基辛格一直在刻意扮演一个隐形编辑的角色，不评论，不表达杂志“立场”。用他的话说，在“用分贝来衡量”公共辩论的真诚性、“真实对话”逐渐消失的时代，他“力图反映尽可能多的不同的重要观点”，“因此，既不写编者按，也不用文章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萨洛蒙危机迫使他采取公众立场。结果是他给乌拉姆写了封回信，言辞恳切，同时又发人深省。
基辛格无意为萨洛蒙辩护。萨洛蒙曾经是杀人犯，现在是政论家，他文章“带有的倾向我个人也强烈反对，那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所以他没有资格成为我们道德规范的高尚代表”。但是萨洛蒙也举例证明了一个重要现象：“价值观在‘一战’中崩溃了的”那代德国人的反应。有些人选择了“机会主义道路”，而有些人跟萨洛蒙一样从幻灭中得出一条结论：“一切信念都毫无意义，一切信仰都是虚伪的。”基辛格自己可能不会在意这些“虚无主义者……即便他们与天使为伍”，但是不容否认，他们让我们深入领悟了有关忠诚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其实这也是他们的困境，走到了这一步，他们已经无法从以道德标准为前提的责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只能从个人的忠诚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关系。”总之，要讨论“忠诚的道德原则”这个话题，少了萨洛蒙就不全面。
基辛格发表萨洛蒙的文章，是想“阐明整个忠诚问题的一个方面”，了结此事之后，接下来他就答复乌拉姆。回信一开始他就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让步姿态。他写道：“您也许会认为……我做得太过分了。不瞒您说，我甚至偶尔会犯错，表现得过于宽容。”乌拉姆格外反感萨洛蒙从未表现出悔悟之情。但是，基辛格写道：
我要回复一句，人们对有些事情是不可能悔悟的。我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共产党员、精神分析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其实总是在适应公众潮流，他们的道德情操不见得比一般人高。在我看来，萨洛蒙是一个被狂怒驱使而堕入地狱的灵魂。他厌恶他代表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现象，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他反映出的不是个人事件，而是我们时代的某些倾向。我会反对他所代表的立场，但不会像我们许许多多满怀恨意的信徒那样咆哮，这些人满怀激情，越来越像他们的敌人。
同样，乔治·凯南在长电文中也充满预见性地警告人们：“我们对付……苏联共产党时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我们会甘愿沦为像我们对手那样的人。”基辛格负责国际问题研讨会、编辑《合流》杂志的雄心恰恰是要避免这一点，“要展示西方价值，但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乌拉姆的批评让他亮出了编辑中立的慎重立场。基辛格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下一步他会怎么说？又会怎么做？
有人说基辛格不管他人死活，只顾顺着“冷战大学”这根滑溜溜的旗杆往上爬。如果真是这样，又该如何解释他写的第一篇重要学术文章不是谈“心理战”，也不是谈《合流》杂志中那些引人高度关注的话题，而是讲一个毫不显眼，甚至乏味的19世纪初欧洲外交方面的话题？
[1] 凯南十分害怕共产主义威胁，1948年3月15日从马尼拉发出一封有欠考虑的“短电报”，建议取消意大利竞选，取缔意大利共产党，即便这样做会引发意大利内战、需要美军重新占领亚平宁半岛的军事基地也在所不惜。
[2] 基辛格在弗里茨·克雷默的引荐下结识了金特纳。
[3] 该地区位于韩国首尔北部，直到现在也有大批美军驻扎。
[4] 约翰·康韦在1944年为加拿大步兵团服役期间，在意大利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他在1957—1963年担任哈佛莱弗里特楼的主管，还给本科生上课，是一名很敬业的教师。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加拿大历史的著作。
[5] 一次国际研讨会期间，基辛格去纽约海德公园拜访罗斯福夫人，无意中把爱犬“斯莫基”锁在封闭的汽车里，结果爱犬中暑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