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拜伦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的第12、13和14篇在伦敦出版，那时它的作者正被卷入希腊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这被证实是相当致命的）。拜伦贵族式的挥金如土此时与他的自由精神一样有名。无论如何，这些诗篇显示出他对金钱力量的清楚认识——尤其是新兴的、以内森·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金融力量。“是谁掌握着世界的枢纽？”拜伦在第12篇中问道：

“谁左右着议会，不论它倾向自由或是保皇？

是谁将西班牙赤背的爱国者压迫得作乱？

使旧欧洲的杂志和报章一齐怪叫起来？

是谁使新旧世界或喜或悲的？

是谁让政客打着油腔？

是拿破仑的亡灵吗？

不，这应该问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基督徒巴林！”

这些诗句之前就被历史学家引用过。但也值得读一下它之后的诗篇，因为它很好地刻画了当时的人们对19世纪20年代初期投机金融力量的兴起怀有的一种矛盾心理。在拜伦看来，罗斯柴尔德和巴林都是“真正的自由拉斐特（法兰西银行行长）”，“欧洲真正的主人”：

他们的“每一笔贷款不仅是一宗投机生意，

并且足以安邦定国，

或是把王位踢翻，

甚至连共和国都难逃：

哥伦比亚的股票已有些卖给了交易所的大老板，

连你那银质的泥土啊，秘鲁！

都难免受到犹太人的折扣的痛苦。”

拜伦继续以他超强的洞察力讨论了罗斯柴尔德早期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品质：克勤克俭。实际上，似乎可以认为“憔悴的守财奴”的诗句可能就是受内森启发写就的：

啊，他才是你们唯一的诗人！

热情，纯真，眼里闪烁着灵感的光，

他惦着一堆堆的黄金；请想想吧，

仅是黄金梦就曾经引诱过多少国

远涉重洋！就在那幽黑的矿井

金锭对他闪着光环，钻石发着火，

还有翡翠的柔光给眼睛以安慰，

以免守财奴看那宝石看得太辛苦。

大洋两岸的土地都是他的；从锡兰、

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只

无一不为他卸下麝香的货物；

他的葡萄园像朝霞一般红艳；

他的谷车把道路压得呻吟；

他的地窖可以作为国王的宫殿；

但他呢，对感官之欲一概抛弃，

只克勤克俭——做理智的上帝。

或许他心里自有伟大的计划，

设医院啦，盖教堂啦，或是创办学堂

以便死后在一座大楼的檐下

将他的尖削的脸面高高雕出。

或许他想要解放人类，就是用那

把人类为牲畜的矿物；

或许他想做全国最大的富翁，

或者狂喜于自己谋略的成功。

诗句中提到的“他的国家”或许暗示激发拜伦对金融力量认识的更多的是内森，而不是巴林。

拜伦暗示——尽管用讽刺的口吻——内森与亚历山大·巴林一起“掌控着世界枢纽”，这需要做一些解释。当时，巴林这个姓氏已经名声在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巴林家族也是德国移民（弗朗西斯·巴林1717年从不来梅移民英国）；而且弗朗西斯的儿子约翰与内森一样，也是从纺织品生意中赚到了第一桶金，约翰当时是一个毛纺产品制造商，他的两个儿子在1770年创立巴林兄弟商业银行。但是作为路德教徒的巴林家族，他们很快地融入了埃克塞特的上层人群，他们后来搬到伦敦的情况也是如此。约翰的小儿子弗朗西斯从1784年起就一直担任国会议员，从1779年起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成员，1793年获准男爵爵位。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于1806年也成为了议员。形成对比的是，在《唐璜》出版前的几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反对拿破仑战争的财政支持中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秘密，只有政治圈以及金融圈内部的人了解这些情况。即便巴黎银行家雅克·拉斐特作为法兰西银行行长以及百日王朝财政靠山之一，也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名。滑铁卢战役后发生的一系列动荡让内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率和知名度——他被认为能够“驾驭”保皇派和自由派，“唤醒”西班牙的爱国者以及“让新旧世界或喜或悲”。

和平的经济结果

答案必须从那些能够被称做“和平的经济结果”（这个词出现于一个世纪后的类似时期）的事物中寻找——滑铁卢战役后强加给法国的《第二次巴黎和平协定》。《第一次巴黎和平协定》对复辟的波拿巴王朝并没有提赔款的要求，但是滑铁卢战役后，获胜的各国不再像之前那么和善。除了一致决定处罚百日王朝期间站在拿破仑一边的那些人，还要求为占领法国北部的军队支付报酬，这些军队一度达到了百万人之多。即便11月和平协定签订前夕，占领军提出一个索款或“捐助”的要求，数额也是5 000万法郎。协定最终确定了7亿法郎的赔款总额，从1816年3月开始，分5年还清，在这期间，15万人的占领军将继续留在法国。占领军的各项费用也必须由法国财政部承担。

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希望《和平协定》的财政条款——意味着新的、利润丰厚的系列国际款项转移业务，这次是从巴黎出发而不是伦敦——能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机会来弥补百日王朝期间的损失。起初，兄弟几个很乐观，毕竟他们与一些接受赔款的国家关系良好。热尔韦与之前一样，承诺将俄罗斯的赔款份额业务大部分交给罗斯柴尔德兄弟处理，赫里斯也被认为将把英国方面的大量业务交给他们。但很快，形势就变得很明朗，所有涉及法国“捐助”活动的业务都必须与其他银行共同进行，从而威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支付领域中的垄断地位。萨洛蒙和詹姆斯只有在与柏林的门德尔松、贝特曼公司，法兰克福的贡塔德，维也纳的阿恩施泰因和埃斯克尔公司以及汉堡的帕里什公司建立了松散的伙伴关系后，才能够参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最初几笔赔款业务。即便从英国和俄罗斯获得的业务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部分问题是影响力的下降。赫里斯在巴黎的代表与赫里斯本人相比，没那么“友好”，而俄罗斯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也有喜欢贡塔德的理由。这之后，热尔韦和赫里斯相继离开了自己的职位，这无疑又是严重的打击。更糟糕的是，另外一些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接触的官员——俄罗斯人梅里安以及普鲁士人罗特尔——都拒绝接受贿赂。但真正的问题是和平带来了竞争。正如詹姆斯所抱怨的那样，只能获得1.5%左右的利润，“赔款业务中毫无乐趣可言，那里的人太多了”。萨洛蒙尤其厌恶奥地利的代表，此人“从一家银行跑到另一家银行，仅仅为了获得额外的一点小利”。最终，萨洛蒙和詹姆斯变得有些认命了：“这里没有大笔的交易，但由于我们已经身处其中，我们很高兴能竭尽所能阻止它们被其他人抢走。”唯一聊以自慰的想法——经常重复出现——便是与各个宫廷保持接触，无论业务的利润多么微薄，因为这意味着将来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兄弟从没有拒绝过任何小规模的款项转移业务，也乐意接受向德意志公国发放赔款的业务，以及俄罗斯赔偿军队损坏的私人财产业务。

不过更让人失望的是，詹姆斯未能拿到赔款带来的另一项业务的份额。到1816年后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法国只有通过巨额贷款的方式，才能支付赔款以及占领军的费用。尽管它采取了削减开支的举措，并增加了税收，但要实现每年1.7亿法郎的盈余是不现实的，不仅仅是因为保皇派激进分子的“无信用议会”——与19世纪大多数由中产或富裕阶层选举出来的议会一样——对增加直接税没有丝毫的热情。实际上，1816~1817年的预算出现了3亿法郎的赤字，只能依靠艰难获得的短期借贷来支撑。此外，巴黎资本市场本身过于虚弱，难以吸收无助的、新发行的公债，这些公债对法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5%的公债价格跌到只剩一半，法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向海外求助。

拿破仑刚刚被打败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宫廷中的影响前景被普遍看好。他们不仅负责将英国的一笔贷款转交给复位的法国皇帝，而且曾是拿破仑莱茵同盟大主教以及法兰克福大公的达尔贝格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省政府的一员。达尔贝格这个投机分子（最著名的应该是塔列朗了）通过时机恰好的叛变，成功地熬过了政权的又一次更迭。但是，塔列朗的辞职以及黎塞留公爵新政府的成立，似乎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詹姆斯竭尽所能地讨好黎塞留的秘书，后者显然提供了有关法国政府动向的许多宝贵的内部信息。但是，1816年秋天贷款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新当选的财政大臣科尔韦托将相关业务交给了巴林以及霍普公司的皮埃尔–塞萨尔·拉布谢尔，拉布谢尔当时听从于另一个帝国时代幸存者加布里埃尔–朱利安·乌夫拉尔。1817年初，一项协议达成，巴林按照2.5%的佣金收取标准向法国政府提供了2.97亿法郎的资金，换取5%的公债。因为公债是几个月内分三次发行的，价格分别是52.5、55.5和61.5点，这意味着为了得到不足3亿法郎的现金，法国政府必须增加5.34亿法郎的国债——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它必须支付高达9%的利息，几乎是公债票面利息的两倍。与之后的神话传说相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地被排挤出了这个巨大的业务活动。

这对詹姆斯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在自己的贷款计划上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认为即便到了最后一刻，他至少能够参与到某种联合行动中去。“沮丧”而且愤怒的詹姆斯谴责了巴林的口是心非，并指责其贿赂了法国政府，夸大自己无力提供现金的事实，从而获得了6个月的喘息期。当展开最后一搏（与拉斐特以及帕里什联手），试图加入巴林集团以获得1817年7月第三批公债发行的业务，但最终仍旧空手而回时，詹姆斯简直愤怒之极。从伦敦回到巴黎的萨洛蒙爱莫能助，但对他弟弟一直努力试图挫败对手的举措表示赞赏：

这个巴林是个十足的恶棍。今天他将和我们共进晚餐，另外还有拉斐特……由于他的关系，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举措。巴林集团发挥其影响力的方式在过去以及现在都有别于我们。各国官方中的重要人物无不与巴林紧密地合作……俄罗斯大使波佐·迪·博尔戈站在了法国以及巴林的那一边……巴林和法国财政大臣分享利润。这位财政大臣被认为是腐败官员中的头号人物。

不管这些指责的真相是什么，最后一批赔款贷款的谈判开始时，巴林仍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再次把詹姆斯拒之门外。尽管1818年5月，一批面值为2.9亿法郎的公债直接向公众发行，但法国政府对随之而来的疯狂投机感到非常震惊（求购的数量是发行量的10倍，66.5点的发行价被推到了80点的高峰），同月4.8亿法郎（面值）的公债发行交给了巴林。詹姆斯和其他巴黎银行家巴格诺、德莱塞尔、格雷菲勒、奥廷格以及拉斐特一起，仅得到了1 000万法郎的贷款业务，而且还要与戴维·帕里什分享，后者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极为不满。他和其他银行家分享到3 100万法郎的业务才能满意。当时，威灵顿公爵向英国首相利物浦报告说：“事实上，巴林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着世界货币市场，他牢牢掌握了法国财政，让法国人的贷款在英国流行。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力量，要成功地战胜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任务。”如果真的存在巴林被称为“第六大力量”（可能是黎塞留虚构的一个短语）的时刻，那么这个时期便是。

当然，一直有反对者认为需要限制巴林兄弟直接参与提供给法国的巨额贷款业务。百日王朝的闹剧之后，内森有很好的理由质疑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稳定性。萨洛蒙可能让他对自己的判断更加确定，根据巴黎最为可信的消息来源证实，“法国不会再有革命”，但萨洛蒙随后又加上了一些限定语：“至少在可预期的短期内不会发生革命，即便有什么事发生，也不会在未来的3个月内发生。”他也承认，“根本无法预料狂热法国人的行为”，他们将来不履行还款义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些评价反映出他与内森一样，对法国基金没有太大的信心。这种怀疑在詹姆斯那里进一步得到增强，他在1816年5月在巴黎听到了“战争的传言”。几个月后，另一条新闻让他变得更为警惕，有传闻说，英国政府可能倾向于用奥尔良公爵取代路易十八，詹姆斯发出警告称此举将导致战争。1817年因农作物歉收而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高涨的食物价格再一次强化了这些担忧。

另一方面，波旁王朝的财政比它看起来的样子要稳固一些，这也解释了1817年以及1818年上半年公债价格迅速上升的原因，这让许多提供贷款的人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由于18世纪90年法国纸币的高度通货膨胀，法国——不像英国——无形中或多或少地消除了18世纪积累的债务。它在1815年代公债总额仅为12亿法郎，占国民收入的10%——比英国的数字小得多，使它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清白形象”。因为巴林兄弟的贷款推动法国公债实现运转之后，法国政府就可以用坚挺的价格来发行公债。随着公债的价格上升，詹姆斯哀伤地发现，巴林“得到的除了钱还是钱”。法国的资源实际上“非常充足”，社会形势稳定：“即便同盟国撤军，法国仍将保持平静。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没有任何派别能够挑起反对政府的行动，至少短期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未能获得1817年和1818年的赔款贷款份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其中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他们在1814年初抢在了其他银行家之前，那么现在他们则必须面对巴林和贝特曼家族重拾欧洲财政领域统治地位的挑战，同时还要应付那些不怎么有名的金融家，如贡塔德和阿道夫·戴希塔尔（巴伐利亚银行家）的新竞争。如卡尔在1814年所说的那样：“主要的事情是人们对我们怀有敌意，因为我们得到了业务。”“我们树敌太多。”詹姆斯一年后也发出同样的哀叹，“尽管更多的是妒忌而不是敌意。每5分钟就会有一个人找到（普鲁士）大臣并且问：‘为什么罗斯柴尔德能够得到所有的东西？’”卡尔说，之前做生意要容易得多，风险也更大，因为当时竞争少。实际上，詹姆斯甚至承认，为了把他们排挤出赔款支付业务，维也纳银行家采用的正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补贴款业务中使用过的方法”。巴林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大的威胁。他和他的同伙不仅“希望让整个法国屈从于他们的意愿，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所欲为”，而且也威胁到了内森在伦敦的地位。阿姆谢尔说，“如果别人与伦敦有了生意往来”，内森便会“觉得非常不安。他觉得伦敦或多或少属于他的”。因此当他听到有人说“（因为巴林）你不再是股票交易所的主角，你不能再次控制市场走势”时，他肯定非常不高兴。但是，竞争的增加即便在小一些的市场中同样也出现，比如卡塞尔，战争结束后，选帝侯威廉回到了自己的王国，他随即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流亡期间建立起来的近乎垄断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希望能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山”中分一杯羹。詹姆斯1818年初感慨道：“这个世界都在嫉妒我们。”

罗斯柴尔德兄弟自然不能心甘情愿地忍受竞争者的挑战。实际上，他们为竞争者准备了一系列“头衔”，比如无赖、强盗和流氓。甚至在滑铁卢战役前，几兄弟之间就有大量关于“破坏无赖和流氓计划”的谈话，“戳到他们的痛处”。1818年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好地“刺痛”巴林和拉布谢尔。几兄弟与以往一样，通过大规模干预公债市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首先，他们斥巨资投资巴林负责发行的公债。然后，当战胜国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就最后一批赔款进行谈判时，罗斯柴尔德兄弟据称透露消息说，市场将由牛市转为熊市，他们在市场上大量抛出公债，从而导致公债价格急速下挫。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动摇了巴林的地位，迫使他取消了最后一批贷款的提供。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兄弟如此迅速地瓦解了比他们有名得多的对手，我们需要稍加解释。巴林确实被公债价格的急速下挫困住，而且最后获救还是因为一个事实，即出现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的众多领导人——包括内塞尔罗德、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自身利益牵涉其中，取消最后一批贷款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这次危机是罗斯柴尔德兄弟一手策划的。

兄弟几个无疑也试图加入到1816年之后的法国债券市场的牛市大潮中。1817年3月初，詹姆斯手里还持有300万法郎（面值）的公债，月底他再次购进700万法郎，所有这些买入无疑是基于市场将上扬的预期。很快，他又接到了内森以及伦敦亲戚购买法国公债的大批指示，尽管他自己仍然觉得“身在黑暗中”，不清楚市场上涨的势头能持续多久。似乎很快，如乌夫拉尔后来声称的那样，詹姆斯利用部分支付制度将他的投机买卖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精心拟订的计划，在1818年抛售公债。当詹姆斯确实有利润进账时，他变得小心谨慎，避免自己的投机规模被外界察觉，从而避免从整体上动摇市场；1817年夏天公债走低时，罗斯柴尔德兄弟实际上采取了购进策略以支撑市场。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詹姆斯对公债行情的预判以及哪些消息将影响公债价格，这些方面将是之后50年中他信件中的一大特色内容。一年后，1818年7月，他也认为毋庸置疑拉斐特和德莱塞尔对公债价格的判断：即到当年年底的时候，公债价格将恢复到票面价格。

所有这些也不应让我们感到吃惊。如果罗斯柴尔德兄弟试图阻止法国“兑现”最后一批赔款，他们可能就背上了致命的风险。1818年2月，萨洛蒙直截了当地反对攻击巴林：如果人们说“罗斯柴尔德兄弟组织了阻挠行动，贷款落空，军队不能撤回”，那么自己的举动就会适得其反。而且，巴林还是一个议员，他针对赫里斯担任军需大臣期间的举措提出了许多非常尖刻的质疑。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完全没有必要激怒巴林。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前，对法国公债价格急速下跌的最佳解释是法兰西银行当时的政策，因为它过于慷慨地向巴黎的银行提供贷款，从而导致公债价格在5月之后飙升；当发现自己的资金储备告急时，法兰西银行又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措施，收紧了贴现条件。货币市场的这种收缩造成公债投机的暂时性停止，进而导致公债价格急速下挫。当法兰西银行听从建议再次放开政策时，公债市场迅速得到恢复，尽管一直到1821年（价格为87点）最后一批赔款贷款所需的市场信心才最终得到保证。此外，如果罗斯柴尔德兄弟希望从巴林撤出法国市场的举动中获益，那么他们肯定会十分失望：1821年的贷款业务落到了巴黎银行家奥廷格、德莱塞尔和巴格诺的手里。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兄弟在1817年年底（而不是1818年后期）通过买卖英国统一公债，而不是法国公债获得了利润，不仅弥补了1815年夏天遭受的损失，还有盈余。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815年底，内森在赫里斯的建议下，斥巨资以61.1和61.5点的价格购买了3%的统一公债，同时还以107点的价格买入了45万英镑的信托公债。整个1816年，内森对几个紧张不已兄弟抛出的建议一概未理，1816年底，他持有的公债价值总额为120万英镑（面值），相当于公司的资产总额。整个家族对这一策略的看法并不统一：阿姆谢尔一如平常的谨慎，他认为“将全部身家投注在单一的证券上是极其愚蠢的”，并一再敦促内森抛出公债，尤其是他和卡尔在法兰克福出现了现金短缺的情况时更是如此。詹姆斯则非常乐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一笔投资已经为他们挣到与“一笔贷款一样多的钱”——但他质疑内森对统一公债价格将达到80点的评估。1817年4月，他也敦促内森抛出公债。但是纽考特（内森在伦敦的公司所在地）圈内人则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加入到了内森的“运气”买卖中。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选择跟随内森的投资策略，显然尝到了甜头；1816年8月，她实际上已经在梦想统一公债的价格将升到86点——这也揭示了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女性间接参与生意的内幕。1817年5月，公债价格的上涨势头出现了短暂的阻滞情况，内森最终向几个兄弟低头，卖出了60万英镑左右的债券，但很显然他这样做是极不情愿的，他随后在债券价格重新上涨前再次购入了更多的债券。7月份的时候，随着统一公债的价格突破了82点，内森持有的公债总额已经达到了160万英镑（面值），萨洛蒙不得不承认，他的弟弟完成了另一件商业“杰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内森开始抛售公债，总共获得了超过25万英镑的利润。有趣的是，5个月后，1817年12月，公债价格最终到达了84.25点的顶峰（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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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3%利率的统一公债的平均价格（1780~1830年）

资料来源：《英国历史统计数据》第455页，米歇尔著。

这也解释了他稍晚一点点将卖出的建议提供给其他人的原因所在。即便是他的大舅子和他最资深的客户、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威廉，也一直到内森抛售完毕后才得到提示。当市场到达顶峰的事实变得非常明朗时——1820年，价格回落到70点以下——摩西·蒙蒂菲奥里对内森的成功赞不绝口：

我很高兴地得知你在熊市中也能获得与之前牛市中同样好的收获，你和我的弟弟亚伯拉罕相处一定有一些不快的地方，实际上，你们两个个性都有了新的变化……你不停地击败挑衅的对手，我惊讶地发现，在股票交易所里很难找到与你匹敌的人了。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对竞争对手取得的大胜没有简单的解释，但是内森的这次大捷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什么促使内森决定在1817年底抛售手里的统一公债呢？部分因素可能是他在巴黎的兄弟早早发出的警报：可能对西班牙开战，兄弟几个也不止一次地预测大国之间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并以此作为抛售政府债券的依据。但更为重要的是内森接收到的那些内部信息，这些有关英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信息是无价的。这也是内森与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日益紧密的关系结出的果实，与此同时，他在巴黎兄弟也功不可没，他们与威灵顿公爵进行了直接接触。罗斯柴尔德兄弟当时匆忙地指出，不仅他们，英国政府也从公债价格的走高中获益。军队金库击败拿破仑之后的盈余也投资了公债，在1816年以62点的价格共购入了65万英镑（面值）的公债。由于公债价格突破了82点，财政部获得了13万英镑左右的利润。这种丰厚的回报自然给内森带来了另一个好处：他得到提示称，一些基金运作行动正准备展开——包括发行一批新的政府股票，约占现有总额的3.5%或3.25%——这肯定会让市场贬值3%左右。萨洛蒙写于这个时期的一封信显示，正是这个内部信息而不是其他东西让内森作出了抛售公债的决定：

范西塔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你即将到来的基金运作提示。他非常清楚你是操控股市的唯一庄家，你提升了英国的信用，是股票的最大持有人……现在该制订一个计划了。我们一致同意，为了防止基金运作计划付诸实施……股价将下跌至80%或更低……我向你保证，整个纽考特一旦得到一点风声，数百万英镑的财富将消失于无形之中。

萨洛蒙之后向仍有些迟疑的詹姆斯解释说：“内森与（英国财政部的）这些绅士们的关系就如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纽考特的公司给我的印象就像是共济会的小屋。他进入后就变成了一个股票救济所。”这一评价的重要性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论及。

实际上，范西塔特向内森提到的基金运作计划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反对他的财政政策的政治力量逐渐增强。1817年底内森抛售统一公债的举动事实上可能成为范西塔特的“罪证”之一，批评者指责他“向货币市场摇尾乞怜”，鼓励“无法无天的赌博风气”。范西塔特的任务在许多方面来看都毫无希望完成。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也提到过，英国国债一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9亿英镑，几乎是国民收入的两倍——这也是反法战争的系列后果之一。但在1815年，下院给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拒绝修改战时收入税（以及麦芽税），结果立刻导致政府收入锐减1 400万英镑。面对着每年偿还债务所需的3 000多万英镑压力，而且还有陆军和海军的开支，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提高间接税并进行借贷。

范西塔特1818年的策略——其目标是隐瞒政府赤字的严重程度，以提升统一公债价格——就是通过发行国库券进行短期融资，以便继续向皮特的偿债基金提供资金。这种仅能糊口的机制无疑符合内森这些人的胃口，他们同时买卖证券和公债。由于发行国库券赎回公债带来的通货膨胀，这种做法遭到了批评，那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纸币持续贬值以及汇率的下跌是战后的主要问题。这使得在威廉·赫斯基森的政府内部，启用黄金或由英格兰银行以“现金”支付方式的提议逐渐地盖过了范西塔特以及英格兰银行主管的意见。随着1819年罗伯特·皮尔领导的“银行恢复现金支付权宜秘密委员会”的成立，“金银通货主义者”事实上获得了胜利。心慌不已的内森试图劝阻利物浦首相别回到使用硬通货的老路上，他甚至追随大臣们到了乡村推销自己的想法，但是利物浦心意已决，1819年10月，他给范西塔特下达了指示：

没有什么比罗斯柴尔德追随你去乡村更为愚蠢了，他甚至试图跟着我下乡。如果他的行动被人所知，只能增加公众的恐慌，增加他想阻止的那些邪恶……我最担心的一点是罗斯柴尔德提出的一个想法，针对英格兰银行持续紧缩的一个想法。我很满意，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更致命，它作为深思熟虑产物的特性将带来伤害……至于担忧英格兰银行过多地减少流通货币而引发的持续紧缩将带来永久性的紧缩，这是去年我们最应该驳斥的观点。因此让我们坚定信念，维系我们目前的制度吧，让任何人都无法置疑我们的决心。

鉴于19世纪黄金支付方式最终获胜，很容易将内森的呼吁看做是诡辩。但是，内森反对现金支付远非不合道理，金银通货主义者和激进派认为他仅仅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错的。将现金支付方式的回归当做是一种理论原则，内森从没有反对过：他和他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论点，即压制通胀政策的短期效应不利于经济稳定，可能与政府期望财政以及货币稳定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财政部官员乔治·哈里森1818年10月对紧缩货币政策后果表露出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当时的政府预算仍然没有达到平衡。他对范西塔特说，

它对于我们担忧的事以及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大的——这样的举措会迫使我们的代理人（指内森）非常有可能抛售他的股票……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基金……如果英格兰银行拒绝通过贴现给他提供方便，我们就失去了让他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的理由——他届时就会大规模地抛售自己的股票以便能够继续满足我们的需求。

实际上，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内森几乎抛售了全部证券。但他的经纪人和他们的客户只是在1819年夏天内森为政府筹措1 200万英镑的新贷款时，才感觉到政府通缩政策的效应。坚持3%利率的决定使得新股票失去了迅速上涨的可能，而当时公债价格已经出现了低迷状况，仅仅比69点的发行价格高一点点。内森试图向利物浦阐明的，正是货币紧缩与政府持续借贷之间的这种联系，但首相更愿意相信巴林队的判断，他认为公债价格很快就会有所“反应”（这是指，复原）。同样的，他在1820年向“现金支付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内森没有否认英镑贬值以及资金流向国外债券的部分因素，是黄金支付方式的中止。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紧缩的货币加上堆积如山的政府债务，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请详细地向委员会说明，如果让英格兰银行承担一项义务，要求其在从现在算起的一年内恢复现金支付方式，你认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认为它肯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麻烦；它将导致大量的伤害，我们自己实际上可能并不知晓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请解释一下伤害的性质，它可能由哪种方式引发？货币会变得极为稀缺，这个国家的每篇报道将开始广泛深入地报道，许多人的事业和人生将被摧毁。

这并非夸大其词。事实将提供有力的证明，英国政府在解决战后财政危机之前就试图寻求货币稳定，其实驶进了暗礁遍布的危险水域。内森的妹夫亚伯拉罕·蒙蒂菲奥里1821年精明地评论说：为了捍卫“孱弱可怜的英国，范西塔特先生”，“唯一真正有效的计划应该是审慎、恰当地征收财产税，而且对象应该是富裕阶层和那些能够承担这一税负的人，但是这些人恰恰是那些立法者，而且他们的爱国热情似乎还没有深入到自己的口袋里”。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又不直接征税，那么平衡预算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不稳定情况的发生。

“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

罗斯柴尔德家族1815~1819年间在伦敦和巴黎遭遇挫折带来了一个最明显的回应：到别的地方寻找生意。作为替代品的生意帮助其他大国实现财政稳定：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此时在沙皇的提议下成为了一个集团——“神圣同盟”，加入同盟的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小公国。与法国以及英国一样，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也出现了财政问题，只能依靠外国资本的帮助才能解决。迪斯雷利后来在他的小说《科宁斯比》中解释说：“结束了25年的战争折磨后，欧洲必定需要资金来维持和平……法国希望得到一些，奥地利需要多一些，普鲁士需要一点，俄罗斯需要几百万。”此外，神圣同盟的政策必定会带来额外的财政需求，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能够从这些需求中赚取利润。因为“神圣同盟”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1789~1815年间给欧洲带来巨大震荡的革命浪潮再度出现——如果需要，将进行军事干预。这意味着更多的开支。

罗斯柴尔德兄弟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成功获得的第一笔贷款提供给了普鲁士，拿破仑时代结束时，普鲁士的债务约为1.88亿泰勒元（约合3 200万英镑），而且1815、1816和1817年一直背负着财政赤字。尽管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人在1817年初为普鲁士提供了500万古尔登（合45万英镑）的贷款（大部分提供给了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威廉），但是这年秋天时，债务增加到了2 000万泰勒元，普鲁士政府开始考虑在伦敦寻求贷款。希望获得英国贷款的想法最初是普鲁士西哈德隆银行在伦敦的代表，一个名叫巴兰东的商人提出的，但他却几乎毁了整个项目，因为他轻率地公布了内森在1818年1月提出的条件细节。条件十分苛刻——债券发行价格必须在60点以上，这意味着高达8.33%的利率——这些条件让柏林一片惊呼，当地银行家立刻开出了更好的条件。萨洛蒙斥责了内森与巴兰东的接触，因为后者在巴黎的名声仅是一个破产的三流商品交易商；萨洛蒙匆忙地从巴黎赶到科布伦茨，与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进行了促膝长谈，然后又赶往柏林“灭火”，卡尔已经在那里做了一些补救工作。在普鲁士派往伦敦的大臣、著名的教育与政治改革家威廉·冯·洪堡的默许下，巴兰东被悄悄地边缘化——罗斯柴尔德兄弟与财政部官员罗特尔（此时已担任新普鲁士财政部主管）经过5天讨价还价后，最终于3月末在伦敦达成了一项协议。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声称普鲁士政府决定在伦敦筹集一批贷款，是为了避免作出政治上的让步——比如召集一个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议会，或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一旦向国内资源寻求财政上的支持，这些让步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从谈判一开始，内森就要求任何一笔贷款都必须由普鲁士皇家的资产作为抵押，而且需要相关的中产人士担保。当哈登贝格提出异议时，内森在一份著名的备忘录中阐述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要让英国的资本家以合理的条件将他们的钱投给外国政府，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这样的贷款计划应该尽可能地与英国现有的公共服务借贷体系相类似，除了政府的良好信誉外，最重要的是要给那些借出钱的人提供一些安全保证……如果没有这些安全保证，为一个外国政府在英国筹措这么大一笔贷款是毫无希望的。最近英国在法国基金中的投资是基于对该国代议制的普遍信任，议会核准处理政府带来的国债时，会向贷出资金的人提供担保；这样的担保在与那些不存在行政实务国家所签的合约中看不到。

换句话说，一个君主立宪政权在英国人的眼里比一个新诞生的独裁政权的信誉度要好。这是精明的政治施压——一种金融自由主义，在关键时刻给普鲁士的改革派提供外力帮助，这些改革派一直在敦促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接受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或者内森仅仅为他提出的条件与巴林给予法国的条件之间的差异寻找理由？詹姆斯对法国代表前往财政部并“检查账本”的积极评价，表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在寻求对国家财政进行宪章性的控制，如果能将其作为一种向英国投资者提供保证的方式。实际上，内森在普鲁士借贷问题上，他准备敲定的条款实际上能让他取得相当于议会的控制力：最终协议的第5条款就直接地要求，“为了债权人的安全”，必须以皇家资产作为抵押，根据1809年11月6日由普鲁士国王、王子以及中产阶层同意通过的议会法律，“债权人能够完全支配这些资产”。另一方面，内森写给罗特尔的一些信所用的语调让人吃惊——尤其是罗特尔试图在合约签订之后修改条款时更是如此，这反映了内森对普鲁士政权缺少尊敬：

最亲爱的朋友，谢天谢地，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的责任，国王阁下和财政大臣冯·罗特尔先生，我的钱已经全部送到了柏林……现在轮到你们完成自己的义务了，希望你们履行诺言，不要提出新的条件，所有事务必须按照像我们这样的男人之间的约定进行，那是我所期望的，正如你们能够看到我发送我的钱一样。任何阴谋都无法撼动N·M·罗斯柴尔德，他拥有金钱、力量和权势，任何阴谋都只会是徒劳，普鲁士国王、我的哈登贝格王子以及罗特尔大臣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并感谢罗斯柴尔德，他给你们送去了如此多的钱，并提升了普鲁士的信誉。

此外，内森坚持获得某种政治保证有重要的政治寓意。内森与罗特尔的谈判与1819年1月17日通过的“国债未来管理法令”的第2条款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它为国债设立了一个上限，征用皇家资产的收入来保证国债运转，并且宣布：“如果国家在将来为了保持运转或为了公共利益的改善而需要获得新的贷款，必须与将来的帝国议会协商后才能进行，并由其提供担保。”这个条款由罗特尔亲自拟定，这意味着普鲁士政府将来的任何贷款都会自动地使得中产阶层聚集商议；换句话说，它承认了公共借贷与宪章改革之间的联系。普鲁士政府只有通过西哈德隆银行这样的名义上独立的机构借贷，才能无须通过中产阶级商议批准。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德意志所有公国中，普鲁士在19世纪20年和30年代借贷最少，以及为何开源节流政策在19世纪40年代失败后，革命随之爆发的原因。

无论对普鲁士的政治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818年的贷款毫无疑问是欧洲资本市场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当时的人们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内森提出的政治安全要求从金融方面来看，其意义似乎是微不足道的。首先，贷款不是用泰勒元支付，而是用英镑，利息不是在柏林支付，而是在伦敦。第二，由一个英国风格的偿债基金来确保债务能得到清还（尽管罗特尔竭尽所能解除了内森最初提出的条款，即采用15万英镑的英国公债形式作为偿债基金）。外国贷款的英国化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新出发点。巴林的法国贷款用法郎在巴黎支付利息，对英国投资者来说存在着不便之处以及利率的风险。但此时投资外国基金变得容易多了；整个19世纪所有外国政府债券的回报都要比英国公债要高的事实，也意味着人们确实乐意投资外国国债。《泰晤士报》后来将内森形容成是“将国外贷款引进英国的第一人”，并非夸大之词：

因为在他之前，尽管这类证券一直在本地流通，但利息却是在海外支付，这是世界统一的操作方法，这使得处理大手笔、大量人参与的投资变得十分不便。他不仅确立了让外国贷款在伦敦支付利息的制度，而且固定国外货币对于英镑的汇率以及去除汇率波动带来的各种影响让这些贷款投资依然具有吸引力。

此外，债券不仅在伦敦发行，也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同时发行。换句话说，它代表着朝向国际化债券市场的诞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德国法律专家约翰·海因里希·本德尔在他的《国债大堵车》（On The Traffic in State Bonds，1825年）一书中，认定此举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现代经济的发展最主要的贡献：“政府债券的任何持有人……能够轻易地在几个地方获取利息，很方便。”因此，一个投资者能够在罗斯柴尔德的任何一家分行提取奥地利国债、拿破仑公债或任何罗斯柴尔德发行的债券的利息。内森制定的这些规定不仅成功地使得普鲁士的贷款引起了英国政府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兴趣，同时也确立了此类国际债券发行的范例，这些很快变成了一个通行标准。

尽管贷款所承受的条款使柏林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不仅仅是那里的银行家），但是洪堡和罗特尔对内森仍然是赞誉有加。洪堡向哈登贝格报告说，内森不仅“是个最有进取心的商人”，他在与各个政府做交易时也是“相当的公平，非常正直和能够体谅人”。罗特尔的评价更为积极：“在这个国家，罗斯柴尔德对伦敦所有金融事务拥有难以置信的影响力。人们普遍认为，而且这也基本是事实：他完全控制了伦敦的汇率。他作为银行家的实力是难以估量的。”内森在柏林的名声一举确立，从而使他能够获得1822年的第二笔贷款业务——向西哈德隆银行提供350万英镑的资金。

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在德国的活动远非创新之举。黑森–卡塞尔是未遭拿破仑战火洗礼的国家之一，阿姆谢尔继续小心谨慎地维系着他父亲与选帝侯之间业已形成的特殊关系。由于此时威廉回到了自己的王国，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依赖却少了很多，家族在卡塞尔的老对手趁机迅速在宫廷里争取到了自己的地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帮助选帝侯打理一些财政事务，从法国那里获取赔款，帮他买卖英国股票（前文已有叙述），这些业务利润丰厚；同时还帮威廉理清在丹麦的投资，并使其参与普鲁士的借贷事务。阿姆谢尔甚至再次点燃了威廉的收藏热情。但毫无疑问的是，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日子已经终结，尤其是布德鲁斯不再把持卡塞尔政坛时更是如此。尽管罗斯柴尔德几兄弟借给了威廉私生子很多钱——他们希望借助这些没有利润的交易，在这个年轻人继承威廉的王位后能够带来更多的获利生意，但1821年他即位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愿望却落空了。除了1821年和1823年的两笔总额为430万古尔登（39万英镑）的贷款外，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卡塞尔再无斩获。

另一方面，黑森–卡塞尔只是拿破仑战乱后出现的39个德意志公国中的一个，这些公国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日耳曼邦联。由于这个联邦议会设在了法兰克福——位于图恩与塔克西斯宫的一个租用的大厅里——阿姆谢尔和卡尔很轻易地就能与各国的资深外交代表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为他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小额贷款，这些贷款提供的对象自然是较小的公国以及王公们——包括紧邻的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绍姆堡、洪堡、萨克森－魏玛公国、安豪特–科登和拿骚–乌辛根——这些贷款业务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20年代。尽管每笔贷款的数额很少超过50万古尔登（4.5万英镑），但汇总在一起是一笔大生意。1817~1829年间，法兰克福分行处理的此类贷款总额超过了2 470万古尔登（220万英镑）。另外一些贷款是提供给小公国王公的小额个人贷款，还有一些则采用了更为尖端的形式，如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25年发行的彩票债券是这个时期发行的政府有奖债券的其中一种。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充当联邦的业务银行。1820年，法国按照巴黎和平协定支付的、用于在德意志境内修筑防御工事的2 000万法郎存到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由联邦决定何时动用。由于这些决策的缓慢性，这些存款变成了长期存款；由于难以确定提取存款时需要花费多大的精力，以及谁有权提取它，给罗斯柴尔德银行带来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再没有接收过此类存款的原因。

但是，德国的真正权力并不在法兰克福，而是在维也纳，奥地利当时占据日耳曼邦联的支配地位：奥地利宫廷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最希望接近的宫廷。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奥地利人不愿意将他们的英国补贴款业务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而更愿意选择奥地利本土的银行，如阿恩施泰因与埃斯克尔银行、弗里斯银行和盖米勒银行，他们在法国赔款业务上也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罗斯柴尔德兄弟只是通过与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德建立伙伴关系，才能够处理奥地利从俄罗斯以及那不勒斯接收的小额资金业务。但是奥地利如果希望巩固其巨额流动债务，并稳定其极度贬值的货币，那么与其他大陆国家一样，它也急需现金。尽管它在战后的第一笔5 000万古尔登的贷款交给了与巴林、贝特曼和盖米勒结伙的帕里什兄弟（这让罗斯柴尔德兄弟很懊恼），但很明显，每年高达1亿古尔登的开支需要更多的现金。第一个突破出现在1820年，萨洛蒙合伙组织了两批总额为4 500万古尔登（约合480万英镑）的彩票债券贷款，当时的合伙人是戴维·帕里什——这笔交易利润极其丰厚，尽管招来了很多敌意的评价，萨洛蒙还是在维也纳或多或少地建立了一个永久性基地。

182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一笔提供给俄罗斯的贷款获取了最终的大捷，自此成为了“神圣同盟的银行家”。当时的俄罗斯与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一样，战争引发了财政与货币难题：公共开支在1803~1815年间翻了4倍，流通中的卢布数额也是如此，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尽管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其英国的补贴款以及后来的法国赔款业务，但它寻求稳定时一开始却是找了别人：比如，1820年的贷款就是巴林、里德和欧文公司负责处理的。但是，这并不是多么让人失望的事情，俄罗斯当时仍然拒绝按照普鲁士的方式，发行以英镑为主导的债券，而且利息在伦敦支付。但两年后俄国人紧跟着奥地利人，终于“就范”。1822年夏天，内森以77点的承销价格发行了利息为5%的660万英镑俄罗斯债券，这些债券通过他在伦敦的网络，很轻易地就能卖到80点的价格，因为这些经纪人网络由他的亲戚摩西·蒙蒂菲奥里掌控着。

因此，到1822年年底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式被看成神圣同盟的银行家——“神圣同盟的高级金库”。实际上，巡行的德国王子皮克勒–穆斯考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里形容内森是“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这其中包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感觉，即罗斯柴尔德家族给同盟提供了财力支持。当奥地利皇帝向他在法兰克福的特使形容阿姆谢尔“比我还富有”时，他并非完全是在开玩笑。《泰晤士报》从圣彼得堡发回的报道称，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只要在证券交易所出现一下，就能够提升俄罗斯的债券价格。如果没有内森才能提供的财政支持，奥地利在19世纪20年代要充当欧洲“警察”的角色将变得非常艰难。即便批评奥地利这种做法的人也同样承认这一点。内森也因此被讽刺为“虚伪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充当了欧洲灭火员的助手角色。1821年，他甚至接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他“与国外势力勾结，尤其给奥地利提供了帮助，参与制定了奥地利政府反对欧洲自由浪潮的政策”。

金融与革命

当然，神圣同盟的创立者一直认为，阻止革命浪潮在欧洲卷土重来的最佳途径是制定一个“牵制”法国的政策，因为它从1789年以来一直是革命的发源地。这一政策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不过那是在1830年和1848年；而在19世纪20年代，它很快遭到摒弃，因为当时形势已经清楚地显示，维也纳确定的政治命令几乎没一个地方服从。当奥古斯特·冯·科策比——沙皇雇用的一个文人——在曼海姆被一个激进的学生卡尔·桑德刺杀时，梅特涅喜出望外，因为这给他提供了镇压日耳曼邦联内部自由倾向的借口。与1820年2月在巴黎发生的国王侄儿贝里公爵遇刺一样，单纯的一起刺杀事件并不能预示严重的革命即将爆发。但西班牙加的斯本来应该部署到南美的军队发生了暴乱可就不是一回事了，它不仅将1812年的议会宪章再次施加到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八世身上，而且6个月后，又将同一部宪法施加到了他的叔叔——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一世身上。“多米诺效应”之后一直持续，1820年8月，葡萄牙也爆发了军事叛乱；1821年3月，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民众以及近东的希腊人也发动了暴动。1824~1825年发生在俄罗斯，但最终失败的“十二月党人”运动也是这一系列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暴乱的模式类似，通常由希望破灭的士兵（战后国防开支削减的受害者）发动，或由秘密的团体如意大利的烧炭党或西班牙的共济会率领。事实上，政治动荡的广泛扩散，使得法国这个传统的革命输出国被迫加入了反对革命的联盟中。这个联盟的多国议会——特罗保（1820年10月到12月）、莱巴赫（1821年1月）和维罗纳（1822年9月到12月）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联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别国的事务，以阻止本地化的革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还要问自己一个财政问题，即他们是否负担得起干预的费用。他们资助奥地利干预了意大利的革命，资助法国干预了西班牙，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支撑这些“反应”的金融家。

但是，在罗斯柴尔德人看来，复辟欧洲的不稳定不仅仅是潜在新业务的一个资源，同时也是金融市场稳定的一个威胁；因为政权的摇摇欲坠会让那些投资这些国家的投资人寻求抛出债券。即便成功地进行了军事干预，“双刃剑”效应也难以避免，军事干预也使得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陷入了赤字。另一方面，革命获得成功地区新出现的国家实际上也带来了新的生意。尤其是诸如巴西这样独立国家的诞生，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及希腊带来了大量新债券的发行，因为新诞生的政权纷纷拥到了伦敦和巴黎的资本市场。出于这样的原因，罗斯柴尔德金融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是自相矛盾的。

在意大利半岛，事情相对简单：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梅特涅分而治之的政策，通过向多个王室政权提供贷款维持了它们的统治。早在1820年12月，梅特涅就从特罗保写信给萨洛蒙，信中隐晦地提到要进行一笔2 500万或3 000万法郎的交易，这将“关系到那不勒斯王国将来的命运”。萨洛蒙一开始的反应是积极的。因此奥地利财政大臣施塔迪翁1821年1月在莱巴赫向梅特涅保证说：“帕里什和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金融家急切地希望我们的军队尽可能快地越过波河，然后向那不勒斯进发。”但是，当萨洛蒙受梅特涅和内塞尔罗德邀请前往莱巴赫讨论贷款事宜时，他却失去了热情。“如果我去那里，”他向内塞尔罗德解释说，“可能会引发大量不确切的报道。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一事实，即我们正在讨论向一个高尚的王室提供贷款，流言会越来越多，这可能并不是最高方面希望看到的结果。”首先，奥地利发行新债券筹集贷款的消息一旦被外界察觉，已经被意大利危机拖累的维也纳市场将进一步下挫。第二，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使自己资助神圣同盟的角色如此公开化。相反，萨洛蒙坚持对施塔迪翁说，任何贷款只有等费迪南德一世重掌帝位后才能筹集，复位后的收益将用于偿还奥地利干预的费用。同时，他给施塔迪翁提供了短期的帮助，资助弗里蒙特将军向南进军。如拿破仑战争期间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他们广泛的银行网络，以合理的利率向任何行军中的军队提供现金。与以前一样，五兄弟中其中一人——这次是卡尔（“一个罗斯柴尔德小兄弟”，萨洛蒙这样告诉施塔迪翁）——被派到现场，确保一切运转顺利。1821年3月，卡尔从维也纳出发，在莱巴赫与梅特涅以及流亡的那不勒斯国王会合。

对梅特涅来说，那不勒斯行动无疑是一场反对革命的十字军东征；他对施塔迪翁说：

我们必须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它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比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事物都要伟大。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整个未来都系于成败；不仅仅是奥地利王权的未来，而是整个欧洲的未来……我们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因为这是生与死的抉择……现在一切都有赖于成功。如果不能获得成功，结果将会与没有冒险一样；革命将首先吞没意大利，然后是整个世界。我会不遗余力地拼搏，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但财政的现实却粉碎了他的这些美丽辞藻。前线再次发生了供给短缺，而在维也纳，施塔迪翁再次无奈地预示到拿破仑时代的财政和货币困境。实际上，萨洛蒙不得不出手阻止奥地利国债价格的猛跌。而当皮德蒙特爆发新革命的消息传到莱巴赫时，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个消息给维也纳带去的冲击让倒霉的施塔迪翁感到心惊胆战：

如果敌人到了门口，自然会有更多莫名的恐慌。维也纳所有人都冲到交易所抛售我们的公共证券……我们的信用（刚刚建立不久）处在完全崩溃的边缘。我肯定会被迫暂停纸币兑换成现金，从而在一天内将之前5年的努力变为泡影……这是我们毁灭的第一步。筹措贷款根本不可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可能，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证券变得一钱不值了。

但是，3月24日，那不勒斯还是被奥地利人攻陷了。卡尔在费迪南德寻求获得贷款偿还奥地利干涉费用后，匆忙赶到了南方。

这时，一个利益冲突现象出现了：奥地利政府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数额，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那不勒斯政权的信用评价很低，只愿意以惩罚性的利率向费迪南德提供贷款。第一笔那不勒斯贷款是艰难达成妥协的产物，卡尔当时为了阻止米兰银行的竞争，不得不降低了条件，从最初的54点价格发行债券提供1 000万通用金币提高到了60点价格发行债券提供1 600万通用金币（约合200万英镑）。为了满足奥地利军队占领期间的费用，第二笔贷款在1821年筹集，数额为1 680万通用金币，债券发行价格为67.3点。之后又发放了两笔贷款，1822年的2 200万通用金币和1824年的250万英镑，使得那不勒斯的负债达到了1 300万英镑。但是，那不勒斯债券在巴黎的价格却从65点升到了103点，在伦敦，人们对英镑为面值货币的那不勒斯债券也有相当大的热情。这种成功的稳定部分反映了卡尔与那不勒斯财政大臣路易吉·德·梅迪奇之间形成的良好关系，梅迪奇声称奥地利人毫无必要地延长了占领状态，而且索要了过高的费用，对此，卡尔倾向于支持梅迪奇。甚至在1822年的维罗纳议会开会前，奥地利就很明显地希望一次性结清所有的入侵费用：梅特涅在1821年8月要求那不勒斯支付465万古尔登实际入侵费用，第二年2月再支付400万，然后每年支付900万通用金币的占领费用。1825年，梅迪奇指责奥地利政府从占领中巧取豪夺，威胁辞职，除非能拿回100万通用金币。当维也纳当局迟疑的时候，卡尔将钱划给了梅迪奇——这显然激怒了梅特涅。

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即在双边国际支付中与两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困难性。但是，卡尔可能比较好地平衡了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利益。他在那不勒斯凭借他与波旁王朝的关系（他同时与托斯卡纳大公也有一些生意往来）迅速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与此同时，梅特涅继续在意大利的其他事务上向萨洛蒙寻求财政支持——最著名的是一笔500万里拉的贷款，这笔贷款拟提供给大公妃玛丽–路易丝的孩子。这位大公妃是哈布斯堡的公主，曾经与拿破仑有短暂的婚姻。在拿破仑倒台后，路易丝在帕尔马、皮亚琴察以及瓜斯塔拉建立了自己的公国。另一个类似例子的主人公是拿破仑的前任伊利里亚总督、拉古萨公爵马歇尔·德·马尔蒙。与此同时，奥地利政府自身也发现必须再次求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满足其急速增长的财政需求。无论从那不勒斯压榨出多少钱，军事干预的代价都远远超出了施塔迪翁的筹措范围，现有的收入远远不够。奥地利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另一笔贷款；尽管有些官员激烈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初提出的条件，奥地利政府最终还是点头屈服，尽管贷款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维也纳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依赖在1823年进一步深化，当时英国政府试图向奥地利施压，逼迫其结束对那不勒斯的占领，英国方面采用的是财政手段，它对当年反法战争初期提供给奥地利政府的一些贷款提出了质疑——此时本金加上利息的总额已达到2 350万英镑。奥地利政府再一次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敦促萨洛蒙利用他弟弟在伦敦的影响力降低债务的规模——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当梅特涅非正式外交渠道的第一次，这样的情形之后又上演了无数次。当奥地利政府的目的最终达成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筹措另一笔贷款的业务，当时是与巴林、里德以及欧文公司合伙提供250万英镑。这几家银行获得了3 000万古尔登的新奥地利国债，承销价格是82.33点，但很快市场销售价格就达到了93点，给几家银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另一笔1 500万古尔登的贷款出现在1826年。总而言之，奥地利干预意大利的政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多重利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带来了更为严重的两难处境。1820年后的两年里，痛风缠身的费尔南德七世忍受着议会宪法，在这两年中，自由派政府筹措了很多贷款（因为革命的缘故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必须靠借贷弥补空缺）。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如萨洛蒙匆忙向梅特涅保证的那样——并不是最初卷进这些贷款的人，但他们也准备参与其中。不过1822年7月，费尔南德和激进保皇派分子出人意料地采取行动试图推翻议会，在图谋失败后，他们寻求外国势力干预。这时，詹姆斯卷入到了西班牙金融家贝尔特兰·德·利斯的一个计划中，利斯打算抢在外国干预之前重组政府，使其不那么“激进”。但是，为时已晚；1823年4月，法国发动了类似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的远征行动，统帅是路易十八的侄子昂古莱姆公爵，并且得到了一些试图复仇的外交家，如夏多布里昂子爵的支持。

詹姆斯一如既往地秉持实用主义的立场——同时担忧不要被经验丰富的金融大师乌夫拉尔挫败——他向法国总理维莱勒伯爵提供了服务：与他的哥哥卡尔在意大利给奥地利军队提供现金，他此时让自己对昂古莱姆变得“有用”，甚至筹集了释放费迪南地七世所需的赎金。而且，如奥地利军事干预行动需要筹措贷款一样，法国政府也被迫通过借贷来支撑它的军事冒险：1823年，詹姆斯最终消除了复辟王朝的疑虑，获得了一大笔贷款的业务。价值4.62亿法郎（面值）或1 850万英镑的公债是法国政府在1815~1848年间发行的单笔最大额度的债券；而在这之前，还发行了1.2亿法郎的利率为6%的国库券，同样交给了詹姆斯处理。鉴于这些证券的发行在詹姆斯巴黎冗长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他是如何赢得这些交易的。与他父亲在卡塞尔首先排挤掉竞争对手的做法不同的是，詹姆斯赢得第一笔公债发行权是与拉斐特以及其他几个银行家联手，以高过市场价的价格（89.55点）一举压过了竞争对手提出的87.75点的价格，尽管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大，但并没有让詹姆斯亏本：竞标的成功很快就收到了回报，公债价格迅速超过了90点，而且到1823年底时价格达到了100点。

那不勒斯与西班牙有差别的地方是，西班牙波旁王朝复辟（1824年底）后，与巴林、里德以及欧文公司准备联手行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愿意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向新成立的独裁政权提供贷款，而法国政府又不愿意提供担保。这其中存在着3个原因：新政权拒绝承认和赎回自由派政府发行的债券；拒绝向法国支付军事干预费用；最后一点，银行家们担心费尔南德会将借到的钱孤注一掷地投到收复南美殖民地的行动中，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徒劳的，那些国家自1808年起就一直争取着自己的独立。毕竟，如果1820年的革命不是由那些准备跨越大西洋前往南美的士兵发动的，费迪南德的助手没有让他相信收复美洲殖民地就能解决所有财政问题，那么情形又会如何？正是南美的广袤土地让英国起了疑虑。伦敦一直准备忍受法国在西班牙的远征，尽管它实际上否认了威灵顿在半岛战争中的胜利；法国此举可能是某种再次征服拉丁美洲的想法先兆，却不受欢迎，英国当时与新诞生的南美共和国迅速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正如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向梅特涅报告的那样：“尽管罗斯柴尔德银行可能假装同情君主主义者，但是承认西班牙君主立宪政府的举措以及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将为他（内森）的金融业务带来更广阔的空间以及政治安全，这其中的价值他们心知肚明。”简而言之，罗斯柴尔德在西班牙扮演的角色是自相矛盾的：开始对西班牙君主立宪政府表现出兴趣，然后又资助法国入侵，但是随后又拒绝向复辟的政权提供资金。詹姆斯、萨洛蒙和内森卷入到了法国、奥地利以及英国相互冲突的压力漩涡中；但是其最终的结果是统一且谨慎得出的非承诺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沿用了10多年。詹姆斯在1826年简单地对它做了解释：“西班牙的破产一直是我头脑中最重要的事。”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与西班牙前殖民地国家各种债券的发行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这些债券在法国侵入西班牙的那段时间，在伦敦引起了极大的购买热潮。1822~1824年是南美的“泡沫”时期，投资者蜂拥而来，向诸如智利、哥伦比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危地马拉这些新兴国家提供资金。甚至像乔治·麦格雷戈这样不可能成名的人物——他是一个苏格兰探险家，曾是委内瑞拉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也能够通过自称是“波耶斯酋长”（他虚构了一个叫做“Poyais”的国家）获得了20万英镑的投资，并且说服投资者相信，他“统治”下的一片沼泽地是适合开发的风水宝地。麦格雷戈弄虚作假的勇气确实让人佩服，他甚至写信给内森，提出了一个计划，在他“王国”里的一个叫做鲁阿坦（Ruatan）的岛屿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希伯来殖民地。

所有这些商业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敬而远之，但有一个例外：巴西。他们的这种偏好有两个原因。首先，巴西与葡萄牙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与英国也保持了紧密的商业关系；其次，1825年独立后，它保留了君主制的政府。（实际上，巴西国王娶了奥地利公主的事实，让许多人将巴西看做神圣同盟在南美的代表，尽管这夸大了奥地利的影响力。）

内森在这个方向上的第一次行动出现在1823年：通过向葡萄牙提供的一笔150万英镑的贷款，确保了巴西的收益。这也再一次说明他乐意借钱给立宪制政权；1822年，从巴西回归里斯本的葡萄牙国王接受了西班牙式的立宪宪章。巴西债券的第一次“试水”出现在1824年，当时由托马斯·威尔逊带领一些人运作，以75点的价格发行了100多万英镑的5%利息债券。当这些债券的价格升到87点时，内森接手，并且在1825年再次以85点的价格发行了另一批200万英镑的债券。海因里希·海涅后来戏称，内森此时变成了“伟大的内森，伟大的内森·罗斯柴尔德，睿智的内森，巴西国王将自己的钻石王冠都典当给了他”。尽管巴西王室在19世纪中叶被废止，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西的关系被证明是最为持久的一个。

到1825年夏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成功地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公共财政主导专家的地位——而且不仅仅在欧洲。神圣同盟中的国家跟随着英国，一个接一个将自己的贷款交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一开始是普鲁士，然后是奥地利和俄罗斯。最终，法国也放弃了对巴黎银行的优先选择偏好。3年的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兄弟提供了关键性的财政支持，使得奥地利能够镇压那不勒斯的革命，使得法国能够恢复西班牙的君主独裁政体。不过他们给当时人们的“神圣同盟银行家”的形象在某些方面也具有讽刺的意味。这低估了他们所谓的政治不可知论，认为他们更倾向于以金融条件而非政治条件来评价商业机会。詹姆斯在1826年后期写给内森的一封信里，简洁地总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复辟政权的态度：

如果依靠一个像维莱勒或坎宁这样的人，或者依靠议会中那些绅士们所说的东西，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彻夜难寐，为何这样说？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我们必须感谢上帝，能够从这样的情形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你想）得到一笔贷款？你可以得到，无论你想要多少，并且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如果想要把几百万英镑全部占为己有，我们的答案将是‘不’！”

换句话说，反对革命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它让专制者重登王位，而是它带来了新的金融需求。保守政权也不能享受到优先的待遇。1818年普鲁士贷款的条款显示，内森实际上更喜欢用立宪结构来控制政府财政，而不是以奢侈、低效为特征的专制政权；专制在任何情况下迟早会引发革命。这也说明了内森在得不到立宪制法国的担保时，不愿意向专制西班牙提供贷款的原因。这些观点也决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法国在查理十世——1824年继位于他的哥哥——统治下，国家政策日益站到革命对立面的态度。另一方面，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宁可借贷给立宪制的巴西，而不借给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共和国，事实很快将证实这种偏好的经济理性。拉斐特这个圣西蒙的追随者是“真正的自由派”（拜伦的诗句），罗斯柴尔德在政治上则属于骑墙派，是神圣同盟有条件的支持者。

拯救英格兰银行

如果法国总理维莱勒希望1823年的巨额贷款能够最终“将他从那些绅士们（指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手中解放出来”，那么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他们的依赖程度更甚以往了。1823~1824年，法国公债价格的持续上升并非全部是“法国力量和实力”的体现，而是说明了当时整个欧洲利率的整体下跌。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新的机会：将利率高的政府债券转变成低利率的新债券。尽管这种业务在法国是“新鲜货”，但在英国此类做法早已有之（比如在1717年以及1748~1757年期间都出现过）。实际上，范西塔特在1822年曾经将1.5亿英镑的利率为5%的债券转换成利率为4%的债券；两年后，他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鲁滨孙又将7 500万英镑的利率为4%债券转换成利率为3.5%的债券。对于进行这些“转换”的政府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每年的债务负担大大地削减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好处同样非常明显：如此大规模的活动让高额代理费的收取变得顺理成章。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服那些投入巨资，希望继续享受4%或5%的利率的债券持有人改而接受低一些的利率。1822~1824年间，欧洲大陆以及拉丁美洲债券繁荣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的债券持有人不愿意接受低一些的利率。面对两种选择：将自己的债券转换成低利率的债券，或赎回它们，然后将资金投入到利润丰厚的资产，许多人选择了后者，进一步加剧了投机热潮的升温。

在法国，当维莱勒建议将28亿法郎的利率为5%的公债转换成利率为3%、发行价为75点的债券时，债券持有人的回应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围绕债券转换的争执与英国类似：超过1/3的法国预算被用于支付国债的各项开销，当时利率为5%的公债价格从93点升到了顶峰的106点，此时采取转换利率的做法似乎很合适。但是这个提议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掺杂了赔偿那些在革命中流亡的保皇派所遭受的损失问题，而且在夏多布里昂与其他人（最著名的是卡齐米尔·皮埃尔，他被排除出债券转换的业务）提出一个虚假声明后，上院否决了这个提议，夏多布里昂等人称此举是英国–奥地利欺诈善良法国债券持有人的阴谋。第二个经过了大量修改的议案——以自愿的原则转换5%的利率的债券，以免税为奖励——在1825年获得通过，但是仅有3 000万法郎的债券进行了转换，这使得詹姆斯手里堆积了大量的债券，而此时市场价格正在下跌。乌夫拉尔后来声称，罗斯柴尔德为了防止遭遇第一转换方案类似的失败，给自己准备了双保险的退路，不仅坚持获得了净值为1亿法郎的国库券（一旦大量公债积压在银行手里，就可以发行），同时暗中抛售5%和3%利率的两种债券。由于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抛售公债减少自己的损失——这一点在1825年得到了证实——维莱勒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自1823年以后形成的短暂和谐关系宣告终结。作为债券转换失败的一个结果，法国总理再次将政府生意交给了詹姆斯在巴黎的竞争对手，将拉斐特和一些财政官组成了一个联合体，负责向海地提供了一笔贷款，并发行10亿法郎的3%利率的公债，以补偿被剥夺财产的流亡者。

不过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内森消息灵通的《泰晤士报》记者后来回忆说：

如果（维莱勒的转换计划）得到实施，紧接着必然发生的欧洲资本市场震荡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肩上的负担将极为沉重，纵使他拥有无比庞大的资源，也无济于事。实际上，他自己当时作过一个评价，无论是他还是参与转换业务的银行，都无法抵挡震荡带来的冲击。

维莱勒的计划流产实际上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运气。因为1825年将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巨大投机泡沫破灭的年份。此时，不仅内森将为持有数百万3%利率的法国公债感到骑虎难下，转换计划的实施也将使得他的弟弟詹姆斯难以抽身帮助他对抗那年的英格兰银行业危机。

1825年的危机早在6年前就已被内森和那些反对恢复黄金兑换的人所预言。1818~1823年间，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流通减少了近三成，这是一个极为剧烈的紧缩。1824年，短暂出现黄金涌入潮导致了纸币发行的剧烈膨胀，但随之而来的是1825年的同样剧烈的收缩局面。与此同时，尽管随着范西塔特1822年12月辞职，财政政策逐渐有序地出台，但掌管贸易委员会的赫斯基森削减进口税的做法时的平衡预算比之前更为困难。按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旨在推动自由贸易的政策中期目标是提升商业活动的交易量，但是其短期效应确是收入的减少。尽管大幅度削减了开支，英国政府还是发现必须重新启动短期和长期借贷机制才能运转下去。此外，如内森抱怨的那样，赫斯基森的政策同样也带来了贸易赤字的增加：内森在1825年对赫里斯说：“允许外国货物进入的后果就是所有的黄金都将流到国外。他自己在过去的两周内送出去了200万英镑，基金急速下跌，任何人都捞不到任何好处。”正是这种黄金的急剧流出导致了1825年的急剧通缩。在这样的情况下，1822~1824年间在伦敦交易所形成的高价泡沫是难以持久的。1825年4月，市场开始滑落。跌得最惨的是英国的工业证券和拉丁美洲的债券：内森以85点发行的巴西债券到7月时跌到了81.25点，第二年3月时只剩下了56点。但曾是西班牙殖民地国家的债券跌得更厉害：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债券价格全部跌到了20点以下。即便最优质的债券——英国的3%利率债券也受到了冲击，一度冲到97点的债券价格跌到了75点以下。毫无疑问，如此严重的资产价格收缩必然会带来银行业危机。

有一则逸闻描述称，内森威胁利用大量小面额的纸币到银行柜台兑换黄金，从而耗干了英格兰银行的所有资金储备。不过这只是又一则与事实相反的罗斯柴尔德神话。实际上，内森与英格兰银行之间是一种紧密、共赢的关系。从1823年夏天开始，从英格兰银行借贷300万银元，以便向葡萄牙提供第一笔贷款时，内森就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当时这位行长正打算绕开银行已有的金银中间商（Mocatta & Goldsmid）。这种关系确实行之有效，尽管内森同时挑战作为东印度公司唯一金银中间商的计划以及直接与铸币厂交易的计划相继失败。自那之后，内森与英格兰银行定期进行交易，他后来在1832年向银行特许委员会透露：“你拿纸币来银行，他们就会给你黄金。”大部分时间，内森是一个金银买家或卖家。但是，1825年12月，另外一种形式浮出水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向银行提供黄金，给“针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绰号)提供了足够的、来自欧洲大陆的金银钱币，以避免现金支付方式的暂停。詹姆斯从1825年年初开始从法国运去了大量的黄金。仅在1月的第一星期内，他就运送了价值近50万英镑的黄金，他戏称这些黄金将“让你的银行（指英格兰银行）惊诧不已”。到1月中旬的时候，他谈论的则是“我们古老的业务”，即“无论何时，发现黄金时就买一些”。

不过，到这年年底的时候，正是这种帮助关系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随着一系列银行停止支付业务——仅在伦敦就有6家银行停业——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向政府提出建议称，停止现金支付方式可能是唯一能避免财政整体崩溃的途径，因为当国库券到期时，他将无力应对兑换黄金的需求。首相利物浦和他的幕僚则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怀疑英格兰银行行长夸大了金银的短缺状况，目的是要废止1819年委员会通过的法令。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能够立刻使用的金币储备即将用光，银行一再向内阁发出警告称，它将私自停止支付业务，内阁迅速命令“军队士兵部署到伦敦各地，以防动荡发生”。伦敦一些圈内人士——最著名的是亨利·桑顿，他当时正在努力挽救威廉姆斯公司——已经意识到“伦敦的犹太人之王罗斯柴尔德”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根据某一个人的说法，“在（亚历山大·巴林）稍微劝说一番，犹太人愿意拿出他的黄金，最初每笔交易收取2.5%的费用，然后又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公益心，最后又央求他们不要公布此事，否则他日夜都会被人缠着（兑换黄金）。”

但是，英国政府在接触内森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因为内森出了名的憎恶赫斯基森，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赫斯基森的政策是导致这次危机的因素之一。12月17日，危机的转折点出现，财政部联席大臣查尔斯·阿巴斯诺特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伦敦对赫斯基森先生的厌恶显而易见”，他们对财政大臣鲁滨孙也“极为蔑视”。这种感觉显然是共同的。在这位夫人的消息提供人、内森的老朋友赫里斯（此时是财政部金融大臣）看来：

赫斯基森做了一切他能够做的事来摧毁罗斯柴尔德，他散布报告称他们的银行处在危险中，他让坎宁先生写信给巴黎，要求调查（罗斯柴尔德的）弟弟的事务。格兰维尔爵士派了私人秘书盘问了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发现自己的处境后，立刻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账目，证明他的身家值250万英镑。

很显然，这导致了两方心意的改变，毫无疑问，这自然也有赫里斯从中协调以及赫斯基森缺席的功劳：“罗斯柴尔德作出了最为巨大的贡献，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帮助，他还告诉赫里斯先生，如果他能早一点出手，应该能够阻止所有难题的出现。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够撑到星期一或星期二，他将从巴黎得到大量的沙弗林（sovereign，英国金币），压力将全部消除。”

内森那晚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建议政府干预货币市场，通过购买国库券使市场具有流动性；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事，他向银行提供了黄金，开始是价值30万英镑的金币，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再次提供了数额庞大的黄金，直到市场信心得到恢复为止。实际上，12月24日，内森的黄金储备达到了最低值（仅有100万英镑左右），但是，内森一年之后仍在向外提供黄金，1826年3月提供了100万英镑，整个9月提供了1 000万英镑的黄金。他的黄金主要来源便是巴黎的詹姆斯（他后来警告内森“我倒空了我的保险箱给你提供黄金”）。但是，内森回忆说，“世界各地供应了大量黄金，我进口黄金，几乎从每一个国家进口，我们从俄罗斯进口，从土耳其、奥地利，从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进口黄金。”英格兰银行的账目里也记录了大量来自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各种金币。

1825年的危机与1797年（这年英格兰银行中止了现金支付）发生的危机十分相像，货币危机危及整个英国经济。实际情形也是如此，770家的国有银行倒闭了73家，赫斯基森自己也承认，英国在48小时内，“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全部停止，除了物物交换”。回望1839年，威灵顿显然知道是谁阻止了灾难的发生：“要不是最杰出的努力——最关键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努力——英格兰银行早就停业了。”当然，内森不会在不要求丰厚佣金的情况下，提供如此巨额的黄金。这次行动被看做是他在伦敦金银市场确立霸主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找不到他愿意免费拯救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政府的理由，因为危机是那些他竭力反对的政策的产物。拯救英格兰银行的行动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它为罗斯柴尔德业务的国际特征赢得了一切。实际上，兄弟几个通过这次行动建立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后来成为中央银行的日常业务流程，这一机制也是黄金标准所依赖的基础。逐渐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银市场中成为主导力量，就如他们在国际债券市场中的地位一样。

因此，拜伦在《唐璜》中暗示巴林和罗斯柴尔德驾驭了保皇派和自由派，他们的贷款“能稳定一个国家或推翻一个王朝”，这些描述并非夸大之词。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将这两个金融家看做是平起平坐的人物。1815年，他们确实棋逢对手，但到了1825年，他们不再是同一重量级的了。早在1820年8月，不来梅驻法兰克福日耳曼联邦议会的特使与奥地利同行布奥尔伯爵有一段对话，准确地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是无可匹敌的：

这个家族通过大量金融交易以及其银行与信用网络，实际上成为了真正的一支力量；它将所有货币市场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只要它乐意，能够阻碍或推进所有权势显赫的人，甚至最强大欧洲国家的行动。奥地利镇压那不勒斯运动时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要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帮助，尽可能地推迟末日的到来，普鲁士早就带着它的政体被埋进了历史。

法兰克福银行家西蒙·冯·贝特曼写于同一时期的一封信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N·M·罗斯柴尔德以粗俗的才能、大胆和虚荣，构筑了股票交易所围着其波动的中心点。他独自一人决定着汇率，每天买卖10万英镑……我非常能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地利）政府为何如此有用。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不喜欢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看到具体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没有夸大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