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他们在如此多的战后金融交易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声名鹊起并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早在1816年，卡尔就发现他和兄弟们在家乡变得“非常有名”了。他对詹姆斯说：“这些天，随着新闻获得自由，有关我们的报道遍地都是。”他同年前往柏林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卡尔显然对这种知名度感到很不适应，不仅仅是因为许多报道出现了偏差。“我们每天都出现在新闻中。”他向阿姆谢尔抱怨说：“上周你被报道与穷人扯上了关系……今天你又与谷物联系到一起，你还将成为（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在日耳曼联邦议会中的大臣。”在汉堡，情形同样如此：

无论我们中的哪一个到了哪里，闲话和传奇故事就会在人们之间传播开。拉瓦茨告诉我，城里的一些晚会上，故事被演绎成普鲁士国王写信给我们，希望由我们发行一笔价值300万的债券。我们被认为回复国王说，发行债券完全没必要，我们能够用自己的钱提供给国王。

阿姆谢尔同样被公众夸大的倾向感到震惊：“人们心目中的我们，比真正的我们要富10倍。”“现在无论我们去哪里，”卡尔发现，“人们都认为那是一次政治旅程。”詹姆斯出现在圣彼得堡的股票交易所或内森安排的一艘船进港，都足以使得交易暂停。詹姆斯在巴黎只要买一只股票，那么“所有的人”都会买它。与卡尔不同的是，年轻的詹姆斯喜欢这种名声。他对内森说：“拥有如此多的威望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他们都说：‘巴黎没有一个家族像我们家族这么有名。’我们现在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我上周给法兰西银行送去了300万的票据，其中有大量没有价值的票据——但是一张都没有退回来。”萨洛蒙和内森同样对知名度不屑一顾。“我们将因为成为漫画主题而哭泣。”萨洛蒙对内森说，“正如你说的那样，国王和帝王们也一样……希望上帝将这个当成我们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愿我的安塞尔姆和你的列昂内尔在这个世界一成名时，就被画进漫画中。我希望这能（整治）我们孩子的……痴心妄想。”内森的态度则豪壮得多：“没有人能躲过被报道。”媒体的兴趣——包括大量有关他们陷入财政困难的报道——只是成功的代价而已。

公共关系

几兄弟的话表示，他们的知名度很少是正面的。从刚出名的那刻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公众领域接受的诽谤就多过了荣耀。当然，19世纪早期，大多数帝王、政客和其他公众人物偶尔也会发现自己成了报纸、宣传小册子和其他媒体嘲弄的对象，欧洲的媒体审查宽松，这种现象尤为常见。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经常吸引来特别猛烈的批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对那些后悔在革命时期采取宗教平等举措的人来说，复辟时代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家庭是犹太人的事实，是一个无尽的折磨。但是，另外一些因素无疑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且将排犹主义与反罗斯柴尔德主义对等起来是一个错误。1815年之后，几兄弟遭遇到的敌意，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经济上的竞争带来的。例如，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犹太人，法兰克福的其他银行家也会妒忌他们的快速崛起。再者，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大的几个对手本身也是犹太人——如在卡塞尔。此外，反罗斯柴尔德主义有政治上的考量：他们对保守政权以及神圣同盟政策的认同使得他们成为了自由派攻击的靶子。复辟时代糟糕的公众形象通常是经济妒忌和宗教反感的综合因素导致的，同时还混杂着政治激进主义的因素。

譬如，在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支金融力量强劲的崛起，威胁到了贝特曼家族的地位，后者当时掌控着法兰克福的金融业。西蒙·莫里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对于自己相对衰退的地位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冷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的对手中，他得到的结果也最体面。早在1815年9月，他就积极地寻求与萨洛蒙和詹姆斯结成合伙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他寄给法兰克福家里的信中看到：“我与罗斯柴尔德两兄弟接触得越多，他们给我的信心就越大。”尽管他也没有假装喜欢内森的“大胆和虚荣”，他仍坚持认为自己“不会去想批评或妒忌”罗斯柴尔德兄弟，并且形容萨洛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对他非常尊敬”。他甚至称内森为“我们乡下的伙伴”。“罗斯柴尔德五兄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一个现象。”他在1822年2月写道，“他们出生时所缺的东西，他们就用无情的行动、令人羡慕的团结和相互体谅来弥补。”但是，这种评价部分来自于贝特曼的“觉醒”，他发现在19世纪20年代，最理想的位置就是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衣摆后面。但是莫里茨发现自己被排除出1821年的那不勒斯贷款业务后，他的情绪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因为他认为卡尔已经答应给他一个份额。“我认为这不公平。”他愤怒地写道，“我为你一心一意服务了几个月，但你却发现适合你的仍然是保留提供选择的权力：给不给别人机会仍然由你随意决定。”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种无情方式的抱怨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法兰克福的异教徒商业团体已经抱怨了多年，他们一直指责犹太人的经商方式“不公平”。早期针对罗斯柴尔德的德国漫画着重刻画了这一点：在I·纳斯盖格的漫画《骑马人》中，卡尔被画成了“布劳斯柴尔德”，一个小贩向南前往意大利，满身污秽，他的小马驮着各种物品，包括滑膛枪和剑。后来的一幅漫画将阿姆谢尔与贝特曼进行了对比，贝特曼坐在4匹马拉的大马车上，穿着时髦的衣裳；而阿姆谢尔穿着破旧，出奇的丑陋，站在一个巨大的钱箱上，一只双头鹰挣扎着徒劳无功地向前拉着阿姆谢尔和钱箱。

与过去一样，这些商业竞争同时也包含了政治考虑。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比贝特曼富有”的事实被广泛地看做是有必要恢复传统的限制犹太人法令的证据。用阿姆谢尔的话来说，就是“犹太人呼风唤雨让异教徒感到苦恼不已”。敌意与日俱增，阿姆谢尔在1815年9月报告说：“他们羡慕我们犹太人的眼睛长在头上……（想要）喝我们的血。”而其他犹太人乐意鼓吹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事实并不能激起共同的自豪感，阿姆谢尔和卡尔反而觉得此举对于异教徒的憎恨来说简直是火上浇油。这种憎恨引发了排犹小册子的泛滥以及战后大量排犹话剧的诞生——最著名的是一出名为《我们的非法交易》（Unser Verkehr）的话剧，说的是一个笨拙的犹太士兵——并且最终导致了1819年8月所谓的“嗨”骚乱，当时一群暴徒冲到犹太聚居区，喊着传统的反犹口号，“嗨！嗨！犹太人去死！”并且毁坏房屋。这些敌意大部分是冲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去的。1817年，一群人聚集在阿姆谢尔刚买的花园外，嘲弄他新近授爵的事，他们“喊着‘阿姆谢尔男爵’之类的愚蠢口号”。讽刺漫画贴到了他们的门上，而罗斯柴尔德办公室的窗户在“嗨”骚乱中也被砸坏。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阿姆谢尔还接到过死亡威胁。

这些示威——它促使阿姆谢尔考虑与兄弟几个一起离开法兰克福——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政治参与上的两面性。梅特涅表达了他对骚乱不满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增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感觉：即保守主义比激进形式的自由主义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个人安全。这一点在德国显得尤为真切，在这里，从传统上来讲，奥匈帝国的国王会给犹太人提供“保护”，但复辟时期自由派支持的民族主义占上风的时候偶尔会出现排犹的现象。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掌权阶层走得越近，批评者就越容易认为他们也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当犹太人与异教徒通婚在法兰克福合法化之后——法兰克福参议院在19世纪20年代做出的一系列让步之一——80岁高龄的歌德激动地评价道：

这个可耻的法令将破坏所有家庭的道德观，一开始就与宗教扯上了关系。当这个法令通过后，如何还能阻止一个犹太女子成为卧室里的决策人呢？谁知道所有这些是不是贿赂起的作用？谁知道全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不是幕后的主导者？

如果如此威严以及开明的人都会这样说，那么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乐意远离德国的政治生活。

但是，反罗斯柴尔德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兰克福。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获得了政府的一笔大生意，当地的竞争对手通常就会发起与宗教挂钩的攻击。例如在维也纳，1820年萨洛蒙与戴维·帕里什合伙处理的彩票贷款业务被广泛批评为“一起可耻的犹太欺诈”，“罪魁祸首”则是这桩业务尤其丰厚的利润。需要强调的是，有时，攻击并没有宗教的色彩。

6年后，帕里什本人对罗斯柴尔德发起了那个时期最为刻薄的一次攻击。当时的帕里什逐渐被昔日的伙伴超越，到1823年时，他只是内森提供给葡萄牙贷款的一个较低级别的合作伙伴（如果不是信使的话），他的衰败在1825~1826年的危机中最终到来。帕里什在维也纳的弗里斯银行成为危机的受害者之一，在跳进多瑙河自杀的前夕，他写了4封信分别寄给他的弟弟约翰、银行家盖米勒、梅特涅和萨洛蒙，帕里什在信中将自己的失败全部归结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上，并发誓要公开地让他们名誉扫地。帕里什说，梅特涅“牺牲了我，以满足那个家族的贪欲，他们尽管富得流油，但全部冷酷无情，只关心自己的钱箱”。他被萨洛蒙以“最无耻的方式骗了”，“他用最黑暗的背信弃义来回报真心实意的服务”。这些信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梅特涅的“保护”，但用不正当的手段让帕里什身陷风险当中。不过这些信完全是反对罗斯柴尔德，而不是反对犹太人。但是德国记者在报道这样的故事时，却经常把它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宗教信仰扯到一起。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弗里德里希·利斯特的报纸对1826年巴黎分行发生的办事员盗窃案的报道，它在其中无缘无故地写道：“罗斯柴尔德，以色列的骄傲，旧世界中所有铸成钱币或等待加工的金块银块的拥有者和提供者，在他的钱箱前面，国王和皇帝都要卑躬屈膝……”

罗斯柴尔德兄弟在巴黎也遭遇了类似的敌意。“总是有人说，‘犹太人做得太好了，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萨洛蒙在1815年10月向内森报告说。这些都是生意竞争对手的抱怨，他们努力将罗斯柴尔德兄弟排挤出战后法国赔款业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0年后，詹姆斯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政治批判浪潮的目标。自由党人福尼尔–韦纳伊在1826年出版的《巴黎》报第一次刊登了许多法国人的声音，声称政府——指维莱勒的政府——是“金融贵族的腐败傀儡，那些金融贵族是所有贵族中最无情、最卑鄙的一类人”，而这些金融贵族的领头人非“罗斯柴尔德男爵”莫属。福尼尔引用夏多布里昂（一个不可能是自由派盟友的人）的话说：“如果上天撼动整个世界，把如此多的国王推上了断头台，率领我们的军队从加的斯打到莫斯科，把拿破仑锁到一块岩石上，仅仅是为了让维莱勒夫人、罗斯柴尔德和公司能够从我们荣耀和自由的废墟中赚钱，那么时事将会是何等的艰难。”但即便这样的描述，福尼尔还是觉得低估了形势的困难：

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共同信仰者……所认为的天空无外乎放高利贷的金钱……这是独一无二的族群；我能理解，即便召集古犹太最高评议会也不能创造一个（新）法国人。他们……仍然是犹太人，只是犹太人。我并不是因为他们保留信仰而反对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从每一次纷争中赚钱，并且要价越来越高而斥责他们；他们无所不在。他们出现在波兰，站在我们兄弟的尸体上；他们（现在）正在向伊布拉阿姆（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提供金钱，此时此刻，他们正在阿基利斯（意指希腊英雄）的坟墓上跳舞。

福尼尔指的是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镇压，这些话也彰显了他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字里行间排犹的情绪。福尼尔的言论从许多方面来说，只是数年后在法国出现的一个阴谋论的雏形版本，这个几经演化和扩展到阴谋论的版本几乎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遭遇恶劣政治影响的根源。

在伦敦，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形——那里排犹的气氛通常被认为没那么普遍——但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或多或少针对罗斯柴尔德权势的敌意浪潮。实际上，伦敦的这种敌意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强烈——部分反映了内森相对更大的重要性，同时也是由于新闻的自由。再一次，敌意如之前一样发源于商业竞争。如果竞争对手都是犹太人——如Mocatta & Goldsmid公司抨击“罗斯柴尔德先生的强势举动，试图以任何人或任何机构为代价为自己谋利”——这无疑只是尖刻的攻击，而没有丝毫的宗教攻击意味。但是当亚历山大·巴林提及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时，通常（轻蔑地）称其为“犹太人”，这其中自然是包含了信仰因素。按照拉斐特的说法，巴林试图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排挤出1817年法国赔款业务所用的理由正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尽管詹姆斯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他还是承认偏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

在法兰克福，我们对它已经见怪不怪了，因此它发生时，我们不会感到惊讶；但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反，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会感到十分诧异……昨天，拉斐特让我去探望他。巴林也去了他那里，并且明确地说他不可能和我们一起（处理贷款业务）。巴林本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他的伙伴和英国方面……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如果他与我们结成伙伴关系，生意将无法进行。他不能和一个犹太人做这样的生意……这些全部根源于拉布谢尔的自傲以及希莱姆的妒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霍普公司的，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与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携手做生意，会有损他们的荣耀，会让我们借助他们变得伟大……巴林告诉拉斐特说：“这些先生们像犹太人一样工作。我们如何能合作呢？他们的原则是不同的。他们可以同时进行20宗交易……唯一的目标就是做生意。就像是证券批发一样，就比如普鲁士的生意，他们切断了普鲁士的信用……然后在一切被外界知晓之前切断了传单的散播。”他还补充说，我们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成功了，赚到了钱。但是，他并不想——他是这么说的——以这种方式做生意。现在我们正试图——他这么说的——通过抛售我们的股票拖垮英国股市，目的就是再次买回它们。

换句话说，巴林持反对意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成功的生意之道，但他本能地将这些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类似的态度广泛地存在着。英国最早的一幅漫画《公爵府的歌颂仪式》，讽刺的对象可能就是内森。画面中，内森在犹太大教堂里，站在一群犹太人前面“感谢上帝帮他获得一笔贷款”（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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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公爵的礼赞——或签约者为获得贷款回谢》（1818年）

资料来源：犹太神学院《作为其他人的犹太人》第17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与别的地方一样，反罗斯柴尔德主义也有政治考虑。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滑铁卢战役后经常担忧巴林在伦敦和巴黎的政治影响力，将这一点看做是他掌控战后赔款生意的关键筹码。但是，对那些拥有较小的政治影响力的生意人来说，他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拥有着政治权势。早在1818年，伦敦交易所的一个匿名成员写信给首相利物浦，抨击了内森反对恢复现金支付方式的立场：

让我跟您解释一下，货币市场的资本家……已经反对您的计划，是因为它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或者无法给他们带来利润。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罗斯柴尔德先生正在……积聚每一点忧虑，准备阻止您现实目标……如果有人问罗斯柴尔德先生，他对基金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的答案肯定是非常看好，但是同时他做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事情；在如此伟大的国家里，如果您的领导和幕僚沦为被犹太人团伙戏弄的对象……真的十分悲哀。

1824年的一幅漫画针对内森反对恢复现金支付的立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内森在画中站在一只气球上，从股票交易所冉冉升起。有一头牛和一头熊在上方拉着气球，边上有一行注解“任何东西都必须升起来”，不过气球下方却被标着“钱箱”两个字的重物拽着。这其中也包含了宗教暗示。实际上，这幅漫画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描写内森与一群犹太穷人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内森手里拿着两面旗帜，上面写着箴言：“那些接济穷人的人也是借钱给贵族们的人”和“慈善能掩盖大多数罪恶”；但是内森又说：“我准备去收取红利。”他左边一个人物，从卡佩尔厅（Capel Court，指伦敦股票交易所）走出，手里拿着一份《泰晤士报》，嘴里喊着：“我们停掉了报纸，宣布伦敦最伟大资本家的一员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金融冒险。”右边的6个犹太穷人——被标以“存货减少”的字样——正向国王寻求帮助，皇家邮车的卫兵手上拿着一份名单，上面有8个犹太人的名字，每人能够领到1先令。

如果这些批评者将内森刻画成了伦敦的闯入者，那么把他描写成伦敦一类人的典型同样受人欢迎：守财奴的领头人，这群金融家和证券批发者被工党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指责应为战后的通缩政策负责。用图画方式来表达这类批评的另一个版本出现在1824年，漫画《纽考特防火墙》将罗斯柴尔德创立的“联合保险公司”描述成了欺骗英国人的地下公司。同时，这幅漫画也攻击内森与神圣同盟的联系。公司的建筑物上写有“虚伪同盟防火与人身安全办公室”的字样，周围有5个半身像，分别写着“俄罗斯”、“普鲁士”、“那不勒斯”、“法国”和“奥地利”。在漫画的上方，是一个比较长的注解，它提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革命的角色：

在这个公司买了保险的人将免费得到一箱真正的德国糨糊，如果按照H（还是M?）王子公司指示的方法使用这些糨糊就能防火。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人凭借欺诈获得上述的神奇糨糊，那么将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的房子将在新月出现的时刻被烧毁。

尽管这里突出的重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国根源——画面中内森和摩西·蒙蒂菲奥里与别人说话时用的是法语，画中的一个德国门房则操着带有浓厚口音的英语——作为前景的3个人则毫无疑问是犹太人，相互庆祝自己获得的利润。

不过，正是这种处于最高程度的复杂政治危机将内森带进了英国公众的视野。由于1827年利物浦患病，坎宁组成了新一届的政府。新政府笼络了自由派工党人士，最有名的是赫斯基森；同时还吸纳了辉格党人士，如兰斯当，但是却排挤了以威灵顿公爵为首的激进工党人士，威灵顿与内森一样反对赫斯基森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坎宁意外地在当年8月死亡时，英国国王授命财政大臣罗宾逊（此时是戈德里奇勋爵）组成新的内阁。但是国王坚持要求任命赫里斯担任财政大臣（同时拒绝让辉格党人霍兰德勋爵担任外交大臣），这意味着戈德里奇的任期不会太长。在辉格党党魁乔治·蒂尔尼的授意下，戈德里奇和赫斯基森在没有知会赫里斯的情况下，任命奥尔索普勋爵为金融委员会的主席，结果赫里斯威胁辞职，除非奥尔索普的任命被收回，而赫斯基森则威胁说，如果奥尔索普的任命被收回，他将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戈德里奇自己在1828年1月宣布辞职，国王授命威灵顿组建政府——赫斯基森与赫里斯斗争的结果是，威灵顿同意戈尔博恩一同担任财政大臣；赫里斯则被降职，担任铸币厂主管。

整个事情犹如乱麻，其重要意义包含在国王对赫里斯的认同里，以及国王内科医生兼私人秘书威廉·奈顿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包含在工党内部对天主教徒解放运动的反对中，以及，可能也是最具决定性地，包含在金融利益中——主要是纽考特的金融利益——的它们对赫斯基森的满腹敌意。早在1827年8月，激进工党的《晨报》就提及，赫里斯与内森的紧密联系是他难以胜任财政大臣的原因，这一说法在辉格党赫特福德的议员托马斯·邓库姆那里得到了响应，他要求“客人离店后才发现还有钱没收的神秘现象”必须“得到清除，方式就是卷起掩盖重大事件所涉及人物的帘幕，不管是有形的人，还是无形的人”：

谁不确定的尽管说，我认为王冠背后存在着一种秘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形式从没被看到过，他的名字从没被提起过，他能够接触到国家的所有秘密，他安排了政府管理所有的突然变化……与这种不可捉摸紧密相关的是，这个无形的人，代表了一种更为坚实重要的形式，一种新的可怕的力量，直到今日在欧洲仍然保持着神 秘；他是无 限财富的主人，他鼓吹自己是和平与战争的裁决人，各个国家的信用仰仗他的点头；为他提供消息的人数不胜数；他的信使比那些国王的信使跑得更快；国家大臣们的报酬由他支付。尽管在欧洲大陆的内阁中举足轻重，他仍渴望控制我们的内阁，即便伟大的唐·米格尔（见下文）在他取得王位之前，也被迫依靠这个人。先生，这样的秘密影响力的存在是一种臭名昭著的事情；他们被认为在这最近的政府变动中忙得不可开交。我认为他们的目标与他们获得力量的方法一样肮脏，一定要抨击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对英国宪章一窍不通有损国王的荣耀。

邓库姆“信任那个威灵顿公爵和内政大臣，他们不会允许这个伟大国家的财政控制在一个犹太人的手里，也不会允许国王人事任命的分配由一个内科医生的药方得出”。

皮尔代表政府做了回应，他对邓库姆的指责嗤之以鼻，否认知道任何“邓库姆所说的神秘故事、无形之人以及任何费解的事”，并且否认“存在其他更重要的人物以邓库姆先生所说的方式干涉国家的金融事务”。但是邓库姆的言论得到了广泛的响应。2月25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署名为“阿尔杰农”的来信，信中愤怒地宣称：“我们不能容忍这个庞大帝国的命运掌握在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男助产士肮脏的手里。”当时，年轻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以“小马尔科姆·麦格雷戈”的笔名写了一些讽刺诗：“神秘的两个人，我们命运的主宰，那是医生和犹太人。”许多以这个内容为主题的讽刺漫画也纷纷出版，至少两幅的灵感来自于托马斯·迪布丁1800年上演的话剧《犹太人和医生》。第一幅漫画中（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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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乔治或罗伯特·克鲁克香克，《犹太人与医生，或帘幕背后的秘密影响力！》（见《泰晤士报》1828年2月19日）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8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内森被画成大腹便便的天使，正背着装满黄金的袋子从云朵上降落，那些金子要送给“前办事员、前军需大臣、前审计员、前秘书、前大臣”赫里斯。“上帝，请帮帮我吧！”画中的内森用浓厚的德国口音说，“正在下沉的职位将沉到熔炉的底部，如果你不坚持的话，亨利（赫里斯）！你应该知道我，只有我才是无形的——请别介意。我给了唐·米格尔以及老米格尔钱！让我感到振奋一些吧！”第二幅漫画由罗伯特·克鲁克香克所画（见图5.3），

图5.3 罗伯特·克鲁克香克《犹太人与医生陈旧闹剧的一出新戏》（1828年3月）

资料来源：犹太神学院《作为其他人的犹太人》第57页；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7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画中的内森留着胡子，戴着宽边帽，肩上背着一个写着“筹款袋”的袋子，正向威灵顿走去，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上帝作证，那个医生胜过了犹太人——他想要拿走我的钱——你知道那是给你的——我的心都碎了！”

邓库姆是一个不愿认输的人，他在19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政治立场左倾，变成了民权主义、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主义的热心支持者。他还试图写一本名为《英国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和错误》的书，尽管一直没写出来。似乎可以很合理地推断，他与法国队福尼尔一样，是19世纪20年代那些自由派人士之一，他们认为攻击保守派政府与犹太金融家没什么冲突，即便其言行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似乎具备了排犹的特征。漫画家的动机与邓库姆也十分相像。话剧《犹太人与医生》最初讲的是一个慷慨的犹太人将一个基督徒的孩子抚养成人，并给了她5 000英镑的嫁礼。但漫画却通过内森试图贿赂威灵顿，将这个故事彻底改写。新版故事的主题讲的是脆弱不堪的政府，它不仅与腐败的皇室，还与一个日益腐败的银行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克鲁克香克的漫画中，威灵顿坐着的棺材上写着“这里躺着宪章”，身后竖着的两个瓶子，分别写有“宗教之药”和“国家之药”的字样。

1828年出现的另一幅漫画（见图5.4），

图5.4 “神枪手”，《不幸的事件，或保守党的胜利》（1828年2月）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6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标题为《不幸的事件》或《保守党的大胜》，显示威灵顿被伦敦德里和其他两个人抬着。（威灵顿拿着一个“财政部钱箱”、一本《玉米法》、《军队预算》，一把写有“滑铁卢”字样的剑以及插着一根骨头的一把精美叉子，上面写着“旗舰统帅”——暗示他担任总理时放弃的所有职权。）其中一个轿夫对内森说：“敬爱的罗斯柴尔德先生，帮一把吧，他太沉了。”但是内森回答说：“不，不，我们不会去抬，他不是丹尼尔。”一个留着胡须的犹太人小声地说道：“不，不，照看好金钱。”陈旧的腐败和新式的腐败被刻画成同一枚政治硬币的两面。但是，在每幅漫画中，重点都会落在内森的犹太人特征上：有时，他的外国口音被夸大，有时他的外形被改变以适应“剧情”的需要——未被同化的移民。

唯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时期的漫画家很少因为将犹太人作为讽刺对象而遭到指责。《工党的大胜》中对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的刻画就比犹太人友好得多。爱尔兰人长着猿猴一样的脸孔，靠在一把铲子上，嘴里念着“如果他（威灵顿）向泥煤伸手，恶魔便会烧了它，这对贫穷的爱尔兰没有好处”；而长着鹰钩鼻、穿着传统方格裙的苏格兰人则声称：“我们希望他把钱花在红外套、马刺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上。”无论他们多么粗俗鄙陋，但仍然醒目地站在“纯洁的英国人”约翰牛的身边，而内森和犹太穷人则站在路的另一边。

从坎宁到威灵顿

有关隐藏在背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的各种说法有没有真实的成分？答案是：有的，尽管现实比罗斯柴尔德的批评者能够了解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已经看到，内森·罗斯柴尔德有很好的理由忠于赫里斯，后者对他的赏识给他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生意机会，而且对赫斯基森也富有敌意，这点与内森也有共同语言，内森一直反对赫斯基森的货币与商业政策。但是，另外一种政治因素解释了内森对赫里斯缺乏同情（乍看起来有些令人困惑）的原因。当听到自己的老朋友遭受挫折的消息时，内森并未在意，他对卡尔说：“我们的朋友赫里斯非常愤怒，因为他只得到一个非常差的工作。他很愤怒，但是我帮不了他。他必须抱有耐心，或许他将来能得到另外一个工作。”实际上，让内森产生兴趣和感到高兴的事，乃是威灵顿公爵当上了首相。

漫画家影射内森试图贿赂威灵顿或拒绝支持他的政府，其实与事实有些偏差。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威灵顿取得滑铁卢战役胜利后就一直在讨好他（当然，这与他们大力资助威灵顿的行动有关）；更重要的是，威灵顿所描画的英国外交政策相比起他的前任坎宁，更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

乔治·坎宁与他的前任卡斯尔雷一样，对“重塑”欧洲的理念笃信不疑。两者的区别在于坎宁寻求英国利益，而不再过多地考虑其他大国的利益的决心。正如他著名的言论所阐明的那样：“相对于欧洲，我应该不时地弄懂英格兰。”他特别指出，不愿考虑“任何其他政府的愿望，或其他人的利益，除非那些愿望、那些感觉出于利益的考虑，也可能与英国的正当利益相一致。”这也解释了英国拒绝制裁法国远征西班牙的原因所在，他的反应仅仅是强烈呼吁支持葡萄牙的中立，以及承认拉丁美洲一些地方脱离西班牙，成为独立国家。这些并没有威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他们在西班牙问题上成功地脚踩两只船，两头获利。但是在坎宁在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他短暂担任首相（1827年4月到8月）的几个月里——他采取了一些非常大胆的举措，很大程度上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敲响了警钟。

在利物浦去世前，坎宁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关系就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詹姆斯1826年11月说：“依靠这样一个坎宁将是致命的罪过。”这种感觉也是相互的：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在巴黎的坎宁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一个重要演讲的所有细节，比英国大使馆早了整整12个小时，他愤怒地写信给英国大使说：

我在星期六经过时，你必须安排好当天所有的开支。“上帝！这样的情形！没有什么直接来自巴黎！可能它只是罗斯柴尔德的一个诡计。”这些都是今天早上的一些想法……我希望你与巴黎的外交官多联系，这样能够阻止罗斯柴尔德在你之前获得官方的文件（面对新闻你无能为力）。

正是由于这个不怎么友好的人将要出任首相，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到十分恐慌。詹姆斯立即预测说，“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将遇到非常严重的危机”，在巴黎的“商业活动也将完全停止”。1826年12月，“为了捍卫以及保全一个盟友的独立”，坎宁派兵前往葡萄牙，支持年轻的葡萄牙女王玛丽亚，她的王位当时受到了叔叔多姆·米格尔的威胁。因为米格尔支持西班牙的反动波旁王室政权，因而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这使得英法新的对峙成为可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第一次体会到大国之间保持和平对他们的利益是何等的重要。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战争那样摧毁他们以及他们客户手中持有的统一公债、法国公债和任何一种证券。尽管维莱勒在11月向詹姆斯保证：“我不会犯傻，英国和法国决不会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开战。”但詹姆斯一直担心坎宁的态度，他决定危机平息前“冷眼旁观”（这就是不做大的买卖）。坎宁被任命为首相后，再次引发了英法因葡萄牙问题发生冲突的担忧。罗斯柴尔德兄弟认为坎宁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可能会导致血腥的内战。在很早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决定支持多姆·米格尔，尽管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

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忧坎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希腊问题上反土耳其（亲俄罗斯）的政策。1826年时，希腊摩尔达维亚、伯罗奔尼撒和迈索隆吉翁地区爆发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大部分被埃及王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迈海迈特·阿里的儿子）镇压。在梅特涅看来，这完全是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又一个威胁到现状的火苗被扑灭。但是，英国和法国境内同情希腊的人却被拜伦在迈索隆吉翁地区的战死以及土耳其人的残酷所激怒，高声疾呼进行某种干预。更为严重的是，尼古拉一世即位成为沙皇之后，俄罗斯在这个地区传统的野心也重新复活。为了避免俄罗斯以支持希腊的名义进行单方面干预行动，坎宁在1826年4月将极不情愿的威灵顿派去了圣彼得堡，以谋求达成英俄联手的政策。协议的达成使得俄罗斯在摩尔达维亚地区畅行无阻，两国同意对土耳其人提出一些条件——如果有必要，逼迫其接受——以保证希腊保留自己的政府；这一政策维莱勒在1827年7月也表示赞同。最终的结果是，1827年秋天，一支联合舰队被派往东地中海，并且在纳瓦里诺给了奥斯曼军队致命的一击。

但是，维莱勒自己也承认，“火炮的隆隆声对金钱来说是个噩耗”；并且，与坎宁威胁在葡萄牙问题上开战一样，维莱勒答应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联合军事行动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到心慌。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倾向于支持梅特涅亲土耳其的政策，即便1825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提供贷款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其二，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自康克林成为财政大臣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康克林当时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22年给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毫无用处”。

所有这些情况解释了威灵顿在1828年成为首相时，内森开心的各种原因；众所周知的是，威灵顿并不认同坎宁的外交政策，他与英王持有相同的观点，即坎宁反对英国的“古老盟友”土耳其皇帝的政策，使他成为了沙皇手中的一颗棋子。“统一公债的价格因为我们（新）的大臣们而上升。”内森兴奋地向卡尔报告说：“感谢上帝，我们有好消息了，俄罗斯（在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前）只能等待，在威灵顿的领导下，每个人都会寻求和平，我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的国王在发言中所讲的没有别的，只有和平将伴随我们。”

当阿巴斯诺特夫人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问内森“伦敦人如何看待公爵”时，内森说他们对他有无限的信心。在威灵顿随后的两年半的首相任期中，那种无限的信心转化成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强劲财政支持，而威灵顿的外交政策与坎宁截然不同。内森不仅自己在1828年（100万英镑）和1829年（300万英镑）购买了大量的国库券；他还在“英国政府的担保下”向多姆·米格尔提供了5万英镑，使他能够确保自己摄政王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也给米格尔的兄弟巴西国王佩德罗提供了76.9万英镑的贷款，帮助他稳定巴西的财政；当时巴西仍未从1825年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中走出来。

可想而知，这种有些混乱的政策对讽刺诗人来说多多益善。我们已经看过1828年多幅提及“唐·米格尔的金钱”的漫画。巴西的财政困局也被描绘进了漫画《叫喊与哭泣》中，它讽刺的是1823年早些时候佩德罗未履行偿还贷款义务的事情（见图5.5）。

图5.5 “神枪手”，《呼喊与哭泣；两个恶棍之间的“约翰牛”，警察们叫嚷着把他从扒手堆中解救出来，献给持有外国债券的大众》（1829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1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画中，内森正向佩德罗建议不要归还英国债券持有人——被画成了趴在地上的“约翰牛”——应得的钱。“如果你给了他们，他们还会要更多的钱。”内森对佩德罗说，“而现在做到这点并不方便。”魔鬼在内森的耳边说：“告诉他将这个称作是政治便利——你知道‘约翰牛’多么容易被骗。”

当俄罗斯在1828年转而反对土耳其时（出乎内森的意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坚定地支持威灵顿。俄罗斯获得贷款的要求遭到婉言拒绝，这让梅特涅很高兴；兄弟几个仍然希望俄罗斯军队在整个行动中遭遇失败。但是，让他们感到懊恼的是，俄罗斯最终战胜了，并且按照《阿德里安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1829年9月签订），还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赔款，罗斯柴尔德家族急忙提供了服务，使得赔款顺利支付。他们在这件事中唯一的忧虑就是威灵顿可能会感到被迫要介入反对俄罗斯的活动中。与葡萄牙的问题类似，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变得非常反战，内森在信中着重与萨洛蒙说了这一点：

这里有一些人希望我们（指英国）与（俄罗斯大使）列文发生争吵……并希望我们向俄罗斯表达愤怒的信息……我必须告诉你，威灵顿和皮尔并不想与俄罗斯发生争执，但是最后，我们将被迫开战。我不支持爆发冲突，我们必须寻求保持和平。争执有什么好处？俄罗斯人做得过分了，世界将迁怒于我们，并会说：你们12个月前怎么不采取行动？如果英国现在说，是的，我们很愤怒，我们想开战；奥地利和法国将会说，我们，袖手旁观——他们会置我们于不顾，我们将孤身奋战。我去见了威灵顿，祝贺他维持了和平。他说：“和平还没有到来，它还没有得到核准。”对俄罗斯人的和平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满。但是内阁到目前为止仍决定保持冷静，不会向俄罗斯做出任何表示，静观其变。

詹姆斯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和平主义的理性：“如果英国急切地想利用土耳其事件攻击俄罗斯，那么我能向你保证，我们的生意额至少将下跌5%。另一方面，如果维持和平，那么我们的生意就能改善一点。”国际环境的和平局面与债券市场稳定之间的联系将成为今后10年罗斯柴尔德政策的第一条原则。

系列影响

不仅仅是因为彼此的外交政策观点相近让罗斯柴尔德兄弟拉近了与威灵顿、梅特涅等政治家的距离。19世纪20年代的“阴谋论者”认为，各自的私人财产利益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基本反映了客观事实。

我们也已看到，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从银行家那里得到好处——从投资提示到赤裸裸的贿赂——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艾克斯拉沙佩勒议会，正是因为巴林将他获得的法国赔款债券卖给了大多数大臣，才使得当市场意外崩溃时，他们如此急切地推迟了贷款所需现金的支付。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擅长玩同样的游戏。实际上，阿姆谢尔“听从了别人的看法，即犹太人必须靠贿赂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异教徒在这点上更有优势”。比如，在1818年，法兰克福分部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向普鲁士提供新贷款的业务不仅分给了法兰克福的其他银行家，如贝特曼和贡塔德，同时也分给了早已被人忘却的老合伙人布德鲁斯，此外还有奥地利驻联邦议院的代表布奥尔公爵以及外交使团的其他一些成员。在巴黎，政治圈里的人得到了普鲁士的债券，包括著名的外交家塔列朗。

另一种通过金融方式获得政治影响力的途径是借钱给这些人。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最有名的借贷人就是路易十八；1814年，为了支付他回到法国所需的各种费用，内森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向他提供了20万英镑。但是，此举并没有让内森得到波旁王室的青睐，因为他坚持要求在3年后收取利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世纪20年代，提供给奥尔良公爵的贷款（后来的路易·菲利普）是一个更为长期的投资，这些贷款在随后的10年里收到了大量的红利。普鲁士获得贷款的人包括哈登贝格王子的女婿。更多的诸如活期存款账户等也提供给了其他普鲁士官员——包括驻伦敦大使威廉·冯·洪堡以及在1818年贷款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罗特尔。但是，由于这些账户提供了很高的透支额度，使得它们的作用类似于贷款。卡罗琳·冯·洪堡介绍罗特尔给萨洛蒙认识，后者直截了当地问：“他在金钱事务方面对我是否有用，也就是说他的财富是否由我支配。”

最后，当一个更为精细的方法似乎更合适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给那些想要讨好、拉拢的人送礼。对此，卡尔曾说过，“当一个人去拜访大人物时，必须带点什么，要么是谈资，要么是其他一些东西。”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对艺术品以及自然珍奇物品的收藏喜好，根源便是在此，几兄弟也以自己能够为那些看惯了奇珍异宝的达官贵族带来惊奇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因内森进入英国市场的便利而拥有了优势，这个市场当时由于英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和制造业的发达而成为世界最好的市场。比如，1816年，内森给阿姆谢尔寄了两只龟，他建议将其中一只送给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威廉。（它们到达时已经死亡，阿姆谢尔把他们制成了标本，当做礼物送给了威廉。）他的兄弟要求送给未来客户的礼物包括送给选帝侯的珠宝匣子，送给一位女士的一匹马，以及送给“一个帮过我们的人一副雕刻精美、用象牙做柄的刀叉”。

第一个从自己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良好关系中得到实惠的英国官员，正如我们前文看到的，是赫里斯。尽管他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战争期间的业务活动中涉及的个人利益到底有多大，我们无从查起，但是他是大多数战后贷款，如1817年给巴黎市政府贷款的固定参与者。萨洛蒙曾说，赫里斯，“你那里的布德鲁斯”，是“那些重要人物中的一员，他的帮助至关重要”。另外一个人是斯图尔特勋爵，他是卡斯尔雷的兄弟，滑铁卢战役后英国驻巴黎的代表。1817年10月，他首先要求萨洛蒙和詹姆斯“为他投机法国公债”，然后又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他喜欢赌博”，萨洛蒙报告说，“于是我让他分享了一部分生意……大概是5万法郎的公债。”正是这件事让萨洛蒙想起了父亲的教诲，“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成为一个犹太人的伙伴，那么他就属于这个犹太人了。”当斯图尔特因自己在英国的事务向他们寻求协助时，萨洛蒙督促内森伸出援手：“我们必须一直满足这位大臣的愿望，因为他在这里意味着一切，他帮助我们获得了贷款业务、法国赔款的偿还以及其他所有东西，而他是一位英国大臣。”

20年后，詹姆斯给首相墨尔本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时任英国驻维也纳大使）一些投资提示。“兰姆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詹姆斯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告诉他，如果他发现法国公债的价格在那边上升时，我会替他购买2.4万法郎的公债，以便卖出赚取利润，他目前在伦敦的账户里有3万英镑。”直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的官员包括财政部大臣乔治·哈里森和查尔斯·阿巴斯诺特：前者在1825年借了3 000英镑，后者则是前者借款额的4倍。

要强调的是，这类关系自身并不违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正当的权利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提供金融服务。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私下里承认，“贿赂”是他们与阿巴斯诺特以及大量外国官员，如俄罗斯人热尔韦之间关系的一大特色。而且，发生在赫里斯身上的事情表明，媒体对腐败现象的指责能够给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带来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尽管这类政治交易最终在1828年曝光，但罗斯柴尔德兄弟在之前的10年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第一次开始担心与赫里斯在战争期间来往的账目可能躲不过议会的严格审查。

在这样的背景下，威灵顿公爵曾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服务也不足为奇。事实上，正是斯图尔特正式将威灵顿介绍给了萨洛蒙和詹姆斯。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于金融方面：1825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幸运地通过议会审查，说明威灵顿对给他提供的透支账户使用得不多（否则就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但在萨洛蒙眼里，“威灵顿银行家”的名头确实大有用处：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荣耀……你或许可以说：“荣耀重要吗？它又不是金钱。”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告诉你，现在我对荣耀的看重胜过金钱。一个人对金钱的使用不外乎（利用它的收益）享受美食，我们有足够吃的东西了。而且没有荣耀的话，食不甘味。威灵顿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国王。

仅仅两个月后，詹姆斯已经开始鼓吹他对威灵顿的影响力，他已经给公爵“提供了许多东西”。

但是，威灵顿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向其“提供东西”的最高级英国政治人物。我们能够意外地发现，在乔治四世继位前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对他的财政事务产生了兴趣。最早提到“乔治王子那里来的汇票面值为15万古尔登”的文件是迈耶·阿姆谢尔经手的，日期是1805年。两年后，这些被记入迈耶·阿姆谢尔早期的资产负债表里，当时的数字经过削减隐瞒处理，仅仅为127 784古尔登——尽管这个数字迈耶·阿姆谢尔也怀疑是不是记多了。不过，即便成为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乔治也被认为是唯一不可靠的债务人。迈耶·阿姆谢尔当时只是曼彻斯特一个不出名纺织品贸易商的父亲，他是如何得到英国摄政王的汇票的？最可能的答案是他从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威廉那里买到的，威廉在18世纪90年代给乔治三世提供了大量贷款。10年之后，内森作为银行家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后，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们试图利用借给皇室的钱将内森变为英国的“御用银行家”。当时，摄政王欠他们10.9万英镑，约克公爵欠5.5万英镑，克拉伦斯公爵欠2万英镑，皇室总共欠罗斯柴尔德家族18.4万英镑。但只有摄政王曾经为自己的贷款付过一点利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选帝侯威廉的助手经过冗长的谈判后——尽管布德鲁斯反对——成功地买下了这些债务，获得了与其总额相等的统一公债（面值）。表面上，他们吃了亏，但实际上，这是一笔颇有远见的投资——也是内森另一个“灵光一闪”的杰作。萨洛蒙曾评价此举说：“这让我成为一个实力超群的人。”“英国所有东西都有幸运伴随，”他开心地说道，“每个接触到他们的东西也都变得同样幸运。这对我们选帝侯的宫廷也是一样，英国皇室与卡塞尔王室相处融洽。”

皇室的这些债务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将内森变成了摄政王的债主，而且也让他与负责管理未来国王财务的官员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且不仅仅是摄政王的财政事务：1817年底，内森让萨洛蒙和詹姆斯搜集信息，以便为一个叫做“米兰委员会”的组织提供帮助，这个委员会负责搜集对摄政王妻子——不伦瑞克公主卡罗琳不利的证据，当时摄政王下定决心与其离婚。1822年，就在乔治刚刚继位后，内森就给他安排了一笔5万英镑的贷款，新国王用汉诺威资产的收益作为担保。一年后，乔治又要求得到12.5万英镑的贷款。差不多这个时候，内森与威廉·奈顿爵士建立了联系，尽管当时贷款谈判的关键人物是乔治·哈里森；奈顿向国王保证，内森“在所有与这起交易中的事情上，对陛下您绝对的忠诚”。我们也看到，哈里森本人在不久之后也从内森那里借了几千英镑。

乔治四世也不是皇室里在19世纪20年代唯一向内森借钱的人。例如，1824年，内森借给了约克公爵1万英镑，抵押品是一些珠宝，并免费送给他100股联合保险公司的股票。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将目光投向了皇室的下一代。1816年，摄政王唯一的孩子夏洛特公主与德国一个小公国的王子（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弗朗西斯·弗雷德里克的儿子）订婚；罗斯柴尔德兄弟立刻意识到了利奥波德潜在的重要性（毕竟他的岳父年过50，而且贪图享乐）。卡尔前往英国参加婚礼，在经过法兰克福时，他就已经打好了算盘：“我们去拜访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给他开了一张可以在你那里兑现的700英镑汇票和一张信用证……他打算购买珠宝。请你给他提供服务。”内森自然无须进一步地敦促。4月，他被委以重任，负责递送利奥波德的私人信件至德国，到8月时，一笔1万古尔登的贷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正是因为内森在讨好利奥波德方面费了不少心机，我们才能理解兄弟几个在第二年5月听到夏洛特公主去世消息时，他们的反应为何那么超乎寻常。夏洛特的死很明显打碎了利奥波德继承英国王位的希望。“我们今天不能全部给你写信，”萨洛蒙写信跟内森说：

因为那起灾难——夏洛特公主的去世让人心碎。我们不知所措，我现在还不敢相信那个高贵的女子去世了。我们在星期六下午5时接到了这个噩耗，当时正在与巴林商讨另一宗百万英镑的法国公债生意，我们与他协商好，星期天给他最后答案……但是当他星期天索要答复时，我们还是如此的惊恐。我们告诉他，此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太迷茫了。非常不幸，我们遭遇了可怕的损失，亲爱的内森，太可怕了，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都碎了……有关生意的事我什么都写不了。我们所做的也不多。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荣耀一钱不值，我们只是凡间的尘埃。一个人应该放弃他的高傲……他不应该让自己相信任何东西，我们只是泥土和尘埃。这件不幸的事件，它把我伤得很厉害。

“相信我，”萨洛蒙两天后又说，“我太过惊恐，自那之后我没有任何胃口。我的胃好像萎缩了，关节一直疼痛。”萨洛蒙认为内森也被夏洛特去世的消息“击倒了”。但是兄弟几个很快就从悲痛中摆脱了出来。“没人可以不朽，”萨洛蒙说，“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悲痛……不幸的是，我们的痛苦和悲伤不能挽回她的生命。”

另外一家银行一直试图结束利奥波德的高贵身份，因为此时他只是一个鳏夫。萨洛蒙敦促内森采取措施支持利奥波德：“按照英国报纸的说法，科堡王子将留在英国，并且仍将是那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应该给这个正经历痛苦的人提供比之前更多的友善。”这一席话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内森后来不仅为利奥波德安排了人寿保险，而且也为他的父亲安排了一份，卡尔也在1826年欣然地将他在那不勒斯的别墅让给了利奥波德。

这一切将被证明是一种极为精明的策略。这些年中，内森与詹姆斯所称的“你的科堡”之间建立的关系将被证明是最为持久的，也是一种双赢的关系。一名反对罗斯柴尔德的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毫不费力地就指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庞大的德国家族都将在19世纪中从低微走向荣耀。两个家族的关系实际上几乎是一种共生关系。法兰克福分行在1837~1842年间借给萨克森–科堡家族的350万古尔登，这还只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更具重要性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给那些离开科堡到别处寻求王位的家庭成员提供支持。

而且，夏洛特公主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没有对英国皇室继承问题失去兴趣。当摄政王的弟弟肯特公爵前往德国迎娶萨克森–科堡的维多利亚时，他随身带了一张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能够兑换的信用证。这桩婚姻为肯特公爵带来了一个女儿：维多利亚，她立刻成为了王位的顺位继承人。内森急忙向“骄傲的父亲”提供了财务建议和独一无二的信使服务。1823年，他还向莱宁根王子、肯特公爵夫人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提供了一笔大额贷款（40万古尔登），偶尔也向公爵夫人在萨克森–科堡的兄弟费迪南德转交一些钱。

但是，即便英国皇室，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客户和“朋友”。历史学家大多也持相同的看法，因为这一时期，欧洲政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英国主宰，而是由奥地利掌控。我们也知道，1809~1848年期间，制定奥地利各项政策的人是梅特涅，而他同样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服务。实际上，梅特涅与萨洛蒙·罗斯柴尔德之间建立的关系可以被看做是后来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关系的原型——梅特涅理智地觉察到自己与他的银行家走得太近，而俾斯麦则没有。

尽管他出生于摩泽尔山谷的贵族家庭，但威尼堡王子克莱门斯·文策勒·内波穆克·洛塔尔·冯·梅特涅在其冗长的政治生涯中，大多数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他与阿姆谢尔以及卡尔首次碰面——1815年巴黎的和平谈判中——之后不到一年，就提出借贷30万古尔登的要求。梅特涅当时已经被证明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得力盟友，他给他们提供了巴黎的政治消息，支持并确保他们获得奥地利金融业务，而且很显然，对他们在法兰克福开展的犹太人解放运动也给予了同情。他此时提出的建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他10万古尔登，另外向其他投资者出售20万古尔登的5%利率债券，所有这些都以奥地利国王刚给他的、位于约翰尼斯堡的房产作抵押。但是，卡尔不愿意向某一个人借出如此多的钱，不管自己多富有，但一想到之前借给威尼堡王子贷款的最终结果，卡尔心里就犯嘀咕。尽管梅特涅继续证明着自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支持罗斯柴尔德兄弟希望得到爵位和领事身份的要求——但是兄弟几个在这个阶段只愿意提供例行的银行服务，偶尔送一些礼物，如内森在1821年送给梅特涅的韦奇伍德装饰陶瓷。

这年的10月，梅特涅与他的情妇多萝西利芬公主一起，第一次公开地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殷勤款待，他与阿姆谢尔“一起喝汤”。这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一个支持法兰克福犹太人社区的姿态，当时公民权的冲突正处于最高潮的阶段。不到一年时间，梅特涅收到了回报：一笔90万古尔登的贷款，而贷款批准的6天后，罗斯柴尔德兄弟被奥地利国王授予了“男爵”称号。这笔贷款为梅特涅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谊”加上了封印。1823年在维罗纳，萨洛蒙为梅特涅提供了他个人消费所需的现金。两年后在巴黎，詹姆斯也盛情接待了梅特涅，用丰盛的晚宴款待了“神圣同盟的代表们”，这件事也成为法国媒体追逐的焦点。报纸嘲讽地评论道：

这样一来，黄金的力量调和了各个级别的人物和所有的宗教信仰。我们这个时代古怪的奇观之一，便是以上帝耶稣的名义成立的神圣同盟，其代表们出席了一个犹太人举办的宴会，而当天会议上讨论是恰恰是那些亵渎上帝的法令。

一年后，詹姆斯出现在另一个同样盛大的晚宴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梅特涅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服务，用来传递重要的信件。从这之后，他和萨洛蒙定期分享政治消息，梅特涅给萨洛蒙提供奥地利政府的计划，萨洛蒙回报以他从兄弟那里得来的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消息。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向梅特涅——或“叔叔”，他们经常这样称呼他——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梅特涅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间接、谨慎地传递给其他政府。

所有这些也都成为戴维·帕里什自杀前尖刻谴责的对象。帕里什向梅特涅抱怨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比我更懂得如何把你拉进他们的利益圈”，并懂得如何获得“你的特别保护”。他在写给萨洛蒙的信中坚称，正是梅特涅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新式联盟”摧毁了他。“在梅特涅王子的保护下，你们成功地独自获得大量交易，而我本应在这些交易中占有重要的份额。”如果萨洛蒙给他提供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贷款当中的一定份额，他可能就能够拯救普里斯公司了。“但是你却发现在公债生意上与王子达成协议更容易，也更有优势，这样一来也能将他完全拉到你那一边。”

尽管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待帕里什的指责，但他所指的梅特涅与萨洛蒙·罗斯柴尔德之间的联盟很大一部分是真实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佐证，最近在莫斯科发现了一个银质箱子，里面放的是萨洛蒙保存的梅特涅的账目以及个人财务信件。这些长久以来一直失踪的银行报表显示，1825~1826年之间，梅特涅偿还了大部分1822年的贷款。但是，还没等到贷款全部还清，另一笔104万古尔登（11万英镑）的贷款又借给了他，其中一半贷款，梅特涅用来购买位于普拉斯的房产，其余部分他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提取。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萨洛蒙保留了3.5万古尔登梅特涅发行、用于购买房产的价值3.5万古尔登的无记名债券，在表里，之前梅特涅还有1.5万古尔登的贷款没还清。在随后的两年里，梅特涅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个人债务增加到近7万古尔登。此外，法兰克福分行还向梅特涅的儿子维克托提供了11.7万古尔登。当梅特涅在1831年再婚时，萨洛蒙在他身边帮助解决他第三任妻子梅兰妮·泽齐·法拉瑞斯的财务困难。

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也不仅仅是贷款和透支账户。“我们朋友萨洛蒙的忠诚经常打动我。”梅兰妮公主1841年5月在日记中评价说，当时萨洛蒙给他们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房子送了一头美洲鹿。几个月后，她又描述了一次拜访：“萨洛蒙和詹姆斯、他们的侄子安东尼、萨洛蒙的儿子，还有阿姆谢尔都来了。阿姆谢尔盛情邀请我们下周二在法兰克福与他共进晚餐。詹姆斯从巴黎给我带来了一个漂亮的珍珠母和一个装满糖果的铜箱，都十分珍贵。”1843年圣诞节，萨洛蒙拜访了在伊施尔的梅特涅家族，“给梅特涅的孩子带去了非常令人开心的东西，比如劝说他们的母亲与孩子玩耍”。

梅特涅也不是唯一将自己的私人财务交给萨洛蒙处理的奥地利知名人物。1821年，在一起经典的利用内部信息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中，奥地利高级军官冯·沃尔措根将军要求萨洛蒙以他的名义购买10万古尔登的奥地利公债。这次交易给萨洛蒙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他能够得到一个高级军官对奥地利和意大利进行军事干预的冷静看法：

我的推测如下：它要么维持冷静，要么将变得火热。第一种情况下，奥地利公债价格将立刻飙升。如果第二种情况出现，那么军队就可能进入那不勒斯，公债价格同样会上升……如果继续维持和平，可以预期公债价格将会出现新高。唯一的问题是现在买进还是等到宣战之后。我倾向于立刻买进……但是我让您自己决定，如果您认为时机不是太好的话，那么就不用立刻买进。

在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账目上出现的其他政治人物包括施塔迪翁和著名外交家阿波尼，此外还包括了奥匈贵族阶层最重要的家族。这些家族当中，艾什泰哈齐家族以其在匈牙利大量的地产，以及与更为富有的图尔恩·翁德·塔克西斯家族之间的联系，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重要也最为麻烦的伙伴。艾什泰哈齐家族经常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从1820年的1万英镑上涨为1822年的30万古尔登。3年后，萨洛蒙与维也纳两家顶级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和Arnstein & Eskeles以及Simon G. Sina携手发行650万古尔登的贷款（6%利率）。这笔贷款以艾什泰哈齐王子的房产作为抵押，也“绝对将重新排序”这个家族的财产实力。但是，随后几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艾什泰哈齐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伦敦和维也纳的账户仍然处于透支状态：1825年在伦敦透支了2.8万英镑，3年后在维也纳透支了2 300古尔登。到1831年时，财务状况的恶化让艾什泰哈齐（通过梅特涅）接触到萨洛蒙，再次寻求获得贷款。尽管萨洛蒙有些迟疑，在1832年维也纳账户上，艾什泰哈齐的债务总额还是达到了82.7万古尔登；3年后，债务总额更为庞大。当艾什泰哈齐的儿子保罗1836年继承了他的家业后，萨洛蒙和希瑙联合发行了700万古尔登的彩票贷款，用于稳定艾什泰哈齐家族的财政状况。8年后，又提供了另一笔贷款（640万古尔登）——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希瑙在19世纪40年代向贵族发行的一系列贷款之一。所以，艾什泰哈齐向其他人说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时总是有些谄媚”就不足为奇了。与梅特涅之间的关系表明，金融联系与社会以及政治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在伦敦，当时担任奥地利大使的艾什泰哈齐定期与内森共进晚餐，并且通过内森的信使接收来自梅特涅的信件。在维也纳，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紧密，1822年，甚至有媒体报道说，艾什泰哈齐已经说服萨洛蒙放弃了犹太教。

为具有影响力但是贪图享乐的人物，如梅特涅和艾什泰哈齐，提供信用和金融便利的策略，是一种获得政治友善和“友谊”的高效途径。这个时期所有的私人财务关系中，萨洛蒙与梅特涅秘书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关系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根茨是一个聪明、保守而且贪图贿赂的作家——相当于走入歧途的埃德蒙·伯克——根茨在结识罗斯柴尔德家族前，就已经利用自己在维也纳的影响力为自己换取金钱。实际上，根茨曾经将戴维·帕里什视为“基督徒商业阶层当中的斗牛士，最闪亮的明珠”——这个看法与帕里什在1818年奥地利贷款业务中给他提供的10万古尔登不无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花费多长的时间便俘获了根茨“变幻无常”的忠诚。他和卡尔及萨洛蒙在法兰克福第一次碰面之后，1818年几个人再次在艾克斯碰面。10月27日，根茨在日记中写道，萨洛蒙给了他800通用金币，可能是对英国股票的一桩成功投机的收益。几天后，日记里提到，“与几兄弟进行了愉快的金融交易”。根茨很快就定期拜访他的新朋友，他们赚钱的能力深深打动了他。从那之后，他与萨洛蒙有定期的商业交易；1820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桩较小的交易，1821年在莱巴赫获得一小笔贷款，同年获得那不勒斯贷款中的一个份额，这让他每年进账5 000古尔登。他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中重复提及，与萨洛蒙“进行了非常愉快的沟通”；与他达成了“重要的财政安排”；通过早餐“建立了真正的友谊”；“与杰出的罗斯柴尔德进行了颇受欢迎的金融交易”。这一模式一直持续了10年。1829年，萨洛蒙“以最快的速度”借给根茨2 000古尔登，使得他欠萨洛蒙以及其他银行家的债务超过了3万古尔登。对根茨来说，这些贷款只被看做是“捐款”。实际上，根据一个账目所显示的，萨洛蒙最终以每年给根茨提供家务费的形式冲销了那些债务，不过，这也没能阻止根茨再次向萨洛蒙要求另一笔4 500古尔登的贷款，最终萨洛蒙给了他500古尔登，帮他渡过了难关。

根茨也为自己获得的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服务：比如，提供消息以及与梅特涅接触的便利。此外，他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首次公关战的幕后主导者。当时，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正是不断增加的媒体负面评论的攻击目标，根茨这样经验丰富、政治影响力巨大的作家无疑是个有用的盟友。

1821年，根茨两次写信给《汇报》编辑，对该报法兰克福记者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文章表达了不满。“对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不断攻击，”他说道，“一直没有停息，有时肆无忌惮，奥地利政府不得不加以告诫，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政府正在与那家银行就重要的金融事务进行磋商。”面临在奥地利境内遭封杀的威胁，报纸编辑被迫“承诺在将来不再接受任何与奥地利政府证券有关的报道，或任何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消息（至少那些影响其与奥地利关系的消息）”。当萨洛蒙1822年听到自己被俄罗斯授予勋章的消息时，他立刻要求根茨在报纸上安排一则报道。4年后，在萨洛蒙的要求下，根茨自己给报纸写了一篇文章，首次书写罗斯柴尔德家族“官方”版本的历史——或者，按照他的说法，试图“简短地，但我希望能够完全地阐明这个家族伟大的现象”。在根茨向萨洛蒙的一个高级秘书读了自己所写的文章后，他从萨洛蒙那里获得了“实在的报酬”，文章发表在布罗克豪斯出版社的《百科全书》中。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次试图对普遍抱有敌意的媒体施加影响，此后此类举动数不胜数。1831年，随着根茨影响力的消逝，萨洛蒙开始拉拢讽刺诗人扎菲尔，希望他能成为“亲奥地利”——其寓意乃是“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评论家。

钱生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复辟时代重要人物建立的私人财务关系网络，其证据从这个时期起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时期以及此后的阴谋论者错误地理解了这种关系，他们将它们描绘成了罗斯柴尔德权势的关键因素。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腐败”网络中心的形象，在1830年后再度流行。但实际上，并不是贿赂、贷款以及其他他们提供给诸如梅特涅等人的好处，造就了他们1815年后在国际金融中的统治地位。真正的因素是他们超大规模而且精明的业务活动。

1822年，他们的老对手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从一个可信的消息来源那里得知，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声称，五兄弟的年度资产负债表上，净利润达到了600万古尔登。”他评价道：“英国有一句谚语特别适合描述这件事：‘钱生钱。’鉴于他们的勤奋和良好判断，我们能够预料到他们的生意仍将蓬勃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如此，因为这尊雕像的倒塌将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此时，公司账目中的证据足以证实这种判断。

1815年，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与伦敦分行的资产总额接近50万英镑。181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 772 000英镑，1825年为4 082 000英镑，而在1828年变成了43 330 333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实力最接近他们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同一时期的数据为，1815年374 365英镑，1818年429 328英镑，7年后的数字变成了452 654英镑，而1828年则锐减到309 803英镑。换句话说，巴林兄弟在1815年或多或少还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但在相同的时间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增长是他们主要竞争对手的10倍。当巴林兄弟的资金实际上已经减少时，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资金则每年以1/8的速度增长，这些都是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

对这种不一致现象的解释不仅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利润重新投入到生意里。而巴林兄弟当时常把利润分给合伙人（即便在银行遭遇亏损的年代也是如此），而不是集聚资金，两者之间的对比极为强烈。而且罗斯柴尔德兄弟在随后的岁月里也没有失去动力。1836年——几个合伙人碰面整合账目，更新兄弟间的合伙协议——资金总额上升到了6 007 707英镑。这些数字以及每个分行的利润证实，这段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仍以快速、持续的速度增长着。即便在相对艰难的1825~1828年间，巴黎分行独自获得的利润也达到了414 000英镑。而那不勒斯分行从1823~1829年期间的总利润为7 390 742通用金币（约合924 000英镑）。

这些数字说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主导地位，可能唯一让人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们还没真正“主导”。1818~1832年期间，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伦敦获得26笔外国贷款中的7笔，占其总额38%（价值为3 760万英镑）。这是最接近他们的对手B·A·戈尔德施密特所获得份额的两倍多。此外，公司内部的人透露，这个数字可能少算了：按照艾尔的说法，内森在这段时期发行的贷款（债券）面值实际上达到了8 600万英镑。法兰克福分行在这一时期发放的贷款（债券）总额为2 800万古尔登（约合250万英镑）。在巴黎，詹姆斯几乎垄断了法国政府的财政，1823~1847年间，共发行了7批贷款（债券），面值总额为15亿法郎（约合6 000万英镑）。

所以法国记者亚历山大·威尔回顾1844年时所说的话并非夸大之词，他说：

罗斯柴尔德银行只是一种国家方针的必然产物，这种方针自1815年起就统治着整个欧洲，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出现，也会有别的银行承担起这个角色……是这种统治着整个欧洲的体制，创造了罗斯柴尔德银行，也提升了它……罗斯柴尔德控制并掌管着股票交易所和所有内阁……

当然，这仍是一种宿命论。19世纪20年代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统治欧洲国家的“方针”几近于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也很难想象任何同时代的人能够轻易地取代他们。但是威尔比黎塞留更接近于事实的核心，如果说在19世纪20年代存在第6支力量的话，那么它不再是巴林兄弟，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他们周围的呼喊和哭泣声如此嘈杂也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