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虽然写作是一项个人行为，但是图书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我要对下列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阿姆斯特丹历史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孟菲斯棉花交易所棉花博物馆、海牙荷兰国家档案馆、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立博物馆、佛罗伦萨市档案馆美第奇档案室、爱丁堡苏格兰国家档案馆、威尼斯国家图书馆、伦敦罗斯柴尔德档案馆，以及爱丁堡苏格兰遗孀档案馆。一些学者和馆员对我的援助请求给予了慷慨回应。我特别要感谢梅兰尼·阿斯佩、特立斯拉姆·克拉克、弗洛伦斯·格洛申、弗朗切斯科·桂第·布鲁斯科利、格雷格·拉姆博塞、瓦莱丽·莫尔、丽斯柏斯·特拉瑟、乔纳森·泰勒和罗德韦杰科·瓦格纳。此外，我还要感谢安德鲁尔·诺沃的宝贵研究援助。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同意接受采访的金融专家，他们是：多明戈·卡瓦略、约瑟夫·迪法塔、约翰·鄂力克、肯尼思·格里芬、威廉·格罗斯、何塞·皮涅拉、罗斯柴尔德勋爵、洛希尔勋爵、理查德·斯克鲁格斯、乔治·索罗斯、乔治·斯蒂文森、卡门·贝拉斯科、保罗·沃尔克、莎朗·沃特金斯和罗伯特·佐利克。在与摩根士丹利和GLG公司活动的参与者的非正式交谈中，我也获益匪浅。

这是在大西洋两岸出版的企鹅出版集团的图书。本书很荣幸在纽约由安·高朵芙首次编辑出版。伦敦的西蒙·温德确保了本书通俗易懂。作为文稿编辑，米切尔·帕格的工作极为出色。我也要感谢理查德·杜吉德、露丝·史汀生、罗斯·格莱舍、艾利斯·道森、海伦·弗雷泽、斯特凡·麦格拉思、露丝·平柯尼和佩内洛普·沃格勒。

和我最近出版的三本书一样，本书最早源于电视连续剧脚本。我要感谢英国电视四台的朱琏·贝拉米、拉尔夫·李、凯文·李戈，尤其要感谢哈米什·迈库拉。我们不时感受到的压力总是富有创新力的。纽约13频道的斯蒂芬·瑟伽勒一直是重要的支持者。我要特别感谢由巴巴拉·班梯沃里奥领导的纽约13频道筹款小组所做的一切努力。无论是电视连续剧的摄制还是图书的出版，都离不开中美国媒体组成的特别小组成员：我们独一无二的摄影师德瓦德·奥克马，研究员罗莎琳德·本特利，临时摄影师沃恩·马修斯，不时灵光闪现的保罗·派瑞与罗纳德·范·德·斯潘科，助理制片人乔安纳·波茨，著作经理维维恩·斯第勒，著作协调人夏洛特·威尔金斯——当然不能遗忘的还有她的前任海达·阿敕博德。至于我的同事梅兰妮·方和安德瑞·潘尼克，无须多言，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问世。

在诸多帮助我们摄制电视连续剧的人群中，一些“修理工”不辞辛苦地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塞尔希奥·巴利维、如德拉·巴纳吉、马蒂亚斯·日·萨·莫雷拉、马卡热纳·加利亚尔迪、劳伦斯·格兰特、胡安·哈灵顿、费尔南多·梅克伦堡、亚历山德拉·桑切斯、梯兹纳·唐塔罗、克哈里·特鲁普、塞巴斯田诺·温图罗和埃尔科·韦泽拉。我的朋友查理斯·威尔逊确保了我的著作没有丧失水准。

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安德鲁·怀利这样世界上最佳的著作代理商，还有在英国电视界享有盛誉的苏·艾顿公司。我还要感谢安德鲁·怀利在伦敦和纽约办事处的詹姆斯·普伦以及所有其他工作人员。

一些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慷慨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或参与讨论了一些关键问题。我要感谢拉维·阿布德拉、埃文·卡梅隆·瓦、理查·卡蒂、拉斐尔·迪特拉、穆罕默德·法·埃里安、本杰明·弗里德曼、布里吉特·格兰维勒、劳伦斯·克里寇夫、罗伯茨·里坦、乔治·马努斯、伊万·穆克赫杰、格雷格·毕特斯、理查德·罗伯茨、艾曼纽·罗曼、威廉·西尔伯、安德烈·斯特恩、劳伦斯·萨默斯、理查德·西拉、纳西姆·塔莱卜、彼得·泰明和詹姆斯·施。毋庸多言，我会独自承担所有有关事实与论述的错误。

我在研究和撰写本书时，个人变动较大。如果没有三家学术机构的理解和支持，本书不可能完成。我要感谢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院长与研究人员，感谢奥里尔学院院长与研究人员，还要感谢包德连图书馆馆员。我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约翰·雷森，感谢那里出色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杰夫·贝利士、威廉·波纳特、诺埃尔·克拉克、理查德·苏萨、西莱斯特·司徒、德博拉·范杜拉和丹·维赫尔米。提供帮助或鼓励完成这项工作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包括罗伯特·巴罗、史蒂芬·哈伯、阿尔文·拉布什卡和巴里·维恩格斯特。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哈佛大学同事。如果要单独感谢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每一位成员，需要花费太长时间，因此我这里写到的主要是那些直接促成这一项目的人员。查尔斯·梅尔一直是我灵感和友谊的源泉。吉姆·汉金斯为我在佛罗伦萨提供接待和帮助。我还要感谢戴维·阿米蒂奇、埃雷兹·马讷拉、厄聂斯特·梅和丹尼尔·萨金特（现在他去了伯克利），他们为跨学科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完备的世界史背景。安德鲁·哥顿和他的继任者詹姆斯·科洛番博格以特殊的技巧和灵活性管理历史系。没有珍妮特·哈特和她的工作人员，管理、研究和教学中的三个转盘至少有一个会坠毁。

在欧洲研究中心，我一直很幸运地与这里的研究人员相处并分享他们的思想，其中包括：戴维·布莱克伯恩、帕特里夏·克雷格、保罗·德族司、帕特里斯·黑格南特、斯坦利·霍夫曼、玛雅·加萨诺夫、卡缇阿纳·欧路克、安娜·波皮勒、桑迪·瑟勒斯基、辛迪·斯卡奇、米歇尔·韦策尔和丹尼尔·兹博拉特。

尤其要指出的是，我的哈佛商学院同事在2006~2007年期间对我的帮助。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感谢院长杰·莱特在我的困难时期对我如此宽容。我同样感谢国际经济机构企业与政府部门中所有成员，尤其是在我困难时，对我不时缺席的容忍，特别是理查德·威特以及拉维·阿布德拉、劳拉·阿尔法罗、迭戈·科明、阿瑟·达姆利奇、拉斐尔·迪特拉、凯瑟琳·杜根、拉克希米·莱尔、诺埃尔·莫雷尔、戴维·摩斯、阿尔杜·穆萨奇奥、福日斯特·莱因哈特、朱里奥·罗特姆博格、黛伯拉·斯帕、贡纳尔·特朗布尔、路易斯·威尔斯和埃瑞克·沃克。雅克·普勒瑞狄在行政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

我还要感谢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的史蒂芬·布罗姆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格拉哈姆·艾利森以及每一个人，经济史研讨会的克劳迪亚·戈尔丁和其他参加者，罗维尔舍院的多萝西·奥斯汀、黛安娜·厄克和其他所有的常客。

最后，我感谢查理士河两岸所有的学者。我从他们众多的研究论文中，以及与他们无数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对话中，汲取到了许多知识，使我在哈佛的研究工作如此充满乐趣。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的妻子苏珊为摆脱各种不幸而抗争。对于她以及我们的孩子费利克斯、芙蕾雅和拉克兰来说，我欠他们甚多，我希望我能回报他们。

剑桥，马萨诸塞州

2008年6月